引用本文： 牟志強, 楊粒, 陳勝燈, 李秋. γ-谷氨酰轉移酶與前白蛋白比值對肝細胞癌 根治性切除術后患者的預后預測價值：歷史性隊列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3, 30(3): 309-314. doi: 10.7507/1007-9424.202210038 復制
國際癌癥研究機構2021年的數據[1]顯示，原發性肝癌是全世界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患病率在所有癌癥中排第7位，但卻是造成癌癥患者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超過80%的原發性肝癌是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其發生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如病毒性肝炎、長期大量飲酒、脂肪肝、黃曲霉素等[2]。目前HCC的治療原則是以手術切除為主，輔以介入治療、藥物治療甚至肝移植[3]，盡管總體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HCC患者的生存時間，但由于HCC的高度異質性和高復發率導致患者遠期預后仍不佳[4]。因此，臨床上亟需新的指標來預測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的預后，從而為患者選擇個體化治療方案提供參考。有研究者[5]報道γ-谷氨酰轉移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γ-GT）和前白蛋白比值（γ-GT-to-prealbumin ratio，GPR）可用來評估不可手術切除HCC患者接受介入治療后的預后，其依據是：血清γ-GT是參與谷胱甘肽代謝和肝臟轉化功能的關鍵酶之一，而前白蛋白對反映肝臟合成功能和營養情況比白蛋白更敏感[6-7]。關于GPR用于可切除HCC患者根治性切除后的預后預測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探究了血清GPR的預后意義及它對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的預后預測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歷史性隊列研究，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并獲得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簡稱 “我院” ）倫理委員會審批，所有患者均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通過調取我院電子病歷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間行根治性手術切除的HCC患者。納入標準：① 術后病理檢查結果為HCC；② 接受根治性手術切除；③ 術前未接受介入、射頻消融、放化療等治療；④ 臨床及隨訪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混合型肝癌或轉移性肝癌患者；② 術后隨訪時間 ＜1個月或隨訪資料不完整者。
1.2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如年齡、性別；合并疾病如是否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肝硬化、門靜脈高壓；肝功能指標如γ-GT、前白蛋白（計算GPR）、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白蛋白（albumin，ALB）、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腫瘤標志物如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肝功能Child-Pugh分級；乙型肝炎（簡稱 “乙肝” ）表面抗原；腫瘤情況：腫瘤大小（指腫瘤直徑）、腫瘤數目、腫瘤分化程度、中國肝癌分期方案（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分期；手術相關情況：手術方式、手術時間、手術類型 ［小范圍肝切除術（minor hepatectomy，min-HT），指切除 <3個肝段的肝切除術；大范圍肝切除術（major hepatectomy，maj-HT），指切除 ≥3個肝段的切除術］、術中出血量及是否輸血。
1.3 隨訪情況
采用電話訪問及門診隨訪的方式了解HCC患者的存活狀態和生存時間，記錄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無復發生存期（relapse-free survival，RFS）。OS是指手術日到隨訪截至日期（2021年11月4日）或患者死亡日期的間隔時間；RFS是指術后到患者最開始發現腫瘤復發或轉移或死亡日期的間隔時間（研究結束時仍為存活狀態患者則為隨訪截至時間）。術后1年內，每1～2個月定期門診復查；術后1年以后，每3～6個月門診復查1次。復查的項目：腹部彩色多普勒超聲、血常規、血生化、腫瘤標志物等，當這些檢查發現異常時進一步完善腹部增強CT或增強磁共振檢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本研究中的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率（%）形式描述且2組間差異比較采用成組χ2檢驗或連續校正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確定最佳臨界值（根據最大約登指數確定）。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簡稱“Cox回歸” ）分析與HCC患者的預后（指標為OS和RFS）風險因素。采用Kaplan-Meier方法繪制生存曲線并采用log-rank檢驗進行生存情況比較，并通過風險因素的ROC曲線評估風險因素對HCC患者的預后（OS）預測價值。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
依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共收集到符合條件的HCC患者216例，其中男188例，女28例；年齡26~84歲、平均54歲。216例HCC患者的隨訪時間1~90個月，中位數44個月；隨訪期間死亡55例，失訪19例。
2.2 GPR與HCC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通過ROC曲線（圖1a）分析得到GPR的最佳臨界值為0.29，據此將216例HCC患者分為低GPR組（GPR ≤0.29）和高GPR組（GPR ＞0.29），分別為93例和123例，2組HCC患者的臨床病理參數比較結果見表1。從表1可見，與低GPR組比較，高GPR組中術前ALT ＞50 U/L、ALB <40 g/L、TBIL ≥34.2 μmol/L、腫瘤直徑 ＞5 cm、腫瘤多病灶、CNLC分期Ⅲ期和手術類型為major的患者占比更高（P<0.05），而2組在其他臨床病理特征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示由非參數法構建的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GPR的ROC曲線（a）及術前GPR對OS（b）和RFS（c）的影響以及各指標預測OS（d）的ROC曲線圖
表1
低GPR組和高GPR組HCC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比較結果［例（%） ］
2.3 低GPR組和高GPR組HCC患者術后生存情況
低GPR組隨訪時間1～77個月、中位數34個月，隨訪期間失訪19例；高GPR組隨訪時間2～90個月、中位數27個月，隨訪期間死亡55例。根據Kaplan-Meier法繪制的生存曲線（圖1b、1c），低GPR組和高GPR組患者的1、3、5年累積總生存率分別為91.3%、77.0%、74.9%和75.8%、57.5%、47.3%，1、3、5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85.8%、70.7%、63.0%和74.0%、54.7%、44.7%，2組患者的生存曲線比較見低GPR組患者的OS和RFS情況均優于高GPR組患者（χ2=14.356，P＜0.001；χ2=7.963，P=0.005）。
2.4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單因素和多因素Cox回歸分析結果
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2。從表2可見，術前合并門靜脈高壓、術前AFP水平、GPR、腫瘤直徑、CNLC分期及手術時間均與HCC患者的術后OS和RFS有關（P<0.05），還發現手術類型與術后OS有關（P<0.05）。將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因素以及臨床上認為與應變量關系密切的自變量納入進一步進行Cox回歸多因素分析的結果（表3）發現，術前AFP ≥400 μg/L、GPR ＞0.29、CNLC分期為Ⅲ期及手術時間 ＞3 h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P<0.05），還發現術前伴門靜脈高壓是HCC患者RFS縮短的風險因素（P<0.05）。
表2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Cox回歸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3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Cox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
2.5 GPR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價值
結合臨床及根據多因素分析結果得到的影響HCC患者術后OS的風險因素（術前GPR、AFP和CNLC分期）繪制ROC曲線（圖1d），單獨術前GPR、AFP和CNLC分期指標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OC curve，AUC）分別為0.636 ［95%CI（0.538，0.744）］、0.641 ［95%CI（0.518，0.744）］及0.627 ［95%CI（0.516，0.738）］，GPR分別與術前AFP和CNLC分期指標聯合預測術后OS的AUC分別為0.712 ［95%CI（0.617，0.807）］和0.696 ［95%CI（0.597，0.795）］，而當這3個指標聯合時預測OS的AUC為0.737 ［95%CI （0.641，0.833）］。
3 討論
文獻[10]報道，到2030年將會有超過100萬人死于HCC。全球大約一半的HCC發生在中國，醫療負擔嚴重[11]。近年來，血清生物標志物在肝癌中的研究非常廣泛，由此發現了大量的HCC預后相關的生物標志物[12]。γ-GT是參與肝臟代謝的一種關鍵酶，雖然研究發現了它與HCC患者的預后相關，但在臨床上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前白蛋白是反應機體營養狀況的指標，因其半衰期更短從而對機體近期的營養狀況評估比白蛋白更加敏感。據此，若將二者聯合分析即分析GPR在可切除HCC患者的預后價值如何，本研究對此進行了分析。
本研究通過ROC曲線確定約登指數最大時有最佳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對應的GPR為0.29，因此本研究以此為最佳臨界值將患者分為高GPR組和低GPR組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與低GPR組比較，高GPR組中患者術前ALT ＞50 U/L、ALB <40 g/L、TBIL ≥34.2 μmol/L、腫瘤直徑 ＞5 cm、腫瘤多病灶、CNLC分期Ⅲ期和手術類型為major者占比更高（P<0.05），這與文獻[5, 13]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ALT、ALB和TBIL指標是反映肝功能比較靈敏和可靠的生化指標，肝功能較差的HCC患者常表現為較差的預后結局。腫瘤的大小、數目以及CNLC分期也與HCC患者術后的預后緊密相關。因此，GPR升高的患者極可能表現為肝功能損害和較晚的臨床分期，因而生存時間也更短。
本研究對HCC患者生存情況進行分析，低GPR患者的生存時間更長，并且術前GPR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原因分析，γ-GT作為一種膜結合酶，可以保護細胞免受活性氧和自由基損害，而腫瘤微環境中可通過調控氧化還原反應使γ-GT表達上調[14]。前白蛋白半衰期僅2～3 d，是一種反映機體營養狀況和肝臟合成功能的敏感指標，而營養狀態與腫瘤復發及預后密切相關[15]。因此，GPR可能通過反映腫瘤微環境和營養狀態來影響HCC患者的預后，但其具體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其他指標如術前AFP水平、CNLC分期及手術時間也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正常人血清中AFP水平 ＜10 μg/L，HCC患者的肝細胞在腫瘤微環境條件下重新產生大量的AFP[16]。研究[17]表明，超過70%的HCC患者AFP水平出現明顯異常，此作為HCC診斷和預后的重要參考指標。CNLC分期是通過綜合考慮患者的腫瘤大小、數目、肝功能儲備、是否有血管侵犯或遠處轉移等情況進行的一種分期，是臨床醫生對HCC患者進行個體化治療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對患者預后有良好的預測價值[18]。
本研究對風險因素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價值進行了分析，通過繪制ROC曲線發現，單獨GPR、術前AFP水平和CNLC分期指標對HCC患者術后OS的預測價值一般（AUC<0.7），當GPR分別聯合術前AFP水平和CNLC分期指標時，其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AUC大于或接近于0.7），當將這3個指標聯合時，其預測價值優于單獨或二者聯合（AUC=0.737）。因此，在臨床上，對于GPR升高的患者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針對高GPR患者做出更合理的治療選擇，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HCC患者的生存期。
總之，從本研究結果看，GPR對HCC患者術后OS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尤其是與其相關的風險因素聯合時。但也需看到，本研究作為一項歷史性隊列研究，盡管根據較為合理的納入和排除標準對患者進行了嚴格篩選，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樣本量有限且是單中心數據，潛在的選擇性偏倚不能完全避免。因此，GPR的預后價值仍需多中心、擴大樣本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進行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牟志強、楊粒和陳勝燈收集并整理數據；牟志強撰寫文章；李秋審查研究的合理性并修改文章。
倫理聲明：本研究經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文編號：KY2022277）。
國際癌癥研究機構2021年的數據[1]顯示，原發性肝癌是全世界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其患病率在所有癌癥中排第7位，但卻是造成癌癥患者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超過80%的原發性肝癌是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其發生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如病毒性肝炎、長期大量飲酒、脂肪肝、黃曲霉素等[2]。目前HCC的治療原則是以手術切除為主，輔以介入治療、藥物治療甚至肝移植[3]，盡管總體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HCC患者的生存時間，但由于HCC的高度異質性和高復發率導致患者遠期預后仍不佳[4]。因此，臨床上亟需新的指標來預測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的預后，從而為患者選擇個體化治療方案提供參考。有研究者[5]報道γ-谷氨酰轉移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γ-GT）和前白蛋白比值（γ-GT-to-prealbumin ratio，GPR）可用來評估不可手術切除HCC患者接受介入治療后的預后，其依據是：血清γ-GT是參與谷胱甘肽代謝和肝臟轉化功能的關鍵酶之一，而前白蛋白對反映肝臟合成功能和營養情況比白蛋白更敏感[6-7]。關于GPR用于可切除HCC患者根治性切除后的預后預測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探究了血清GPR的預后意義及它對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的預后預測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歷史性隊列研究，遵循赫爾辛基宣言并獲得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簡稱 “我院” ）倫理委員會審批，所有患者均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通過調取我院電子病歷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11月期間行根治性手術切除的HCC患者。納入標準：① 術后病理檢查結果為HCC；② 接受根治性手術切除；③ 術前未接受介入、射頻消融、放化療等治療；④ 臨床及隨訪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混合型肝癌或轉移性肝癌患者；② 術后隨訪時間 ＜1個月或隨訪資料不完整者。
1.2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的人口學資料如年齡、性別；合并疾病如是否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肝硬化、門靜脈高壓；肝功能指標如γ-GT、前白蛋白（計算GPR）、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白蛋白（albumin，ALB）、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腫瘤標志物如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肝功能Child-Pugh分級；乙型肝炎（簡稱 “乙肝” ）表面抗原；腫瘤情況：腫瘤大小（指腫瘤直徑）、腫瘤數目、腫瘤分化程度、中國肝癌分期方案（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分期；手術相關情況：手術方式、手術時間、手術類型 ［小范圍肝切除術（minor hepatectomy，min-HT），指切除 <3個肝段的肝切除術；大范圍肝切除術（major hepatectomy，maj-HT），指切除 ≥3個肝段的切除術］、術中出血量及是否輸血。
1.3 隨訪情況
采用電話訪問及門診隨訪的方式了解HCC患者的存活狀態和生存時間，記錄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無復發生存期（relapse-free survival，RFS）。OS是指手術日到隨訪截至日期（2021年11月4日）或患者死亡日期的間隔時間；RFS是指術后到患者最開始發現腫瘤復發或轉移或死亡日期的間隔時間（研究結束時仍為存活狀態患者則為隨訪截至時間）。術后1年內，每1～2個月定期門診復查；術后1年以后，每3～6個月門診復查1次。復查的項目：腹部彩色多普勒超聲、血常規、血生化、腫瘤標志物等，當這些檢查發現異常時進一步完善腹部增強CT或增強磁共振檢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本研究中的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率（%）形式描述且2組間差異比較采用成組χ2檢驗或連續校正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確定最佳臨界值（根據最大約登指數確定）。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簡稱“Cox回歸” ）分析與HCC患者的預后（指標為OS和RFS）風險因素。采用Kaplan-Meier方法繪制生存曲線并采用log-rank檢驗進行生存情況比較，并通過風險因素的ROC曲線評估風險因素對HCC患者的預后（OS）預測價值。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
依據納入和排除標準，共收集到符合條件的HCC患者216例，其中男188例，女28例；年齡26~84歲、平均54歲。216例HCC患者的隨訪時間1~90個月，中位數44個月；隨訪期間死亡55例，失訪19例。
2.2 GPR與HCC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通過ROC曲線（圖1a）分析得到GPR的最佳臨界值為0.29，據此將216例HCC患者分為低GPR組（GPR ≤0.29）和高GPR組（GPR ＞0.29），分別為93例和123例，2組HCC患者的臨床病理參數比較結果見表1。從表1可見，與低GPR組比較，高GPR組中術前ALT ＞50 U/L、ALB <40 g/L、TBIL ≥34.2 μmol/L、腫瘤直徑 ＞5 cm、腫瘤多病灶、CNLC分期Ⅲ期和手術類型為major的患者占比更高（P<0.05），而2組在其他臨床病理特征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示由非參數法構建的HCC患者根治性切除術后GPR的ROC曲線（a）及術前GPR對OS（b）和RFS（c）的影響以及各指標預測OS（d）的ROC曲線圖
表1
低GPR組和高GPR組HCC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比較結果［例（%） ］
2.3 低GPR組和高GPR組HCC患者術后生存情況
低GPR組隨訪時間1～77個月、中位數34個月，隨訪期間失訪19例；高GPR組隨訪時間2～90個月、中位數27個月，隨訪期間死亡55例。根據Kaplan-Meier法繪制的生存曲線（圖1b、1c），低GPR組和高GPR組患者的1、3、5年累積總生存率分別為91.3%、77.0%、74.9%和75.8%、57.5%、47.3%，1、3、5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85.8%、70.7%、63.0%和74.0%、54.7%、44.7%，2組患者的生存曲線比較見低GPR組患者的OS和RFS情況均優于高GPR組患者（χ2=14.356，P＜0.001；χ2=7.963，P=0.005）。
2.4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單因素和多因素Cox回歸分析結果
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2。從表2可見，術前合并門靜脈高壓、術前AFP水平、GPR、腫瘤直徑、CNLC分期及手術時間均與HCC患者的術后OS和RFS有關（P<0.05），還發現手術類型與術后OS有關（P<0.05）。將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因素以及臨床上認為與應變量關系密切的自變量納入進一步進行Cox回歸多因素分析的結果（表3）發現，術前AFP ≥400 μg/L、GPR ＞0.29、CNLC分期為Ⅲ期及手術時間 ＞3 h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P<0.05），還發現術前伴門靜脈高壓是HCC患者RFS縮短的風險因素（P<0.05）。
表2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Cox回歸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3
影響HCC患者術后OS和RFS的Cox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
2.5 GPR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價值
結合臨床及根據多因素分析結果得到的影響HCC患者術后OS的風險因素（術前GPR、AFP和CNLC分期）繪制ROC曲線（圖1d），單獨術前GPR、AFP和CNLC分期指標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OC curve，AUC）分別為0.636 ［95%CI（0.538，0.744）］、0.641 ［95%CI（0.518，0.744）］及0.627 ［95%CI（0.516，0.738）］，GPR分別與術前AFP和CNLC分期指標聯合預測術后OS的AUC分別為0.712 ［95%CI（0.617，0.807）］和0.696 ［95%CI（0.597，0.795）］，而當這3個指標聯合時預測OS的AUC為0.737 ［95%CI （0.641，0.833）］。
3 討論
文獻[10]報道，到2030年將會有超過100萬人死于HCC。全球大約一半的HCC發生在中國，醫療負擔嚴重[11]。近年來，血清生物標志物在肝癌中的研究非常廣泛，由此發現了大量的HCC預后相關的生物標志物[12]。γ-GT是參與肝臟代謝的一種關鍵酶，雖然研究發現了它與HCC患者的預后相關，但在臨床上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前白蛋白是反應機體營養狀況的指標，因其半衰期更短從而對機體近期的營養狀況評估比白蛋白更加敏感。據此，若將二者聯合分析即分析GPR在可切除HCC患者的預后價值如何，本研究對此進行了分析。
本研究通過ROC曲線確定約登指數最大時有最佳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對應的GPR為0.29，因此本研究以此為最佳臨界值將患者分為高GPR組和低GPR組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與低GPR組比較，高GPR組中患者術前ALT ＞50 U/L、ALB <40 g/L、TBIL ≥34.2 μmol/L、腫瘤直徑 ＞5 cm、腫瘤多病灶、CNLC分期Ⅲ期和手術類型為major者占比更高（P<0.05），這與文獻[5, 13]報道的結果基本一致。ALT、ALB和TBIL指標是反映肝功能比較靈敏和可靠的生化指標，肝功能較差的HCC患者常表現為較差的預后結局。腫瘤的大小、數目以及CNLC分期也與HCC患者術后的預后緊密相關。因此，GPR升高的患者極可能表現為肝功能損害和較晚的臨床分期，因而生存時間也更短。
本研究對HCC患者生存情況進行分析，低GPR患者的生存時間更長，并且術前GPR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原因分析，γ-GT作為一種膜結合酶，可以保護細胞免受活性氧和自由基損害，而腫瘤微環境中可通過調控氧化還原反應使γ-GT表達上調[14]。前白蛋白半衰期僅2～3 d，是一種反映機體營養狀況和肝臟合成功能的敏感指標，而營養狀態與腫瘤復發及預后密切相關[15]。因此，GPR可能通過反映腫瘤微環境和營養狀態來影響HCC患者的預后，但其具體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其他指標如術前AFP水平、CNLC分期及手術時間也是HCC患者術后OS和RFS縮短的風險因素。正常人血清中AFP水平 ＜10 μg/L，HCC患者的肝細胞在腫瘤微環境條件下重新產生大量的AFP[16]。研究[17]表明，超過70%的HCC患者AFP水平出現明顯異常，此作為HCC診斷和預后的重要參考指標。CNLC分期是通過綜合考慮患者的腫瘤大小、數目、肝功能儲備、是否有血管侵犯或遠處轉移等情況進行的一種分期，是臨床醫生對HCC患者進行個體化治療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對患者預后有良好的預測價值[18]。
本研究對風險因素預測HCC患者術后OS的價值進行了分析，通過繪制ROC曲線發現，單獨GPR、術前AFP水平和CNLC分期指標對HCC患者術后OS的預測價值一般（AUC<0.7），當GPR分別聯合術前AFP水平和CNLC分期指標時，其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AUC大于或接近于0.7），當將這3個指標聯合時，其預測價值優于單獨或二者聯合（AUC=0.737）。因此，在臨床上，對于GPR升高的患者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針對高GPR患者做出更合理的治療選擇，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HCC患者的生存期。
總之，從本研究結果看，GPR對HCC患者術后OS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尤其是與其相關的風險因素聯合時。但也需看到，本研究作為一項歷史性隊列研究，盡管根據較為合理的納入和排除標準對患者進行了嚴格篩選，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樣本量有限且是單中心數據，潛在的選擇性偏倚不能完全避免。因此，GPR的預后價值仍需多中心、擴大樣本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進行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牟志強、楊粒和陳勝燈收集并整理數據；牟志強撰寫文章；李秋審查研究的合理性并修改文章。
倫理聲明：本研究經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臨床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批文編號：KY2022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