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周宸, 張雪, 譚秋雯, 何苗, 呂青, 陳玉娟. 皮膚及胸肌受累與男性乳腺癌預后的關系:基于單中心回顧性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2, 29(11): 1468-1474. doi: 10.7507/1007-9424.202205054 復制
男性乳腺癌是一種少見的惡性腫瘤,在乳腺惡性腫瘤患者中占比低于1%,在男性惡性腫瘤中占比約為0.3%,年發病率低于1/10萬[1-2]。近年來,男性乳腺癌發病率呈增加趨勢,且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升高[3-5]。男性乳腺癌的發生具有種族差異,目前有限的數據提示我國男性乳腺癌發病率較低,約為0.4/10萬[6]。由于發病率低,目前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學特點仍有諸多不清楚之處,治療上也參照女性乳腺癌。然而,現已逐漸有證據表明,男性乳腺癌與女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征并不完全一致[7],同時男女的解剖生理結構及體內激素狀況有較大的差異,直接照搬女性乳腺癌的治療方式具有潛在風險[8]。另外,男性患者的乳腺體積小,貼近胸壁皮膚及胸肌,較女性患者更容易累及胸壁皮膚及胸肌。然而,皮膚或胸肌受累是否是男性乳腺癌有價值的預后因素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79例男性乳腺癌患者的病例及隨訪資料,探討這一少見腫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重點關注初診皮膚/胸肌受累與男性乳腺癌預后的關系。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電子病歷系統檢索提取2008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間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所有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基本資料、就診信息及隨訪信息。納入標準:男性;經穿刺或手術后病理確診乳腺惡性腫瘤。排除標準:乳腺轉移性腫瘤;未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接受治療者;缺乏隨訪信息。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 [批件號:2022年審(983)號]。
1.2 方法
由于本研究時間跨度大,除了病歷錄入信息外,所有納入患者的TNM分期及關鍵病理指標均參照最新指南進行了校正。解剖學TNM分期參照美國腫瘤聯合會乳腺癌分期系統(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八版[9,10]。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PR)表達水平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檢測,根據《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與規范(2021年版)》[11],腫瘤細胞內ER/PR陽性細胞占比超過1%以上為陽性表達。HER2的表達情況由IHC和熒光原位雜交技術(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結果判定,HER-2的IHC染色判定為3+或FISH陽性者定義為HER2陽性表達[11]。皮膚受累定義為臨床表現見腫瘤侵襲皮膚形成腫瘤潰瘍或有明顯的橘皮征或經術后病理證實皮膚內腫瘤浸潤;胸肌受累定義為術后病理證實胸肌受累。
1.3 隨訪
通過門診或電話對患者進行隨訪,最后隨訪日期為2021年11月1日。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統計均使用SPSS 25.0軟件完成。定量資料使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R×C列聯表χ2檢驗。生存曲線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統計方法采用log-rank檢驗。選取與乳腺腫瘤可能相關的因素行單因素Cox風險比例回歸分析,同時將單因素有統計學意義或臨床考慮可能相關的指標納入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
本研究共納入男性乳腺癌病例79例,占同期收治27 821例乳腺癌病例的0.3%。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見表1。患者的中位年齡為59歲(7~85歲),41.8%(33/79)的患者初診腫瘤分期為T1,26.6%(21/79)的患者初診時腫瘤已侵犯皮膚,2.5%(2/79)的患者胸肌受累,50.6%(40/79)的患者伴腋窩淋巴結轉移。腫瘤組織類型多為浸潤性導管癌(88.6%,70/79),其中4例伴乳頭狀癌浸潤,其他少見的類型包括乳頭狀癌、黏液癌、腺癌、浸潤性小葉癌和分泌性癌。93.7%(74/79)的患者為激素受體(hormone receptor,HR)陽性,其中5例患者HER2表達陽性(Luminal B型,占比6.3%);65.8%(52/79)的患者為Ki-67高表達。

2.2 男性乳腺癌的治療方式
男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方式如表2所示。96.2%(76/79)的患者采用手術治療,1例僅行腋窩手術,2例患者因初診遠處轉移未行手術治療。10.1%(8/79)的患者接受了術后放療,68.4%(54/79)的患者接受輔助化療。5例HER2陽性患者中有4例接受靶向治療,占總人群的5.1%。85.1%(63/74)的HR陽性患者接受內分泌治療,初始內分泌治療中76.2%的患者(48/63)采用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ERM)他莫昔芬治療,23.8%的患者(15/63)采用芳香化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AIs)治療;6例HR陽性患者(8.1%)拒絕內分泌治療。男性乳腺癌患者接受內分泌治療時長為1.5~113.9個月,中位時間為33個月,其中完成5年內分泌治療的患者僅占20.6%(13/63),內分泌治療2年以下患者占比30.2%(19/63),無法堅持內分泌治療的主要原因包括用藥不良反應、無法購買等。

2.3 男性乳腺癌預后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組患者獲訪79例,患者中位隨訪時間為63.3個月(1.0~204.5個月),發生局部復發的患者共8例(10.1%),遠處轉移19例(24.7%,19/77),死亡4例(5.1%),其中乳腺癌相關死亡3例,其他死亡1例。單因素分析結果提示,影響患者復發的因素包括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P=0.028),而放療(P=0.010)為遠處轉移的危險因素,如表3所示。單因素生存分析結果提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P=0.012,圖1)和T分期(P=0.040)為男性乳腺癌患者無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的影響因素(表3)。進一步控制年齡、BMI、T分期、N分期、HR狀態、Ki-67表達、術后放療和化療因素,結果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為男性乳腺癌患者DFS的危險因素 [RR=4.48,95%CI(1.08,18.52),P=0.038],見表4。進一步控制年齡、BMI、T分期、N分期、放療和化療因素,多因素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并非局部復發的影響因素 [OR=3.08,95%CI(0.40,23.73),P=0.280],見表5。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79例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對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初診基線情況、乳腺癌病理特征、治療及預后情況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同時探索了影響男性乳腺癌預后的危險因素。在隨訪過程中,共8例患者(10.1%)發生局部復發,19例(24.7%)發生遠處轉移,4例(5.1%)死亡,其中乳腺癌相關死亡3例,其他死亡1例。本研究發現,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是DFS的危險因素。然而,加強局部治療是否可提高皮膚/胸肌受累男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后尚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3.1 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征
男性與女性患者的解剖結構、體內激素構成等特點顯著不同。現有研究提示,男性乳腺癌與女性乳腺癌在臨床特征上存在差異,男性患者首診時往往較女性乳腺癌年齡大、分期晚,以病理分級低的浸潤性導管癌為主[12]。本研究連續納入12年期間的男性乳腺癌患者,中位發病年齡為59歲。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監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 數據庫及國家癌癥數據庫(National Cancer Database)的統計數據提示[13-15],歐美人群男性乳腺癌的平均發病年齡為65~67歲,比女性乳腺癌初診年齡晚5~10年。而國內男性乳腺癌的數據較少,現有研究提示我國男性乳腺癌的平均發病年齡為50~60歲[16-19],本研究結果與國內大部分類似研究結果一致。然而,國內一些小樣本量研究也有不同的發現。丁穎等[20]回顧性分析了西南醫科大學收治的27例男性乳腺癌的臨床資料發現,患者的中位年齡為66歲(41~82歲)。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不同地區的男性乳腺癌發病年齡分布存在差異[21]。然而,受限于樣本量,我國男性乳腺癌的發病年齡是否低于歐美人群仍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在本研究中,男性乳腺癌的主要組織學類型為浸潤性導管癌,超過90%的患者為HR陽性,而HER2陽性患者僅占總人群的6.3%,三陰型乳腺癌僅占5.1%。男性乳腺癌高HR表達及低HER2表達符合目前研究報道結果。一項針對1 483例男性乳腺癌的研究發現,99%的患者為HR陽性,9%為HER2陽性,而三陰型乳腺癌不足1%[22]。然而,該研究中Luminal A型乳腺癌占比高達42%,顯著高于本研究中的Luminal A型患者比例。其他樣本量較大的相關研究提示男性乳腺癌中HR陽性比例為81.5~99.3%,HER2陽性率波動在8.7~14.9%[14, 22-24]。
3.2 男性乳腺癌的治療
本研究中共8例患者接受了術后放療,且HR陰性患者更傾向于行術后放療。參照女性乳腺癌治療的臨床指南,針對保乳術后患者應使用輔助放療以增強局部控制。然而,實際上放療在男性乳腺癌中的應用率并不高。SEER數據庫1988–2012年的數據顯示,僅42%的Ⅰ期男性乳癌患者接受放療[25],類似研究[22]亦提示僅50%的男性乳腺癌患者接受放療,且目前未見放療對于乳房切除術患者療效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報道。然而,男性乳腺癌患者的皮膚及乳頭受累比例更高,且可能增加該部分患者的遠期復發轉移風險,因此這部分患者應更積極接受放療以加強局部控制。
分子分型結構的不同決定治療策略的差異,男性乳腺癌中的高HR表達預示著內分泌治療獲益。雖然目前男性乳腺癌的治療參考女性患者實施,然而兩者的內分泌治療方案選擇仍有差異。相較于他莫昔芬,AIs在男性乳腺癌人群中的有效率降低[26]。AIs及AIs聯合GnRha的療效均未證實優于他莫昔芬[26-27]。本研究中64.9%的HR陽性患者選用他莫昔芬作為治療方案。
3.3 皮膚/胸肌受累與男性乳腺癌預后的相關性
本研究數據表明,皮膚及胸肌受累患者約占29.1%(23/79),其中切除胸肌患者6例,因皮膚切除范圍大行植皮術患者6例。目前乳腺癌分期及預后判斷系統中延續采用原發腫瘤、淋巴結及轉移灶為依據的解剖學分期原則。在最新的AJCC第八版分期系統中,對原發腫瘤的分期中明確定義無表皮潰瘍及皮膚水腫(臨床橘皮征)的腫瘤直接浸潤皮膚不能定義為T4b,而應根據腫瘤大小進行T分期[9-10]。這一分期系統對男性乳腺癌是否適用目前仍缺乏數據支持。為了避免對患者預后信息的誤判,本研究在控制其他可能對預后產生影響的因素后探索男性乳癌患者皮膚/胸肌受累的影響,結果提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并非復發或轉移的相關因素。這可能是由于男性乳腺癌整體預后良好,隨訪期間發生復發或轉移的例數有限,同時受限于樣本量和有限的隨訪時間。男性患者的乳腺體積小,貼近胸壁及皮膚,具有豐富的淋巴管網,更容易發生不良預后。本研究結果可能提示,男性與女性的局部解剖學差異可能造成腫瘤進展途徑的差異,且對于男性乳腺癌首診皮膚/胸肌受累的患者,可能需要在后續治療及隨訪中予以更密切的關注。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固有不足,即研究樣本量小,時間跨度大,為了減少這一較長時間跨度上乳腺癌診斷和治療方式的差異,本研究對所有納入患者的臨床TNM分期及ER、PR、HER2、Ki-67等關鍵臨床病理學指標進行了校正,為同類型研究提供客觀標準化的參考。考慮到男性乳腺癌的總體發病率低,目前仍缺乏前瞻性隨機研究及大樣本觀察性研究探討中國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及預后特征,期望通過對本中心的男性乳腺癌病例特征的總結和分析,給男性乳腺癌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周宸負責論文初稿寫作,張雪、何苗、譚秋雯負責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呂青及陳玉娟負責論文定題及初稿的審閱和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批文編號:2022年審(983)號。
男性乳腺癌是一種少見的惡性腫瘤,在乳腺惡性腫瘤患者中占比低于1%,在男性惡性腫瘤中占比約為0.3%,年發病率低于1/10萬[1-2]。近年來,男性乳腺癌發病率呈增加趨勢,且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升高[3-5]。男性乳腺癌的發生具有種族差異,目前有限的數據提示我國男性乳腺癌發病率較低,約為0.4/10萬[6]。由于發病率低,目前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學特點仍有諸多不清楚之處,治療上也參照女性乳腺癌。然而,現已逐漸有證據表明,男性乳腺癌與女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征并不完全一致[7],同時男女的解剖生理結構及體內激素狀況有較大的差異,直接照搬女性乳腺癌的治療方式具有潛在風險[8]。另外,男性患者的乳腺體積小,貼近胸壁皮膚及胸肌,較女性患者更容易累及胸壁皮膚及胸肌。然而,皮膚或胸肌受累是否是男性乳腺癌有價值的預后因素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79例男性乳腺癌患者的病例及隨訪資料,探討這一少見腫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預后,重點關注初診皮膚/胸肌受累與男性乳腺癌預后的關系。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電子病歷系統檢索提取2008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間就診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所有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基本資料、就診信息及隨訪信息。納入標準:男性;經穿刺或手術后病理確診乳腺惡性腫瘤。排除標準:乳腺轉移性腫瘤;未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接受治療者;缺乏隨訪信息。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 [批件號:2022年審(983)號]。
1.2 方法
由于本研究時間跨度大,除了病歷錄入信息外,所有納入患者的TNM分期及關鍵病理指標均參照最新指南進行了校正。解剖學TNM分期參照美國腫瘤聯合會乳腺癌分期系統(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八版[9,10]。雌激素受體(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體(progesterone receptor,PR)表達水平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檢測,根據《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與規范(2021年版)》[11],腫瘤細胞內ER/PR陽性細胞占比超過1%以上為陽性表達。HER2的表達情況由IHC和熒光原位雜交技術(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結果判定,HER-2的IHC染色判定為3+或FISH陽性者定義為HER2陽性表達[11]。皮膚受累定義為臨床表現見腫瘤侵襲皮膚形成腫瘤潰瘍或有明顯的橘皮征或經術后病理證實皮膚內腫瘤浸潤;胸肌受累定義為術后病理證實胸肌受累。
1.3 隨訪
通過門診或電話對患者進行隨訪,最后隨訪日期為2021年11月1日。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統計均使用SPSS 25.0軟件完成。定量資料使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R×C列聯表χ2檢驗。生存曲線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統計方法采用log-rank檢驗。選取與乳腺腫瘤可能相關的因素行單因素Cox風險比例回歸分析,同時將單因素有統計學意義或臨床考慮可能相關的指標納入多因素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
本研究共納入男性乳腺癌病例79例,占同期收治27 821例乳腺癌病例的0.3%。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見表1。患者的中位年齡為59歲(7~85歲),41.8%(33/79)的患者初診腫瘤分期為T1,26.6%(21/79)的患者初診時腫瘤已侵犯皮膚,2.5%(2/79)的患者胸肌受累,50.6%(40/79)的患者伴腋窩淋巴結轉移。腫瘤組織類型多為浸潤性導管癌(88.6%,70/79),其中4例伴乳頭狀癌浸潤,其他少見的類型包括乳頭狀癌、黏液癌、腺癌、浸潤性小葉癌和分泌性癌。93.7%(74/79)的患者為激素受體(hormone receptor,HR)陽性,其中5例患者HER2表達陽性(Luminal B型,占比6.3%);65.8%(52/79)的患者為Ki-67高表達。

2.2 男性乳腺癌的治療方式
男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療方式如表2所示。96.2%(76/79)的患者采用手術治療,1例僅行腋窩手術,2例患者因初診遠處轉移未行手術治療。10.1%(8/79)的患者接受了術后放療,68.4%(54/79)的患者接受輔助化療。5例HER2陽性患者中有4例接受靶向治療,占總人群的5.1%。85.1%(63/74)的HR陽性患者接受內分泌治療,初始內分泌治療中76.2%的患者(48/63)采用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ERM)他莫昔芬治療,23.8%的患者(15/63)采用芳香化酶抑制劑(aromatase inhibitors,AIs)治療;6例HR陽性患者(8.1%)拒絕內分泌治療。男性乳腺癌患者接受內分泌治療時長為1.5~113.9個月,中位時間為33個月,其中完成5年內分泌治療的患者僅占20.6%(13/63),內分泌治療2年以下患者占比30.2%(19/63),無法堅持內分泌治療的主要原因包括用藥不良反應、無法購買等。

2.3 男性乳腺癌預后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組患者獲訪79例,患者中位隨訪時間為63.3個月(1.0~204.5個月),發生局部復發的患者共8例(10.1%),遠處轉移19例(24.7%,19/77),死亡4例(5.1%),其中乳腺癌相關死亡3例,其他死亡1例。單因素分析結果提示,影響患者復發的因素包括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P=0.028),而放療(P=0.010)為遠處轉移的危險因素,如表3所示。單因素生存分析結果提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P=0.012,圖1)和T分期(P=0.040)為男性乳腺癌患者無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的影響因素(表3)。進一步控制年齡、BMI、T分期、N分期、HR狀態、Ki-67表達、術后放療和化療因素,結果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為男性乳腺癌患者DFS的危險因素 [RR=4.48,95%CI(1.08,18.52),P=0.038],見表4。進一步控制年齡、BMI、T分期、N分期、放療和化療因素,多因素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并非局部復發的影響因素 [OR=3.08,95%CI(0.40,23.73),P=0.280],見表5。




3 討論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79例男性乳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對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初診基線情況、乳腺癌病理特征、治療及預后情況進行了描述和分析,同時探索了影響男性乳腺癌預后的危險因素。在隨訪過程中,共8例患者(10.1%)發生局部復發,19例(24.7%)發生遠處轉移,4例(5.1%)死亡,其中乳腺癌相關死亡3例,其他死亡1例。本研究發現,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是DFS的危險因素。然而,加強局部治療是否可提高皮膚/胸肌受累男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后尚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3.1 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征
男性與女性患者的解剖結構、體內激素構成等特點顯著不同。現有研究提示,男性乳腺癌與女性乳腺癌在臨床特征上存在差異,男性患者首診時往往較女性乳腺癌年齡大、分期晚,以病理分級低的浸潤性導管癌為主[12]。本研究連續納入12年期間的男性乳腺癌患者,中位發病年齡為59歲。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監測、流行病學和最終結果(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 數據庫及國家癌癥數據庫(National Cancer Database)的統計數據提示[13-15],歐美人群男性乳腺癌的平均發病年齡為65~67歲,比女性乳腺癌初診年齡晚5~10年。而國內男性乳腺癌的數據較少,現有研究提示我國男性乳腺癌的平均發病年齡為50~60歲[16-19],本研究結果與國內大部分類似研究結果一致。然而,國內一些小樣本量研究也有不同的發現。丁穎等[20]回顧性分析了西南醫科大學收治的27例男性乳腺癌的臨床資料發現,患者的中位年齡為66歲(41~82歲)。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不同地區的男性乳腺癌發病年齡分布存在差異[21]。然而,受限于樣本量,我國男性乳腺癌的發病年齡是否低于歐美人群仍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在本研究中,男性乳腺癌的主要組織學類型為浸潤性導管癌,超過90%的患者為HR陽性,而HER2陽性患者僅占總人群的6.3%,三陰型乳腺癌僅占5.1%。男性乳腺癌高HR表達及低HER2表達符合目前研究報道結果。一項針對1 483例男性乳腺癌的研究發現,99%的患者為HR陽性,9%為HER2陽性,而三陰型乳腺癌不足1%[22]。然而,該研究中Luminal A型乳腺癌占比高達42%,顯著高于本研究中的Luminal A型患者比例。其他樣本量較大的相關研究提示男性乳腺癌中HR陽性比例為81.5~99.3%,HER2陽性率波動在8.7~14.9%[14, 22-24]。
3.2 男性乳腺癌的治療
本研究中共8例患者接受了術后放療,且HR陰性患者更傾向于行術后放療。參照女性乳腺癌治療的臨床指南,針對保乳術后患者應使用輔助放療以增強局部控制。然而,實際上放療在男性乳腺癌中的應用率并不高。SEER數據庫1988–2012年的數據顯示,僅42%的Ⅰ期男性乳癌患者接受放療[25],類似研究[22]亦提示僅50%的男性乳腺癌患者接受放療,且目前未見放療對于乳房切除術患者療效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報道。然而,男性乳腺癌患者的皮膚及乳頭受累比例更高,且可能增加該部分患者的遠期復發轉移風險,因此這部分患者應更積極接受放療以加強局部控制。
分子分型結構的不同決定治療策略的差異,男性乳腺癌中的高HR表達預示著內分泌治療獲益。雖然目前男性乳腺癌的治療參考女性患者實施,然而兩者的內分泌治療方案選擇仍有差異。相較于他莫昔芬,AIs在男性乳腺癌人群中的有效率降低[26]。AIs及AIs聯合GnRha的療效均未證實優于他莫昔芬[26-27]。本研究中64.9%的HR陽性患者選用他莫昔芬作為治療方案。
3.3 皮膚/胸肌受累與男性乳腺癌預后的相關性
本研究數據表明,皮膚及胸肌受累患者約占29.1%(23/79),其中切除胸肌患者6例,因皮膚切除范圍大行植皮術患者6例。目前乳腺癌分期及預后判斷系統中延續采用原發腫瘤、淋巴結及轉移灶為依據的解剖學分期原則。在最新的AJCC第八版分期系統中,對原發腫瘤的分期中明確定義無表皮潰瘍及皮膚水腫(臨床橘皮征)的腫瘤直接浸潤皮膚不能定義為T4b,而應根據腫瘤大小進行T分期[9-10]。這一分期系統對男性乳腺癌是否適用目前仍缺乏數據支持。為了避免對患者預后信息的誤判,本研究在控制其他可能對預后產生影響的因素后探索男性乳癌患者皮膚/胸肌受累的影響,結果提示初診時皮膚/胸肌受累并非復發或轉移的相關因素。這可能是由于男性乳腺癌整體預后良好,隨訪期間發生復發或轉移的例數有限,同時受限于樣本量和有限的隨訪時間。男性患者的乳腺體積小,貼近胸壁及皮膚,具有豐富的淋巴管網,更容易發生不良預后。本研究結果可能提示,男性與女性的局部解剖學差異可能造成腫瘤進展途徑的差異,且對于男性乳腺癌首診皮膚/胸肌受累的患者,可能需要在后續治療及隨訪中予以更密切的關注。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固有不足,即研究樣本量小,時間跨度大,為了減少這一較長時間跨度上乳腺癌診斷和治療方式的差異,本研究對所有納入患者的臨床TNM分期及ER、PR、HER2、Ki-67等關鍵臨床病理學指標進行了校正,為同類型研究提供客觀標準化的參考。考慮到男性乳腺癌的總體發病率低,目前仍缺乏前瞻性隨機研究及大樣本觀察性研究探討中國男性乳腺癌的臨床病理特點及預后特征,期望通過對本中心的男性乳腺癌病例特征的總結和分析,給男性乳腺癌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周宸負責論文初稿寫作,張雪、何苗、譚秋雯負責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呂青及陳玉娟負責論文定題及初稿的審閱和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批文編號:2022年審(98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