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榮森, 朱明, 潘俊江. 外科手術治療方案對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的影響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3, 30(4): 460-466. doi: 10.7507/1007-9424.202205032 復制
結直腸癌患者中有15%~30%合并急性腸梗阻癥狀,且以左半結腸癌最為常見,占比可達75%~80%[1]。以往對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臨床多通過急診手術行根治切除,但存在一期吻合率低、多需開腹手術等問題,導致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及住院期間死亡率居高不下[2]。近年來研究[3-5]證實,支架置入用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治療具有良好效果及安全性,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指南亦將支架置入納入推薦治療手段;亦有報道[6]顯示,支架置入后手術前加入新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有助于提高患者腹腔鏡手術比例,減少造口和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但目前對于不同治療方案對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肛門功能及生活質量影響的報道較少[7-8]。基于以上證據,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144例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治療方案和術后4周肛門功能是否下降分組,旨在探討外科手術治療方案選擇對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間于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南區(以下簡稱“我院”)行手術治療的144例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的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無遠處轉移。納入標準:① 經手術病理組織學確診為左半結腸腺癌;② 根據臨床癥狀及影像學檢查確診左半結腸完全梗阻;③ 年齡18~75歲;④ 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急診手術后造口后未還納;② 非急診手術就診;③ 重度貧血;④ 低蛋白血癥;⑤ 結締組織病;⑥ 既往肛門手術史或合并肛門疾病。本研究經我院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文編號:2022-079-01)。
全部患者根據治療方案分為急診手術組(54例)、支架+手術組(46例)及支架+NAC+手術組(44例);僅114例患者獲得隨訪評估,根據術后4周肛門功能是否下降分為正常組(74例)和損傷組(40例)。其中肛門功能損傷判定標準為術后1個月低位直腸前切除綜合征(low anterior rectum resection syndrome,LARS)評分>20分或Wexner評分>10分[9]。
1.2 治療方案
① 急診手術:嚴格遵循無瘤原則將病灶徹底切除,切除后完成回腸保護性造口或結腸單腔造口,術后6~12個月還納造口。② 支架+手術:首先于梗阻部位放置支架以解除急性梗阻癥狀,待病情穩定后7~14 d完成左半結腸癌根治性手術,無需造口。③ 支架+NAC+手術:首先于梗阻部位放置支架以解除急性梗阻癥狀,再接受2~3個療程NAC,即2個療程CapeOX方案后3個療程mFOLFOX方案;NAC后擇期行左半結腸癌根治性手術,無需造口。根據術后病理組織學診斷結果和患者意愿確定是否接受術后輔助化療,輔助化療方案選擇CapeOX或mFOLFOX6方案。
1.3 觀察指標
查閱病歷資料,記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合并疾病情況、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llabo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評分、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病理分期及術中術后臨床指標、術后肛門功能、生活質量評估等資料。術后肛門功能評估采用Wexner失禁量表和LARS量表,其中Wexner失禁量表總分20分,分值越高提示肛門功能越差;LARS量表總分42分,0~20分表示無LARS[10],評估時點包括術后第4周、第6個月和第12個月。術后第12個月時評估生活質量,采用歐洲癌癥治療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a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生命質量測定(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QLQ)-C30量表,包括5個功能領域、3個癥狀領域及1個總體健康領域;其中功能和總體健康領域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佳,癥狀領域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差[11];上述評分均由兩名經過培訓的臨床醫生完成評估并取平均值作為最終檢測數值。術后采用電話或門診復查方式完成隨訪,隨訪截至時間為2021年6月30日;其中急診手術組于造口還納后開始隨訪,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自根治性手術完成后開始隨訪。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選擇SPSS 24.0軟件;正態性評估采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其中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2組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比較的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范圍)表示,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H 檢驗。計數資料多組間及兩兩比較均采用成組χ2檢驗,數據以“例”表示。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探索術后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比較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的年齡、性別、BMI、病灶位置、ECOG評分、ASA分級、合并癥(高血壓、冠心病及糖尿病)、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術后并發癥(切口感染、泌尿系統感染、肺部感染、吻合口漏、腸梗阻)、pT分期、pN分期、pTNM分期和術后輔助化療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的開腹手術比例、伴脈管浸潤比例和伴神經浸潤比例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具體見表1。

2.2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術后的肛門功能評分及術后第12個月時的EORTC QLQ-C30評分比較
144例患者中隨訪完成114例,隨訪時間12~15個月,中位數為13個月。術后第4周、第6個月和第12個月時,3組患者的Wexner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的術后4周LARS量表評分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但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組術后第4周時的LARS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同時3組術后第6個月和第12個月時的LARS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術后第12個月時的社會功能評分低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但3組的軀體功能、情緒功能、角色功能、認知功能、總體健康、疲倦、惡心嘔吐和疼痛得分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見表2。

2.3 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114例獲訪患者中,發生肛門損傷40例。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損傷組和正常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病灶位置、ECOG評分、ASA分級、合并癥、術式、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pT分期、pN分期、pTNM分期、伴脈管浸潤、伴神經浸潤和術后輔助化療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損傷組患者中BMI<24 kg/m2的比例和急診手術比例高于正常組(P<0.05)。具體見表3。

2.4 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單因素分析結果納入BMI(≥24 kg/m2=1,小于24 kg/m2=2)和治療方案(急診手術=1,支架+手術=2,支架+NAC+手術=3)指標,同時根據臨床經驗納入病灶位置(乙狀結腸=1,降結腸=2,結腸脾區=3)、ECOG評分(0分=1,1分=2)、pTNM分期(Ⅱ期=1,Ⅲ期=2)、伴脈管浸潤(是=1,否=2)、伴神經浸潤(是=1,否=2)和術式(開腹=1,腹腔鏡=2)指標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BMI≥24 kg/m2、急診手術和ECOG評分1分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P<0.05)。具體結果見表4。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對于結直腸癌術后肛門功能評估的報道主要針對直腸癌低位前切除術后患者,有關左半結腸癌特別是合并完全梗阻患者術后肛門功能的探索較少[12-14]。本次研究采用Wexner 失禁量表、LARS量表及EORTC QLQ-C30量表全面評估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的肛門功能及生活質量,結果顯示,急診手術組術后第4周的LARS量表評分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急診手術組術后第12個月的社會功能評分低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提示支架置入梗阻部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述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及減輕肛門功能損傷。
有學者[15-17]報道,肛門靜息壓下降可能是導致術后肛門功能失禁的重要原因;左半結腸癌根治手術操作時較少涉及肛門括約肌,故對于肛門功能的影響較小。本次研究證實,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的患者術后第4周的肛門功能較急診手術更優,但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組間比較并無統計學意義。同時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亦顯示,相對于支架+NAC+手術,急診手術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P<0.05)。既往研究[4, 18]顯示,直腸癌患者如末端回腸造口還納時間>6個月則更易發生LARS,肛門功能亦明顯下降。基于以上證據,筆者認為,對于接受單純急診手術的患者均應行一期造口,同時肛門功能評價應在造口還納后,此類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下降可能因肛門曠置過久造成。本研究中患者自接受急診手術至造口還納時間多超過12個月,這可能是導致患者早期肛門功能下降明顯的重要原因。同時筆者還觀察到在術后早期肛門功能下降患者中腫瘤大部分位于乙狀結腸,且隨腫瘤與肛緣距離增加Wexner評分呈下降趨勢,故腫瘤部位亦可能影響患者的肛門功能,與文獻[19-20]報道結果相符。此外,本研究還提示,BMI≥24 kg/m2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這可能與肥胖患者術中操作更為困難、較易出現醫源性損傷及增加肛門功能損傷風險有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患者的術后第12個月社會功能較急診手術更佳。諸多研究[21-23]顯示,造口手術后結直腸癌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現象較為普遍,且以社會功能領域最為顯著,這主要與以下因素有關:① 造口脫垂、護理不當等造成糞便外溢,使得患者出現自卑心理;② 排糞方式變化導致心理及社會功能隨之改變,部分患者無法擺脫疾病狀態,并因此造成對于社交的恐懼。同時本次研究中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患者術后第12個月的社會功能評分在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支架置入后造口率降低有助于促進患者術后社會功能恢復。此外,在隨訪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患者社會功能在還納造口后均基本恢復,據此認為,這3種治療方案對于患者術后長期生活質量可能影響相對較小,通過積極科學的醫患溝通和完善造口護理往往能夠消除或改善造口患者術后的社交功能異常。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不足:① 屬于小樣本回顧性隊列研究,無法完全消除偏倚因素的影響,后續有待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或前瞻性研究進一步確證;② 研究整體失訪率相對較高,可能影響研究結論;③ 術后肛門功能評估指標主觀性過強,缺少肛門測壓指標。
綜上所述,單純接受急診手術治療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更易出現肛門功能損傷及生活質量下降,而梗阻部位支架置入則有助于避免上述問題發生,但該結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黃榮森參與課題設計、資料收集、統計分析和文章撰寫;黃榮森和朱明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潘俊江對文章進行了審閱和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核批準(批文編號:2022-079-01)。
結直腸癌患者中有15%~30%合并急性腸梗阻癥狀,且以左半結腸癌最為常見,占比可達75%~80%[1]。以往對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臨床多通過急診手術行根治切除,但存在一期吻合率低、多需開腹手術等問題,導致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及住院期間死亡率居高不下[2]。近年來研究[3-5]證實,支架置入用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治療具有良好效果及安全性,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指南亦將支架置入納入推薦治療手段;亦有報道[6]顯示,支架置入后手術前加入新輔助化療(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有助于提高患者腹腔鏡手術比例,減少造口和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但目前對于不同治療方案對于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肛門功能及生活質量影響的報道較少[7-8]。基于以上證據,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144例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治療方案和術后4周肛門功能是否下降分組,旨在探討外科手術治療方案選擇對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間于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南區(以下簡稱“我院”)行手術治療的144例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的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無遠處轉移。納入標準:① 經手術病理組織學確診為左半結腸腺癌;② 根據臨床癥狀及影像學檢查確診左半結腸完全梗阻;③ 年齡18~75歲;④ 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急診手術后造口后未還納;② 非急診手術就診;③ 重度貧血;④ 低蛋白血癥;⑤ 結締組織病;⑥ 既往肛門手術史或合并肛門疾病。本研究經我院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文編號:2022-079-01)。
全部患者根據治療方案分為急診手術組(54例)、支架+手術組(46例)及支架+NAC+手術組(44例);僅114例患者獲得隨訪評估,根據術后4周肛門功能是否下降分為正常組(74例)和損傷組(40例)。其中肛門功能損傷判定標準為術后1個月低位直腸前切除綜合征(low anterior rectum resection syndrome,LARS)評分>20分或Wexner評分>10分[9]。
1.2 治療方案
① 急診手術:嚴格遵循無瘤原則將病灶徹底切除,切除后完成回腸保護性造口或結腸單腔造口,術后6~12個月還納造口。② 支架+手術:首先于梗阻部位放置支架以解除急性梗阻癥狀,待病情穩定后7~14 d完成左半結腸癌根治性手術,無需造口。③ 支架+NAC+手術:首先于梗阻部位放置支架以解除急性梗阻癥狀,再接受2~3個療程NAC,即2個療程CapeOX方案后3個療程mFOLFOX方案;NAC后擇期行左半結腸癌根治性手術,無需造口。根據術后病理組織學診斷結果和患者意愿確定是否接受術后輔助化療,輔助化療方案選擇CapeOX或mFOLFOX6方案。
1.3 觀察指標
查閱病歷資料,記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合并疾病情況、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llabo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評分、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病理分期及術中術后臨床指標、術后肛門功能、生活質量評估等資料。術后肛門功能評估采用Wexner失禁量表和LARS量表,其中Wexner失禁量表總分20分,分值越高提示肛門功能越差;LARS量表總分42分,0~20分表示無LARS[10],評估時點包括術后第4周、第6個月和第12個月。術后第12個月時評估生活質量,采用歐洲癌癥治療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a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生命質量測定(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QLQ)-C30量表,包括5個功能領域、3個癥狀領域及1個總體健康領域;其中功能和總體健康領域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佳,癥狀領域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質量越差[11];上述評分均由兩名經過培訓的臨床醫生完成評估并取平均值作為最終檢測數值。術后采用電話或門診復查方式完成隨訪,隨訪截至時間為2021年6月30日;其中急診手術組于造口還納后開始隨訪,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自根治性手術完成后開始隨訪。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選擇SPSS 24.0軟件;正態性評估采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其中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2組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比較的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中位數(范圍)表示,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H 檢驗。計數資料多組間及兩兩比較均采用成組χ2檢驗,數據以“例”表示。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探索術后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比較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的年齡、性別、BMI、病灶位置、ECOG評分、ASA分級、合并癥(高血壓、冠心病及糖尿病)、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術后并發癥(切口感染、泌尿系統感染、肺部感染、吻合口漏、腸梗阻)、pT分期、pN分期、pTNM分期和術后輔助化療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的開腹手術比例、伴脈管浸潤比例和伴神經浸潤比例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具體見表1。

2.2 不同治療方案組患者術后的肛門功能評分及術后第12個月時的EORTC QLQ-C30評分比較
144例患者中隨訪完成114例,隨訪時間12~15個月,中位數為13個月。術后第4周、第6個月和第12個月時,3組患者的Wexner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的術后4周LARS量表評分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但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組術后第4周時的LARS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同時3組術后第6個月和第12個月時的LARS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急診手術組術后第12個月時的社會功能評分低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但3組的軀體功能、情緒功能、角色功能、認知功能、總體健康、疲倦、惡心嘔吐和疼痛得分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見表2。

2.3 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114例獲訪患者中,發生肛門損傷40例。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損傷組和正常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病灶位置、ECOG評分、ASA分級、合并癥、術式、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pT分期、pN分期、pTNM分期、伴脈管浸潤、伴神經浸潤和術后輔助化療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損傷組患者中BMI<24 kg/m2的比例和急診手術比例高于正常組(P<0.05)。具體見表3。

2.4 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單因素分析結果納入BMI(≥24 kg/m2=1,小于24 kg/m2=2)和治療方案(急診手術=1,支架+手術=2,支架+NAC+手術=3)指標,同時根據臨床經驗納入病灶位置(乙狀結腸=1,降結腸=2,結腸脾區=3)、ECOG評分(0分=1,1分=2)、pTNM分期(Ⅱ期=1,Ⅲ期=2)、伴脈管浸潤(是=1,否=2)、伴神經浸潤(是=1,否=2)和術式(開腹=1,腹腔鏡=2)指標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BMI≥24 kg/m2、急診手術和ECOG評分1分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P<0.05)。具體結果見表4。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對于結直腸癌術后肛門功能評估的報道主要針對直腸癌低位前切除術后患者,有關左半結腸癌特別是合并完全梗阻患者術后肛門功能的探索較少[12-14]。本次研究采用Wexner 失禁量表、LARS量表及EORTC QLQ-C30量表全面評估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的肛門功能及生活質量,結果顯示,急診手術組術后第4周的LARS量表評分高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急診手術組術后第12個月的社會功能評分低于支架+手術組和支架+NAC+手術組(P<0.05),提示支架置入梗阻部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述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及減輕肛門功能損傷。
有學者[15-17]報道,肛門靜息壓下降可能是導致術后肛門功能失禁的重要原因;左半結腸癌根治手術操作時較少涉及肛門括約肌,故對于肛門功能的影響較小。本次研究證實,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的患者術后第4周的肛門功能較急診手術更優,但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組間比較并無統計學意義。同時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亦顯示,相對于支架+NAC+手術,急診手術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P<0.05)。既往研究[4, 18]顯示,直腸癌患者如末端回腸造口還納時間>6個月則更易發生LARS,肛門功能亦明顯下降。基于以上證據,筆者認為,對于接受單純急診手術的患者均應行一期造口,同時肛門功能評價應在造口還納后,此類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下降可能因肛門曠置過久造成。本研究中患者自接受急診手術至造口還納時間多超過12個月,這可能是導致患者早期肛門功能下降明顯的重要原因。同時筆者還觀察到在術后早期肛門功能下降患者中腫瘤大部分位于乙狀結腸,且隨腫瘤與肛緣距離增加Wexner評分呈下降趨勢,故腫瘤部位亦可能影響患者的肛門功能,與文獻[19-20]報道結果相符。此外,本研究還提示,BMI≥24 kg/m2是左半結腸癌伴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早期肛門功能損傷的危險因素,這可能與肥胖患者術中操作更為困難、較易出現醫源性損傷及增加肛門功能損傷風險有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患者的術后第12個月社會功能較急診手術更佳。諸多研究[21-23]顯示,造口手術后結直腸癌患者生活質量下降現象較為普遍,且以社會功能領域最為顯著,這主要與以下因素有關:① 造口脫垂、護理不當等造成糞便外溢,使得患者出現自卑心理;② 排糞方式變化導致心理及社會功能隨之改變,部分患者無法擺脫疾病狀態,并因此造成對于社交的恐懼。同時本次研究中接受支架+手術和支架+NAC+手術方案治療患者術后第12個月的社會功能評分在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支架置入后造口率降低有助于促進患者術后社會功能恢復。此外,在隨訪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患者社會功能在還納造口后均基本恢復,據此認為,這3種治療方案對于患者術后長期生活質量可能影響相對較小,通過積極科學的醫患溝通和完善造口護理往往能夠消除或改善造口患者術后的社交功能異常。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不足:① 屬于小樣本回顧性隊列研究,無法完全消除偏倚因素的影響,后續有待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或前瞻性研究進一步確證;② 研究整體失訪率相對較高,可能影響研究結論;③ 術后肛門功能評估指標主觀性過強,缺少肛門測壓指標。
綜上所述,單純接受急診手術治療左半結腸癌伴急性完全梗阻,患者術后更易出現肛門功能損傷及生活質量下降,而梗阻部位支架置入則有助于避免上述問題發生,但該結論有待進一步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黃榮森參與課題設計、資料收集、統計分析和文章撰寫;黃榮森和朱明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潘俊江對文章進行了審閱和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宜賓市第二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核批準(批文編號:2022-07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