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倪志海, 薛志有. BLM解旋酶和TIDC在結腸癌組織中的表達及其與患者術后預后的關系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2, 29(8): 1061-1066. doi: 10.7507/1007-9424.202110113 復制
結腸癌作為一種常見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發病率高居我國惡性腫瘤第3位[1]。盡管結腸癌的診斷和治療已取得長足進步和發展,但死亡率仍較高,因此明確結腸癌的發生和發展的病理變化對于結腸癌的防治和預后評估具有重要臨床價值。 隨著致癌機制相關理論研究的逐漸完善,證實結腸癌的發生與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密切相關,抑癌基因表達降低或缺失和原癌基因高表達可導致細胞過度增殖,是結腸癌發生的關鍵機制[2]。DNA解旋酶RecQ樣解旋酶(RecQ like helicase,RECQL)家族中相關解旋酶參與了DNA復制、重組、修復、轉錄等過程,其中Bloom綜合征(Bloom syndrome, BLM)解旋酶已被證實在多種腫瘤中高表達,如宮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關于其與結腸癌的關系尚不明確[3-4]。同時,免疫系統對于腫瘤細胞的生長和轉移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誘導對機體免疫耐受,誘導腫瘤細胞的增殖、轉移等。腫瘤浸潤性樹突狀細胞(tumor infiltrating dendritic cells,TIDC)的低表達可導致腫瘤組織的免疫細胞抗原呈遞能力降低,從而無法有效激活細胞毒性T細胞,降低了免疫細胞的腫瘤殺傷效應[5-6]。目前認為原癌或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以及人體自身免疫異常均與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關系。因此本研究將從上述兩個角度觀察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并分析二者之間以及與結腸癌臨床病理特征間的相關性,同時探討影響結腸癌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旨在為結腸癌的臨床預后評估及治療提供一定的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選取2014年6月至2016年8月期間于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行手術切除的168例結腸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獲取病理科存檔的手術切除的結腸癌組織以及癌旁組織標本,癌旁組織距離腫瘤病灶邊緣距離>5 cm。168例患者中男94例,女74例;年齡35~75歲、(56.25±4.54)歲。本研究方案通過了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科研課題倫理審查(批文編號:2021-056-02),并獲得豁免知情同意,數據搜集及統計匯報嚴格遵循患者個人隱私保護。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符合《中國結直腸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中原發性結腸癌的診斷標準[7],經影像學及術后病理學檢查確診;② 成功施行結腸癌根治術,且術前均未接受放射治療、化學治療等系統性全身抗癌治療;③ 存檔組織滿足檢測要求;④ 病歷資料完整,隨訪時間不短于12個月。 排除標準:① 有既往結腸癌手術史;② 復發性結腸癌,合并其他組織的惡性腫瘤;③ 手術前明確存在潰瘍性結腸炎、炎性腸病(克羅恩病)病史;④ 圍手術期死亡。
1.3 一般資料收集
收集納入研究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手術病理診斷、腫瘤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以及生存情況。采用電話隨訪方式獲取患者術后生存相關信息,隨訪截止時間為2021年8月31日。
1.4 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及TIDC密度檢測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的SABC法檢測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具體操作參見試劑盒說明。主要過程如下:將選取的手術切除并行甲醛固定、石蠟包埋的結腸癌組織標本行4 μm厚連續切片,60 ℃烤箱內烘烤1 h,常規脫蠟水化,采用焦碳酸二乙酯抗原進行熱修復 (95 ℃×5 min),用3%雙氧水滅活內源性過氧化物酶。加入山羊血清于37 ℃條件下孵育0.5 h,加入BLM 抗體(博奧森生物技術有限公司),4 ℃過夜。用磷酸鹽緩沖液沖洗3次,5 min/次,加入山羊抗兔辣根過氧化酶標記的二抗(中杉金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37 ℃條件下孵育0.5 h,磷酸鹽緩沖液沖洗3次,5 min/次,將玻片浸入二氨基聯苯胺溶液中顯色,蒸餾水漂洗、蘇木精復染,脫水、封片。 每張切片于400倍光鏡下隨機選取10個視野,采用Image-Pro Plus 6.0軟件計算BLM解旋酶的積分光密度(IOD),取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以磷酸鹽緩沖液替代一抗為陰性對照組,計算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相對IOD值)。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后,以磷酸鹽緩沖液代替一抗作為陰性對照,以TIDC陽性切片(上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作為陽性對照,最后在400倍光鏡下隨機選取10個視野,計數每個視野中的TIDC數量,取10個視野的均值作為最終的TIDC密度(單位為%)。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K-S正態檢驗),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多樣本均數F檢驗進行 2組間或多組間比較,配對資料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Pearson方法行相關性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繪制生存曲線,計算術后5年累積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結腸癌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和TIDC密度檢測結果
細胞漿或細胞核中有棕黃色顆粒者為BLM解旋酶表達陽性,細胞膜和(或)細胞質中出現棕黃色顆粒或團狀物為TIDC陽性。 結腸癌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和TIDC密度檢測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見圖1a~1d, 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檢測結果見圖1e和1f。其結果顯示: 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相對表達量高于癌旁組織(1.49±0.33比1.02±0.17),而TIDC密度低于癌旁組織 [(9.53±2.36)% 比 (12.36±2.37)%],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4.852、P<0.05;t=6.844、P<0.05)。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呈負相關關系(r=–0.588,P<0.05),見圖1g。

a、b: BLM解旋酶在癌旁組織(a)和結腸癌組織(b)中的表達情況(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400);c、d:在癌旁組織(c)和結腸癌組織(d)中TIDC密度檢測情況(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400);e: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相對表達量;f: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的TIDC密度;g: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與TIDC密度的相關性分析結果
2.2 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臨床病理特征間的關系
分別以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的中位值為臨界值,將168例患者分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和低表達組,以及TIDC高密度組和低密度組。 BLM解旋酶高表達組與低表達組以及TIDC高密度組和低密度組間的腫瘤分化程度、臨床分期和淋巴結轉移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和TIDC低密度組的腫瘤分化程度低、臨床分期較晚,淋巴結轉移比例高。具體見表1。

2.3 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患者預后的分析結果
168例患者隨訪16~60個月,中位隨訪時間為45個月,無失訪病例。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存活46例(54.8%),死亡38例(45.2%);低表達組存活59例(70.2%),死亡25例(29.8%);log-rank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低表達組(χ2=4.244,P=0.039)。 TIDC高密度組存活60例(71.4%),死亡24例(28.6%);低密度組存活45例(53.6%),死亡39例(46.4%); log-rank分析結果顯示,TIDC低密度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高密度組(χ2=4.947,P=0.026)。具體見圖2a和2b。

2.4 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
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其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表達、TIDC密度、腫瘤分化程度及淋巴結轉移影響結腸癌患者的術后生存(P<0.05)。進一步行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多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TIDC低密度、腫瘤分化程度低、分期晚和伴淋巴結轉移是影響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危險因素(P<0.05)。具體見表2和表3。


3 討論
結腸癌是臨床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病程早期便可通過淋巴結、血液循環等途徑轉移,進而出現微小轉移灶,增加了術后復發風險,其中術后復發已成為手術治療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9]。近年來,隨著對腫瘤分子病理學機制的深入研究,對于結腸癌的認識越來越注重于基因變異、免疫調節等方面的變化對于疾病的影響,如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體(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ligand,PD-L1)參與腫瘤的免疫逃逸,即通過削弱免疫監視作用而抑制淋巴細胞的活性,最終導致腫瘤細胞的惡性增殖[10]。TIDC屬于抗原呈遞細胞,在腫瘤患者體內可通過識別腫瘤細胞表面分子標志物而呈遞給細胞毒性T細胞,誘導免疫殺傷作用,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11]。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與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密切相關,調控失衡則導致細胞惡性增殖,其中BLM 基因可通過表達 BLM 蛋白而維持細胞增殖周期,一旦表達失衡則導致 BLM 蛋白處于高水平狀態,進而引起細胞增殖周期紊亂,導致腫瘤的發生[12]。本研究結果顯示,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高于癌旁組織,而TIDC密度低于癌旁組織(P<0.05),表明結腸癌組織中TIDC密度降低以及BLM解旋酶表達上調,提示兩者表達水平與疾病發生密切關聯。同時,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的表達與TIDC密度呈負相關關系,提示兩者在結腸癌組織中可能相互調控,共同誘導結腸癌的進展。另外,本研究發現TIDC密度和BLM解旋酶的表達與結腸癌的臨床分級、腫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結轉移存在相關性,而這些臨床病理特征直接反映了結腸癌的增殖、侵襲轉移情況,因此該結果提示BLM解旋酶高表達和TIDC低密度的患者其結腸癌的惡性程度可能較高、預后較差, BLM解旋酶和TIDC可能參與了結腸癌的進展。
本研究168例患者隨訪期間共有63例死亡(37.5%);經log-rank分析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低表達組,而TIDC低密度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高密度組(P<0.05),提示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患者的遠期預后密切關聯,即BLM解旋酶高表達和TIDC低密度的結腸癌患者其死亡風險增高。BLM解旋酶在細胞增殖初期含量最高,參與DNA復制過程,同時還可修復錯配的DNA堿基對,研究[13]證實,BLM基因突變或者缺失后,可引起前列腺細胞DNA修復作用受損,從而引起細胞增殖周期失衡,導致腫瘤的發生。有文獻[14-15]報道,BLM解旋酶在結腸癌組織中高表達,其表達水平與組織病理學分型和TNM 臨床分期密切關聯,其中低分化和Ⅲ期結腸癌患者的BLM解旋酶表達陽性細胞比例增高。 結合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BLM解旋酶高表達者腫瘤惡性程度高,患者預后差。TIDC作為抗原呈遞細胞,其數量的減少可導致機體對腫瘤細胞降解產物的呈遞能力降低,進而大量增殖的腫瘤細胞不會刺激細胞毒性T細胞,導致機體出現腫瘤免疫耐受現象,引發腫瘤細胞進一步惡性增殖,從而加重疾病進展[16-18]。TIDC在結腸癌組織中處于低密度狀態,低密度患者的TNM分期多處于Ⅲ期,腫瘤分化程度多為中低分化,具有更高的復發風險,提示結腸癌組織中TIDC數量減少則腫瘤的惡性程度高,患者預后差。因此可通過檢測TIDC的密度來評估結腸癌患者的腫瘤惡性程度、侵襲程度等臨床特征[11, 19-20]。 盡管本研究結果顯示結腸癌患者癌組織中TIDC密度與BLM解旋酶的表達具有負相關性,但這種相互調控表達的關系是基于本身基因或蛋白間的改變,還是信號傳導通路中的調控機制,尚不明確,仍需進一步從分子生物學水平進行深入探討。同時本研究樣本量有限,研究結果和結論尚需要在多中心臨床大樣本中加以進一步佐證。
綜上所述,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的異常改變與腫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結轉移相關,是影響患者遠期生存的影響因素。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倪志海負責資料收集、分析和撰寫文章;薛志有負責文章審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科研課題倫理審查(批文編號:2021-056-02)。
結腸癌作為一種常見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發病率高居我國惡性腫瘤第3位[1]。盡管結腸癌的診斷和治療已取得長足進步和發展,但死亡率仍較高,因此明確結腸癌的發生和發展的病理變化對于結腸癌的防治和預后評估具有重要臨床價值。 隨著致癌機制相關理論研究的逐漸完善,證實結腸癌的發生與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密切相關,抑癌基因表達降低或缺失和原癌基因高表達可導致細胞過度增殖,是結腸癌發生的關鍵機制[2]。DNA解旋酶RecQ樣解旋酶(RecQ like helicase,RECQL)家族中相關解旋酶參與了DNA復制、重組、修復、轉錄等過程,其中Bloom綜合征(Bloom syndrome, BLM)解旋酶已被證實在多種腫瘤中高表達,如宮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關于其與結腸癌的關系尚不明確[3-4]。同時,免疫系統對于腫瘤細胞的生長和轉移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誘導對機體免疫耐受,誘導腫瘤細胞的增殖、轉移等。腫瘤浸潤性樹突狀細胞(tumor infiltrating dendritic cells,TIDC)的低表達可導致腫瘤組織的免疫細胞抗原呈遞能力降低,從而無法有效激活細胞毒性T細胞,降低了免疫細胞的腫瘤殺傷效應[5-6]。目前認為原癌或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以及人體自身免疫異常均與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關系。因此本研究將從上述兩個角度觀察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并分析二者之間以及與結腸癌臨床病理特征間的相關性,同時探討影響結腸癌患者預后的影響因素,旨在為結腸癌的臨床預后評估及治療提供一定的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選取2014年6月至2016年8月期間于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行手術切除的168例結腸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獲取病理科存檔的手術切除的結腸癌組織以及癌旁組織標本,癌旁組織距離腫瘤病灶邊緣距離>5 cm。168例患者中男94例,女74例;年齡35~75歲、(56.25±4.54)歲。本研究方案通過了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科研課題倫理審查(批文編號:2021-056-02),并獲得豁免知情同意,數據搜集及統計匯報嚴格遵循患者個人隱私保護。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符合《中國結直腸癌診療規范(2017年版)》中原發性結腸癌的診斷標準[7],經影像學及術后病理學檢查確診;② 成功施行結腸癌根治術,且術前均未接受放射治療、化學治療等系統性全身抗癌治療;③ 存檔組織滿足檢測要求;④ 病歷資料完整,隨訪時間不短于12個月。 排除標準:① 有既往結腸癌手術史;② 復發性結腸癌,合并其他組織的惡性腫瘤;③ 手術前明確存在潰瘍性結腸炎、炎性腸病(克羅恩病)病史;④ 圍手術期死亡。
1.3 一般資料收集
收集納入研究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手術病理診斷、腫瘤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以及生存情況。采用電話隨訪方式獲取患者術后生存相關信息,隨訪截止時間為2021年8月31日。
1.4 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及TIDC密度檢測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的SABC法檢測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具體操作參見試劑盒說明。主要過程如下:將選取的手術切除并行甲醛固定、石蠟包埋的結腸癌組織標本行4 μm厚連續切片,60 ℃烤箱內烘烤1 h,常規脫蠟水化,采用焦碳酸二乙酯抗原進行熱修復 (95 ℃×5 min),用3%雙氧水滅活內源性過氧化物酶。加入山羊血清于37 ℃條件下孵育0.5 h,加入BLM 抗體(博奧森生物技術有限公司),4 ℃過夜。用磷酸鹽緩沖液沖洗3次,5 min/次,加入山羊抗兔辣根過氧化酶標記的二抗(中杉金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37 ℃條件下孵育0.5 h,磷酸鹽緩沖液沖洗3次,5 min/次,將玻片浸入二氨基聯苯胺溶液中顯色,蒸餾水漂洗、蘇木精復染,脫水、封片。 每張切片于400倍光鏡下隨機選取10個視野,采用Image-Pro Plus 6.0軟件計算BLM解旋酶的積分光密度(IOD),取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以磷酸鹽緩沖液替代一抗為陰性對照組,計算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相對IOD值)。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后,以磷酸鹽緩沖液代替一抗作為陰性對照,以TIDC陽性切片(上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作為陽性對照,最后在400倍光鏡下隨機選取10個視野,計數每個視野中的TIDC數量,取10個視野的均值作為最終的TIDC密度(單位為%)。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K-S正態檢驗),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多樣本均數F檢驗進行 2組間或多組間比較,配對資料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采用Pearson方法行相關性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繪制生存曲線,計算術后5年累積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結腸癌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和TIDC密度檢測結果
細胞漿或細胞核中有棕黃色顆粒者為BLM解旋酶表達陽性,細胞膜和(或)細胞質中出現棕黃色顆粒或團狀物為TIDC陽性。 結腸癌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和TIDC密度檢測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見圖1a~1d, 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檢測結果見圖1e和1f。其結果顯示: 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相對表達量高于癌旁組織(1.49±0.33比1.02±0.17),而TIDC密度低于癌旁組織 [(9.53±2.36)% 比 (12.36±2.37)%],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4.852、P<0.05;t=6.844、P<0.05)。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呈負相關關系(r=–0.588,P<0.05),見圖1g。

a、b: BLM解旋酶在癌旁組織(a)和結腸癌組織(b)中的表達情況(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400);c、d:在癌旁組織(c)和結腸癌組織(d)中TIDC密度檢測情況(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400);e: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BLM解旋酶的相對表達量;f:結腸癌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的TIDC密度;g: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表達與TIDC密度的相關性分析結果
2.2 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臨床病理特征間的關系
分別以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和TIDC密度的中位值為臨界值,將168例患者分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和低表達組,以及TIDC高密度組和低密度組。 BLM解旋酶高表達組與低表達組以及TIDC高密度組和低密度組間的腫瘤分化程度、臨床分期和淋巴結轉移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即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和TIDC低密度組的腫瘤分化程度低、臨床分期較晚,淋巴結轉移比例高。具體見表1。

2.3 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患者預后的分析結果
168例患者隨訪16~60個月,中位隨訪時間為45個月,無失訪病例。BLM解旋酶高表達組存活46例(54.8%),死亡38例(45.2%);低表達組存活59例(70.2%),死亡25例(29.8%);log-rank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低表達組(χ2=4.244,P=0.039)。 TIDC高密度組存活60例(71.4%),死亡24例(28.6%);低密度組存活45例(53.6%),死亡39例(46.4%); log-rank分析結果顯示,TIDC低密度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高密度組(χ2=4.947,P=0.026)。具體見圖2a和2b。

2.4 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分析結果
采用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分析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其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表達、TIDC密度、腫瘤分化程度及淋巴結轉移影響結腸癌患者的術后生存(P<0.05)。進一步行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多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TIDC低密度、腫瘤分化程度低、分期晚和伴淋巴結轉移是影響結腸癌患者術后生存的危險因素(P<0.05)。具體見表2和表3。


3 討論
結腸癌是臨床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病程早期便可通過淋巴結、血液循環等途徑轉移,進而出現微小轉移灶,增加了術后復發風險,其中術后復發已成為手術治療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9]。近年來,隨著對腫瘤分子病理學機制的深入研究,對于結腸癌的認識越來越注重于基因變異、免疫調節等方面的變化對于疾病的影響,如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體(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ligand,PD-L1)參與腫瘤的免疫逃逸,即通過削弱免疫監視作用而抑制淋巴細胞的活性,最終導致腫瘤細胞的惡性增殖[10]。TIDC屬于抗原呈遞細胞,在腫瘤患者體內可通過識別腫瘤細胞表面分子標志物而呈遞給細胞毒性T細胞,誘導免疫殺傷作用,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11]。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與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異常表達密切相關,調控失衡則導致細胞惡性增殖,其中BLM 基因可通過表達 BLM 蛋白而維持細胞增殖周期,一旦表達失衡則導致 BLM 蛋白處于高水平狀態,進而引起細胞增殖周期紊亂,導致腫瘤的發生[12]。本研究結果顯示,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相對表達量高于癌旁組織,而TIDC密度低于癌旁組織(P<0.05),表明結腸癌組織中TIDC密度降低以及BLM解旋酶表達上調,提示兩者表達水平與疾病發生密切關聯。同時,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BLM解旋酶的表達與TIDC密度呈負相關關系,提示兩者在結腸癌組織中可能相互調控,共同誘導結腸癌的進展。另外,本研究發現TIDC密度和BLM解旋酶的表達與結腸癌的臨床分級、腫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結轉移存在相關性,而這些臨床病理特征直接反映了結腸癌的增殖、侵襲轉移情況,因此該結果提示BLM解旋酶高表達和TIDC低密度的患者其結腸癌的惡性程度可能較高、預后較差, BLM解旋酶和TIDC可能參與了結腸癌的進展。
本研究168例患者隨訪期間共有63例死亡(37.5%);經log-rank分析顯示,BLM解旋酶高表達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低表達組,而TIDC低密度組的5年累積生存率低于高密度組(P<0.05),提示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與結腸癌患者的遠期預后密切關聯,即BLM解旋酶高表達和TIDC低密度的結腸癌患者其死亡風險增高。BLM解旋酶在細胞增殖初期含量最高,參與DNA復制過程,同時還可修復錯配的DNA堿基對,研究[13]證實,BLM基因突變或者缺失后,可引起前列腺細胞DNA修復作用受損,從而引起細胞增殖周期失衡,導致腫瘤的發生。有文獻[14-15]報道,BLM解旋酶在結腸癌組織中高表達,其表達水平與組織病理學分型和TNM 臨床分期密切關聯,其中低分化和Ⅲ期結腸癌患者的BLM解旋酶表達陽性細胞比例增高。 結合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BLM解旋酶高表達者腫瘤惡性程度高,患者預后差。TIDC作為抗原呈遞細胞,其數量的減少可導致機體對腫瘤細胞降解產物的呈遞能力降低,進而大量增殖的腫瘤細胞不會刺激細胞毒性T細胞,導致機體出現腫瘤免疫耐受現象,引發腫瘤細胞進一步惡性增殖,從而加重疾病進展[16-18]。TIDC在結腸癌組織中處于低密度狀態,低密度患者的TNM分期多處于Ⅲ期,腫瘤分化程度多為中低分化,具有更高的復發風險,提示結腸癌組織中TIDC數量減少則腫瘤的惡性程度高,患者預后差。因此可通過檢測TIDC的密度來評估結腸癌患者的腫瘤惡性程度、侵襲程度等臨床特征[11, 19-20]。 盡管本研究結果顯示結腸癌患者癌組織中TIDC密度與BLM解旋酶的表達具有負相關性,但這種相互調控表達的關系是基于本身基因或蛋白間的改變,還是信號傳導通路中的調控機制,尚不明確,仍需進一步從分子生物學水平進行深入探討。同時本研究樣本量有限,研究結果和結論尚需要在多中心臨床大樣本中加以進一步佐證。
綜上所述,結腸癌組織中BLM解旋酶的表達和TIDC密度的異常改變與腫瘤分化程度和淋巴結轉移相關,是影響患者遠期生存的影響因素。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倪志海負責資料收集、分析和撰寫文章;薛志有負責文章審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大連大學附屬新華醫院倫理委員會科研課題倫理審查(批文編號:2021-0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