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萬娟, 余靜雅, 楊平, 楊小玲, 李宏宇, 吳孟航, 楊家印, 嚴律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肝移植受者心理及睡眠狀況調查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12): 1619-1624. doi: 10.7507/1007-9424.202104035 復制
2019 年 12 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我國多地，其以發熱、干咳、乏力為主要臨床表現，具有傳播性強、傳播范圍廣、人群普遍易感的特點[1]。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做好其疫情防控工作，減少和避免院內交叉感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簡稱“我院” ）擇期手術已延后開展，僅開展急診手術（包括肝移植手術）。肝移植受者通常為終末期肝功能衰竭患者，其術后常經歷復雜不適的癥狀體驗，主要包括睡眠質量下降、心理癥狀等，易導致患者產生負面的主觀感受，嚴重影響生活質量[2]，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于感染新冠肺炎風險的擔憂可能更加加重肝移植受者的心理負擔。因此，本研究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及睡眠狀況進行了解，以便為臨床有針對性的癥狀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 2020 年 1–2 月期間在我院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初次接受肝移植手術患者；閱讀、理解和表達能力正常者；患者及其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肝移植術后疾病危重不能完成調查者；<18 歲患者；肝移植術后圍術期死亡患者。本研究已通過我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批 ［批文編號：2020 年審（166）號］，納入研究患者均簽訂了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內容及評估工具
1.2.1 一般資料
采用我院自行編制的問卷調查表，項目包括性別（男、女）、年齡、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初高中、大專及以上）、婚姻狀況（未婚/離異/喪偶、已婚/同居）、居住地（城市、農村/鄉鎮）、居住情況（獨居、與家人同住）、是否經歷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疫情、新冠肺炎感染防控知識掌握程度（簡稱“新冠肺炎知識掌握”，共包含 5 個條目，每個條目計 1 分，>4 分評估為為“好”、2～3 分評估為“中”、<2 分評估為“差”）、原發疾病（肝癌、肝硬化、 肝功能衰竭）、Child-Pugh 分級（原發疾病和Child-Pugh 分級通過我院 HIS 系統獲得）。
1.2.2 焦慮情況
采用 Spielberger 等[3]的狀態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AI）評估。該量表用于評定目前或近段時間或特定應激情況下的恐懼、緊張、神經質的體驗或感受及焦慮狀態。量表包含 20 個條目，其中 10 個正向情緒條目，10 個負向情緒條目，每個條目計分 1～4 分，正向情緒條目反向計分。鄭曉華等[4]的研究顯示SAI的信效度良好，適用于我國人群的焦慮情況評估。
1.2.3 抑郁情況
采用 Radloff [5]的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評估。該量表包含 20 個條目，其中有 4 個反向計分條目，各條目計分 0～3 分。章婕等[6]的研究顯示 CES-D 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建議以 28 分作為抑郁狀態的分界點，CES-D 適用于我國人群抑郁癥狀自評。
1.2.4 睡眠質量
采用 Buysse 等[7]的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評估。參與計分的 18 個條目組成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睡眠藥物、日間功能障礙 7 個維度，每個維度計分 0～3 分，總分為 7 個維度得分相加。PSQI>7 分被界定為存在睡眠問題。劉賢臣等[8]的研究顯示 PSQI 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 α 系數為 0.84，分半信度為 0.87，7 個維度構想效度負荷量均>0.5。
1.3 調查方法
調查前由研究者對兩名調查員進行培訓，培訓內容包括規范指導用語、量表條目的判定、調查技巧和注意事項，保證調查的標準化和一致性。采用調查員現場“一對一”調查的方式，調查員使用統一的指導用語向患者介紹，由調查員口述調查內容，患者作答后由調查員記錄。調查時間點為患者從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CU）轉回肝臟外科病房時，通常為肝移植術后 3～7 d。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進行統計學比較的連續性變量均采用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采用 Shapiro-Wilk 檢驗對其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對符合正態分布者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即 F 檢驗，2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多組間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檢驗，2組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 29 例，排除 1 例肝移植術后 6 d 因腦出血死亡和 1 例 2 歲幼兒患者，最終納入 27 例肝移植受者，這 27 例患者的問卷均有效收回。
27 例肝移植受者的 SAI 得分為（46.41±8.77）分；CES-D 得分為（13.11±7.87）分，抑郁狀態（>28 分者）2 例（7.4%）；PSQI 評分為（6.44±4.02）分，存在睡眠問題者 7 例（25.9%），睡眠情況的 7 個維度得分情況：睡眠質量 1（1，2）分、入睡時間 1（0，2）分、睡眠時間 1（0，2）分、睡眠效率 1（0，2）分、睡眠障礙 1（1，2）分、睡眠藥物 0（0，0）分、日間功能障礙 0（0，1）分。
27例患者的一般情況、焦慮、抑郁和睡眠質量評分結果見表 1。從表 1 可見，新冠肺炎疫情下肝移植受者的焦慮、抑郁評分情況在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地、居住情況、原發疾病、Child-Pugh 分級、是否經歷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知識掌握程度、醫保、家庭人均年收入、收支情況患者之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發現男性、經歷非典疫情、家庭人均年收入≥6 萬元患者的 PSQI 評分分別高于女性、未經歷非典疫情和家庭人均年收入<6 萬元的患者（P<0.05），未發現 PSQI 評分與其他基本資料有關（P>0.05）。
表1
27 例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疫情下焦慮、抑郁及睡眠質量評分情況
3 討論
新冠肺炎疫情是傳染性疾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易使人們產生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9-12]。肝移植受者既是罹患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同時也是該時期易發生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的高危人群。肝臟疾病患者的心理狀況和睡眠質量往往受到疾病進展的影響，同時會受到疾病相關并發癥、社會生活限制和嚴格遵守藥物治療方案的影響[2]。惡心、精神定向障礙、意識模糊等身體癥狀通常在移植后消退，而高度的焦慮、抑郁等心理癥狀的影響可能更為持久[13]。
3.1 焦慮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肝移植受者作為易感人群，由于疾病、手術和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患者抵抗力下降、感染新冠肺炎風險增加，易出現情緒障礙；同時，由于疫情期間醫院嚴格的管控措施和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緊張氛圍，增加了肝移植受者罹患或加重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的風險。既往研究[14-15]結果顯示，肝移植受者焦慮的發生率高達 22.8%～23.5%。焦慮通常出現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是人處于某一情境時所產生的緊張、擔心、不安、困擾，持續時間較短，但程度較重，常伴有明顯的植物神經系統癥狀[4]，可獨立于或伴有特質焦慮出現。謝曉非[1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非典期間，干擾程度、意愿程度、消極預期、相關知識等因素可直接影響焦慮，感覺到受干擾程度越重，其狀態焦慮程度也越重。
本研究結果顯示，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狀態焦慮水平高于我國人群常模[4]，陳琪爾等[17]的研究中也得出此結論。肖菊蘭等[18]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公眾焦慮抑郁情緒的研究顯示，公眾在新冠肺炎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易發生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患有慢性疾病是焦慮、抑郁風險增加的獨立影響因素，且焦慮或抑郁程度越高，其壓力感知越大。
相較于非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疫情期間焦慮水平較高的原因包括直接干擾和間接干擾兩個方面：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術后復查、采購免疫抑制劑、康復活動、飲食營養等均會受到直接干擾；間接干擾表現為疫情期間家庭給予的社會支持受限，可加重患者焦慮[16]。肝移植受者對家庭的依賴程度越高，其感受到被干擾程度也越高，導致狀態焦慮也越高，其表現出對家庭的高依賴[16]。然而疫情下肝移植病房采取了更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固定留陪，限制其他家屬探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社會支持的獲取。有研究[14]表明，良好的社會支持與肝移植受者焦慮水平呈負相關，來自于家庭成員的關心、關愛和支持有助于緩解其負性情緒。除肝移植受者外，老年人[19]、學生[20]等特殊人群也會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呈現出焦慮檢出率較高、焦慮得分較高的特點。盡管本研究中肝移植受者對于新冠肺炎防控知識掌握程度的不同尚未體現出對焦慮的影響，但應重視對新冠肺炎相關知識的健康宣教，幫助患者建立科學認知，對相關知識掌握越充分，狀態焦慮也越弱。
3.2 抑郁
隨著對于發生免疫排斥反應的擔憂、移植并發癥的風險、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的不適癥狀體驗、原發病復發的心理壓力以及高昂的后續治療費用的經濟壓力等，肝移植受者仍易發生抑郁問題[2]。有研究[21]顯示，肝移植受者的抑郁得分在術后 1 個月達到最高值，隨后逐漸改善，但術后 12 個月抑郁得分仍高于術前。肝移植受者在移植術后 5 年，由于其逐漸適應了術后生活，抑郁發生率降低[22]。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 CES-D 得分與我國人群常模相近，其中 7.4% 的受者存在抑郁但其程度較低，與李嘉琪等[22]、范蓉等[23]的研究一致。本研究中肝移植受者抑郁得分較低可能與調查時間點的選擇有關。本研究調查時間為術后早期，肝移植受者的心理變化過程具有特殊性，在經歷了對肝臟供體資源的等待、手術風險的擔憂后，手術成功帶來的喜悅可能成為術后早期肝移植受者的正性情緒體驗。
3.3 睡眠質量
肝移植受者因手術創傷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且術后臥床時間長、活動受限，同時由于治療、藥物、睡眠環境改變等，患者容易出現神疲乏力、失眠等睡眠問題。睡眠質量下降是肝移植受者術后的常見癥狀之一，入睡困難為最常見的癥狀，易醒、多夢等睡眠問題多見[2]。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中 25.9% 的患者存在睡眠問題，結果提示，睡眠問題在肝移植受者中多見，與陳瀟等[2]的研究結果一致，但低于吳絲絲等[24]的研究結果，這可能與使用的評估工具不同有關，吳絲絲等[24]的研究中使用了阿森斯失眠量表。本研究中使用的 PSQI 量表，包括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日間功能障礙 7 個維度和 PSQI 總分，能較全面評估患者的睡眠質量。
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肝移植受者睡眠質量存在差異，男性患者比女性表現出更差的睡眠質量，其原因可能與術后男性患者對疼痛的感知更為明顯，活動受限重，從而影響睡眠；也有可能與本研究的女性患者表現出更樂觀的生活態度、更堅韌的心理彈性等有關[25-26]。本研究還發現，經歷過非典疫情的患者睡眠質量較差，這可能是由于非典與新冠肺炎同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經歷過非典疫情的患者將二者關聯強化、過度應激的結果，這一部分患者在經歷新冠肺炎和肝移植聯合創傷事件打擊后，出現了以睡眠障礙為核心癥狀的創傷后應激障礙[27]。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擔憂可能加重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壓力，增加睡眠問題發生的風險。此外，本研究還顯示，睡眠障礙在家庭經濟水平較高的患者中更為多見，這與林曉鴻等[28]的研究不一致，經濟水平較低的患者睡眠質量差可能與肝移植醫療開支巨大、經濟壓力增加有關；而經濟水平較高的患者睡眠質量差可能與患者對治療和預后的心理預期大、自我關注度高、心理壓力增加有關。同時睡眠問題與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呈現互為因果的關系。睡眠問題易導致肝移植受者出現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負性情緒的出現會進一步加重睡眠質量的下降。因此，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睡眠問題，除采取緩解疼痛、營造良好的睡眠環境等措施外，應注重提升患者新冠肺炎的防護知識，減輕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壓力，同時改善疫情期間患者的焦慮癥狀，避免誘發或加重睡眠問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萬娟提出選題、研究設計方案和起草文章；余靜雅負責統計分析和修稿；楊平、楊小玲和李宏宇負責數據收集和整理；吳孟航、楊家印和嚴律南負責指導和文章審稿。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2020 年審（166）號］。
2019 年 12 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我國多地，其以發熱、干咳、乏力為主要臨床表現，具有傳播性強、傳播范圍廣、人群普遍易感的特點[1]。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做好其疫情防控工作，減少和避免院內交叉感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簡稱“我院” ）擇期手術已延后開展，僅開展急診手術（包括肝移植手術）。肝移植受者通常為終末期肝功能衰竭患者，其術后常經歷復雜不適的癥狀體驗，主要包括睡眠質量下降、心理癥狀等，易導致患者產生負面的主觀感受，嚴重影響生活質量[2]，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于感染新冠肺炎風險的擔憂可能更加加重肝移植受者的心理負擔。因此，本研究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及睡眠狀況進行了解，以便為臨床有針對性的癥狀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選取 2020 年 1–2 月期間在我院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初次接受肝移植手術患者；閱讀、理解和表達能力正常者；患者及其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肝移植術后疾病危重不能完成調查者；<18 歲患者；肝移植術后圍術期死亡患者。本研究已通過我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批 ［批文編號：2020 年審（166）號］，納入研究患者均簽訂了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內容及評估工具
1.2.1 一般資料
采用我院自行編制的問卷調查表，項目包括性別（男、女）、年齡、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初高中、大專及以上）、婚姻狀況（未婚/離異/喪偶、已婚/同居）、居住地（城市、農村/鄉鎮）、居住情況（獨居、與家人同住）、是否經歷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疫情、新冠肺炎感染防控知識掌握程度（簡稱“新冠肺炎知識掌握”，共包含 5 個條目，每個條目計 1 分，>4 分評估為為“好”、2～3 分評估為“中”、<2 分評估為“差”）、原發疾病（肝癌、肝硬化、 肝功能衰竭）、Child-Pugh 分級（原發疾病和Child-Pugh 分級通過我院 HIS 系統獲得）。
1.2.2 焦慮情況
采用 Spielberger 等[3]的狀態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SAI）評估。該量表用于評定目前或近段時間或特定應激情況下的恐懼、緊張、神經質的體驗或感受及焦慮狀態。量表包含 20 個條目，其中 10 個正向情緒條目，10 個負向情緒條目，每個條目計分 1～4 分，正向情緒條目反向計分。鄭曉華等[4]的研究顯示SAI的信效度良好，適用于我國人群的焦慮情況評估。
1.2.3 抑郁情況
采用 Radloff [5]的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評估。該量表包含 20 個條目，其中有 4 個反向計分條目，各條目計分 0～3 分。章婕等[6]的研究顯示 CES-D 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建議以 28 分作為抑郁狀態的分界點，CES-D 適用于我國人群抑郁癥狀自評。
1.2.4 睡眠質量
采用 Buysse 等[7]的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評估。參與計分的 18 個條目組成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睡眠藥物、日間功能障礙 7 個維度，每個維度計分 0～3 分，總分為 7 個維度得分相加。PSQI>7 分被界定為存在睡眠問題。劉賢臣等[8]的研究顯示 PSQI 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 α 系數為 0.84，分半信度為 0.87，7 個維度構想效度負荷量均>0.5。
1.3 調查方法
調查前由研究者對兩名調查員進行培訓，培訓內容包括規范指導用語、量表條目的判定、調查技巧和注意事項，保證調查的標準化和一致性。采用調查員現場“一對一”調查的方式，調查員使用統一的指導用語向患者介紹，由調查員口述調查內容，患者作答后由調查員記錄。調查時間點為患者從重癥加強護理病房（ICU）轉回肝臟外科病房時，通常為肝移植術后 3～7 d。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進行統計學比較的連續性變量均采用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采用 Shapiro-Wilk 檢驗對其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對符合正態分布者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即 F 檢驗，2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多組間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檢驗，2組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 29 例，排除 1 例肝移植術后 6 d 因腦出血死亡和 1 例 2 歲幼兒患者，最終納入 27 例肝移植受者，這 27 例患者的問卷均有效收回。
27 例肝移植受者的 SAI 得分為（46.41±8.77）分；CES-D 得分為（13.11±7.87）分，抑郁狀態（>28 分者）2 例（7.4%）；PSQI 評分為（6.44±4.02）分，存在睡眠問題者 7 例（25.9%），睡眠情況的 7 個維度得分情況：睡眠質量 1（1，2）分、入睡時間 1（0，2）分、睡眠時間 1（0，2）分、睡眠效率 1（0，2）分、睡眠障礙 1（1，2）分、睡眠藥物 0（0，0）分、日間功能障礙 0（0，1）分。
27例患者的一般情況、焦慮、抑郁和睡眠質量評分結果見表 1。從表 1 可見，新冠肺炎疫情下肝移植受者的焦慮、抑郁評分情況在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地、居住情況、原發疾病、Child-Pugh 分級、是否經歷非典疫情、新冠肺炎知識掌握程度、醫保、家庭人均年收入、收支情況患者之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發現男性、經歷非典疫情、家庭人均年收入≥6 萬元患者的 PSQI 評分分別高于女性、未經歷非典疫情和家庭人均年收入<6 萬元的患者（P<0.05），未發現 PSQI 評分與其他基本資料有關（P>0.05）。
表1
27 例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疫情下焦慮、抑郁及睡眠質量評分情況
3 討論
新冠肺炎疫情是傳染性疾病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易使人們產生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9-12]。肝移植受者既是罹患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同時也是該時期易發生焦慮、抑郁和睡眠障礙的高危人群。肝臟疾病患者的心理狀況和睡眠質量往往受到疾病進展的影響，同時會受到疾病相關并發癥、社會生活限制和嚴格遵守藥物治療方案的影響[2]。惡心、精神定向障礙、意識模糊等身體癥狀通常在移植后消退，而高度的焦慮、抑郁等心理癥狀的影響可能更為持久[13]。
3.1 焦慮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肝移植受者作為易感人群，由于疾病、手術和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患者抵抗力下降、感染新冠肺炎風險增加，易出現情緒障礙；同時，由于疫情期間醫院嚴格的管控措施和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緊張氛圍，增加了肝移植受者罹患或加重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的風險。既往研究[14-15]結果顯示，肝移植受者焦慮的發生率高達 22.8%～23.5%。焦慮通常出現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是人處于某一情境時所產生的緊張、擔心、不安、困擾，持續時間較短，但程度較重，常伴有明顯的植物神經系統癥狀[4]，可獨立于或伴有特質焦慮出現。謝曉非[16]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非典期間，干擾程度、意愿程度、消極預期、相關知識等因素可直接影響焦慮，感覺到受干擾程度越重，其狀態焦慮程度也越重。
本研究結果顯示，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狀態焦慮水平高于我國人群常模[4]，陳琪爾等[17]的研究中也得出此結論。肖菊蘭等[18]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公眾焦慮抑郁情緒的研究顯示，公眾在新冠肺炎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易發生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患有慢性疾病是焦慮、抑郁風險增加的獨立影響因素，且焦慮或抑郁程度越高，其壓力感知越大。
相較于非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疫情期間焦慮水平較高的原因包括直接干擾和間接干擾兩個方面：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術后復查、采購免疫抑制劑、康復活動、飲食營養等均會受到直接干擾；間接干擾表現為疫情期間家庭給予的社會支持受限，可加重患者焦慮[16]。肝移植受者對家庭的依賴程度越高，其感受到被干擾程度也越高，導致狀態焦慮也越高，其表現出對家庭的高依賴[16]。然而疫情下肝移植病房采取了更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固定留陪，限制其他家屬探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社會支持的獲取。有研究[14]表明，良好的社會支持與肝移植受者焦慮水平呈負相關，來自于家庭成員的關心、關愛和支持有助于緩解其負性情緒。除肝移植受者外，老年人[19]、學生[20]等特殊人群也會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呈現出焦慮檢出率較高、焦慮得分較高的特點。盡管本研究中肝移植受者對于新冠肺炎防控知識掌握程度的不同尚未體現出對焦慮的影響，但應重視對新冠肺炎相關知識的健康宣教，幫助患者建立科學認知，對相關知識掌握越充分，狀態焦慮也越弱。
3.2 抑郁
隨著對于發生免疫排斥反應的擔憂、移植并發癥的風險、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的不適癥狀體驗、原發病復發的心理壓力以及高昂的后續治療費用的經濟壓力等，肝移植受者仍易發生抑郁問題[2]。有研究[21]顯示，肝移植受者的抑郁得分在術后 1 個月達到最高值，隨后逐漸改善，但術后 12 個月抑郁得分仍高于術前。肝移植受者在移植術后 5 年，由于其逐漸適應了術后生活，抑郁發生率降低[22]。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 CES-D 得分與我國人群常模相近，其中 7.4% 的受者存在抑郁但其程度較低，與李嘉琪等[22]、范蓉等[23]的研究一致。本研究中肝移植受者抑郁得分較低可能與調查時間點的選擇有關。本研究調查時間為術后早期，肝移植受者的心理變化過程具有特殊性，在經歷了對肝臟供體資源的等待、手術風險的擔憂后，手術成功帶來的喜悅可能成為術后早期肝移植受者的正性情緒體驗。
3.3 睡眠質量
肝移植受者因手術創傷大、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疼痛，且術后臥床時間長、活動受限，同時由于治療、藥物、睡眠環境改變等，患者容易出現神疲乏力、失眠等睡眠問題。睡眠質量下降是肝移植受者術后的常見癥狀之一，入睡困難為最常見的癥狀，易醒、多夢等睡眠問題多見[2]。
本研究結果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中 25.9% 的患者存在睡眠問題，結果提示，睡眠問題在肝移植受者中多見，與陳瀟等[2]的研究結果一致，但低于吳絲絲等[24]的研究結果，這可能與使用的評估工具不同有關，吳絲絲等[24]的研究中使用了阿森斯失眠量表。本研究中使用的 PSQI 量表，包括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日間功能障礙 7 個維度和 PSQI 總分，能較全面評估患者的睡眠質量。
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肝移植受者睡眠質量存在差異，男性患者比女性表現出更差的睡眠質量，其原因可能與術后男性患者對疼痛的感知更為明顯，活動受限重，從而影響睡眠；也有可能與本研究的女性患者表現出更樂觀的生活態度、更堅韌的心理彈性等有關[25-26]。本研究還發現，經歷過非典疫情的患者睡眠質量較差，這可能是由于非典與新冠肺炎同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經歷過非典疫情的患者將二者關聯強化、過度應激的結果，這一部分患者在經歷新冠肺炎和肝移植聯合創傷事件打擊后，出現了以睡眠障礙為核心癥狀的創傷后應激障礙[27]。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擔憂可能加重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壓力，增加睡眠問題發生的風險。此外，本研究還顯示，睡眠障礙在家庭經濟水平較高的患者中更為多見，這與林曉鴻等[28]的研究不一致，經濟水平較低的患者睡眠質量差可能與肝移植醫療開支巨大、經濟壓力增加有關；而經濟水平較高的患者睡眠質量差可能與患者對治療和預后的心理預期大、自我關注度高、心理壓力增加有關。同時睡眠問題與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呈現互為因果的關系。睡眠問題易導致肝移植受者出現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負性情緒的出現會進一步加重睡眠質量的下降。因此，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肝移植受者的睡眠問題，除采取緩解疼痛、營造良好的睡眠環境等措施外，應注重提升患者新冠肺炎的防護知識，減輕肝移植受者的心理壓力，同時改善疫情期間患者的焦慮癥狀，避免誘發或加重睡眠問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萬娟提出選題、研究設計方案和起草文章；余靜雅負責統計分析和修稿；楊平、楊小玲和李宏宇負責數據收集和整理；吳孟航、楊家印和嚴律南負責指導和文章審稿。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2020 年審（16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