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陳東, 王驥, 馬紅欽, 劉利, 杜羽升, 趙文星. 腹腔鏡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在臨床相關胰瘺中的預測價值.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7): 910-914. doi: 10.7507/1007-9424.202010078 復制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是胰頭、十二指腸及壺腹周圍腫瘤的首選治療方案，但其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一直較高。隨著微創技術的發展，近年來腹腔鏡 PD（laparoscopic PD，LPD）在各大醫學中心得到逐步推廣，術后恢復時間、住院時間等明顯縮短[1]，但是胰瘺仍是 LPD 后最常見和最嚴重的并發癥[2]，還會導致其他嚴重并發癥如腹腔感染、術后出血等，是圍術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及早發現胰瘺的危險因素是預防術后并發癥發生的關鍵。對于胰瘺風險不高的患者，早期拔除引流管可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3]。自 2016 年國際胰腺外科研究小組（ISGPS）公布新的胰瘺標準以來，國內以此標準為依據進行 LPD 后淀粉酶預測臨床相關術后胰瘺（clinically relevant postoperative pancreatic fistula，CR-POPF）的研究并不多[4-6]。我院自 2015 年行第 1 例 LPD 以來，已累計開展近 400 例，現對其中部分病例進行分析及總結，為臨床上預防 CR-POPF 的發生提供一定的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普外科行 LPD 患者；② 術前準備標準相同；③ 患者住院期間的各項資料齊全。排除標準：① 術中中轉為開腹手術或改變手術方式者；② 行全胰腺切除者；③ 臨床資料不齊全。
1.2 臨床資料
按納入和排除標準共收集到 166 例患者，其一般資料如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MI），術前資料如麻醉醫生協會（ASA）分級、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總膽紅素（TB）、白蛋白（ALB）、有無術前膽道引流、術前合并癥，術中及術后資料如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中有無輸血、病理類型、術后并發癥及死亡情況見表 1。
表1
166 例患者的基本資料
1.3 圍手術期患者管理
所有患者均根據同一標準給予術前準備，排除手術禁忌。LPD 患者消化道重建均采用 Child 術式，胰腸吻合方式采用胰腺-空腸端側吻合，術中常規留置胰管支架管，術畢放置 2 根腹腔引流管，分別位于胰腸吻合口及膽腸吻合口附近。術后予以常規對癥處理，加強營養，監測腹腔引流量及引流液淀粉酶含量，術后第 2 天飲水，靜脈營養，通氣后予以口服營養液，術后第 1 天進行引流液培養，從術后第 1 天開始常規檢測第 1 天和第 3 天的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分別縮寫為“DFA1”和“DFA3”），術后 5 d 左右復查腹部 CT，若無積液、感染等情況且淀粉酶含量在正常值 3 倍以內時拔除引流管，否則應保持引流通暢。
1.4 胰瘺診斷標準
胰瘺的診斷與分級采用 2016 年 ISPGS 關于新的胰瘺標準[7]：術后超過 3 d 時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大于該患者血清淀粉酶正常值上限的 3 倍且與臨床預后相關，將原有的 A 級胰瘺（生化瘺）重新定義為非胰瘺，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療，B、C 級胰瘺定義為 CR-POPF。如果發生術后胰瘺相關的臨床表現且改變了患者術后進程，則為 B 級胰瘺，包括：① 引流管保留超過 3 周；② 改變針對 CR-POPF 的臨床治療措施如住院或 ICU 停留時間增加，使用生長抑素類似物、完全腸內或腸外營養、輸注血制品或其他藥物治療；③ 使用經皮穿刺引流或內鏡穿刺引流；④ 采取針對出血的血管造影及相應的介入治療；⑤ 發生除器官功能衰竭外的感染征象等。當 B 級胰瘺出現二次手術、單個或多個器官功能障礙或死亡時，胰瘺由 B 級升級為 C 級。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計量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者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并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者采用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并使用 Mann-Whiteney U 檢驗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例（%）”表示并采用 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檢驗。使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預測 CR-POPF 發生的價值并計算ROC曲線下面積，根據最大約登指數（敏感度+特異度–1）確定最佳臨界值。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研究 166 例 LPD 患者中共有 16 例（9.6%）發生了 CR-POPF 且均為 B 級，無 C 級胰瘺發生。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較之非胰瘺患者，CR-POPF 患者的 DFA1、DFA3 更高（P<0.05）、主胰管直徑更小（P<0.05）、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具體見表 2）陽性率更高（P<0.05），其他臨床特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將以上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帶入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DFA1、DFA3 和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陽性均為 CR-POPF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4。進一步分析 DFA1、DFA3 預測 CR-POPF 發生的 ROC 曲線（圖 1）下面積分別為 0.880 ［95%CI（0.812，0.949）］和 0.912 ［95%CI（0.853，0.971）］，其最佳臨界值分別為 3 925 U/L 和 939 U/L，其對應的敏感度分別為 100% 和 100%，特異度分別為 64.0% 和 70.7%。
表2
LPD 后引流液細菌培養陽性情況［例（%） ］
表3
影響 LPD 后 CR-POPF 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圖1
示 DFA1 和 DFA3 預測 CR-POPF 的 ROC 曲線
表4
影響 LPD 后 CR-POPF 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LPD 后并發癥發生率仍然很高
LPD 具有創傷小、術后恢復快等優勢，近 10 年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目前已被證實是安全可行的，且與開腹 PD 后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8]。盡管如此，LPD 術后的并發癥特別是胰瘺發生率仍然較高[9-11]，而且胰瘺還可能導致其他嚴重并發癥的發生如腹腔感染、出血等，是術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延長患者術后住院時間，增加患者住院費用，也會推遲后續的化療時間。ISGPS 曾于 2017 年發表聲明，沒有一種胰腸吻合方式能夠明顯降低胰瘺發生率[12]，對于進一步降低其對患者預后影響的重點將放在術后早期發現胰瘺的危險因素并進行預防和干預上，以減少其發生，這無疑對改善 LPD 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
3.2 新的胰瘺判斷標準在 LPD 后 CR-POPF 預測中的研究現狀
雖然目前有很多關于胰瘺的危險因素及預測指標，但尚缺乏預測胰瘺的統一標準與方法。目前有研究[13-15]表明，術后 DFA1 和 DFA3 可作為預測術后胰瘺的指標并可用于指導引流管拔除。2016 年 ISGPS 更新了以淀粉酶作為依據的術后胰瘺診斷標準[7]。盡管關于引流液淀粉酶預測 PD 后胰瘺的研究較多，但自 2016 年新胰瘺標準公布以來，國內以此標準為依據進行 LPD 后 CR-POPF 預測的研究較少且未涉及引流液淀粉酶對胰瘺的預測時間和評估標準問題，僅有張治橋等[16]對術后引流液淀粉酶的預測作用進行了研究，其結果顯示，術后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可能是 LPD 后 CR-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但在多因素分析中將其進行了排除。在本研究中，對 DFA1 和 DFA3 進行多因素分析發現，二者均為 LPD 后 CR-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可用于預測 LPD 后 CR-POPF 的發生，但是對于其最佳臨界值目前仍存在較大爭議。自 Molinari 等[17]報道引流液淀粉酶含量的最佳臨界值為 5 000 U/L 以來，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臨界值，如有研究[10]報道認為 DFA1<1 200 U/L 且第 1 天出現明顯下降時可早期拔除引流管；Lee 等[18]認為 DFA1<190 U/L 的患者可早期拔除引流管。本研究中得到的 DFA1 臨界值為 3 925 U/L，與 Molinari 等[17]的臨界值（5 000 U/L）比較靠近。然而關于 DFA1 和 DFA3 何為更優目前并沒有結論。首先，關于 DFA1 的研究要多于 DFA3 且前者較后者預測術后胰瘺發生的時間也更早一些，這是其優點所在，但是 DFA1 可能會受術中胰液滲漏、沖洗徹底程度、沖洗液殘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其結果并不一定具有較強的說服力。本研究結果顯示，DFA3 的 ROC 曲線下面積較 DFA1 更大（0.912 比 0.880）、特異性也更高；Lee 等[19]的研究也表明，較之 DFA1，DFA3 是預測 CR-POPF 的更有力指標。結合本研究數據，目前我們更傾向于支持 DFA3 能夠更好地預測 CR-POPF 的發生。因此，若 DFA3 更具胰瘺預測的意義，那么在患者術后第 1 和 2 天不進行淀粉酶檢測是否可行？這不僅可以降低醫療費用，同時也可以減少醫療物資的浪費，但這仍需要大樣本數據的進一步研究。
3.3 其他危險因素
既往研究中也涉及多種其他的胰瘺危險因素，主要包括高齡、男性、BMI、主胰管直徑<3 mm、軟胰、吸煙史等。本研究對 CR-POPF 相關危險因素分析發現，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陽性也是 CR-POPF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本研究對于術后引流液培養的菌株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腸球菌（特別是屎腸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與 CR-POPF 有關（P<0.05），也有其他研究者[20-21]得到與此一致的結果，但其原因仍未明確，可能與微生物增加胰酶的激活有關。因此，微生物生長與 LPD 后并發癥發生有關，特別是在引流液中檢測到屎腸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時可能標志著 CR-POPF 的進一步發展，如發生腹腔感染，但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治療腹腔感染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引流管拔出時間、抗生素選擇問題等。對于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目前仍存爭議，大多數外科醫生會放置引流管，但目前仍不清楚常規的腹腔引流對術后并發癥發生是否存在影響[22]。有研究[23]表明，胰瘺發生風險較低的患者放置引流管反而會增加術后感染及胰瘺發生的可能性，因此有研究[24-25]提出，除非患者的臨床病程提示了胰瘺的存在，否則應盡早去除引流管，但是目前對于拔除引流管的時機仍存在不同看法。關于這一點，本研究團隊目前對此的處理如下：① 常規在術中留置 2 根腹腔引流管，監測 DFA1 和 DFA3，術后 4～5 d 復查腹部 CT，對于 DFA1 和 DFA3 分別<3 925 U/L 及<939 U/L 的患者，若無明顯積液及引流液較少且清亮時可盡早去除腹腔引流管，避免增加感染性并發癥發生的可能，減少患者費用及縮短在院時間；② 術后常規進行引流液細菌培養，若培養結果陽性，應及時針對藥敏結果更換抗生素并注意觀察和預防胰瘺的發生，必要時可延長拔除引流管時間并及時再次培養。
綜上，LPD 后關注 CR-POPF 的危險指標，早期評估術后胰瘺發生的危險因素，對低危因素患者及早拔除引流管，對高危因素患者加強管理，這些對降低 LPD 后并發癥發生率、減少費用、降低死亡率等具有重要意義[26]。但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研究，樣本數量也不多，因此，對本研究得出的結果還需要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陳東、劉利及杜羽升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數據的分析以及文章初稿的撰寫；馬紅欽參與數據的研究及分析；王驥和趙文星負責文章質量的把關。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XYFY2020-KL114-01）。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是胰頭、十二指腸及壺腹周圍腫瘤的首選治療方案，但其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一直較高。隨著微創技術的發展，近年來腹腔鏡 PD（laparoscopic PD，LPD）在各大醫學中心得到逐步推廣，術后恢復時間、住院時間等明顯縮短[1]，但是胰瘺仍是 LPD 后最常見和最嚴重的并發癥[2]，還會導致其他嚴重并發癥如腹腔感染、術后出血等，是圍術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及早發現胰瘺的危險因素是預防術后并發癥發生的關鍵。對于胰瘺風險不高的患者，早期拔除引流管可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3]。自 2016 年國際胰腺外科研究小組（ISGPS）公布新的胰瘺標準以來，國內以此標準為依據進行 LPD 后淀粉酶預測臨床相關術后胰瘺（clinically relevant postoperative pancreatic fistula，CR-POPF）的研究并不多[4-6]。我院自 2015 年行第 1 例 LPD 以來，已累計開展近 400 例，現對其中部分病例進行分析及總結，為臨床上預防 CR-POPF 的發生提供一定的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普外科行 LPD 患者；② 術前準備標準相同；③ 患者住院期間的各項資料齊全。排除標準：① 術中中轉為開腹手術或改變手術方式者；② 行全胰腺切除者；③ 臨床資料不齊全。
1.2 臨床資料
按納入和排除標準共收集到 166 例患者，其一般資料如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MI），術前資料如麻醉醫生協會（ASA）分級、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總膽紅素（TB）、白蛋白（ALB）、有無術前膽道引流、術前合并癥，術中及術后資料如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中有無輸血、病理類型、術后并發癥及死亡情況見表 1。
表1
166 例患者的基本資料
1.3 圍手術期患者管理
所有患者均根據同一標準給予術前準備，排除手術禁忌。LPD 患者消化道重建均采用 Child 術式，胰腸吻合方式采用胰腺-空腸端側吻合，術中常規留置胰管支架管，術畢放置 2 根腹腔引流管，分別位于胰腸吻合口及膽腸吻合口附近。術后予以常規對癥處理，加強營養，監測腹腔引流量及引流液淀粉酶含量，術后第 2 天飲水，靜脈營養，通氣后予以口服營養液，術后第 1 天進行引流液培養，從術后第 1 天開始常規檢測第 1 天和第 3 天的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分別縮寫為“DFA1”和“DFA3”），術后 5 d 左右復查腹部 CT，若無積液、感染等情況且淀粉酶含量在正常值 3 倍以內時拔除引流管，否則應保持引流通暢。
1.4 胰瘺診斷標準
胰瘺的診斷與分級采用 2016 年 ISPGS 關于新的胰瘺標準[7]：術后超過 3 d 時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大于該患者血清淀粉酶正常值上限的 3 倍且與臨床預后相關，將原有的 A 級胰瘺（生化瘺）重新定義為非胰瘺，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療，B、C 級胰瘺定義為 CR-POPF。如果發生術后胰瘺相關的臨床表現且改變了患者術后進程，則為 B 級胰瘺，包括：① 引流管保留超過 3 周；② 改變針對 CR-POPF 的臨床治療措施如住院或 ICU 停留時間增加，使用生長抑素類似物、完全腸內或腸外營養、輸注血制品或其他藥物治療；③ 使用經皮穿刺引流或內鏡穿刺引流；④ 采取針對出血的血管造影及相應的介入治療；⑤ 發生除器官功能衰竭外的感染征象等。當 B 級胰瘺出現二次手術、單個或多個器官功能障礙或死亡時，胰瘺由 B 級升級為 C 級。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計量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者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并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者采用中位數（M）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并使用 Mann-Whiteney U 檢驗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例（%）”表示并采用 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檢驗。使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預測 CR-POPF 發生的價值并計算ROC曲線下面積，根據最大約登指數（敏感度+特異度–1）確定最佳臨界值。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研究 166 例 LPD 患者中共有 16 例（9.6%）發生了 CR-POPF 且均為 B 級，無 C 級胰瘺發生。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較之非胰瘺患者，CR-POPF 患者的 DFA1、DFA3 更高（P<0.05）、主胰管直徑更小（P<0.05）、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具體見表 2）陽性率更高（P<0.05），其他臨床特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將以上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帶入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DFA1、DFA3 和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陽性均為 CR-POPF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 4。進一步分析 DFA1、DFA3 預測 CR-POPF 發生的 ROC 曲線（圖 1）下面積分別為 0.880 ［95%CI（0.812，0.949）］和 0.912 ［95%CI（0.853，0.971）］，其最佳臨界值分別為 3 925 U/L 和 939 U/L，其對應的敏感度分別為 100% 和 100%，特異度分別為 64.0% 和 70.7%。
表2
LPD 后引流液細菌培養陽性情況［例（%） ］
表3
影響 LPD 后 CR-POPF 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圖1
示 DFA1 和 DFA3 預測 CR-POPF 的 ROC 曲線
表4
影響 LPD 后 CR-POPF 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LPD 后并發癥發生率仍然很高
LPD 具有創傷小、術后恢復快等優勢，近 10 年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目前已被證實是安全可行的，且與開腹 PD 后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8]。盡管如此，LPD 術后的并發癥特別是胰瘺發生率仍然較高[9-11]，而且胰瘺還可能導致其他嚴重并發癥的發生如腹腔感染、出血等，是術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延長患者術后住院時間，增加患者住院費用，也會推遲后續的化療時間。ISGPS 曾于 2017 年發表聲明，沒有一種胰腸吻合方式能夠明顯降低胰瘺發生率[12]，對于進一步降低其對患者預后影響的重點將放在術后早期發現胰瘺的危險因素并進行預防和干預上，以減少其發生，這無疑對改善 LPD 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
3.2 新的胰瘺判斷標準在 LPD 后 CR-POPF 預測中的研究現狀
雖然目前有很多關于胰瘺的危險因素及預測指標，但尚缺乏預測胰瘺的統一標準與方法。目前有研究[13-15]表明，術后 DFA1 和 DFA3 可作為預測術后胰瘺的指標并可用于指導引流管拔除。2016 年 ISGPS 更新了以淀粉酶作為依據的術后胰瘺診斷標準[7]。盡管關于引流液淀粉酶預測 PD 后胰瘺的研究較多，但自 2016 年新胰瘺標準公布以來，國內以此標準為依據進行 LPD 后 CR-POPF 預測的研究較少且未涉及引流液淀粉酶對胰瘺的預測時間和評估標準問題，僅有張治橋等[16]對術后引流液淀粉酶的預測作用進行了研究，其結果顯示，術后引流液淀粉酶含量可能是 LPD 后 CR-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但在多因素分析中將其進行了排除。在本研究中，對 DFA1 和 DFA3 進行多因素分析發現，二者均為 LPD 后 CR-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可用于預測 LPD 后 CR-POPF 的發生，但是對于其最佳臨界值目前仍存在較大爭議。自 Molinari 等[17]報道引流液淀粉酶含量的最佳臨界值為 5 000 U/L 以來，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臨界值，如有研究[10]報道認為 DFA1<1 200 U/L 且第 1 天出現明顯下降時可早期拔除引流管；Lee 等[18]認為 DFA1<190 U/L 的患者可早期拔除引流管。本研究中得到的 DFA1 臨界值為 3 925 U/L，與 Molinari 等[17]的臨界值（5 000 U/L）比較靠近。然而關于 DFA1 和 DFA3 何為更優目前并沒有結論。首先，關于 DFA1 的研究要多于 DFA3 且前者較后者預測術后胰瘺發生的時間也更早一些，這是其優點所在，但是 DFA1 可能會受術中胰液滲漏、沖洗徹底程度、沖洗液殘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使其結果并不一定具有較強的說服力。本研究結果顯示，DFA3 的 ROC 曲線下面積較 DFA1 更大（0.912 比 0.880）、特異性也更高；Lee 等[19]的研究也表明，較之 DFA1，DFA3 是預測 CR-POPF 的更有力指標。結合本研究數據，目前我們更傾向于支持 DFA3 能夠更好地預測 CR-POPF 的發生。因此，若 DFA3 更具胰瘺預測的意義，那么在患者術后第 1 和 2 天不進行淀粉酶檢測是否可行？這不僅可以降低醫療費用，同時也可以減少醫療物資的浪費，但這仍需要大樣本數據的進一步研究。
3.3 其他危險因素
既往研究中也涉及多種其他的胰瘺危險因素，主要包括高齡、男性、BMI、主胰管直徑<3 mm、軟胰、吸煙史等。本研究對 CR-POPF 相關危險因素分析發現，引流液細菌培養結果陽性也是 CR-POPF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本研究對于術后引流液培養的菌株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腸球菌（特別是屎腸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與 CR-POPF 有關（P<0.05），也有其他研究者[20-21]得到與此一致的結果，但其原因仍未明確，可能與微生物增加胰酶的激活有關。因此，微生物生長與 LPD 后并發癥發生有關，特別是在引流液中檢測到屎腸球菌和銅綠假單胞菌時可能標志著 CR-POPF 的進一步發展，如發生腹腔感染，但如何有效地預防和治療腹腔感染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引流管拔出時間、抗生素選擇問題等。對于術后引流管留置時間目前仍存爭議，大多數外科醫生會放置引流管，但目前仍不清楚常規的腹腔引流對術后并發癥發生是否存在影響[22]。有研究[23]表明，胰瘺發生風險較低的患者放置引流管反而會增加術后感染及胰瘺發生的可能性，因此有研究[24-25]提出，除非患者的臨床病程提示了胰瘺的存在，否則應盡早去除引流管，但是目前對于拔除引流管的時機仍存在不同看法。關于這一點，本研究團隊目前對此的處理如下：① 常規在術中留置 2 根腹腔引流管，監測 DFA1 和 DFA3，術后 4～5 d 復查腹部 CT，對于 DFA1 和 DFA3 分別<3 925 U/L 及<939 U/L 的患者，若無明顯積液及引流液較少且清亮時可盡早去除腹腔引流管，避免增加感染性并發癥發生的可能，減少患者費用及縮短在院時間；② 術后常規進行引流液細菌培養，若培養結果陽性，應及時針對藥敏結果更換抗生素并注意觀察和預防胰瘺的發生，必要時可延長拔除引流管時間并及時再次培養。
綜上，LPD 后關注 CR-POPF 的危險指標，早期評估術后胰瘺發生的危險因素，對低危因素患者及早拔除引流管，對高危因素患者加強管理，這些對降低 LPD 后并發癥發生率、減少費用、降低死亡率等具有重要意義[26]。但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研究，樣本數量也不多，因此，對本研究得出的結果還需要多中心、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驗證。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陳東、劉利及杜羽升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數據的分析以及文章初稿的撰寫；馬紅欽參與數據的研究及分析；王驥和趙文星負責文章質量的把關。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XYFY2020-KL1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