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斯瑩, 肖科, 孫長峰, 孫波, 黃永茂. 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聯合系統免疫炎癥指數評價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切除術后預后的價值.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8): 1056-1061. doi: 10.7507/1007-9424.202010044 復制
原發性肝癌是目前我國第 4 位常見惡性腫瘤及第 2 位腫瘤致死病因，其中肝細胞癌占 85%～90%[1]。我國 70% 的原發性肝癌的病因為乙型肝炎病毒性感染，且為隱匿性發病[2-3]。肝切除術被認為是治療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主要治療方法，但術后復發率高達 50%～70%[4-5]。因此，確定影響患者術后預后的相關因素，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對于改善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
反復的炎癥活動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特征，流行病學資料[6]顯示，反復發生炎癥的部位最容易發生腫瘤。炎癥也被列為癌癥的第 7 個特征[7]。淋巴細胞具有抗腫瘤作用，能抑制腫瘤的增殖及轉移，有利于腫瘤患者的預后[8]。中性粒細胞可通過分泌一些促瘤因子，例如趨化因子、細胞生長因子等，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及轉移，影響腫瘤患者的預后[9-10]。血小板同中性粒細胞一樣，能分泌血管生長因子、腫瘤壞死因子等，促進腫瘤的發生及發展[11]。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是基于中性粒細胞及淋巴細胞計算而來的一種炎癥評價指標。系統免疫炎癥指數（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SII）是基于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計算而來的一種炎癥指標。既往有研究[12]報道，NLR 是預測接受手術的肝癌患者的獨立影響因素。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總體預后呈負相關，可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存活的總體預測因子[13]。然而，目前對于聯合 NLR 和 SII 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肝癌切除術后預后的相關研究報道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NLR 聯合 SII 在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肝切除術后預后判斷中的臨床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感染科及肝膽外科住院并接受手術治療的 180 例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資料。納入標準：① 經病理學檢查診斷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且無遠處轉移者；② 行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手術治療，且腫瘤在肉眼和組織學上證明被完整切除者；③ 有完整的臨床和隨訪資料，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5 年內存在第 2 惡性腫瘤或有第 2 惡性腫瘤病史；② 存在血液系統疾病或圍手術期重要器官功能障礙；③ 術后 1 個月行經皮消融、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TACE）、化療或放療者。
1.2 數據收集
收集的患者資料包括：一般資料，如年齡、性別；血常規如中性粒細胞數、淋巴細胞數等；肝功能如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等；凝血指標如血小板計數（PLT）；消化系統腫瘤標志物如甲胎蛋白（AFP）；腹部 CT 或 MRI 等相關影像學檢查結果，如病灶大小和數目、有無門靜脈癌栓（PVTT）、TNM 分期；手術相關指標如術中切緣距離、術后腫瘤分化程度、有無并發癥等。
1.3 NLR 和 SII 計算[14 -15 ]
NLR=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SII=血小板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NLR≤最佳臨界值視為低 NLR，計為 0 分；NLR>最佳臨界值視為高 NLR，計為 1 分。SII≤最佳臨界值視為低 SII，計為 0 分；SII>最佳臨界值視為高 SII，計為1 分。NLR 和 SII 聯合評分（NLR+SII）為患者 NLR 評分和 SII 評分之和，最低 0 分，最高 2 分。
1.4 隨訪及復查
通過門診及電話定期對患者進行隨訪，每 3 個月復查 1 次腹部超聲、胸部 X 線平片、肝功能以及血清 AFP，每 6 個月進行 1 次腹部 CT 或者 MRI 檢查。研究終點為死亡或隨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應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對 NLR 及 SII 進行分析，以確定最佳臨界值，對高風險患者進行分層。用卡方（χ2 ）檢驗對分類變量進行比較。總生存期從手術之日起計算至疾病相關死亡之日或至隨訪日期止，采用 Kaplan-Meier 法繪制生存曲線，并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進行單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NLR 和 SII 最佳臨界值確定結果
采用 ROC 曲線（圖 1）確定 NLR 和 SII 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切除術后預后的最佳臨界值，根據峰值和截斷點判斷最佳臨界值。NLR 的 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 0.813，Youden 指數最大為 0.627，對應的術前 NLR 值為 1.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2.7% 和 80.0%。SII 的 AUC 為 0.859，Youden 指數最大為 0.700，對應的術前 SII 值為 233.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6.7% 和 83.3%。因此取 1.9 和 233.7 分別作為 NLR 和 SII 的最佳臨界值。
圖1
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肝切除術后 NLR 及 SII 的 ROC 曲線
2.2 一般資料
本研究總共納入 180 例患者，其中 142 例男性（78.9%）和 38 例女性（21.1%）。截止到研究終點（即隨訪截止時間），共有 30 例患者存活，150 例患者死亡；中位隨訪時間 16 個月（1.5～63.0 個月）。術前 33 例（18.3%）患者 NLR+SII 評分為 0 分，29 例（16.1%）患者為 1 分，118 例（65.6%）患者為 2 分。
2.3 NLR 及 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為了解 NLR 或 SII 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術后預后價值，本研究分析了 NLR 和 SII 與相關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其結果見表 1。由表 1 可見： 術前 NLR 和 SII 與患者的年齡、性別、ALT、腫瘤直徑和數目、并發癥以及術中切緣距離均無相關性（P>0.05），而與 AFP、PLT、腫瘤分化程度、TNM 分期及 PVTT 均具有相關性（P<0.05）；術前 SII 還與 TBIL 相關（P<0.05）。
表1
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前 NLR 或 SII 與其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例）
2.4 NLR 和 SII 對患者生存狀況的影響
為進一步了解與患者術后預后相關的危險因素，采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對 NLR、SII 及相關臨床病理因素進行了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AFP>200 μg/L、PLT>100×109/L、TNM 分期為Ⅱ～Ⅲ期、有 PVTT、腫瘤分化程度低、NLR >1.9、SII>233.7 以及 NLR+SII 聯合評分 1～2 分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不良預后的影響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調整風險比（HR）后，術前 PLT 水平（P=0.014），以及 NLR、SII 及 NLR+SII 聯合評分（均 P<0.001）均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獨立預后因素。具體見表 2。
表2
影響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生存的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結果
2.5 NLR 和 SII 以及二者聯合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為確定 NLR 及 SII 對患者術后生存的預測能力，本研究分別將 180 例患者按 NLR 和 SII 的截斷值分別分為 2 組，即 NLR≤1.9 組（n=48）和 NLR>1.9 組（n=132）以及 SII≤233.7 組（n=45）和 SII>233.7 組（n=135）。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患者的生存狀況。結果顯示：NLR≤1.9 組患者的術后 生存情況優于 NLR>1.9 組（P<0.001），見圖 2a； SII≤233.7 組患者術后生存情況優于 SII>233.7 組（P<0.001），見圖 2b。為了進一步探討 NLR 聯合 SII 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切除術后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本研究將所有患者分為 4 組：即低 NLR+低 SII 組、低 NLR+高 SII 組、高 NLR+低 SII 組和高 NLR+高 SII 組。結果發現，4組間的生存曲線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即低 NLR+低 SII 組患者的術后生存率最佳，低 NLR+高 SII 組和高 NLR+低 SII 組患者其次，高 NLR+高 SII 組患者最差，見圖 2c。
圖2
示 NLR（a）、SII（b） 和二者聯合（c）后不同組別乙肝相關性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的生存曲線
3 討論
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炎癥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有研究[16]表明，炎癥在肝癌的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系統性炎癥標志物及肝臟炎癥標志物對肝癌患者預后作用的價值愈發引起人們的關注。有研究[17-18]報道高 NLR 可以作為惡性腫瘤預后不良的預測因子，且 NLR 升高與預后不良相關。葉勁松等[14]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術前 NLR 是影響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無瘤生存期與總體生存期的獨立危險因素。任莎莎等[19]的研究發現，高水平的 SII 是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術后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既往研究多將 NLR 或 SII 單獨作為肝細胞癌患者預后的預測指標，但鮮有二者聯合預測預后的研究。本研究結果表明，NLR 和 SII 可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預后，且高水平的 NLR 及 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低生存率有關， 與既往研究[20-22]報道一致。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患者，長期反復發作的乙肝病毒性肝炎使得肝臟長期處于炎癥狀態，體內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等進一步分泌相關促瘤因子，從而促進了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發生和發展。
目前，肝切除術仍是治療肝癌的主要手段。然而，由于術后的高復發率，手術切除的長遠療效令人擔憂。因此，確定預后的相關高危因素，對于臨床醫生采取預防和治療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TNM 分期被認為是評價肝癌預后最常用的指標，但腫瘤的 TNM 分期可能存在技術和人為因素的影響。相比之下，術前 NLR 及 SII 是由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計算而得的炎癥評價指標，具有便捷、經濟的優勢，通過對患者術前的常規檢查即可獲得且不存在主觀及技術誤差。本研究發現，NLR 和 SII 均可單獨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預后指標，且二者的聯合也是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二者的聯合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患者具有重要的隨訪價值和臨床意義。對于術前 NLR 及 SII 值均高的患者，術后要注意密切隨訪，可每月隨訪 1 次，了解有無復發，甚至可以適當進行一些主動治療，如 TACE、化療、免疫治療等。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這只是一項單一機構的回顧性研究；其次，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數量相對較少，結果的可靠性還需多中心及更多數量患者的結果來論證；再者，影響患者術后預后的因素很多，例如術前營養狀態及免疫狀態，因此還需要更多更全面的指標來評價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預后。
綜上所述， 本研究結果提示 NLR 和 SII 可以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的預測指標；二者的聯合可以作為判斷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生存情況的一種有用的指標，并且可以進一步指導患者的術后隨訪和治療，即當患者術前的 NLR>1.9 及 SII>233.7 時，術后則應注意進行密切的隨訪并給予相應的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斯瑩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清理和論文撰寫；肖科負責提取數據并協助統計分析；孫長峰與黃永茂指導課題設計；孫波進行患者的隨訪資料收集。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倫理審核批準（批文編號：KY2021041）。
原發性肝癌是目前我國第 4 位常見惡性腫瘤及第 2 位腫瘤致死病因，其中肝細胞癌占 85%～90%[1]。我國 70% 的原發性肝癌的病因為乙型肝炎病毒性感染，且為隱匿性發病[2-3]。肝切除術被認為是治療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主要治療方法，但術后復發率高達 50%～70%[4-5]。因此，確定影響患者術后預后的相關因素，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對于改善患者的預后至關重要。
反復的炎癥活動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特征，流行病學資料[6]顯示，反復發生炎癥的部位最容易發生腫瘤。炎癥也被列為癌癥的第 7 個特征[7]。淋巴細胞具有抗腫瘤作用，能抑制腫瘤的增殖及轉移，有利于腫瘤患者的預后[8]。中性粒細胞可通過分泌一些促瘤因子，例如趨化因子、細胞生長因子等，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及轉移，影響腫瘤患者的預后[9-10]。血小板同中性粒細胞一樣，能分泌血管生長因子、腫瘤壞死因子等，促進腫瘤的發生及發展[11]。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是基于中性粒細胞及淋巴細胞計算而來的一種炎癥評價指標。系統免疫炎癥指數（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SII）是基于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計算而來的一種炎癥指標。既往有研究[12]報道，NLR 是預測接受手術的肝癌患者的獨立影響因素。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總體預后呈負相關，可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存活的總體預測因子[13]。然而，目前對于聯合 NLR 和 SII 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肝癌切除術后預后的相關研究報道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NLR 聯合 SII 在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肝切除術后預后判斷中的臨床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在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感染科及肝膽外科住院并接受手術治療的 180 例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資料。納入標準：① 經病理學檢查診斷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且無遠處轉移者；② 行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手術治療，且腫瘤在肉眼和組織學上證明被完整切除者；③ 有完整的臨床和隨訪資料，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5 年內存在第 2 惡性腫瘤或有第 2 惡性腫瘤病史；② 存在血液系統疾病或圍手術期重要器官功能障礙；③ 術后 1 個月行經皮消融、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TACE）、化療或放療者。
1.2 數據收集
收集的患者資料包括：一般資料，如年齡、性別；血常規如中性粒細胞數、淋巴細胞數等；肝功能如谷丙轉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等；凝血指標如血小板計數（PLT）；消化系統腫瘤標志物如甲胎蛋白（AFP）；腹部 CT 或 MRI 等相關影像學檢查結果，如病灶大小和數目、有無門靜脈癌栓（PVTT）、TNM 分期；手術相關指標如術中切緣距離、術后腫瘤分化程度、有無并發癥等。
1.3 NLR 和 SII 計算[14 -15 ]
NLR=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SII=血小板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NLR≤最佳臨界值視為低 NLR，計為 0 分；NLR>最佳臨界值視為高 NLR，計為 1 分。SII≤最佳臨界值視為低 SII，計為 0 分；SII>最佳臨界值視為高 SII，計為1 分。NLR 和 SII 聯合評分（NLR+SII）為患者 NLR 評分和 SII 評分之和，最低 0 分，最高 2 分。
1.4 隨訪及復查
通過門診及電話定期對患者進行隨訪，每 3 個月復查 1 次腹部超聲、胸部 X 線平片、肝功能以及血清 AFP，每 6 個月進行 1 次腹部 CT 或者 MRI 檢查。研究終點為死亡或隨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應用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對 NLR 及 SII 進行分析，以確定最佳臨界值，對高風險患者進行分層。用卡方（χ2 ）檢驗對分類變量進行比較。總生存期從手術之日起計算至疾病相關死亡之日或至隨訪日期止，采用 Kaplan-Meier 法繪制生存曲線，并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進行單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NLR 和 SII 最佳臨界值確定結果
采用 ROC 曲線（圖 1）確定 NLR 和 SII 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切除術后預后的最佳臨界值，根據峰值和截斷點判斷最佳臨界值。NLR 的 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 0.813，Youden 指數最大為 0.627，對應的術前 NLR 值為 1.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2.7% 和 80.0%。SII 的 AUC 為 0.859，Youden 指數最大為 0.700，對應的術前 SII 值為 233.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6.7% 和 83.3%。因此取 1.9 和 233.7 分別作為 NLR 和 SII 的最佳臨界值。
圖1
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肝切除術后 NLR 及 SII 的 ROC 曲線
2.2 一般資料
本研究總共納入 180 例患者，其中 142 例男性（78.9%）和 38 例女性（21.1%）。截止到研究終點（即隨訪截止時間），共有 30 例患者存活，150 例患者死亡；中位隨訪時間 16 個月（1.5～63.0 個月）。術前 33 例（18.3%）患者 NLR+SII 評分為 0 分，29 例（16.1%）患者為 1 分，118 例（65.6%）患者為 2 分。
2.3 NLR 及 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為了解 NLR 或 SII 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術后預后價值，本研究分析了 NLR 和 SII 與相關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其結果見表 1。由表 1 可見： 術前 NLR 和 SII 與患者的年齡、性別、ALT、腫瘤直徑和數目、并發癥以及術中切緣距離均無相關性（P>0.05），而與 AFP、PLT、腫瘤分化程度、TNM 分期及 PVTT 均具有相關性（P<0.05）；術前 SII 還與 TBIL 相關（P<0.05）。
表1
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前 NLR 或 SII 與其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例）
2.4 NLR 和 SII 對患者生存狀況的影響
為進一步了解與患者術后預后相關的危險因素，采用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對 NLR、SII 及相關臨床病理因素進行了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AFP>200 μg/L、PLT>100×109/L、TNM 分期為Ⅱ～Ⅲ期、有 PVTT、腫瘤分化程度低、NLR >1.9、SII>233.7 以及 NLR+SII 聯合評分 1～2 分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不良預后的影響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調整風險比（HR）后，術前 PLT 水平（P=0.014），以及 NLR、SII 及 NLR+SII 聯合評分（均 P<0.001）均是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獨立預后因素。具體見表 2。
表2
影響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生存的 Cox 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結果
2.5 NLR 和 SII 以及二者聯合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為確定 NLR 及 SII 對患者術后生存的預測能力，本研究分別將 180 例患者按 NLR 和 SII 的截斷值分別分為 2 組，即 NLR≤1.9 組（n=48）和 NLR>1.9 組（n=132）以及 SII≤233.7 組（n=45）和 SII>233.7 組（n=135）。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患者的生存狀況。結果顯示：NLR≤1.9 組患者的術后 生存情況優于 NLR>1.9 組（P<0.001），見圖 2a； SII≤233.7 組患者術后生存情況優于 SII>233.7 組（P<0.001），見圖 2b。為了進一步探討 NLR 聯合 SII 對乙肝相關肝細胞癌切除術后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本研究將所有患者分為 4 組：即低 NLR+低 SII 組、低 NLR+高 SII 組、高 NLR+低 SII 組和高 NLR+高 SII 組。結果發現，4組間的生存曲線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即低 NLR+低 SII 組患者的術后生存率最佳，低 NLR+高 SII 組和高 NLR+低 SII 組患者其次，高 NLR+高 SII 組患者最差，見圖 2c。
圖2
示 NLR（a）、SII（b） 和二者聯合（c）后不同組別乙肝相關性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的生存曲線
3 討論
近年來，許多研究顯示炎癥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有研究[16]表明，炎癥在肝癌的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系統性炎癥標志物及肝臟炎癥標志物對肝癌患者預后作用的價值愈發引起人們的關注。有研究[17-18]報道高 NLR 可以作為惡性腫瘤預后不良的預測因子，且 NLR 升高與預后不良相關。葉勁松等[14]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術前 NLR 是影響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無瘤生存期與總體生存期的獨立危險因素。任莎莎等[19]的研究發現，高水平的 SII 是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術后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既往研究多將 NLR 或 SII 單獨作為肝細胞癌患者預后的預測指標，但鮮有二者聯合預測預后的研究。本研究結果表明，NLR 和 SII 可預測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預后，且高水平的 NLR 及 SII 與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的低生存率有關， 與既往研究[20-22]報道一致。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患者，長期反復發作的乙肝病毒性肝炎使得肝臟長期處于炎癥狀態，體內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血小板等進一步分泌相關促瘤因子，從而促進了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發生和發展。
目前，肝切除術仍是治療肝癌的主要手段。然而，由于術后的高復發率，手術切除的長遠療效令人擔憂。因此，確定預后的相關高危因素，對于臨床醫生采取預防和治療策略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TNM 分期被認為是評價肝癌預后最常用的指標，但腫瘤的 TNM 分期可能存在技術和人為因素的影響。相比之下，術前 NLR 及 SII 是由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及血小板計算而得的炎癥評價指標，具有便捷、經濟的優勢，通過對患者術前的常規檢查即可獲得且不存在主觀及技術誤差。本研究發現，NLR 和 SII 均可單獨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預后指標，且二者的聯合也是患者術后生存的影響因素。二者的聯合對于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患者具有重要的隨訪價值和臨床意義。對于術前 NLR 及 SII 值均高的患者，術后要注意密切隨訪，可每月隨訪 1 次，了解有無復發，甚至可以適當進行一些主動治療，如 TACE、化療、免疫治療等。當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這只是一項單一機構的回顧性研究；其次，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數量相對較少，結果的可靠性還需多中心及更多數量患者的結果來論證；再者，影響患者術后預后的因素很多，例如術前營養狀態及免疫狀態，因此還需要更多更全面的指標來評價乙肝相關肝細胞癌的預后。
綜上所述， 本研究結果提示 NLR 和 SII 可以作為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的預測指標；二者的聯合可以作為判斷乙肝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術后生存情況的一種有用的指標，并且可以進一步指導患者的術后隨訪和治療，即當患者術前的 NLR>1.9 及 SII>233.7 時，術后則應注意進行密切的隨訪并給予相應的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斯瑩負責研究設計、數據清理和論文撰寫；肖科負責提取數據并協助統計分析；孫長峰與黃永茂指導課題設計；孫波進行患者的隨訪資料收集。
倫理聲明：本研究已通過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倫理審核批準（批文編號：KY2021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