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喻曦子, 陳創, 宋俊龍, 馮紅芳, 涂毅, 孫圣榮. 惡性腫瘤家族史與散發性甲狀腺乳頭狀癌臨床病理特點的關系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6): 757-761. doi: 10.7507/1007-9424.202009064 復制
目前，全球甲狀腺癌的發病率呈急劇上升趨勢[1]，在病因方面，確切的是放射史[2]和家族史，另外碘的攝入[3]、性別[4]、體質量指數（BMI）[5]、雌激素水平[6]、飲食習慣、性格[7]等與甲狀腺癌密切相關。在家族史方面，研究[8]表明甲狀腺髓樣癌與遺傳相關，分為家族性與散發性髓性甲狀腺癌。非髓性甲狀腺癌（nonmedullary thyroid cancers，NMTC）也可按此分為家族性與散發性非髓性甲狀腺癌。其中家族性 NMTC 的特點可能更具有侵襲性，診斷年齡小，多灶，淋巴結轉移和甲狀腺外腫瘤擴展率高[9]。Mazeh 等[10]認為，NMTC 更具侵襲性的可能機制，一方面是不明的環境因素，另一方面是甲狀腺乳頭狀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家族史陽性的人群會更頻繁地評估甲狀腺疾病，增加該部分人群甲狀腺癌的檢出率，相應的更具侵襲性表現的 NMTC 也隨之增多。Cao 等[11]發現，PTC 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橋本甲狀腺炎的可能性較大，且父母/子代類型的家族史陽性患者被診斷的年齡早于兄弟姐妹型，其機制作者并未闡明。對于散發性 NMTC，有無家族史是否會影響其臨床病理特征目前缺乏相關報道。本研究擬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① 選擇 2017-01-01 至 2019-09-30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乳腺甲狀腺外科行首次甲狀腺手術的患者；② 年齡≥18 周歲；③ 術后病理學檢查診斷為 PTC；④ 基本信息及病史完善；⑤ 既往無其他甲狀腺相關疾病及腫瘤病史；⑥ 未使用類固醇及免疫抑制類藥物；⑦ 未因嚴重術后并發癥行二次手術。排除標準：① 年齡<18 周歲；② 術后病理學檢查診斷非 PTC；③ 入院基本信息錄入不全；④ 既往行甲狀腺相關手術或有其他腫瘤病史者；⑤ 短期內服用過類固醇及免疫抑制類藥物。患者家族史等基本信息采集通過入院時患者口述。本研究通過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意其臨床資料用于研究。
1.2 本研究中相關術語及其內容的定義
1.2.1 家族史
一級親屬有 1 人或多人確診惡性腫瘤，定義為惡性腫瘤家族史（family history of malignant tumor，FHOMT）陽性。
1.2.2 腫瘤種類
① 無 FHOMT：一級親屬中無人確診惡性腫瘤；② 激素相關 FHOMT：包括甲狀腺癌、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等；③ 呼吸相關 FHOMT：包括鼻咽癌、肺癌、喉癌等；④ 胃腸道 FHOMT：包括食管癌、胃癌、小腸癌、結直腸癌、肝癌、膽囊癌、膽管癌等；⑤ 其他惡性腫瘤。
1.2.3 親屬類型
① 一級親屬為男性：患病親屬為父親、兒子、兄弟；② 一級親屬為女性：患病親屬為母親、女兒、姐妹；③ 一級親屬男女均有：患病親屬為兩人及以上，男女均有。
1.2.4 中央組淋巴結清掃
① 術前彩超檢查提示淋巴結異形患者，均行雙側中央組淋巴結清掃，根據淋巴結位置及術前穿刺結果決定是否行側方淋巴結清掃；② 術中見有明顯侵犯周圍組織者或腫瘤最大徑≥2 cm 者行雙側中央組淋巴結清掃；③ 術中見腫瘤最大徑<2 cm 且無明顯侵犯者不行中央組淋巴結清掃。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26.0 軟件進行分析。采用分類變量的卡方檢驗/連續性矯正或 Fisher 確切概率檢驗對研究病例臨床特征的分布進行分析。對有統計學差異的指標，進一步應用 Bonferroni 法進行兩兩比較分析，計算出不同組別之間有無差異。檢驗水準 α=0.05（雙尾）。
2 結果
2.1 病例特征
本研究共收集 2 422 例甲狀腺癌病例，最終 2 123 例資料齊全且病理診斷為 PTC 的病例納入分析。其中男 516 例（24.3%），女 1 607 例（75.7%）；無 FHOMT 共 1 932 例（91.0%），有 FHOMT 共 191 例（9.0%）。在有 FHOMT 的 191 例患者中，一級親屬中父母的占比為 85.9%（164/191），明顯高于兄弟姐妹的占比（14.1%，27/191）。191 例有 FHOMT 患者的腫瘤家族史類型及親屬類型分布情況見表1。
表1
191 例 PTC 患者的腫瘤家族史類型及親屬類型分布情況（例）
2.2 有/無 FHOMT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有/無 FHOMT 2 組患者在性別、腫瘤最大徑、單雙側、側方淋巴結轉移、多灶性以及合并其他良性病變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有 FHOMT 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36.1% 比 23.0%，P=0.000）；中央組淋巴結轉移比例更低（26.7% 比 37.2%，P=0.004）；包膜侵犯者的比例更低（56.5% 比 65.0%，P=0.004）。具體見表2。
表2
有/無 FHOMT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例（%） ］
2.3 不同腫瘤類型及親屬類型家族史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對上述表2 中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進一步分析有不同腫瘤類型家族史及親屬類型家族史的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前述腫瘤種類的界定分為 4 種類型，經分析有不同類型腫瘤家族史的 PTC 患者間僅在年齡構成上存在差異（P=0.000）；將有不同類型腫瘤家族史的 PTC 患者的年齡構成進行兩兩比較發現，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有呼吸相關 FHOMT 的 PTC 患者的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50.0% 比 23.1%，P=0.000）。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親屬類型分為 3 組，各組PTC 患者在年齡構成和中央組淋巴結轉移上存在差異（P=0.000，P=0.007）；將不同親屬類型 PTC 患者的年齡構成和中央組淋巴結轉移進行兩兩比較發現，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一級親屬為男性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40.0% 比 24.2%，P=0.000）；一級親屬為女性的 PTC 患者發生中央組淋巴結轉移者的比例更低（18.6% 比 37.2%，P=0.007）。具體見表3。
表3
不同腫瘤類型及親屬類型家族史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3 討論
通常認為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 PTC 的風險增加[12]。Xu 等[13]發現，一級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散發性 PTC 的風險是無家族史患者的 4.6 倍。但甲狀腺癌或其他惡性腫瘤家族史陽性是否對 PTC 臨床病理特征產生影響尚不明確。有研究[10-11]顯示，陽性家族史患者的腫瘤更具有侵略性，而本研究結果卻剛好相反。本研究發現，相比無 FHOMT 的 PTC 患者，有 FHOMT 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較晚，中央組淋巴結轉移及包膜侵犯的概率更低。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背景差異大，本研究將全部有 FHOMT 的患者納入研究，而 Mazeh 等[10]的研究僅考慮了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另一方面，本研究納入的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病例過少且均為 PTC，而傳統研究認可的家族性 NMTC 包括了濾泡性甲狀腺癌；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家庭成員患惡性程度更高的腫瘤后，患者對自身健康的注意力轉移，更少的關注甲狀腺方面，導致診斷年齡較晚。
本研究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照家族史腫瘤類型進行分組，結果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呼吸相關 FHOMT 陽性 PTC 患者的發病年齡更晚。Memon 等[14]研究發現，甲狀腺癌的發生與乳腺癌或其他腫瘤家族史無明顯的聯系。李煊赫等[8]發現肝癌家族史會增加 PTC 患病風險，但其認為這可能是偶然/錯誤分類的結果。本研究發現激素相關 FHOMT 陽性的 PTC 患者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與 Chiappa 等[15]的研究相似，他們發現乳腺癌家族史在有無甲狀腺疾病的兩組中并無顯著關系。但有研究[16-17]認為 PTC 的發生與雌激素有關。雌激素影響甲狀腺癌細胞的侵襲及黏附，提高甲狀腺組織對碘的攝取及過氧化物酶的活性，使其對 TSH 更敏感，進而促進甲狀腺癌細胞的增殖與進展[18]。由于本研究納入病例數量較少，故激素相關 FHOMT 與 PTC 的關系仍待探究。
本研究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照親屬類型進行分組，結果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一級親屬為男性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一級親屬為女性的 PTC 患者發生中央組淋巴結轉移的比例更低。但 Pal 等[19]發現，一級親屬為女性患甲狀腺癌的風險更高。由此推測導致 PTC 女性發病率更高的可能并非遺傳因素，而可能是生殖因素。
FHOMT 尤其是甲狀腺癌家族史導致 PTC 風險增加與一些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有關。RET/Ras/BRAF 基因信號通路的激活可能與 PTC 的發生有關[20]。RET 屬于原癌基因，它編碼的 RET 蛋白屬于受體酪氨酸激酶家族，酪氨酸激酶家族是涉及幾乎所有腫瘤類型的信號分子家族，其突變與肺癌、甲狀腺癌、神經母細胞瘤、骨髓單核細胞白血病等的發病相關[21]。PTC 基因改變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是 RET 重排[22]。Ras 基因家族的點突變在甲狀腺惡性腫瘤中都可被檢出，尤其在甲狀腺濾泡狀癌中有較高水平的表達[23]。BRAFV600E基因的突變對 PTC 淋巴結的轉移、多灶的形成及其對周邊組織的侵犯起了重要作用[24-25]。有無 FHOMT 的 PTC 患者臨床特征之間的差異是否由這些基因的突變產生的影響需進一步探究。
一個家庭的成員共同暴露在可能影響 PTC 患者生存的環境因素中，例如電離輻射會增加 PTC 的患病風險。暴露于相同飲食因素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暴露碘和低硒狀態都可能引起 PTC 的發生。Zimmermann 等[26]發現碘過量和碘不足都與 PTC 的發生相關；Baltaci 等[27]發現 PTC 患者的血液和甲狀腺組織中硒濃度均較低。但是關于家族性環境因素暴露對 PTC 臨床病理特征影響的研究較少，仍不明確。
本研究有幾個局限性。首先，研究樣本量較小，FHOMT 陽性的病例特別是一級甲狀腺癌家族史的病例少；其次，本研究為單中心，無法進行更詳細的分層分析；最后，癌癥家族史是患者自行報告的，這可能會有所隱瞞或者回憶偏差，且家庭規模、親屬的年齡分布和存活率也對最終結果存在影響。
FHOMT 陽性的 PTC 患者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在發病年齡，中央組淋巴結轉移和包膜侵犯上存在差異，仍需進一步的研究來發現其確切機制。具有 FHOMT 的人群在關注自身健康時也不可忽略甲狀腺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喻曦子負責進行臨床課題的選取、觀察病例、收集數據、統計分析及論文的撰寫與修改；宋俊龍和馮紅芳負責觀察病例、收集數據、論文撰寫與修改；陳創、涂毅和孫圣榮負責指導臨床試驗的設計、審核數據和統計分析結果以及論文撰寫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意其臨床資料用于研究（批文編號：2020K-C092）。
目前，全球甲狀腺癌的發病率呈急劇上升趨勢[1]，在病因方面，確切的是放射史[2]和家族史，另外碘的攝入[3]、性別[4]、體質量指數（BMI）[5]、雌激素水平[6]、飲食習慣、性格[7]等與甲狀腺癌密切相關。在家族史方面，研究[8]表明甲狀腺髓樣癌與遺傳相關，分為家族性與散發性髓性甲狀腺癌。非髓性甲狀腺癌（nonmedullary thyroid cancers，NMTC）也可按此分為家族性與散發性非髓性甲狀腺癌。其中家族性 NMTC 的特點可能更具有侵襲性，診斷年齡小，多灶，淋巴結轉移和甲狀腺外腫瘤擴展率高[9]。Mazeh 等[10]認為，NMTC 更具侵襲性的可能機制，一方面是不明的環境因素，另一方面是甲狀腺乳頭狀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家族史陽性的人群會更頻繁地評估甲狀腺疾病，增加該部分人群甲狀腺癌的檢出率，相應的更具侵襲性表現的 NMTC 也隨之增多。Cao 等[11]發現，PTC 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橋本甲狀腺炎的可能性較大，且父母/子代類型的家族史陽性患者被診斷的年齡早于兄弟姐妹型，其機制作者并未闡明。對于散發性 NMTC，有無家族史是否會影響其臨床病理特征目前缺乏相關報道。本研究擬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① 選擇 2017-01-01 至 2019-09-30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乳腺甲狀腺外科行首次甲狀腺手術的患者；② 年齡≥18 周歲；③ 術后病理學檢查診斷為 PTC；④ 基本信息及病史完善；⑤ 既往無其他甲狀腺相關疾病及腫瘤病史；⑥ 未使用類固醇及免疫抑制類藥物；⑦ 未因嚴重術后并發癥行二次手術。排除標準：① 年齡<18 周歲；② 術后病理學檢查診斷非 PTC；③ 入院基本信息錄入不全；④ 既往行甲狀腺相關手術或有其他腫瘤病史者；⑤ 短期內服用過類固醇及免疫抑制類藥物。患者家族史等基本信息采集通過入院時患者口述。本研究通過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意其臨床資料用于研究。
1.2 本研究中相關術語及其內容的定義
1.2.1 家族史
一級親屬有 1 人或多人確診惡性腫瘤，定義為惡性腫瘤家族史（family history of malignant tumor，FHOMT）陽性。
1.2.2 腫瘤種類
① 無 FHOMT：一級親屬中無人確診惡性腫瘤；② 激素相關 FHOMT：包括甲狀腺癌、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等；③ 呼吸相關 FHOMT：包括鼻咽癌、肺癌、喉癌等；④ 胃腸道 FHOMT：包括食管癌、胃癌、小腸癌、結直腸癌、肝癌、膽囊癌、膽管癌等；⑤ 其他惡性腫瘤。
1.2.3 親屬類型
① 一級親屬為男性：患病親屬為父親、兒子、兄弟；② 一級親屬為女性：患病親屬為母親、女兒、姐妹；③ 一級親屬男女均有：患病親屬為兩人及以上，男女均有。
1.2.4 中央組淋巴結清掃
① 術前彩超檢查提示淋巴結異形患者，均行雙側中央組淋巴結清掃，根據淋巴結位置及術前穿刺結果決定是否行側方淋巴結清掃；② 術中見有明顯侵犯周圍組織者或腫瘤最大徑≥2 cm 者行雙側中央組淋巴結清掃；③ 術中見腫瘤最大徑<2 cm 且無明顯侵犯者不行中央組淋巴結清掃。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26.0 軟件進行分析。采用分類變量的卡方檢驗/連續性矯正或 Fisher 確切概率檢驗對研究病例臨床特征的分布進行分析。對有統計學差異的指標，進一步應用 Bonferroni 法進行兩兩比較分析，計算出不同組別之間有無差異。檢驗水準 α=0.05（雙尾）。
2 結果
2.1 病例特征
本研究共收集 2 422 例甲狀腺癌病例，最終 2 123 例資料齊全且病理診斷為 PTC 的病例納入分析。其中男 516 例（24.3%），女 1 607 例（75.7%）；無 FHOMT 共 1 932 例（91.0%），有 FHOMT 共 191 例（9.0%）。在有 FHOMT 的 191 例患者中，一級親屬中父母的占比為 85.9%（164/191），明顯高于兄弟姐妹的占比（14.1%，27/191）。191 例有 FHOMT 患者的腫瘤家族史類型及親屬類型分布情況見表1。
表1
191 例 PTC 患者的腫瘤家族史類型及親屬類型分布情況（例）
2.2 有/無 FHOMT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有/無 FHOMT 2 組患者在性別、腫瘤最大徑、單雙側、側方淋巴結轉移、多灶性以及合并其他良性病變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有 FHOMT 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36.1% 比 23.0%，P=0.000）；中央組淋巴結轉移比例更低（26.7% 比 37.2%，P=0.004）；包膜侵犯者的比例更低（56.5% 比 65.0%，P=0.004）。具體見表2。
表2
有/無 FHOMT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例（%） ］
2.3 不同腫瘤類型及親屬類型家族史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對上述表2 中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進一步分析有不同腫瘤類型家族史及親屬類型家族史的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前述腫瘤種類的界定分為 4 種類型，經分析有不同類型腫瘤家族史的 PTC 患者間僅在年齡構成上存在差異（P=0.000）；將有不同類型腫瘤家族史的 PTC 患者的年齡構成進行兩兩比較發現，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有呼吸相關 FHOMT 的 PTC 患者的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50.0% 比 23.1%，P=0.000）。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親屬類型分為 3 組，各組PTC 患者在年齡構成和中央組淋巴結轉移上存在差異（P=0.000，P=0.007）；將不同親屬類型 PTC 患者的年齡構成和中央組淋巴結轉移進行兩兩比較發現，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一級親屬為男性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發病年齡≥55 歲者的占比 40.0% 比 24.2%，P=0.000）；一級親屬為女性的 PTC 患者發生中央組淋巴結轉移者的比例更低（18.6% 比 37.2%，P=0.007）。具體見表3。
表3
不同腫瘤類型及親屬類型家族史 PTC 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比較
3 討論
通常認為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 PTC 的風險增加[12]。Xu 等[13]發現，一級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的患者患散發性 PTC 的風險是無家族史患者的 4.6 倍。但甲狀腺癌或其他惡性腫瘤家族史陽性是否對 PTC 臨床病理特征產生影響尚不明確。有研究[10-11]顯示，陽性家族史患者的腫瘤更具有侵略性，而本研究結果卻剛好相反。本研究發現，相比無 FHOMT 的 PTC 患者，有 FHOMT 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較晚，中央組淋巴結轉移及包膜侵犯的概率更低。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背景差異大，本研究將全部有 FHOMT 的患者納入研究，而 Mazeh 等[10]的研究僅考慮了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另一方面，本研究納入的甲狀腺癌家族史陽性病例過少且均為 PTC，而傳統研究認可的家族性 NMTC 包括了濾泡性甲狀腺癌；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家庭成員患惡性程度更高的腫瘤后，患者對自身健康的注意力轉移，更少的關注甲狀腺方面，導致診斷年齡較晚。
本研究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照家族史腫瘤類型進行分組，結果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呼吸相關 FHOMT 陽性 PTC 患者的發病年齡更晚。Memon 等[14]研究發現，甲狀腺癌的發生與乳腺癌或其他腫瘤家族史無明顯的聯系。李煊赫等[8]發現肝癌家族史會增加 PTC 患病風險，但其認為這可能是偶然/錯誤分類的結果。本研究發現激素相關 FHOMT 陽性的 PTC 患者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與 Chiappa 等[15]的研究相似，他們發現乳腺癌家族史在有無甲狀腺疾病的兩組中并無顯著關系。但有研究[16-17]認為 PTC 的發生與雌激素有關。雌激素影響甲狀腺癌細胞的侵襲及黏附，提高甲狀腺組織對碘的攝取及過氧化物酶的活性，使其對 TSH 更敏感，進而促進甲狀腺癌細胞的增殖與進展[18]。由于本研究納入病例數量較少，故激素相關 FHOMT 與 PTC 的關系仍待探究。
本研究將有 FHOMT 的 PTC 患者按照親屬類型進行分組，結果與無 FHOMT 的患者相比，一級親屬為男性的 PTC 患者發病年齡更晚；一級親屬為女性的 PTC 患者發生中央組淋巴結轉移的比例更低。但 Pal 等[19]發現，一級親屬為女性患甲狀腺癌的風險更高。由此推測導致 PTC 女性發病率更高的可能并非遺傳因素，而可能是生殖因素。
FHOMT 尤其是甲狀腺癌家族史導致 PTC 風險增加與一些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有關。RET/Ras/BRAF 基因信號通路的激活可能與 PTC 的發生有關[20]。RET 屬于原癌基因，它編碼的 RET 蛋白屬于受體酪氨酸激酶家族，酪氨酸激酶家族是涉及幾乎所有腫瘤類型的信號分子家族，其突變與肺癌、甲狀腺癌、神經母細胞瘤、骨髓單核細胞白血病等的發病相關[21]。PTC 基因改變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是 RET 重排[22]。Ras 基因家族的點突變在甲狀腺惡性腫瘤中都可被檢出，尤其在甲狀腺濾泡狀癌中有較高水平的表達[23]。BRAFV600E基因的突變對 PTC 淋巴結的轉移、多灶的形成及其對周邊組織的侵犯起了重要作用[24-25]。有無 FHOMT 的 PTC 患者臨床特征之間的差異是否由這些基因的突變產生的影響需進一步探究。
一個家庭的成員共同暴露在可能影響 PTC 患者生存的環境因素中，例如電離輻射會增加 PTC 的患病風險。暴露于相同飲食因素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暴露碘和低硒狀態都可能引起 PTC 的發生。Zimmermann 等[26]發現碘過量和碘不足都與 PTC 的發生相關；Baltaci 等[27]發現 PTC 患者的血液和甲狀腺組織中硒濃度均較低。但是關于家族性環境因素暴露對 PTC 臨床病理特征影響的研究較少，仍不明確。
本研究有幾個局限性。首先，研究樣本量較小，FHOMT 陽性的病例特別是一級甲狀腺癌家族史的病例少；其次，本研究為單中心，無法進行更詳細的分層分析；最后，癌癥家族史是患者自行報告的，這可能會有所隱瞞或者回憶偏差，且家庭規模、親屬的年齡分布和存活率也對最終結果存在影響。
FHOMT 陽性的 PTC 患者與無 FHOMT 的 PTC 患者相比，在發病年齡，中央組淋巴結轉移和包膜侵犯上存在差異，仍需進一步的研究來發現其確切機制。具有 FHOMT 的人群在關注自身健康時也不可忽略甲狀腺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喻曦子負責進行臨床課題的選取、觀察病例、收集數據、統計分析及論文的撰寫與修改；宋俊龍和馮紅芳負責觀察病例、收集數據、論文撰寫與修改；陳創、涂毅和孫圣榮負責指導臨床試驗的設計、審核數據和統計分析結果以及論文撰寫修改。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意其臨床資料用于研究（批文編號：2020K-C0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