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呂志明, 管發彬, 蘇力擔卡扎·仇曼, 耿誠, 何鐵英.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早期給予低分子肝素鈉預防靜脈血栓栓塞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5): 636-640. doi: 10.7507/1007-9424.202008074 復制
靜脈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分為下肢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及肺栓塞,屬于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的范疇[1],是手術后最常見并發癥之一。而我國對于術后 VTE 的預防領域研究起步較晚[2-3],直到 2016 年發布《中國普通外科圍手術期血栓預防與管理指南》(以下簡稱“《第一部指南》”)[4]才開啟了在普外科領域血栓管理及預防的里程牌。隨著《第一部指南》的公布,引起了外科醫師對術后 VTE 的重視及規范化,但仍缺乏專業的培訓及存在認識程度的不足,部分醫生認為術后 VTE 的發生是術后少見的并發癥。有文獻[5]報道,腹部大手術后患者在無預防情況下 VTE 發病率高達 27%~50%。日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6]結果顯示,僅給予基礎預防的情況下 VTE 發病率高達 24.3%。同時有研究[7]顯示,VTE 發生率與術中的復雜程度、手術時間等因素相關。然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作為腹部外科中切除范圍最廣、操作最為復雜的大型手術,其 DVT 發病率為一般患者的 60 倍[8],發生致死性的肺栓塞可達 1/20[9],而及時抗凝預防可將 DVT、肺栓塞發生風險下降 50%~60%、66.7%[10-11]。但在臨床中因 PD 存在術后出血風險高,加之缺乏 VTE 研究數據的支持,VTE 預防多限于基礎預防,導致預防效果欠佳。本研究旨在通過相關數據分析明確術后 24 h 給予低分子肝素鈉抗凝的療效及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間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簡稱“我院”)行 PD 的患者。患者入組標準:① 在我院接受標準 PD 的患者;② 臨床資料完整者;③ 抗凝時間≥7 d;④ 術前雙下肢動靜脈彩超、胸片及心電圖結果未提示雙下肢靜脈及肺部有血栓形成。排除標準:① 入院篩查存在 VTE 及既往有 VTE 病史者;② 既往行脾臟切除術及術前 7 d 內曾口服過影響凝血功能藥物者;③ 肝腎功能不全者;④ 對低分子肝素鈉過敏或有肝素誘導血小板減少癥病史者;⑤ 術后抗凝時間<7 d 及術后未到 24 h 發生 VTE 或出血;⑥ 術前存在感染性疾病、周圍血管疾病及其他免疫性疾病;⑦ 化驗檢查結果不是我院者;⑧ 胰腺損傷緊急手術及在腹腔鏡下行 PD 者;⑨ 有血管切除修復或重建者。VTE 的診斷標準參照 2017 年《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第三版)》[12]及 2018 年《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13]。
1.2 分組及處理方式
將納入患者根據有無抗凝分為抗凝組和未抗凝組,分別在術前 1 d(簡稱“術前”)、術后第1 天及術后第 8 天采集靜脈血,檢驗血常規、凝血功能。抗凝組于 PD 后 24 h 開始給予低分子肝素鈉(0.4 mL,皮下,1 次/d,連續使用 7 d)及肢體氣壓泵支持治療,未抗凝組術后只給予肢體氣壓泵支持治療。術后 2~3 d 動態復查凝血功能觀察其指標變化,可疑時進行動靜脈超聲檢查,必要時行血管造影明確有無 DVT,可疑肺栓塞時行胸片或心電圖,必要時行肺 CTA 檢查。因出血再次行止血患者的抗凝時機不變。
1.3 收集指標
① 基線資料:主要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MI)、合并癥情況(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血常規、凝血功能、術中失血量、手術時間、腫瘤性質。② VTE 發生情況,包括時間、例數、部位、嚴重程度。③ 出血情況,包括時間、部位、量。④ 過敏情況,包括時間、癥狀、部位。⑤ 肝腎功能情況。⑥ 術后第 1 天及第 8 天凝血指標和血常規的變化,包括凝血酶原時間(PT)、PT 活動度(PTA)、纖維蛋白原(FIB)、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凝血酶時間(TT)、血小板(PLT)、D-二聚體(DD)、國際標準化比率(INR)。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分析數據。對計量數據用 Kolmogorov-Smimov 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用 ±s 表示并用成組 t 檢驗,非正態分布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 [M(P25,P75)]表示并用 Mann-Whiteney U 檢驗;計數資料比較用成組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符合研究條件的 PD 后患者 103 例,其中男 60 例,女 43 例;年齡 20~82 歲、中位年齡 59 歲。抗凝組 52 例,未抗凝組 51 例,2 組患者抗凝前的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2 組患者術后 VTE 發生、出血及其他并發癥情況
抗凝治療后 1 周時抗凝組有 7 例(13.5%)發生 VTE,其中肌間靜脈血栓單側 5 例、雙側 2 例;未抗凝組有 24 例(47.1%)發生 VTE,其中肌間靜脈血栓單側 9 例、雙側 5 例,腘血管血栓 3 例,股血管血栓 2 例,髂血管血栓 1 例,單側分支肺栓塞 4 例。抗凝組 VTE 發生率低于未抗凝組(χ2=13.814,P<0.001)。抗凝組和未抗凝組分別有 4 例和 3 例腹腔出血,2 組各有 1 例胃出血,但 2 組間出血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9.6%(5/52)比 7.8%(4/51),P>0.05]。2 組均無皮下、泌尿系及腦出血的發生。2 組均無過敏情況發生,肝腎功能正常。
2.3 2 組患者凝血指標比較結果
術前及術后第 1 天時,抗凝組和未抗凝組間的凝血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抗凝組的 FIB、DD 值均低于未抗凝組(P<0.05),其余指標 2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在抗凝組內,除了術后第 1 天的 PTA 和 DD 值高于術前(P<0.05)外,其余指標術后第 1 天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除 PLT 和 INR 與術后第 1 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與術后第 1 天比較,術后第8 天時 PT、TT、DD 值升高(P<0.05),PTA、FIB、APTT 降低(P<0.05)。在未抗凝組內,除了術后第 1 天的 PTA 和 DD 值高于術前、PT 值低于術前(P<0.05)外,其余指標術后第 1 天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除 PLT 和 INR 與術后第 1 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與術后第 1 天比較,術后第 8 天時 PT、TT、FIB、DD 值升高(P<0.05),PTA、APTT 值降低(P<0.05)。見表 3。



3 討論
PD 因其手術時間長、術中失血和失液量多、術后臥床時間長等特點成為 VTE 形成的高危因素。但 PD 后因出血發生率高達 5%~12%[14]的原因,導致許多臨床醫生在 VTE 的預防上顯得過于保守。盡管隨著《第一部指南》的公布,更多的臨床醫生已認識到 VTE 的預防越早其風險將越小[15],且出現嚴重后果將越小。但由于缺乏 PD 后相關數據的支持,其在臨床實踐中仍處于 T2 階段(將臨床研究的結果轉化用于日常臨床實踐及衛生決策的制定)[16]。本研究通過對 103 例 PD 后患者的數據分析發現,在相同的物理預防措施下,術后 24 h 接受低分子肝素鈉的抗凝組的 VTE 發生率較未抗凝降低約 2/3,與 Nathens 等[17]通過對 315 例患者進行的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的結果(7 d 后接受抗凝組的 DVT 發生率是 2 d 內接受抗凝組的 3 倍)基本一致。一項來自美國 315 家醫院 140 萬患者 VTE 的多因素研究[18] 結果顯示,手術時間為 VTE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Qiu 等[19]也證實,控制手術時間可以明顯降低 VTE 的發生風險。國內目前 PD 的手術時間一般在 180~360 min,較長的手術時間增加了 VTE 發生風險。通過本研究數據分析發現,在長時間手術后未給予抗凝的情況下 VTE 發生率為 47.1%,而給予抗凝的情況下 VTE 發生率為 13.5%。
目前,國內外在術后預防性使用低分子肝素鈉可以明顯降低血栓發生率上已達成共識,但對于是否會增加出血風險仍存在爭議[20]。Rasmussen 等[21]發現,腹盆腔手術患者給予預防性低分子肝素鈉并延長使用時間后,不僅降低 VTE 發生率,而且不增加出血風險。然而對于腫瘤患者術后預防性給予低分子肝素鈉后是否增加出血風險有不同結果,如 SAVE ONCO 研究顯示并不增加出血風險[22];PROTECHT 及 TOPIC-2 研究顯示會增加出血風險[23-24]。我國《第一部指南》[4]中推薦術后給予低分子肝素鈉抗凝。
由于 PD 后繼發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的存在,術后發生 VTE 的風險將增高,因此,針對抗凝時機的選擇很重要。從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發現,術后 24 h 凝血功能及 PLT 值基本恢復正常,且與術前相比 DD 值明顯升高,開始轉向高凝狀態,結果提示,PD 后 24 h 啟動抗凝治療以預防 VTE 的發生已具備基本條件,抗凝后出血風險小。
分析低分子肝素鈉抗凝安全性的指標主要包括出血相關并發癥、肝素誘導 PLT 減少癥及凝血指標。① 出血相關并發癥表現為術區相關或其他部位岀血,前者表現為術區再出血、嚴重滲血等,后者主要表現為皮膚注射處、顱內、泌尿系等出血。本研究結果顯示,2 組在出血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② 本研究結果未發現抗凝對 PLT 的影響,2 組患者的 PLT 在各自組內的不同時相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③ 對凝血指標的影響,雖然 2 組術后第 8 天的凝血指標與術后第 1 天比較有統計學意義,但各指標的數值變化均在正常范圍內,結果提示,低分子肝素鈉對凝血指標影響小,抗凝安全性高。
低分子肝素鈉具有明顯的抗Ⅹa 因子活性作用和一般抗Ⅱa 的作用,在預防劑量下對 APTT 影響不明顯[25],不影響 PLT 聚集,也不影響 FIB 與 PLT 的結合[26],因其生物利用度高(95%)、抗凝效果佳、安全性可靠、無需藥物濃度監測等特點,成為目前臨床上首選的抗凝藥,用藥期間僅需監測凝血功能及 PLT 計數[27]。本研究中對終點(即抗凝治療后第 8 天)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2 組的 PT、PTA、APTT、TT 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抗凝組的 FIB 和 DD 值較未抗凝組明顯降低,該結果提示了術后抗凝的重要性及抗凝用藥的持續性。
總之,從本研究結果看,PD 后 24 h 預防性給予患者低分子肝素鈉 0.4 mL 抗凝治療可以降低 VTE 發生率(有效性),并且不會增加術后出血風險(安全性),同時早期預防性抗凝也是加速康復外科的重要措施[28]。由于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且納入病例數相對較少、觀察時間短,仍需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數據為 PD 后早期 VTE 的預防提供更多的數據支持。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呂志明負責試驗設計、數據收集及文章撰寫;管發彬負責數據分析;蘇力擔卡扎·仇曼收集數據;耿誠對文章指導及修改;何鐵英對文章指導、支持及試驗設計。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K202010-01)。
靜脈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分為下肢深靜脈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及肺栓塞,屬于靜脈回流障礙性疾病的范疇[1],是手術后最常見并發癥之一。而我國對于術后 VTE 的預防領域研究起步較晚[2-3],直到 2016 年發布《中國普通外科圍手術期血栓預防與管理指南》(以下簡稱“《第一部指南》”)[4]才開啟了在普外科領域血栓管理及預防的里程牌。隨著《第一部指南》的公布,引起了外科醫師對術后 VTE 的重視及規范化,但仍缺乏專業的培訓及存在認識程度的不足,部分醫生認為術后 VTE 的發生是術后少見的并發癥。有文獻[5]報道,腹部大手術后患者在無預防情況下 VTE 發病率高達 27%~50%。日本多中心前瞻性研究[6]結果顯示,僅給予基礎預防的情況下 VTE 發病率高達 24.3%。同時有研究[7]顯示,VTE 發生率與術中的復雜程度、手術時間等因素相關。然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作為腹部外科中切除范圍最廣、操作最為復雜的大型手術,其 DVT 發病率為一般患者的 60 倍[8],發生致死性的肺栓塞可達 1/20[9],而及時抗凝預防可將 DVT、肺栓塞發生風險下降 50%~60%、66.7%[10-11]。但在臨床中因 PD 存在術后出血風險高,加之缺乏 VTE 研究數據的支持,VTE 預防多限于基礎預防,導致預防效果欠佳。本研究旨在通過相關數據分析明確術后 24 h 給予低分子肝素鈉抗凝的療效及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回顧性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間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簡稱“我院”)行 PD 的患者。患者入組標準:① 在我院接受標準 PD 的患者;② 臨床資料完整者;③ 抗凝時間≥7 d;④ 術前雙下肢動靜脈彩超、胸片及心電圖結果未提示雙下肢靜脈及肺部有血栓形成。排除標準:① 入院篩查存在 VTE 及既往有 VTE 病史者;② 既往行脾臟切除術及術前 7 d 內曾口服過影響凝血功能藥物者;③ 肝腎功能不全者;④ 對低分子肝素鈉過敏或有肝素誘導血小板減少癥病史者;⑤ 術后抗凝時間<7 d 及術后未到 24 h 發生 VTE 或出血;⑥ 術前存在感染性疾病、周圍血管疾病及其他免疫性疾病;⑦ 化驗檢查結果不是我院者;⑧ 胰腺損傷緊急手術及在腹腔鏡下行 PD 者;⑨ 有血管切除修復或重建者。VTE 的診斷標準參照 2017 年《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第三版)》[12]及 2018 年《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13]。
1.2 分組及處理方式
將納入患者根據有無抗凝分為抗凝組和未抗凝組,分別在術前 1 d(簡稱“術前”)、術后第1 天及術后第 8 天采集靜脈血,檢驗血常規、凝血功能。抗凝組于 PD 后 24 h 開始給予低分子肝素鈉(0.4 mL,皮下,1 次/d,連續使用 7 d)及肢體氣壓泵支持治療,未抗凝組術后只給予肢體氣壓泵支持治療。術后 2~3 d 動態復查凝血功能觀察其指標變化,可疑時進行動靜脈超聲檢查,必要時行血管造影明確有無 DVT,可疑肺栓塞時行胸片或心電圖,必要時行肺 CTA 檢查。因出血再次行止血患者的抗凝時機不變。
1.3 收集指標
① 基線資料:主要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MI)、合并癥情況(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血常規、凝血功能、術中失血量、手術時間、腫瘤性質。② VTE 發生情況,包括時間、例數、部位、嚴重程度。③ 出血情況,包括時間、部位、量。④ 過敏情況,包括時間、癥狀、部位。⑤ 肝腎功能情況。⑥ 術后第 1 天及第 8 天凝血指標和血常規的變化,包括凝血酶原時間(PT)、PT 活動度(PTA)、纖維蛋白原(FIB)、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凝血酶時間(TT)、血小板(PLT)、D-二聚體(DD)、國際標準化比率(INR)。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0 統計軟件分析數據。對計量數據用 Kolmogorov-Smimov 進行正態分布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用 ±s 表示并用成組 t 檢驗,非正態分布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 [M(P25,P75)]表示并用 Mann-Whiteney U 檢驗;計數資料比較用成組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共納入符合研究條件的 PD 后患者 103 例,其中男 60 例,女 43 例;年齡 20~82 歲、中位年齡 59 歲。抗凝組 52 例,未抗凝組 51 例,2 組患者抗凝前的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2 組患者術后 VTE 發生、出血及其他并發癥情況
抗凝治療后 1 周時抗凝組有 7 例(13.5%)發生 VTE,其中肌間靜脈血栓單側 5 例、雙側 2 例;未抗凝組有 24 例(47.1%)發生 VTE,其中肌間靜脈血栓單側 9 例、雙側 5 例,腘血管血栓 3 例,股血管血栓 2 例,髂血管血栓 1 例,單側分支肺栓塞 4 例。抗凝組 VTE 發生率低于未抗凝組(χ2=13.814,P<0.001)。抗凝組和未抗凝組分別有 4 例和 3 例腹腔出血,2 組各有 1 例胃出血,但 2 組間出血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9.6%(5/52)比 7.8%(4/51),P>0.05]。2 組均無皮下、泌尿系及腦出血的發生。2 組均無過敏情況發生,肝腎功能正常。
2.3 2 組患者凝血指標比較結果
術前及術后第 1 天時,抗凝組和未抗凝組間的凝血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抗凝組的 FIB、DD 值均低于未抗凝組(P<0.05),其余指標 2 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在抗凝組內,除了術后第 1 天的 PTA 和 DD 值高于術前(P<0.05)外,其余指標術后第 1 天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除 PLT 和 INR 與術后第 1 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與術后第 1 天比較,術后第8 天時 PT、TT、DD 值升高(P<0.05),PTA、FIB、APTT 降低(P<0.05)。在未抗凝組內,除了術后第 1 天的 PTA 和 DD 值高于術前、PT 值低于術前(P<0.05)外,其余指標術后第 1 天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第 8 天時除 PLT 和 INR 與術后第 1 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外,與術后第 1 天比較,術后第 8 天時 PT、TT、FIB、DD 值升高(P<0.05),PTA、APTT 值降低(P<0.05)。見表 3。



3 討論
PD 因其手術時間長、術中失血和失液量多、術后臥床時間長等特點成為 VTE 形成的高危因素。但 PD 后因出血發生率高達 5%~12%[14]的原因,導致許多臨床醫生在 VTE 的預防上顯得過于保守。盡管隨著《第一部指南》的公布,更多的臨床醫生已認識到 VTE 的預防越早其風險將越小[15],且出現嚴重后果將越小。但由于缺乏 PD 后相關數據的支持,其在臨床實踐中仍處于 T2 階段(將臨床研究的結果轉化用于日常臨床實踐及衛生決策的制定)[16]。本研究通過對 103 例 PD 后患者的數據分析發現,在相同的物理預防措施下,術后 24 h 接受低分子肝素鈉的抗凝組的 VTE 發生率較未抗凝降低約 2/3,與 Nathens 等[17]通過對 315 例患者進行的多中心前瞻性隊列研究的結果(7 d 后接受抗凝組的 DVT 發生率是 2 d 內接受抗凝組的 3 倍)基本一致。一項來自美國 315 家醫院 140 萬患者 VTE 的多因素研究[18] 結果顯示,手術時間為 VTE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Qiu 等[19]也證實,控制手術時間可以明顯降低 VTE 的發生風險。國內目前 PD 的手術時間一般在 180~360 min,較長的手術時間增加了 VTE 發生風險。通過本研究數據分析發現,在長時間手術后未給予抗凝的情況下 VTE 發生率為 47.1%,而給予抗凝的情況下 VTE 發生率為 13.5%。
目前,國內外在術后預防性使用低分子肝素鈉可以明顯降低血栓發生率上已達成共識,但對于是否會增加出血風險仍存在爭議[20]。Rasmussen 等[21]發現,腹盆腔手術患者給予預防性低分子肝素鈉并延長使用時間后,不僅降低 VTE 發生率,而且不增加出血風險。然而對于腫瘤患者術后預防性給予低分子肝素鈉后是否增加出血風險有不同結果,如 SAVE ONCO 研究顯示并不增加出血風險[22];PROTECHT 及 TOPIC-2 研究顯示會增加出血風險[23-24]。我國《第一部指南》[4]中推薦術后給予低分子肝素鈉抗凝。
由于 PD 后繼發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的存在,術后發生 VTE 的風險將增高,因此,針對抗凝時機的選擇很重要。從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發現,術后 24 h 凝血功能及 PLT 值基本恢復正常,且與術前相比 DD 值明顯升高,開始轉向高凝狀態,結果提示,PD 后 24 h 啟動抗凝治療以預防 VTE 的發生已具備基本條件,抗凝后出血風險小。
分析低分子肝素鈉抗凝安全性的指標主要包括出血相關并發癥、肝素誘導 PLT 減少癥及凝血指標。① 出血相關并發癥表現為術區相關或其他部位岀血,前者表現為術區再出血、嚴重滲血等,后者主要表現為皮膚注射處、顱內、泌尿系等出血。本研究結果顯示,2 組在出血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② 本研究結果未發現抗凝對 PLT 的影響,2 組患者的 PLT 在各自組內的不同時相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③ 對凝血指標的影響,雖然 2 組術后第 8 天的凝血指標與術后第 1 天比較有統計學意義,但各指標的數值變化均在正常范圍內,結果提示,低分子肝素鈉對凝血指標影響小,抗凝安全性高。
低分子肝素鈉具有明顯的抗Ⅹa 因子活性作用和一般抗Ⅱa 的作用,在預防劑量下對 APTT 影響不明顯[25],不影響 PLT 聚集,也不影響 FIB 與 PLT 的結合[26],因其生物利用度高(95%)、抗凝效果佳、安全性可靠、無需藥物濃度監測等特點,成為目前臨床上首選的抗凝藥,用藥期間僅需監測凝血功能及 PLT 計數[27]。本研究中對終點(即抗凝治療后第 8 天)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2 組的 PT、PTA、APTT、TT 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抗凝組的 FIB 和 DD 值較未抗凝組明顯降低,該結果提示了術后抗凝的重要性及抗凝用藥的持續性。
總之,從本研究結果看,PD 后 24 h 預防性給予患者低分子肝素鈉 0.4 mL 抗凝治療可以降低 VTE 發生率(有效性),并且不會增加術后出血風險(安全性),同時早期預防性抗凝也是加速康復外科的重要措施[28]。由于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且納入病例數相對較少、觀察時間短,仍需前瞻性、多中心、大樣本數據為 PD 后早期 VTE 的預防提供更多的數據支持。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呂志明負責試驗設計、數據收集及文章撰寫;管發彬負責數據分析;蘇力擔卡扎·仇曼收集數據;耿誠對文章指導及修改;何鐵英對文章指導、支持及試驗設計。
倫理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文編號:K20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