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蘇偉, 馮乾, 劉續寶, 陳擁華. 肝移植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0 年資助情況.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1, 28(2): 194-199. doi: 10.7507/1007-9424.202005101 復制
肝移植是各種不可逆急、慢性肝病的有效治療手段[1-2]。我國肝移植技術和研究經過幾十年的持續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為世界器官移植領域的亮麗名片[3]。30 多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圍繞肝移植領域的重點與難點資助了大量、系統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極大地推動了肝移植基礎研究的發展。本研究重點分析最近 10 年（2010 年至 2019 年）肝移植領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數據，梳理總結我國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基本情況、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以及基金項目對科研人才培養提升情況，為今后科研人員申請項目和項目資助提供數據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資料來源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大數據知識管理服務平臺（
1.2 資料收集
為了梳理肝移植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情況和基金發展規律，考慮到資助項目數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本研究選取最近 10 年肝移植領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收集信息包括批準年度、研究期限、項目類型、學科申請代碼、依托單位名稱、項目名稱、資助經費金額、關鍵詞、摘要等信息。根據項目名稱、學科申請代碼、中文關鍵詞、摘要等信息綜合確定資助項目為肝移植相關研究領域，然后納入后續分析。為了統計青年基金受資助者后繼獲得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情況，首先收集肝移植領域青年基金項目的詳細情況，然后根據項目負責人姓名及單位名稱在科學基金網絡信息系統中查詢后續受資助的項目情況。
1.3 方法
通過分析基金資助經費額度、資助項目數量等指標，以反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資助強度。分別從肝移植領域各類項目資助情況、優勢依托單位受資助情況、各研究領域方向資助情況等不同方面加以分析，總結梳理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基本情況和研究重點。
依據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績效和成長規律，分析青年基金近 10 年在肝移植領域人才培養方面的資助成效。統計數據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數據分析更具有規律性和代表性，因此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依托單位的受資助項目數據，重點分析研究人才的層次結構（青年基金和面上項目的數量對比）和人才成長效果（青年基金受資助者中獲得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人員占比）。由此梳理出青年基金人才成長的規律和績效，結合青年基金的資助政策，提出對策。
2 結果
2.1 肝移植領域項目資助總體的情況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肝移植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 387 項，資助經費 19 821.5 萬元。近 10 年年資助項目數總體呈平穩趨勢（圖 1a），其中面上項目平均年資助 21 項，青年基金平均年資助 12.7 項，地區項目平均年資助 2.2 項。
圖1
示 2010–2019 年期間的資助項目數和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資助項目數
a：2010–2019 年期間的資助項目數；b：2010–2019 年期間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資助項目數
面上項目、青年基金和地區基金 3 類項目共資助 359 項（92.8%），資助經費 15 007.0 萬元（75.7%）。面上項目 210 項（54.3%），金額為 11 314.0 萬元（57.1%）；青年基金 127 項（32.8%），金額為 2 790.0 萬元（14.1%）；地區基金 22 項（5.7%），金額為 903.0 萬元（4.6%）；其他類項目 28 項（7.2%），金額為 4 814.5 萬元（24.3%）。
本研究統計數據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因而數據分析更具有規律性和代表性。資助項目總數在前 10 的依托單位的項目資助數量及資助經費詳見表 1。前 10 依托單位共承擔資助項目 225 項（58.1%），資助經費 12 148.6 萬元（61.3%）。資助前列的依托單位中多數是中國肝移植發展技術標準與規范的制定單位[1, 3-4]。
表1
資助項目總數在前 10 的依托單位的肝移植領域資助項目數量及經費
從科研能力角度來看，青年基金項目和面上項目代表兩個能力層次，各依托單位兩類項目的資助數量反映了兩類人才的結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過青年基金資助后人才結構的變化情況。青年基金和面上項目的資助數量比可間接反映各依托單位的整體研究水平，總體上面上項目數量遠高于青年基金。本研究結果顯示，面上項目數量多的依托單位青年基金受資助的數量相對較多，項目資助總數在前 3 位的依托單位，如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及上海交通大學，其青年/面上基金比值最高達到了 72.2%（13/18），形成了面上項目和青年基金的兩個人才能力發展層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無論是承擔項目總數還是獲資助經費均遙遙領先于其他單位。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共承擔項目總數 98 項（25.3%），共獲資助經費高達 6 300 萬元（31.8%），尤其是鄭樹森院士團隊連續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榮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3]。
2.2 青年基金人才培養分析
最近 10 年青年基金項目資助肝移植領域青年科學技術人員 127 人，因基金指南申請限項規定，減去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的青年基金項目受資助者 42 人，共計 85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納入分析。經過青年基金的資助，21 人（37.6%）后續能夠獲得面上項目及以上項目的資助，獲資助項目 32 項。青年基金資助者提升為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人才轉化率為 24.7%，總體上青年科學基金對科研人員的后續研究提升不顯著。
比較各依托單位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的提升轉化率，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表現最為突出，極具代表性，有 50%左右的青年基金項目受資助者能得到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進一步支持。中山大學有 12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6 位（50.0%）進一步獲得更高層次項目資助（8 項，66.7%）；浙江大學有 11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5 位（45.4%）獲得更高層次項目資助（6 項，54.5%）。總體而言，整體肝移植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的依托單位獲得的面上項目等高層次項目數量更多，獲得青年基金項目資助的比例也相對較高。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轉化率高達 50% 左右，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隊，這也是其面上項目等高層次資助數明顯高于其他依托單位的原因之一。
2.3 肝移植領域項目研究領域方向的趨勢分析
學科申請代碼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和分類評審管理的客觀基礎[5]。近 10 年資助項目數量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變化趨勢總體平穩（圖 1b）。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的資助數量最高，總計 169 項（43.7%），平均每年 16.9 項；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58 項（15.0%），平均每年 5.8 項；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 50 項（12.9%），平均每年 5 項。此外申請代碼 H1511“急重癥醫學/創傷/燒傷/整形其他科學問題”資助 9 項（2.3%），申請代碼 H1805“醫學超聲與聲學造影劑”資助 5 項（1.3%）。
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下研究方向的資助項目數如表 2 所示。肝移植的優勢方向主要集中在肝損傷與肝保護（94 項，37.0%）及移植免疫（91 項，35.8%）。肝再生（21 項，8.3%）、肝移植并發癥（13 項，5.1%）及移植物功能（26 項，10.2%）方向的資助率較低，反映出這一分支方向的基礎研究力量較為薄弱。
表2
肝移植領域面上項目和青年基金主要專業領域方向的分布情況［項（%） ］
表 2 所示，學科申請代碼下肝移植領域主要分支研究方向有所側重，重點資助方向與項目代碼名稱所示的一致。如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的面上項目主要包含肝損傷與保護 16 項（59.3%），以及肝再生 9 項（33.3%）。同時學科申請代碼下主要分支研究方向存在交叉分布特點。如“移植免疫”方向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資助 39 項（35.4%），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 22 項（78.6%），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2 項（7.4%）。“肝損傷與肝保護”方向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16 項（59.3%），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資助 35 項（31.9%），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3 項（10.7%）。
3 討論
我國肝移植的大力發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基礎科學問題的研究和探索[6]。通過分析近 10 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肝移植領域研究項目的情況可以看出，國家十分重視并持續穩定資助肝移植的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除了承擔資助研究項目的功能之外，還對知識的生產和新學科的形成起到巨大的引領效應[7-9]，引導肝移植學科研究人才隊伍建設，促進肝移植研究水平的提高，對肝移植學科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和臨床轉化實踐的跨越式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結果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前 10 依托單位共承擔資助項目數量和資助經費比例均超過了 50%。這些代表性依托單位的肝移植領域具有學科領先地位，多數是中國肝移植發展技術標準與規范的制定單位[1, 3-4]，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對臨床技術進步的支撐作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提升具有巨大的引領效應[10-13]。浙江大學鄭樹森院士團隊連續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榮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3]。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無論是承擔項目總數還是獲資助經費數均遙遙領先，青年/面上比值最高達到了 72.2%，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轉化率高達 50% 左右，顯著高于肝移植領域的總體水平的 24.7%。但總體而言，青年科學基金對科研人員的后續研究提升績效有待提升。
縱觀近 10 年來資助的肝移植領域研究項目，研究方向的總體資助布局是聚焦移植免疫、肝損傷與肝保護等熱點和難點問題。這反映了我國目前肝移植領域強基礎、重前沿，呈現出健康快速的發展態勢[3]，重視供肝獲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的診斷與控制等肝移植研究[14]。但肝移植的研究和資助重點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針對遠期移植物慢性失功能的機制和防治方向的研究較為薄弱[15]，相關研究的資助項目較少，僅為 26 項，占比 10.2%。如何提高肝移植質量是世界性難題，建議在資助布局上鼓勵肝移植領域研究者充分利用我國巨大的臨床病例等資源優勢，加強諸如長期存活患者的肝移植后免疫狀態、免疫細胞新亞群、免疫抑制劑相關疾病的機制與防治等方面的研究[16-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現有學科申請代碼是項目申請書進行分類評審管理的客觀基礎[5]，準確填寫申請代碼是項目申請的關鍵要素之一[22]。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肝移植領域的學科申請代碼設置也存在著一些不足。近 10 年肝移植資助項目被劃分在不同的分支學科 ［消化系統學科（H0318 及 H0321）、醫學免疫學科（H1006）等］，同一研究方向（如移植免疫或肝損傷等）的研究項目交叉分布于各學科申請代碼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移植免疫學科與器官移植學科的交叉研究屬性普遍存在，同時也反映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現有學科申請代碼體系的布局存在學科之間相互割裂的現象[23]，這對申請人項目申請代碼選擇以及項目分類評審管理都是極為不利的，客觀上也不利于鼓勵學科交叉[24-25]。為了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不斷變化的科研范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正在逐步開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將進一步推進學科布局系統調整，構建符合知識體系內在邏輯和結構的學科布局[7-8]。隨著面向未來的基金申請代碼體系的逐步建立，必將對中國肝移植整體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更好服務于“健康中國”國家戰略需求[23, 26]。
肝移植質量的提高是世界性難題，我國肝移植領域既要保持針對供肝獲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等器官移植領域的優勢方向和熱點問題開展基礎及轉化研究；更要充分利用我國巨大的臨床病例資源優勢，抓住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創新發展新契機，聯合開展科學研究及推動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相信步入新時代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除了承擔資助研究項目的功能之外，必將對肝移植領域創新知識的生產和創新學科發展方向的形成起到更大的引領作用。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陳擁華和劉續寶負責研究設計；蘇偉和馮乾負責資料檢索和搜集；蘇偉、陳擁華和劉續寶負責資料整理及分析；蘇偉和陳擁華負責論文撰寫。
肝移植是各種不可逆急、慢性肝病的有效治療手段[1-2]。我國肝移植技術和研究經過幾十年的持續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為世界器官移植領域的亮麗名片[3]。30 多年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圍繞肝移植領域的重點與難點資助了大量、系統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極大地推動了肝移植基礎研究的發展。本研究重點分析最近 10 年（2010 年至 2019 年）肝移植領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數據，梳理總結我國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基本情況、研究重點、發展方向以及基金項目對科研人才培養提升情況，為今后科研人員申請項目和項目資助提供數據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資料來源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大數據知識管理服務平臺（
1.2 資料收集
為了梳理肝移植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資助情況和基金發展規律，考慮到資助項目數據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本研究選取最近 10 年肝移植領域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收集信息包括批準年度、研究期限、項目類型、學科申請代碼、依托單位名稱、項目名稱、資助經費金額、關鍵詞、摘要等信息。根據項目名稱、學科申請代碼、中文關鍵詞、摘要等信息綜合確定資助項目為肝移植相關研究領域，然后納入后續分析。為了統計青年基金受資助者后繼獲得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情況，首先收集肝移植領域青年基金項目的詳細情況，然后根據項目負責人姓名及單位名稱在科學基金網絡信息系統中查詢后續受資助的項目情況。
1.3 方法
通過分析基金資助經費額度、資助項目數量等指標，以反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資助強度。分別從肝移植領域各類項目資助情況、優勢依托單位受資助情況、各研究領域方向資助情況等不同方面加以分析，總結梳理肝移植領域基礎研究的基本情況和研究重點。
依據科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績效和成長規律，分析青年基金近 10 年在肝移植領域人才培養方面的資助成效。統計數據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數據分析更具有規律性和代表性，因此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依托單位的受資助項目數據，重點分析研究人才的層次結構（青年基金和面上項目的數量對比）和人才成長效果（青年基金受資助者中獲得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人員占比）。由此梳理出青年基金人才成長的規律和績效，結合青年基金的資助政策，提出對策。
2 結果
2.1 肝移植領域項目資助總體的情況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間，肝移植領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 387 項，資助經費 19 821.5 萬元。近 10 年年資助項目數總體呈平穩趨勢（圖 1a），其中面上項目平均年資助 21 項，青年基金平均年資助 12.7 項，地區項目平均年資助 2.2 項。
圖1
示 2010–2019 年期間的資助項目數和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資助項目數
a：2010–2019 年期間的資助項目數；b：2010–2019 年期間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資助項目數
面上項目、青年基金和地區基金 3 類項目共資助 359 項（92.8%），資助經費 15 007.0 萬元（75.7%）。面上項目 210 項（54.3%），金額為 11 314.0 萬元（57.1%）；青年基金 127 項（32.8%），金額為 2 790.0 萬元（14.1%）；地區基金 22 項（5.7%），金額為 903.0 萬元（4.6%）；其他類項目 28 項（7.2%），金額為 4 814.5 萬元（24.3%）。
本研究統計數據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因而數據分析更具有規律性和代表性。資助項目總數在前 10 的依托單位的項目資助數量及資助經費詳見表 1。前 10 依托單位共承擔資助項目 225 項（58.1%），資助經費 12 148.6 萬元（61.3%）。資助前列的依托單位中多數是中國肝移植發展技術標準與規范的制定單位[1, 3-4]。
表1
資助項目總數在前 10 的依托單位的肝移植領域資助項目數量及經費
從科研能力角度來看，青年基金項目和面上項目代表兩個能力層次，各依托單位兩類項目的資助數量反映了兩類人才的結構，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過青年基金資助后人才結構的變化情況。青年基金和面上項目的資助數量比可間接反映各依托單位的整體研究水平，總體上面上項目數量遠高于青年基金。本研究結果顯示，面上項目數量多的依托單位青年基金受資助的數量相對較多，項目資助總數在前 3 位的依托單位，如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及上海交通大學，其青年/面上基金比值最高達到了 72.2%（13/18），形成了面上項目和青年基金的兩個人才能力發展層次。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無論是承擔項目總數還是獲資助經費均遙遙領先于其他單位。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共承擔項目總數 98 項（25.3%），共獲資助經費高達 6 300 萬元（31.8%），尤其是鄭樹森院士團隊連續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榮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3]。
2.2 青年基金人才培養分析
最近 10 年青年基金項目資助肝移植領域青年科學技術人員 127 人，因基金指南申請限項規定，減去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的青年基金項目受資助者 42 人，共計 85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納入分析。經過青年基金的資助，21 人（37.6%）后續能夠獲得面上項目及以上項目的資助，獲資助項目 32 項。青年基金資助者提升為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人才轉化率為 24.7%，總體上青年科學基金對科研人員的后續研究提升不顯著。
比較各依托單位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的提升轉化率，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表現最為突出，極具代表性，有 50%左右的青年基金項目受資助者能得到面上項目等更高層次項目的進一步支持。中山大學有 12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6 位（50.0%）進一步獲得更高層次項目資助（8 項，66.7%）；浙江大學有 11 位青年基金受資助者，5 位（45.4%）獲得更高層次項目資助（6 項，54.5%）。總體而言，整體肝移植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的依托單位獲得的面上項目等高層次項目數量更多，獲得青年基金項目資助的比例也相對較高。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轉化率高達 50% 左右，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隊，這也是其面上項目等高層次資助數明顯高于其他依托單位的原因之一。
2.3 肝移植領域項目研究領域方向的趨勢分析
學科申請代碼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和分類評審管理的客觀基礎[5]。近 10 年資助項目數量主要申請代碼的年度變化趨勢總體平穩（圖 1b）。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的資助數量最高，總計 169 項（43.7%），平均每年 16.9 項；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58 項（15.0%），平均每年 5.8 項；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 50 項（12.9%），平均每年 5 項。此外申請代碼 H1511“急重癥醫學/創傷/燒傷/整形其他科學問題”資助 9 項（2.3%），申請代碼 H1805“醫學超聲與聲學造影劑”資助 5 項（1.3%）。
肝移植領域主要申請代碼下研究方向的資助項目數如表 2 所示。肝移植的優勢方向主要集中在肝損傷與肝保護（94 項，37.0%）及移植免疫（91 項，35.8%）。肝再生（21 項，8.3%）、肝移植并發癥（13 項，5.1%）及移植物功能（26 項，10.2%）方向的資助率較低，反映出這一分支方向的基礎研究力量較為薄弱。
表2
肝移植領域面上項目和青年基金主要專業領域方向的分布情況［項（%） ］
表 2 所示，學科申請代碼下肝移植領域主要分支研究方向有所側重，重點資助方向與項目代碼名稱所示的一致。如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的面上項目主要包含肝損傷與保護 16 項（59.3%），以及肝再生 9 項（33.3%）。同時學科申請代碼下主要分支研究方向存在交叉分布特點。如“移植免疫”方向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資助 39 項（35.4%），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 22 項（78.6%），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2 項（7.4%）。“肝損傷與肝保護”方向申請代碼 H0318“肝再生、肝保護、肝衰竭、人工肝”資助 16 項（59.3%），申請代碼 H0321“消化系統器官移植”資助 35 項（31.9%），申請代碼 H1006“器官移植與移植免疫”資助3 項（10.7%）。
3 討論
我國肝移植的大力發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基礎科學問題的研究和探索[6]。通過分析近 10 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肝移植領域研究項目的情況可以看出，國家十分重視并持續穩定資助肝移植的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除了承擔資助研究項目的功能之外，還對知識的生產和新學科的形成起到巨大的引領效應[7-9]，引導肝移植學科研究人才隊伍建設，促進肝移植研究水平的提高，對肝移植學科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和臨床轉化實踐的跨越式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0]。本研究結果表明，肝移植領域占據學科領先優勢的依托單位獲得基金資助的數量更多，前 10 依托單位共承擔資助項目數量和資助經費比例均超過了 50%。這些代表性依托單位的肝移植領域具有學科領先地位，多數是中國肝移植發展技術標準與規范的制定單位[1, 3-4]，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基礎科學問題研究對臨床技術進步的支撐作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提升具有巨大的引領效應[10-13]。浙江大學鄭樹森院士團隊連續 3 次（2011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榮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創新研究群體”[3]。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無論是承擔項目總數還是獲資助經費數均遙遙領先，青年/面上比值最高達到了 72.2%，青年基金項目向更高層次項目轉化率高達 50% 左右，顯著高于肝移植領域的總體水平的 24.7%。但總體而言，青年科學基金對科研人員的后續研究提升績效有待提升。
縱觀近 10 年來資助的肝移植領域研究項目，研究方向的總體資助布局是聚焦移植免疫、肝損傷與肝保護等熱點和難點問題。這反映了我國目前肝移植領域強基礎、重前沿，呈現出健康快速的發展態勢[3]，重視供肝獲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的診斷與控制等肝移植研究[14]。但肝移植的研究和資助重點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針對遠期移植物慢性失功能的機制和防治方向的研究較為薄弱[15]，相關研究的資助項目較少，僅為 26 項，占比 10.2%。如何提高肝移植質量是世界性難題，建議在資助布局上鼓勵肝移植領域研究者充分利用我國巨大的臨床病例等資源優勢，加強諸如長期存活患者的肝移植后免疫狀態、免疫細胞新亞群、免疫抑制劑相關疾病的機制與防治等方面的研究[16-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現有學科申請代碼是項目申請書進行分類評審管理的客觀基礎[5]，準確填寫申請代碼是項目申請的關鍵要素之一[22]。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肝移植領域的學科申請代碼設置也存在著一些不足。近 10 年肝移植資助項目被劃分在不同的分支學科 ［消化系統學科（H0318 及 H0321）、醫學免疫學科（H1006）等］，同一研究方向（如移植免疫或肝損傷等）的研究項目交叉分布于各學科申請代碼中。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移植免疫學科與器官移植學科的交叉研究屬性普遍存在，同時也反映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現有學科申請代碼體系的布局存在學科之間相互割裂的現象[23]，這對申請人項目申請代碼選擇以及項目分類評審管理都是極為不利的，客觀上也不利于鼓勵學科交叉[24-25]。為了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不斷變化的科研范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正在逐步開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將進一步推進學科布局系統調整，構建符合知識體系內在邏輯和結構的學科布局[7-8]。隨著面向未來的基金申請代碼體系的逐步建立，必將對中國肝移植整體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更好服務于“健康中國”國家戰略需求[23, 26]。
肝移植質量的提高是世界性難題，我國肝移植領域既要保持針對供肝獲取和保存、移植免疫排斥等器官移植領域的優勢方向和熱點問題開展基礎及轉化研究；更要充分利用我國巨大的臨床病例資源優勢，抓住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創新發展新契機，聯合開展科學研究及推動研究成果的臨床轉化。相信步入新時代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除了承擔資助研究項目的功能之外，必將對肝移植領域創新知識的生產和創新學科發展方向的形成起到更大的引領作用。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陳擁華和劉續寶負責研究設計；蘇偉和馮乾負責資料檢索和搜集；蘇偉、陳擁華和劉續寶負責資料整理及分析；蘇偉和陳擁華負責論文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