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孔祥虎, 韓瑋, 李秋影. 胰體尾切除術后胰瘺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0, 27(6): 708-713. doi: 10.7507/1007-9424.201908094 復制
胰腺癌是一種發病隱匿、進展迅速、治療效果及預后極差的消化道腫瘤，近年來國內外發病率均有明顯增加趨勢。胰腺癌在 40 歲以上好發，男性較女性多見，癌腫多發于胰頭部，占 70%～80%，約 25% 發生于胰體尾部[1-2]。因為惡性程度高，早期不易發現，就診時多為晚期，切除率低和預后差為胰腺癌的特點。即使是可切除患者，其 5 年生存率也不足 5%，居惡性腫瘤死亡原因的第 4 位[1]。盡管胰體尾切除術（DP）難度較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小，且術后積極去預防術后并發癥，但是由于胰腺本身的解剖學特點和患者的生理學特性，其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仍保持在 13%～64%[2]。其中術后胰瘺（POPF）是 DP 后最主要的并發癥之一，其發生率為 9%～34%[2]。在以往的報道[2-7]中，DP 后 POPF 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較大、BMI、營養不良、合并糖尿病、既往剖腹手術史、胰腺質軟、主胰管直徑較小、廣泛淋巴結切除術、手術時間較長、術中出血量增加等。然而，即使采用先進的手術技術，DP 后 POPF 的發生率仍居高不下，這意味著還有其他危險因素值得探究，例如與患者其他合并癥、營養狀況和免疫炎癥指標相關的風險因素[8-10]。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14 例行 DP 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了與 POPF 發生相關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標準：①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間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胰腺外科行 DP。② 術前、術中及術后各項資料完整。排除術前、術中或術后資料欠缺者。本研究共納入 114 例患者，其中男 53 例，女 61 例；年齡 20～87 歲，中位年齡為 52 歲。術后常規病理學檢查：腺癌 49 例，神經內分泌腫瘤 14 例，實性假乳頭狀瘤 9 例，漿液性囊腺瘤 12 例，黏液性囊腺瘤 14 例，其他（炎性腫塊、創傷性胰腺炎等）16 例。
1.2 手術及圍手術期處理
114 例患者均行標準的 DP，根據術中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聯合脾切除。手術醫師均具有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或副主任醫師資格。患者術后總膳食營養（TPN）不常規進行，根據患者術后診斷為 POPF 和通氣排便情況，結合臨床外科醫師的臨床經驗決定是否進行 TPN，通常從術后第 4 天（POD4）開始。如果術后患者沒有 POPF 或者其他主要的術后并發癥證據，大多數患者可在通氣排便后先口服少量液體（約 100 mL），如果患者無胃腸道不適癥狀，可逐漸增加流質飲食的量，具體方案由主治外科醫師決定。腹腔引流管常規放置在胰腺斷端和脾窩處，各 1 支，并在術后第 3、5、7 天及之后，必要時收集引流液測量淀粉酶水平。腹腔引流管的拔除時間根據患者是否存在 POPF 或者其他主要的并發癥靈活確定。如術后恢復良好，可在 POD7 和 POD14 之間先給予退管后再拔除腹內引流管（具體拔管時間需要根據患者的術后病情決定）。
1.3 術后胰瘺的定義與分級
根據國際胰瘺研究組（ISGPF）的定義[11]，在 POD3 后，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值超過正常血清淀粉酶值的 3 倍，則認為是有胰瘺發生。將胰瘺分為 A（生化瘺）、B 和 C 3 級。其中 A 級胰瘺為暫時性、無臨床癥狀的胰瘺，僅需要暫時性的加強治療；B 級胰瘺有臨床癥狀，需要加強診斷評估和治療管理；C 級胰瘺，出現嚴重的臨床并發癥，需要積極的臨床管理和治療干預[11]。
1.4 收集指標
收集的術前資料包括性別、年齡、BMI、糖尿病病史、高血壓病史、吸煙史、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前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術前預后營養指數（術前 PNI=血漿白蛋白+5×淋巴細胞數）。通過手術記錄查詢患者的胰腺質地，并根據患者的常規病理學檢查結果得出腫瘤患者的分化類型和 cTNM 分期。此外，收集患者的術后指標，包括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及術后 PNI 值。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23.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單因素分析時，計數資料采用成組 χ2 檢驗，計量資料采用成組 t 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肯德爾（Kendall）等級相關；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計算曲線下面積以評價研究指標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DP 后 POPF 的發生情況
114 例患者中，有 43 例（37.7%）患者發生 POPF，其中 A 級生化瘺 19 例（44.2%），B 級胰瘺 21 例（48.8%），C 級胰瘺 3 例（7.0%）。43 例 POPF 患者經過積極有效的治療管理，均臨床改善，未出現因術后并發癥而死亡的患者。
2.2 DP 后發生 POPF 的影響因素分析
2.2.1 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表明，POPF 組和無 POPF 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吸煙史、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cTNM 分期、分化類型、胰腺質地和術前 NLR 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2 組 BMI 值、飲酒史、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術前 PNI 值和術后 PNI 值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無 POPF 組比較，POPF 組的 BMI 值略低，飲酒史比例高，術前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均較低，術后 NLR 值較高，術前和術后 PNI 值均較低。具體見表 1。
表1
DP 后發生 POPF 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2.2 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術前血漿白蛋白>35 g/L ［OR=0.115，95%CI 為（0.038，0.348）］、術后血漿白蛋白>35 g/L ［OR=0.126，95%CI 為（0.031，0.516）］和術后 NLR 值≤6.65 ［OR=0.149，95%CI 為（0.048，0.461）］ 均是 DP 后 POPF 發生的保護因素（P<0.05）。具體見表 2。
表2
影響 DP 后 POPF 發生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2.3 DP 后 POPF 的診斷預測分析
繪制 ROC 曲線（圖 1），得出 BMI、術后 NLR、術前 PNI、術后 PNI、術前血漿白蛋白和術后血漿白蛋白的曲線下面積，并根據 Youden 指數計算各指標的最佳界點，結果見表 3。從 ROC 曲線下面積可看出，術后 NLR 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
圖1
示各指標預測 DP 后 POPF 的 ROC 曲線
表3
各指標的診斷效能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14 例接受 DP 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 43 例患者發生了 POPF，筆者再進一步探討了 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BMI、飲酒、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術前 PNI 值和術后 PNI 值是影響 DP 后 POPF 的影響因素；② 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血漿白蛋白>35 g/L、術后血漿白蛋白>35 g/L 和術后 NLR≤6.65 是 POPF 的重要保護因素。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術前血漿白蛋白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以及術后較低的 NLR 值是 DP 后 POPF 的積極保護因素。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D）后和 DP 后分別有 14%～23% 及 10%～30% 的患者發生嚴重的 POPF[12-13]。這些 POPF 的發生對患者的影響可能是致命性的；胰腺質地較軟和主胰管直徑小是公認的 POPF 的危險因素[12-13]，本研究未發現胰腺質地影響 POPF 的發生，這可能是由于手術醫師的直觀感覺所帶來的差異造成的。但迄今（2019 年）為止，只有少數研究將患者的營養狀況和免疫指標作為接受 DP 后 POPF 的危險因素進行研究[3, 14]。Sierzega 等[3]報道，營養不良（通過營養風險指數和即時營養評估分數評估）是 DP 后 POPF 的主要危險因素。Hubbard 等[14]的研究表明，較低的術前 PNI 值與胰腺癌患者術后發生 POPF 和較短的術后總生存期存在顯著相關。本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術前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以及術后較低的 NLR 值是 DP 后發生 POPF 的保護因素。但是，術后營養狀況的惡化和血漿白蛋白的流失可能是由于手術過程中血液或液體流失以及術前術后缺乏適當的營養支持造成的，并且每例患者的營養水平具有差異性；此外，術后高水平的免疫水平對于炎癥的發生和發展具有促進過程。因此，即使術后我們積極地給予患者液體補充、營養支持和有效的抗炎措施，但是由于患者本身的營養狀態和免疫水平具有差異性，我們仍難以去干預和治療。
術后臨床相關性胰瘺必須快速識別及治療，以避免發生更嚴重的并發癥。以往的研究[15-16]通過測試腹腔引流管中的淀粉酶水平來預測 POPF，但是研究結果存在著爭議。Molinari 等[15]研究發現，POD1 的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水平對于 POPF 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而 Daniel 等[16]的研究發現，從 POD1 到 POD7 的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水平不能準確地預測 POPF。對于 DP 后 POPF 的預測和研究，臨床醫師一直未停止，希望能夠創建更準確的模型[17-18]。由于所考慮變量的異質性，使得研究得到的結果存在較大的爭議，故將其轉化為常規臨床實踐的有用工具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19-20]。
對于胰腺切除術后發生早期炎癥性并發癥（POPF、腹腔感染、肺炎等）研究最充分的血清生化標志物是 C 反應蛋白（CRP）[17, 19, 21]。有學者[5]研究發現，術前較高的白細胞計數以及較高的術后 NLR，對于 DP 后 POPF 的發生預測有著相對較高的準確度。本研究結果也表明，較高的術后 NLR 值對于 DP 后 POPF 的預測具有較好的價值。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可以把這些炎癥性參數組合到一起，并在獨立隊列中去驗證和檢驗，旨在最后制作出更具準確性的預測工具，服務到臨床工作中。近年來，血清中的炎癥標志物如血沉速度、CRP、白細胞計數等指標，在炎癥、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中被廣泛地研究分析，其中 NLR 是一種新的研究標志物。NLR 作為炎癥指標，與腫瘤術后的生存期、心腦血管血栓的形成和術后感染密切相關。研究[22-24]指出，術后 NLR 值升高是潛在的急性炎癥標志物，可預測血栓的形成。NLR 作為反映臨床炎癥的新指標而備受關注，因為其有著獨特的優勢。第一，其可輕松獲取，因血常規廉價且可重復；第二，干擾性小，不受補液和脫水的影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Bhat 等[25]認為，NLR 是兩種不同但互補的免疫指標的比值，既反映了中性粒細胞對非特異性炎癥的活化作用，也顯現出淋巴細胞調控炎癥的作用。作為炎癥的標志物，NLR 較總白細胞計數或中性粒細胞計數具有更好的可預測性，其結果可較好地反映機體炎癥平衡狀態的破壞程度[25-26]。盡管 NLR 無法完全反映 DP 后 POPF 的免疫反應和炎癥狀態的復雜過程，但是其可以提示術后發生 POPF 的可能，且可影響患者的預后。一般情況下，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炎癥可出現中性粒細胞計數升高和淋巴細胞計數降低，通過本研究結果可以一定程度表明，POPF 組患者的術后 NLR 值高于無 POPF 組，說明 POPF 組患者的炎癥狀態較重。一般在患者術后通氣排便后，我們會給予口服營養支持治療。有研究[27]表明，在術后早期檢測到的腹水中的細菌污染與 DP 后 POPF 的發展有關，而 Ikeguchi 等[28]的研究發現，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與術后 POPF 的發生和患者長期生存率低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這一點值得我們后期去研究探討。
總之，本研究發現，NLR 值在 DP 后明顯升高，尤其是在 POPF 患者中升高更明顯，可作為 DP 后 POPF 的預測因子，這種易于獲得的炎癥標志物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價值。但是本研究仍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一項回顧性研究，具有較大的偏倚；其次，本研究包含了各種胰腺疾病，因此，不同疾病組之間的營養狀況和免疫炎癥狀況可能不同。為了準確地評估術后 NLR 值的變化對 DP 后 POPF 發生的影響，未來可以實行較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并且最好只限于單一病種。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孔祥虎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數據的分析以及文章初稿的撰寫；李秋影參與數據的研究及分析；韓瑋負責研究設計及文章質量的把關。
倫理批準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K201908-05）。
胰腺癌是一種發病隱匿、進展迅速、治療效果及預后極差的消化道腫瘤，近年來國內外發病率均有明顯增加趨勢。胰腺癌在 40 歲以上好發，男性較女性多見，癌腫多發于胰頭部，占 70%～80%，約 25% 發生于胰體尾部[1-2]。因為惡性程度高，早期不易發現，就診時多為晚期，切除率低和預后差為胰腺癌的特點。即使是可切除患者，其 5 年生存率也不足 5%，居惡性腫瘤死亡原因的第 4 位[1]。盡管胰體尾切除術（DP）難度較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小，且術后積極去預防術后并發癥，但是由于胰腺本身的解剖學特點和患者的生理學特性，其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仍保持在 13%～64%[2]。其中術后胰瘺（POPF）是 DP 后最主要的并發癥之一，其發生率為 9%～34%[2]。在以往的報道[2-7]中，DP 后 POPF 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較大、BMI、營養不良、合并糖尿病、既往剖腹手術史、胰腺質軟、主胰管直徑較小、廣泛淋巴結切除術、手術時間較長、術中出血量增加等。然而，即使采用先進的手術技術，DP 后 POPF 的發生率仍居高不下，這意味著還有其他危險因素值得探究，例如與患者其他合并癥、營養狀況和免疫炎癥指標相關的風險因素[8-10]。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14 例行 DP 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了與 POPF 發生相關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標準：①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間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胰腺外科行 DP。② 術前、術中及術后各項資料完整。排除術前、術中或術后資料欠缺者。本研究共納入 114 例患者，其中男 53 例，女 61 例；年齡 20～87 歲，中位年齡為 52 歲。術后常規病理學檢查：腺癌 49 例，神經內分泌腫瘤 14 例，實性假乳頭狀瘤 9 例，漿液性囊腺瘤 12 例，黏液性囊腺瘤 14 例，其他（炎性腫塊、創傷性胰腺炎等）16 例。
1.2 手術及圍手術期處理
114 例患者均行標準的 DP，根據術中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聯合脾切除。手術醫師均具有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主任醫師或副主任醫師資格。患者術后總膳食營養（TPN）不常規進行，根據患者術后診斷為 POPF 和通氣排便情況，結合臨床外科醫師的臨床經驗決定是否進行 TPN，通常從術后第 4 天（POD4）開始。如果術后患者沒有 POPF 或者其他主要的術后并發癥證據，大多數患者可在通氣排便后先口服少量液體（約 100 mL），如果患者無胃腸道不適癥狀，可逐漸增加流質飲食的量，具體方案由主治外科醫師決定。腹腔引流管常規放置在胰腺斷端和脾窩處，各 1 支，并在術后第 3、5、7 天及之后，必要時收集引流液測量淀粉酶水平。腹腔引流管的拔除時間根據患者是否存在 POPF 或者其他主要的并發癥靈活確定。如術后恢復良好，可在 POD7 和 POD14 之間先給予退管后再拔除腹內引流管（具體拔管時間需要根據患者的術后病情決定）。
1.3 術后胰瘺的定義與分級
根據國際胰瘺研究組（ISGPF）的定義[11]，在 POD3 后，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值超過正常血清淀粉酶值的 3 倍，則認為是有胰瘺發生。將胰瘺分為 A（生化瘺）、B 和 C 3 級。其中 A 級胰瘺為暫時性、無臨床癥狀的胰瘺，僅需要暫時性的加強治療；B 級胰瘺有臨床癥狀，需要加強診斷評估和治療管理；C 級胰瘺，出現嚴重的臨床并發癥，需要積極的臨床管理和治療干預[11]。
1.4 收集指標
收集的術前資料包括性別、年齡、BMI、糖尿病病史、高血壓病史、吸煙史、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前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LR）、術前預后營養指數（術前 PNI=血漿白蛋白+5×淋巴細胞數）。通過手術記錄查詢患者的胰腺質地，并根據患者的常規病理學檢查結果得出腫瘤患者的分化類型和 cTNM 分期。此外，收集患者的術后指標，包括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及術后 PNI 值。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23.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單因素分析時，計數資料采用成組 χ2 檢驗，計量資料采用成組 t 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肯德爾（Kendall）等級相關；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條件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計算曲線下面積以評價研究指標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DP 后 POPF 的發生情況
114 例患者中，有 43 例（37.7%）患者發生 POPF，其中 A 級生化瘺 19 例（44.2%），B 級胰瘺 21 例（48.8%），C 級胰瘺 3 例（7.0%）。43 例 POPF 患者經過積極有效的治療管理，均臨床改善，未出現因術后并發癥而死亡的患者。
2.2 DP 后發生 POPF 的影響因素分析
2.2.1 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表明，POPF 組和無 POPF 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吸煙史、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cTNM 分期、分化類型、胰腺質地和術前 NLR 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2 組 BMI 值、飲酒史、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術前 PNI 值和術后 PNI 值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無 POPF 組比較，POPF 組的 BMI 值略低，飲酒史比例高，術前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均較低，術后 NLR 值較高，術前和術后 PNI 值均較低。具體見表 1。
表1
DP 后發生 POPF 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2.2 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術前血漿白蛋白>35 g/L ［OR=0.115，95%CI 為（0.038，0.348）］、術后血漿白蛋白>35 g/L ［OR=0.126，95%CI 為（0.031，0.516）］和術后 NLR 值≤6.65 ［OR=0.149，95%CI 為（0.048，0.461）］ 均是 DP 后 POPF 發生的保護因素（P<0.05）。具體見表 2。
表2
影響 DP 后 POPF 發生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2.3 DP 后 POPF 的診斷預測分析
繪制 ROC 曲線（圖 1），得出 BMI、術后 NLR、術前 PNI、術后 PNI、術前血漿白蛋白和術后血漿白蛋白的曲線下面積，并根據 Youden 指數計算各指標的最佳界點，結果見表 3。從 ROC 曲線下面積可看出，術后 NLR 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
圖1
示各指標預測 DP 后 POPF 的 ROC 曲線
表3
各指標的診斷效能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 114 例接受 DP 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 43 例患者發生了 POPF，筆者再進一步探討了 POPF 發生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BMI、飲酒、術前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術后 NLR 值、術前 PNI 值和術后 PNI 值是影響 DP 后 POPF 的影響因素；② 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血漿白蛋白>35 g/L、術后血漿白蛋白>35 g/L 和術后 NLR≤6.65 是 POPF 的重要保護因素。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術前血漿白蛋白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以及術后較低的 NLR 值是 DP 后 POPF 的積極保護因素。
胰十二指腸切除術（PD）后和 DP 后分別有 14%～23% 及 10%～30% 的患者發生嚴重的 POPF[12-13]。這些 POPF 的發生對患者的影響可能是致命性的；胰腺質地較軟和主胰管直徑小是公認的 POPF 的危險因素[12-13]，本研究未發現胰腺質地影響 POPF 的發生，這可能是由于手術醫師的直觀感覺所帶來的差異造成的。但迄今（2019 年）為止，只有少數研究將患者的營養狀況和免疫指標作為接受 DP 后 POPF 的危險因素進行研究[3, 14]。Sierzega 等[3]報道，營養不良（通過營養風險指數和即時營養評估分數評估）是 DP 后 POPF 的主要危險因素。Hubbard 等[14]的研究表明，較低的術前 PNI 值與胰腺癌患者術后發生 POPF 和較短的術后總生存期存在顯著相關。本研究結果表明，較高的術前和術后血漿白蛋白水平，以及術后較低的 NLR 值是 DP 后發生 POPF 的保護因素。但是，術后營養狀況的惡化和血漿白蛋白的流失可能是由于手術過程中血液或液體流失以及術前術后缺乏適當的營養支持造成的，并且每例患者的營養水平具有差異性；此外，術后高水平的免疫水平對于炎癥的發生和發展具有促進過程。因此，即使術后我們積極地給予患者液體補充、營養支持和有效的抗炎措施，但是由于患者本身的營養狀態和免疫水平具有差異性，我們仍難以去干預和治療。
術后臨床相關性胰瘺必須快速識別及治療，以避免發生更嚴重的并發癥。以往的研究[15-16]通過測試腹腔引流管中的淀粉酶水平來預測 POPF，但是研究結果存在著爭議。Molinari 等[15]研究發現，POD1 的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水平對于 POPF 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而 Daniel 等[16]的研究發現，從 POD1 到 POD7 的腹腔引流液中的淀粉酶水平不能準確地預測 POPF。對于 DP 后 POPF 的預測和研究，臨床醫師一直未停止，希望能夠創建更準確的模型[17-18]。由于所考慮變量的異質性，使得研究得到的結果存在較大的爭議，故將其轉化為常規臨床實踐的有用工具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19-20]。
對于胰腺切除術后發生早期炎癥性并發癥（POPF、腹腔感染、肺炎等）研究最充分的血清生化標志物是 C 反應蛋白（CRP）[17, 19, 21]。有學者[5]研究發現，術前較高的白細胞計數以及較高的術后 NLR，對于 DP 后 POPF 的發生預測有著相對較高的準確度。本研究結果也表明，較高的術后 NLR 值對于 DP 后 POPF 的預測具有較好的價值。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可以把這些炎癥性參數組合到一起，并在獨立隊列中去驗證和檢驗，旨在最后制作出更具準確性的預測工具，服務到臨床工作中。近年來，血清中的炎癥標志物如血沉速度、CRP、白細胞計數等指標，在炎癥、腫瘤和心腦血管疾病中被廣泛地研究分析，其中 NLR 是一種新的研究標志物。NLR 作為炎癥指標，與腫瘤術后的生存期、心腦血管血栓的形成和術后感染密切相關。研究[22-24]指出，術后 NLR 值升高是潛在的急性炎癥標志物，可預測血栓的形成。NLR 作為反映臨床炎癥的新指標而備受關注，因為其有著獨特的優勢。第一，其可輕松獲取，因血常規廉價且可重復；第二，干擾性小，不受補液和脫水的影響；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Bhat 等[25]認為，NLR 是兩種不同但互補的免疫指標的比值，既反映了中性粒細胞對非特異性炎癥的活化作用，也顯現出淋巴細胞調控炎癥的作用。作為炎癥的標志物，NLR 較總白細胞計數或中性粒細胞計數具有更好的可預測性，其結果可較好地反映機體炎癥平衡狀態的破壞程度[25-26]。盡管 NLR 無法完全反映 DP 后 POPF 的免疫反應和炎癥狀態的復雜過程，但是其可以提示術后發生 POPF 的可能，且可影響患者的預后。一般情況下，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炎癥可出現中性粒細胞計數升高和淋巴細胞計數降低，通過本研究結果可以一定程度表明，POPF 組患者的術后 NLR 值高于無 POPF 組，說明 POPF 組患者的炎癥狀態較重。一般在患者術后通氣排便后，我們會給予口服營養支持治療。有研究[27]表明，在術后早期檢測到的腹水中的細菌污染與 DP 后 POPF 的發展有關，而 Ikeguchi 等[28]的研究發現，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與術后 POPF 的發生和患者長期生存率低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這一點值得我們后期去研究探討。
總之，本研究發現，NLR 值在 DP 后明顯升高，尤其是在 POPF 患者中升高更明顯，可作為 DP 后 POPF 的預測因子，這種易于獲得的炎癥標志物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價值。但是本研究仍具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一項回顧性研究，具有較大的偏倚；其次，本研究包含了各種胰腺疾病，因此，不同疾病組之間的營養狀況和免疫炎癥狀況可能不同。為了準確地評估術后 NLR 值的變化對 DP 后 POPF 發生的影響，未來可以實行較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并且最好只限于單一病種。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孔祥虎參與課題資料的收集、數據的分析以及文章初稿的撰寫；李秋影參與數據的研究及分析；韓瑋負責研究設計及文章質量的把關。
倫理批準聲明：本研究通過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K2019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