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努, 莢衛東. 肝細胞癌合并微血管癌栓的早期診斷研究現狀.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9, 26(5): 528-531. doi: 10.7507/1007-9424.201904075 復制
在我國肝細胞癌（以下簡稱“肝癌”）病死率居所有惡性腫瘤的第 2 位[1]。雖然目前術前檢查手段、手術方式、術后治療方法及術前或術后輔助治理方案研究逐年增多，但其術后復發率和轉移率仍較高，總體療效仍較差。手術切除和肝移植被認為是肝癌的重要治療方式，但肝移植術后 5 年復發率仍達 15%～30%，手術切除后 5 年腫瘤復發率更是高達 70%～100%[2]。肝癌在發生及發展過程中很容易侵犯血管而形成癌栓，其又可分為大血管癌栓和微血管癌栓，大血管癌栓如門靜脈癌栓或腔靜脈癌栓，大血管癌栓往往可通過術前相關檢查得以準確判斷；而微血管癌栓也稱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其通常只能待術后病理檢查得以明確。有研究[3]發現，MVI 是肝癌術后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臨床醫生也經常發現單發小肝癌合并 MVI 者出現早期復發轉移。因此，早期發現 MVI 對肝癌患者的預后非常重要。目前 MVI 的早期預測方法主要有影像學預測和血清學檢查預測。盡管對相關預測方法的研究較多，但國內仍無統一的標準與診斷指南。筆者現對國內外相關領域關于 MVI 的早期預測研究現狀做一總結。
1 MVI 的定義及機制
我國《原發性肝癌規范化病理診斷指南（2015 年版）》[4]中將 MVI 定義為在顯微鏡下于內皮細胞襯覆的血管腔內見到癌細胞巢團。國外文獻[5]將 MVI 定義為鏡下發現肝癌侵犯門靜脈、肝靜脈、微動脈及淋巴管中的一個或多個。MVI 的發生過程可能是腫瘤細胞通過死亡受體-6 介導的壞死性凋亡過程破壞血管內皮細胞進而出現微血管癌栓[6]。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已把 MVI 列為肝癌 TNM 分期的重要特征之一。而 MVI 這一概念近年來越來越受到臨床醫生關注，就肝臟外科而言其對術后相關治療的選擇起到了指導作用。
2 MVI 對肝癌預后影響的研究現狀
有文獻[7]報道，肝切除或肝移植術后標本的病理檢測結果中發現 MVI 發生率為 15%～57%。MVI 與術后腫瘤復發和總體生存時間密切相關[8]。MVI 數量是影響肝癌術后總體生存時間的獨立危險因素，MVI 數量越多，肝癌術后復發時間越短[9]。因此，若能早期預測 MVI，則可以盡早制定更完備的治療方案，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消滅腫瘤，降低腫瘤復發率，提高患者生存率。
Iguchi 等[10]報道，肝癌肝移植術后的復發受 MVI 及其嚴重程度的影響，其中重度（≥50 個癌細胞侵犯門靜脈且多發性侵犯）MVI 組 1、3、5 年無瘤生存率分別為 72.5%、60.1%、56.1%，輕度（<50 個癌細胞侵犯門靜脈且單發性侵犯）MVI 組分別為 94.1%、94.1%、94.1%，無 MVI 組分別為 97.6%、92.6%、92.6%。有薈萃分析[11]結果得出結論，對于肝癌而言，采用解剖性肝切除可能會降低術后復發率。尤其是對于肝癌伴 MVI 患者，寬切緣的預后明顯好于窄切緣，雖然增加切緣可能會給患者帶來更加嚴重的肝功能損害，但是可以改善其預后[12]。同樣的結果在肝癌射頻消融治療中也被發現，在對伴 MVI 的小肝癌（腫瘤直徑<3 cm）行射頻消融術時，消融范圍大于腫瘤邊緣 1 cm 能有效抑制 MVI 導致的術后復發[13]。對于 MVI 陽性肝癌患者術后還可輔助經導管肝動脈化療栓塞或口服索拉非尼以改善其預后[14-15]。
從以上研究結果看，對于伴 MVI 的肝癌患者，采取積極有效的手術方案及術后輔助治療對于改善其預后有重要意義。因此，若能早期預測肝癌患者 MVI 的存在對指導手術治療以及術后支持治療意義重大。
3 MVI 的預測
3.1 影像學預測
靜脈侵犯的放射基因組學（radiogenomic venous invasion，RVI）可作為 MVI 的影像學標志物。Banerjee 等[16]報道，腫瘤組織 RVI 在增強 CT 下有三種特征性表現：在靜脈期存在散在的動脈強化、門靜脈期存在包繞腫瘤的低密度環及門靜脈期腫瘤周圍未見低密度環時腫瘤與周邊肝組織密度相差較大，在行增強 CT 檢查時若符合以上三點之一時即可判斷為 RVI 陽性，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為 91.7%、靈敏度為 84.0%、特異度為 95.7%。
術前 18F-脫氧葡萄糖（18F-FDG）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檢查（PET-CT）可預測 MVI。Kobayashi 等[17]在研究中發現，18F-FDG-PET-CT 標準攝入值與 MVI 相關，當 18F-FDG 的最大標準攝入值>3.2 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與特異度最高（分別為 77.8%、74.5%）。
能譜 CT 檢測為 MVI 的預測提供了另一思路。李文柱等[18]通過能譜 CT 檢測預測 MVI 時發現，腫瘤分化程度越差、包膜完整性越低者 MVI 發生率越高，且 MVI 組在能譜 CT 下有更高的微血管密度和更高的動脈期標準碘基值。
雙特征預測靜脈侵犯（two-trait predictor of venous invasion，TTPVI）的主要表現是延遲期出現腫瘤周邊環形強化，動脈期可見瘤內動脈顯影。有研究[19]表明，TPPVI、腫瘤邊緣不整齊及腫瘤周邊強化可用于預測 MVI，當同一患者的 CT 和磁共振（MR）成像檢查結果同時表現以上三個特征時，術后病理結果發現 MVI 陽性率大于 90%。
Han 等[20]運用 CT 和超順磁氧化鐵 MR 成像預測肝細胞癌伴 MVI 并建立了一套評分體系：① 腫瘤附近動脈-門靜脈是否存在分流，若存在記 3 分，不存在記 0 分；② T1 加權像腫瘤邊緣是否環形高信號影，若是記 3 分，不是記 0 分；③ 增強 CT 腫瘤周邊是否電暈狀增強，若是記 10 分，不是記 0 分；當評分>10 分時，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86%、84%、82%。
門靜脈灌注減少比（portal perfusion defect area ratio，PPDAR）是指 CT 門靜脈期或 MR 成像顯示腫瘤最大面積/門靜脈灌注減少面積。研究[21]表明，當 PPDAR>1.6 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 58%、91%。
MR 彌散加權像可預測 MVI。Xu 等[22]對肝癌患者的 MR 彌散加權像進行分析發現，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可獨立預測 MVI，當 ADC 的截斷值為 1.227×10–3 mm2/s 時，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74.3%、78.6%、66.7%。
Min 等[23]通過 CT 和 MR 檢測肝癌患者腫瘤組織脂肪含量發現，MVI 的發生風險與脂肪含量呈負相關。
賈叢叢等[24]通過超聲觀察肝癌患者術前腫瘤內血運情況，按腫瘤內血流信號情況進行分級，發現超聲下肝癌組織血流信號越高，術后 MVI 發生幾率越高。
MVI 的影像學診斷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學習臨床醫生獲得了一些術前閱片及測量影像學相關資料的方法，從而為早期判斷 MVI 提供了無創的簡便方法。
3.2 血清學方法預測 MVI
除了影像學研究，國內外還有大量關于通過血清學檢查預測肝癌 MVI 的相關研究。
血清甲胎蛋白（AFP）值>400 μg/L 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25]。但多項研究得出了不同的 AFP 截斷值，因此以 AFP 預測 MVI 的截斷值仍待商榷。于是有研究者[26]根據肝癌細胞可以產生一種 AFP 異質體的特性，將其與小扁豆凝集素結合強弱分為 AFP-L1、AFP-L2、AFP-L3，結果發現，AFP-L3 在所有 AFP 異質體中占比>10% 被認為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肝癌細胞分泌一種異常形式的凝血酶原脫-γ-羧基凝血酶原（DCP），其可用于診斷肝癌。Poté等[27]研究發現，當 DCP 值>90 mAU/mL 時可作為 MVI 的獨立預測因素。血清 AFP、DCP 等作為預測早期 MVI 的重要血清學指標已得到廣泛認可，然而該類指標在肝硬化患者或良性肝臟占位中也可能升高，這對預測產生了影響。
術前血清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與 MVI 密切相關。Poon 等[28]研究發現，血清 VEGF 水平>500 ng/L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
肝癌患者血清中細胞黏附分子 1 常被應用于預測門靜脈癌栓。Zhu 等[29]報道，血清細胞黏附分子 1>684 μg/L 時出現癌栓的可能性更大。
術前外周血中循環腫瘤細胞（CTC）檢測能較好地預測 MVI 的發生。汪宇等[30]研究發現，發生 MVI 肝癌者外周血中 CTC 陽性檢出率高于未發生 MVI 者（P<0.05），術前外周血中 CTC 陽性是 MV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04）。
微小 RNA（microRNA，miRNA）可參與調控控靶基因參與的信號通路，又能降解 mRNA，從而影響腫瘤的進展。有文獻[31]報道，肝癌患者血清 miRNA-125b 水平低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76.89%、87.50%、51.32%。其他相關研究[32-35]也發現，血清 miRNA-224、miR-10b-3p、miR-24-3p、溶血凝脂酶 6 受體 mRNA 表達水平與肝癌患者 MVI 相關。
乙肝病毒感染狀態與肝癌 MVI 的形成有關。毛毳等[36]報道，乙肝病毒的 e 抗原及其 DNA 水平與 MVI 的程度呈正相關，其 DNA 水平>2 000 U/mL是乙肝相關肝癌 MV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
氧磷酶 1（paraoxonase 1，PON1）是一種新型的 MVI 診斷生物標志物。Huang 等[37]發現，腫瘤細胞中 PON1 表達與腫瘤侵犯血管情況相關，PON1 診斷 MVI 的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值可達 0.847，結果提示，可在術前通過蛋白組學檢測血清中 PON1 表達以預測 MVI。
Piezo1 是一種機械敏感性離子通道蛋白，其可為作為輔助診斷 MVI 的指標。有研究[38]表明，Piezo1 在肝癌 MVI 陽性組中陽性率高于 MVI 陰性組，可以作為輔助診斷 MVI 的指標及抑制 MVI 的潛在治療靶點。
以上主要是單一血清學指標研究的報道，其預測 MVI 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國內外學者已開始將相關變量組合起來建立評分體系，使 MVI 的預測準確率更高。如趙暉等[39]將 AFP>400 μg/L、腫瘤直徑>8 cm、腫瘤個數>3 個、谷氨酰轉肽酶>130 U/L 4 個獨立危險因素聯合，其分值依次為 1、1、2、2 分，當評分>3 分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64%、89%。馮海龍等[9]通過研究得出了預測 MVI 的 7 個變量，分別是腫瘤多發、包膜不完整、腫瘤最大直徑、血清 AFP>20 μg/L、乙肝病毒載量>140 U/mL、血小板計數<100×109/L 及腫瘤在增強 MRI 中的典型動態模式，這 7 個指標組成的列線圖模型將血清學與影像學指標相結合，對預測 MVI 有很高的可信度。
通過血清學檢查來預測 MVI 的部分指標為臨床常用檢查，如 AFP 及部分反映乙肝病毒感染情況的指標，而大部分相關血清學指標目前仍處于研究階段，其檢測難度較大，成本較高。選擇易于檢測且靈敏度高的指標并應用于臨床是該領域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4 小結
通過國內外學者多年的研究，對肝癌的 MVI 預測已有一定的成果，其中血清學研究指標主要有 AFP、DCP、蛋白組學以及基因水平的 miRNA，影像學方面在 CT 和 MRI 中均有建樹。血清學方法取材便利，但考慮到抽血的時機是否會影響結果尚不能明確。影像學方法較為省時，但受設備及診斷醫師水平及環境的影響。部分學者已開始將多種預測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聯合起來進行研究，但用以組合的指標種類以及相關指標的截斷值尚待商榷，但這是以后預測 MVI 的重要研究方向。
在我國肝細胞癌（以下簡稱“肝癌”）病死率居所有惡性腫瘤的第 2 位[1]。雖然目前術前檢查手段、手術方式、術后治療方法及術前或術后輔助治理方案研究逐年增多，但其術后復發率和轉移率仍較高，總體療效仍較差。手術切除和肝移植被認為是肝癌的重要治療方式，但肝移植術后 5 年復發率仍達 15%～30%，手術切除后 5 年腫瘤復發率更是高達 70%～100%[2]。肝癌在發生及發展過程中很容易侵犯血管而形成癌栓，其又可分為大血管癌栓和微血管癌栓，大血管癌栓如門靜脈癌栓或腔靜脈癌栓，大血管癌栓往往可通過術前相關檢查得以準確判斷；而微血管癌栓也稱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其通常只能待術后病理檢查得以明確。有研究[3]發現，MVI 是肝癌術后復發的重要危險因素，臨床醫生也經常發現單發小肝癌合并 MVI 者出現早期復發轉移。因此，早期發現 MVI 對肝癌患者的預后非常重要。目前 MVI 的早期預測方法主要有影像學預測和血清學檢查預測。盡管對相關預測方法的研究較多，但國內仍無統一的標準與診斷指南。筆者現對國內外相關領域關于 MVI 的早期預測研究現狀做一總結。
1 MVI 的定義及機制
我國《原發性肝癌規范化病理診斷指南（2015 年版）》[4]中將 MVI 定義為在顯微鏡下于內皮細胞襯覆的血管腔內見到癌細胞巢團。國外文獻[5]將 MVI 定義為鏡下發現肝癌侵犯門靜脈、肝靜脈、微動脈及淋巴管中的一個或多個。MVI 的發生過程可能是腫瘤細胞通過死亡受體-6 介導的壞死性凋亡過程破壞血管內皮細胞進而出現微血管癌栓[6]。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已把 MVI 列為肝癌 TNM 分期的重要特征之一。而 MVI 這一概念近年來越來越受到臨床醫生關注，就肝臟外科而言其對術后相關治療的選擇起到了指導作用。
2 MVI 對肝癌預后影響的研究現狀
有文獻[7]報道，肝切除或肝移植術后標本的病理檢測結果中發現 MVI 發生率為 15%～57%。MVI 與術后腫瘤復發和總體生存時間密切相關[8]。MVI 數量是影響肝癌術后總體生存時間的獨立危險因素，MVI 數量越多，肝癌術后復發時間越短[9]。因此，若能早期預測 MVI，則可以盡早制定更完備的治療方案，在保證患者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消滅腫瘤，降低腫瘤復發率，提高患者生存率。
Iguchi 等[10]報道，肝癌肝移植術后的復發受 MVI 及其嚴重程度的影響，其中重度（≥50 個癌細胞侵犯門靜脈且多發性侵犯）MVI 組 1、3、5 年無瘤生存率分別為 72.5%、60.1%、56.1%，輕度（<50 個癌細胞侵犯門靜脈且單發性侵犯）MVI 組分別為 94.1%、94.1%、94.1%，無 MVI 組分別為 97.6%、92.6%、92.6%。有薈萃分析[11]結果得出結論，對于肝癌而言，采用解剖性肝切除可能會降低術后復發率。尤其是對于肝癌伴 MVI 患者，寬切緣的預后明顯好于窄切緣，雖然增加切緣可能會給患者帶來更加嚴重的肝功能損害，但是可以改善其預后[12]。同樣的結果在肝癌射頻消融治療中也被發現，在對伴 MVI 的小肝癌（腫瘤直徑<3 cm）行射頻消融術時，消融范圍大于腫瘤邊緣 1 cm 能有效抑制 MVI 導致的術后復發[13]。對于 MVI 陽性肝癌患者術后還可輔助經導管肝動脈化療栓塞或口服索拉非尼以改善其預后[14-15]。
從以上研究結果看，對于伴 MVI 的肝癌患者，采取積極有效的手術方案及術后輔助治療對于改善其預后有重要意義。因此，若能早期預測肝癌患者 MVI 的存在對指導手術治療以及術后支持治療意義重大。
3 MVI 的預測
3.1 影像學預測
靜脈侵犯的放射基因組學（radiogenomic venous invasion，RVI）可作為 MVI 的影像學標志物。Banerjee 等[16]報道，腫瘤組織 RVI 在增強 CT 下有三種特征性表現：在靜脈期存在散在的動脈強化、門靜脈期存在包繞腫瘤的低密度環及門靜脈期腫瘤周圍未見低密度環時腫瘤與周邊肝組織密度相差較大，在行增強 CT 檢查時若符合以上三點之一時即可判斷為 RVI 陽性，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為 91.7%、靈敏度為 84.0%、特異度為 95.7%。
術前 18F-脫氧葡萄糖（18F-FDG）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檢查（PET-CT）可預測 MVI。Kobayashi 等[17]在研究中發現，18F-FDG-PET-CT 標準攝入值與 MVI 相關，當 18F-FDG 的最大標準攝入值>3.2 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與特異度最高（分別為 77.8%、74.5%）。
能譜 CT 檢測為 MVI 的預測提供了另一思路。李文柱等[18]通過能譜 CT 檢測預測 MVI 時發現，腫瘤分化程度越差、包膜完整性越低者 MVI 發生率越高，且 MVI 組在能譜 CT 下有更高的微血管密度和更高的動脈期標準碘基值。
雙特征預測靜脈侵犯（two-trait predictor of venous invasion，TTPVI）的主要表現是延遲期出現腫瘤周邊環形強化，動脈期可見瘤內動脈顯影。有研究[19]表明，TPPVI、腫瘤邊緣不整齊及腫瘤周邊強化可用于預測 MVI，當同一患者的 CT 和磁共振（MR）成像檢查結果同時表現以上三個特征時，術后病理結果發現 MVI 陽性率大于 90%。
Han 等[20]運用 CT 和超順磁氧化鐵 MR 成像預測肝細胞癌伴 MVI 并建立了一套評分體系：① 腫瘤附近動脈-門靜脈是否存在分流，若存在記 3 分，不存在記 0 分；② T1 加權像腫瘤邊緣是否環形高信號影，若是記 3 分，不是記 0 分；③ 增強 CT 腫瘤周邊是否電暈狀增強，若是記 10 分，不是記 0 分；當評分>10 分時，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86%、84%、82%。
門靜脈灌注減少比（portal perfusion defect area ratio，PPDAR）是指 CT 門靜脈期或 MR 成像顯示腫瘤最大面積/門靜脈灌注減少面積。研究[21]表明，當 PPDAR>1.6 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 58%、91%。
MR 彌散加權像可預測 MVI。Xu 等[22]對肝癌患者的 MR 彌散加權像進行分析發現，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可獨立預測 MVI，當 ADC 的截斷值為 1.227×10–3 mm2/s 時，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74.3%、78.6%、66.7%。
Min 等[23]通過 CT 和 MR 檢測肝癌患者腫瘤組織脂肪含量發現，MVI 的發生風險與脂肪含量呈負相關。
賈叢叢等[24]通過超聲觀察肝癌患者術前腫瘤內血運情況，按腫瘤內血流信號情況進行分級，發現超聲下肝癌組織血流信號越高，術后 MVI 發生幾率越高。
MVI 的影像學診斷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學習臨床醫生獲得了一些術前閱片及測量影像學相關資料的方法，從而為早期判斷 MVI 提供了無創的簡便方法。
3.2 血清學方法預測 MVI
除了影像學研究，國內外還有大量關于通過血清學檢查預測肝癌 MVI 的相關研究。
血清甲胎蛋白（AFP）值>400 μg/L 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25]。但多項研究得出了不同的 AFP 截斷值，因此以 AFP 預測 MVI 的截斷值仍待商榷。于是有研究者[26]根據肝癌細胞可以產生一種 AFP 異質體的特性，將其與小扁豆凝集素結合強弱分為 AFP-L1、AFP-L2、AFP-L3，結果發現，AFP-L3 在所有 AFP 異質體中占比>10% 被認為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肝癌細胞分泌一種異常形式的凝血酶原脫-γ-羧基凝血酶原（DCP），其可用于診斷肝癌。Poté等[27]研究發現，當 DCP 值>90 mAU/mL 時可作為 MVI 的獨立預測因素。血清 AFP、DCP 等作為預測早期 MVI 的重要血清學指標已得到廣泛認可，然而該類指標在肝硬化患者或良性肝臟占位中也可能升高，這對預測產生了影響。
術前血清中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水平與 MVI 密切相關。Poon 等[28]研究發現，血清 VEGF 水平>500 ng/L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
肝癌患者血清中細胞黏附分子 1 常被應用于預測門靜脈癌栓。Zhu 等[29]報道，血清細胞黏附分子 1>684 μg/L 時出現癌栓的可能性更大。
術前外周血中循環腫瘤細胞（CTC）檢測能較好地預測 MVI 的發生。汪宇等[30]研究發現，發生 MVI 肝癌者外周血中 CTC 陽性檢出率高于未發生 MVI 者（P<0.05），術前外周血中 CTC 陽性是 MV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04）。
微小 RNA（microRNA，miRNA）可參與調控控靶基因參與的信號通路，又能降解 mRNA，從而影響腫瘤的進展。有文獻[31]報道，肝癌患者血清 miRNA-125b 水平低是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其預測 MVI 的準確度、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 76.89%、87.50%、51.32%。其他相關研究[32-35]也發現，血清 miRNA-224、miR-10b-3p、miR-24-3p、溶血凝脂酶 6 受體 mRNA 表達水平與肝癌患者 MVI 相關。
乙肝病毒感染狀態與肝癌 MVI 的形成有關。毛毳等[36]報道，乙肝病毒的 e 抗原及其 DNA 水平與 MVI 的程度呈正相關，其 DNA 水平>2 000 U/mL是乙肝相關肝癌 MV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
氧磷酶 1（paraoxonase 1，PON1）是一種新型的 MVI 診斷生物標志物。Huang 等[37]發現，腫瘤細胞中 PON1 表達與腫瘤侵犯血管情況相關，PON1 診斷 MVI 的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值可達 0.847，結果提示，可在術前通過蛋白組學檢測血清中 PON1 表達以預測 MVI。
Piezo1 是一種機械敏感性離子通道蛋白，其可為作為輔助診斷 MVI 的指標。有研究[38]表明，Piezo1 在肝癌 MVI 陽性組中陽性率高于 MVI 陰性組，可以作為輔助診斷 MVI 的指標及抑制 MVI 的潛在治療靶點。
以上主要是單一血清學指標研究的報道，其預測 MVI 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國內外學者已開始將相關變量組合起來建立評分體系，使 MVI 的預測準確率更高。如趙暉等[39]將 AFP>400 μg/L、腫瘤直徑>8 cm、腫瘤個數>3 個、谷氨酰轉肽酶>130 U/L 4 個獨立危險因素聯合，其分值依次為 1、1、2、2 分，當評分>3 分時預測 MVI 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64%、89%。馮海龍等[9]通過研究得出了預測 MVI 的 7 個變量，分別是腫瘤多發、包膜不完整、腫瘤最大直徑、血清 AFP>20 μg/L、乙肝病毒載量>140 U/mL、血小板計數<100×109/L 及腫瘤在增強 MRI 中的典型動態模式，這 7 個指標組成的列線圖模型將血清學與影像學指標相結合，對預測 MVI 有很高的可信度。
通過血清學檢查來預測 MVI 的部分指標為臨床常用檢查，如 AFP 及部分反映乙肝病毒感染情況的指標，而大部分相關血清學指標目前仍處于研究階段，其檢測難度較大，成本較高。選擇易于檢測且靈敏度高的指標并應用于臨床是該領域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4 小結
通過國內外學者多年的研究，對肝癌的 MVI 預測已有一定的成果，其中血清學研究指標主要有 AFP、DCP、蛋白組學以及基因水平的 miRNA，影像學方面在 CT 和 MRI 中均有建樹。血清學方法取材便利，但考慮到抽血的時機是否會影響結果尚不能明確。影像學方法較為省時，但受設備及診斷醫師水平及環境的影響。部分學者已開始將多種預測 MVI 的獨立危險因素聯合起來進行研究，但用以組合的指標種類以及相關指標的截斷值尚待商榷，但這是以后預測 MVI 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