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春民, 任華亮, 冷瑞, 王祺, 張望德. 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腔內治療的術式選擇及效果.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9, 26(10): 1201-1204. doi: 10.7507/1007-9424.201903081 復制
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ASO）是一類嚴重影響人類生命健康的血管疾病。ASO 的發病率隨年齡增大而明顯增加，據統計，60～69 歲人群的 ASO 發病率為 8.3%，70 歲及以上人群則高達 18.8%[1]。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是 ASO 中常見的類型，不同于其他下肢血管病變，其病變血管位于腹盆腔內，管徑也較粗，故治療手段及選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2]。腔內治療具有微創、安全、可重復性、住院周期短等優勢。同時，隨著技術的進步及介入器材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腔內治療成為當前治療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的主流方法[3-4]。為了積累經驗教訓，分析其中得失，筆者通過整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血管外科近年來收治的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病例的臨床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重點探討了腔內治療的技術經驗及近遠期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入選標準：符合主髂動脈閉塞癥診斷標準；存在下肢跛行等臨床癥狀；術前計算機斷層掃描血管造影（CTA）檢查證實病變為髂段動脈的狹窄閉塞；腘動脈及以遠動脈無病變。排除標準：支架內再狹窄；預期生存時間不滿 1 年；腘動脈及以遠膝下動脈存在閉塞病變者；重要臟器功能衰竭或嚴重功能障礙。回顧性收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血管外科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間收治的 131 例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其中男 110 例，女 21 例；年齡 52～91 歲、（66±9）歲；單純左側病變 63 例，單純右側病變 50 例，雙側病變 18 例；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病史 3 d～10 年（中位數為 24 個月）；有癥狀加重史者 104 例，加重時長 5 h～24 個月（中位數為 3 個月）。合并高血壓 91 例，病史 0.1～60.0 年（中位數為 10 年）；合并糖尿病 50 例，病史 0.5～25.0 年、（10.1±6.7）年；合并冠心病 30 例，病史 0.5～30.0 年、（10.6±7.6）年，其中既往發生心肌梗塞 8 例（有 2 次心肌梗塞 3 例）；合并腦血管病 24 例，病史 1～29 年（中位數為 6.5 年）；合并高脂血癥 17 例，病史 5～20 年、（8.6±4.0 年）；合并房顫 3 例；無任何合并癥者 19 例。本組患者均經彩色多普勒及 CTA 確診為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已經行其他外周血管支架置入 8 例。按照泛大西洋學會聯盟（Trans-Atlantic Inter-Society Consensus，TASC）Ⅱ分級標準[5]：A 型 16 例，B 型 40 例，C 型 48 例，D 型 27 例。主要癥狀：間歇性跛行 103 例，靜息痛 28 例，其中 13 例合并下肢潰瘍或肢端壞疽。
1.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經患側或對側股動脈、肱動脈入路，復雜病變予以 2 處或 3 處穿刺。先確定是否存在血栓，如果有血栓形成或疑似血栓，行導管直接溶栓（CDT）。首選真腔內開通，對于狹窄病變可以選擇逆行開通，接近閉塞或者閉塞的病例選擇順行開通。如真腔內開通失敗，則經內膜下途徑開通或采用“會師”的方法開通病變。導絲通過病變后，球囊順次預擴張，再置入支架。所有患者均使用自膨式支架，包括裸支架和覆膜支架。累及腹主動脈分叉處的病例，筆者團隊多采用對吻球囊和對吻支架技術。一側無法開通或累及股動脈分叉處的病變，選擇雜交手術。所有患者術前 3 d 開始雙抗治療（阿司匹林 100 mg/d+氯吡格雷 75 mg/d）；術后繼續常規給予雙抗治療，連續 6 個月，6 個月后改用阿司匹林 100 mg/d 并長期服用。圍手術期常規給予他汀類藥物強化降脂治療，術后長期進行降脂治療。
手術成功標準：腔內治療后造影示血管管腔通暢，血流速度快，殘余狹窄<30% 即認為手術成功[3-4]。
1.3 隨訪
術后通過門診復診及電話隨訪，隨訪內容包括跛行等癥狀、多普勒節段測壓、CTA 檢查等結果。
2 結果
131 例患者均實施了手術操作，手術操作均成功。其中行單純主髂動脈 CDT 5 例，主髂動脈球囊擴張+支架置入 94 例，CDT+球囊擴張支架置入 23 例，單純球囊擴張 3 例；6 例復雜病例同期實施了雜交手術，其中 2 例行股動脈內膜剝脫術+支架置入，4 例行支架置入+股-股轉流術。入路選擇方面，左側股動脈穿刺 21 例，右側股動脈穿刺 31 例，左側肱動脈穿刺 59 例，2 處聯合穿刺 12 例，3 處聯合穿刺 8 例。平均手術時間 90 min（30～180 min），平均住院時間 5 d（3～10 d）。
術后并發癥：穿刺部位血腫 3 例，腹膜后血腫 1 例，急性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發作 1 例，肺內感染 1 例，經積極對癥處置后均好轉，無圍手術期死亡病例。
術后 113 例獲訪，成功隨訪率為 86.3%；隨訪時間 1～32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為 16 個月。隨訪期間死亡 2 例，1 例于術后半年死于心肌梗塞，1 例于術后 2 年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隨訪 1 年內的通暢率為 89.3%（100/112）。隨訪期間 13 例復發，其中 5 例實施了再次支架置入，1 例實施了 CDT+經皮腔內血管成形術（PTA），另外 7 例因癥狀較輕予以保守治療。
3 討論
因主髂動脈的解剖結構特點，主髂動脈不但是 ASO 最常見的受累部位，且較之其他下肢 ASO 病變它的處理更為復雜棘手[6]。但是，隨著腔內治療技術的不斷提高及腔內治療器材的更新和進步，對于長段或復雜閉塞的主髂動脈閉塞病變，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功的嘗試，適應證也逐漸放寬[7]。目前來看，對于不少 TASCⅡ C/D 型病變，采用腔內治療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臨床效果。Revuelta Suero 等[8]回顧性總結了 10 年間共計 1 712 例大樣本的主髂動脈腔內治療的病例，結果術后 1 年的一期通暢率超過 90.0%。本組數據顯示，術后 1 年的通暢率接近 90%，也顯示了腔內治療在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中的良好效果。
合理的入路選擇是處理主髂動脈閉塞病變的基礎。對于狹窄病變，可以選擇同側逆向穿刺，則后續治療變得方便和簡單；對于閉塞或復雜病變，多首選肱動脈穿刺，避免同側逆向穿刺，因其易進入內膜下形成“夾層”，且肱動脈穿刺對實施 CDT 也比較方便[9]。本組病例的入路選擇均嚴格根據術前病變的評估情況及入路血管條件，因復雜病變較多，本組患者大多數選擇了肱動脈穿刺。對于復雜的主髂動脈閉塞病變，單純從股動脈逆向穿刺進導絲導管，存在較大的并發癥可能性，比如夾層，嚴重者可導致血管破裂出血，而肱動脈入路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前述并發癥[10]。主髂動脈閉塞或髂總動脈平齊閉塞病變多采取肱+股或股+股雙入路配合，部分患者甚至需要肱+雙股三入路。必要時，可在超聲引導下穿刺，則更準確和安全，這也是目前微創及精準治療的趨勢[11-12]。
導絲能否順利通過病變，是處理閉塞病變尤其是長段閉塞病變的關鍵所在。由于擔心破裂出血及引發累及腹主動脈的夾層，內膜下成形術應謹慎應用，目前多主張導絲經真腔內通過[13]。筆者的經驗是，術前 CTA 及術中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影像學評估十分重要，通過分析影像，判斷病變內鈣化、血栓、內膜等成分，判斷側支循環情況，以此為基礎選擇合適的器材及治療，可使操作事半功倍；筆者多選擇 0.457 2 mm（0.018 inch）直頭慢性完全閉塞病變（CTO）導絲，可根據病變特點，頭端適當塑形，同時配合多功能或椎動脈導管。在技術操作方面，術中捻轉導絲，根據手感和導絲形態，不斷調整，耐心處理，多可從真腔內通過[14]；導管跟進困難時，則可選擇球囊或支撐導管突破病變段[15]。
很多主髂閉塞病變是在局限性重度狹窄或閉塞的近端繼發血栓形成導致的[7,16]。處理此類病變時，筆者團隊多選擇分期處理，先置入溶栓導管行溶栓治療，盡可能把溶栓導管置入血栓內，增強溶栓效果。溶栓可以降低 TASC 分級，把復雜變簡單、把長段病變變為短段，還可避免術中遠端栓塞。當管腔殘留少量血栓或為避免破裂時，可以選擇覆膜支架置入。最近有研究[17]發現，覆膜支架在有血栓成分的病變中應用的遠期效果優于裸支架。本組病例多使用自膨式裸支架，筆者團隊在出現夾層或有破裂風險的情況下才選擇覆膜支架。筆者團隊的經驗是，選擇進行球囊擴張時，一定要先從小直徑開始，順次擴張，適可而止，不過分追求形態的完美[18]；支架在充分覆蓋病變的基礎上，則應盡可能短[19]。
腔內技術通過與開放手術技術配合，即雜交手術的應用可有效改善病變處理的效果[20]。如病變累及股動脈分叉處，可行內膜剝脫成形術，同期腔內操作時，用支架輔助要固定內膜片；一側髂動脈無法開通、開通另一側時，則可實施股-股動脈人工血管轉流術；少數情況還可通過雜交手術進行取栓，以更徹底地處理病變[7]。本組病例中，4 例實施了股-股人工血管轉流術，預后效果佳，長期隨訪橋血管通暢良好。隨訪期間復發 13 例，復發率與文獻報道[20]相符，雖然一定比例的復發在所難免，但具體考察可以發現，術后用藥不規律、未能完全戒煙等因素影響了復發的發生[21]。
雖然腔內治療有微創的優勢，但并發癥的發生仍是難以避免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患者的年齡多數偏大，往往合并多種全身系統性疾病，因此，腔內治療術前對患者心、肺、腦及腎諸臟器情況的評估，以及圍手術期的監護及保護，是治療不可或缺的部分[3,22]。本組患者圍手術期間 1 例 TIA 發作，隨訪期間 2 例死亡，均與基礎的心腦疾病有關。基于術前“水化”等措施的應用[23]，本組未發生傳統的對比劑相關并發癥。髂動脈破裂出血是極其兇險的并發癥[16]。主髂動脈的解剖位置在腹膜后方，腹膜后間隙較大，若操作不慎可導致血管破裂，導致腹膜后血腫，重者危及生命。主髂動脈腔內治療后宜常規監測生命體征，結合癥狀主訴，及時檢測血常規和血紅蛋白的變化。本組患者術后發生覆膜后血腫的 1 例患者，術后發現血壓下降和血紅蛋白下降，并主訴腹痛，及時行腹部 CT 檢查，確診為腹膜后血腫[24]。通過積極輸血等對癥支持治療，患者情況穩定，恢復良好，未進一步干預。另外，在處理 CTO 病變時，導絲導管操作應輕柔，球囊先從小的開始順次擴張，并常備覆膜支架，基本避免了“暴力性”的破裂；如果出現夾層，則小心以球囊貼附或覆膜支架覆蓋。穿刺部位血腫是最常見的并發癥，以發生在肱動脈為多，與肱動脈口徑偏細、穿刺困難、壓迫止血困難等因素有關。提高穿刺技術、在超聲引導下穿刺，以及術后確切壓迫止血可減少血腫的發生[25]。
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缺少有效的分組和對照。可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比較覆膜支架與裸支架、常規溶栓及非常規溶栓等問題，這是筆者團隊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總之，盡管腔內治療已經成為了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的主要治療方式，但外科手術尤其是雜交手術仍發揮重要作用。主髂動脈的處理仍需根據病變選擇合理的措施，甚至幾種措施相結合，讓病變處理更簡化、風險更低且效果更好。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李春民，研究設計和文章撰寫；任華亮，數據收集；冷瑞，數據收集和文獻查閱；王祺，統計分析；張望德，研究設計。
下肢動脈硬化閉塞癥（ASO）是一類嚴重影響人類生命健康的血管疾病。ASO 的發病率隨年齡增大而明顯增加，據統計，60～69 歲人群的 ASO 發病率為 8.3%，70 歲及以上人群則高達 18.8%[1]。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是 ASO 中常見的類型，不同于其他下肢血管病變，其病變血管位于腹盆腔內，管徑也較粗，故治療手段及選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2]。腔內治療具有微創、安全、可重復性、住院周期短等優勢。同時，隨著技術的進步及介入器材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腔內治療成為當前治療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的主流方法[3-4]。為了積累經驗教訓，分析其中得失，筆者通過整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血管外科近年來收治的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病例的臨床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重點探討了腔內治療的技術經驗及近遠期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入選標準：符合主髂動脈閉塞癥診斷標準；存在下肢跛行等臨床癥狀；術前計算機斷層掃描血管造影（CTA）檢查證實病變為髂段動脈的狹窄閉塞；腘動脈及以遠動脈無病變。排除標準：支架內再狹窄；預期生存時間不滿 1 年；腘動脈及以遠膝下動脈存在閉塞病變者；重要臟器功能衰竭或嚴重功能障礙。回顧性收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血管外科于 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間收治的 131 例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患者，其中男 110 例，女 21 例；年齡 52～91 歲、（66±9）歲；單純左側病變 63 例，單純右側病變 50 例，雙側病變 18 例；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病史 3 d～10 年（中位數為 24 個月）；有癥狀加重史者 104 例，加重時長 5 h～24 個月（中位數為 3 個月）。合并高血壓 91 例，病史 0.1～60.0 年（中位數為 10 年）；合并糖尿病 50 例，病史 0.5～25.0 年、（10.1±6.7）年；合并冠心病 30 例，病史 0.5～30.0 年、（10.6±7.6）年，其中既往發生心肌梗塞 8 例（有 2 次心肌梗塞 3 例）；合并腦血管病 24 例，病史 1～29 年（中位數為 6.5 年）；合并高脂血癥 17 例，病史 5～20 年、（8.6±4.0 年）；合并房顫 3 例；無任何合并癥者 19 例。本組患者均經彩色多普勒及 CTA 確診為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已經行其他外周血管支架置入 8 例。按照泛大西洋學會聯盟（Trans-Atlantic Inter-Society Consensus，TASC）Ⅱ分級標準[5]：A 型 16 例，B 型 40 例，C 型 48 例，D 型 27 例。主要癥狀：間歇性跛行 103 例，靜息痛 28 例，其中 13 例合并下肢潰瘍或肢端壞疽。
1.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經患側或對側股動脈、肱動脈入路，復雜病變予以 2 處或 3 處穿刺。先確定是否存在血栓，如果有血栓形成或疑似血栓，行導管直接溶栓（CDT）。首選真腔內開通，對于狹窄病變可以選擇逆行開通，接近閉塞或者閉塞的病例選擇順行開通。如真腔內開通失敗，則經內膜下途徑開通或采用“會師”的方法開通病變。導絲通過病變后，球囊順次預擴張，再置入支架。所有患者均使用自膨式支架，包括裸支架和覆膜支架。累及腹主動脈分叉處的病例，筆者團隊多采用對吻球囊和對吻支架技術。一側無法開通或累及股動脈分叉處的病變，選擇雜交手術。所有患者術前 3 d 開始雙抗治療（阿司匹林 100 mg/d+氯吡格雷 75 mg/d）；術后繼續常規給予雙抗治療，連續 6 個月，6 個月后改用阿司匹林 100 mg/d 并長期服用。圍手術期常規給予他汀類藥物強化降脂治療，術后長期進行降脂治療。
手術成功標準：腔內治療后造影示血管管腔通暢，血流速度快，殘余狹窄<30% 即認為手術成功[3-4]。
1.3 隨訪
術后通過門診復診及電話隨訪，隨訪內容包括跛行等癥狀、多普勒節段測壓、CTA 檢查等結果。
2 結果
131 例患者均實施了手術操作，手術操作均成功。其中行單純主髂動脈 CDT 5 例，主髂動脈球囊擴張+支架置入 94 例，CDT+球囊擴張支架置入 23 例，單純球囊擴張 3 例；6 例復雜病例同期實施了雜交手術，其中 2 例行股動脈內膜剝脫術+支架置入，4 例行支架置入+股-股轉流術。入路選擇方面，左側股動脈穿刺 21 例，右側股動脈穿刺 31 例，左側肱動脈穿刺 59 例，2 處聯合穿刺 12 例，3 處聯合穿刺 8 例。平均手術時間 90 min（30～180 min），平均住院時間 5 d（3～10 d）。
術后并發癥：穿刺部位血腫 3 例，腹膜后血腫 1 例，急性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發作 1 例，肺內感染 1 例，經積極對癥處置后均好轉，無圍手術期死亡病例。
術后 113 例獲訪，成功隨訪率為 86.3%；隨訪時間 1～32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為 16 個月。隨訪期間死亡 2 例，1 例于術后半年死于心肌梗塞，1 例于術后 2 年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隨訪 1 年內的通暢率為 89.3%（100/112）。隨訪期間 13 例復發，其中 5 例實施了再次支架置入，1 例實施了 CDT+經皮腔內血管成形術（PTA），另外 7 例因癥狀較輕予以保守治療。
3 討論
因主髂動脈的解剖結構特點，主髂動脈不但是 ASO 最常見的受累部位，且較之其他下肢 ASO 病變它的處理更為復雜棘手[6]。但是，隨著腔內治療技術的不斷提高及腔內治療器材的更新和進步，對于長段或復雜閉塞的主髂動脈閉塞病變，已經取得了不少成功的嘗試，適應證也逐漸放寬[7]。目前來看，對于不少 TASCⅡ C/D 型病變，采用腔內治療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臨床效果。Revuelta Suero 等[8]回顧性總結了 10 年間共計 1 712 例大樣本的主髂動脈腔內治療的病例，結果術后 1 年的一期通暢率超過 90.0%。本組數據顯示，術后 1 年的通暢率接近 90%，也顯示了腔內治療在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中的良好效果。
合理的入路選擇是處理主髂動脈閉塞病變的基礎。對于狹窄病變，可以選擇同側逆向穿刺，則后續治療變得方便和簡單；對于閉塞或復雜病變，多首選肱動脈穿刺，避免同側逆向穿刺，因其易進入內膜下形成“夾層”，且肱動脈穿刺對實施 CDT 也比較方便[9]。本組病例的入路選擇均嚴格根據術前病變的評估情況及入路血管條件，因復雜病變較多，本組患者大多數選擇了肱動脈穿刺。對于復雜的主髂動脈閉塞病變，單純從股動脈逆向穿刺進導絲導管，存在較大的并發癥可能性，比如夾層，嚴重者可導致血管破裂出血，而肱動脈入路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前述并發癥[10]。主髂動脈閉塞或髂總動脈平齊閉塞病變多采取肱+股或股+股雙入路配合，部分患者甚至需要肱+雙股三入路。必要時，可在超聲引導下穿刺，則更準確和安全，這也是目前微創及精準治療的趨勢[11-12]。
導絲能否順利通過病變，是處理閉塞病變尤其是長段閉塞病變的關鍵所在。由于擔心破裂出血及引發累及腹主動脈的夾層，內膜下成形術應謹慎應用，目前多主張導絲經真腔內通過[13]。筆者的經驗是，術前 CTA 及術中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影像學評估十分重要，通過分析影像，判斷病變內鈣化、血栓、內膜等成分，判斷側支循環情況，以此為基礎選擇合適的器材及治療，可使操作事半功倍；筆者多選擇 0.457 2 mm（0.018 inch）直頭慢性完全閉塞病變（CTO）導絲，可根據病變特點，頭端適當塑形，同時配合多功能或椎動脈導管。在技術操作方面，術中捻轉導絲，根據手感和導絲形態，不斷調整，耐心處理，多可從真腔內通過[14]；導管跟進困難時，則可選擇球囊或支撐導管突破病變段[15]。
很多主髂閉塞病變是在局限性重度狹窄或閉塞的近端繼發血栓形成導致的[7,16]。處理此類病變時，筆者團隊多選擇分期處理，先置入溶栓導管行溶栓治療，盡可能把溶栓導管置入血栓內，增強溶栓效果。溶栓可以降低 TASC 分級，把復雜變簡單、把長段病變變為短段，還可避免術中遠端栓塞。當管腔殘留少量血栓或為避免破裂時，可以選擇覆膜支架置入。最近有研究[17]發現，覆膜支架在有血栓成分的病變中應用的遠期效果優于裸支架。本組病例多使用自膨式裸支架，筆者團隊在出現夾層或有破裂風險的情況下才選擇覆膜支架。筆者團隊的經驗是，選擇進行球囊擴張時，一定要先從小直徑開始，順次擴張，適可而止，不過分追求形態的完美[18]；支架在充分覆蓋病變的基礎上，則應盡可能短[19]。
腔內技術通過與開放手術技術配合，即雜交手術的應用可有效改善病變處理的效果[20]。如病變累及股動脈分叉處，可行內膜剝脫成形術，同期腔內操作時，用支架輔助要固定內膜片；一側髂動脈無法開通、開通另一側時，則可實施股-股動脈人工血管轉流術；少數情況還可通過雜交手術進行取栓，以更徹底地處理病變[7]。本組病例中，4 例實施了股-股人工血管轉流術，預后效果佳，長期隨訪橋血管通暢良好。隨訪期間復發 13 例，復發率與文獻報道[20]相符，雖然一定比例的復發在所難免，但具體考察可以發現，術后用藥不規律、未能完全戒煙等因素影響了復發的發生[21]。
雖然腔內治療有微創的優勢，但并發癥的發生仍是難以避免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患者的年齡多數偏大，往往合并多種全身系統性疾病，因此，腔內治療術前對患者心、肺、腦及腎諸臟器情況的評估，以及圍手術期的監護及保護，是治療不可或缺的部分[3,22]。本組患者圍手術期間 1 例 TIA 發作，隨訪期間 2 例死亡，均與基礎的心腦疾病有關。基于術前“水化”等措施的應用[23]，本組未發生傳統的對比劑相關并發癥。髂動脈破裂出血是極其兇險的并發癥[16]。主髂動脈的解剖位置在腹膜后方，腹膜后間隙較大，若操作不慎可導致血管破裂，導致腹膜后血腫，重者危及生命。主髂動脈腔內治療后宜常規監測生命體征，結合癥狀主訴，及時檢測血常規和血紅蛋白的變化。本組患者術后發生覆膜后血腫的 1 例患者，術后發現血壓下降和血紅蛋白下降，并主訴腹痛，及時行腹部 CT 檢查，確診為腹膜后血腫[24]。通過積極輸血等對癥支持治療，患者情況穩定，恢復良好，未進一步干預。另外，在處理 CTO 病變時，導絲導管操作應輕柔，球囊先從小的開始順次擴張，并常備覆膜支架，基本避免了“暴力性”的破裂；如果出現夾層，則小心以球囊貼附或覆膜支架覆蓋。穿刺部位血腫是最常見的并發癥，以發生在肱動脈為多，與肱動脈口徑偏細、穿刺困難、壓迫止血困難等因素有關。提高穿刺技術、在超聲引導下穿刺，以及術后確切壓迫止血可減少血腫的發生[25]。
本研究為回顧性分析，缺少有效的分組和對照。可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比較覆膜支架與裸支架、常規溶栓及非常規溶栓等問題，這是筆者團隊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總之，盡管腔內治療已經成為了主髂動脈硬化閉塞癥的主要治療方式，但外科手術尤其是雜交手術仍發揮重要作用。主髂動脈的處理仍需根據病變選擇合理的措施，甚至幾種措施相結合，讓病變處理更簡化、風險更低且效果更好。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李春民，研究設計和文章撰寫；任華亮，數據收集；冷瑞，數據收集和文獻查閱；王祺，統計分析；張望德，研究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