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檄文, 孫大軍, 趙岳, 郭素麗.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 10 例外科診治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9, 26(5): 579-583. doi: 10.7507/1007-9424.201901007 復制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是一種相對難以診斷的罕見的下肢動脈性疾病，因其缺乏特征性表現，常常誤診和漏診。有文獻[1]報道，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臨床發病率為 0.17%，而尸檢報告的發病率為 3.5%。手術是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手術方式取決于患者的動脈受累程度以及潛在的解剖異常情況[2]。回顧性分析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近 7 年來收治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臨床資料，現將其診治經驗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血管外科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間收治的 10 例（10 條肢體）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臨床資料。年齡 20～68 歲（平均 47.2 歲），均為男性。初診癥狀：7 例為間歇性跛行（病程 2 個月～6 年，均為單側癥狀），3 例為突發下肢涼、麻、痛的急性缺血。8 例有吸煙史，1 例有高血壓病史。10 例患者的一般資料見表 1。
表1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一般資料
1.2 診斷及治療方法
9 例患者術前行下肢動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和（或）計算機體層攝影血管造影（CTA）檢查，其中 2 例超聲檢查和 4 例 CTA 檢查明確診斷為先天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另外 1 例入院后行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檢查，然后直接進行置管溶栓和球囊擴張術而治療效果不佳，最后再次術中明確診斷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后行肌束切除加腘動脈補片成形術。本組患者有 3 例重度間歇性跛行（跛行距離<100 m）及 3 例靜息痛患者有絕對手術指征，有 4 例為輕中度間歇性跛行（跛行距離≥100 m）患者因考慮到患者的年齡及其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行手術治療。有 7 例行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術，其中 6 例兩吻合口方式為端端吻合，1 例近端為端端吻合而遠端為端側吻合；1 例患者行膝上內側切口腘動脈取栓術，術后 3 d 閉塞，再次手術探查明確診斷后行股-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患者行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所有血管重建術患者均為后側入路的“S”形切口。所有病例術中明確為解剖異常所致，因而未行病理學檢查。術后 7 d采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療，出院后口服阿司匹林 6 個月。典型病例的術前及術中的部分結果見圖 1。
圖1
示典型病例術前影像學檢查結果及術中所見
a–c：示病例 1 術前行 CTA 檢查，見右側腘動脈受到異常肌束（白箭）的壓迫而導致閉塞（a），CTA 重建見右側腘動脈閉塞（白箭）、走形（偏內側）于腓腸肌內側頭表面（b），術中見解剖出的腘動脈（白箭，c）；d–f：示病例 2 的術前超聲檢查，見右側腘動脈上段管腔未見明顯狹窄（白箭），血流通過可（d），右腘動脈下段血栓形成，局部動脈受肌層（白箭）擠壓，管徑較窄，僅為 0.39 cm，未見明顯血流信號（e），術中大隱靜脈置換后（白箭，f）；g–j：示病例 10 急診入院后直接行 DSA 檢查，分別為腘動脈（白箭）造影圖像（g）、球囊擴張（白箭）圖像（h）、擴張后（白箭）圖像（i），可見擴張后管腔仍不通暢
2 結果
根據術前影像和術中的情況將本組病例進行了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分型，結果見表 2。術后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聲隨訪（隨訪時間 3～12 個月，平均 6.2 個月），1 例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遠端吻合口端側吻合重建患者術后 1 個月閉塞，1 例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患者術后 3 個月閉塞，其余 8 例患者（6 例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1 例股-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腘動脈補片成形術）均通暢。本組患者術中可見腘動脈走形偏移或腘動脈受到異常走形肌肉的壓迫，均為先天性。
表2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分型
3 討論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可分為先天性和功能性。先天性患者發病機制為胚胎腘動脈退變過程失敗或腓腸肌內側頭遲發性遷移致附著點異常[4-5]；功能性患者發病機制為小腿肌肉較為發達，運動時導致腘動脈一定程度受壓。功能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多見于很多高水平的運動員，如自行車比賽運動員[6-7]。腘動脈反復受到外壓性損傷而出現動脈炎性改變而導致血管狹窄、閉塞、血栓形成或狹窄后擴張。Gourgiotis 等[8]指出，對于異常的腘動脈血管壁應該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因本組病例樣本量較少，無狹窄及動脈瘤樣病變，需血管外科醫師關注此類疾病是否存在腘動脈異常受壓的因素，尤其在無動脈硬化危險因素的患者中出現下肢動脈急性缺血，除考慮閉塞性脈管炎或易栓因素外，應高度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行影像學檢查進一步明確。
3.1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輔助檢查的選擇
目前對于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沒有統一的最優輔助檢查，但運用動態實驗來診斷非閉塞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已達成了一致。Gaunder 等[9]指出，若踝肱指數在放松及足背曲、跖屈時下降 30%～50% 時應該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因本組病例均為閉塞性病變且部分患者未行踝肱指數檢查，數據資料不全而未進行統計。
3.1.1 多普勒超聲
多普勒超聲可以提供橫斷面的圖像，可顯示導致發病的纖維條索帶及腘動脈的病變。多普勒超聲的診斷依賴于超聲醫師的診斷技術。本組 10 例患者中有 2 例為術前超聲明確診斷而直接手術治療。
3.1.2 計算機體層掃描（CT）及磁共振（MR）
CTA 可以顯示腘動脈的走形、腔內情況及與周圍組織的關系。本組 7 例術前行 CTA 檢查，有 4 例在術中明確診斷（術中見腘動脈受周圍肌肉的壓迫）。大部分血管外科醫師在進行下肢 CTA 閱片時關注的是血管病變，而對血管與周圍組織的關系往往未加重視，是導致漏診的主要原因。另外，不應忽略對側是否存在病變，有文獻[10]報道，僅有單側癥狀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二存在雙側解剖變異。本組病例中只有 1 例為雙側腘動脈陷迫綜合征，但為單側發病。Altinsoy 等[11]發現，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在急性下肢缺血時還可以敏銳地發現腘動脈與小腿肌肉的關系。MR 成像可以更精確地評估腘窩區域的異常肌肉解剖、腘動脈的受壓及走形偏差[12]。CTA 及 MRA 或 MR 成像基本可以確定診斷并作出分型。
3.1.3 DSA
DSA 能夠顯示腘動脈狹窄或閉塞的長度以及動態試驗所引發的管腔狹窄度的變化。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 DSA 表現多為非特異性，可能無法闡明閉塞和血栓形成的根本原因[13]。因此，DSA 對于診斷腘動脈閉塞性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并無必要。
3.1.4 其他
Boniakowski 等[14]推薦術前病情檢查時使用血管腔內超聲，通過配合造影圖像制定手術方案，血管腔內超聲不僅可以提供陷迫的精確部位，而且可以提供血管壁損害程度的信息。根據血管內膜是否為可逆性損害決定是否需要進行血管重建。也有文獻[15]報道稱并不是所有血管損傷是不可逆的，因此認為，若在術前及術中影像顯示動脈損傷而沒有狹窄的提示時腘動脈重建并不是必要的，但這種判斷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取決于使用超聲的醫生。
3.2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治療
3.2.1 關于治療方式選擇及手術適應證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屬于下肢缺血性疾病，其治療的目的是復通血管，防止復發。對于重度間歇性跛行及靜息痛為絕對手術指征。對于Ⅰ～Ⅴ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為先天行病變且部分患者為年輕患者皆有外科干預指征；對于Ⅵ型（功能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則取決于患肢癥狀的嚴重程度，但若能早期外科干預可以縮小手術范圍（僅行異常肌肉的切開），減少副損傷。對于決定行手術治療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通過介入進行支架植入并不是一種好的選擇，因其動脈通常是正常的，且放置支架有支架斷裂的風險[16]，最有效的治療還是手術治療，包括異常肌肉切除和（或）腘動脈重建，大約四分之三的患者在手術后癥狀會得到完全緩解（70%～100%）[17]。對于Ⅰ～Ⅵ型無癥狀患者可行超聲進行定期復查。另外，Hislop 等[18]報道了采用超聲引導肌內注射肉毒桿菌毒素治療功能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Ⅵ型）的前瞻性研究，6 例患者進行手術治療，27 例患者進行肉毒桿菌毒素注射治療，結果發現，外科治療組中有 4 例患者癥狀明顯改善、2 例患者癥狀稍有改善，而肉毒桿菌毒素注射治療組有 59% 的患者癥狀明顯改善，41% 的患者在隨訪后再次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后 12 個月時癥狀明顯改善。雖然這種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在注射后的幾周內會使運動員的狀態有所下降并需要定時注射且不能去除病因，但是可減少手術所帶來的創傷。
3.2.2 關于手術入路
Ali 等[15]認為，膝上后內側入路較容易辨別及切除異常肌頭，如需血管移植也更方便大隱靜脈的獲取。后側“S”形入路可以充分暴露解剖結構，對于較胖的患者則后側入路更佳。Tercan 等[19]和 Marzo 等[20]也提出，對于腘動脈小閉塞的病例，建議采用“S”形后腘窩入路，患者采用俯臥位，以便更好地觀察腘窩結構；對于需要行股腘動脈旁路搭橋術的完全閉塞的病例，最常用的是膝后內側入路，但完全暴露動脈較困難。White 等[21]還指出，術中多普勒超聲的應用有助于決定肌肉切除的程度及引導術者的手術操作。此外，Dovell 等[22]提出，術中運用神經刺激器配合超聲進行異常肌束的切除，增加電流反復刺激脛后神經引起踝關節的強直和足底屈曲，超聲下顯示遠端血管壓閉，直到神經刺激不再引起足部血流障礙，這種技術減少了術中更廣泛的解剖或切除且可減少重復手術。本組資料中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中 7 例行自體靜脈移植重建，2 例行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行人工補片成形，均為后側入路，對于后側“S”形入路肢體，為減少皮下組織的過度損傷，術前或術中進行了大隱靜脈的超聲定位。
3.2.3 關于重建材料的選擇
目前最常用的腘動脈重建材料為自體大隱靜脈，相比于補片及人工血管更有優勢。也有文獻[11]報道采用橈動脈用于重建，由于多數人的橈動脈管徑與腘動脈的管徑差距較大，橈動脈需放入含血管擴張藥物的溶液中進行預處理，此種方法費時、費力且增加了患者的創傷。自體大隱靜脈重建的并發癥發生率僅為 16.7%，而其他方式重建的并發癥發生率約為 45.5%[23]。使用人工血管及補片成形的文獻報道較少。
3.2.4 關于通暢率
由于旁路長度不同，通暢率也會不同，Kim 等[24]通過分析不同手術方式的后期通暢率后認為，較長的股淺動脈旁路移植術長期通暢率較低，對于閉塞局限于腘動脈而采用大隱靜脈移植者的通暢率較高；只有在嚴重肢體缺血而不允許短的移植物時才建議行長的腘動脈外的旁路。本組中有 1 例自體大隱靜脈重建后 1 個月閉塞，此例因腘動脈管徑較細，采用了端側吻合口吻合，考慮原因為自身血管條件差、吻合口內膜增生導致的閉塞；1 例腘動脈人工血管重建，術后人工血管內血栓形成，考慮為移植血管跨關節，反復發生彎折及回彈不足至管腔狹窄而最終導致術后血栓形成。因此，不推薦人工血管作為替換血管。對于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外科治療，選擇合適的腘動脈重建方式可以實現較高的長期通暢率[25]。Lejay 等[26]對 25 條接受外科手術的肢體進行平均 81 個月的隨訪發現其 5 年通暢率達 85%，療效令人滿意。
綜上，對于腘動脈病變，特別是沒有相關危險因素的患者，需進行影像學檢查明確是否罹患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手術治療是根治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唯一手段，對于完全閉塞性病變，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重建的通暢率較高。隨著對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認識的提高，將會有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時的診斷及合理的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 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 第一作者劉檄文撰寫了本文并最終進行本文文獻的校對；第二作者孫大軍進行了本文部分文獻的查閱；通訊作者趙岳提供部分文獻，多次閱讀本文并進行相關修改；第三作者郭素麗最后進行了本文的校對工作。
倫理審批聲明： 本回顧性總結已獲得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2019年）臨審（2019040808）號。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是一種相對難以診斷的罕見的下肢動脈性疾病，因其缺乏特征性表現，常常誤診和漏診。有文獻[1]報道，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臨床發病率為 0.17%，而尸檢報告的發病率為 3.5%。手術是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手術方式取決于患者的動脈受累程度以及潛在的解剖異常情況[2]。回顧性分析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近 7 年來收治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臨床資料，現將其診治經驗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血管外科于 2012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間收治的 10 例（10 條肢體）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臨床資料。年齡 20～68 歲（平均 47.2 歲），均為男性。初診癥狀：7 例為間歇性跛行（病程 2 個月～6 年，均為單側癥狀），3 例為突發下肢涼、麻、痛的急性缺血。8 例有吸煙史，1 例有高血壓病史。10 例患者的一般資料見表 1。
表1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一般資料
1.2 診斷及治療方法
9 例患者術前行下肢動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和（或）計算機體層攝影血管造影（CTA）檢查，其中 2 例超聲檢查和 4 例 CTA 檢查明確診斷為先天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另外 1 例入院后行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檢查，然后直接進行置管溶栓和球囊擴張術而治療效果不佳，最后再次術中明確診斷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后行肌束切除加腘動脈補片成形術。本組患者有 3 例重度間歇性跛行（跛行距離<100 m）及 3 例靜息痛患者有絕對手術指征，有 4 例為輕中度間歇性跛行（跛行距離≥100 m）患者因考慮到患者的年齡及其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行手術治療。有 7 例行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術，其中 6 例兩吻合口方式為端端吻合，1 例近端為端端吻合而遠端為端側吻合；1 例患者行膝上內側切口腘動脈取栓術，術后 3 d 閉塞，再次手術探查明確診斷后行股-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患者行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所有血管重建術患者均為后側入路的“S”形切口。所有病例術中明確為解剖異常所致，因而未行病理學檢查。術后 7 d采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療，出院后口服阿司匹林 6 個月。典型病例的術前及術中的部分結果見圖 1。
圖1
示典型病例術前影像學檢查結果及術中所見
a–c：示病例 1 術前行 CTA 檢查，見右側腘動脈受到異常肌束（白箭）的壓迫而導致閉塞（a），CTA 重建見右側腘動脈閉塞（白箭）、走形（偏內側）于腓腸肌內側頭表面（b），術中見解剖出的腘動脈（白箭，c）；d–f：示病例 2 的術前超聲檢查，見右側腘動脈上段管腔未見明顯狹窄（白箭），血流通過可（d），右腘動脈下段血栓形成，局部動脈受肌層（白箭）擠壓，管徑較窄，僅為 0.39 cm，未見明顯血流信號（e），術中大隱靜脈置換后（白箭，f）；g–j：示病例 10 急診入院后直接行 DSA 檢查，分別為腘動脈（白箭）造影圖像（g）、球囊擴張（白箭）圖像（h）、擴張后（白箭）圖像（i），可見擴張后管腔仍不通暢
2 結果
根據術前影像和術中的情況將本組病例進行了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分型，結果見表 2。術后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聲隨訪（隨訪時間 3～12 個月，平均 6.2 個月），1 例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遠端吻合口端側吻合重建患者術后 1 個月閉塞，1 例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患者術后 3 個月閉塞，其余 8 例患者（6 例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1 例股-腘動脈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腘動脈補片成形術）均通暢。本組患者術中可見腘動脈走形偏移或腘動脈受到異常走形肌肉的壓迫，均為先天性。
表2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的分型
3 討論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可分為先天性和功能性。先天性患者發病機制為胚胎腘動脈退變過程失敗或腓腸肌內側頭遲發性遷移致附著點異常[4-5]；功能性患者發病機制為小腿肌肉較為發達，運動時導致腘動脈一定程度受壓。功能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多見于很多高水平的運動員，如自行車比賽運動員[6-7]。腘動脈反復受到外壓性損傷而出現動脈炎性改變而導致血管狹窄、閉塞、血栓形成或狹窄后擴張。Gourgiotis 等[8]指出，對于異常的腘動脈血管壁應該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因本組病例樣本量較少，無狹窄及動脈瘤樣病變，需血管外科醫師關注此類疾病是否存在腘動脈異常受壓的因素，尤其在無動脈硬化危險因素的患者中出現下肢動脈急性缺血，除考慮閉塞性脈管炎或易栓因素外，應高度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行影像學檢查進一步明確。
3.1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輔助檢查的選擇
目前對于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沒有統一的最優輔助檢查，但運用動態實驗來診斷非閉塞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已達成了一致。Gaunder 等[9]指出，若踝肱指數在放松及足背曲、跖屈時下降 30%～50% 時應該懷疑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因本組病例均為閉塞性病變且部分患者未行踝肱指數檢查，數據資料不全而未進行統計。
3.1.1 多普勒超聲
多普勒超聲可以提供橫斷面的圖像，可顯示導致發病的纖維條索帶及腘動脈的病變。多普勒超聲的診斷依賴于超聲醫師的診斷技術。本組 10 例患者中有 2 例為術前超聲明確診斷而直接手術治療。
3.1.2 計算機體層掃描（CT）及磁共振（MR）
CTA 可以顯示腘動脈的走形、腔內情況及與周圍組織的關系。本組 7 例術前行 CTA 檢查，有 4 例在術中明確診斷（術中見腘動脈受周圍肌肉的壓迫）。大部分血管外科醫師在進行下肢 CTA 閱片時關注的是血管病變，而對血管與周圍組織的關系往往未加重視，是導致漏診的主要原因。另外，不應忽略對側是否存在病變，有文獻[10]報道，僅有單側癥狀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二存在雙側解剖變異。本組病例中只有 1 例為雙側腘動脈陷迫綜合征，但為單側發病。Altinsoy 等[11]發現，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在急性下肢缺血時還可以敏銳地發現腘動脈與小腿肌肉的關系。MR 成像可以更精確地評估腘窩區域的異常肌肉解剖、腘動脈的受壓及走形偏差[12]。CTA 及 MRA 或 MR 成像基本可以確定診斷并作出分型。
3.1.3 DSA
DSA 能夠顯示腘動脈狹窄或閉塞的長度以及動態試驗所引發的管腔狹窄度的變化。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 DSA 表現多為非特異性，可能無法闡明閉塞和血栓形成的根本原因[13]。因此，DSA 對于診斷腘動脈閉塞性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并無必要。
3.1.4 其他
Boniakowski 等[14]推薦術前病情檢查時使用血管腔內超聲，通過配合造影圖像制定手術方案，血管腔內超聲不僅可以提供陷迫的精確部位，而且可以提供血管壁損害程度的信息。根據血管內膜是否為可逆性損害決定是否需要進行血管重建。也有文獻[15]報道稱并不是所有血管損傷是不可逆的，因此認為，若在術前及術中影像顯示動脈損傷而沒有狹窄的提示時腘動脈重建并不是必要的，但這種判斷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取決于使用超聲的醫生。
3.2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治療
3.2.1 關于治療方式選擇及手術適應證
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屬于下肢缺血性疾病，其治療的目的是復通血管，防止復發。對于重度間歇性跛行及靜息痛為絕對手術指征。對于Ⅰ～Ⅴ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為先天行病變且部分患者為年輕患者皆有外科干預指征；對于Ⅵ型（功能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則取決于患肢癥狀的嚴重程度，但若能早期外科干預可以縮小手術范圍（僅行異常肌肉的切開），減少副損傷。對于決定行手術治療的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通過介入進行支架植入并不是一種好的選擇，因其動脈通常是正常的，且放置支架有支架斷裂的風險[16]，最有效的治療還是手術治療，包括異常肌肉切除和（或）腘動脈重建，大約四分之三的患者在手術后癥狀會得到完全緩解（70%～100%）[17]。對于Ⅰ～Ⅵ型無癥狀患者可行超聲進行定期復查。另外，Hislop 等[18]報道了采用超聲引導肌內注射肉毒桿菌毒素治療功能性腘動脈陷迫綜合征（Ⅵ型）的前瞻性研究，6 例患者進行手術治療，27 例患者進行肉毒桿菌毒素注射治療，結果發現，外科治療組中有 4 例患者癥狀明顯改善、2 例患者癥狀稍有改善，而肉毒桿菌毒素注射治療組有 59% 的患者癥狀明顯改善，41% 的患者在隨訪后再次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后 12 個月時癥狀明顯改善。雖然這種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在注射后的幾周內會使運動員的狀態有所下降并需要定時注射且不能去除病因，但是可減少手術所帶來的創傷。
3.2.2 關于手術入路
Ali 等[15]認為，膝上后內側入路較容易辨別及切除異常肌頭，如需血管移植也更方便大隱靜脈的獲取。后側“S”形入路可以充分暴露解剖結構，對于較胖的患者則后側入路更佳。Tercan 等[19]和 Marzo 等[20]也提出，對于腘動脈小閉塞的病例，建議采用“S”形后腘窩入路，患者采用俯臥位，以便更好地觀察腘窩結構；對于需要行股腘動脈旁路搭橋術的完全閉塞的病例，最常用的是膝后內側入路，但完全暴露動脈較困難。White 等[21]還指出，術中多普勒超聲的應用有助于決定肌肉切除的程度及引導術者的手術操作。此外，Dovell 等[22]提出，術中運用神經刺激器配合超聲進行異常肌束的切除，增加電流反復刺激脛后神經引起踝關節的強直和足底屈曲，超聲下顯示遠端血管壓閉，直到神經刺激不再引起足部血流障礙，這種技術減少了術中更廣泛的解剖或切除且可減少重復手術。本組資料中 10 例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患者中 7 例行自體靜脈移植重建，2 例行人工血管移植重建，1 例行人工補片成形，均為后側入路，對于后側“S”形入路肢體，為減少皮下組織的過度損傷，術前或術中進行了大隱靜脈的超聲定位。
3.2.3 關于重建材料的選擇
目前最常用的腘動脈重建材料為自體大隱靜脈，相比于補片及人工血管更有優勢。也有文獻[11]報道采用橈動脈用于重建，由于多數人的橈動脈管徑與腘動脈的管徑差距較大，橈動脈需放入含血管擴張藥物的溶液中進行預處理，此種方法費時、費力且增加了患者的創傷。自體大隱靜脈重建的并發癥發生率僅為 16.7%，而其他方式重建的并發癥發生率約為 45.5%[23]。使用人工血管及補片成形的文獻報道較少。
3.2.4 關于通暢率
由于旁路長度不同，通暢率也會不同，Kim 等[24]通過分析不同手術方式的后期通暢率后認為，較長的股淺動脈旁路移植術長期通暢率較低，對于閉塞局限于腘動脈而采用大隱靜脈移植者的通暢率較高；只有在嚴重肢體缺血而不允許短的移植物時才建議行長的腘動脈外的旁路。本組中有 1 例自體大隱靜脈重建后 1 個月閉塞，此例因腘動脈管徑較細，采用了端側吻合口吻合，考慮原因為自身血管條件差、吻合口內膜增生導致的閉塞；1 例腘動脈人工血管重建，術后人工血管內血栓形成，考慮為移植血管跨關節，反復發生彎折及回彈不足至管腔狹窄而最終導致術后血栓形成。因此，不推薦人工血管作為替換血管。對于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外科治療，選擇合適的腘動脈重建方式可以實現較高的長期通暢率[25]。Lejay 等[26]對 25 條接受外科手術的肢體進行平均 81 個月的隨訪發現其 5 年通暢率達 85%，療效令人滿意。
綜上，對于腘動脈病變，特別是沒有相關危險因素的患者，需進行影像學檢查明確是否罹患腘動脈陷迫綜合征。手術治療是根治腘動脈陷迫綜合征的唯一手段，對于完全閉塞性病變，自體大隱靜脈間位移植重建的通暢率較高。隨著對腘動脈陷迫綜合征認識的提高，將會有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時的診斷及合理的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 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 第一作者劉檄文撰寫了本文并最終進行本文文獻的校對；第二作者孫大軍進行了本文部分文獻的查閱；通訊作者趙岳提供部分文獻，多次閱讀本文并進行相關修改；第三作者郭素麗最后進行了本文的校對工作。
倫理審批聲明： 本回顧性總結已獲得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2019年）臨審（20190408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