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波, 張曉燕, 曾鴻, 劉海量, 劉彥慧, 韓淑珍. PIK3CA 和 TP53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分子分型及組織學分級相關性的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9, 26(5): 573-578. doi: 10.7507/1007-9424.201812093 復制
目前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在我國乳腺癌已成為女性因惡性腫瘤死亡的第 4 位病因[1]，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乳腺癌新發病例數最多的國家[2]。現已證實，乳腺癌與多種因素相關，但遺傳因素尤為重要[3]。乳腺癌相關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遠早于形態學變化，不同基因表達譜可能反映不同的腫瘤亞型，涉及不同的表型和臨床特征[4-5]。隨著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檢測數千個基因的表達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乳腺癌多基因表達譜已逐漸應用于臨床實踐，對其分子機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6]。新的分子腫瘤標志物可能被用于更準確的診斷和開發出更有效的個體化靶點治療藥物。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半導體測序平臺（semiconductor sequencing platform，SSP）進行乳腺癌多基因突變譜檢測，分析乳腺癌突變基因與乳腺癌分子分型和組織學分級的關系，為進一步治療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標準：① 在廣東省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和東莞市厚街醫院行乳腺超聲并發現病灶；② 超聲引導下穿刺活檢證實為非特殊類型浸潤性導管癌且隨后進行手術切除活檢。排除標準：① 術前進行新輔助化療；② 病理學類型為特殊類型浸潤性導管癌。
回顧性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間廣東省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和東莞市厚街醫院收治的符合要求的患者 46 例，其中男 1 例，女 45 例；年齡 31～86 歲，平均年齡 47 歲。結合 2012 版 WHO 乳腺癌腫瘤組織學分級[7]分為 Ⅰ、Ⅱ 及 Ⅲ 級，其中 Ⅰ 級 8 例（17.4%），Ⅱ 級 18 例（39.1%），Ⅲ 級 20 例（43.5%）。依據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狀態分型：Luminal A 型 9 例（19.6%），Luminal B 型 23 例（50.0%），HER-2 過表達型 9 例（19.6%）；besal-like 型 5 例（10.9%）。本研究經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倫理委員會批準，且所有樣本的采集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檢測乳腺癌組織及其對應的癌旁組織（距離癌組織小于 3 cm）中 ER、PR 及 HER-2 的表達狀態。取納入研究的乳腺癌石蠟標本切片，行常規二甲苯脫臘，梯度乙醇脫水；用 3% 過氧化氫阻斷內源性過氧化物酶；以 0.01 mol/L（pH=6.0）檸檬酸鹽緩沖液高壓修復抗原后以山羊血清封閉；滴加一抗 4 ℃ 孵育過夜；滴加辣根酶標記的二抗；滴加鏈霉親和素-過氧化物酶（SP）；DAB 染色后以蘇木精復染；最后應用中性樹膠封片。以 PBS 溶液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以已知陽性染色正常的乳腺組織標本作陽性對照。
1.2.2 基因突變分析
采集患者的外周血，提取外周血 DNA，行超聲波打斷、酶補齊、加 A 尾和接頭，再以多重 PCR 擴增構建測序文庫，對構建好的文庫分別進行 Nanodrop 2000 紫外分光光度計、Qubit 熒光定量儀和 1% 瓊脂糖凝膠電泳（設備：賽默飛，威爾明頓公司，美國）定量檢測。本研究方案擴增 50 個腫瘤相關基因的 207 個熱點突變區域，基因測序采用 BioelectronSeq 4000 高通量測序儀器（東莞博奧木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東莞，中國）。將待檢樣本的基因突變位點與 clinvar（https://www.ncbi.nlm.nih.gov/clinvar/）、單核苷酸多態性數據庫（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Database，dbSNP，https://www.ncbi.nlm.nih.gov/snp/）和腫瘤中體細胞突變的目錄（Catalogue of Somatic Mutationsin Cancer，COSIMC）數據庫（https://cancer.sanger.ac.uk/cosmic）進行匹配得出突變意義。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學數據分析。根據分組情況分別采用 Pearson 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比較組間的差異。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基因突變檢測結果
46 例患者中，有 38 例（82.6%）患者在 50 種常見乳腺癌相關基因中產生 8 種基因的 33 個位點突變。產生突變的基因型包括 AKT1、APC、BRAF、CDKN2A、KRAS、PTEN、PIK3CA 和 TP53，其中 PIK3CA 基因的突變例數最多，共檢測出 24 例（52.2%）；TP53 基因突變次之，檢測出 18 例（39.1%），患者的平均年齡為 43 歲；CDKN2A 基因突變檢出 2 例，其余突變基因各檢出 1 例。三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2 例，兩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8 例，單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28 例，沒有檢測出基因突變的患者有 8 例。各基因突變情況具體見表 1。
表1
46 例乳腺癌患者的高通量基因測序結果
2.2 總基因突變情況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乳腺癌的總基因突變情況與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均無關（P>0.05），具體見表 2。
表2
不同組織學分級和不同 ER/PR/HER-2 表達狀態乳腺癌的基因檢測情況（例）
2.3 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相關，組織學分級越低 PIK3CA 基因的突變頻率越高（P<0.05）；但與乳腺癌的分子分型、ER 表達、PR 表達及 HER-2 表達均不存在相關性（P>0.05），見表 3。
表3
不同組織分級和不同 ER/PR/HER2 表達狀態乳腺癌的 PIK3CA 基因和 TP53 基因檢測情況（例）
2.4 TP53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TP53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分子分型、ER 表達、PR 表達及 HER-2 表達均無關（P>0.05），具體見表 3。
3 討論
目前，乳腺癌患者的預后以及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基于腫瘤大小、腫瘤局部浸潤情況、淋巴結病理狀況等，以及一些生物學指標如組織學分級、ER 表達、PR 表達、HER-2 表達等標準化的指標[8]。分子分型指導下的乳腺癌個體化治療雖已成為常態，但仍需不斷尋求更加高效的精準治療方案。然而由于乳腺癌的異質性，使得不同類型的乳腺癌患者之間、甚至同一例患者病程的不同階段，即使分期及分子分型相同，患者對治療方案的反應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甚至有的患者在接受最佳治療方案的治療過程中出現病情進展。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常被作為一個單獨的預后指標[8]，已有研究證實，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與癌基因產物表達有關[9-10]，而乳腺癌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無瘤生存率和總生存率顯著相關[6]，與 ER 陽性、淋巴結陰性的乳腺癌復發風險高度相關[11]。隨著高通量基因分析技術的快速發展，乳腺多基因表達譜已逐漸應用于臨床實踐。本研究發現，乳腺癌總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無關（P>0.05）；同時依據分子分型顯示，Luminal B 型患者最多（23 例），Luminal A 型、HER-2 過表達型和 besal-like 型分別為 9 例、9 例和 5 例，4 型中基因突變也不具有差異性，與文獻報道[8]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選取的基因不同所致，且腫瘤組織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復雜多因素的過程。據此，筆者認為，不同突變基因對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乳腺癌的作用并不一致。此外，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即選取的樣本數量較少，統計學結果不一定準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下一步需增加樣本量進行乳腺癌多基因突變譜檢測，明確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相關性。
本研究檢出率最高的基因為 PIK3CA 與 TP53 基因，前者 ［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數據庫（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OMIM）：171834］ 是乳腺癌中基因突變檢出率最高的突變之一，該基因定位于 3q26.3，含 20 個外顯子。PIK3CA 基因突變通過磷脂酰肌醇-3-激酶/絲氨酸激酶信號通路（PI3K/AKT）途徑引發 AKT 持續活化，導致成纖維細胞和乳腺上皮細胞的生長和轉化，不僅可以抑制細胞凋亡，還可以促進浸潤。有研究[12]表明，在乳腺癌中 PIK3CA 基因突變發生率為 8%～40%，約 4/5 發生在螺旋區（exon9）和激酶區（exon20）這2 個熱點區域。目前認為，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患者年齡、淋巴結病理狀況、腫瘤直徑、腫瘤局部浸潤情況及腫瘤細胞分化程度之間無顯著相關性，但與不同的分子分型相關[13]。也有報道[14-15]表明，該基因突變與淋巴結轉移情況及組織學分級相關。Kalinsky 等[16]分析了 590 例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中位隨訪時間為 12.8 年）可以改善總生存率（P=0.03），預示良好預后。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李少英等[17]分析了 250 例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患者的生存時間顯著縮短（P=0.004），尤其是 ER 陽性和 HER-2 陰性的患者（P=0.002）。還有研究[18-19]證實，PI3K 通路激活后，無論是通過抑癌基因 PTEN 的失活還是癌基因 PIK3CA 的激活，都可引起乳腺癌患者對靶向藥物 Herceptin 的耐藥。通過對 PIK3CA 通路的研究可進一步明確乳腺癌的發病機制和尋找新的分子治療靶點，以指導個體化的靶向治療。鄧粵敏等[20]分析了 176 例原發性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與患者的年齡、淋巴結轉移和腫瘤大小均無相關性，但與組織學分級有關，Ⅱ–Ⅲ 級患者的 PIK3CA 基因突變率遠遠高于 Ⅰ 級患者（P<0.05）。本研究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存在明顯的相關性，組織學分級 Ⅰ 級患者的基因突變率為 87.5%，高于 Ⅱ–Ⅲ 級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與其他臨床病理學特征未發現明顯相關性。該結果說明，PIK3CA 基因突變可以作為判斷乳腺癌惡性程度的指標，并對低度惡性乳腺癌的綜合治療起到一定的指導意義。但由于本研究的病例數較少，結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TP53（OMIM：191170）由 11 個外顯子和 10 個內含子組成，跨度約 20 kb。是一種抑癌基因，可以是胚系突變也可以是體細胞突變，與乳腺癌的發生有關。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21-23]發現，TP53 胚系突變在家族或遺傳性乳腺癌中，尤其在年輕乳腺癌患者中的致病作用可能更大。在本研究中 TP53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均無關。TP53 基因突變檢出率在不同國家間具有年齡差異[23-24]，在中國乳腺癌高風險人群中有較高的檢出率，提示高風險人群或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該接受 TP53 突變的檢測[25]。本組患者中，發生 TP53 基因突變的乳腺癌患者共 18 例（39.1%），僅次于 PIK3CA 基因突變，且平均年齡為 43 歲，小于總體樣本的平均年齡（47 歲），提示此基因突變在低齡乳腺癌患者中可能更為普遍，因此建議高風險人群或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檢測 TP53 的基因突變情況。
綜上所述，PIK3CA 基因在組織學分級Ⅰ級患者中的突變率明顯增高，說明該基因突變和乳腺癌組織學分級結合可能會是判斷乳腺癌惡性程度及預后的分子生物學指標。此外，通過對該基因通路的研究找到新的靶點和靶向治療方法，可完善乳腺癌的個體化綜合治療。在乳腺癌患者中 TP53 基因突變患者的年齡較低，建議高風險人群和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檢測 TP53 基因的突變情況。
目前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在我國乳腺癌已成為女性因惡性腫瘤死亡的第 4 位病因[1]，中國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乳腺癌新發病例數最多的國家[2]。現已證實，乳腺癌與多種因素相關，但遺傳因素尤為重要[3]。乳腺癌相關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遠早于形態學變化，不同基因表達譜可能反映不同的腫瘤亞型，涉及不同的表型和臨床特征[4-5]。隨著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檢測數千個基因的表達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乳腺癌多基因表達譜已逐漸應用于臨床實踐，對其分子機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6]。新的分子腫瘤標志物可能被用于更準確的診斷和開發出更有效的個體化靶點治療藥物。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半導體測序平臺（semiconductor sequencing platform，SSP）進行乳腺癌多基因突變譜檢測，分析乳腺癌突變基因與乳腺癌分子分型和組織學分級的關系，為進一步治療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標準：① 在廣東省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和東莞市厚街醫院行乳腺超聲并發現病灶；② 超聲引導下穿刺活檢證實為非特殊類型浸潤性導管癌且隨后進行手術切除活檢。排除標準：① 術前進行新輔助化療；② 病理學類型為特殊類型浸潤性導管癌。
回顧性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間廣東省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和東莞市厚街醫院收治的符合要求的患者 46 例，其中男 1 例，女 45 例；年齡 31～86 歲，平均年齡 47 歲。結合 2012 版 WHO 乳腺癌腫瘤組織學分級[7]分為 Ⅰ、Ⅱ 及 Ⅲ 級，其中 Ⅰ 級 8 例（17.4%），Ⅱ 級 18 例（39.1%），Ⅲ 級 20 例（43.5%）。依據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狀態分型：Luminal A 型 9 例（19.6%），Luminal B 型 23 例（50.0%），HER-2 過表達型 9 例（19.6%）；besal-like 型 5 例（10.9%）。本研究經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倫理委員會批準，且所有樣本的采集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檢測乳腺癌組織及其對應的癌旁組織（距離癌組織小于 3 cm）中 ER、PR 及 HER-2 的表達狀態。取納入研究的乳腺癌石蠟標本切片，行常規二甲苯脫臘，梯度乙醇脫水；用 3% 過氧化氫阻斷內源性過氧化物酶；以 0.01 mol/L（pH=6.0）檸檬酸鹽緩沖液高壓修復抗原后以山羊血清封閉；滴加一抗 4 ℃ 孵育過夜；滴加辣根酶標記的二抗；滴加鏈霉親和素-過氧化物酶（SP）；DAB 染色后以蘇木精復染；最后應用中性樹膠封片。以 PBS 溶液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以已知陽性染色正常的乳腺組織標本作陽性對照。
1.2.2 基因突變分析
采集患者的外周血，提取外周血 DNA，行超聲波打斷、酶補齊、加 A 尾和接頭，再以多重 PCR 擴增構建測序文庫，對構建好的文庫分別進行 Nanodrop 2000 紫外分光光度計、Qubit 熒光定量儀和 1% 瓊脂糖凝膠電泳（設備：賽默飛，威爾明頓公司，美國）定量檢測。本研究方案擴增 50 個腫瘤相關基因的 207 個熱點突變區域，基因測序采用 BioelectronSeq 4000 高通量測序儀器（東莞博奧木華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東莞，中國）。將待檢樣本的基因突變位點與 clinvar（https://www.ncbi.nlm.nih.gov/clinvar/）、單核苷酸多態性數據庫（Th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Database，dbSNP，https://www.ncbi.nlm.nih.gov/snp/）和腫瘤中體細胞突變的目錄（Catalogue of Somatic Mutationsin Cancer，COSIMC）數據庫（https://cancer.sanger.ac.uk/cosmic）進行匹配得出突變意義。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學數據分析。根據分組情況分別采用 Pearson χ2 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比較組間的差異。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基因突變檢測結果
46 例患者中，有 38 例（82.6%）患者在 50 種常見乳腺癌相關基因中產生 8 種基因的 33 個位點突變。產生突變的基因型包括 AKT1、APC、BRAF、CDKN2A、KRAS、PTEN、PIK3CA 和 TP53，其中 PIK3CA 基因的突變例數最多，共檢測出 24 例（52.2%）；TP53 基因突變次之，檢測出 18 例（39.1%），患者的平均年齡為 43 歲；CDKN2A 基因突變檢出 2 例，其余突變基因各檢出 1 例。三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2 例，兩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8 例，單位點突變的患者有 28 例，沒有檢測出基因突變的患者有 8 例。各基因突變情況具體見表 1。
表1
46 例乳腺癌患者的高通量基因測序結果
2.2 總基因突變情況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乳腺癌的總基因突變情況與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均無關（P>0.05），具體見表 2。
表2
不同組織學分級和不同 ER/PR/HER-2 表達狀態乳腺癌的基因檢測情況（例）
2.3 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相關，組織學分級越低 PIK3CA 基因的突變頻率越高（P<0.05）；但與乳腺癌的分子分型、ER 表達、PR 表達及 HER-2 表達均不存在相關性（P>0.05），見表 3。
表3
不同組織分級和不同 ER/PR/HER2 表達狀態乳腺癌的 PIK3CA 基因和 TP53 基因檢測情況（例）
2.4 TP53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關系
TP53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分子分型、ER 表達、PR 表達及 HER-2 表達均無關（P>0.05），具體見表 3。
3 討論
目前，乳腺癌患者的預后以及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基于腫瘤大小、腫瘤局部浸潤情況、淋巴結病理狀況等，以及一些生物學指標如組織學分級、ER 表達、PR 表達、HER-2 表達等標準化的指標[8]。分子分型指導下的乳腺癌個體化治療雖已成為常態，但仍需不斷尋求更加高效的精準治療方案。然而由于乳腺癌的異質性，使得不同類型的乳腺癌患者之間、甚至同一例患者病程的不同階段，即使分期及分子分型相同，患者對治療方案的反應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甚至有的患者在接受最佳治療方案的治療過程中出現病情進展。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常被作為一個單獨的預后指標[8]，已有研究證實，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與癌基因產物表達有關[9-10]，而乳腺癌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無瘤生存率和總生存率顯著相關[6]，與 ER 陽性、淋巴結陰性的乳腺癌復發風險高度相關[11]。隨著高通量基因分析技術的快速發展，乳腺多基因表達譜已逐漸應用于臨床實踐。本研究發現，乳腺癌總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無關（P>0.05）；同時依據分子分型顯示，Luminal B 型患者最多（23 例），Luminal A 型、HER-2 過表達型和 besal-like 型分別為 9 例、9 例和 5 例，4 型中基因突變也不具有差異性，與文獻報道[8]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選取的基因不同所致，且腫瘤組織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復雜多因素的過程。據此，筆者認為，不同突變基因對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乳腺癌的作用并不一致。此外，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即選取的樣本數量較少，統計學結果不一定準確，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下一步需增加樣本量進行乳腺癌多基因突變譜檢測，明確基因突變與乳腺癌的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的相關性。
本研究檢出率最高的基因為 PIK3CA 與 TP53 基因，前者 ［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數據庫（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OMIM）：171834］ 是乳腺癌中基因突變檢出率最高的突變之一，該基因定位于 3q26.3，含 20 個外顯子。PIK3CA 基因突變通過磷脂酰肌醇-3-激酶/絲氨酸激酶信號通路（PI3K/AKT）途徑引發 AKT 持續活化，導致成纖維細胞和乳腺上皮細胞的生長和轉化，不僅可以抑制細胞凋亡，還可以促進浸潤。有研究[12]表明，在乳腺癌中 PIK3CA 基因突變發生率為 8%～40%，約 4/5 發生在螺旋區（exon9）和激酶區（exon20）這2 個熱點區域。目前認為，PIK3CA 基因突變與乳腺癌患者年齡、淋巴結病理狀況、腫瘤直徑、腫瘤局部浸潤情況及腫瘤細胞分化程度之間無顯著相關性，但與不同的分子分型相關[13]。也有報道[14-15]表明，該基因突變與淋巴結轉移情況及組織學分級相關。Kalinsky 等[16]分析了 590 例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中位隨訪時間為 12.8 年）可以改善總生存率（P=0.03），預示良好預后。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李少英等[17]分析了 250 例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患者的生存時間顯著縮短（P=0.004），尤其是 ER 陽性和 HER-2 陰性的患者（P=0.002）。還有研究[18-19]證實，PI3K 通路激活后，無論是通過抑癌基因 PTEN 的失活還是癌基因 PIK3CA 的激活，都可引起乳腺癌患者對靶向藥物 Herceptin 的耐藥。通過對 PIK3CA 通路的研究可進一步明確乳腺癌的發病機制和尋找新的分子治療靶點，以指導個體化的靶向治療。鄧粵敏等[20]分析了 176 例原發性乳腺癌標本后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與患者的年齡、淋巴結轉移和腫瘤大小均無相關性，但與組織學分級有關，Ⅱ–Ⅲ 級患者的 PIK3CA 基因突變率遠遠高于 Ⅰ 級患者（P<0.05）。本研究發現，PIK3CA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存在明顯的相關性，組織學分級 Ⅰ 級患者的基因突變率為 87.5%，高于 Ⅱ–Ⅲ 級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與其他臨床病理學特征未發現明顯相關性。該結果說明，PIK3CA 基因突變可以作為判斷乳腺癌惡性程度的指標，并對低度惡性乳腺癌的綜合治療起到一定的指導意義。但由于本研究的病例數較少，結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TP53（OMIM：191170）由 11 個外顯子和 10 個內含子組成，跨度約 20 kb。是一種抑癌基因，可以是胚系突變也可以是體細胞突變，與乳腺癌的發生有關。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21-23]發現，TP53 胚系突變在家族或遺傳性乳腺癌中，尤其在年輕乳腺癌患者中的致病作用可能更大。在本研究中 TP53 基因突變與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均無關。TP53 基因突變檢出率在不同國家間具有年齡差異[23-24]，在中國乳腺癌高風險人群中有較高的檢出率，提示高風險人群或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該接受 TP53 突變的檢測[25]。本組患者中，發生 TP53 基因突變的乳腺癌患者共 18 例（39.1%），僅次于 PIK3CA 基因突變，且平均年齡為 43 歲，小于總體樣本的平均年齡（47 歲），提示此基因突變在低齡乳腺癌患者中可能更為普遍，因此建議高風險人群或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檢測 TP53 的基因突變情況。
綜上所述，PIK3CA 基因在組織學分級Ⅰ級患者中的突變率明顯增高，說明該基因突變和乳腺癌組織學分級結合可能會是判斷乳腺癌惡性程度及預后的分子生物學指標。此外，通過對該基因通路的研究找到新的靶點和靶向治療方法，可完善乳腺癌的個體化綜合治療。在乳腺癌患者中 TP53 基因突變患者的年齡較低，建議高風險人群和 BRCA1/2 基因突變陰性的年輕乳腺癌患者應檢測 TP53 基因的突變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