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洪沨, 廖泉, 高維生, 謝勇, 楊寧, 連小蘭, 朱慧娟, 李小毅, 劉躍武. 伴巨大甲狀腺 Graves 病的圍手術期綜合治療.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10): 1194-1200. doi: 10.7507/1007-9424.201806010 復制
多數原發性甲狀腺功能亢進癥(Grave’s disease,GD)患者對內分泌抗甲狀腺藥物(anti-thyroid drug,ATD)或同位素治療反應良好,少部分則效果不佳或有禁忌,從而需要外科治療。其中一些患者由于腺體體積巨大、血供豐富、甲狀腺功能亢進控制不佳等原因,易發生出血、甲狀腺功能亢進危象(thyroid storm,TS)等嚴重后果,治療困難。對這類 GD 患者圍手術期的多學科綜合治療處理非常重要。筆者回顧性分析了北京協和醫院收治的 8 例難治性 GD 患者的臨床資料,總結治療經驗及體會。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北京協和醫院于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間收治的、因 ATD 或放射碘(radioiodine,RAI)治療效果不佳,或特殊情況無法使用相應藥物,或因甲狀腺體積巨大,行甲狀腺全切除術且術前行甲狀腺動脈栓塞的 GD 患者,共計 8 例。8 例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年輕病例較多,年齡 29~62 歲,平均年齡 39 歲,40 歲以下者6 例;病程均較長,10 年以上病程者 6 例;首診在外院 5 例,在北京協和醫院 3 例。既往治療方式中,均行 ATD 治療:甲巰咪唑(MMI)的劑量多為 15~30 mg/d,丙硫氧嘧啶(PTU)3~6 片/d,3 例(病例1、3 及 4)曾間斷短期同時服用左旋甲狀腺素鈉(25~50 μg/d);5 例無效或反復,1 例有效但藥物過敏(表現為面部潮紅和皮疹),2 例有效但腺體逐漸增大、壓迫癥狀明顯。3 例曾行 RAI 治療,均復發且體積逐漸增大,但由于前期臨床資料不全,RAI 治療具體情況不詳。8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見表 1。

1.2 手術指征
8 例均經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醫師確診為 GD,初診時游離甲狀腺素(FT4)、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及促甲狀腺激素受體抗體(TRAb)均升高,促甲狀腺激素(TSH)<0.01 μU/mL;ATD(北京協和醫院首選 MMI,如果 MMI 不耐受,選擇 PTU)及 RAI(均為其他中心選擇,北京協和醫院核醫學科認為體積巨大的甲狀腺功能亢進不宜選擇 RAI)治療無效、病情反復或存在相對禁忌;腺體體積巨大,查體甲狀腺>Ⅲ 度、超過同側胸鎖乳突肌外側緣,術前超聲測量任意一側腺體長徑≥10 cm、寬徑≥4 cm 及厚度≥4 cm,位于頸部(下緣在胸骨、鎖骨及胸鎖關節之上),行甲狀腺全切除術。排除合并明確甲狀腺結節的病例。
1.3 術前處理
1.3.1 ATD 治療
術前由內分泌科醫師評估選擇使用 ATD,甲狀腺功能盡量控制到正常或接近正常值。靜息心律在 90 次/min 以上加用 β 受體阻滯劑。肝功能異常者使用保肝藥物并調整 ATD 方案。
1.3.2 碘準備
復方碘溶液 0.50~0.75 mL(10~15 滴),3 次/d,3~4 周,加至食物內(主食或牛奶內),ATD 藥物重疊使用 2~4 周,甲狀腺功能控制不佳者適當增加用量及時長。
1.3.3 術前動脈栓塞
為減少腺體供血,進而減少術中出血風險,術前 24 h 內,由介入科醫師行甲狀腺主要供血動脈栓塞。經皮股動脈穿刺、主動脈弓造影后,采用微導管或普通導管栓塞雙側甲狀腺上、下動脈。如果存在血管變異或迂曲、過細,選擇盡可能多的甲狀腺主要供血動脈栓塞。栓塞物根據血管口徑選用相應型號的明膠海綿,栓塞后再次造影確定栓塞血管血流減少程度至閉塞。栓塞后囑患者平臥和減少活動至手術。
1.4 術中處理
所有患者均于氣管插管、全身靜脈復合麻醉下行甲狀腺全切除術(雙側葉、峽葉及椎葉)。術中操作盡量輕柔、避免擠壓,血管處理順序分別為甲狀腺中靜脈、上極血管、下極血管和腺體背側血管。常規全程顯露雙側喉返神經,3 例(病例 6、7 及 8)行術中神經監測。術中嘗試觸摸血管內栓子,盡量在栓子遠端離斷以將其一并切除。如甲狀旁腺血運不佳,或為腺體內型,均取下甲狀旁腺行自體移植。術后置管引流。
1.5 術后處理
本組患者術后均留置氣管插管、輔助呼吸返重癥監護室(ICU),密切監測生命體征;24 h 后逐漸脫機拔管,返普通病房。常規靜脈使用糖皮質激素,通常使用琥珀酸氫化可的松 1.5 mg/kg 靜脈輸注,1 次/d,使用 2~3 d。術后即刻開始補充鈣劑,10% 葡萄糖酸鈣 20 mL 靜脈輸注,1 次/d,使用 1~2 d;其后改為口服鈣劑 1 500 mg/d。甲狀腺激素替代治療在住院期間不進行。引流管留置 2~3 d,當引流液少于 20 mL 時予以拔除,引流量或性狀有異則視情況決定拔除時間。術后 5~8 d 出院。
1.6 隨訪
本組患者術后采用門診復診方式隨訪。術后定期復查甲狀腺功能,定期復查超聲及 CT 血管重建以監測殘留動脈栓子是否脫落引起并發癥。
2 結果
2.1 圍手術期處理情況
2.1.1 術前甲狀腺形態及功能評估
所有病例的甲狀腺均明顯增大。超聲提示長徑均大于 10 cm,最大 13.5 cm;寬徑均大于 4 cm,最大 7.1 cm;腺體厚度均大于 4 cm,最大 5.2 cm;峽部厚度均大于2 cm,最大 3.1 cm。具體見表 2。
功能評估:準備前所有病例均表現為甲狀腺功能亢進,病例 6 近期曾有疑似 TS 發作(快速型心律失常和發熱,β 受體阻滯劑、降溫等對癥治療后短時間好轉未再發作,未入 ICU 或入院治療);準備后 1 例(病例 1)的甲狀腺功能減退,3 例(病例 3、4 和 8)的甲狀腺功能正常,4 例(病例 2、5、6 及7)的甲狀腺功能亢進程度明顯減輕。術前所有患者的 TRAb 水平均升高,其中 3 例(病例 2、6 以及 7)>40 U/L。具體見表 3。


2.1.2 術前碘準備及其他藥物
6 例按常規方法使用復方碘溶液(Lugol’s 液,每滴含碘 8 mg) 10 滴,3 次/d;2 例服用Lugol’s 液 15 滴,3 次/d。曾有疑似 TS 發作的病例 6,服用復方碘 15 滴,3 次/d,且 ATD 藥物不停用。3 例(病例 2、3 及 6)同時服用β 受體阻滯劑,具體見表 2。經上述處理,至術前查體甲狀腺硬度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2.1.3 術前動脈栓塞
① 栓塞時間:4 例在術前1 d,4 例在手術當天。② 栓塞血管:4 例選擇雙側甲狀腺上下動脈一并栓塞;2 例選擇一側上下動脈、一側上動脈;1 例選擇到雙側上動脈、而雙側下動脈因走行迂曲分支多未能栓塞;1 例因技術原因僅行單側上動脈(右上)栓塞。③ 栓塞物:使用的明膠海綿的型號包括 500~700、700~1 000、1 000~1 400 及 1 400~2 000 nm。具體見表 4。栓塞后造影提示所有栓塞動脈均閉塞(圖 1a–1c)。


a–c:同一患者栓塞前右(a)和左(b)甲狀腺均顯影,栓塞后腺體不顯影(c);d 和 e:不同患者手術切除腺體的正面觀
2.2 手術結果
所有病例的手術均順利(圖 1d 和 1e),手術時間 2.5~4.5 h,平均 3.4 h。術中探查,除病例 3 以外,其他病例腺體質地較硬,考慮與栓塞和藥物準備有關。術中觸及到動脈內栓子者 4 例(病例 1、2、6 及 7),共觸及到 7 枚栓子,其中甲狀腺下動脈 4 枚,甲狀腺上動脈 3 枚;有 3 枚栓子所在血管于遠端鉗夾切斷,4 枚栓子所在血管于栓塞近段處理。術中原位保留甲狀旁腺 17 枚,自體移植 7 枚(5 例),8 枚未找到(以每例 4 枚甲狀旁腺計算)。術中出血量 4 例為少量出血(≤100 mL),2 例少于 500 mL,2 例多于 500 mL(其中 1 例達 1 000 mL),沒有因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患者,僅 2 例輸注紅細胞懸液(即多于 500 mL 的 2 例)。
2.3 術后情況
病例 6 因術前曾有可疑 TS,術后使用碘劑靜脈滴注 36 h(共計 1.5 g 碘),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5 d;病例 3 術后評估 TS 風險較高,使用碘液靜脈滴注 24 h,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3 d;其他病例術后給予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2~3 d;所有病例術后均無 TS 發生。
5 例于 72 h 內拔除引流管,病例 3 因術后 72 h 引流量偏多、于術后 108 h 拔除。病例 7 術后 48 h 的引流液性狀不正常,查引流液乳糜實驗陽性,考慮淋巴漏(每日量 50~80 mL),遂禁食補液,術后第 6 天引流液量少、恢復進食后引流量無變化,于術后第 7 天拔除引流管。8 例患者的術后引流情況見表 5。所有患者于術后 5~8 d 出院,平均 6 d。
本組無術后出血病例。術后發生一過性發音異常 2 例,未予處理。術后出現一過性低鈣癥狀3 例,經口服或靜脈補鈣后緩解。該 3 例患者查血清鈣均有降低、但 PTH 正常,無永久低鈣及 PTH 降低患者。
所有病例術后在門診隨訪,均未失訪,隨訪時間 18~133 個月,中位數為 82個月。隨訪期間所有病例口服左旋甲狀腺素鈉替代治療,間斷復查甲狀腺功能、頸部超聲和頸血管超聲。無遠期并發癥發生,無復發病例。

3 討論
甲狀腺功能亢進尤其是 GD 的治療存在許多難點,多數病例對 ATD 或 RAI 治療反應良好,但仍有部分對上述 2 種治療手段的反應不佳或有使用禁忌需要選擇手術,如計劃短期內妊娠的女性、重度 GD(TRAb 極高、腺體體積巨大或重量超過80 g)、合并結節等[1]。其中部分重度 GD 的腺體血供異常豐富、質地柔軟、體積巨大,且甲狀腺功能常控制不好,手術難度顯而易見,因而嚴格的圍手術期綜合治療及準備對于減少術中出血、預防 TS 等具有重要意義。
2016 版美國甲狀腺協會(ATA)的甲狀腺毒癥治療指南[1]中,新增的主要內容即為圍手術期準備,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甲狀腺功能、減少腺體血流及縮小硬化腺體。本組 4 例術前甲狀腺功能未完全控制到正常,術前有輕度甲狀腺功能亢進,且甲狀腺功能控制不佳是其手術原因。因此,似乎可以由此推斷,GD 術前應盡量控制甲狀腺功能,但甲狀腺功能不正常并非手術的絕對禁忌。目前國內對于β 受體阻滯劑的使用尚無統一標準,通常在心率達到一定水平時使用,而歐美國家認為它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甲狀腺功能亢進,且與 ATD 合用效果更佳[1-3]。近年,國內部分研究者[4-5]常規使用 β 受體阻滯劑行 GD 患者的圍手術期準備,效果滿意。本組患者中有 3 例(靜息心率大于 95 次/min)使用了 β 受體阻滯劑。
對于 GD 患者,術前碘準備是普遍認可的步驟,采用的劑型種類相似,但劑量差別較大。指南[1, 6-7]推薦使用碘化鉀溶液(SSKI)或復方碘溶液(Lugol’s 液),Lugol’s 液每次 5~7 滴(0.25~0.35 mL,每滴含 8 mg 碘),SSKI 每次 1~2 滴(0.05~0.10 mL,每滴含 50 mg 碘),均為 3 次/d,使用 10 d;不停用 ATD。國內其他學者[4-5, 8]通常使用 Lugol’s 液,每次 10~15 滴,使用 10 d~2 周,重疊 1 周后停用 ATD。不同劑量碘準備的手術預后并無明顯差異,因此是否可以減少碘劑用量值得進一步探討。近年甚至有文獻[9]提出,可以不用碘準備,但文章中沒有設計服碘組來對比,不具說服力,但提供了在緊急情況、無法行充分碘準備時可以手術的部分證據。本組患者使用 Lugol’s 液 10 滴,3 次/d,使用 3~4 周,重癥患者加量至 15 滴,且延長了 ATD 使用時間,準備后術中探查腺體質地較硬且血流減少明顯,但不能判斷是哪種術前準備的效應,亦或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關于使用量較大的原因,一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使用習慣,二是該組患者的甲狀腺體積巨大、需適當加量。
即便嚴格準備、增加藥量及用藥時間,部分病例尤其是甲狀腺體積較大者,服碘 2~3 周后檢查腺體仍較質軟、血流量流速減少不明顯,而動脈栓塞是減少腺體血供的另一個辦法。栓塞治療曾直接用于 GD 的治療,被認為是除 ATD、RAI 及手術之外的第 4 種方法[10]。通過栓塞甲狀腺上、下動脈,阻斷大部分腺體血供,引起組織無菌性壞死、纖維化及萎縮,降低分泌功能。但隨之發現其異位栓塞、術后 TS、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等并發癥高發,逐漸被摒棄。動脈栓塞雖然不能作為 GD 治療的主要手段,但對于難治性體積巨大的病例,卻可作為術前準備的有效措施,起到減少血供和降低術中出血風險的作用。本組 8 例患者均于手術前 12 h 內行甲狀腺供血動脈栓塞,下動脈細者行一側上動脈栓塞。栓塞前可見腺體血供豐富,栓塞后腺體不顯影,栓塞效果明確。處理上動脈時,盡量在栓子遠端結扎切斷、將栓子一并切除,以減少術后栓子脫落造成異位栓塞的風險,而下動脈通常栓塞位置較低、接近頭臂干、無法在其遠端結扎。本組 25 處栓子僅觸及 7 處,殘留栓子隨訪期間尚未導致并發癥發生,遠期需繼續觀察。
圍手術期需預防的另一重要并發癥是 TS。TS 可能因手術、麻醉或擠壓甲狀腺引起,致死率高達 8%~25%[11-18]。術前 ATD 治療可有效預防 TS 的發生,同時 GD 患者術前建議進行碘準備以減少腺體的血流和術中出血,并減小腺體體積。本組經上述術前準備后無一例發生術后 TS。病例 6 既往曾有可疑 TS,術后預防性使用碘劑(靜脈滴注,36 h)及激素,病情平穩。病例 3 術后因心率快(100 次/min)曾懷疑 TS,但患者無高熱,臟器功能良好,仍預防性使用靜脈碘劑及激素并加強液體治療,其后心率逐漸降至正常,考慮與手術時間長、低循環容量、應激等相關。筆者的經驗認為,術前曾有 TS 病史或術后可疑 TS 者,預防性靜脈使用碘劑并常規使用糖皮質激素,效果明顯。碘劑的主要功能為抑制蛋白水解酶,減少甲狀腺球蛋白分解,從而阻止有效甲狀腺素釋放,同時減少腺體血流,但術后在甲狀腺已全切除的情況下,碘劑抑制 TS 的機理值得推敲[8, 19-20]。
本組患者的手術方式均為全切除,與 ATA 指南推薦相符,選擇全切除的原因是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后的處理十分棘手,應盡量避免。文獻[1]證實,GD 行甲狀腺全切除術后的 5 年復發率幾乎為 0,大部切除則高達 8%。本組患者術后隨訪 18~133 個月,無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手術效果相當滿意。另外,全切除可同時解決合并結節的問題,同時可有效減少因殘余腺體縫合不嚴密而導致的出血[21-24]。對于 GD,某些中心[25-26]仍行雙側大部或一側全切除+一側部分切除,則殘余腺體處理麻煩、殘余量很難把握,是否適宜值得商榷。
伴巨大甲狀腺 GD 的主要手術后并發癥仍然是喉返神經及甲狀旁腺損傷,因腺體巨大且手術風險高。這類病例的腺體不僅大且常呈分葉狀,喉返神經位置可能發生變化,如出現在腺體表面,易被當作血管的分支而受損。所以,術中操作應盡量輕柔,處理順序也應遵循上極、外側及下極的順序,仔細辨認、全程游離推開神經后再行腺體切除。本組有 3 例共 4 條喉返神經被增大的腺體從后方頂起、出現在腺體側表面,中下段神經主干走行在腺體側表面并不斷向腺體靠近,但入喉前 0.5~1.0 cm 處突然以直角彎折入喉,十分兇險。因此,可從腺體中下極甚至從血管返折處尋找并顯露神經中下段后,再向入喉處全程游離,應用術中神經探測裝置可進一步降低困難程度。本組術后發生一過性聲音嘶啞 2 例,隨訪 2 個月后恢復,喉鏡檢查聲帶無異常,無永久性發音異常病例;術中使用喉返神經探測儀 3 例。甲狀旁腺需要在切除后的巨大腺體表面仔細尋找、并將腺體進行切開(0.5 mm 間距),以尋找可能存在的甲狀旁腺。本組通過此方法術中尋找到緊密型甲狀旁腺共計 3 枚,均為下甲狀旁腺。術中因解剖原因及血供障礙,行甲狀旁腺移植共 7 枚。術后發生一過性低鈣癥狀 3 例,經口服鈣劑后緩解,無永久性低鈣病例。其他一些少見情況,如國內文獻[4-5, 19, 25-26]曾報道有較高比例出現氣管軟化及塌陷的病例(10/32),本組無一例出現。
綜上所述,伴巨大甲狀腺 GD 較體積正常或輕中度增大 GD 的治療更加困難,手術風險大,但經過完善規范的術前藥物、碘劑、血管栓塞等準備,加之術中精細操作和腺體全切除,術后密切監測,可得到滿意的治療效果。
多數原發性甲狀腺功能亢進癥(Grave’s disease,GD)患者對內分泌抗甲狀腺藥物(anti-thyroid drug,ATD)或同位素治療反應良好,少部分則效果不佳或有禁忌,從而需要外科治療。其中一些患者由于腺體體積巨大、血供豐富、甲狀腺功能亢進控制不佳等原因,易發生出血、甲狀腺功能亢進危象(thyroid storm,TS)等嚴重后果,治療困難。對這類 GD 患者圍手術期的多學科綜合治療處理非常重要。筆者回顧性分析了北京協和醫院收治的 8 例難治性 GD 患者的臨床資料,總結治療經驗及體會。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北京協和醫院于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期間收治的、因 ATD 或放射碘(radioiodine,RAI)治療效果不佳,或特殊情況無法使用相應藥物,或因甲狀腺體積巨大,行甲狀腺全切除術且術前行甲狀腺動脈栓塞的 GD 患者,共計 8 例。8 例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年輕病例較多,年齡 29~62 歲,平均年齡 39 歲,40 歲以下者6 例;病程均較長,10 年以上病程者 6 例;首診在外院 5 例,在北京協和醫院 3 例。既往治療方式中,均行 ATD 治療:甲巰咪唑(MMI)的劑量多為 15~30 mg/d,丙硫氧嘧啶(PTU)3~6 片/d,3 例(病例1、3 及 4)曾間斷短期同時服用左旋甲狀腺素鈉(25~50 μg/d);5 例無效或反復,1 例有效但藥物過敏(表現為面部潮紅和皮疹),2 例有效但腺體逐漸增大、壓迫癥狀明顯。3 例曾行 RAI 治療,均復發且體積逐漸增大,但由于前期臨床資料不全,RAI 治療具體情況不詳。8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見表 1。

1.2 手術指征
8 例均經北京協和醫院內分泌科醫師確診為 GD,初診時游離甲狀腺素(FT4)、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及促甲狀腺激素受體抗體(TRAb)均升高,促甲狀腺激素(TSH)<0.01 μU/mL;ATD(北京協和醫院首選 MMI,如果 MMI 不耐受,選擇 PTU)及 RAI(均為其他中心選擇,北京協和醫院核醫學科認為體積巨大的甲狀腺功能亢進不宜選擇 RAI)治療無效、病情反復或存在相對禁忌;腺體體積巨大,查體甲狀腺>Ⅲ 度、超過同側胸鎖乳突肌外側緣,術前超聲測量任意一側腺體長徑≥10 cm、寬徑≥4 cm 及厚度≥4 cm,位于頸部(下緣在胸骨、鎖骨及胸鎖關節之上),行甲狀腺全切除術。排除合并明確甲狀腺結節的病例。
1.3 術前處理
1.3.1 ATD 治療
術前由內分泌科醫師評估選擇使用 ATD,甲狀腺功能盡量控制到正常或接近正常值。靜息心律在 90 次/min 以上加用 β 受體阻滯劑。肝功能異常者使用保肝藥物并調整 ATD 方案。
1.3.2 碘準備
復方碘溶液 0.50~0.75 mL(10~15 滴),3 次/d,3~4 周,加至食物內(主食或牛奶內),ATD 藥物重疊使用 2~4 周,甲狀腺功能控制不佳者適當增加用量及時長。
1.3.3 術前動脈栓塞
為減少腺體供血,進而減少術中出血風險,術前 24 h 內,由介入科醫師行甲狀腺主要供血動脈栓塞。經皮股動脈穿刺、主動脈弓造影后,采用微導管或普通導管栓塞雙側甲狀腺上、下動脈。如果存在血管變異或迂曲、過細,選擇盡可能多的甲狀腺主要供血動脈栓塞。栓塞物根據血管口徑選用相應型號的明膠海綿,栓塞后再次造影確定栓塞血管血流減少程度至閉塞。栓塞后囑患者平臥和減少活動至手術。
1.4 術中處理
所有患者均于氣管插管、全身靜脈復合麻醉下行甲狀腺全切除術(雙側葉、峽葉及椎葉)。術中操作盡量輕柔、避免擠壓,血管處理順序分別為甲狀腺中靜脈、上極血管、下極血管和腺體背側血管。常規全程顯露雙側喉返神經,3 例(病例 6、7 及 8)行術中神經監測。術中嘗試觸摸血管內栓子,盡量在栓子遠端離斷以將其一并切除。如甲狀旁腺血運不佳,或為腺體內型,均取下甲狀旁腺行自體移植。術后置管引流。
1.5 術后處理
本組患者術后均留置氣管插管、輔助呼吸返重癥監護室(ICU),密切監測生命體征;24 h 后逐漸脫機拔管,返普通病房。常規靜脈使用糖皮質激素,通常使用琥珀酸氫化可的松 1.5 mg/kg 靜脈輸注,1 次/d,使用 2~3 d。術后即刻開始補充鈣劑,10% 葡萄糖酸鈣 20 mL 靜脈輸注,1 次/d,使用 1~2 d;其后改為口服鈣劑 1 500 mg/d。甲狀腺激素替代治療在住院期間不進行。引流管留置 2~3 d,當引流液少于 20 mL 時予以拔除,引流量或性狀有異則視情況決定拔除時間。術后 5~8 d 出院。
1.6 隨訪
本組患者術后采用門診復診方式隨訪。術后定期復查甲狀腺功能,定期復查超聲及 CT 血管重建以監測殘留動脈栓子是否脫落引起并發癥。
2 結果
2.1 圍手術期處理情況
2.1.1 術前甲狀腺形態及功能評估
所有病例的甲狀腺均明顯增大。超聲提示長徑均大于 10 cm,最大 13.5 cm;寬徑均大于 4 cm,最大 7.1 cm;腺體厚度均大于 4 cm,最大 5.2 cm;峽部厚度均大于2 cm,最大 3.1 cm。具體見表 2。
功能評估:準備前所有病例均表現為甲狀腺功能亢進,病例 6 近期曾有疑似 TS 發作(快速型心律失常和發熱,β 受體阻滯劑、降溫等對癥治療后短時間好轉未再發作,未入 ICU 或入院治療);準備后 1 例(病例 1)的甲狀腺功能減退,3 例(病例 3、4 和 8)的甲狀腺功能正常,4 例(病例 2、5、6 及7)的甲狀腺功能亢進程度明顯減輕。術前所有患者的 TRAb 水平均升高,其中 3 例(病例 2、6 以及 7)>40 U/L。具體見表 3。


2.1.2 術前碘準備及其他藥物
6 例按常規方法使用復方碘溶液(Lugol’s 液,每滴含碘 8 mg) 10 滴,3 次/d;2 例服用Lugol’s 液 15 滴,3 次/d。曾有疑似 TS 發作的病例 6,服用復方碘 15 滴,3 次/d,且 ATD 藥物不停用。3 例(病例 2、3 及 6)同時服用β 受體阻滯劑,具體見表 2。經上述處理,至術前查體甲狀腺硬度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2.1.3 術前動脈栓塞
① 栓塞時間:4 例在術前1 d,4 例在手術當天。② 栓塞血管:4 例選擇雙側甲狀腺上下動脈一并栓塞;2 例選擇一側上下動脈、一側上動脈;1 例選擇到雙側上動脈、而雙側下動脈因走行迂曲分支多未能栓塞;1 例因技術原因僅行單側上動脈(右上)栓塞。③ 栓塞物:使用的明膠海綿的型號包括 500~700、700~1 000、1 000~1 400 及 1 400~2 000 nm。具體見表 4。栓塞后造影提示所有栓塞動脈均閉塞(圖 1a–1c)。


a–c:同一患者栓塞前右(a)和左(b)甲狀腺均顯影,栓塞后腺體不顯影(c);d 和 e:不同患者手術切除腺體的正面觀
2.2 手術結果
所有病例的手術均順利(圖 1d 和 1e),手術時間 2.5~4.5 h,平均 3.4 h。術中探查,除病例 3 以外,其他病例腺體質地較硬,考慮與栓塞和藥物準備有關。術中觸及到動脈內栓子者 4 例(病例 1、2、6 及 7),共觸及到 7 枚栓子,其中甲狀腺下動脈 4 枚,甲狀腺上動脈 3 枚;有 3 枚栓子所在血管于遠端鉗夾切斷,4 枚栓子所在血管于栓塞近段處理。術中原位保留甲狀旁腺 17 枚,自體移植 7 枚(5 例),8 枚未找到(以每例 4 枚甲狀旁腺計算)。術中出血量 4 例為少量出血(≤100 mL),2 例少于 500 mL,2 例多于 500 mL(其中 1 例達 1 000 mL),沒有因出血導致失血性休克患者,僅 2 例輸注紅細胞懸液(即多于 500 mL 的 2 例)。
2.3 術后情況
病例 6 因術前曾有可疑 TS,術后使用碘劑靜脈滴注 36 h(共計 1.5 g 碘),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5 d;病例 3 術后評估 TS 風險較高,使用碘液靜脈滴注 24 h,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3 d;其他病例術后給予糖皮質激素靜脈滴注 2~3 d;所有病例術后均無 TS 發生。
5 例于 72 h 內拔除引流管,病例 3 因術后 72 h 引流量偏多、于術后 108 h 拔除。病例 7 術后 48 h 的引流液性狀不正常,查引流液乳糜實驗陽性,考慮淋巴漏(每日量 50~80 mL),遂禁食補液,術后第 6 天引流液量少、恢復進食后引流量無變化,于術后第 7 天拔除引流管。8 例患者的術后引流情況見表 5。所有患者于術后 5~8 d 出院,平均 6 d。
本組無術后出血病例。術后發生一過性發音異常 2 例,未予處理。術后出現一過性低鈣癥狀3 例,經口服或靜脈補鈣后緩解。該 3 例患者查血清鈣均有降低、但 PTH 正常,無永久低鈣及 PTH 降低患者。
所有病例術后在門診隨訪,均未失訪,隨訪時間 18~133 個月,中位數為 82個月。隨訪期間所有病例口服左旋甲狀腺素鈉替代治療,間斷復查甲狀腺功能、頸部超聲和頸血管超聲。無遠期并發癥發生,無復發病例。

3 討論
甲狀腺功能亢進尤其是 GD 的治療存在許多難點,多數病例對 ATD 或 RAI 治療反應良好,但仍有部分對上述 2 種治療手段的反應不佳或有使用禁忌需要選擇手術,如計劃短期內妊娠的女性、重度 GD(TRAb 極高、腺體體積巨大或重量超過80 g)、合并結節等[1]。其中部分重度 GD 的腺體血供異常豐富、質地柔軟、體積巨大,且甲狀腺功能常控制不好,手術難度顯而易見,因而嚴格的圍手術期綜合治療及準備對于減少術中出血、預防 TS 等具有重要意義。
2016 版美國甲狀腺協會(ATA)的甲狀腺毒癥治療指南[1]中,新增的主要內容即為圍手術期準備,其主要目的是控制甲狀腺功能、減少腺體血流及縮小硬化腺體。本組 4 例術前甲狀腺功能未完全控制到正常,術前有輕度甲狀腺功能亢進,且甲狀腺功能控制不佳是其手術原因。因此,似乎可以由此推斷,GD 術前應盡量控制甲狀腺功能,但甲狀腺功能不正常并非手術的絕對禁忌。目前國內對于β 受體阻滯劑的使用尚無統一標準,通常在心率達到一定水平時使用,而歐美國家認為它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甲狀腺功能亢進,且與 ATD 合用效果更佳[1-3]。近年,國內部分研究者[4-5]常規使用 β 受體阻滯劑行 GD 患者的圍手術期準備,效果滿意。本組患者中有 3 例(靜息心率大于 95 次/min)使用了 β 受體阻滯劑。
對于 GD 患者,術前碘準備是普遍認可的步驟,采用的劑型種類相似,但劑量差別較大。指南[1, 6-7]推薦使用碘化鉀溶液(SSKI)或復方碘溶液(Lugol’s 液),Lugol’s 液每次 5~7 滴(0.25~0.35 mL,每滴含 8 mg 碘),SSKI 每次 1~2 滴(0.05~0.10 mL,每滴含 50 mg 碘),均為 3 次/d,使用 10 d;不停用 ATD。國內其他學者[4-5, 8]通常使用 Lugol’s 液,每次 10~15 滴,使用 10 d~2 周,重疊 1 周后停用 ATD。不同劑量碘準備的手術預后并無明顯差異,因此是否可以減少碘劑用量值得進一步探討。近年甚至有文獻[9]提出,可以不用碘準備,但文章中沒有設計服碘組來對比,不具說服力,但提供了在緊急情況、無法行充分碘準備時可以手術的部分證據。本組患者使用 Lugol’s 液 10 滴,3 次/d,使用 3~4 周,重癥患者加量至 15 滴,且延長了 ATD 使用時間,準備后術中探查腺體質地較硬且血流減少明顯,但不能判斷是哪種術前準備的效應,亦或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關于使用量較大的原因,一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使用習慣,二是該組患者的甲狀腺體積巨大、需適當加量。
即便嚴格準備、增加藥量及用藥時間,部分病例尤其是甲狀腺體積較大者,服碘 2~3 周后檢查腺體仍較質軟、血流量流速減少不明顯,而動脈栓塞是減少腺體血供的另一個辦法。栓塞治療曾直接用于 GD 的治療,被認為是除 ATD、RAI 及手術之外的第 4 種方法[10]。通過栓塞甲狀腺上、下動脈,阻斷大部分腺體血供,引起組織無菌性壞死、纖維化及萎縮,降低分泌功能。但隨之發現其異位栓塞、術后 TS、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等并發癥高發,逐漸被摒棄。動脈栓塞雖然不能作為 GD 治療的主要手段,但對于難治性體積巨大的病例,卻可作為術前準備的有效措施,起到減少血供和降低術中出血風險的作用。本組 8 例患者均于手術前 12 h 內行甲狀腺供血動脈栓塞,下動脈細者行一側上動脈栓塞。栓塞前可見腺體血供豐富,栓塞后腺體不顯影,栓塞效果明確。處理上動脈時,盡量在栓子遠端結扎切斷、將栓子一并切除,以減少術后栓子脫落造成異位栓塞的風險,而下動脈通常栓塞位置較低、接近頭臂干、無法在其遠端結扎。本組 25 處栓子僅觸及 7 處,殘留栓子隨訪期間尚未導致并發癥發生,遠期需繼續觀察。
圍手術期需預防的另一重要并發癥是 TS。TS 可能因手術、麻醉或擠壓甲狀腺引起,致死率高達 8%~25%[11-18]。術前 ATD 治療可有效預防 TS 的發生,同時 GD 患者術前建議進行碘準備以減少腺體的血流和術中出血,并減小腺體體積。本組經上述術前準備后無一例發生術后 TS。病例 6 既往曾有可疑 TS,術后預防性使用碘劑(靜脈滴注,36 h)及激素,病情平穩。病例 3 術后因心率快(100 次/min)曾懷疑 TS,但患者無高熱,臟器功能良好,仍預防性使用靜脈碘劑及激素并加強液體治療,其后心率逐漸降至正常,考慮與手術時間長、低循環容量、應激等相關。筆者的經驗認為,術前曾有 TS 病史或術后可疑 TS 者,預防性靜脈使用碘劑并常規使用糖皮質激素,效果明顯。碘劑的主要功能為抑制蛋白水解酶,減少甲狀腺球蛋白分解,從而阻止有效甲狀腺素釋放,同時減少腺體血流,但術后在甲狀腺已全切除的情況下,碘劑抑制 TS 的機理值得推敲[8, 19-20]。
本組患者的手術方式均為全切除,與 ATA 指南推薦相符,選擇全切除的原因是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后的處理十分棘手,應盡量避免。文獻[1]證實,GD 行甲狀腺全切除術后的 5 年復發率幾乎為 0,大部切除則高達 8%。本組患者術后隨訪 18~133 個月,無甲狀腺功能亢進復發,手術效果相當滿意。另外,全切除可同時解決合并結節的問題,同時可有效減少因殘余腺體縫合不嚴密而導致的出血[21-24]。對于 GD,某些中心[25-26]仍行雙側大部或一側全切除+一側部分切除,則殘余腺體處理麻煩、殘余量很難把握,是否適宜值得商榷。
伴巨大甲狀腺 GD 的主要手術后并發癥仍然是喉返神經及甲狀旁腺損傷,因腺體巨大且手術風險高。這類病例的腺體不僅大且常呈分葉狀,喉返神經位置可能發生變化,如出現在腺體表面,易被當作血管的分支而受損。所以,術中操作應盡量輕柔,處理順序也應遵循上極、外側及下極的順序,仔細辨認、全程游離推開神經后再行腺體切除。本組有 3 例共 4 條喉返神經被增大的腺體從后方頂起、出現在腺體側表面,中下段神經主干走行在腺體側表面并不斷向腺體靠近,但入喉前 0.5~1.0 cm 處突然以直角彎折入喉,十分兇險。因此,可從腺體中下極甚至從血管返折處尋找并顯露神經中下段后,再向入喉處全程游離,應用術中神經探測裝置可進一步降低困難程度。本組術后發生一過性聲音嘶啞 2 例,隨訪 2 個月后恢復,喉鏡檢查聲帶無異常,無永久性發音異常病例;術中使用喉返神經探測儀 3 例。甲狀旁腺需要在切除后的巨大腺體表面仔細尋找、并將腺體進行切開(0.5 mm 間距),以尋找可能存在的甲狀旁腺。本組通過此方法術中尋找到緊密型甲狀旁腺共計 3 枚,均為下甲狀旁腺。術中因解剖原因及血供障礙,行甲狀旁腺移植共 7 枚。術后發生一過性低鈣癥狀 3 例,經口服鈣劑后緩解,無永久性低鈣病例。其他一些少見情況,如國內文獻[4-5, 19, 25-26]曾報道有較高比例出現氣管軟化及塌陷的病例(10/32),本組無一例出現。
綜上所述,伴巨大甲狀腺 GD 較體積正常或輕中度增大 GD 的治療更加困難,手術風險大,但經過完善規范的術前藥物、碘劑、血管栓塞等準備,加之術中精細操作和腺體全切除,術后密切監測,可得到滿意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