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攀, 方程, 蘇松, 賀凱, 淦宇, 田捷, 李波, 夏先明. 肝臟腫瘤術中吲哚氰綠熒光顯像的臨床應用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8): 1011-1015. doi: 10.7507/1007-9424.201801005 復制
肝臟腫瘤作為普通外科中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常見的疾病，分為原發性肝癌和繼發性肝癌，一直以來是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關注的焦點。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之一是手術切除，術中強調腫瘤切除的完整性以減少腫瘤殘留，但因多種定位及定性原因，容易漏檢腫瘤微小病灶或殘留腫瘤組織細胞而導致術后腫瘤的復發。據相關文獻[1]報道，肝癌術后的 5 年生存率只有 30%～40%。術中超聲是目前臨床上最普遍應用的檢測肝癌手術殘留的工具，但其很難發現并診斷直徑<1 cm 的腫瘤，對淺表病灶的檢出率較低，準確率只有 86%[2]，并且在腫瘤切除過程中不能實時進行手術導航，嚴重影響患者的長期存活率和治愈率。提高腫瘤微小病灶的檢出率有望改善預后，因而臨床上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術中探測方法以精確發現肝臟微小腫瘤病灶和確定肝臟切除邊緣，以確保腫瘤完整切除。隨著精準肝臟外科時代的到來，近年來吲哚氰綠（indocyanine-green，ICG）近紅外熒光成像技術以其獨特精確的術中可視化特點初步應用于肝膽外科，開創了精準肝臟手術的新視界。著眼于 ICG 熒光顯像的研究熱潮，筆者將從該技術的簡介及原理，以及其在肝臟腫瘤術中探測微小病灶及其切緣定界的臨床應用方面進行綜述，并分析其優勢、局限性以及應用前景。
1 熒光顯像簡介及其原理
近年來，分子影像技術迅速發展，特別是在醫學領域，對臨床診斷及治療方法的進步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3-4]。如今，分子影像技術在臨床中的運用價值逐漸體現[4]，而分子影像技術中，一個制約該技術應用于臨床的關鍵因素是：各種發光分子必須通過嚴格和長期的動物預臨床試驗以及嚴格的審查才能在人體試用。因而至今（至 2018 年）在臨床上能夠應用于人體的發光物質屈指可數。而 ICG 是能夠發射近紅外光的發光物質，早在 1958 年就已通過美國 FDA 批準可應用于人體研究[5]，除了部分含碘劑型偶有過敏反應外，其在臨床的安全性已經得到全面認可。但 ICG 的應用多限于皮膚腫瘤[6]和腦部惡性膠質瘤的診斷[7]、淋巴系統造影[8]、血流動力學檢查[9]、肺癌的支氣管鏡熒光造影[10]、胃腸道惡性腫瘤的前哨淋巴結清掃[11]及膽道手術膽道熒光造影指導[12-13]。這些過程中的熒光材料—ICG 作用的發揮實際并沒有靶向性配體參與，只是作為一種示蹤劑或造影劑，沒有靶向性熒光標記的效果。ICG 在肝癌切除手術中的應用則體現了靶向特異性[2]。
ICG 即靛氰綠，是一種分子量為 775 的水溶性分子，具有雙重的親脂和親水特性，經靜脈注射后，98%～99% 與血清蛋白結合，僅少部分呈游離狀態，進入肝血竇后 ICG 能穿過內皮細胞被肝細胞選擇性攝取，然后以游離形式進入膽汁，隨即與膽汁中的蛋白質結合；當受到波長為 750～810 nm 的光波激發后，會釋放出波長大約為 830 nm 的紅外光[14]，因而具有熒光特性。在正常肝臟組織中，ICG 僅幾小時就會完全排泄入膽道，然后經過肝內各級膽管進入膽囊管和膽總管，最后進入腸道，整個過程無中間代謝，也不經歷腸肝循環，排泄完后肝臟表面及膽道的熒光隨即消失[15]。
然而，當肝臟發生癌變、再生結節等致使肝臟細胞以及毛細膽管受損，病變肝組織內的肝細胞和毛細膽管細胞的分泌以及排泄功能障礙時，ICG 則滯留在病變組織內，病變組織的熒光也因此延遲消失[2, 16]，導致病變組織與正常組織形成強烈的熒光對比，因而可實時顯示出肝臟病灶的位置和大小[17]。因此，在肝臟腫瘤外科中 ICG 展現出了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
2 熒光顯像在肝臟腫瘤手術中的應用
2.1 肝臟腫瘤熒光成像的操作流程
① ICG 的靜脈注射劑量為 0.25～0.5 mg/kg，但最佳劑量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18]。② ICG 靜脈注射的平均時間為手術前 3 d[2]。經過這個窗口期以后，非肝癌組織內的 ICG 已經由膽道排出，不再顯示熒光，進而提高了肝癌組織和非癌組織間熒光的對比度。肝功能不良時，非癌組織對 ICG 的排泄也會減慢，這就需要相應延長窗口期[19]。③ 進行術中偵測。
2.2 肝癌術中探測微小漏檢病灶的研究現狀
ICG 在肝癌組織中聚集的現象，最初是日本 Ishizawa T 研究團隊在 2007 年用 ICG 測定肝臟儲備功能時發現的。當時該團隊立即進行了前瞻性研究，收集了 37 例病例的 63 個肝癌病灶以及 12 例結直腸癌病例的 28 個肝臟轉移病灶進行 ICG 熒光成像，并將研究結果在 2009 年進行了首次報道[2]：ICG 熒光現象識別了所有被術后病理學檢查證實的 63 個原發肝癌病灶和 28 個結直腸癌肝臟轉移病灶；63 個原發肝癌病灶中有 8 個只被 ICG 熒光成像檢測出。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前期研究的不足，Ishizawa T 研究團隊繼續深入地進行了研究，收集了 170 例肝癌患者的 276 個病灶，結果 ICG 熒光顯像識別了其中的 273 個，敏感度為 99%（273/276），而且發現 ICG 注射時間越短、假陽性率越高；此外，該研究團隊還發現，術后證實為高、中分化的腫瘤呈全型或部分熒光，低分化腫瘤呈環形熒光[20]。
Gotoh 等[16]也展開了研究，收集了 10 例病例的 14 個肝癌病灶，其中有 4 個病灶因為采用了 ICG 熒光導航才被發現，并發現該技術在肝再生性結節、肝硬變等良性病變中也能顯影，導致了 40%～50% 的假陽性率。在轉移性肝癌方面，Yokoyama 等[21]報道了 ICG 熒光導航技術能夠探測胰腺癌肝轉移微小病灶的初步臨床結果，證實了該技術在術中探測肝臟表淺微小轉移灶方面的可行性，可發現直徑小于 1.5 mm 的病灶。Harada 等[22]在 2010 年報道，ICG 熒光導航可以讓術者在術中觀察到癌組織侵犯膽管后所致的區域膽管梗阻。一些改進設備可以實現術野可見光與熒光圖像的同步偵測，甚至將兩類圖像進行融合[23]。另有研究報道，在肝切除術后，通過門靜脈插管 ICG 實時造影的方法，證實了肝靜脈回流障礙的肝組織區域的功能缺失率約達正常肝組織的 40%[24-25]；且在肝癌切除術后復發的再次切除術中，ICG 可發現常規超聲沒發現的復發或轉移病灶[26]。
2009 年，國內開啟了 ICG 熒光顯像精準肝癌切除時代。方馳華團隊研究報道了 ICG 熒光顯像對于不同分化程度肝癌的不同的顯像特點[17, 27]。2016 年董家鴻等[28]對 24 例術前診斷為肝癌的患者、共計 37 個病灶進行了研究，結果術前 B 超、CT 及 MRI 檢查發現了 24 個腫瘤病灶；術前給予靜脈注射 ICG（0.5 mg/kg）后進行熒光探查，其中 13 個病灶只能被熒光探查。Zhang 等[29]采用術前或術中注射 ICG 的方法，對 56 例患者進行了對比研究，結果發現，術前給藥組的 24 例患者中，術中發現高亮熒光結節 5 例、共計 9 個病灶，病理學檢查證實為肝硬變再生結節 6 個，肝細胞癌 3 個，病灶最小直徑約為 2 mm；術中給藥組的 32 例患者中，新發現微小腫瘤病例 7 例、共 12 個病灶，術后病理學檢查提示肝細胞癌 5 個，肝硬變再生結節 4 個，肝大泡性脂肪變性 1 個，血管瘤 l 個，肝局灶樣增生 1 個，最小病灶直徑約為 4 mm。因此該研究者[29]認為，術前給藥的方法明顯不適于中國醫療現狀，影響了假陽性率，因此給藥方式、給藥時間等都需要重新摸索。
隨著近紅外光儀器的微型化，ICG 熒光成像技術的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在腹腔鏡和機器人肝癌手術領域的價值逐漸體現[30]。王宏光等[31]采用 ICG 術前、術中給藥法對 21 例患者進行了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其中 20 例成功完成腹腔鏡解剖性切除，另 1 例中轉開腹；所有患者的近期療效較好，術后對其 1～14 個月的隨訪中只有 1 例復發。2017 年陳琳等[32]將 ICG 熒光技術初步與機器人結合，完成了精準機器人肝切除術，獲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認為 ICG 熒光實時成像系統應用于機器人輔助腹腔鏡肝切除術中是安全有效的。ICG 熒光顯像彌補了腹腔鏡下不能進行肝臟觸摸、肝癌原發病灶識別及切緣定界困難的缺陷，但臨床研究樣本少，其價值需進一步探索。
此外，ICG 熒光成像在探測肝癌肝外轉移灶方面也得到了應用。2013 年 Satou 等[33]報道，對于肝癌的腹膜、淋巴結、肺及腎上腺轉移灶，ICG 也能被攝取，并能夠在術中顯示熒光，進一步體現出了 ICG 熒光成像的應用價值。
2.3 肝癌術中實時切緣定界
為減少肝癌術后腫瘤復發，精準肝癌切除是理想的切除方式。要實現精準肝癌切除，關鍵是精準識別切除邊緣。現有的超聲、CT、磁共振等影像學檢查只能識別病灶的大體輪廓，而不能從分子、細胞及血管水平進行識別，并且不能實時術中導航，并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精準。而 ICG 熒光成像彌補了現有技術的不足，為精準切緣定界、實現精準肝癌切除及降低術后復發率提供了途徑。
Morita 等[34]通過對 58 例術中運用 ICG 熒光定界的肝癌患者進行了隨訪，結果發現，運用 ICG 熒光切緣定界患者的術后復發率較術中未使用熒光成像技術切緣定界的患者低，提出 ICG 熒光成像對于手術有指導意義，可降低腫瘤術后復發率。Zhang 等[29]對 35 例接受肝切除的患者給予術中注射 ICG 處理，結果發現有 32 例患者的正常肝臟與癌組織之間形成強烈對比，其中 9 例患者的半肝或肝段界線被確認。2016 年方馳華等[27]對 11 例患者術前 48 h 予以注射 ICG（0.5 mg/kg），結果發現 15 個病灶均能被 ICG 熒光定界，腫瘤切除后，再次熒光探測及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均獲得 R0 切緣，對手術具有指導意義。
3 熒光顯像的優勢及局限性
ICG 經靜脈注射后，在體內無代謝產物，以原形排出。腫瘤組織具有高通透性和滯留效應（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因此 ICG 對肝臟腫瘤具有高敏感性。不同于操作復雜的 CT、磁共振等，ICG 在肝癌手術中對微小病灶檢出和切緣定界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① 肝癌手術中，ICG 導航技術能夠協助術者進行淺表、微小癌灶以及衛星癌灶的術中定位，特別是一些通過術前影像學檢查、術中肉眼檢視以及捫診均沒有發現的微小病變，該技術可以作為前述常規技術的重要補充；② 可以在術中實時、初步鑒別癌灶的不同分化程度以及鑒別外源性轉移灶；③ 協助發現肝癌的肝外遠處轉移灶；④ 協助鑒別肝臟切緣是否有微小癌灶殘余，實時鑒別 R0 與 R1 切除；⑤ 彌補腹腔鏡或機器人肝癌切除術中不能用手觸摸檢查肝臟的缺陷；⑥ 術中實時的肝葉、肝段熒光造影，可協助開腹以及腹腔鏡下規則和不規則肝葉、肝段切除。
但 ICG 熒光成像在肝臟腫瘤切除方面的應用尚存在不足：① 該技術的探測深度不夠，據報道最大探測深度只有 10 mm[35]，不可能探測肝臟深部腫瘤，但經過對偵測設備的改進或與增強超聲等結合，有可能擴展探測深度；② 在探測中有假陽性情況發生，假陽性率為 40%～50%[16]，比如肝硬變結節、炎性增生等也可顯示熒光；③ 當肝硬變嚴重時，肝癌與硬變肝組織的熒光對比度會下降，導致檢測敏感度下降、邊界定界困難等；④ 受干擾因素多，比如手術無影燈、帶血的紗布、操作人員的技術水平等。
4 展望
ICG 熒光顯像技術出現的時間不長，雖然已經展示出其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但關于癌組織顯像的機制等一系列疑問尚未得到解答和證實，因而其臨床應用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已經開展的臨床研究還屈指可數，也缺乏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數據。另一方面，檢測設備也需要進一步優化和小型化，以便于更好地應用于手術中。
肝臟腫瘤作為普通外科中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常見的疾病，分為原發性肝癌和繼發性肝癌，一直以來是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關注的焦點。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之一是手術切除，術中強調腫瘤切除的完整性以減少腫瘤殘留，但因多種定位及定性原因，容易漏檢腫瘤微小病灶或殘留腫瘤組織細胞而導致術后腫瘤的復發。據相關文獻[1]報道，肝癌術后的 5 年生存率只有 30%～40%。術中超聲是目前臨床上最普遍應用的檢測肝癌手術殘留的工具，但其很難發現并診斷直徑<1 cm 的腫瘤，對淺表病灶的檢出率較低，準確率只有 86%[2]，并且在腫瘤切除過程中不能實時進行手術導航，嚴重影響患者的長期存活率和治愈率。提高腫瘤微小病灶的檢出率有望改善預后，因而臨床上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術中探測方法以精確發現肝臟微小腫瘤病灶和確定肝臟切除邊緣，以確保腫瘤完整切除。隨著精準肝臟外科時代的到來，近年來吲哚氰綠（indocyanine-green，ICG）近紅外熒光成像技術以其獨特精確的術中可視化特點初步應用于肝膽外科，開創了精準肝臟手術的新視界。著眼于 ICG 熒光顯像的研究熱潮，筆者將從該技術的簡介及原理，以及其在肝臟腫瘤術中探測微小病灶及其切緣定界的臨床應用方面進行綜述，并分析其優勢、局限性以及應用前景。
1 熒光顯像簡介及其原理
近年來，分子影像技術迅速發展，特別是在醫學領域，對臨床診斷及治療方法的進步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3-4]。如今，分子影像技術在臨床中的運用價值逐漸體現[4]，而分子影像技術中，一個制約該技術應用于臨床的關鍵因素是：各種發光分子必須通過嚴格和長期的動物預臨床試驗以及嚴格的審查才能在人體試用。因而至今（至 2018 年）在臨床上能夠應用于人體的發光物質屈指可數。而 ICG 是能夠發射近紅外光的發光物質，早在 1958 年就已通過美國 FDA 批準可應用于人體研究[5]，除了部分含碘劑型偶有過敏反應外，其在臨床的安全性已經得到全面認可。但 ICG 的應用多限于皮膚腫瘤[6]和腦部惡性膠質瘤的診斷[7]、淋巴系統造影[8]、血流動力學檢查[9]、肺癌的支氣管鏡熒光造影[10]、胃腸道惡性腫瘤的前哨淋巴結清掃[11]及膽道手術膽道熒光造影指導[12-13]。這些過程中的熒光材料—ICG 作用的發揮實際并沒有靶向性配體參與，只是作為一種示蹤劑或造影劑，沒有靶向性熒光標記的效果。ICG 在肝癌切除手術中的應用則體現了靶向特異性[2]。
ICG 即靛氰綠，是一種分子量為 775 的水溶性分子，具有雙重的親脂和親水特性，經靜脈注射后，98%～99% 與血清蛋白結合，僅少部分呈游離狀態，進入肝血竇后 ICG 能穿過內皮細胞被肝細胞選擇性攝取，然后以游離形式進入膽汁，隨即與膽汁中的蛋白質結合；當受到波長為 750～810 nm 的光波激發后，會釋放出波長大約為 830 nm 的紅外光[14]，因而具有熒光特性。在正常肝臟組織中，ICG 僅幾小時就會完全排泄入膽道，然后經過肝內各級膽管進入膽囊管和膽總管，最后進入腸道，整個過程無中間代謝，也不經歷腸肝循環，排泄完后肝臟表面及膽道的熒光隨即消失[15]。
然而，當肝臟發生癌變、再生結節等致使肝臟細胞以及毛細膽管受損，病變肝組織內的肝細胞和毛細膽管細胞的分泌以及排泄功能障礙時，ICG 則滯留在病變組織內，病變組織的熒光也因此延遲消失[2, 16]，導致病變組織與正常組織形成強烈的熒光對比，因而可實時顯示出肝臟病灶的位置和大小[17]。因此，在肝臟腫瘤外科中 ICG 展現出了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
2 熒光顯像在肝臟腫瘤手術中的應用
2.1 肝臟腫瘤熒光成像的操作流程
① ICG 的靜脈注射劑量為 0.25～0.5 mg/kg，但最佳劑量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定[18]。② ICG 靜脈注射的平均時間為手術前 3 d[2]。經過這個窗口期以后，非肝癌組織內的 ICG 已經由膽道排出，不再顯示熒光，進而提高了肝癌組織和非癌組織間熒光的對比度。肝功能不良時，非癌組織對 ICG 的排泄也會減慢，這就需要相應延長窗口期[19]。③ 進行術中偵測。
2.2 肝癌術中探測微小漏檢病灶的研究現狀
ICG 在肝癌組織中聚集的現象，最初是日本 Ishizawa T 研究團隊在 2007 年用 ICG 測定肝臟儲備功能時發現的。當時該團隊立即進行了前瞻性研究，收集了 37 例病例的 63 個肝癌病灶以及 12 例結直腸癌病例的 28 個肝臟轉移病灶進行 ICG 熒光成像，并將研究結果在 2009 年進行了首次報道[2]：ICG 熒光現象識別了所有被術后病理學檢查證實的 63 個原發肝癌病灶和 28 個結直腸癌肝臟轉移病灶；63 個原發肝癌病灶中有 8 個只被 ICG 熒光成像檢測出。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針對前期研究的不足，Ishizawa T 研究團隊繼續深入地進行了研究，收集了 170 例肝癌患者的 276 個病灶，結果 ICG 熒光顯像識別了其中的 273 個，敏感度為 99%（273/276），而且發現 ICG 注射時間越短、假陽性率越高；此外，該研究團隊還發現，術后證實為高、中分化的腫瘤呈全型或部分熒光，低分化腫瘤呈環形熒光[20]。
Gotoh 等[16]也展開了研究，收集了 10 例病例的 14 個肝癌病灶，其中有 4 個病灶因為采用了 ICG 熒光導航才被發現，并發現該技術在肝再生性結節、肝硬變等良性病變中也能顯影，導致了 40%～50% 的假陽性率。在轉移性肝癌方面，Yokoyama 等[21]報道了 ICG 熒光導航技術能夠探測胰腺癌肝轉移微小病灶的初步臨床結果，證實了該技術在術中探測肝臟表淺微小轉移灶方面的可行性，可發現直徑小于 1.5 mm 的病灶。Harada 等[22]在 2010 年報道，ICG 熒光導航可以讓術者在術中觀察到癌組織侵犯膽管后所致的區域膽管梗阻。一些改進設備可以實現術野可見光與熒光圖像的同步偵測，甚至將兩類圖像進行融合[23]。另有研究報道，在肝切除術后，通過門靜脈插管 ICG 實時造影的方法，證實了肝靜脈回流障礙的肝組織區域的功能缺失率約達正常肝組織的 40%[24-25]；且在肝癌切除術后復發的再次切除術中，ICG 可發現常規超聲沒發現的復發或轉移病灶[26]。
2009 年，國內開啟了 ICG 熒光顯像精準肝癌切除時代。方馳華團隊研究報道了 ICG 熒光顯像對于不同分化程度肝癌的不同的顯像特點[17, 27]。2016 年董家鴻等[28]對 24 例術前診斷為肝癌的患者、共計 37 個病灶進行了研究，結果術前 B 超、CT 及 MRI 檢查發現了 24 個腫瘤病灶；術前給予靜脈注射 ICG（0.5 mg/kg）后進行熒光探查，其中 13 個病灶只能被熒光探查。Zhang 等[29]采用術前或術中注射 ICG 的方法，對 56 例患者進行了對比研究，結果發現，術前給藥組的 24 例患者中，術中發現高亮熒光結節 5 例、共計 9 個病灶，病理學檢查證實為肝硬變再生結節 6 個，肝細胞癌 3 個，病灶最小直徑約為 2 mm；術中給藥組的 32 例患者中，新發現微小腫瘤病例 7 例、共 12 個病灶，術后病理學檢查提示肝細胞癌 5 個，肝硬變再生結節 4 個，肝大泡性脂肪變性 1 個，血管瘤 l 個，肝局灶樣增生 1 個，最小病灶直徑約為 4 mm。因此該研究者[29]認為，術前給藥的方法明顯不適于中國醫療現狀，影響了假陽性率，因此給藥方式、給藥時間等都需要重新摸索。
隨著近紅外光儀器的微型化，ICG 熒光成像技術的應用范圍不斷擴大，在腹腔鏡和機器人肝癌手術領域的價值逐漸體現[30]。王宏光等[31]采用 ICG 術前、術中給藥法對 21 例患者進行了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其中 20 例成功完成腹腔鏡解剖性切除，另 1 例中轉開腹；所有患者的近期療效較好，術后對其 1～14 個月的隨訪中只有 1 例復發。2017 年陳琳等[32]將 ICG 熒光技術初步與機器人結合，完成了精準機器人肝切除術，獲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認為 ICG 熒光實時成像系統應用于機器人輔助腹腔鏡肝切除術中是安全有效的。ICG 熒光顯像彌補了腹腔鏡下不能進行肝臟觸摸、肝癌原發病灶識別及切緣定界困難的缺陷，但臨床研究樣本少，其價值需進一步探索。
此外，ICG 熒光成像在探測肝癌肝外轉移灶方面也得到了應用。2013 年 Satou 等[33]報道，對于肝癌的腹膜、淋巴結、肺及腎上腺轉移灶，ICG 也能被攝取，并能夠在術中顯示熒光，進一步體現出了 ICG 熒光成像的應用價值。
2.3 肝癌術中實時切緣定界
為減少肝癌術后腫瘤復發，精準肝癌切除是理想的切除方式。要實現精準肝癌切除，關鍵是精準識別切除邊緣。現有的超聲、CT、磁共振等影像學檢查只能識別病灶的大體輪廓，而不能從分子、細胞及血管水平進行識別，并且不能實時術中導航，并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精準。而 ICG 熒光成像彌補了現有技術的不足，為精準切緣定界、實現精準肝癌切除及降低術后復發率提供了途徑。
Morita 等[34]通過對 58 例術中運用 ICG 熒光定界的肝癌患者進行了隨訪，結果發現，運用 ICG 熒光切緣定界患者的術后復發率較術中未使用熒光成像技術切緣定界的患者低，提出 ICG 熒光成像對于手術有指導意義，可降低腫瘤術后復發率。Zhang 等[29]對 35 例接受肝切除的患者給予術中注射 ICG 處理，結果發現有 32 例患者的正常肝臟與癌組織之間形成強烈對比，其中 9 例患者的半肝或肝段界線被確認。2016 年方馳華等[27]對 11 例患者術前 48 h 予以注射 ICG（0.5 mg/kg），結果發現 15 個病灶均能被 ICG 熒光定界，腫瘤切除后，再次熒光探測及病理學檢查結果證實均獲得 R0 切緣，對手術具有指導意義。
3 熒光顯像的優勢及局限性
ICG 經靜脈注射后，在體內無代謝產物，以原形排出。腫瘤組織具有高通透性和滯留效應（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 effect，EPR），因此 ICG 對肝臟腫瘤具有高敏感性。不同于操作復雜的 CT、磁共振等，ICG 在肝癌手術中對微小病灶檢出和切緣定界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① 肝癌手術中，ICG 導航技術能夠協助術者進行淺表、微小癌灶以及衛星癌灶的術中定位，特別是一些通過術前影像學檢查、術中肉眼檢視以及捫診均沒有發現的微小病變，該技術可以作為前述常規技術的重要補充；② 可以在術中實時、初步鑒別癌灶的不同分化程度以及鑒別外源性轉移灶；③ 協助發現肝癌的肝外遠處轉移灶；④ 協助鑒別肝臟切緣是否有微小癌灶殘余，實時鑒別 R0 與 R1 切除；⑤ 彌補腹腔鏡或機器人肝癌切除術中不能用手觸摸檢查肝臟的缺陷；⑥ 術中實時的肝葉、肝段熒光造影，可協助開腹以及腹腔鏡下規則和不規則肝葉、肝段切除。
但 ICG 熒光成像在肝臟腫瘤切除方面的應用尚存在不足：① 該技術的探測深度不夠，據報道最大探測深度只有 10 mm[35]，不可能探測肝臟深部腫瘤，但經過對偵測設備的改進或與增強超聲等結合，有可能擴展探測深度；② 在探測中有假陽性情況發生，假陽性率為 40%～50%[16]，比如肝硬變結節、炎性增生等也可顯示熒光；③ 當肝硬變嚴重時，肝癌與硬變肝組織的熒光對比度會下降，導致檢測敏感度下降、邊界定界困難等；④ 受干擾因素多，比如手術無影燈、帶血的紗布、操作人員的技術水平等。
4 展望
ICG 熒光顯像技術出現的時間不長，雖然已經展示出其重要的臨床應用價值，但關于癌組織顯像的機制等一系列疑問尚未得到解答和證實，因而其臨床應用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已經開展的臨床研究還屈指可數，也缺乏多中心、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數據。另一方面，檢測設備也需要進一步優化和小型化，以便于更好地應用于手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