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康博雄, 李海龍, 陳徹, 馬焌峰, 樊勇, 王琛. miR-106a-5p在胃癌細胞和胃癌組織中的表達及其調控靶基因信號通路富集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8): 923-928. doi: 10.7507/1007-9424.201712042 復制
胃癌是全球高發的惡性腫瘤之一，據國家癌癥中心 2015 年統計，胃癌在我國惡性腫瘤死亡排名第 3 位[1]。胃癌的防控形勢嚴峻，不斷探索發現在胃癌中有明顯臨床意義和生物學功能的腫瘤標志物是防控胃癌的重要一環。MicroRNAs（miRNAs）是一類普遍存在于動植物體內的長約 19～25 nt 非編碼單鏈小分子 RNA，通過與靶 mRNA 不完全結合，抑制靶基因的轉錄或翻譯發揮其生物學功能。有研究[2]證實，miRNA 與胃癌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及化療藥物耐藥相關，是潛在的有價值的腫瘤標志物。相關研究指出，miR-106a 在多種腫瘤如宮頸癌[3]、卵巢癌[4]、前列腺癌[5]、肺癌[6]、食管癌[7]、結腸癌[8]、乳腺癌[9]及神經膠質瘤[10]中高表達，并與腫瘤生物學行為密切相關。在胃癌研究[11-12]中，胃癌組織中 miR-106a 的表達高于癌旁組織，并且其與腫瘤大小、分化程度、有無淋巴結轉移及 TNM 分期密切相關[13]。但比較不同作者的研究報道發現， miR-106a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并不一致，并且其臨床意義研究和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中的表達甚至其調控的靶點和參與調控的信號通路缺少系統的分析和研究。miR-106a-5p 是 miR-106a的剪切成熟體，本研究對其在胃癌細胞和胃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進行檢測并進行臨床病理參數分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以期為胃癌的分子標志物和靶向治療研究提供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細胞株
永生化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 和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AGS（高分化）、MKN-28（中分化）、HGC-27（未分化）、MGC-803（低分化）、BGC-823（低分化）、MKN-45（中分化）及 SGC-7901（中分化），其中 MKN-28 及 GES-1 購自上海和元生物公司，AGS、HGC-27、MGC-803 及 BGC-823 購自中科院上海細胞庫、MKN-45 及 SGC-7901 購自北京協和腫瘤研究所細胞庫。
1.2 臨床病例
1.2.1 胃癌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經病理組織學活檢確診為胃癌；② 術前未行放化療或全身治療；③ 無嚴重其他系統疾患；④ 有完整的臨床資料。排除標準：① 胃良性疾病，如胃潰瘍、胃腺瘤或腺瘤性息肉、胃巨大皺襞癥等以及胃部其他惡性腫瘤，如胃惡性淋巴瘤、胃間質瘤、胃神經內分泌腫瘤等；② 有肝轉移者需與原發性肝癌相鑒別；③ 其他腫瘤病史、術前行化療或放療等輔助治療的患者，且均無嚴重的肝腎功能損傷。
1.2.2 病例資料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間蘭州大學第二醫院接受手術治療的 58 例胃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取其胃癌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距離癌灶 5 cm 以上且經 HE 染色證實均無癌細胞）組成配對樣本進行研究。術中取材，立即放入液氮中保存后轉入–80 ℃ 長期保存。58 例患者中男 33 例，女 25 例，男女比例為 1.3∶1；年齡 35～76 歲，中位年齡為 56 歲。所有患者術前均未接受過放、化療。TNM 分期以 UICC/AJCC TNM 病理分期第 8 版為標準。
1.3 試劑和儀器
高糖 DMEM 培養基（健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超微量分光光度計（GE healthcare 公司）；實時定量 PCR 儀（美國 BIO-RAD 公司，CFX96）。所用逆轉錄試劑盒（All-in-OneTM miRNA First-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內參 U6 引物（引物序列編號：HmiRQP9001）、miRNA 特異引物（引物序列編號：HmiRQP0026）和通用引物均由廣州復能基因公司提供。
1.4 實驗方法
1.4.1 細胞培養
用含 10% 胎牛血清的高糖 DMEM，加入青霉素（100 U/mL）和鏈霉素（100 mg/mL），在 37 ℃、5% CO2 的細胞培養箱中常規培養細胞。每隔 2～3 d 換完全培養基，待細胞密度達 90% 左右時按 1∶2 比例傳代，取對數生長期的細胞用于下一步實驗。
1.4.2 實時熒光定量 PCR 檢測
采用熒光定量 PCR 法檢測不同分化程度胃癌細胞 AGS、SGC-7901、MKN-45、MKN-28、MGC-803、BGC-823 及 HGC-27 與永生化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 中 miR-106a-5p 的表達量。采用 Trizol 試劑從細胞和臨床樣本組織中提取總 RNA，按照操作說明書完成 RNA 提取后進行加尾反應和逆轉錄反應，反應條件如下：37 ℃ 60 min，85 ℃ 5 s；所獲取的模板稀釋后用于后續的 PCR 擴增反應。PCR 反應條件：預變性 95 ℃ 10 s，變性 95 ℃ 10 s，退火 60 ℃ 20 s，40 個循環。擴增反應結束后進行溶解曲線分析，判斷產物是否有非特異性擴增；分析擴增曲線，計算 Ct 值，以 U6 作為內參基因，通過 2–ΔΔCt 法計算 GES-1 和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間、胃癌組織與癌旁組織間 mir-106a-5p 的表達差異，實驗重復 3 次。其中，對于胃癌細胞，以 GES-1 中目標基因的表達量為 1，觀察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中目標基因的差異倍數；對于臨床樣本組織，以癌旁組織中目標基因表達量為 1，觀察在胃癌組織與癌旁組織間的表達差異倍數。相對表達量取對數。
1.4.3 miRNA 靶基因預測和靶基因富集信號通路分析
使用 mirWALK 2.0 網站（http://zmf.umm.uni-heidelberg.de/apps/zmf/mirwalk/index.html）的集成生物信息學軟件對 miR-106a-5p 的靶基因進行預測分析，用 DAVID 6.7 軟件（https://david.ncifcrf.gov/）進行京都基因和基因組百科全書（KEGG）通路富集分析[14]。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2 組間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多組間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水準 α=0.050。基因富集聚類分析結果采用 Fisher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0。
2 結果
2.1 不同細胞中 miR-106a-5p 的相對表達量
相對于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miR-106a-5p 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HGC-27、MKN-45、BGC-823、MGC-803、SGC-7901及AGS中的表達量均明顯上調（P<0.010 或P<0.001），而在 MKN-28 細胞中未見上調（P>0.050）。見圖 1。
圖1
miR-106a-5p 在不同細胞中的相對表達量
與 GES-1 細胞比較，*
2.2 胃癌組織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中 miR-106a-5p 的表達以及其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2.1 胃癌組織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中 miR-106a-5p 的表達結果
以癌旁組織表達量為 1，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量在 36 例中表達上調（即高表達），在 18 例中表達下調（即低表達），4 例變化不明顯，見圖 2。
圖2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結果
a：頻數分布圖；b：表達量散點圖
2.2.2 胃癌組織中 miR-106a-5p 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表達與淋巴結轉移（P=0.003）和腫瘤浸潤深度（P=0.034）有關，即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高表達患者中發生淋巴結轉移和腫瘤穿透漿膜層的比例更大；而與胃癌患者的年齡、性別、組織學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及 Borrmann 分型無關（P>0.050），見表 1。
表1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3 miR-106a-5p 的靶基因預測和生物信息學分析結果
miR-106a-5p 的靶基因預測和生物信息學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的預測靶基因富集在 94 個信號通路中，其中與腫瘤有密切關系的有 31 個（表 2），FoxO 信號通路、凋亡、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 信號通路、p53 信號通路、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通路、Wnt 信號通路、Hippo 信號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信號通路、細胞周期、ErbB 信號通路及趨化因子信號通路均參與了與腫瘤細胞凋亡、細胞周期、增殖、代謝、侵襲及轉移的生物學行為。
表2
miR-106a-5p 的靶基因富集信號通路分析結果
3 討論
人類 miR-106a（MIMAT0000103）屬于 miR-17 家族，位于人類染色體 Xq26.2。miR-106a-5p 是其剪切成熟體，序列為 AAAAGUGCUUACAGUGCAGGUAG。研究[5-13]表明，包括 miR-106a 在內的 miR-17 家族成員在多種人類腫瘤組織中普遍高表達，并作為癌基因在腫瘤的發生及發展中發揮廣泛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相對于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miR-106a-5p 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AGS、SGC-7901、MGC-803、BGC-823、MKN-45 及 HGC-27 中的表達量均明顯高表達；在臨床病例中發現，相對于相應的癌旁組織，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高表達 36 例，臨床病理特征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高表達與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有關（P<0.050），而與胃癌患者的年齡、性別、組織學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及 Borrmann 分型無關。本組病例資料來自甘肅省胃癌高發地區[15]，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的研究報道結論基本一致。結果提示，miR-106a-5p 是與胃癌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有關的高表達癌基因，值得深入探討其功能。
miRNA 調控下游靶基因往往通過調控轉錄后翻譯或造成 mRNA 降解實現。有研究[11, 16-23]表明，下調 miR-106a 可以抑制胃癌細胞增殖和細胞體外成瘤能力，其功能可與靶向調控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 2、脂肪酸合酶、PAK5、PTEN、HMGA2、IRS-2、FASTK、RUNX3、E2F1 基因的表達來實現。然而，更多的靶基因仍需預測并通過實驗驗證以充分闡明 miR-106a 的功能。因此，為分析 miR-106a的剪切成熟體miR-106a-5p 的功能，本研究借助于公認的 miRNA 靶基因預測數據庫 mirWALK 和信號通路富集分析數據庫 DAVID 6.7 進行生物信息學預測和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的預測靶基因富集在 94 個信號通路中，其中與腫瘤有密切關系的有 31 個，涉及多種腫瘤凋亡、細胞周期、增殖、代謝、侵襲轉移以及多個關鍵的信號通路。從預測靶基因的功能和富集信號通路分析看，miR-106a-5p 是與腫瘤多種生物學行為關系密切的信號通路，因此，分析其靶基因參與的信號通路有助于理解其調控的生物學行為的分子機制；另外，理解 miR-106a-5p 所參與的淋巴結轉移以及浸潤深度的分子機制，則宜從預測的靶基因富集的信號通路、TGF-β 信號通路、PI3K-Akt 信號通路、ErbB 信號通路及趨化因子信號通路入手進行分析研究。
先前有文獻[24]報道，胃癌患者血漿中 miR-106a 的表達量高于健康對照組，且與胃癌的 TNM 分期和淋巴結轉移有關，隨著 TNM 分期的增加，miR-106a 的相對表達量增加。Tsujiura 等[25]也報道胃癌患者血漿中 miR-106a 和 miR-106b 的表達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Wang 等[26]報道，胃癌患者血清中 miR-106a 的表達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線面積為 0.895 ［95% 可信區間為（0.846，0.943）］，其診斷價值特異性和敏感性分別為 93.8% 和 77.5%。以上結果提示，miR-106a 極有可能成為對侵襲、轉移進行預測的分子標志物；血清 miR-106a 來自胃癌組織的分泌，同樣是胃癌生物學行為的體現，同步開展腫瘤組織和血清中 miRNA 的表達和相關性研究是腫瘤標志物研究的重要環節，有待未來進一步開展工作。
綜上所述，miR-106a-5p 是一個在胃癌中高表達的癌基因，其臨床病理特征分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均提示其是胃癌發病和進展中與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密切相關的分子標志物。雖然本組資料所顯示的 miR-106a-5p 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可能與其他文獻[13]報道并不完全一致，其差異或與臨床樣本選擇造成的偏倚有關，但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胃癌是全球高發的惡性腫瘤之一，據國家癌癥中心 2015 年統計，胃癌在我國惡性腫瘤死亡排名第 3 位[1]。胃癌的防控形勢嚴峻，不斷探索發現在胃癌中有明顯臨床意義和生物學功能的腫瘤標志物是防控胃癌的重要一環。MicroRNAs（miRNAs）是一類普遍存在于動植物體內的長約 19～25 nt 非編碼單鏈小分子 RNA，通過與靶 mRNA 不完全結合，抑制靶基因的轉錄或翻譯發揮其生物學功能。有研究[2]證實，miRNA 與胃癌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及化療藥物耐藥相關，是潛在的有價值的腫瘤標志物。相關研究指出，miR-106a 在多種腫瘤如宮頸癌[3]、卵巢癌[4]、前列腺癌[5]、肺癌[6]、食管癌[7]、結腸癌[8]、乳腺癌[9]及神經膠質瘤[10]中高表達，并與腫瘤生物學行為密切相關。在胃癌研究[11-12]中，胃癌組織中 miR-106a 的表達高于癌旁組織，并且其與腫瘤大小、分化程度、有無淋巴結轉移及 TNM 分期密切相關[13]。但比較不同作者的研究報道發現， miR-106a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并不一致，并且其臨床意義研究和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中的表達甚至其調控的靶點和參與調控的信號通路缺少系統的分析和研究。miR-106a-5p 是 miR-106a的剪切成熟體，本研究對其在胃癌細胞和胃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進行檢測并進行臨床病理參數分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以期為胃癌的分子標志物和靶向治療研究提供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細胞株
永生化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 和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AGS（高分化）、MKN-28（中分化）、HGC-27（未分化）、MGC-803（低分化）、BGC-823（低分化）、MKN-45（中分化）及 SGC-7901（中分化），其中 MKN-28 及 GES-1 購自上海和元生物公司，AGS、HGC-27、MGC-803 及 BGC-823 購自中科院上海細胞庫、MKN-45 及 SGC-7901 購自北京協和腫瘤研究所細胞庫。
1.2 臨床病例
1.2.1 胃癌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經病理組織學活檢確診為胃癌；② 術前未行放化療或全身治療；③ 無嚴重其他系統疾患；④ 有完整的臨床資料。排除標準：① 胃良性疾病，如胃潰瘍、胃腺瘤或腺瘤性息肉、胃巨大皺襞癥等以及胃部其他惡性腫瘤，如胃惡性淋巴瘤、胃間質瘤、胃神經內分泌腫瘤等；② 有肝轉移者需與原發性肝癌相鑒別；③ 其他腫瘤病史、術前行化療或放療等輔助治療的患者，且均無嚴重的肝腎功能損傷。
1.2.2 病例資料
收集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間蘭州大學第二醫院接受手術治療的 58 例胃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取其胃癌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距離癌灶 5 cm 以上且經 HE 染色證實均無癌細胞）組成配對樣本進行研究。術中取材，立即放入液氮中保存后轉入–80 ℃ 長期保存。58 例患者中男 33 例，女 25 例，男女比例為 1.3∶1；年齡 35～76 歲，中位年齡為 56 歲。所有患者術前均未接受過放、化療。TNM 分期以 UICC/AJCC TNM 病理分期第 8 版為標準。
1.3 試劑和儀器
高糖 DMEM 培養基（健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胎牛血清（杭州四季青公司）。超微量分光光度計（GE healthcare 公司）；實時定量 PCR 儀（美國 BIO-RAD 公司，CFX96）。所用逆轉錄試劑盒（All-in-OneTM miRNA First-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內參 U6 引物（引物序列編號：HmiRQP9001）、miRNA 特異引物（引物序列編號：HmiRQP0026）和通用引物均由廣州復能基因公司提供。
1.4 實驗方法
1.4.1 細胞培養
用含 10% 胎牛血清的高糖 DMEM，加入青霉素（100 U/mL）和鏈霉素（100 mg/mL），在 37 ℃、5% CO2 的細胞培養箱中常規培養細胞。每隔 2～3 d 換完全培養基，待細胞密度達 90% 左右時按 1∶2 比例傳代，取對數生長期的細胞用于下一步實驗。
1.4.2 實時熒光定量 PCR 檢測
采用熒光定量 PCR 法檢測不同分化程度胃癌細胞 AGS、SGC-7901、MKN-45、MKN-28、MGC-803、BGC-823 及 HGC-27 與永生化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 中 miR-106a-5p 的表達量。采用 Trizol 試劑從細胞和臨床樣本組織中提取總 RNA，按照操作說明書完成 RNA 提取后進行加尾反應和逆轉錄反應，反應條件如下：37 ℃ 60 min，85 ℃ 5 s；所獲取的模板稀釋后用于后續的 PCR 擴增反應。PCR 反應條件：預變性 95 ℃ 10 s，變性 95 ℃ 10 s，退火 60 ℃ 20 s，40 個循環。擴增反應結束后進行溶解曲線分析，判斷產物是否有非特異性擴增；分析擴增曲線，計算 Ct 值，以 U6 作為內參基因，通過 2–ΔΔCt 法計算 GES-1 和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間、胃癌組織與癌旁組織間 mir-106a-5p 的表達差異，實驗重復 3 次。其中，對于胃癌細胞，以 GES-1 中目標基因的表達量為 1，觀察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中目標基因的差異倍數；對于臨床樣本組織，以癌旁組織中目標基因表達量為 1，觀察在胃癌組織與癌旁組織間的表達差異倍數。相對表達量取對數。
1.4.3 miRNA 靶基因預測和靶基因富集信號通路分析
使用 mirWALK 2.0 網站（http://zmf.umm.uni-heidelberg.de/apps/zmf/mirwalk/index.html）的集成生物信息學軟件對 miR-106a-5p 的靶基因進行預測分析，用 DAVID 6.7 軟件（https://david.ncifcrf.gov/）進行京都基因和基因組百科全書（KEGG）通路富集分析[14]。
1.5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2 組間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多組間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檢驗水準 α=0.050。基因富集聚類分析結果采用 Fisher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0。
2 結果
2.1 不同細胞中 miR-106a-5p 的相對表達量
相對于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miR-106a-5p 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HGC-27、MKN-45、BGC-823、MGC-803、SGC-7901及AGS中的表達量均明顯上調（P<0.010 或P<0.001），而在 MKN-28 細胞中未見上調（P>0.050）。見圖 1。
圖1
miR-106a-5p 在不同細胞中的相對表達量
與 GES-1 細胞比較，*
2.2 胃癌組織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中 miR-106a-5p 的表達以及其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2.1 胃癌組織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中 miR-106a-5p 的表達結果
以癌旁組織表達量為 1，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量在 36 例中表達上調（即高表達），在 18 例中表達下調（即低表達），4 例變化不明顯，見圖 2。
圖2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結果
a：頻數分布圖；b：表達量散點圖
2.2.2 胃癌組織中 miR-106a-5p 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表達與淋巴結轉移（P=0.003）和腫瘤浸潤深度（P=0.034）有關，即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高表達患者中發生淋巴結轉移和腫瘤穿透漿膜層的比例更大；而與胃癌患者的年齡、性別、組織學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及 Borrmann 分型無關（P>0.050），見表 1。
表1
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2.3 miR-106a-5p 的靶基因預測和生物信息學分析結果
miR-106a-5p 的靶基因預測和生物信息學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的預測靶基因富集在 94 個信號通路中，其中與腫瘤有密切關系的有 31 個（表 2），FoxO 信號通路、凋亡、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 信號通路、p53 信號通路、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通路、Wnt 信號通路、Hippo 信號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Akt）信號通路、細胞周期、ErbB 信號通路及趨化因子信號通路均參與了與腫瘤細胞凋亡、細胞周期、增殖、代謝、侵襲及轉移的生物學行為。
表2
miR-106a-5p 的靶基因富集信號通路分析結果
3 討論
人類 miR-106a（MIMAT0000103）屬于 miR-17 家族，位于人類染色體 Xq26.2。miR-106a-5p 是其剪切成熟體，序列為 AAAAGUGCUUACAGUGCAGGUAG。研究[5-13]表明，包括 miR-106a 在內的 miR-17 家族成員在多種人類腫瘤組織中普遍高表達，并作為癌基因在腫瘤的發生及發展中發揮廣泛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相對于正常胃黏膜上皮細胞 GES-1，miR-106a-5p 在不同分化程度的胃癌細胞 AGS、SGC-7901、MGC-803、BGC-823、MKN-45 及 HGC-27 中的表達量均明顯高表達；在臨床病例中發現，相對于相應的癌旁組織，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高表達 36 例，臨床病理特征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在胃癌組織中的高表達與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有關（P<0.050），而與胃癌患者的年齡、性別、組織學分化程度、TNM 分期、淋巴管侵犯、血管侵犯及 Borrmann 分型無關。本組病例資料來自甘肅省胃癌高發地區[15]，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的研究報道結論基本一致。結果提示，miR-106a-5p 是與胃癌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有關的高表達癌基因，值得深入探討其功能。
miRNA 調控下游靶基因往往通過調控轉錄后翻譯或造成 mRNA 降解實現。有研究[11, 16-23]表明，下調 miR-106a 可以抑制胃癌細胞增殖和細胞體外成瘤能力，其功能可與靶向調控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劑 2、脂肪酸合酶、PAK5、PTEN、HMGA2、IRS-2、FASTK、RUNX3、E2F1 基因的表達來實現。然而，更多的靶基因仍需預測并通過實驗驗證以充分闡明 miR-106a 的功能。因此，為分析 miR-106a的剪切成熟體miR-106a-5p 的功能，本研究借助于公認的 miRNA 靶基因預測數據庫 mirWALK 和信號通路富集分析數據庫 DAVID 6.7 進行生物信息學預測和分析，結果發現，miR-106a-5p 的預測靶基因富集在 94 個信號通路中，其中與腫瘤有密切關系的有 31 個，涉及多種腫瘤凋亡、細胞周期、增殖、代謝、侵襲轉移以及多個關鍵的信號通路。從預測靶基因的功能和富集信號通路分析看，miR-106a-5p 是與腫瘤多種生物學行為關系密切的信號通路，因此，分析其靶基因參與的信號通路有助于理解其調控的生物學行為的分子機制；另外，理解 miR-106a-5p 所參與的淋巴結轉移以及浸潤深度的分子機制，則宜從預測的靶基因富集的信號通路、TGF-β 信號通路、PI3K-Akt 信號通路、ErbB 信號通路及趨化因子信號通路入手進行分析研究。
先前有文獻[24]報道，胃癌患者血漿中 miR-106a 的表達量高于健康對照組，且與胃癌的 TNM 分期和淋巴結轉移有關，隨著 TNM 分期的增加，miR-106a 的相對表達量增加。Tsujiura 等[25]也報道胃癌患者血漿中 miR-106a 和 miR-106b 的表達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Wang 等[26]報道，胃癌患者血清中 miR-106a 的表達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下線面積為 0.895 ［95% 可信區間為（0.846，0.943）］，其診斷價值特異性和敏感性分別為 93.8% 和 77.5%。以上結果提示，miR-106a 極有可能成為對侵襲、轉移進行預測的分子標志物；血清 miR-106a 來自胃癌組織的分泌，同樣是胃癌生物學行為的體現，同步開展腫瘤組織和血清中 miRNA 的表達和相關性研究是腫瘤標志物研究的重要環節，有待未來進一步開展工作。
綜上所述，miR-106a-5p 是一個在胃癌中高表達的癌基因，其臨床病理特征分析和生物信息學分析均提示其是胃癌發病和進展中與淋巴結轉移及浸潤深度密切相關的分子標志物。雖然本組資料所顯示的 miR-106a-5p 表達與胃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可能與其他文獻[13]報道并不完全一致，其差異或與臨床樣本選擇造成的偏倚有關，但仍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