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清春, 楊冬艷, 蓋保東, 梁筠. 超聲引導在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近膈處肝癌中的安全性分析 .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5): 615-618. doi: 10.7507/1007-9424.201712001 復制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原發或轉移性肝癌多采用超聲或 CT 引導，部分采用 MRI 等其他影像學方法引導，其臨床療效確切，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1-3]。對于近膈處原發及轉移病灶的處理，上述引導方式均可安全實施，各有其優勢。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近膈處肝癌行放射性粒子植入的影響因素較多，因此對引導方式的選擇存在一定爭議。筆者所在醫院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間，在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近膈處肝癌 10 例，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現回顧性分析該 10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病例納入標準：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的近膈處肝癌患者。排除標準：患者一般狀態差，無法耐受全身麻醉者；肝功能為 Child-Pugh C 級，手術風險較大者；出現全身廣泛轉移者；術前評估能夠行根治療性切除、建議首選手術切除，不建議行粒子植入者；超聲引導無穿刺路徑、建議于 CT/MRI 下穿刺植入者。最終納入 10 例患者，男女各 5 例，年齡 43～74 歲，平均年齡為 56.2 歲；其中原發性肝癌 4 例，轉移性肝癌 6 例（原發腫瘤：胰腺癌 1 例，乳腺癌 1 例，卵巢癌 1 例，結腸癌 2 例，肝門膽管癌 1 例）。手術病灶 19 個（其中單發病灶 4 例，2 個病灶 3 例，3 個病灶 3 例）；病灶位置：近腹側肝左葉近膈面病灶 2 個，近背側肝左葉近膈面病灶 3 個，肝右葉近膈面病灶 13 個，近膈頂處病灶 1 個；病灶最大徑 1.0～4.6 cm，中位數為 1.9 cm。10 例患者術前均行穿刺活檢病理學檢查明確診斷，并且行超聲、CT 等輔助檢查明確無手術切除指征，均接受超聲引導下經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
1.2 超聲引導下經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
1.2.1 術前
10 例患者術前均行 CT 檢查，明確腫瘤邊界、直徑、腫瘤與膈肌的關系、腫瘤與肺組織的關系，以及腫瘤與第 2 肝門及腎臟的關系。同時行超聲檢查，確定腫瘤與周圍組織的毗鄰關系，明確呼吸活動度和心臟博動對穿刺路徑的影響。如腫瘤顯示不清，必要時行超聲造影以明確[4]。制定術前治療計劃，確保穿刺路徑經腹、經肝，避免經肺穿刺。
1.2.2 穿刺路徑選擇
為避免疼痛刺激、情緒波動等不確定因素對穿刺精準度的影響，本組患者均于全麻下實施穿刺。對于近腹側肝左葉近膈面腫瘤（本組有 2 個病灶），于超聲定位下即可穿刺植入粒子，操作難度不大。對于近背側肝左葉近膈面腫瘤（本組有 3 個病灶），在穿刺過程中需注意心包活動和呼吸運動對腫瘤定位的影響，務必做到精確穿刺的同時，避開肺下界，避免誤穿心包。對于肝右葉近膈面腫瘤，如無肺組織遮擋，可根據情況選擇經右側肋間或經腹進針（本組有 3 個病灶）；如肺組織遮擋，選擇于呼氣末經肋間進針，避免穿刺肺組織（本組有 5 個病灶），見圖 1；如無法避開肺組織，則放棄經肋間進針，改為經腹進針（本組有 5 個病灶）。如腫瘤位于膈頂（本組有 1 個病灶），位置較深，影響超聲圖像效果及穿刺，選擇于吸氣末進針，利用肺膨脹對肝臟的壓迫以更好地顯示腫瘤，選擇最佳路徑。
圖1
示近膈處腫瘤（a）的穿刺路徑，選擇避開肺組織穿刺（b）
1.2.3 質量驗證
10 例患者均于放射防護條件下行粒子植入，患者麻醉清醒后行質量驗證，明確粒子分布情況，防止出現放射稀疏區，必要時再次補種。
1.2.4 術后
術后處理同腹腔其他腫瘤粒子植入術后處理[5]。所有醫療操作均于放射防護下進行，常規給予心電圖、血壓及血氧監護，以及禁食、補液、保肝等對癥治療。麻醉清醒后鼓勵患者早期下床活動，待患者胃腸道功能恢復后逐漸恢復飲食[6]。對術后常見并發癥如發熱和疼痛給予對癥、支持治療。術后第 1 天常規復查腹部彩超或 CT 檢查，明確有無出血或積液，必要時行穿刺引流。囑患者于術后第 1、2 及 4 個月復查。
1.3 手術結果
10 例患者均按計劃行粒子植入，植入 125I 粒子19～108 枚，平均植入 58.1 枚。植入過程順利，手術時間 30 ～90 min，平均 57 min。術后質量驗證示粒子分布滿意，無補種情況發生。2 例患者術后出現發熱（均發生于術后第 1 天），經抗炎和對癥治療后痊愈。1 例患者出現穿刺部位疼痛，給予止痛治療后好轉。10 例患者術后復查均未發現腹腔出血和積液，無血、氣胸等肺部并發癥發生，無膽汁漏、肝功能衰竭等嚴重并發癥發生。10 例患者的住院時間為 1～7 d，平均 3.8 d，均順利出院。
1.4 術后隨訪
10 例患者均于術后第 1、2 及 4 個月按時復查，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圖 2）。10 例患者的隨訪時間為 6～43 個月，中位數為 18.5 個月。其中1 例于術后 4 個月復查發現肝內轉移，再次給予粒子植入治療，至隨訪截止時暫無復發傾向（隨訪截止時獲訪了 29 個月）。隨訪至今（2017 年 11 月），10 例患者中有 2 例出現粒子移位，未出現嚴重后果，未予處理。4 例存活（2 例為原發性肝癌，2 例為結腸癌術后肝轉移），6 例死亡，其中 1 例死于消化道大出血（術后 16 個月），2 例死于肝功能衰竭（術后 10 個月和 12 個月），3 例死于全身多發轉移（術后 6、11 和 23 個月）。隨訪期間存活患者未發現其他遠期并發癥發生。
圖2
示手術前后近膈處腫瘤的 CT 圖像對比，白箭所示病灶
a：術前；b：術后 2 個月復查，提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良好
2 討論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原發及轉移性肝癌的臨床療效已被證實，但對于引導方式的選擇存在爭議。有學者[2]建議在 CT 引導下行粒子植入，有學者[1]建議行超聲引導下植入。亦有部分學者[7-8]采用 MRI 引導下肝臟腫瘤內粒子植入或經導管植入治療的方法治療門靜脈癌栓。目前 3D 打印模板技術在臨床上廣泛應用，有報道[9-10]稱采用 3D 打印模板聯合超聲/CT 行粒子植入，可以使穿刺更精準，粒子布局更合理，并能縮短穿刺時間，減少穿刺對正常組織的損害，但由于腹腔臟器的特殊性，3D 打印模板在近膈處肝癌中的應用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內鏡輔助下超聲引導也可應用于粒子植入[11-12]，但在肝癌中的應用不多。筆者認為，在保證劑量分布合理及臨床療效確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穿刺引起的副損傷，減少、甚至杜絕相關并發癥的發生尤為重要。由于靠近膈面，呼吸時肝臟隨膈肌上下移動，肝臟不同部位隨呼吸運動產生的位移不同[13]，且肝左葉靠近心臟，而心臟正常搏動頻率為 60～100 次/min，故呼吸活動及心臟搏動對肝臟的影響明顯增大。因此應選擇合理的引導方式，在保證手術安全、順利的同時，盡量減少上述因素對穿刺的影響，減少并發癥的發生。
2.1 CT/MRI 引導下粒子植入
部分學者建議行 CT/MRI 引導下粒子植入，原因可能如下：① 制定術前治療計劃及術后質量驗證相對方便：CT/MRI 圖像的分辨率相對較高，腫瘤解剖關系顯示清晰[14]，采用 CT/MRI 圖像制定治療計劃及術后進行質量驗證均較為方便，也方便隨時進行補種；② 植入過程中使用 CT/MRI 引導，可以清晰顯示腫瘤邊界及其與周圍器官或組織的關系，使得植入更為精確，更接近于治療計劃，使治療更為規范；③ CT/MRI 引導能夠做到術前計劃制定、術中粒子植入、術后質量驗證，以及術后復查及補種的統一性，使得治療更規范并具有連續性。
但是，對于近膈處肝臟腫瘤的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CT/MRI 引導具有其局限性：① 對于肝左葉靠近背側的腫瘤，由于腫瘤距膈面及心包極近，而心臟博動度較大，波動頻率較高，對穿刺定位造成較大影響，且 CT/MRI 引導不具有實時性，因此穿刺較為困難，影響穿刺的安全性，部分腫瘤出于安全考慮不得不放棄粒子植入。② 對于肝右葉近膈面腫瘤，部分腫瘤無肺組織遮擋，可以按計劃穿刺植入，但并不能排除肋骨對粒子布局的影響，雖然可以通過上下層面劑量的增補達到治療目的，但并不適用于所有情況，且經肋骨穿刺有時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傷。③ 對于肝右葉近膈頂處腫瘤，由于肺組織的遮擋，且 CT/MRI 掃描為斷層掃描，無法隨意定位掃描方向，只能按固定層面布針，因此穿刺勢必會經過肺組織及膈肌，造成肺穿刺出血，以及血、氣胸[15]，必要時需行胸腔閉式引流，影響術后恢復。④ 呼吸活動度對肝臟的影響可以通過麻醉狀態下的呼吸暫停來避免，但對 CT 掃描定位及穿刺的時間要求較高，且呼吸暫停時間越短越好。⑤ 反復的 CT/MRI 定位、復查增加患者不必要的射線輔射[16]，且延長了麻醉及手術時間。
2.2 超聲引導下粒子植入
超聲引導在近膈面肝癌的粒子植入治療中具有以下優點。① 實時引導：對于近心包的肝臟腫瘤，可以在實時引導下穿刺，保證粒子植入的安全性，這也是超聲引導在腫瘤放射性粒子植入過程中的優勢[17]；② 選擇穿刺路徑相對自由：對于近膈頂處腫瘤，在穿刺路徑的選擇上可以成功避開肺組織，避免血、氣胸的發生，減少嚴重并發癥的發生；③ 縮短手術時間：超聲引導下可以按順序不間斷進行腫瘤定位、穿刺、粒子植入及復查，縮短了手術麻醉時間[18]；④ 和 CT 引導相比，超聲引導可以避免患者因多次掃描帶來的輻射危害。
超聲引導在近膈處肝癌的粒子植入過程中具有 CT/MRI 所不具備的優勢，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點。① 加大了術前準備的難度：由于術前治療計劃的制定所采用的是 CT 圖像，因此，為保證超聲引導下粒子植入與術前計劃的一致，術前需反復行超聲檢查，并與 CT 圖像相對比，以保證兩者在粒子植入層面上的一致性，從而加大了術前準備的難度；② 加大了術中穿刺的難度：超聲引導下的影像表現比 CT 相對差[19]，對部分腫瘤的邊界顯示不清，需術前反復確認，微小病灶甚至需要行超聲造影明確邊界[20]，這就加大了術中穿刺的難度；③ 影響術后的質量驗證及補種。因此，應在提高穿刺技巧的同時，術后及時行質量驗證，避免出現粒子稀疏區，以保證手術質量。
為保證治療的規范性，本組 10 例患者術前治療計劃的制定及術后質量驗證均以 CT 圖像為標準，由于術中所有操作未于 CT 引導下進行，不能立即行質量驗證，如需補種，則需在二次麻醉下進行。
近膈處肝癌的解剖位置特殊，且影響穿刺路徑及操作的因素較多，為保證粒子的順利植入和手術的安全性，應根據腫瘤部位及大小合理選擇引導方式及穿刺路徑。本組 10 例患者于超聲引導下行粒子植入，克服了腫瘤部位較深、肝臟活動、心臟博動等不利因素，10 例均安全順利實施，并成功避免穿刺肺組織及膈肌，減少了穿刺副損傷等并發癥的發生。術后質量驗證示粒子分布滿意，無補種情況發生。2 例患者于術后第 1 天出現發熱，考慮不除外穿刺針道感染，經抗炎和對癥治療后痊愈。1 例患者出現穿刺部位疼痛，給予止痛治療后好轉。10 例患者均未發現血、氣胸等嚴重并發癥的發生。術后復查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隨訪 6～43 個月，除 2 例出現粒子移位外，未發現其他遠期并發癥的發生。以上均說明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近膈處肝癌的并發癥少、安全可靠、效果明顯，具有其優勢。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原發或轉移性肝癌多采用超聲或 CT 引導，部分采用 MRI 等其他影像學方法引導，其臨床療效確切，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1-3]。對于近膈處原發及轉移病灶的處理，上述引導方式均可安全實施，各有其優勢。由于解剖位置的特殊性，近膈處肝癌行放射性粒子植入的影響因素較多，因此對引導方式的選擇存在一定爭議。筆者所在醫院于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間，在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近膈處肝癌 10 例，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現回顧性分析該 10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病例納入標準：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的近膈處肝癌患者。排除標準：患者一般狀態差，無法耐受全身麻醉者；肝功能為 Child-Pugh C 級，手術風險較大者；出現全身廣泛轉移者；術前評估能夠行根治療性切除、建議首選手術切除，不建議行粒子植入者；超聲引導無穿刺路徑、建議于 CT/MRI 下穿刺植入者。最終納入 10 例患者，男女各 5 例，年齡 43～74 歲，平均年齡為 56.2 歲；其中原發性肝癌 4 例，轉移性肝癌 6 例（原發腫瘤：胰腺癌 1 例，乳腺癌 1 例，卵巢癌 1 例，結腸癌 2 例，肝門膽管癌 1 例）。手術病灶 19 個（其中單發病灶 4 例，2 個病灶 3 例，3 個病灶 3 例）；病灶位置：近腹側肝左葉近膈面病灶 2 個，近背側肝左葉近膈面病灶 3 個，肝右葉近膈面病灶 13 個，近膈頂處病灶 1 個；病灶最大徑 1.0～4.6 cm，中位數為 1.9 cm。10 例患者術前均行穿刺活檢病理學檢查明確診斷，并且行超聲、CT 等輔助檢查明確無手術切除指征，均接受超聲引導下經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
1.2 超聲引導下經皮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
1.2.1 術前
10 例患者術前均行 CT 檢查，明確腫瘤邊界、直徑、腫瘤與膈肌的關系、腫瘤與肺組織的關系，以及腫瘤與第 2 肝門及腎臟的關系。同時行超聲檢查，確定腫瘤與周圍組織的毗鄰關系，明確呼吸活動度和心臟博動對穿刺路徑的影響。如腫瘤顯示不清，必要時行超聲造影以明確[4]。制定術前治療計劃，確保穿刺路徑經腹、經肝，避免經肺穿刺。
1.2.2 穿刺路徑選擇
為避免疼痛刺激、情緒波動等不確定因素對穿刺精準度的影響，本組患者均于全麻下實施穿刺。對于近腹側肝左葉近膈面腫瘤（本組有 2 個病灶），于超聲定位下即可穿刺植入粒子，操作難度不大。對于近背側肝左葉近膈面腫瘤（本組有 3 個病灶），在穿刺過程中需注意心包活動和呼吸運動對腫瘤定位的影響，務必做到精確穿刺的同時，避開肺下界，避免誤穿心包。對于肝右葉近膈面腫瘤，如無肺組織遮擋，可根據情況選擇經右側肋間或經腹進針（本組有 3 個病灶）；如肺組織遮擋，選擇于呼氣末經肋間進針，避免穿刺肺組織（本組有 5 個病灶），見圖 1；如無法避開肺組織，則放棄經肋間進針，改為經腹進針（本組有 5 個病灶）。如腫瘤位于膈頂（本組有 1 個病灶），位置較深，影響超聲圖像效果及穿刺，選擇于吸氣末進針，利用肺膨脹對肝臟的壓迫以更好地顯示腫瘤，選擇最佳路徑。
圖1
示近膈處腫瘤（a）的穿刺路徑，選擇避開肺組織穿刺（b）
1.2.3 質量驗證
10 例患者均于放射防護條件下行粒子植入，患者麻醉清醒后行質量驗證，明確粒子分布情況，防止出現放射稀疏區，必要時再次補種。
1.2.4 術后
術后處理同腹腔其他腫瘤粒子植入術后處理[5]。所有醫療操作均于放射防護下進行，常規給予心電圖、血壓及血氧監護，以及禁食、補液、保肝等對癥治療。麻醉清醒后鼓勵患者早期下床活動，待患者胃腸道功能恢復后逐漸恢復飲食[6]。對術后常見并發癥如發熱和疼痛給予對癥、支持治療。術后第 1 天常規復查腹部彩超或 CT 檢查，明確有無出血或積液，必要時行穿刺引流。囑患者于術后第 1、2 及 4 個月復查。
1.3 手術結果
10 例患者均按計劃行粒子植入，植入 125I 粒子19～108 枚，平均植入 58.1 枚。植入過程順利，手術時間 30 ～90 min，平均 57 min。術后質量驗證示粒子分布滿意，無補種情況發生。2 例患者術后出現發熱（均發生于術后第 1 天），經抗炎和對癥治療后痊愈。1 例患者出現穿刺部位疼痛，給予止痛治療后好轉。10 例患者術后復查均未發現腹腔出血和積液，無血、氣胸等肺部并發癥發生，無膽汁漏、肝功能衰竭等嚴重并發癥發生。10 例患者的住院時間為 1～7 d，平均 3.8 d，均順利出院。
1.4 術后隨訪
10 例患者均于術后第 1、2 及 4 個月按時復查，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圖 2）。10 例患者的隨訪時間為 6～43 個月，中位數為 18.5 個月。其中1 例于術后 4 個月復查發現肝內轉移，再次給予粒子植入治療，至隨訪截止時暫無復發傾向（隨訪截止時獲訪了 29 個月）。隨訪至今（2017 年 11 月），10 例患者中有 2 例出現粒子移位，未出現嚴重后果，未予處理。4 例存活（2 例為原發性肝癌，2 例為結腸癌術后肝轉移），6 例死亡，其中 1 例死于消化道大出血（術后 16 個月），2 例死于肝功能衰竭（術后 10 個月和 12 個月），3 例死于全身多發轉移（術后 6、11 和 23 個月）。隨訪期間存活患者未發現其他遠期并發癥發生。
圖2
示手術前后近膈處腫瘤的 CT 圖像對比，白箭所示病灶
a：術前；b：術后 2 個月復查，提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良好
2 討論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原發及轉移性肝癌的臨床療效已被證實，但對于引導方式的選擇存在爭議。有學者[2]建議在 CT 引導下行粒子植入，有學者[1]建議行超聲引導下植入。亦有部分學者[7-8]采用 MRI 引導下肝臟腫瘤內粒子植入或經導管植入治療的方法治療門靜脈癌栓。目前 3D 打印模板技術在臨床上廣泛應用，有報道[9-10]稱采用 3D 打印模板聯合超聲/CT 行粒子植入，可以使穿刺更精準，粒子布局更合理，并能縮短穿刺時間，減少穿刺對正常組織的損害，但由于腹腔臟器的特殊性，3D 打印模板在近膈處肝癌中的應用還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內鏡輔助下超聲引導也可應用于粒子植入[11-12]，但在肝癌中的應用不多。筆者認為，在保證劑量分布合理及臨床療效確切的前提下，盡量避免穿刺引起的副損傷，減少、甚至杜絕相關并發癥的發生尤為重要。由于靠近膈面，呼吸時肝臟隨膈肌上下移動，肝臟不同部位隨呼吸運動產生的位移不同[13]，且肝左葉靠近心臟，而心臟正常搏動頻率為 60～100 次/min，故呼吸活動及心臟搏動對肝臟的影響明顯增大。因此應選擇合理的引導方式，在保證手術安全、順利的同時，盡量減少上述因素對穿刺的影響，減少并發癥的發生。
2.1 CT/MRI 引導下粒子植入
部分學者建議行 CT/MRI 引導下粒子植入，原因可能如下：① 制定術前治療計劃及術后質量驗證相對方便：CT/MRI 圖像的分辨率相對較高，腫瘤解剖關系顯示清晰[14]，采用 CT/MRI 圖像制定治療計劃及術后進行質量驗證均較為方便，也方便隨時進行補種；② 植入過程中使用 CT/MRI 引導，可以清晰顯示腫瘤邊界及其與周圍器官或組織的關系，使得植入更為精確，更接近于治療計劃，使治療更為規范；③ CT/MRI 引導能夠做到術前計劃制定、術中粒子植入、術后質量驗證，以及術后復查及補種的統一性，使得治療更規范并具有連續性。
但是，對于近膈處肝臟腫瘤的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CT/MRI 引導具有其局限性：① 對于肝左葉靠近背側的腫瘤，由于腫瘤距膈面及心包極近，而心臟博動度較大，波動頻率較高，對穿刺定位造成較大影響，且 CT/MRI 引導不具有實時性，因此穿刺較為困難，影響穿刺的安全性，部分腫瘤出于安全考慮不得不放棄粒子植入。② 對于肝右葉近膈面腫瘤，部分腫瘤無肺組織遮擋，可以按計劃穿刺植入，但并不能排除肋骨對粒子布局的影響，雖然可以通過上下層面劑量的增補達到治療目的，但并不適用于所有情況，且經肋骨穿刺有時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傷。③ 對于肝右葉近膈頂處腫瘤，由于肺組織的遮擋，且 CT/MRI 掃描為斷層掃描，無法隨意定位掃描方向，只能按固定層面布針，因此穿刺勢必會經過肺組織及膈肌，造成肺穿刺出血，以及血、氣胸[15]，必要時需行胸腔閉式引流，影響術后恢復。④ 呼吸活動度對肝臟的影響可以通過麻醉狀態下的呼吸暫停來避免，但對 CT 掃描定位及穿刺的時間要求較高，且呼吸暫停時間越短越好。⑤ 反復的 CT/MRI 定位、復查增加患者不必要的射線輔射[16]，且延長了麻醉及手術時間。
2.2 超聲引導下粒子植入
超聲引導在近膈面肝癌的粒子植入治療中具有以下優點。① 實時引導：對于近心包的肝臟腫瘤，可以在實時引導下穿刺，保證粒子植入的安全性，這也是超聲引導在腫瘤放射性粒子植入過程中的優勢[17]；② 選擇穿刺路徑相對自由：對于近膈頂處腫瘤，在穿刺路徑的選擇上可以成功避開肺組織，避免血、氣胸的發生，減少嚴重并發癥的發生；③ 縮短手術時間：超聲引導下可以按順序不間斷進行腫瘤定位、穿刺、粒子植入及復查，縮短了手術麻醉時間[18]；④ 和 CT 引導相比，超聲引導可以避免患者因多次掃描帶來的輻射危害。
超聲引導在近膈處肝癌的粒子植入過程中具有 CT/MRI 所不具備的優勢，但是也有一定的缺點。① 加大了術前準備的難度：由于術前治療計劃的制定所采用的是 CT 圖像，因此，為保證超聲引導下粒子植入與術前計劃的一致，術前需反復行超聲檢查，并與 CT 圖像相對比，以保證兩者在粒子植入層面上的一致性，從而加大了術前準備的難度；② 加大了術中穿刺的難度：超聲引導下的影像表現比 CT 相對差[19]，對部分腫瘤的邊界顯示不清，需術前反復確認，微小病灶甚至需要行超聲造影明確邊界[20]，這就加大了術中穿刺的難度；③ 影響術后的質量驗證及補種。因此，應在提高穿刺技巧的同時，術后及時行質量驗證，避免出現粒子稀疏區，以保證手術質量。
為保證治療的規范性，本組 10 例患者術前治療計劃的制定及術后質量驗證均以 CT 圖像為標準，由于術中所有操作未于 CT 引導下進行，不能立即行質量驗證，如需補種，則需在二次麻醉下進行。
近膈處肝癌的解剖位置特殊，且影響穿刺路徑及操作的因素較多，為保證粒子的順利植入和手術的安全性，應根據腫瘤部位及大小合理選擇引導方式及穿刺路徑。本組 10 例患者于超聲引導下行粒子植入，克服了腫瘤部位較深、肝臟活動、心臟博動等不利因素，10 例均安全順利實施，并成功避免穿刺肺組織及膈肌，減少了穿刺副損傷等并發癥的發生。術后質量驗證示粒子分布滿意，無補種情況發生。2 例患者于術后第 1 天出現發熱，考慮不除外穿刺針道感染，經抗炎和對癥治療后痊愈。1 例患者出現穿刺部位疼痛，給予止痛治療后好轉。10 例患者均未發現血、氣胸等嚴重并發癥的發生。術后復查示腫瘤局部控制效果明顯，隨訪 6～43 個月，除 2 例出現粒子移位外，未發現其他遠期并發癥的發生。以上均說明超聲引導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療近膈處肝癌的并發癥少、安全可靠、效果明顯，具有其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