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嚴晶, 肖克敏, 何金鑫. 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7, 24(8): 970-974. doi: 10.7507/1007-9424.201611098 復制
結腸癌是臨床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隨著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結腸癌現已成為當前發病率第三的惡性腫瘤，僅次于胃癌和肺癌。目前對結腸癌的治療主要以手術為主，經腹腔鏡行結腸癌根治術為最常見的治療方式[1-2]。隨著外科學的進展及腔鏡技術的進步，結腸癌根治術后的問題逐漸增多，其中并發肺部感染的問題近年來逐漸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1, 3-4]。術后并發肺部感染是制約結腸癌根治術預后效果的重要因素。當前胃腸外科醫師普遍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危害性認知不足，醫務人員往往著眼于精細化外科切除的范圍、術后放化療的時機及控制其他術后并發癥的發生，卻忽視了對于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判別及干預[5]。患者一旦于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將極大程度延遲康復進程、干預腫瘤一體化治療原則及增加醫療資源消耗。因此在結腸癌患者的圍手術期，盡早對易于并發肺部感染的患者予以臨床干預，已成為預防和緩解不良預后轉歸最有效、也是最為經濟的治療策略。當前對于術前識別術后并發肺部感染沒有實質性進展，尤其缺乏兼具靈敏性和特異度的實驗室檢查指標。但近年來研究[6-7]表明，和肽素（copeptin，COP）對于創傷、應激等因素導致的肺部損傷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且通過血清學檢測十分簡便易行。因此本研究設定了較長的研究周期，針對結腸癌根治術患者進行專項研究，擬搜集可能影響并發肺部感染的各項潛在影響因素，從而為切實改善結腸癌患者根治術后的預后，并為下階段大規模臨床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于大冶市人民醫院行結腸癌根治術的患者，年齡范圍為 18～75 歲。
1.1.2 排除標準 排除以下患者：① 既往有慢性支氣管炎或慢性肺氣腫病史；② 合并社區獲得性肺炎，癥狀尚未得到有效控制；③ 近期服用免疫抑制劑、處于免疫抑制狀態；④ 長期激素用藥史；⑤ 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Ⅲ級；⑥ 腫瘤肺轉移；⑦ 罹患肺結核。
1.1.3 剔除標準 出現以下情況者剔除出研究隊列：① 住院資料錄入不全；② 患者因診療流程與院方存在糾紛；③ 術后患者死亡；④ 發生嚴重并發癥或術后繼發其他臟器疾患，引起病情急驟變化，以至于對結局指標產生干擾者。
1.2 資料收集
前瞻性納入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間于大冶市人民醫院行結腸癌根治手術的 56 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相關資料或指標有 ① 患者的一般情況、個人史及肺功能情況：年齡、性別、吸煙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每分鐘最大通氣量（maximal voluntary ventilation，MVV）、最大呼氣峰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PEF）、1 s 用力呼氣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及 FEV1/FVC 值。② 患者圍手術期的相關指標：手術時間、術中機械通氣時間、術中失血量及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③ 術后各項炎癥標志物水平（術后 2 h）：包括血清 COP、超敏 C 反應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WBC）計數及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1.3 倫理學審批
本臨床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及中國臨床試驗研究的相關法規，并獲得大冶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納入研究隊列的患者均由其本人于初診時簽署知情同意書及隨訪同意書，獲取各項同意書的過程均符合臨床試驗研究的質量管理規范要求。
1.4 診斷標準
結腸癌診斷及分期標準依據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于 2010 年發布的第七版《癌癥分期標準》[8]；結腸癌根治術適應證及操作指南依照中國抗癌協會大腸癌專業委員會腹腔鏡外科學組、中華醫學會外科分會腹腔鏡與內鏡外科學組于 2006 年聯合發布的《腹腔鏡結腸直腸癌根治手術操作指南》[9]。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① 手術后 72 h 內發病；② 患者表現為咳嗽、痰液黏稠，肺部聽診可聞及新近出現的濕性啰音；③ 發熱或各項炎癥標志物含量異常；④ 肺部影像學表現與入院時相比顯著異常，且支持肺部感染表現。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ACCESS 軟件建立數據庫，使用雙次錄入法以完成數據核查與邏輯糾錯。本研究的數據處理基于 SPSS 21.0 軟件包完成。對連續變量進行 Kolmogorov-Smirnov 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median，M）及四分位數（Q25，Q75）表示。計數資料以例及百分比表示。首先通過 logistic 回歸模型對結腸癌患者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再通過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對回歸模型進行整體檢驗，以進一步明確各項影響因素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評判效能。依據數據結果擬合雙正態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估計相應參數，得出平滑 ROC 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并選擇曲線的最左上端作為最佳預測截點。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前瞻性收集的 56 例患者中，術后有 3 例患者因各類嚴重并發癥被剔除出研究隊列，最終納入 53 例患者，所有患者的臨床數據完整。術后有 13 例患者并發肺部感染（觀察組），余 40 例術后未見明顯病情加重、未并發肺部感染（對照組）。
2.1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2 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吸煙史、BMI、PEF、FEV1、FVC、術中機械通氣時間、術中失血量、術后 ESR、術后 WBC 計數及術后 TNF-α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2 組患者的 MVV、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術后 COP 水平、術后 hs-CRP 水平及術后 PCT 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的 MVV 和 FEV1/FVC 值較低，手術時間和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較長，術后 COP、hs-CRP 及 PCT 水平均較高。詳見表 1。
表1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2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
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有 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 COP 水平及術后 PCT 水平（P<0.05），均為危險性因素，即：患者術后 FEV1/FVC 值每增加 1%，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17.4%；患者手術時間每增加 1 h，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63.8%；患者術后 COP 水平每增加 1 pmol/L，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32.8%；患者術后 PCT 水平每增加1 ng/mL，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46.5%。詳見表 2。
表2
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
2.3 各影響因素對于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價值
通過 ROC 曲線以進一步明確各項影響因素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效能。以前述獨立指標為評判結局事件的影響性指標、以并發肺部感染為結局事件，繪制 ROC 曲線，曲線見圖 1。得到各項指標的 AUC 值及其 95% CI，并取曲線最左上端相應值為最佳截點，根據易用性原則對結果進行微調以獲取評判預后轉歸的臨界值：① FEV1/FVC 值不具備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效能（P=0.182）；② 手術時間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16），其臨界值取 6.207 h 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③ 術后 COP 水平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27），其臨界值取 10.420 pmol/L 時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④ 術后 PCT 水平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21），其臨界值取3.676 ng/mL 時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詳見表 3。
圖1
示各影響因素預測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 ROC 曲線
表3
各影響因素的 AUC 值及相關參數
3 討論
能充分識別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高危風險因素，及時進行針對性的臨床干預，對于進一步提升結腸癌的診療水平、延緩不良預后的進展及改善患者的生存質量均具有重要臨床意義。但當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尚未引起臨床醫生足夠的重視，臨床資料較少，相關研究開展較為遲滯，基本停留于理論研究水平，究其原因大致為以下因素。① 肺部感染為多因素誘發的臨床綜合征，致病機制復雜，再加上麻醉、手術損傷及腫瘤侵襲造成的影響，使得無法通過動物模型深入模擬其病理學變化和臨床特征，難以通過基礎實驗深入研究其機制。② 當前學術界對具體誘因尚莫衷一是，腫瘤浸潤、腸道細菌透壁移行、免疫功能改變、麻醉侵襲、手術損傷、機械通氣、長期臥床、高齡等因素均被提出與其相關[3, 10-15]。此外，手術抑制了患者的膈肌功能，使原有的腹式呼吸轉為胸式呼吸，損及患者肺功能，尤以術后 48 h 內影響最為明顯，且患者術后氣道自凈能力下降，易于發生分泌物潴留，導致或加重肺部感染[16-18]。③ 當前實驗室檢查項目中，缺乏能夠精確、敏感反映肺組織損傷的指標，導致診斷性及預測性研究均難以得到量化開展，更進一步加重了本研究的復雜性。
本研究盡可能在相同研究環境下，設計長時段的研究周期，通過前瞻性、連續性搜集樣本數據，納入各項潛在致病因素，以比較并發肺部感染和未并發肺部感染患者各項臨床資料的差異，并通過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索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① 單因素分析結果表明，與對照組相比較，觀察組患者的 MVV 和 FEV1/FVC 值較低，手術時間和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較長，術后 COP、hs-CRP 及 PCT 水平均較高；②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有 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 COP 及 PCT 水平，且均為危險性因素；③ ROC 曲線結果顯示，手術時間為 6.207 h時、術后 PCT 水平為 3.676 ng/mL時以及術后 COP 水平為 10.420 pmol/L時，對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具有較顯著的評判效能。原因可能為，手術時間延長可顯著加重患者一系列氧化應激反應、刺激大量炎性因子釋放入血；術后 PCT 水平為兼具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炎癥標志物，上述兩項指標已為臨床所共知。COP 為精氨酸加壓素原 C 末端的部分肽段，由 39 個氨基酸殘基組成。COP 的作用廣泛，與多種疾病的發病相關，為參與機體應激反應的重要物質[6, 19-20]。近年來研究[21-24]表明，COP 的結構穩定、半衰期長，行血清學檢測方便易行，因此逐漸用于多種疾病的早期診斷和預后轉歸的判別。本研究結果即顯示了術后 COP 水平對于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價值。
但本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本研究局限于研究者當地醫院，因此樣本量略小，可能對研究結果的說服力產生影響，但這也為下階段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方向。有鑒于上述不足，今后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研究還應該進一步深入，使結果更加具有推廣性。但基于本研究結果，臨床醫生應予以充分警惕及借鑒，及時篩查肺部感染相關指標、及時復查影像學及炎癥標志物，從而做到盡早發現和盡早干預，切實改善結腸癌患者術后的生存質量。
結腸癌是臨床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隨著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結腸癌現已成為當前發病率第三的惡性腫瘤，僅次于胃癌和肺癌。目前對結腸癌的治療主要以手術為主，經腹腔鏡行結腸癌根治術為最常見的治療方式[1-2]。隨著外科學的進展及腔鏡技術的進步，結腸癌根治術后的問題逐漸增多，其中并發肺部感染的問題近年來逐漸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1, 3-4]。術后并發肺部感染是制約結腸癌根治術預后效果的重要因素。當前胃腸外科醫師普遍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危害性認知不足，醫務人員往往著眼于精細化外科切除的范圍、術后放化療的時機及控制其他術后并發癥的發生，卻忽視了對于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判別及干預[5]。患者一旦于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將極大程度延遲康復進程、干預腫瘤一體化治療原則及增加醫療資源消耗。因此在結腸癌患者的圍手術期，盡早對易于并發肺部感染的患者予以臨床干預，已成為預防和緩解不良預后轉歸最有效、也是最為經濟的治療策略。當前對于術前識別術后并發肺部感染沒有實質性進展，尤其缺乏兼具靈敏性和特異度的實驗室檢查指標。但近年來研究[6-7]表明，和肽素（copeptin，COP）對于創傷、應激等因素導致的肺部損傷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且通過血清學檢測十分簡便易行。因此本研究設定了較長的研究周期，針對結腸癌根治術患者進行專項研究，擬搜集可能影響并發肺部感染的各項潛在影響因素，從而為切實改善結腸癌患者根治術后的預后，并為下階段大規模臨床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于大冶市人民醫院行結腸癌根治術的患者，年齡范圍為 18～75 歲。
1.1.2 排除標準 排除以下患者：① 既往有慢性支氣管炎或慢性肺氣腫病史；② 合并社區獲得性肺炎，癥狀尚未得到有效控制；③ 近期服用免疫抑制劑、處于免疫抑制狀態；④ 長期激素用藥史；⑤ 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Ⅲ級；⑥ 腫瘤肺轉移；⑦ 罹患肺結核。
1.1.3 剔除標準 出現以下情況者剔除出研究隊列：① 住院資料錄入不全；② 患者因診療流程與院方存在糾紛；③ 術后患者死亡；④ 發生嚴重并發癥或術后繼發其他臟器疾患，引起病情急驟變化，以至于對結局指標產生干擾者。
1.2 資料收集
前瞻性納入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間于大冶市人民醫院行結腸癌根治手術的 56 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相關資料或指標有 ① 患者的一般情況、個人史及肺功能情況：年齡、性別、吸煙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每分鐘最大通氣量（maximal voluntary ventilation，MVV）、最大呼氣峰流量（peak expiratory flow，PEF）、1 s 用力呼氣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FEV1）、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及 FEV1/FVC 值。② 患者圍手術期的相關指標：手術時間、術中機械通氣時間、術中失血量及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③ 術后各項炎癥標志物水平（術后 2 h）：包括血清 COP、超敏 C 反應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WBC）計數及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1.3 倫理學審批
本臨床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及中國臨床試驗研究的相關法規，并獲得大冶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納入研究隊列的患者均由其本人于初診時簽署知情同意書及隨訪同意書，獲取各項同意書的過程均符合臨床試驗研究的質量管理規范要求。
1.4 診斷標準
結腸癌診斷及分期標準依據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于 2010 年發布的第七版《癌癥分期標準》[8]；結腸癌根治術適應證及操作指南依照中國抗癌協會大腸癌專業委員會腹腔鏡外科學組、中華醫學會外科分會腹腔鏡與內鏡外科學組于 2006 年聯合發布的《腹腔鏡結腸直腸癌根治手術操作指南》[9]。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① 手術后 72 h 內發病；② 患者表現為咳嗽、痰液黏稠，肺部聽診可聞及新近出現的濕性啰音；③ 發熱或各項炎癥標志物含量異常；④ 肺部影像學表現與入院時相比顯著異常，且支持肺部感染表現。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ACCESS 軟件建立數據庫，使用雙次錄入法以完成數據核查與邏輯糾錯。本研究的數據處理基于 SPSS 21.0 軟件包完成。對連續變量進行 Kolmogorov-Smirnov 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median，M）及四分位數（Q25，Q75）表示。計數資料以例及百分比表示。首先通過 logistic 回歸模型對結腸癌患者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再通過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對回歸模型進行整體檢驗，以進一步明確各項影響因素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評判效能。依據數據結果擬合雙正態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估計相應參數，得出平滑 ROC 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并選擇曲線的最左上端作為最佳預測截點。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前瞻性收集的 56 例患者中，術后有 3 例患者因各類嚴重并發癥被剔除出研究隊列，最終納入 53 例患者，所有患者的臨床數據完整。術后有 13 例患者并發肺部感染（觀察組），余 40 例術后未見明顯病情加重、未并發肺部感染（對照組）。
2.1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2 組患者的性別、年齡、吸煙史、BMI、PEF、FEV1、FVC、術中機械通氣時間、術中失血量、術后 ESR、術后 WBC 計數及術后 TNF-α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2 組患者的 MVV、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術后 COP 水平、術后 hs-CRP 水平及術后 PCT 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的 MVV 和 FEV1/FVC 值較低，手術時間和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較長，術后 COP、hs-CRP 及 PCT 水平均較高。詳見表 1。
表1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2 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
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有 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 COP 水平及術后 PCT 水平（P<0.05），均為危險性因素，即：患者術后 FEV1/FVC 值每增加 1%，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17.4%；患者手術時間每增加 1 h，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63.8%；患者術后 COP 水平每增加 1 pmol/L，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32.8%；患者術后 PCT 水平每增加1 ng/mL，并發肺部感染的概率增加 46.5%。詳見表 2。
表2
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結果
2.3 各影響因素對于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價值
通過 ROC 曲線以進一步明確各項影響因素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效能。以前述獨立指標為評判結局事件的影響性指標、以并發肺部感染為結局事件，繪制 ROC 曲線，曲線見圖 1。得到各項指標的 AUC 值及其 95% CI，并取曲線最左上端相應值為最佳截點，根據易用性原則對結果進行微調以獲取評判預后轉歸的臨界值：① FEV1/FVC 值不具備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效能（P=0.182）；② 手術時間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16），其臨界值取 6.207 h 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③ 術后 COP 水平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27），其臨界值取 10.420 pmol/L 時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④ 術后 PCT 水平具備預測結腸癌根治術患者并發肺部感染的效能（P=0.021），其臨界值取3.676 ng/mL 時可獲得最佳的預測靈敏度及特異度。詳見表 3。
圖1
示各影響因素預測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 ROC 曲線
表3
各影響因素的 AUC 值及相關參數
3 討論
能充分識別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高危風險因素，及時進行針對性的臨床干預，對于進一步提升結腸癌的診療水平、延緩不良預后的進展及改善患者的生存質量均具有重要臨床意義。但當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尚未引起臨床醫生足夠的重視，臨床資料較少，相關研究開展較為遲滯，基本停留于理論研究水平，究其原因大致為以下因素。① 肺部感染為多因素誘發的臨床綜合征，致病機制復雜，再加上麻醉、手術損傷及腫瘤侵襲造成的影響，使得無法通過動物模型深入模擬其病理學變化和臨床特征，難以通過基礎實驗深入研究其機制。② 當前學術界對具體誘因尚莫衷一是，腫瘤浸潤、腸道細菌透壁移行、免疫功能改變、麻醉侵襲、手術損傷、機械通氣、長期臥床、高齡等因素均被提出與其相關[3, 10-15]。此外，手術抑制了患者的膈肌功能，使原有的腹式呼吸轉為胸式呼吸，損及患者肺功能，尤以術后 48 h 內影響最為明顯，且患者術后氣道自凈能力下降，易于發生分泌物潴留，導致或加重肺部感染[16-18]。③ 當前實驗室檢查項目中，缺乏能夠精確、敏感反映肺組織損傷的指標，導致診斷性及預測性研究均難以得到量化開展，更進一步加重了本研究的復雜性。
本研究盡可能在相同研究環境下，設計長時段的研究周期，通過前瞻性、連續性搜集樣本數據，納入各項潛在致病因素，以比較并發肺部感染和未并發肺部感染患者各項臨床資料的差異，并通過 logistic 回歸模型探索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結果顯示：① 單因素分析結果表明，與對照組相比較，觀察組患者的 MVV 和 FEV1/FVC 值較低，手術時間和術后引流管放置時間較長，術后 COP、hs-CRP 及 PCT 水平均較高；②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影響因素有 FEV1/FVC 值、手術時間、術后 COP 及 PCT 水平，且均為危險性因素；③ ROC 曲線結果顯示，手術時間為 6.207 h時、術后 PCT 水平為 3.676 ng/mL時以及術后 COP 水平為 10.420 pmol/L時，對結腸癌術后并發肺部感染具有較顯著的評判效能。原因可能為，手術時間延長可顯著加重患者一系列氧化應激反應、刺激大量炎性因子釋放入血；術后 PCT 水平為兼具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炎癥標志物，上述兩項指標已為臨床所共知。COP 為精氨酸加壓素原 C 末端的部分肽段，由 39 個氨基酸殘基組成。COP 的作用廣泛，與多種疾病的發病相關，為參與機體應激反應的重要物質[6, 19-20]。近年來研究[21-24]表明，COP 的結構穩定、半衰期長，行血清學檢測方便易行，因此逐漸用于多種疾病的早期診斷和預后轉歸的判別。本研究結果即顯示了術后 COP 水平對于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預測價值。
但本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本研究局限于研究者當地醫院，因此樣本量略小，可能對研究結果的說服力產生影響，但這也為下階段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方向。有鑒于上述不足，今后對結腸癌根治術后并發肺部感染的研究還應該進一步深入，使結果更加具有推廣性。但基于本研究結果，臨床醫生應予以充分警惕及借鑒，及時篩查肺部感染相關指標、及時復查影像學及炎癥標志物，從而做到盡早發現和盡早干預，切實改善結腸癌患者術后的生存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