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廣偉, 顧元龍, 胡森焱. 人熱休克蛋白 70-肽復合物/樹突狀細胞對肝癌的免疫治療效果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7, 24(2): 222-227. doi: 10.7507/1007-9424.201607057 復制
原發性肝癌即肝細胞性肝癌（以下簡稱“肝癌”）目前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惡性腫瘤的免疫逃避能力導致其無限制地生長、復發和轉移[1]。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作為體內一類最重要的抗原提呈細胞，能夠有效攝取、加工腫瘤抗原，再經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物（main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Ⅰ/Ⅱ類分子提呈給 T 淋巴細胞和 B 淋巴細胞，使之激活，產生特異性的抗腫瘤免疫反應[2-4]。國內已有研究[5-7]結果表明，肝癌凍融抗原聯合重組人熱休克蛋白 70（HSP70）修飾的 DC 誘導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對肝癌細胞能產生高效殺傷作用。本研究從外周血提取并培養 DC，并應用肝癌患者的腫瘤組織提取的 HSP70-肽復合物（peptide complexes，PCs）體外修飾，然后回輸到患者體內，然后檢測治療前、后 T 淋巴細胞亞群、血清腫瘤標志物水平的變化，評估患者的生存情況，同時觀察 HSP70-PC/DCs 瘤苗的臨床應用安全性，探討其對提高肝癌患者術后免疫能力及預防腫瘤復發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搜集 2010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南京市高淳人民醫院普外科和南通大學附屬第三醫院肝膽胰外科手術治療的 30 例肝癌患者，經術后病理組織學檢查證實為肝細胞癌。根據術后的治療方法，這 30 例肝癌患者被分為 HSP70-PC/DCs 治療組（簡稱“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每組 15 例。2 組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見表 1，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2 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情況比較
1.2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① 臨床確診為肝癌；② 生活自理，卡氏體力狀況評分 60 分以上；③ 預計生存期大于 6 個月；④ 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
1.2.2 排除標準 ① 器官功能衰減；② 妊娠及哺乳期婦女；③ 臟器移植者，如肝臟、心臟、腎臟等；④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⑤ 不可控制的感染性疾病；⑥ 對本治療中所用生物制劑過敏者。
1.3 腫瘤抗原準備及瘤苗制備
手術時注意留取 1～2 cm3見方的腫瘤組織，用于 DC 瘤苗的生產。采集部位：正常組織與癌組織交界處，盡量避開壞死部位。保存與運輸：新鮮腫瘤組織直接置于特制的組織貯放瓶內（含組織保存液），4 h 內送至南通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生物治療中心制備瘤苗，制備方法參照文獻[6-8]。
1.4 治療方法
1.4.1 免疫治療組 術后 1 個月開始進行外周采血，4 次免疫注射為 1 個療程，注射時間次序依照文獻[9]第 7、14、28 及 42 天施行皮內注射，采用 18 G 貝朗淺靜脈留置針（配 BD 血氣針筒），淋巴結富集區（腋窩/腹股溝）10 cm 范圍內，2～3 點注射；注射后患者應留觀 30～40 min，無不良反應后方可離開。若發生不良反應，則對癥處理。注射針尖應采用≥18 G 的針尖，以減少對細胞的破壞。注射后囑患者不要按壓局部皮丘。注射后 2 d 內不要沐浴。
1.4.2 化療組 在 XELOX（奧沙利鉑+卡培他濱）方案中，卡培他濱 1 g，口服，每天 2 次，2 周，停用 1 周療法。在 FOXFOL（奧沙利鉑+亞葉酸鈣+5-氟尿嘧啶）方案中，亞葉酸鈣 200 mg/m2 靜脈點滴，第 1～5 天；繼以 5-氟尿嘧啶 180 mg/m2 靜脈點滴，第 1～5 天。每 3 周重復，至少接受 4 個周期的化療。化療前征得患者及患者家屬同意并簽署化療知情同意書。
1.5 觀察指標
① 采用 KPS 評分對 2 組患者的生存質量的改善狀況進行評價；② 流式細胞儀檢測外周血 T 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③ 采用國際通用標準進行毒副反應[10]觀察；④ 檢測腫瘤標志物包括甲胎蛋白（AFP）和 CA19-9；⑤ 對 19 個月時的生存及復發情況進行觀察。以上指標的檢測時間的界定，“治療后”除了生存質量評價時間是指治療結束后 2 周外，其他指標的檢測時間都是指治療結束后第 10 天；治療前均是指治療前 2 d。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包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采用t 檢驗；率的比較用χ2 檢驗；生存期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采用 log-rank 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治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治療前，2 組患者的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均明顯高于化療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外周血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較治療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化療組治療前、后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2 組患者治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
2.2 2 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腫瘤標志物 AFP 和 CA19-9 水平的變化
治療前，2 組患者的 AFP 及 CA19-9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AFP 和 CA19-9 水平均明顯低于化療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 AFP 和 CA19-9 水平均明顯低于治療前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564，P=0.021；t=2.011，P=0.041），化療組治療后 AFP 和 CA19-9 水平與治療前比較分別有不同程度降低（t=2.221，P=0.036；t=2.487，P=0.066）。見表 3。
表3
2 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腫瘤標志物AFP和CA19-9水平變化（
）
2.3 免疫治療后的不良反應和安全性評價
免疫治療后，有 3 例患者出現發熱，體溫 38.0～38.5 ℃，未給予特殊處理，均在 5～24 h 恢復正常。有 2 例患者瘤苗注射局部出現直徑 1.0～1.5 cm 的皮膚紅腫，均可耐受，未予特殊處理，72 h 后皮膚紅暈消散。瘤苗接種期間，患者均未出現惡心、嘔吐、頭痛等癥狀，有 1 例患者出現肌肉痛，給予吲哚美辛后疼痛消失，8 例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食欲改善，疼痛緩解，生存質量得到明顯改善，血常規及肝功能檢測也未發現明顯異常，所有患者耐受性良好。免疫治療 3 個月內發生的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和安全性評定Ⅰ/Ⅱ級中寒戰 3 例，發熱 2 例，惡心 1 例，腹瀉 1 例；Ⅲ/Ⅳ級中寒戰和發熱各 1 例。
2.4 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復發率和生存率比較
30 例患者隨訪時間 5～19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 9 個月。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 1 年生存率分別為（0.891±0.091）%和（0.858±0.042）%。免疫治療組中位生存時間為 560 d，化療組中位生存時間為 436 d。
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復發率和總生存率的比較見表 4。從表 4 可見，治療前，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KPS 評分明顯高于化療組（t=2.421，P=0.04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 KPS 評分明顯高于治療前（t=2.118，P=0.031），化療組治療后 KPS 評分與治療前相比相對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587，P=0.661）。免疫治療組的復發率明顯低于化療組（χ2=0.651，P=0.048），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的總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76，P=0.579），見圖 1。
表4
2 組患者治療后 19 個月時的復發率、生存率及 KPS 評分
圖1
2 組患者 19 個月累積生存率曲線
免疫治療組共死亡 4 例，其中 2 例（B 期肝癌合并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在生物治療后 8 個月全身多處轉移、合并腎功能衰竭而死亡，另外 2 例因食管靜脈破裂出血死亡；有 2 例在隨訪 17 個月時發現左肺轉移病灶；化療組患者死亡 6 例，其中 2 例因肝、腎功能衰竭而死亡，4 例患者在 12 個月復查時發現肺部及肝內廣泛播散轉移，致呼吸和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3 討論
肝癌患者預后較差，病死率占全球癌癥第 3 位，且發病率不斷上升[11]。因此，開展肝癌的細胞免疫治療研究具有重要意義。DC 是目前發現的人體中抗原提呈功能最強的免疫細胞，具有顯著的刺激、促進 T 淋巴細胞的增殖作用，在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中均有重要的地位[12]，成熟的 DC 則對 MHC-Ⅰ/Ⅱ類分子、CD40、CD80/86 及 CD1a、CD83 分子產生高表達，其呈遞抗原并觸發免疫應答的作用強，是人體抗腫瘤免疫反應的主要啟動者，以 DC 為基礎的免疫治療是肝癌免疫治療中最有價值的研究之一[13]。
近年來，有研究[13-14]發現，肝癌組織中高表達 HSP70 和 HSP90，其中 HSP70 參與腫瘤細胞的增殖與凋亡，與肝癌的發生、發展、生物學行為以及預后都有著密切的關系。HSP70 作為載體或“肽伴侶（peptide chaperone）”，以 HSP-PCs 的形式，通過 MHC-Ⅰ通路，遞呈腫瘤抗原肽，協助機體免疫系統識別抗原肽，活化 CD4+/CD8+ T 淋巴細胞，生成 CTLs，誘發針對特定腫瘤細胞的特異性細胞免疫。研究[15]表明，HSP70 與 DC 表面的 CD40 分子結合通過 p38 信號通道促進 DC 的成熟和分泌 Th1 細胞因子，并能促進 TH 細胞向 TH1 細胞轉化，分泌相應的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2、IL-12、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這些細胞因子對于機體產生及維持抗腫瘤免疫甚為重要。取自患者腫瘤組織制備的 HSP70-PC 包括了含患者特定的腫瘤的“抗原指紋”，接種到患者體內可以靶向地僅僅破壞含有這種“抗原指紋”的腫瘤細胞[16]，而對正常組織沒有影響，完全是個體化的腫瘤疫苗[17]。國內已有臨床研究[18]結果顯示，多靶點抗原肽自體免疫細胞治療肝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國外學者 Nakamoto 等[19]發現，以 DC 為基礎的免疫靶向治療能降低肝癌復發率。Bray 等[20]給肝癌患者注射肽負載的 DC 瘤苗，結果發現能增強自然殺傷細胞活性，降低調節性 T 淋巴細胞出現的頻率。
國內有研究[21]結果顯示，肝癌患者細胞免疫功能降低，外周血 T 淋巴細胞亞群的檢測對了解肝癌患者的病情、預后及免疫治療具有臨床指導意義；機體的抗腫瘤效應主要由 CD4+ 和 CD8+ 參與，CD4+ 細胞能夠促進效應細胞的抗腫瘤作用；判斷免疫治療療效的另一項重要指標是腫瘤患者免疫功能的變化。宿主抗腫瘤反應以 T 淋巴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反應為主，因此，T 淋巴細胞亞群的檢測能較好地反映細胞免疫功能[22]，從而判斷患者對治療的反應。
本研究從自體肝癌組織提取腫瘤細胞肽，體外與 HSP70 結合后去修飾患者外周血培養的 DCs，然后回輸給患者，結果顯示，應用免疫治療組患者的 T 淋巴細胞亞群 CD3+、CD4+、CD4+/CD8+、CD3CD56 均有明顯的升高（P<0.05），化療組治療前后變化不明顯；血清腫瘤標志物 AFP 較治療前也有明顯下降且也明顯低于化療組（P<0.05），復發率也明顯低于化療組（P＜0.05），盡管 2 組患者總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根據復發率的統計結果及 KPS 評分的比較不難推測，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和樣本量的增加，HSP70-PC/DCs 瘤苗治療患者可能會表現出更長的生存期，這些結果表明，HSP70-PC/DCs 為瘤苗的免疫治療能夠有效地激活 CD4+/CD8+ 及自然殺傷 T 淋巴細胞，從而提高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性的免疫效應，是一種有效的激發抗腫瘤免疫反應的方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HSP70-PC/DCs 瘤苗治療中，無嚴重不良反應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所有患者耐受性良好，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9,22-23]也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然而腫瘤疫苗的療效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疫苗注射方式、劑量、接種時間、患者免疫狀態等，其影響因素目前很難確定，仍有待進一步研究[24]。相信隨著基礎和臨床研究的不斷深入，從自身腫瘤組織提取的 HSP70-PC 作為瘤苗進行免疫治療，對于喪失手術機會或術后不能耐受化療的患者，將成為腫瘤綜合治療方案的有益的補充。
原發性肝癌即肝細胞性肝癌（以下簡稱“肝癌”）目前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惡性腫瘤的免疫逃避能力導致其無限制地生長、復發和轉移[1]。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作為體內一類最重要的抗原提呈細胞，能夠有效攝取、加工腫瘤抗原，再經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物（main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Ⅰ/Ⅱ類分子提呈給 T 淋巴細胞和 B 淋巴細胞，使之激活，產生特異性的抗腫瘤免疫反應[2-4]。國內已有研究[5-7]結果表明，肝癌凍融抗原聯合重組人熱休克蛋白 70（HSP70）修飾的 DC 誘導細胞毒性 T 淋巴細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對肝癌細胞能產生高效殺傷作用。本研究從外周血提取并培養 DC，并應用肝癌患者的腫瘤組織提取的 HSP70-肽復合物（peptide complexes，PCs）體外修飾，然后回輸到患者體內，然后檢測治療前、后 T 淋巴細胞亞群、血清腫瘤標志物水平的變化，評估患者的生存情況，同時觀察 HSP70-PC/DCs 瘤苗的臨床應用安全性，探討其對提高肝癌患者術后免疫能力及預防腫瘤復發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搜集 2010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間南京市高淳人民醫院普外科和南通大學附屬第三醫院肝膽胰外科手術治療的 30 例肝癌患者，經術后病理組織學檢查證實為肝細胞癌。根據術后的治療方法，這 30 例肝癌患者被分為 HSP70-PC/DCs 治療組（簡稱“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每組 15 例。2 組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見表 1，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2 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情況比較
1.2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 ① 臨床確診為肝癌；② 生活自理，卡氏體力狀況評分 60 分以上；③ 預計生存期大于 6 個月；④ 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
1.2.2 排除標準 ① 器官功能衰減；② 妊娠及哺乳期婦女；③ 臟器移植者，如肝臟、心臟、腎臟等；④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⑤ 不可控制的感染性疾病；⑥ 對本治療中所用生物制劑過敏者。
1.3 腫瘤抗原準備及瘤苗制備
手術時注意留取 1～2 cm3見方的腫瘤組織，用于 DC 瘤苗的生產。采集部位：正常組織與癌組織交界處，盡量避開壞死部位。保存與運輸：新鮮腫瘤組織直接置于特制的組織貯放瓶內（含組織保存液），4 h 內送至南通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生物治療中心制備瘤苗，制備方法參照文獻[6-8]。
1.4 治療方法
1.4.1 免疫治療組 術后 1 個月開始進行外周采血，4 次免疫注射為 1 個療程，注射時間次序依照文獻[9]第 7、14、28 及 42 天施行皮內注射，采用 18 G 貝朗淺靜脈留置針（配 BD 血氣針筒），淋巴結富集區（腋窩/腹股溝）10 cm 范圍內，2～3 點注射；注射后患者應留觀 30～40 min，無不良反應后方可離開。若發生不良反應，則對癥處理。注射針尖應采用≥18 G 的針尖，以減少對細胞的破壞。注射后囑患者不要按壓局部皮丘。注射后 2 d 內不要沐浴。
1.4.2 化療組 在 XELOX（奧沙利鉑+卡培他濱）方案中，卡培他濱 1 g，口服，每天 2 次，2 周，停用 1 周療法。在 FOXFOL（奧沙利鉑+亞葉酸鈣+5-氟尿嘧啶）方案中，亞葉酸鈣 200 mg/m2 靜脈點滴，第 1～5 天；繼以 5-氟尿嘧啶 180 mg/m2 靜脈點滴，第 1～5 天。每 3 周重復，至少接受 4 個周期的化療。化療前征得患者及患者家屬同意并簽署化療知情同意書。
1.5 觀察指標
① 采用 KPS 評分對 2 組患者的生存質量的改善狀況進行評價；② 流式細胞儀檢測外周血 T 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③ 采用國際通用標準進行毒副反應[10]觀察；④ 檢測腫瘤標志物包括甲胎蛋白（AFP）和 CA19-9；⑤ 對 19 個月時的生存及復發情況進行觀察。以上指標的檢測時間的界定，“治療后”除了生存質量評價時間是指治療結束后 2 周外，其他指標的檢測時間都是指治療結束后第 10 天；治療前均是指治療前 2 d。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包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采用t 檢驗；率的比較用χ2 檢驗；生存期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采用 log-rank 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治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治療前，2 組患者的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均明顯高于化療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外周血 CD3+、CD4+、CD4+/CD8+ 及 CD3CD56 較治療前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化療組治療前、后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2 組患者治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
2.2 2 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腫瘤標志物 AFP 和 CA19-9 水平的變化
治療前，2 組患者的 AFP 及 CA19-9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AFP 和 CA19-9 水平均明顯低于化療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 AFP 和 CA19-9 水平均明顯低于治療前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564，P=0.021；t=2.011，P=0.041），化療組治療后 AFP 和 CA19-9 水平與治療前比較分別有不同程度降低（t=2.221，P=0.036；t=2.487，P=0.066）。見表 3。
表3
2 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腫瘤標志物AFP和CA19-9水平變化（
）
2.3 免疫治療后的不良反應和安全性評價
免疫治療后，有 3 例患者出現發熱，體溫 38.0～38.5 ℃，未給予特殊處理，均在 5～24 h 恢復正常。有 2 例患者瘤苗注射局部出現直徑 1.0～1.5 cm 的皮膚紅腫，均可耐受，未予特殊處理，72 h 后皮膚紅暈消散。瘤苗接種期間，患者均未出現惡心、嘔吐、頭痛等癥狀，有 1 例患者出現肌肉痛，給予吲哚美辛后疼痛消失，8 例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食欲改善，疼痛緩解，生存質量得到明顯改善，血常規及肝功能檢測也未發現明顯異常，所有患者耐受性良好。免疫治療 3 個月內發生的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和安全性評定Ⅰ/Ⅱ級中寒戰 3 例，發熱 2 例，惡心 1 例，腹瀉 1 例；Ⅲ/Ⅳ級中寒戰和發熱各 1 例。
2.4 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復發率和生存率比較
30 例患者隨訪時間 5～19 個月，中位隨訪時間 9 個月。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 1 年生存率分別為（0.891±0.091）%和（0.858±0.042）%。免疫治療組中位生存時間為 560 d，化療組中位生存時間為 436 d。
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復發率和總生存率的比較見表 4。從表 4 可見，治療前，2 組患者的 KP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免疫治療組的 KPS 評分明顯高于化療組（t=2.421，P=0.045）。免疫治療組治療后 KPS 評分明顯高于治療前（t=2.118，P=0.031），化療組治療后 KPS 評分與治療前相比相對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587，P=0.661）。免疫治療組的復發率明顯低于化療組（χ2=0.651，P=0.048），免疫治療組和化療組的總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76，P=0.579），見圖 1。
表4
2 組患者治療后 19 個月時的復發率、生存率及 KPS 評分
圖1
2 組患者 19 個月累積生存率曲線
免疫治療組共死亡 4 例，其中 2 例（B 期肝癌合并肝炎后肝硬化）患者在生物治療后 8 個月全身多處轉移、合并腎功能衰竭而死亡，另外 2 例因食管靜脈破裂出血死亡；有 2 例在隨訪 17 個月時發現左肺轉移病灶；化療組患者死亡 6 例，其中 2 例因肝、腎功能衰竭而死亡，4 例患者在 12 個月復查時發現肺部及肝內廣泛播散轉移，致呼吸和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3 討論
肝癌患者預后較差，病死率占全球癌癥第 3 位，且發病率不斷上升[11]。因此，開展肝癌的細胞免疫治療研究具有重要意義。DC 是目前發現的人體中抗原提呈功能最強的免疫細胞，具有顯著的刺激、促進 T 淋巴細胞的增殖作用，在先天性免疫與獲得性免疫中均有重要的地位[12]，成熟的 DC 則對 MHC-Ⅰ/Ⅱ類分子、CD40、CD80/86 及 CD1a、CD83 分子產生高表達，其呈遞抗原并觸發免疫應答的作用強，是人體抗腫瘤免疫反應的主要啟動者，以 DC 為基礎的免疫治療是肝癌免疫治療中最有價值的研究之一[13]。
近年來，有研究[13-14]發現，肝癌組織中高表達 HSP70 和 HSP90，其中 HSP70 參與腫瘤細胞的增殖與凋亡，與肝癌的發生、發展、生物學行為以及預后都有著密切的關系。HSP70 作為載體或“肽伴侶（peptide chaperone）”，以 HSP-PCs 的形式，通過 MHC-Ⅰ通路，遞呈腫瘤抗原肽，協助機體免疫系統識別抗原肽，活化 CD4+/CD8+ T 淋巴細胞，生成 CTLs，誘發針對特定腫瘤細胞的特異性細胞免疫。研究[15]表明，HSP70 與 DC 表面的 CD40 分子結合通過 p38 信號通道促進 DC 的成熟和分泌 Th1 細胞因子，并能促進 TH 細胞向 TH1 細胞轉化，分泌相應的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IL）-2、IL-12、腫瘤壞死因子-α、干擾素-γ，這些細胞因子對于機體產生及維持抗腫瘤免疫甚為重要。取自患者腫瘤組織制備的 HSP70-PC 包括了含患者特定的腫瘤的“抗原指紋”，接種到患者體內可以靶向地僅僅破壞含有這種“抗原指紋”的腫瘤細胞[16]，而對正常組織沒有影響，完全是個體化的腫瘤疫苗[17]。國內已有臨床研究[18]結果顯示，多靶點抗原肽自體免疫細胞治療肝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國外學者 Nakamoto 等[19]發現，以 DC 為基礎的免疫靶向治療能降低肝癌復發率。Bray 等[20]給肝癌患者注射肽負載的 DC 瘤苗，結果發現能增強自然殺傷細胞活性，降低調節性 T 淋巴細胞出現的頻率。
國內有研究[21]結果顯示，肝癌患者細胞免疫功能降低，外周血 T 淋巴細胞亞群的檢測對了解肝癌患者的病情、預后及免疫治療具有臨床指導意義；機體的抗腫瘤效應主要由 CD4+ 和 CD8+ 參與，CD4+ 細胞能夠促進效應細胞的抗腫瘤作用；判斷免疫治療療效的另一項重要指標是腫瘤患者免疫功能的變化。宿主抗腫瘤反應以 T 淋巴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反應為主，因此，T 淋巴細胞亞群的檢測能較好地反映細胞免疫功能[22]，從而判斷患者對治療的反應。
本研究從自體肝癌組織提取腫瘤細胞肽，體外與 HSP70 結合后去修飾患者外周血培養的 DCs，然后回輸給患者，結果顯示，應用免疫治療組患者的 T 淋巴細胞亞群 CD3+、CD4+、CD4+/CD8+、CD3CD56 均有明顯的升高（P<0.05），化療組治療前后變化不明顯；血清腫瘤標志物 AFP 較治療前也有明顯下降且也明顯低于化療組（P<0.05），復發率也明顯低于化療組（P＜0.05），盡管 2 組患者總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根據復發率的統計結果及 KPS 評分的比較不難推測，隨著隨訪時間的延長和樣本量的增加，HSP70-PC/DCs 瘤苗治療患者可能會表現出更長的生存期，這些結果表明，HSP70-PC/DCs 為瘤苗的免疫治療能夠有效地激活 CD4+/CD8+ 及自然殺傷 T 淋巴細胞，從而提高機體的特異性和非特異性的免疫效應，是一種有效的激發抗腫瘤免疫反應的方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HSP70-PC/DCs 瘤苗治療中，無嚴重不良反應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所有患者耐受性良好，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9,22-23]也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然而腫瘤疫苗的療效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疫苗注射方式、劑量、接種時間、患者免疫狀態等，其影響因素目前很難確定，仍有待進一步研究[24]。相信隨著基礎和臨床研究的不斷深入，從自身腫瘤組織提取的 HSP70-PC 作為瘤苗進行免疫治療，對于喪失手術機會或術后不能耐受化療的患者，將成為腫瘤綜合治療方案的有益的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