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孫曉磊, 袁罡, 張雷, 王偉明, 何虎強, 胥雄飛, 王寓平, 曾宏, 何延政, 劉勇. 頸動脈內膜剝脫術與頸動脈支架置入術治療顱外頸動脈狹窄的臨床療效比較.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6, 23(7): 833-837. doi: 10.7507/1007-9424.20160216 復制
顱外頸動脈粥樣動脈硬化性狹窄的手術治療方式主要有頸動脈內膜剝脫術(CEA)和頸動脈支架置入術(CAS)兩種。CEA與CAS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治療中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的手術方式[1-2]。歐洲及美洲多中心循證醫學研究[3-4]已經證明了CEA的安全及有效性。但是關于CAS的治療目前爭論仍較多,甚至不同中心的循證醫學結果存在矛盾。為對比該兩種術式的臨床療效及應用的安全性, 筆者總結了其所在醫院近6年來40例采用這兩種術式治療的顱外頸動脈狹窄患者的臨床資料,對其手術療效、圍手術期并發癥、術后3個月心血管并發癥、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的發生率以及術后12個月隨訪的情況進行分析比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間收治的40例具有外科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狹窄患者,按照治療方法的不同分成2組,CEA組和CAS組。其中CEA組23例,男14例,女9例;年齡(64.2±4.5)歲(47~76歲);病程(5.1±0.6)個月(4~7個月);頸動脈狹窄程度(75.1±3.7)%(67%~95%)。CAS組17例,男9例,女8例;年齡(66.1±4.2)歲(48~79歲);病程(5.2±0.5)個月(3~8個月);頸動脈狹窄程度(73.0±4.1)%(65%~94%)。2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及缺血性腦梗塞的臨床癥狀。2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頸動脈狹窄率等一般資料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
1.2.1 術前準備
2組患者術前均行頭顱CT及MRI檢查,以排除新發顱內出血及梗塞;完善血常規、凝血功能、生化、心電圖、胸片等輔助檢查,行CTA三維全腦血管造影與頸部血管彩超檢查,術前3 d才常規給予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
1.2.2 CEA組手術
本組患者全部行氣管插管全麻,選取患側胸鎖乳突肌前緣縱行手術切口,游離解剖皮膚軟組織隔層至頸動脈鞘,血管阻斷帶分別控制頸總動脈、頸內動脈及頸外動脈;阻斷頸動脈前5 min,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劑量肝素,根據復查凝血結果調整肝素用量;術中常規使用頸動脈轉流管,沿頸動脈分叉處前壁縱行切開管壁,充分顯露增生的動脈硬化斑塊,沿血管縱軸方向,以顯微剝離子將斑塊整塊剝除;對內膜殘片仔細清除, 若在頸內動脈遠端有內膜剝離, 應用7-0 Prolene血管縫線行間斷固定;若頸動脈管徑細小,血管重建后預期狹窄的患者,應給予頸動脈人工補片擴大修補重建管腔術(圖 1)。

1.2.3 CAS組手術
單側腹股溝區局麻成功后,采用Seldinger法對股總動脈進行穿刺置鞘,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設備下進行手術。在頸內動脈距離病變遠端3~4 cm預置腦保護裝置,建議選取頸動脈比較直且未發生病變的地方。頸動脈狹窄CAS術支架置入前常需對病變處行預擴;DSA造影對病變處血管進行測量,按照DSA造影結果選取頸動脈支架,建議支架直徑比相應部位頸動脈直徑超出1~2 mm,并且確保支架完全覆蓋病變區域血管,支架為自膨式鎳鈦合金支架。支架放置完畢后進行全腦DSA檢查(圖 2),盡量減少支架后擴;但對于殘余狹窄> 30%的患者可酌情行球囊支架內后擴張。在手術過程中,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劑量肝素,根據復查凝血結果調整肝素用量。
1.2.4 術后處理
2組患者術后均給予阿司匹林(300 mg/d)以及氯吡格雷(75 mg/d)口服;3個月后改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100 mg/d),且均需終身服用該藥。
1.3 觀察指標
對CEA組和CAS組患者的圍手術期并發癥、術后3個月內發生的心血管事件及主要終點事件情況隨訪和統計,心血管時間包括血壓和心率下降、心肌梗塞。主要終點事件包括腦卒中、心肌梗塞、死亡等;術后隨訪12個月,觀察CEA組和CAS組患者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的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2組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
CEA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3.0%,CAS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1.8%,2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

2.2 2組患者術后3個月心血管事件發生情況
CEA組術后3個月心血管事件發生率為13.0%,CAS組為17.6%,2組術后3個月內心血管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

2.3 2組患者術后3個月內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
CEA組和CAS組患者術后3個月內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分別為8.7%,5.9%,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3。

2.4 2組患者術后12個月隨訪結果
在術后12個月的隨訪期間,CEA組發生再狹窄2例(8.7%),致殘或致死性卒中1例(4.3%);CAS組發生再狹窄2例(11.8%),致殘或致死性卒中0例。2組術后12個月手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4。

3 討論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發展,人群高脂高糖攝入增加,腦卒中的發病率日益升高,其致死率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腫瘤,位居第3位[3-4]。其中,中重度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是引起缺血性腦卒中的重要原因,約占25% [5]。最新版歐洲頸動脈血運重指南[6]指出:5%~12%的新發卒中可以通過顱外頸動脈重建進行預防和治療。因此,中重度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的手術治療已成為預防腦卒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對于具有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狹窄的治療策略主要有CEA與CAS兩種。其中,CEA被譽為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的“金標準”,然而該術式圍術期并發癥相對較多,且手術創傷大,相當一部分高齡患者麻醉手術風險較高,相對禁忌癥多。近年來,歐美多個血管介入中心研究結果顯示,CAS在頸動脈狹窄治療中安全性可能更高, 可取代內膜剝脫術成為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的常用術式[7];并且有研究結[8]果認為,CEA和CAS術后長期隨訪結果并無差異。然而,目前多國血管介入中心關于比較CEA和CAS的隨機臨床試驗[9]得出的結論差異很大,孰優孰劣至今仍無定論。
Featherstone等[10]報道,根據1 700例頸動脈狹窄患者手術對比,CAS和CEA術后5年頸動脈再發嚴重狹窄或閉塞概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AS臨床療效與CEA基本相同,但是CAS非致殘性中風率輕度升高(P < 0.001);Szikra等[11]認為,主動脈及頸總動脈軟斑塊增加了CAS手術腦中風的發生率,這與Chatzikonstantinou等[12]的研究結果一致;但是,Mayor[13]卻認為,CAS同CEA相比,臨床療效相同;Spence等[14]報道,在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CAS或CEA圍手術期后,同側肢體中風的并發癥發生率并無不同。
另外,高齡是否是CAS術式的優勢。Fantozzi等[15]認為,大于80歲頸動脈狹窄患者CAS的圍手術期并發癥的發生率和相對年輕患肢并無統計學差異;但是Howard等[16]在最近一期《柳葉刀》雜志中報道,對于大于70歲的頸動脈狹窄患者,CEA與CAS相比更有優勢,CAS圍手術期中風的發生率更高。
為對兩種方法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進行分析,筆者選取其所在醫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間收治的23例行CEA與17例行CAS治療的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患者,對其圍手術期并發癥、3個月內主要心血管并發癥及終點事件發生情況進行總結比較,并隨訪12個月以了解2組患者的治療效果及復發情況。結果顯示,CEA組和CAS組患者總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但CEA組圍手術期并發癥中,有1例患者術中因喉返神經受損術后出現聲音嘶啞,后經營養神經治療半年后癥狀緩解;2例患者出現傷口血腫壓迫氣管出現呼吸困難,立即予以拆除縫線、清理血腫等對癥治療后痊愈。由于該術式在術中組織分離較多,較容易造成神經損傷,且開放性傷口若術中止血不佳容易導致術后切口血腫。而CAS組患者圍手術期并未出現神經損傷、局部血腫等并發癥。CAS組患者術后有2例發生高灌注綜合征(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CHS)。CHS一般多在血管重建手術之后的24 h內發生。由于病變頸動脈狹窄血管長期處于代償擴張狀態,當頸動脈血運重建后,腦部血管床與已改善增加的灌注量不匹配,腦血液灌注量比代謝需求更高,而腦血管張力及調節能力降低, 從而出現腦組織高灌注及水腫,甚至發生出血[2]。Ziaja等[17]研究認為,CEA及CAS術后短期腦高CHS的發生率并無不同。
本研究中,CEA組和CAS組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術后3個月內的心血管并發癥、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的差異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隨訪12個月,2組手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該結果提示,在治療具有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時,CAS的治療效果可能并不遜于CEA。由于支架置入術操作更為簡便且創傷小,故近年來似乎更受血管外科及神經外科醫師的青睞,許多文獻報道其甚至已逐漸取代CEA。此外,CAS術式的適應人群更為廣泛,特別是對于無法耐受CEA術式的高齡患者,CAS術式具有更為明顯的理論和現實優勢。
2016年3月,《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刊登了Brott等[18]的一份關于CAS與CEA術式的隨訪10年、涉及2 502例頸動脈狹窄患者的全球多中心隨機設計的臨床循證醫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CAS與CEA術后隨訪10年,圍手術期中風、心肌梗塞、死亡及繼發同側肢體中風的發生率并無統計學差異,并且術后同側肢體中風的發生率亦無統計學差異,不論是癥狀性或非癥狀性頸動脈狹窄患者。
國內CEA術式從20世紀50年代開展至今已經歷半個多世紀,曾是嚴重頸動脈血運重建的標準術式,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被大量臨床數據論證[19]。CAS術式起步晚,發展快,隨著CAS操作技術的日益嫻熟、相關介入器械的不斷改進以及隨機臨床試驗的深入,無論頸動脈狹窄有無癥狀,行CAS的證據均有所提高,CAS成為嚴重頸動脈狹窄患者血運重建的有效替代方法。但遠期療效及安全性,尚缺少足夠的臨床數據支持[20]。
綜上,兩種手術方式均安全、有效。筆者認為,未來關于頸動脈狹窄的CAS與CEA臨床研究,應該納入患者認知功能的檢查、頸動脈斑塊形態學的評估[21-22]及患者頸動脈血管再通的實際臨床受益等指標,其中,頸動脈斑塊形態學及預后評估,除常規彩色超聲多普勒外,核磁共振檢查(MRI)前景值得期待[23-24]。在選擇該兩種術式時我們需認識到,顱外頸動脈狹窄血運重建的臨床治療結果受手術策略和治療團隊經驗的雙重影響[25],更需要考慮到每個患者的個體差異[7]。許多方面仍需要補充證據。
顱外頸動脈粥樣動脈硬化性狹窄的手術治療方式主要有頸動脈內膜剝脫術(CEA)和頸動脈支架置入術(CAS)兩種。CEA與CAS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治療中重度頸動脈狹窄患者的手術方式[1-2]。歐洲及美洲多中心循證醫學研究[3-4]已經證明了CEA的安全及有效性。但是關于CAS的治療目前爭論仍較多,甚至不同中心的循證醫學結果存在矛盾。為對比該兩種術式的臨床療效及應用的安全性, 筆者總結了其所在醫院近6年來40例采用這兩種術式治療的顱外頸動脈狹窄患者的臨床資料,對其手術療效、圍手術期并發癥、術后3個月心血管并發癥、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的發生率以及術后12個月隨訪的情況進行分析比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間收治的40例具有外科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狹窄患者,按照治療方法的不同分成2組,CEA組和CAS組。其中CEA組23例,男14例,女9例;年齡(64.2±4.5)歲(47~76歲);病程(5.1±0.6)個月(4~7個月);頸動脈狹窄程度(75.1±3.7)%(67%~95%)。CAS組17例,男9例,女8例;年齡(66.1±4.2)歲(48~79歲);病程(5.2±0.5)個月(3~8個月);頸動脈狹窄程度(73.0±4.1)%(65%~94%)。2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及缺血性腦梗塞的臨床癥狀。2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頸動脈狹窄率等一般資料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
1.2.1 術前準備
2組患者術前均行頭顱CT及MRI檢查,以排除新發顱內出血及梗塞;完善血常規、凝血功能、生化、心電圖、胸片等輔助檢查,行CTA三維全腦血管造影與頸部血管彩超檢查,術前3 d才常規給予100 mg/d阿司匹林口服。
1.2.2 CEA組手術
本組患者全部行氣管插管全麻,選取患側胸鎖乳突肌前緣縱行手術切口,游離解剖皮膚軟組織隔層至頸動脈鞘,血管阻斷帶分別控制頸總動脈、頸內動脈及頸外動脈;阻斷頸動脈前5 min,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劑量肝素,根據復查凝血結果調整肝素用量;術中常規使用頸動脈轉流管,沿頸動脈分叉處前壁縱行切開管壁,充分顯露增生的動脈硬化斑塊,沿血管縱軸方向,以顯微剝離子將斑塊整塊剝除;對內膜殘片仔細清除, 若在頸內動脈遠端有內膜剝離, 應用7-0 Prolene血管縫線行間斷固定;若頸動脈管徑細小,血管重建后預期狹窄的患者,應給予頸動脈人工補片擴大修補重建管腔術(圖 1)。

1.2.3 CAS組手術
單側腹股溝區局麻成功后,采用Seldinger法對股總動脈進行穿刺置鞘,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設備下進行手術。在頸內動脈距離病變遠端3~4 cm預置腦保護裝置,建議選取頸動脈比較直且未發生病變的地方。頸動脈狹窄CAS術支架置入前常需對病變處行預擴;DSA造影對病變處血管進行測量,按照DSA造影結果選取頸動脈支架,建議支架直徑比相應部位頸動脈直徑超出1~2 mm,并且確保支架完全覆蓋病變區域血管,支架為自膨式鎳鈦合金支架。支架放置完畢后進行全腦DSA檢查(圖 2),盡量減少支架后擴;但對于殘余狹窄> 30%的患者可酌情行球囊支架內后擴張。在手術過程中,全身肝素化〔0.5 mg/(kg·2 h)〕,以后每2 h追加半劑量肝素,根據復查凝血結果調整肝素用量。
1.2.4 術后處理
2組患者術后均給予阿司匹林(300 mg/d)以及氯吡格雷(75 mg/d)口服;3個月后改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100 mg/d),且均需終身服用該藥。
1.3 觀察指標
對CEA組和CAS組患者的圍手術期并發癥、術后3個月內發生的心血管事件及主要終點事件情況隨訪和統計,心血管時間包括血壓和心率下降、心肌梗塞。主要終點事件包括腦卒中、心肌梗塞、死亡等;術后隨訪12個月,觀察CEA組和CAS組患者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的發生情況。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2組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生情況
CEA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3.0%,CAS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1.8%,2組圍術期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

2.2 2組患者術后3個月心血管事件發生情況
CEA組術后3個月心血管事件發生率為13.0%,CAS組為17.6%,2組術后3個月內心血管事件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

2.3 2組患者術后3個月內主要終點事件發生情況
CEA組和CAS組患者術后3個月內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分別為8.7%,5.9%,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3。

2.4 2組患者術后12個月隨訪結果
在術后12個月的隨訪期間,CEA組發生再狹窄2例(8.7%),致殘或致死性卒中1例(4.3%);CAS組發生再狹窄2例(11.8%),致殘或致死性卒中0例。2組術后12個月手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4。

3 討論
當今世界,隨著經濟發展,人群高脂高糖攝入增加,腦卒中的發病率日益升高,其致死率僅次于心血管疾病和腫瘤,位居第3位[3-4]。其中,中重度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是引起缺血性腦卒中的重要原因,約占25% [5]。最新版歐洲頸動脈血運重指南[6]指出:5%~12%的新發卒中可以通過顱外頸動脈重建進行預防和治療。因此,中重度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的手術治療已成為預防腦卒中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對于具有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狹窄的治療策略主要有CEA與CAS兩種。其中,CEA被譽為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的“金標準”,然而該術式圍術期并發癥相對較多,且手術創傷大,相當一部分高齡患者麻醉手術風險較高,相對禁忌癥多。近年來,歐美多個血管介入中心研究結果顯示,CAS在頸動脈狹窄治療中安全性可能更高, 可取代內膜剝脫術成為頸動脈狹窄外科治療的常用術式[7];并且有研究結[8]果認為,CEA和CAS術后長期隨訪結果并無差異。然而,目前多國血管介入中心關于比較CEA和CAS的隨機臨床試驗[9]得出的結論差異很大,孰優孰劣至今仍無定論。
Featherstone等[10]報道,根據1 700例頸動脈狹窄患者手術對比,CAS和CEA術后5年頸動脈再發嚴重狹窄或閉塞概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AS臨床療效與CEA基本相同,但是CAS非致殘性中風率輕度升高(P < 0.001);Szikra等[11]認為,主動脈及頸總動脈軟斑塊增加了CAS手術腦中風的發生率,這與Chatzikonstantinou等[12]的研究結果一致;但是,Mayor[13]卻認為,CAS同CEA相比,臨床療效相同;Spence等[14]報道,在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CAS或CEA圍手術期后,同側肢體中風的并發癥發生率并無不同。
另外,高齡是否是CAS術式的優勢。Fantozzi等[15]認為,大于80歲頸動脈狹窄患者CAS的圍手術期并發癥的發生率和相對年輕患肢并無統計學差異;但是Howard等[16]在最近一期《柳葉刀》雜志中報道,對于大于70歲的頸動脈狹窄患者,CEA與CAS相比更有優勢,CAS圍手術期中風的發生率更高。
為對兩種方法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進行分析,筆者選取其所在醫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間收治的23例行CEA與17例行CAS治療的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患者,對其圍手術期并發癥、3個月內主要心血管并發癥及終點事件發生情況進行總結比較,并隨訪12個月以了解2組患者的治療效果及復發情況。結果顯示,CEA組和CAS組患者總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但CEA組圍手術期并發癥中,有1例患者術中因喉返神經受損術后出現聲音嘶啞,后經營養神經治療半年后癥狀緩解;2例患者出現傷口血腫壓迫氣管出現呼吸困難,立即予以拆除縫線、清理血腫等對癥治療后痊愈。由于該術式在術中組織分離較多,較容易造成神經損傷,且開放性傷口若術中止血不佳容易導致術后切口血腫。而CAS組患者圍手術期并未出現神經損傷、局部血腫等并發癥。CAS組患者術后有2例發生高灌注綜合征(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CHS)。CHS一般多在血管重建手術之后的24 h內發生。由于病變頸動脈狹窄血管長期處于代償擴張狀態,當頸動脈血運重建后,腦部血管床與已改善增加的灌注量不匹配,腦血液灌注量比代謝需求更高,而腦血管張力及調節能力降低, 從而出現腦組織高灌注及水腫,甚至發生出血[2]。Ziaja等[17]研究認為,CEA及CAS術后短期腦高CHS的發生率并無不同。
本研究中,CEA組和CAS組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術后3個月內的心血管并發癥、腦卒中及死亡等主要終點事件發生率的差異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隨訪12個月,2組手術側頸動脈再狹窄、致殘或致死性卒中發生率比較,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該結果提示,在治療具有手術指征的顱外頸動脈硬化性狹窄時,CAS的治療效果可能并不遜于CEA。由于支架置入術操作更為簡便且創傷小,故近年來似乎更受血管外科及神經外科醫師的青睞,許多文獻報道其甚至已逐漸取代CEA。此外,CAS術式的適應人群更為廣泛,特別是對于無法耐受CEA術式的高齡患者,CAS術式具有更為明顯的理論和現實優勢。
2016年3月,《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刊登了Brott等[18]的一份關于CAS與CEA術式的隨訪10年、涉及2 502例頸動脈狹窄患者的全球多中心隨機設計的臨床循證醫學研究報告,結果顯示,CAS與CEA術后隨訪10年,圍手術期中風、心肌梗塞、死亡及繼發同側肢體中風的發生率并無統計學差異,并且術后同側肢體中風的發生率亦無統計學差異,不論是癥狀性或非癥狀性頸動脈狹窄患者。
國內CEA術式從20世紀50年代開展至今已經歷半個多世紀,曾是嚴重頸動脈血運重建的標準術式,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已被大量臨床數據論證[19]。CAS術式起步晚,發展快,隨著CAS操作技術的日益嫻熟、相關介入器械的不斷改進以及隨機臨床試驗的深入,無論頸動脈狹窄有無癥狀,行CAS的證據均有所提高,CAS成為嚴重頸動脈狹窄患者血運重建的有效替代方法。但遠期療效及安全性,尚缺少足夠的臨床數據支持[20]。
綜上,兩種手術方式均安全、有效。筆者認為,未來關于頸動脈狹窄的CAS與CEA臨床研究,應該納入患者認知功能的檢查、頸動脈斑塊形態學的評估[21-22]及患者頸動脈血管再通的實際臨床受益等指標,其中,頸動脈斑塊形態學及預后評估,除常規彩色超聲多普勒外,核磁共振檢查(MRI)前景值得期待[23-24]。在選擇該兩種術式時我們需認識到,顱外頸動脈狹窄血運重建的臨床治療結果受手術策略和治療團隊經驗的雙重影響[25],更需要考慮到每個患者的個體差異[7]。許多方面仍需要補充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