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江偉, 黃建釗, 孫倩, 芶欣, 柳嚴, 趙鵬偉, 張佳偉. 射頻消融術對原發性肝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亞群的影響.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5, 22(10): 1171-1174. doi: 10.7507/1007-9424.20150305 復制
迄今為止,為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和生存率,治療肝癌的最有效方法仍為手術切除[1-2]。但因為肝癌數量、大小、部位、血管、肝外轉移以及伴有肝炎、肝硬變等肝病因素,只有少部分患者可以手術切除[3]。在治療原發性肝癌方面,射頻消融逐漸成為其綜合治療中的一種重要選擇[4-5]。進一步研究射頻消融術后機體免疫功能的變化并采取相應措施,對了解患者預后和提高治愈率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本研究觀察了射頻消融術對肝癌患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旨在為肝癌射頻消融術后的臨床免疫治療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收治70例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均經臨床及肝臟穿刺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診。男47例,女23例;年齡33~85歲,均數為(56.5±10.8)歲。70例患者均有乙型肝炎病史,其中伴肝硬變64例,不伴肝硬變6例;肝功能Child-Pugh A級51例,B級19例。70例患者根據肝內病灶數量分為單病灶組(n=41)和多病灶組(n=29),2組患者的一般資料見表 1,由表 1可見,2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RFA治療
射頻儀器采用美國生產RITA射頻消融系統1500型主機,功率150 W,射頻發生器頻率為460 kHz,單次可形成直徑2~5 cm大小消融灶。采用局麻(皮下利多卡因+肌注鹽酸哌替啶和鹽酸異丙嗪)下經皮穿刺進行射頻消融治療[6]。在常規B超引導下判定腫瘤位置、大小、數目及與周圍解剖的關系(胃腸管、膽囊、膈肌、大血管等);消融高回聲灶要完全覆蓋腫瘤并超出邊界0.5 cm左右。因肝癌粗大血管內的快速血流可帶走射頻消融時所產生的大量熱量(熱沉降效應),使腫瘤局部不能達到壞死溫度而形成殘余病灶[7];超聲造影(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CEUS)可準確識別荷瘤動脈血管,指導下一步RFA治療,以阻止或降低病灶內的血供,減少腫瘤復發和殘余[8-9]。故消融結束15 min后行超聲造影,以動態錄像方式記錄造影的全過程,實時觀察消融區造影劑灌注情況(圖 1),一旦發現殘余灶則及時補充至完全消融,以最大限度滅活癌灶,減少腫瘤殘留與復發。

1.3 檢測指標
所有病例經皮射頻消融治療前1 d和治療后7 d及14 d分別從肘靜脈抽取清晨空腹外周血3~4 mL,EDTA抗凝,4 h內上流式細胞儀檢測每份標本的淋巴細胞亞型CD3+ /CD19-、CD3+ /CD4+、CD3+ /CD8+、NK細胞及CD4+ /CD8+比值(圖 2)。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 17.0軟件進行處理,實驗結果以均值±標準差(
2 結果
2.1 RFA療效
本組70例患者RFA治療后1周內有2例出現腹腔內出血,1例出現肝功能不全,均經保守治療好轉。2例術前增強CT未發現病灶而經超聲造影發現病灶而予以RFA治療。對腫瘤直徑≤3 cm的病灶2~5針〔(3±1.2)針〕即可完全消融;對直徑為3~5 cm的病灶則需3~7針〔(5±1.4)針〕。本組70例患者中1次完全消融率為90%(63/70),2次完全消融率達100%(70/70)。
2.2 RFA治療前后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本組70例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和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以及NK細胞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而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8+ T淋巴細胞較RFA治療前1 d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為了進一步研究肝癌病灶數與淋巴細胞亞群的關系,根據肝內病灶數量將70例肝癌患者分為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2組各自組內比較發現,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而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則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間比較發現,多病灶組RFA治療前后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低于單病灶組,而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則高于單病灶組,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2。

3 討論
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免疫功能的紊亂和缺陷以細胞免疫為主。細胞免疫可以反映體內抗腫瘤能力以及腫瘤對患者免疫功能的破壞和干擾程度[9-11]。而目前以手術切除為主的治療方法在解除患者瘤荷的同時對機體的免疫功能亦是打擊[12]。其他治療方法如經皮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經皮肝癌無水乙醇消融術(PEI)等均使機體免疫功能下降[13-14]。而肝癌的發生發展與患者的免疫功能狀態關系密切, 肝癌容易復發、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患者免疫功能低下[15-16]。因此,術后免疫功能狀況直接關系到腫瘤的復發和患者的預后。
有研究[17]表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與肝細胞癌的惡性程度呈正相關。T淋巴細胞和NK細胞在免疫調節、監視及殺傷靶細胞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機體重要的抗腫瘤免疫效應細胞[18]。CD4+ T淋巴細胞減少可導致腫瘤細胞產生免疫逃逸。CD8+ T淋巴細胞可抑制NK細胞和CD4+ T淋巴細胞等殺傷腫瘤細胞的功能[19]。由于惡性腫瘤患者免疫抑制持續存在,其外周血中常出現T淋巴細胞亞群紊亂,表現在CD4+ T淋巴細胞水平下降,CD8+ T淋巴細胞水平上升,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下降,NK細胞活性下降,以及在殺傷腫瘤過程中大量NK細胞被消耗,導致肝癌患者NK細胞水平降低[1, 20-21]。
流式細胞儀能準確、快速地檢測淋巴細胞亞群,并及時準確地判斷病情,評價療效[12]。本研究結果表明,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組內比較發現,RFA治療前1 d T淋巴細胞亞群符合上述變化規律。經RFA治療后7 d,患者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P < 0.05),而治療后7 d的CD3+/CD8+ T淋巴細胞較治療前1 d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此種態勢在治療后14 d仍能持續。而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間比較發現,多病灶組治療前及治療后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單病灶組降低,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較單病灶組升高,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這可能與本組病例數較少有關。本研究結果提示,原發性肝癌患者行RFA治療后,機體的免疫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受腫瘤細胞的免疫抑制減弱,抗腫瘤能力增強。這可能與RFA清除了腫瘤負荷,解除了腫瘤誘導的免疫抑制作用有關[22]。另外,RFA的熱療作用使腫瘤的抗原決定簇暴露或改變,從而刺激機體產生免疫反應[23]。
結合本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原發性肝癌患者免疫功能常較低下,經RFA治療后免疫抑制狀態得到改善,短期療效較好,對肝癌患者的預后可能起重要作用。同時提示肝癌是一種全身性疾病,在根治腫瘤的基礎上,應采取包括提高機體免疫功能的綜合治療。
迄今為止,為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和生存率,治療肝癌的最有效方法仍為手術切除[1-2]。但因為肝癌數量、大小、部位、血管、肝外轉移以及伴有肝炎、肝硬變等肝病因素,只有少部分患者可以手術切除[3]。在治療原發性肝癌方面,射頻消融逐漸成為其綜合治療中的一種重要選擇[4-5]。進一步研究射頻消融術后機體免疫功能的變化并采取相應措施,對了解患者預后和提高治愈率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本研究觀察了射頻消融術對肝癌患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旨在為肝癌射頻消融術后的臨床免疫治療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收治70例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均經臨床及肝臟穿刺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診。男47例,女23例;年齡33~85歲,均數為(56.5±10.8)歲。70例患者均有乙型肝炎病史,其中伴肝硬變64例,不伴肝硬變6例;肝功能Child-Pugh A級51例,B級19例。70例患者根據肝內病灶數量分為單病灶組(n=41)和多病灶組(n=29),2組患者的一般資料見表 1,由表 1可見,2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RFA治療
射頻儀器采用美國生產RITA射頻消融系統1500型主機,功率150 W,射頻發生器頻率為460 kHz,單次可形成直徑2~5 cm大小消融灶。采用局麻(皮下利多卡因+肌注鹽酸哌替啶和鹽酸異丙嗪)下經皮穿刺進行射頻消融治療[6]。在常規B超引導下判定腫瘤位置、大小、數目及與周圍解剖的關系(胃腸管、膽囊、膈肌、大血管等);消融高回聲灶要完全覆蓋腫瘤并超出邊界0.5 cm左右。因肝癌粗大血管內的快速血流可帶走射頻消融時所產生的大量熱量(熱沉降效應),使腫瘤局部不能達到壞死溫度而形成殘余病灶[7];超聲造影(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CEUS)可準確識別荷瘤動脈血管,指導下一步RFA治療,以阻止或降低病灶內的血供,減少腫瘤復發和殘余[8-9]。故消融結束15 min后行超聲造影,以動態錄像方式記錄造影的全過程,實時觀察消融區造影劑灌注情況(圖 1),一旦發現殘余灶則及時補充至完全消融,以最大限度滅活癌灶,減少腫瘤殘留與復發。

1.3 檢測指標
所有病例經皮射頻消融治療前1 d和治療后7 d及14 d分別從肘靜脈抽取清晨空腹外周血3~4 mL,EDTA抗凝,4 h內上流式細胞儀檢測每份標本的淋巴細胞亞型CD3+ /CD19-、CD3+ /CD4+、CD3+ /CD8+、NK細胞及CD4+ /CD8+比值(圖 2)。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 17.0軟件進行處理,實驗結果以均值±標準差(
2 結果
2.1 RFA療效
本組70例患者RFA治療后1周內有2例出現腹腔內出血,1例出現肝功能不全,均經保守治療好轉。2例術前增強CT未發現病灶而經超聲造影發現病灶而予以RFA治療。對腫瘤直徑≤3 cm的病灶2~5針〔(3±1.2)針〕即可完全消融;對直徑為3~5 cm的病灶則需3~7針〔(5±1.4)針〕。本組70例患者中1次完全消融率為90%(63/70),2次完全消融率達100%(70/70)。
2.2 RFA治療前后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
本組70例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和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以及NK細胞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而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8+ T淋巴細胞較RFA治療前1 d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為了進一步研究肝癌病灶數與淋巴細胞亞群的關系,根據肝內病灶數量將70例肝癌患者分為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2組各自組內比較發現,RFA治療后7 d及14 d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其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而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則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間比較發現,多病灶組RFA治療前后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低于單病灶組,而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則高于單病灶組,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2。

3 討論
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免疫功能的紊亂和缺陷以細胞免疫為主。細胞免疫可以反映體內抗腫瘤能力以及腫瘤對患者免疫功能的破壞和干擾程度[9-11]。而目前以手術切除為主的治療方法在解除患者瘤荷的同時對機體的免疫功能亦是打擊[12]。其他治療方法如經皮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經皮肝癌無水乙醇消融術(PEI)等均使機體免疫功能下降[13-14]。而肝癌的發生發展與患者的免疫功能狀態關系密切, 肝癌容易復發、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患者免疫功能低下[15-16]。因此,術后免疫功能狀況直接關系到腫瘤的復發和患者的預后。
有研究[17]表明,T淋巴細胞亞群的變化與肝細胞癌的惡性程度呈正相關。T淋巴細胞和NK細胞在免疫調節、監視及殺傷靶細胞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是機體重要的抗腫瘤免疫效應細胞[18]。CD4+ T淋巴細胞減少可導致腫瘤細胞產生免疫逃逸。CD8+ T淋巴細胞可抑制NK細胞和CD4+ T淋巴細胞等殺傷腫瘤細胞的功能[19]。由于惡性腫瘤患者免疫抑制持續存在,其外周血中常出現T淋巴細胞亞群紊亂,表現在CD4+ T淋巴細胞水平下降,CD8+ T淋巴細胞水平上升,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下降,NK細胞活性下降,以及在殺傷腫瘤過程中大量NK細胞被消耗,導致肝癌患者NK細胞水平降低[1, 20-21]。
流式細胞儀能準確、快速地檢測淋巴細胞亞群,并及時準確地判斷病情,評價療效[12]。本研究結果表明,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組內比較發現,RFA治療前1 d T淋巴細胞亞群符合上述變化規律。經RFA治療后7 d,患者外周血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RFA治療前1 d明顯升高(P < 0.05),而治療后7 d的CD3+/CD8+ T淋巴細胞較治療前1 d有所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此種態勢在治療后14 d仍能持續。而單病灶組和多病灶組間比較發現,多病灶組治療前及治療后CD3+ /CD19-、CD3+ /CD4+及CD4+ /CD8+ T淋巴細胞比值和NK細胞均較單病灶組降低,CD3+ /CD8+ T淋巴細胞比值較單病灶組升高,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這可能與本組病例數較少有關。本研究結果提示,原發性肝癌患者行RFA治療后,機體的免疫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受腫瘤細胞的免疫抑制減弱,抗腫瘤能力增強。這可能與RFA清除了腫瘤負荷,解除了腫瘤誘導的免疫抑制作用有關[22]。另外,RFA的熱療作用使腫瘤的抗原決定簇暴露或改變,從而刺激機體產生免疫反應[23]。
結合本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原發性肝癌患者免疫功能常較低下,經RFA治療后免疫抑制狀態得到改善,短期療效較好,對肝癌患者的預后可能起重要作用。同時提示肝癌是一種全身性疾病,在根治腫瘤的基礎上,應采取包括提高機體免疫功能的綜合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