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承恩, 孫成建, 解玲玲, 王彥華. 不同影像學類型巨塊型肝癌TACE療效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4, 21(10): 1254-1258. doi: 10.7507/1007-9424.20140300 復制
臨床上，對直徑≥10 cm的肝癌稱為巨塊型肝癌，其在臨床中并不少見，但發現時往往已經失去手術機會，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是其治療的首選方法，但是個體間療效差異巨大[1-4]。在臨床工作中筆者發現，巨塊型肝癌在影像學表現中存在差異，并在隨訪中發現不同影像類型的巨塊型肝癌其臨床療效也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對巨塊型肝癌的影像學表現及其與TACE療效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可通過術前影像資料來預測巨塊型肝癌介入治療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筆者所在醫院2008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間經臨床確診、無法手術切除而行TACE治療的巨塊型肝癌患者38例。納入標準為：①臨床診斷為原發性肝癌且經影像學檢查證實腫瘤最大直徑≥10 cm；②因腫瘤無法切除而首次接受TACE治療；③肝功能為Child-Pugh A級或B級且無腹水；④沒有嚴重的凝血功能障礙。其中男29例，女9例；年齡41～72歲，平均49歲。根據術前增強CT掃描中腫瘤邊緣情況的不同分為了邊緣清晰組和邊緣模糊組。
1.2 TACE前的準備
術前常規給予保肝、抑酸以及增強免疫力藥物治療以加強肝功能儲備；進行血、尿、糞常規、肝腎功能、乙肝病毒學指標以及腫瘤標志物檢測；于術前30 min給予地佐辛10 mg肌肉注射。
1.3 TACE的操作
患者仰臥位，給予吸氧及心電、血壓、心率和血氧飽和度監護，500 mL生理鹽水靜脈點滴；常規消毒鋪巾，1%利多卡因局麻下采用改良Seldinger技術經右股動脈穿刺成功后置入5F鞘，引入肝導管及泥鰍導絲，在腹腔主動脈推注鹽酸帕洛諾司瓊0.25 mg及地塞米松1 mg后行腹腔干動脈造影，根據腫瘤部位和染色情況酌情再行腸系膜上動脈、雙側膈動脈、胃左動脈、右腎動脈等造影，以明確腫瘤所有供血動脈[5-6]。在導管和導絲引導下超選至腫瘤供血肝動脈將奧沙利鉑、吡柔比星、雷替曲塞和碘油混合乳液在X線監視下緩慢注入，直至腫瘤被碘油充填，癌旁門靜脈小分支顯示為佳，最后用適量明膠海綿對供血動脈進行栓塞。
1.4 TACE后的處理
TACE后常規進行保肝、抑酸及水化處理（即應用鈉鉀鎂鈣葡萄糖注射液1 000 mL靜脈滴注）。因TACE后常常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化療栓塞綜合征，故術后需進行適當的止吐、止痛和退熱治療[7]。
1.5 隨訪及療效評價
本組38例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為（8.3±1.2）個月（6～11個月）。術后每4～6周復查CT、肝腎功能及腫瘤標志物，根據腫瘤碘油沉積情況決定下一次治療時間，術后碘油沉積情況可根據紀洪生等[8]的標準劃分。①密實型（Ⅰ型）：整個病灶碘油均勻沉積；②缺損型（Ⅱ型）：包括環型缺損和某一區域沉積缺損等情況；③簇集型（Ⅲ型）：碘油呈小簇狀分散型分布，但腫瘤內碘油潴留累計不少于30%；④稀少及無沉積型（Ⅳ型）：累計病灶內碘油沉積面積小于30%者或無碘油沉積。以腫瘤的體積變化作為衡量客觀療效的標準。①顯效：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50％；②有效：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25％～50％；③穩定：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25％或增大≤25％；④進展：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增大>25％或出現新病灶。其中以顯效和有效計總有效率。
1.6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9.0統計分析軟件。計量數據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統計結果
38例患者術前CT掃描結果顯示腫瘤邊緣清晰者14例，歸為邊緣清晰組，邊緣欠清晰者24例，歸為邊緣模糊組。2組患者中HbsAg陽性者、AFP陽性者和Child-Pugh分級情況，以及腫瘤最大直徑和碘油用量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統計結果
Table1.
Statistics results of clinical data in two groups
2.2 TACE后腫瘤體積變化及碘油沉積情況
本組38例患者TACE后6個月均進行CT復查，其結果見表 2。由表 2可見，TACE后邊緣清晰組的腫瘤最大直徑較TACE前明顯縮小且明顯小于邊緣模糊組（P < 0.05）。碘油沉積情況邊緣清晰組主要是Ⅰ型和Ⅱ型，無Ⅲ、Ⅳ型者；而邊緣模糊組Ⅰ型者少，主要是Ⅱ、Ⅲ型，也有Ⅳ型者。2組患者的碘油沉積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2
2組患者TACE后腫瘤體積變化及碘油沉積情況比較
Table2.
Comparison of tumor size and lipiodol deposit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
2.3 療效評價結果
38例患者TACE后，療效評價結果見表 3。由表 3可見，TACE后邊緣清晰組中療效以顯效（CR，見圖 1）和有效（PR）為主，無進展（PD）者，總有效率（CR+PR）為92.9%；而邊緣模糊組中CR者比例較邊緣清晰組少，主要是PR和穩定（NC），還有部分PD者，總有效率（CR+PR）為62.5%。邊緣清晰組的療效評好于邊緣模糊組（P < 0.05）。
表3
2組患者TACE后療效評價〔例（%）〕
Table3.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case(%)〕
圖1
男性，50歲，因巨塊型肝癌行TACE治療。1A：術前CT掃描見腫塊位于肝右葉，邊緣清晰；1B：術后6個月復查見腫塊明顯縮小
Figure1.
A 50 years old patient with massive hepatocarcinoma underwent TACE. 1A:CT showed the tumor was located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with clear edge before TACE; 1B:CT revealed tumor shrank significantly at six months after TACE
2.4 并發癥及處理
2組患者TACE后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4，術后經抗感染、護肝、利尿以及對癥治療后1周內均有效緩解，2組患者中均未出現肝破裂出血、碘油肺栓塞、肝腎功能衰竭、肝性腦病、肝腎綜合征以及上消化道大出血等嚴重并發癥發生。
表4
2組患者TACE后并發癥發生情況〔例（%）〕
Table4.
Complications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case(%)〕
3 討論
增強CT中巨塊型肝癌邊緣的影像表現與腫瘤假包膜的形成有關，病灶邊緣規則、清晰，其原因是假包膜完整形成，將腫瘤區域與非腫瘤區間隔開。本組患者中腫瘤邊緣清晰者14例，邊緣欠清者24例。巨塊型肝癌的血供95%以上來自肝動脈，而周圍正常肝組織的血供70%以上來自門靜脈，故動脈期腫瘤強化明顯，門靜脈期正常肝組織強化明顯，腫瘤邊緣可清晰顯示。病灶邊緣不規則、模糊，其原因與無假包膜形成或合并動靜脈分流有關，腫瘤與非腫瘤區域無明確界限。故無論CT平掃還是動態增強掃描，腫瘤邊緣均不能清晰顯示[9-10]。
假包膜的形成與腫瘤的生物學特點有關，是一種保護機理。假包膜的出現往往提示腫瘤呈膨脹性生長，且進展緩慢，壓迫周圍的非癌變肝組織使纖維沉積，導致纖維結締組織增生包繞腫瘤生長，形成反應性的纖維假包膜。有學者[11]認為，此類腫瘤內大部分細胞分化程度較高，具有相對良性的生物學行為。如果腫瘤細胞增殖迅速、生長速度較快，且呈浸潤性生長，侵犯周圍正常肝組織，多數學者[12]認為此類腫瘤細胞分化差，是進展期肝癌的特點，具有相對惡性的生物學行為。
在病理檢查中發現假包膜包含兩層結構，內層為纖維組織成分，外層為大量受壓的肝內血管和新生腫瘤血管，內層比外層薄[11]。肝癌介入化療栓塞的實質是在對腫瘤滋養動脈進行超選擇性栓塞的同時對腫瘤實施局部化療，使瘤體細胞在高濃度化療藥作用的同時遭受缺血及缺氧的雙重打擊而發生壞死。本組病例中邊緣清晰組經TACE后碘油沉積均表現為完全型和缺損型，無一例簇集或環狀型、稀疏或稀少型，提示有包膜的腫瘤血供以肝動脈為主。而在對包膜不完整的巨塊型肝癌鏡下觀察時發現，腫瘤除了有肝動脈供血外還同時有門靜脈參與供血，在腫瘤邊緣地帶更為顯著，因此經TACE后，門靜脈系統仍參與腫瘤的供血，使TACE的療效大大削弱。本組病例中邊緣模糊組TACE后總有效率（CR+PR）僅為62.5%，可能與腫瘤多重供血，單經肝動脈難以達大部或致密栓塞有關。
1971年，Folkman等[13]首次提出了血管生成的概念，認為生長期腫瘤的最大特點是新生血管的形成，為腫瘤的再生長提供了條件；1992年Folkman等[14]研究表明，在缺乏血管新生的條件下腫瘤僅能生長2～3 mm，若要繼續生長必須依賴于新血管的生成。已有大量研究[10, 15-16]表明，腫瘤血管的生成與VEGF因子有關，該因子具有刺激血管內皮細胞增生、增加微血管通透性的作用，在腫瘤中VEGF呈高表達狀態，與腫瘤的惡性程度相關。有研究[17]發現，VEGF的表達在包膜欠完整和（或）無包膜組明顯高于包膜完整組（P < 0.05）。部分巨塊型肝癌TACE后遠期療效欠佳，這與VEGF的高表達使腫瘤的側支循環再形成有關，側支循環的血流沖刷沉積在腫瘤內的碘油及化療藥物，使化療栓塞藥物缺失，削弱了TACE對腫瘤的抑制作用。本組病例中邊緣模糊組患者TACE術后半年復查提示碘油沉積以缺損型、簇集或環狀型為主，完全型較邊緣清晰組少，甚至還有部分稀疏或稀少型，這可能與腫瘤缺乏假包膜、周圍側支易形成并沖刷沉積在病灶內的碘油有關。此外，隨著腫瘤周圍供血動脈的生成，腫瘤組織會繼續生長難以控制[16-18]。
HIF-1α是缺氧誘導因子，另有研究[19-20]表明，HIF-1α也與腫瘤血管生成密切相關，腫瘤局部處于缺氧狀態是實體瘤的特征之一。當腫瘤體積超過3 mm3時，腫瘤內部便處于缺氧狀態，此時在瘤周富血氧區域與瘤體中央壞死區域中間常有缺氧腫瘤細胞的存在，這些腫瘤細胞僅能通過無氧呼吸獲得能量，增殖速度極慢，甚至處于靜止狀態。在缺氧條件下，腫瘤細胞通過對內源性基因表達的調控來適應外環境，從而使腫瘤細胞的生物學特性發生變化，其中HIF-1α便是調節腫瘤細胞的重要轉錄因子，是腫瘤血管生成的重要基礎[21-23]。本組病例邊緣模糊組患者中術后有3例患者的腫瘤出現進展表現，可能與某些缺氧誘導因子的過表達上調VEGF的表達引起腫瘤周邊血管生成，導致瘤體繼續增長有關。熊義富[24]研究表明，HIF-1α表達與HCC病理分級相關（rs=0.311，P=0.048），隨著病理分級的增加，HIF-1α陽性表達率增高（P=0.049），肝細胞肝癌無假包膜或假包膜欠完整組HIF-1α陽性表達率高于有假包膜組（P=0.004），2組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在缺氧狀態下，HIF-1α的過表達可以上調VEGF的表達[25]，腫瘤內新生血管大量生成，由于腫瘤血管自身結構和功能缺陷及腫瘤體積的繼續增大會進一步加重瘤體缺氧，如此反復導致惡性循環形成，腫瘤繼續增長難以控制。
綜上所述，假包膜在巨塊型肝癌TACE治療的療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術前通過對患者影像學資料腫塊邊緣情況進行評估，可以預知介入治療的療效，從而指導患者腫瘤治療方案的制定。
臨床上，對直徑≥10 cm的肝癌稱為巨塊型肝癌，其在臨床中并不少見，但發現時往往已經失去手術機會，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是其治療的首選方法，但是個體間療效差異巨大[1-4]。在臨床工作中筆者發現，巨塊型肝癌在影像學表現中存在差異，并在隨訪中發現不同影像類型的巨塊型肝癌其臨床療效也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對巨塊型肝癌的影像學表現及其與TACE療效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可通過術前影像資料來預測巨塊型肝癌介入治療的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筆者所在醫院2008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間經臨床確診、無法手術切除而行TACE治療的巨塊型肝癌患者38例。納入標準為：①臨床診斷為原發性肝癌且經影像學檢查證實腫瘤最大直徑≥10 cm；②因腫瘤無法切除而首次接受TACE治療；③肝功能為Child-Pugh A級或B級且無腹水；④沒有嚴重的凝血功能障礙。其中男29例，女9例；年齡41～72歲，平均49歲。根據術前增強CT掃描中腫瘤邊緣情況的不同分為了邊緣清晰組和邊緣模糊組。
1.2 TACE前的準備
術前常規給予保肝、抑酸以及增強免疫力藥物治療以加強肝功能儲備；進行血、尿、糞常規、肝腎功能、乙肝病毒學指標以及腫瘤標志物檢測；于術前30 min給予地佐辛10 mg肌肉注射。
1.3 TACE的操作
患者仰臥位，給予吸氧及心電、血壓、心率和血氧飽和度監護，500 mL生理鹽水靜脈點滴；常規消毒鋪巾，1%利多卡因局麻下采用改良Seldinger技術經右股動脈穿刺成功后置入5F鞘，引入肝導管及泥鰍導絲，在腹腔主動脈推注鹽酸帕洛諾司瓊0.25 mg及地塞米松1 mg后行腹腔干動脈造影，根據腫瘤部位和染色情況酌情再行腸系膜上動脈、雙側膈動脈、胃左動脈、右腎動脈等造影，以明確腫瘤所有供血動脈[5-6]。在導管和導絲引導下超選至腫瘤供血肝動脈將奧沙利鉑、吡柔比星、雷替曲塞和碘油混合乳液在X線監視下緩慢注入，直至腫瘤被碘油充填，癌旁門靜脈小分支顯示為佳，最后用適量明膠海綿對供血動脈進行栓塞。
1.4 TACE后的處理
TACE后常規進行保肝、抑酸及水化處理（即應用鈉鉀鎂鈣葡萄糖注射液1 000 mL靜脈滴注）。因TACE后常常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化療栓塞綜合征，故術后需進行適當的止吐、止痛和退熱治療[7]。
1.5 隨訪及療效評價
本組38例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為（8.3±1.2）個月（6～11個月）。術后每4～6周復查CT、肝腎功能及腫瘤標志物，根據腫瘤碘油沉積情況決定下一次治療時間，術后碘油沉積情況可根據紀洪生等[8]的標準劃分。①密實型（Ⅰ型）：整個病灶碘油均勻沉積；②缺損型（Ⅱ型）：包括環型缺損和某一區域沉積缺損等情況；③簇集型（Ⅲ型）：碘油呈小簇狀分散型分布，但腫瘤內碘油潴留累計不少于30%；④稀少及無沉積型（Ⅳ型）：累計病灶內碘油沉積面積小于30%者或無碘油沉積。以腫瘤的體積變化作為衡量客觀療效的標準。①顯效：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50％；②有效：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25％～50％；③穩定：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縮小<25％或增大≤25％；④進展：腫瘤2個最大的相互垂直的直徑乘積增大>25％或出現新病灶。其中以顯效和有效計總有效率。
1.6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9.0統計分析軟件。計量數據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統計結果
38例患者術前CT掃描結果顯示腫瘤邊緣清晰者14例，歸為邊緣清晰組，邊緣欠清晰者24例，歸為邊緣模糊組。2組患者中HbsAg陽性者、AFP陽性者和Child-Pugh分級情況，以及腫瘤最大直徑和碘油用量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統計結果
Table1.
Statistics results of clinical data in two groups
2.2 TACE后腫瘤體積變化及碘油沉積情況
本組38例患者TACE后6個月均進行CT復查，其結果見表 2。由表 2可見，TACE后邊緣清晰組的腫瘤最大直徑較TACE前明顯縮小且明顯小于邊緣模糊組（P < 0.05）。碘油沉積情況邊緣清晰組主要是Ⅰ型和Ⅱ型，無Ⅲ、Ⅳ型者；而邊緣模糊組Ⅰ型者少，主要是Ⅱ、Ⅲ型，也有Ⅳ型者。2組患者的碘油沉積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2
2組患者TACE后腫瘤體積變化及碘油沉積情況比較
Table2.
Comparison of tumor size and lipiodol deposit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
2.3 療效評價結果
38例患者TACE后，療效評價結果見表 3。由表 3可見，TACE后邊緣清晰組中療效以顯效（CR，見圖 1）和有效（PR）為主，無進展（PD）者，總有效率（CR+PR）為92.9%；而邊緣模糊組中CR者比例較邊緣清晰組少，主要是PR和穩定（NC），還有部分PD者，總有效率（CR+PR）為62.5%。邊緣清晰組的療效評好于邊緣模糊組（P < 0.05）。
表3
2組患者TACE后療效評價〔例（%）〕
Table3.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case(%)〕
圖1
男性，50歲，因巨塊型肝癌行TACE治療。1A：術前CT掃描見腫塊位于肝右葉，邊緣清晰；1B：術后6個月復查見腫塊明顯縮小
Figure1.
A 50 years old patient with massive hepatocarcinoma underwent TACE. 1A:CT showed the tumor was located in the right lobe of the liver with clear edge before TACE; 1B:CT revealed tumor shrank significantly at six months after TACE
2.4 并發癥及處理
2組患者TACE后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體見表 4，術后經抗感染、護肝、利尿以及對癥治療后1周內均有效緩解，2組患者中均未出現肝破裂出血、碘油肺栓塞、肝腎功能衰竭、肝性腦病、肝腎綜合征以及上消化道大出血等嚴重并發癥發生。
表4
2組患者TACE后并發癥發生情況〔例（%）〕
Table4.
Complications in two groups after TACE〔case(%)〕
3 討論
增強CT中巨塊型肝癌邊緣的影像表現與腫瘤假包膜的形成有關，病灶邊緣規則、清晰，其原因是假包膜完整形成，將腫瘤區域與非腫瘤區間隔開。本組患者中腫瘤邊緣清晰者14例，邊緣欠清者24例。巨塊型肝癌的血供95%以上來自肝動脈，而周圍正常肝組織的血供70%以上來自門靜脈，故動脈期腫瘤強化明顯，門靜脈期正常肝組織強化明顯，腫瘤邊緣可清晰顯示。病灶邊緣不規則、模糊，其原因與無假包膜形成或合并動靜脈分流有關，腫瘤與非腫瘤區域無明確界限。故無論CT平掃還是動態增強掃描，腫瘤邊緣均不能清晰顯示[9-10]。
假包膜的形成與腫瘤的生物學特點有關，是一種保護機理。假包膜的出現往往提示腫瘤呈膨脹性生長，且進展緩慢，壓迫周圍的非癌變肝組織使纖維沉積，導致纖維結締組織增生包繞腫瘤生長，形成反應性的纖維假包膜。有學者[11]認為，此類腫瘤內大部分細胞分化程度較高，具有相對良性的生物學行為。如果腫瘤細胞增殖迅速、生長速度較快，且呈浸潤性生長，侵犯周圍正常肝組織，多數學者[12]認為此類腫瘤細胞分化差，是進展期肝癌的特點，具有相對惡性的生物學行為。
在病理檢查中發現假包膜包含兩層結構，內層為纖維組織成分，外層為大量受壓的肝內血管和新生腫瘤血管，內層比外層薄[11]。肝癌介入化療栓塞的實質是在對腫瘤滋養動脈進行超選擇性栓塞的同時對腫瘤實施局部化療，使瘤體細胞在高濃度化療藥作用的同時遭受缺血及缺氧的雙重打擊而發生壞死。本組病例中邊緣清晰組經TACE后碘油沉積均表現為完全型和缺損型，無一例簇集或環狀型、稀疏或稀少型，提示有包膜的腫瘤血供以肝動脈為主。而在對包膜不完整的巨塊型肝癌鏡下觀察時發現，腫瘤除了有肝動脈供血外還同時有門靜脈參與供血，在腫瘤邊緣地帶更為顯著，因此經TACE后，門靜脈系統仍參與腫瘤的供血，使TACE的療效大大削弱。本組病例中邊緣模糊組TACE后總有效率（CR+PR）僅為62.5%，可能與腫瘤多重供血，單經肝動脈難以達大部或致密栓塞有關。
1971年，Folkman等[13]首次提出了血管生成的概念，認為生長期腫瘤的最大特點是新生血管的形成，為腫瘤的再生長提供了條件；1992年Folkman等[14]研究表明，在缺乏血管新生的條件下腫瘤僅能生長2～3 mm，若要繼續生長必須依賴于新血管的生成。已有大量研究[10, 15-16]表明，腫瘤血管的生成與VEGF因子有關，該因子具有刺激血管內皮細胞增生、增加微血管通透性的作用，在腫瘤中VEGF呈高表達狀態，與腫瘤的惡性程度相關。有研究[17]發現，VEGF的表達在包膜欠完整和（或）無包膜組明顯高于包膜完整組（P < 0.05）。部分巨塊型肝癌TACE后遠期療效欠佳，這與VEGF的高表達使腫瘤的側支循環再形成有關，側支循環的血流沖刷沉積在腫瘤內的碘油及化療藥物，使化療栓塞藥物缺失，削弱了TACE對腫瘤的抑制作用。本組病例中邊緣模糊組患者TACE術后半年復查提示碘油沉積以缺損型、簇集或環狀型為主，完全型較邊緣清晰組少，甚至還有部分稀疏或稀少型，這可能與腫瘤缺乏假包膜、周圍側支易形成并沖刷沉積在病灶內的碘油有關。此外，隨著腫瘤周圍供血動脈的生成，腫瘤組織會繼續生長難以控制[16-18]。
HIF-1α是缺氧誘導因子，另有研究[19-20]表明，HIF-1α也與腫瘤血管生成密切相關，腫瘤局部處于缺氧狀態是實體瘤的特征之一。當腫瘤體積超過3 mm3時，腫瘤內部便處于缺氧狀態，此時在瘤周富血氧區域與瘤體中央壞死區域中間常有缺氧腫瘤細胞的存在，這些腫瘤細胞僅能通過無氧呼吸獲得能量，增殖速度極慢，甚至處于靜止狀態。在缺氧條件下，腫瘤細胞通過對內源性基因表達的調控來適應外環境，從而使腫瘤細胞的生物學特性發生變化，其中HIF-1α便是調節腫瘤細胞的重要轉錄因子，是腫瘤血管生成的重要基礎[21-23]。本組病例邊緣模糊組患者中術后有3例患者的腫瘤出現進展表現，可能與某些缺氧誘導因子的過表達上調VEGF的表達引起腫瘤周邊血管生成，導致瘤體繼續增長有關。熊義富[24]研究表明，HIF-1α表達與HCC病理分級相關（rs=0.311，P=0.048），隨著病理分級的增加，HIF-1α陽性表達率增高（P=0.049），肝細胞肝癌無假包膜或假包膜欠完整組HIF-1α陽性表達率高于有假包膜組（P=0.004），2組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在缺氧狀態下，HIF-1α的過表達可以上調VEGF的表達[25]，腫瘤內新生血管大量生成，由于腫瘤血管自身結構和功能缺陷及腫瘤體積的繼續增大會進一步加重瘤體缺氧，如此反復導致惡性循環形成，腫瘤繼續增長難以控制。
綜上所述，假包膜在巨塊型肝癌TACE治療的療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術前通過對患者影像學資料腫塊邊緣情況進行評估，可以預知介入治療的療效，從而指導患者腫瘤治療方案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