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雷建勇, 嚴律南, 曾勇, 文天夫, 李波, 王文濤, 徐明清, 楊家印, 吳泓, 魏永剛. 槐耳顆粒與索拉菲尼對于小肝癌切除術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4, 21(8): 991-995. doi: 10.7507/1007-9424.20140238 復制
肝癌是世界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全世界肝癌發病率居最常見腫瘤中第5位[1]，死亡率居第3位[2]。肝癌在我國更為常見，全世界約55%的肝癌患者來自我國，其死亡率在我國僅次于肺癌和胃癌，居第3位[3]。由于肝移植受限于其器官來源的緊缺，肝切除因其較滿意的術后5年存活率而被廣泛地用于治療小肝癌[4]。然而，腫瘤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現，腫瘤生長的早期可能已經開始轉移，對肝癌患者的早期全身性干預，是提高切除術后療效，延長患者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5]。因此，對于術后肝癌的常規化療顯得尤為重要，口服化療藥物以其可靠的效果被廣大肝癌切除術后患者所接受。
目前被世界范圍內廣泛接受的口服化療藥物索拉菲尼，其臨床應用已經被廣泛接受，特別是對于晚期肝癌患者[6]。由于索拉菲尼是一種口服多激酶抑制劑，多通路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及血管生成的一種分子靶向藥物，有很多患者因副作用太大不能耐受而需要臨床藥物減量甚至停藥[7]。
目前中西結合治療肝癌的臨床價值日益廣泛，可利用手術切除的徹底性去除腫瘤，并且術后能用我國的中藥治療預防復發，不僅能提高治療效果，并且降低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槐耳顆粒是國家一類新藥，為槐耳菌質的提取物，其具有抑制腫瘤細胞生長、誘導腫瘤細胞凋亡的作用[8]，是我國自主研發的治療消化系統腫瘤的代表性中成藥物之一，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已經得到國內各中心的充分認可。鑒于槐耳顆粒良好的有效性及極低的副反應，我們將槐耳顆粒與分子靶向藥物索拉菲尼進行有效性及安全性的探討，從而為臨床患者術后用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單發腫瘤直徑≤5 cm；②肝功能Child評分A級或B級；③年齡18～80歲；④病理證實為肝細胞肝癌；⑤所有肝癌均接受根治性切除；⑥術后服用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
排除標準：①有血管或鄰近組織器官侵犯或有遠處轉移；②既往有任何針對肝癌的治療（抗病毒治療除外）；③有心腦器官等屬手術禁忌證疾病；④術后同時服用索拉菲尼和槐耳顆粒；⑤術后應用其他靜脈性全身化療治療；⑥接受介入治療、移植、射頻等其他相關治療病例。所有肝癌的術前診斷均是依據《中國常見惡性腫瘤診治規范：原發性肝癌》進行，所有病例術后均有病理證實，否則給予排除。
1.2 分組及研究方法
將搜集的82例小肝癌病例按照切除術后治療方法分為槐耳顆粒組（51例）和索拉菲尼組（31例），比較分析這2組患者的術前相關指標，如性別、年齡、體重、身高、體重指數（BMI）、肝功能情況、乙肝情況、腫瘤直徑、分化程度、術前甲胎蛋白（AFP）水平；術后相關指標，如術后腫瘤復發轉移率、總生存率、無瘤生存率等；服藥后相關不良反應的發生情況及處理。
1.3 手術方法及服藥方法
手術切除：所有手術切除均在開腹情況下實施，用鉗夾法實施標準的肝葉或肝段切除，切除的斷面距離腫瘤邊界至少2 cm，術中不使用體內放化療，不行門靜脈置泵化療。槐耳顆粒及索拉菲尼均在患者術后1～2周后開始服藥：槐耳顆粒口服，20 g/次，3次/d；索拉菲尼口服，400 mg/次，2次/d。服用兩種藥物后出現嚴重不能耐受的副反應后考慮減量，直至停藥，如停藥后癥狀減輕或消失，可考慮恢復到原始劑量。
1.4 術后隨訪
所有患者在術后1年內從第1個月開始進行每2～3個月1次的腹部彩超或增強CT，AFP每2～3個月1次；從第2年開始，所有復查改為每3～5個月1次，若AFP持續升高而腹部影像學未提示復發，則胸部增強CT及全身骨掃描則被推薦實施。術后密切觀察兩種藥物副反應，如副反應不能耐受，考慮逐級降低劑量的方案，直至停藥。若出現較為嚴重的副反應，考慮給予對癥、支持治療，待副反應消失或明顯緩解后方可繼續考慮服藥。
1.5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7.0對數據進行分析。使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2組患者的基線水平及腫瘤特點比較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本研究共納入了2008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間我院收治的82例小肝癌患者，所有切除標本均被病理證實為肝細胞肝癌。槐耳顆粒組和索拉菲尼組人口學指標及腫瘤特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1。
表1
2組患者的基線特點及腫瘤特點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and tumo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groups
2.2 2組生存率及無瘤生存率比較
槐耳顆粒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90.2%、74.5%和66.7%，而索拉菲尼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90.3%、77.4%和71.0%。2組總的累積生存率比較，雖然索拉菲尼組要高于槐耳顆粒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37），見圖 1。槐耳顆粒組1、3、5年無瘤生存率分別為86.3%、66.7%和56.9%，而索拉菲尼組分別為87.1%、70.9%和61.3%，2組總的累積無瘤生存率雖然索拉菲尼組稍高于槐耳顆粒組，但這種差異仍尚未達到統計學意義（P=0.699），見圖 2。
圖1
２組總累積生存率曲線比較??圖 2２組總累積無瘤生存率曲線比較
Figure1.
Comparison of overall survival rate curves between two groups??Figure 2 Comparison of tumor-free survival rate curves between two groups
2.3 2組復發或轉移情況
隨訪期間，槐耳顆粒組有19例（37.3%）出現腫瘤復發或轉移，而索拉菲尼組有10例（32.3%）觀察到腫瘤的復發或轉移，2組的復發或轉移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48）。肝臟復發17例，切緣復發有5例（29.4%），殘余肝臟內的其他部位復發12例（70.6%），2組具體的轉移部位見表 2。2組術后復發轉移部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10）。
表2
2組患者的腫瘤復發、轉移部位比較（例）
Table2.
Comparison of recurrence or metastasis site of tumor between two groups(case)
2.4 2組不良反應情況
槐耳顆粒組共有6例次（5例）出現不良反應，其中惡心伴或不伴嘔吐3例，疲勞2例，腹瀉1例。有1例患者同時出現惡心伴有腹瀉。無病例出現不良反應需減量或停藥。索拉菲尼組共發生13例次（11例）不良反應，其中惡心伴或不伴嘔吐2例，疲勞2例，腹瀉4例，手足綜合征2例，脫發1例，皮疹1例，高血壓1例。有2例同時出現2種不良反應，其中惡心＋腹瀉1例，手足綜合征＋脫發1例；有2例同時出現3種不良反應，其中1例同時出現惡心＋疲勞＋腹瀉，1例同時出現腹瀉＋疲勞＋皮疹。不良反應發生率索拉菲尼組要明顯高于槐耳顆粒組〔35.5%（11/31）比9.8%（5/51），P=0.026〕。索拉菲尼組中有1例因腹瀉、1例因惡心需要降低劑量，且維持200 mg，2次/d，有3例因手足綜合征或腹瀉減量后仍不能緩解最終停藥，停藥率索拉菲尼組也明顯高于槐耳顆粒組〔9.7%（3/31）比0（0/51），P=0.024〕。
3 討論
長期以來，肝移植被認為是治療小肝癌的最佳方法，但是由于供肝的日益緊缺及其近10%的術后院內死亡率嚴重限制了其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因此，其他局部性治療措施如肝癌切除則可考慮為首選治療措施，但是其術后1、3、5年總體復發率仍高達30%、62%和79% [9]，致早期肝癌的根治性切除治療進入瓶頸期。導致肝癌切除術后腫瘤復發、轉移的學說目前有很多種，如循環腫瘤細胞學說、肝癌干細胞學說、微小門靜脈浸潤學說、微小病灶學說、多中心發生的新發病灶學說[5]。目前，對于預防腫瘤復發、轉移的方案主要包括肝動脈化療栓塞、系統化療、免疫治療及其他治療。迄今為止，目前尚無標準的化療方案用于肝癌根治性切除術后的系統化療[10]。
近年來，用于藥物治療肝癌最大的突破就是索拉菲尼，其作為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劑、血管生成抑制劑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通過抑制Raf/MEK/ERK信號傳導通路和抑制與新生血管生成、腫瘤進展有關的酪氨酸激酶受體的活性，阻斷腫瘤新生血管生成，從而直接或間接抑制腫瘤生長，達到抗腫瘤的目的[11]。全球多中心Ⅲ期隨機雙盲對照研究[12]證實，索拉菲尼可使晚期肝癌患者總生存時間延長3個月，中位生存期延長47%，進展時間延長73%。
我國的中藥在治療很多惡性腫瘤中效果顯著，其治療惡性腫瘤的最大的作用機理是通過調節恢復和增強機體內部抵抗能力，糾正體內基因穩態的失衡，促分化及癌細胞轉化[13-14]。槐耳顆粒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治療消化系統腫瘤的中藥，其主要成分是來自于槐耳菌質的提取物，含有多種有機成分，10余種礦物質元素、多糖和蛋白質，具有抑制腫瘤、增強免疫、誘導腫瘤細胞凋亡、誘導機體產生多種細胞因子的多重抗腫瘤作用。其免疫調節機制包括：激活巨噬細胞或中性粒細胞活性；激活自然殺傷細胞活性；促進T淋巴細胞分裂、增殖、成熟及分化；提高體液免疫能力；誘導和產生α及γ-干擾素[15-16]；能誘導產生白介素-2，進一步增強細胞免疫；能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誘導的血管重建，從而預防肝癌術后的復發轉移[17]。
雖然以上兩種藥物均為口服化療藥物，但兩種藥物的主要作用機理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其副作用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本研究比較了82例小肝癌切除術后服用槐耳顆粒與索拉菲尼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目前雖然很多文獻報道了槐耳顆粒及索拉菲尼兩種藥物治療肝癌特別是晚期肝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但很少有文獻對這兩種藥物的抗腫瘤效果進行比較，尤其是在小肝癌中。在本研究中，我們均選擇小肝癌病例（均為單發病灶且腫瘤直徑＜5 cm）在根治性切除術后給予口服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我們觀察到2組患者術后的1、3、5年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我們未來的工作中，2組患者將給予繼續觀察，并適當繼續擴大樣本量，以求得到更為客觀、準確的結果。
本研究中雖然所有病例均接受了根治性切除，并術后給予了積極的抗腫瘤治療（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但仍有部分患者出現了復發、轉移，其可能原因在于，雖然手術切除能去除肉眼可見的病灶，但目前尚無任何藥物能將殘留在血液或其他部位的腫瘤細胞殺滅清除，如索拉菲尼、Brivanib、ABT-869等藥物雖然被證實可以顯著延長肝癌患者總生存期，但是仍不能完全殺滅腫瘤[18]。因此，不難看出槐耳顆粒或索拉菲尼對治療肝癌切除術后腫瘤復發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
任何藥物治療均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反應，其原因是其藥物的作用機理引起的。目前，對于索拉菲尼的不良反應產生的原因雖然仍不清楚，但一致認為其與其作用機理有著密切關系[19]。索拉菲尼的主要作用是抑制血管生成，因此其可能引起心腦血管意外、血栓性疾病；另外，其作為一種口服藥，可能會出現胃腸道毒副反應；還有一些其他不良反應，如全身性反應，營養代謝異常，出血，皮膚不良反應等[20]。如果其不良反應按照后果來分，最嚴重的則是大出血，因為其主要藥理機理之一是其是抑制血管內皮生長，特別是對于圍手術期，其出血風險更高，并且對于國內大部分肝癌伴有肝硬變及門靜脈高壓，其可能導致消化道出血，從而危及生命[21]。在本研究中，我們僅僅觀察到了一部分不良反應，如結果中所述，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引起的。與槐耳顆粒相比較而言，服用索拉菲尼的患者更易遭受相關不良反應，部分需要減量甚至停藥，且不良反應大多數與劑量相關，往往降低劑量則不良反應均可減輕或消失，但仍有少數病例不能耐受而最終導致停藥，其中有1例因手足綜合征減量后仍不能耐受而最終停藥。而槐耳顆粒作為一種中成藥，其主要作用機理同其他中藥一樣：扶正固本，活血消癥。本研究中，槐耳顆粒的不良反應較索拉菲尼明顯要少。而對于不良反應的治療，對于較輕的情況一般采用對癥治療，但當不良反應較重且影響到正常生活時，患者不得不停藥或減量。
綜上所述，相對于索拉菲尼，槐耳顆粒作為我國一類抗癌中成藥，其良好的術后治療效果，較輕的經濟負擔以及良好的耐受性，對小肝癌切除術后抗腫瘤復發治療具有較好的效果，但是其對腫瘤全面治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優勢仍有待于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來進一步證實。
肝癌是世界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全世界肝癌發病率居最常見腫瘤中第5位[1]，死亡率居第3位[2]。肝癌在我國更為常見，全世界約55%的肝癌患者來自我國，其死亡率在我國僅次于肺癌和胃癌，居第3位[3]。由于肝移植受限于其器官來源的緊缺，肝切除因其較滿意的術后5年存活率而被廣泛地用于治療小肝癌[4]。然而，腫瘤是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現，腫瘤生長的早期可能已經開始轉移，對肝癌患者的早期全身性干預，是提高切除術后療效，延長患者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5]。因此，對于術后肝癌的常規化療顯得尤為重要，口服化療藥物以其可靠的效果被廣大肝癌切除術后患者所接受。
目前被世界范圍內廣泛接受的口服化療藥物索拉菲尼，其臨床應用已經被廣泛接受，特別是對于晚期肝癌患者[6]。由于索拉菲尼是一種口服多激酶抑制劑，多通路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及血管生成的一種分子靶向藥物，有很多患者因副作用太大不能耐受而需要臨床藥物減量甚至停藥[7]。
目前中西結合治療肝癌的臨床價值日益廣泛，可利用手術切除的徹底性去除腫瘤，并且術后能用我國的中藥治療預防復發，不僅能提高治療效果，并且降低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槐耳顆粒是國家一類新藥，為槐耳菌質的提取物，其具有抑制腫瘤細胞生長、誘導腫瘤細胞凋亡的作用[8]，是我國自主研發的治療消化系統腫瘤的代表性中成藥物之一，其有效性及安全性已經得到國內各中心的充分認可。鑒于槐耳顆粒良好的有效性及極低的副反應，我們將槐耳顆粒與分子靶向藥物索拉菲尼進行有效性及安全性的探討，從而為臨床患者術后用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單發腫瘤直徑≤5 cm；②肝功能Child評分A級或B級；③年齡18～80歲；④病理證實為肝細胞肝癌；⑤所有肝癌均接受根治性切除；⑥術后服用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
排除標準：①有血管或鄰近組織器官侵犯或有遠處轉移；②既往有任何針對肝癌的治療（抗病毒治療除外）；③有心腦器官等屬手術禁忌證疾病；④術后同時服用索拉菲尼和槐耳顆粒；⑤術后應用其他靜脈性全身化療治療；⑥接受介入治療、移植、射頻等其他相關治療病例。所有肝癌的術前診斷均是依據《中國常見惡性腫瘤診治規范：原發性肝癌》進行，所有病例術后均有病理證實，否則給予排除。
1.2 分組及研究方法
將搜集的82例小肝癌病例按照切除術后治療方法分為槐耳顆粒組（51例）和索拉菲尼組（31例），比較分析這2組患者的術前相關指標，如性別、年齡、體重、身高、體重指數（BMI）、肝功能情況、乙肝情況、腫瘤直徑、分化程度、術前甲胎蛋白（AFP）水平；術后相關指標，如術后腫瘤復發轉移率、總生存率、無瘤生存率等；服藥后相關不良反應的發生情況及處理。
1.3 手術方法及服藥方法
手術切除：所有手術切除均在開腹情況下實施，用鉗夾法實施標準的肝葉或肝段切除，切除的斷面距離腫瘤邊界至少2 cm，術中不使用體內放化療，不行門靜脈置泵化療。槐耳顆粒及索拉菲尼均在患者術后1～2周后開始服藥：槐耳顆粒口服，20 g/次，3次/d；索拉菲尼口服，400 mg/次，2次/d。服用兩種藥物后出現嚴重不能耐受的副反應后考慮減量，直至停藥，如停藥后癥狀減輕或消失，可考慮恢復到原始劑量。
1.4 術后隨訪
所有患者在術后1年內從第1個月開始進行每2～3個月1次的腹部彩超或增強CT，AFP每2～3個月1次；從第2年開始，所有復查改為每3～5個月1次，若AFP持續升高而腹部影像學未提示復發，則胸部增強CT及全身骨掃描則被推薦實施。術后密切觀察兩種藥物副反應，如副反應不能耐受，考慮逐級降低劑量的方案，直至停藥。若出現較為嚴重的副反應，考慮給予對癥、支持治療，待副反應消失或明顯緩解后方可繼續考慮服藥。
1.5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7.0對數據進行分析。使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2組患者的基線水平及腫瘤特點比較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本研究共納入了2008年1月至2014年5月期間我院收治的82例小肝癌患者，所有切除標本均被病理證實為肝細胞肝癌。槐耳顆粒組和索拉菲尼組人口學指標及腫瘤特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1。
表1
2組患者的基線特點及腫瘤特點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and tumo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groups
2.2 2組生存率及無瘤生存率比較
槐耳顆粒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90.2%、74.5%和66.7%，而索拉菲尼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90.3%、77.4%和71.0%。2組總的累積生存率比較，雖然索拉菲尼組要高于槐耳顆粒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37），見圖 1。槐耳顆粒組1、3、5年無瘤生存率分別為86.3%、66.7%和56.9%，而索拉菲尼組分別為87.1%、70.9%和61.3%，2組總的累積無瘤生存率雖然索拉菲尼組稍高于槐耳顆粒組，但這種差異仍尚未達到統計學意義（P=0.699），見圖 2。
圖1
２組總累積生存率曲線比較??圖 2２組總累積無瘤生存率曲線比較
Figure1.
Comparison of overall survival rate curves between two groups??Figure 2 Comparison of tumor-free survival rate curves between two groups
2.3 2組復發或轉移情況
隨訪期間，槐耳顆粒組有19例（37.3%）出現腫瘤復發或轉移，而索拉菲尼組有10例（32.3%）觀察到腫瘤的復發或轉移，2組的復發或轉移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648）。肝臟復發17例，切緣復發有5例（29.4%），殘余肝臟內的其他部位復發12例（70.6%），2組具體的轉移部位見表 2。2組術后復發轉移部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10）。
表2
2組患者的腫瘤復發、轉移部位比較（例）
Table2.
Comparison of recurrence or metastasis site of tumor between two groups(case)
2.4 2組不良反應情況
槐耳顆粒組共有6例次（5例）出現不良反應，其中惡心伴或不伴嘔吐3例，疲勞2例，腹瀉1例。有1例患者同時出現惡心伴有腹瀉。無病例出現不良反應需減量或停藥。索拉菲尼組共發生13例次（11例）不良反應，其中惡心伴或不伴嘔吐2例，疲勞2例，腹瀉4例，手足綜合征2例，脫發1例，皮疹1例，高血壓1例。有2例同時出現2種不良反應，其中惡心＋腹瀉1例，手足綜合征＋脫發1例；有2例同時出現3種不良反應，其中1例同時出現惡心＋疲勞＋腹瀉，1例同時出現腹瀉＋疲勞＋皮疹。不良反應發生率索拉菲尼組要明顯高于槐耳顆粒組〔35.5%（11/31）比9.8%（5/51），P=0.026〕。索拉菲尼組中有1例因腹瀉、1例因惡心需要降低劑量，且維持200 mg，2次/d，有3例因手足綜合征或腹瀉減量后仍不能緩解最終停藥，停藥率索拉菲尼組也明顯高于槐耳顆粒組〔9.7%（3/31）比0（0/51），P=0.024〕。
3 討論
長期以來，肝移植被認為是治療小肝癌的最佳方法，但是由于供肝的日益緊缺及其近10%的術后院內死亡率嚴重限制了其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因此，其他局部性治療措施如肝癌切除則可考慮為首選治療措施，但是其術后1、3、5年總體復發率仍高達30%、62%和79% [9]，致早期肝癌的根治性切除治療進入瓶頸期。導致肝癌切除術后腫瘤復發、轉移的學說目前有很多種，如循環腫瘤細胞學說、肝癌干細胞學說、微小門靜脈浸潤學說、微小病灶學說、多中心發生的新發病灶學說[5]。目前，對于預防腫瘤復發、轉移的方案主要包括肝動脈化療栓塞、系統化療、免疫治療及其他治療。迄今為止，目前尚無標準的化療方案用于肝癌根治性切除術后的系統化療[10]。
近年來，用于藥物治療肝癌最大的突破就是索拉菲尼，其作為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劑、血管生成抑制劑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通過抑制Raf/MEK/ERK信號傳導通路和抑制與新生血管生成、腫瘤進展有關的酪氨酸激酶受體的活性，阻斷腫瘤新生血管生成，從而直接或間接抑制腫瘤生長，達到抗腫瘤的目的[11]。全球多中心Ⅲ期隨機雙盲對照研究[12]證實，索拉菲尼可使晚期肝癌患者總生存時間延長3個月，中位生存期延長47%，進展時間延長73%。
我國的中藥在治療很多惡性腫瘤中效果顯著，其治療惡性腫瘤的最大的作用機理是通過調節恢復和增強機體內部抵抗能力，糾正體內基因穩態的失衡，促分化及癌細胞轉化[13-14]。槐耳顆粒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治療消化系統腫瘤的中藥，其主要成分是來自于槐耳菌質的提取物，含有多種有機成分，10余種礦物質元素、多糖和蛋白質，具有抑制腫瘤、增強免疫、誘導腫瘤細胞凋亡、誘導機體產生多種細胞因子的多重抗腫瘤作用。其免疫調節機制包括：激活巨噬細胞或中性粒細胞活性；激活自然殺傷細胞活性；促進T淋巴細胞分裂、增殖、成熟及分化；提高體液免疫能力；誘導和產生α及γ-干擾素[15-16]；能誘導產生白介素-2，進一步增強細胞免疫；能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誘導的血管重建，從而預防肝癌術后的復發轉移[17]。
雖然以上兩種藥物均為口服化療藥物，但兩種藥物的主要作用機理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其副作用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本研究比較了82例小肝癌切除術后服用槐耳顆粒與索拉菲尼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目前雖然很多文獻報道了槐耳顆粒及索拉菲尼兩種藥物治療肝癌特別是晚期肝癌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但很少有文獻對這兩種藥物的抗腫瘤效果進行比較，尤其是在小肝癌中。在本研究中，我們均選擇小肝癌病例（均為單發病灶且腫瘤直徑＜5 cm）在根治性切除術后給予口服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我們觀察到2組患者術后的1、3、5年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我們未來的工作中，2組患者將給予繼續觀察，并適當繼續擴大樣本量，以求得到更為客觀、準確的結果。
本研究中雖然所有病例均接受了根治性切除，并術后給予了積極的抗腫瘤治療（索拉菲尼或槐耳顆粒），但仍有部分患者出現了復發、轉移，其可能原因在于，雖然手術切除能去除肉眼可見的病灶，但目前尚無任何藥物能將殘留在血液或其他部位的腫瘤細胞殺滅清除，如索拉菲尼、Brivanib、ABT-869等藥物雖然被證實可以顯著延長肝癌患者總生存期，但是仍不能完全殺滅腫瘤[18]。因此，不難看出槐耳顆粒或索拉菲尼對治療肝癌切除術后腫瘤復發的局限性的原因所在。
任何藥物治療均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反應，其原因是其藥物的作用機理引起的。目前，對于索拉菲尼的不良反應產生的原因雖然仍不清楚，但一致認為其與其作用機理有著密切關系[19]。索拉菲尼的主要作用是抑制血管生成，因此其可能引起心腦血管意外、血栓性疾病；另外，其作為一種口服藥，可能會出現胃腸道毒副反應；還有一些其他不良反應，如全身性反應，營養代謝異常，出血，皮膚不良反應等[20]。如果其不良反應按照后果來分，最嚴重的則是大出血，因為其主要藥理機理之一是其是抑制血管內皮生長，特別是對于圍手術期，其出血風險更高，并且對于國內大部分肝癌伴有肝硬變及門靜脈高壓，其可能導致消化道出血，從而危及生命[21]。在本研究中，我們僅僅觀察到了一部分不良反應，如結果中所述，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引起的。與槐耳顆粒相比較而言，服用索拉菲尼的患者更易遭受相關不良反應，部分需要減量甚至停藥，且不良反應大多數與劑量相關，往往降低劑量則不良反應均可減輕或消失，但仍有少數病例不能耐受而最終導致停藥，其中有1例因手足綜合征減量后仍不能耐受而最終停藥。而槐耳顆粒作為一種中成藥，其主要作用機理同其他中藥一樣：扶正固本，活血消癥。本研究中，槐耳顆粒的不良反應較索拉菲尼明顯要少。而對于不良反應的治療，對于較輕的情況一般采用對癥治療，但當不良反應較重且影響到正常生活時，患者不得不停藥或減量。
綜上所述，相對于索拉菲尼，槐耳顆粒作為我國一類抗癌中成藥，其良好的術后治療效果，較輕的經濟負擔以及良好的耐受性，對小肝癌切除術后抗腫瘤復發治療具有較好的效果，但是其對腫瘤全面治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優勢仍有待于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來進一步證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