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高國棟, 蔡秋程, 張小進, 江藝.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4, 21(6): 693-697. doi: 10.7507/1007-9424.20140166 復制
隨著肝移植技術的進步和新型免疫抑制劑的使用，肝移植已成為終末期肝病患者的最佳選擇。但移植術后感染與術后患者的預后密切相關。有文獻[1]報道，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感染的發生率為36%～80%，是肝移植術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其中肺部細菌感染占絕大多數。Kniepeiss等[3]首次報道了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該術式與標準經典原位肝移植術的主要區別在于其完成供受體的肝上、肝下下腔靜脈吻合后，即開放下腔靜脈，恢復下腔靜脈血液回流，此時血液逆向灌注充盈肝臟，故又稱原位肝移植逆灌注法。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自2003年開始開展了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與標準經典原位肝移植術相比，其術后肺部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降低[4]。現回顧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間于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行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的96例終末期肝病患者的臨床資料，以探索與術后早期（術后1個月）肺部細菌感染相關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96例終末期肝病患者均行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已排除術后1個月內因其他原因而死亡、術后1個月內發生其他嚴重并發癥（如肝功能衰竭和腹腔感染）、術前合并肺部并發癥及行肝腎聯合移植的患者。96例患者中，男87例，女9例；年齡21～70歲，平均46.07歲；原發性肝癌37例，肝炎后肝硬變34例，急慢性重型肝炎13例，爆發性肝功能衰竭5例，肝豆狀核變性4例（其中1例為妊娠合并肝豆狀核變性），肝膽管癌2例，肝糖原異常沉積癥1例；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29例（感染組），未發生肺部細菌感染67例（未感染組）。納入病例均于術后第1天撤掉呼吸機，自主呼吸；術后第2天經胃空腸造瘺管泵入腸內營養液（5～40mL/h），依患者腹脹情況調整速度。術前根據快速康復理念，不進行腸道準備；術中根據患者情況給予三代頭孢或注射用亞胺培南西司他丁鈉（泰能）；術后進入ICU病房，1個月內給予他克莫司（FK506）+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二聯抑制免疫，并以三代頭孢或亞胺培南西司他丁鈉抗感染；術后嚴密監測患者的生命體征、肝腎功能、凝血功能、酸堿平衡指標、他克莫司血藥濃度等，病情平穩后轉入普通病房。感染患者依據痰培養及藥敏試驗結果選用相應抗生素，并停用免疫抑制劑，給予增強免疫藥物治療，同時加強營養；重癥患者給予機械通氣輔助呼吸、纖維支氣管鏡檢查、取痰培養、吸痰、支氣管肺段沖洗等治療。感染患者共有3例死亡（1例死于膿毒血癥，2例因頑固性低氧血癥死于呼吸功能衰竭），其余患者均治愈出院，治愈率達89.66%。
1.2 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
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參照鄭樹森[5]主編的《肝臟移植》的肺部感染診斷標準。①癥狀：發熱、咳嗽、咳痰（黃色黏痰或白色黏痰）、呼吸困難，伴或不伴有低氧血癥；②體征：雙肺或一側肺可聞及干、濕啰音；③胸部X線平片檢查示肺紋理增粗、滲出性病變，伴或不伴有胸腔積液；④實驗室檢查示白細胞計數增高或正常。結合痰培養、血培養、氣道分泌物檢測、胸腔積液檢測等病原學方法檢測出細菌，則可診斷為肺部細菌感染。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探索與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發生可能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術前腹水發生情況、術前抗生素使用情況、術前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中尿量、無肝期、手術時間、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先采用成組t檢驗、χ2檢驗或秩和檢驗對所有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P≤0.10）的因素后，對篩選出的危險因素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96例肝移植患者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29例，感染率為30.21%，其中感染G-需氧菌19例（65.52%），感染G+需氧菌10例（34.48%）。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有統計學意義（P≤0.10）的指標有：吸煙史、腹水、術前抗生素使用、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無肝期、手術時間、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表 1）。將上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影響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因素有：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P<0.05），見表 2。術前Meld評分越高，術中輸血量越多，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越高，術后住院時間越長，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越高；而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越長（≥2 d），則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降低。
表1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risk factors for early bacterial lung infe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表2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Table2.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risk factors for early bacterial lung infe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3 討論
3.1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感染的流行病學
肝移植術后1個月內的肺部細菌感染占肺部感染的絕大多數[6]，且其已成為肝移植術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肝移植患者[7]大多患有嚴重的基礎疾病，全身營養狀況差，且呼吸系統與外界相通，環境中的病原微生物較易侵襲到呼吸道，若暴露在醫院環境下則感染的危險性會明顯升高。本組患者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為30.21%，其中感染G-需氧菌占65.52%，G+需氧菌占34.48%，這與邰強等[8]的報道相一致。動物研究[9]和臨床研究[10]均表明，肝移植可以導致腸道菌群易位，肝移植術后細菌易位的發生率為10.3%。研究[11]表明，肝移植術后早期腸內營養支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營養狀況和促進患者的恢復。本組患者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低于林浩銘等[12]報道的50.1%及牛秀峰等[13]報道的40.5%，分析其原因可能為：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采取的是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早期即可恢復肺部正常血供，且術后積極行早期腸內營養，恢復了腸道功能，從而降低了腸道菌群易位的發生率；針對肺部重癥感染的患者[14]，在靜脈給予抗感染藥物、免疫抑制劑減量治療的基礎上采用聯合機械通氣、纖維支氣管鏡檢查、取痰培養、吸痰、支氣管肺段沖洗等治療。研究[14]表明，采用上述治療后，動脈血氣分析結果提示，患者的pH、氧分壓（PaO2）、二氧化碳分壓（PaCO2）及血氧飽和度（SaO2）指標均明顯好轉，治療有效率可達91.3%。這些治療有助于確定致病菌和清除氣道分泌物，有助于行局部灌洗以增強抗感染效果，也有利于縮短病程、減少抗生素的用量及阻斷嚴重肺部感染向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發展的途徑。
3.2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影響因素
3.2.1 術前Meld評分
肝移植術前Meld評分[15]是由膽紅素、肌酐和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PT-INR）3個客觀實驗室指標組成，是連續的評分系統，其評價范圍寬、區分度高、評價較為準確，更能客觀反映病情，是用來判斷終末期肝病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研究[15-16]表明，術前Meld評分高的患者術后肺部感染、腹腔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升高。本組資料分析結果表明，術前Meld評分高的患者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性明顯增高，因此在圍手術期應對重要臟器功能加強調理及支持。
3.2.2 術中輸血量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17-18]表明，肝移植術中大量輸血是影響肝移植術后早期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有研究[19-20]報道，大量輸注血液制品可引起輸血相關性急性肺損傷、酸堿平衡紊亂等并發癥。大量輸血時[21]，血液中的微小血凝塊、纖維素、脂肪顆粒、變形的血細胞等很容易沉積在肺毛細血管中，栓塞血管，使通氣/血流比例失調，導致缺氧。同時，輸注異體血液制品可引發抗原抗體反應，血液中的生物活性物質能使中性粒細胞被激活而釋放炎性因子，導致輸血相關性肺損傷。加上肝移植患者全身營養狀況差，較易發生肺水腫，從而導致肺部感染的發生。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術中輸血量多于未感染組（P=0.000），且術中輸血量為術后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提示術中大量輸血可增加肝移植術后患者的肺部細菌感染率。因而術中應嚴格控制輸血量，嚴密監測血流動力學，從而減少肺部感染的發生。
3.2.3 術后腎功能情況
肝移植術后腎功能不全表現為體液平衡難以維持，循環或呼吸系統功能不全較易發生，呼吸支持治療時間長，這些均會使得肺部感染的危險性增加。且腎功能不全往往誘發嚴重的肺部感染，是肝移植術后早期死亡的重要原因[22]。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高于未感染組（P=0.000），且其是導致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說明術后腎功能不全可增加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因此，術前應口服利尿劑等以保護腎臟功能，術后選用對腎臟毒性低的抗生素，同時密切監測腎臟功能，保護腎臟功能，必要時可行血液透析，以減輕組織水腫和肺水腫，減少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
3.2.4 術后輸液量
Lin等[23]指出，在成人肝移植術中過多輸液是術后早期肺部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Yost等[24]和Pirat等[25]也認為，大量輸液是術后肺部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肝移植手術時下腔靜脈被阻斷，回心血量減少，此時大量輸液可導致液體潴留在組織間隙，引起肺水腫，導致通氣/血流比例失調，從而發生低氧血癥和組織缺氧。過量輸液還會使腎臟負擔增加，胃腸道功能受到抑制，組織對氧的利用出現障礙，從而導致移植肝腫脹和功能恢復延遲。肝移植術后應盡可能限制輸液量，使每天液體出入量盡快達到負平衡，以有效減少肺部細菌感染的機會。蔡志仕等[26]的回顧性分析結果表明，實現術后前3 d至少有2 d的液體負平衡（-300 mL）的患者術后發生肺部并發癥的比例比未實現該條件的患者減少了30.3%。本組資料結果表明，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2 d的患者發生肺部細菌感染的概率明顯降低。因此，肝移植術后，在嚴密監測血流動力學的基礎上盡可能控制輸液量，盡早實現術后每天液體出入量的負平衡，及時減輕肺水腫，改善組織缺氧狀況，可降低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率。
3.2.5 術后住院時間
醫源性感染是肺部細菌感染的主要危險因素，造成肺部感染的重要途徑是空氣中病原微生物的吸入。肝移植患者大多患有嚴重的基礎疾病，全身營養狀況差，術后長期暴露在醫院環境下使得肺部感染的危險性增高。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住院時間明顯長于未感染組，且術后住院時間是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但有研究[27-28]表明，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多發生于術后第1周。因此，尚不能確定是因為肺部細菌感染導致住院時間延長，還是因為住院時間長而導致發生肺部細菌感染，這有待于進行前瞻性隊列研究來進一步確定。
綜上所述，肺部細菌感染是肝移植術后早期重要的并發癥，G-需氧菌是其主要病原菌，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均與肺部細菌感染有關，對這些因素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將有助于降低肝移植患者術后早期的肺部細菌感染率。
隨著肝移植技術的進步和新型免疫抑制劑的使用，肝移植已成為終末期肝病患者的最佳選擇。但移植術后感染與術后患者的預后密切相關。有文獻[1]報道，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感染的發生率為36%～80%，是肝移植術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其中肺部細菌感染占絕大多數。Kniepeiss等[3]首次報道了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該術式與標準經典原位肝移植術的主要區別在于其完成供受體的肝上、肝下下腔靜脈吻合后，即開放下腔靜脈，恢復下腔靜脈血液回流，此時血液逆向灌注充盈肝臟，故又稱原位肝移植逆灌注法。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自2003年開始開展了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與標準經典原位肝移植術相比，其術后肺部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降低[4]。現回顧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間于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行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的96例終末期肝病患者的臨床資料，以探索與術后早期（術后1個月）肺部細菌感染相關的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96例終末期肝病患者均行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已排除術后1個月內因其他原因而死亡、術后1個月內發生其他嚴重并發癥（如肝功能衰竭和腹腔感染）、術前合并肺部并發癥及行肝腎聯合移植的患者。96例患者中，男87例，女9例；年齡21～70歲，平均46.07歲；原發性肝癌37例，肝炎后肝硬變34例，急慢性重型肝炎13例，爆發性肝功能衰竭5例，肝豆狀核變性4例（其中1例為妊娠合并肝豆狀核變性），肝膽管癌2例，肝糖原異常沉積癥1例；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29例（感染組），未發生肺部細菌感染67例（未感染組）。納入病例均于術后第1天撤掉呼吸機，自主呼吸；術后第2天經胃空腸造瘺管泵入腸內營養液（5～40mL/h），依患者腹脹情況調整速度。術前根據快速康復理念，不進行腸道準備；術中根據患者情況給予三代頭孢或注射用亞胺培南西司他丁鈉（泰能）；術后進入ICU病房，1個月內給予他克莫司（FK506）+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二聯抑制免疫，并以三代頭孢或亞胺培南西司他丁鈉抗感染；術后嚴密監測患者的生命體征、肝腎功能、凝血功能、酸堿平衡指標、他克莫司血藥濃度等，病情平穩后轉入普通病房。感染患者依據痰培養及藥敏試驗結果選用相應抗生素，并停用免疫抑制劑，給予增強免疫藥物治療，同時加強營養；重癥患者給予機械通氣輔助呼吸、纖維支氣管鏡檢查、取痰培養、吸痰、支氣管肺段沖洗等治療。感染患者共有3例死亡（1例死于膿毒血癥，2例因頑固性低氧血癥死于呼吸功能衰竭），其余患者均治愈出院，治愈率達89.66%。
1.2 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
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的診斷標準參照鄭樹森[5]主編的《肝臟移植》的肺部感染診斷標準。①癥狀：發熱、咳嗽、咳痰（黃色黏痰或白色黏痰）、呼吸困難，伴或不伴有低氧血癥；②體征：雙肺或一側肺可聞及干、濕啰音；③胸部X線平片檢查示肺紋理增粗、滲出性病變，伴或不伴有胸腔積液；④實驗室檢查示白細胞計數增高或正常。結合痰培養、血培養、氣道分泌物檢測、胸腔積液檢測等病原學方法檢測出細菌，則可診斷為肺部細菌感染。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探索與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發生可能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術前腹水發生情況、術前抗生素使用情況、術前終末期肝病模型評分（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中尿量、無肝期、手術時間、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先采用成組t檢驗、χ2檢驗或秩和檢驗對所有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P≤0.10）的因素后，對篩選出的危險因素進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96例肝移植患者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29例，感染率為30.21%，其中感染G-需氧菌19例（65.52%），感染G+需氧菌10例（34.48%）。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有統計學意義（P≤0.10）的指標有：吸煙史、腹水、術前抗生素使用、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無肝期、手術時間、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表 1）。將上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影響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因素有：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P<0.05），見表 2。術前Meld評分越高，術中輸血量越多，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越高，術后住院時間越長，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越高；而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越長（≥2 d），則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降低。
表1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risk factors for early bacterial lung infe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表2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多因素分析結果
Table2.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of risk factors for early bacterial lung infe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3 討論
3.1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感染的流行病學
肝移植術后1個月內的肺部細菌感染占肺部感染的絕大多數[6]，且其已成為肝移植術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肝移植患者[7]大多患有嚴重的基礎疾病，全身營養狀況差，且呼吸系統與外界相通，環境中的病原微生物較易侵襲到呼吸道，若暴露在醫院環境下則感染的危險性會明顯升高。本組患者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為30.21%，其中感染G-需氧菌占65.52%，G+需氧菌占34.48%，這與邰強等[8]的報道相一致。動物研究[9]和臨床研究[10]均表明，肝移植可以導致腸道菌群易位，肝移植術后細菌易位的發生率為10.3%。研究[11]表明，肝移植術后早期腸內營養支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營養狀況和促進患者的恢復。本組患者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率低于林浩銘等[12]報道的50.1%及牛秀峰等[13]報道的40.5%，分析其原因可能為：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采取的是下腔靜脈逆灌注法原位肝移植術，早期即可恢復肺部正常血供，且術后積極行早期腸內營養，恢復了腸道功能，從而降低了腸道菌群易位的發生率；針對肺部重癥感染的患者[14]，在靜脈給予抗感染藥物、免疫抑制劑減量治療的基礎上采用聯合機械通氣、纖維支氣管鏡檢查、取痰培養、吸痰、支氣管肺段沖洗等治療。研究[14]表明，采用上述治療后，動脈血氣分析結果提示，患者的pH、氧分壓（PaO2）、二氧化碳分壓（PaCO2）及血氧飽和度（SaO2）指標均明顯好轉，治療有效率可達91.3%。這些治療有助于確定致病菌和清除氣道分泌物，有助于行局部灌洗以增強抗感染效果，也有利于縮短病程、減少抗生素的用量及阻斷嚴重肺部感染向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發展的途徑。
3.2 肝移植術后早期肺部細菌感染的影響因素
3.2.1 術前Meld評分
肝移植術前Meld評分[15]是由膽紅素、肌酐和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PT-INR）3個客觀實驗室指標組成，是連續的評分系統，其評價范圍寬、區分度高、評價較為準確，更能客觀反映病情，是用來判斷終末期肝病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研究[15-16]表明，術前Meld評分高的患者術后肺部感染、腹腔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率明顯升高。本組資料分析結果表明，術前Meld評分高的患者術后早期發生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性明顯增高，因此在圍手術期應對重要臟器功能加強調理及支持。
3.2.2 術中輸血量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17-18]表明，肝移植術中大量輸血是影響肝移植術后早期預后的獨立影響因素。有研究[19-20]報道，大量輸注血液制品可引起輸血相關性急性肺損傷、酸堿平衡紊亂等并發癥。大量輸血時[21]，血液中的微小血凝塊、纖維素、脂肪顆粒、變形的血細胞等很容易沉積在肺毛細血管中，栓塞血管，使通氣/血流比例失調，導致缺氧。同時，輸注異體血液制品可引發抗原抗體反應，血液中的生物活性物質能使中性粒細胞被激活而釋放炎性因子，導致輸血相關性肺損傷。加上肝移植患者全身營養狀況差，較易發生肺水腫，從而導致肺部感染的發生。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術中輸血量多于未感染組（P=0.000），且術中輸血量為術后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提示術中大量輸血可增加肝移植術后患者的肺部細菌感染率。因而術中應嚴格控制輸血量，嚴密監測血流動力學，從而減少肺部感染的發生。
3.2.3 術后腎功能情況
肝移植術后腎功能不全表現為體液平衡難以維持，循環或呼吸系統功能不全較易發生，呼吸支持治療時間長，這些均會使得肺部感染的危險性增加。且腎功能不全往往誘發嚴重的肺部感染，是肝移植術后早期死亡的重要原因[22]。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高于未感染組（P=0.000），且其是導致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說明術后腎功能不全可增加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因此，術前應口服利尿劑等以保護腎臟功能，術后選用對腎臟毒性低的抗生素，同時密切監測腎臟功能，保護腎臟功能，必要時可行血液透析，以減輕組織水腫和肺水腫，減少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
3.2.4 術后輸液量
Lin等[23]指出，在成人肝移植術中過多輸液是術后早期肺部并發癥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Yost等[24]和Pirat等[25]也認為，大量輸液是術后肺部并發癥發生的危險因素。肝移植手術時下腔靜脈被阻斷，回心血量減少，此時大量輸液可導致液體潴留在組織間隙，引起肺水腫，導致通氣/血流比例失調，從而發生低氧血癥和組織缺氧。過量輸液還會使腎臟負擔增加，胃腸道功能受到抑制，組織對氧的利用出現障礙，從而導致移植肝腫脹和功能恢復延遲。肝移植術后應盡可能限制輸液量，使每天液體出入量盡快達到負平衡，以有效減少肺部細菌感染的機會。蔡志仕等[26]的回顧性分析結果表明，實現術后前3 d至少有2 d的液體負平衡（-300 mL）的患者術后發生肺部并發癥的比例比未實現該條件的患者減少了30.3%。本組資料結果表明，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2 d的患者發生肺部細菌感染的概率明顯降低。因此，肝移植術后，在嚴密監測血流動力學的基礎上盡可能控制輸液量，盡早實現術后每天液體出入量的負平衡，及時減輕肺水腫，改善組織缺氧狀況，可降低肺部細菌感染的發生率。
3.2.5 術后住院時間
醫源性感染是肺部細菌感染的主要危險因素，造成肺部感染的重要途徑是空氣中病原微生物的吸入。肝移植患者大多患有嚴重的基礎疾病，全身營養狀況差，術后長期暴露在醫院環境下使得肺部感染的危險性增高。本組資料結果顯示，感染組患者的住院時間明顯長于未感染組，且術后住院時間是肺部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但有研究[27-28]表明，肝移植術后肺部感染多發生于術后第1周。因此，尚不能確定是因為肺部細菌感染導致住院時間延長，還是因為住院時間長而導致發生肺部細菌感染，這有待于進行前瞻性隊列研究來進一步確定。
綜上所述，肺部細菌感染是肝移植術后早期重要的并發癥，G-需氧菌是其主要病原菌，術前Meld評分、術中輸血量、術后3 d血肌酐平均值、術后3 d液體負平衡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均與肺部細菌感染有關，對這些因素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將有助于降低肝移植患者術后早期的肺部細菌感染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