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哲, 朱啟航, 李祥麟, 湯德釗, 吳俊翰, 陳奕璋, 陳啟彬, 張其鵬, 徐恩五, 肖海平, 唐勇, 喬貴賓.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后肺癌手術時機及安全性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7): 945-949. doi: 10.7507/1007-4848.202303012 復制
截至2022年4月,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者已逾5億人,新冠病毒在沖擊人們日常生活的同時對各類癌癥患者的診療更是產生了顯著的影響。2022年11月30日,廣州市多區宣布解除臨時管控措施并取消常規核酸檢測,這對醫療系統的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要求。肺癌在我國發病率居高不下,也是胸外科手術的主要病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全球有高達數百萬例選擇性手術被推遲[1]。然而,肺癌手術多屬于限期手術,延誤手術時機可能導致患者病情進展甚至失去手術機會[2]。因此,胸外科醫生需要在新冠疫情傳播的背景下尋求肺癌手術時機和患者圍術期安全之間的平衡,保障臨床工作的正常開展。現階段尚無關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患者接受肺癌手術的圍術期臨床數據的文獻報道。本研究擬對自廣州疫情管控政策調整后2個月間廣州地區多家三甲醫院胸外科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行肺癌手術患者的圍術期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評估新冠疫情背景下胸外科限期肺癌手術的效果及安全性,為優化該類患者的臨床診治流程提供可靠的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2年12月—2023年1月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胸外科及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胸外科接受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觀察組患者納入標準:(1)接受肺部手術且術后病理診斷為肺惡性腫瘤;(2)術前曾以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確診新冠病毒感染并已痊愈,痊愈標準:呼吸道癥狀(咽痛、咳嗽、氣促)明顯好轉或消失,連續3 d體溫正常,連續2次間隔24 h核酸檢測陰性或連續3次抗原檢測陰性,胸部CT檢查未見明確肺炎病灶。排除標準:(1)病理診斷為良性病變;(2)有胸部手術史;(3)術后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4)重型感染及危重型感染者。將同時期接受肺癌手術、既往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提示未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設為對照組,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均為初次接受胸腔手術,均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由上述醫院具有多年肺癌手術經驗的胸外科醫生進行胸腔鏡下肺部分切除術,各中心均統一遵循非小細胞肺癌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手術原則選擇手術方式,按患者臨床分期、病灶大小及部位,結合術前影像評估結果,涵蓋肺楔形切除術、肺段切除術及肺葉切除術。各中心圍術期抗生素的使用均嚴格依照《抗菌藥物在圍手術期的應用指南》:術前30 min予頭孢呋辛鈉1 500 mg靜脈滴注,術后按胸外科常規護理,予以低流量給氧、抗感染(頭孢呋辛鈉1 500 mg,2次/d,不超過48 h)、化痰、鎮痛等對癥治療。
1.3 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如咳嗽、氣促、中度及以上發熱(體溫>38℃)、胸痛等。胸痛程度及咳嗽嚴重程度均采用視覺模擬評分(VAS)評估。其他觀察指標包括手術時間、出血量、住院時間、術前及術后當日血常規結果(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由廣東省人民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并批準(倫理號:KY2023-144-01)。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共納入患者110例,其中觀察組73例,其中男28例、女45例,年齡(52.62±12.80)歲;對照組37例,其中男22例、女15例,年齡(56.84±11.14)歲。其中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88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胸外科10例,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胸外科12例。參與研究的患者篩選流程見圖1。除性別之外,兩組患者的年齡、體重指數、腫瘤大小、合并癥、手術方式及分期、腫瘤部位、病理類型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中以輕型感染為主。兩組患者一般資料見表1。



2.2 臨床早期結果
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肺癌手術,無中轉開胸,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均未轉入ICU,未予以機械通氣,住院期間無患者死亡。
2.2.1 患者圍術期臨床資料對比
觀察組患者的平均手術時間較對照組長,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總住院時間、入院至手術時間、手術至出院時間及出血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2。


2.2.2 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對比
觀察組患者術后氣促發生率較對照組高,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中度及以上發熱(體溫>38℃)率、咳嗽及胸痛程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所有并發癥均予對癥處理后好轉:咳嗽劇烈無好轉者予止咳藥物治療(磷酸可待因片,30 mg,口服);疼痛劇烈者予止痛藥物治療(曲馬多緩釋片,100 mg,口服或帕瑞昔布鈉注射液,40 mg,靜脈滴注);氣促明顯者予提高吸氧流量,最高不超過6 L/min;中度以下發熱予物理降溫(冰敷),中度及以上發熱予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2~6 mg靜脈注射。


2.2.3 患者圍術期血常規對比
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的術前及術后當日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及淋巴細胞計數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3 討論
目前,我國疫情防控已取得階段性勝利,全國范圍內進入“乙類乙管”常態化防控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新冠疫情的徹底結束。相反,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新冠大流行的狀態和對人類的危害依然存在,醫務工作者仍然會接診新冠感染者,這其中也包括需要限期進行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如何在肺癌的總生存風險和患者的圍術期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是每一個胸外科醫生都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針對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肺癌患者的手術指征和時機,當前已有研究文獻較為匱乏,許多意見和建議亦尚在探索之中,這也是本研究提出的初衷,希望能夠為尚有手術機會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中期肺癌患者的手術時機選擇提出合理建議,確保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本研究著眼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進行肺癌手術患者的手術時機和安全性,對患者的圍術期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結果表明,觀察組患者手術時間較對照組顯著延長。綜合筆者術中所見,考慮與肺部感染后炎性反應導致胸腔內粘連。解剖結構不清所帶來的手術難度上升有關。盡管手術時間延長,但兩組患者出血量及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新冠病毒感染并未顯著增加肺癌患者的手術出血風險,該類患者無需延長術前及術后治療時間,對手術及術后康復的總體進程和效果無明顯影響。這證明在新冠疫情期間,常規肺癌手術安全可行。需要指出的是,患者的體質及疫苗接種情況對手術安全及術后恢復有重要影響。有文獻[3-7]報道,疫苗接種可降低癌癥患者術后發生不良事件的風險;全程接種疫苗并接受手術的患者中,新冠病毒感染后不久進行手術與更高的風險無關[8]。本研究中接受手術的患者絕大多數為輕型感染或無癥狀感染者,均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且大多數未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免疫性疾病等基礎疾病,術前一般情況良好,而對于重癥新冠肺炎或免疫力低下患者,基于術后肺部感染等并發癥的高風險考慮,手術仍需暫緩進行。
國外研究[9]表明:新冠病毒感染后4周內的重大擇期手術與術后并發癥風險增加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術后氣促發生率不僅較對照組明顯升高,與術前相比同樣顯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新冠病毒的主要靶器官為肺,大多數感染患者存在上呼吸道癥狀,康復期內呼吸道仍處于高敏狀態,對外界刺激較為敏感,而氣管插管及吸入性麻醉藥物對呼吸道均可造成刺激,可引起氣道分泌物增多,導致患者更容易出現氣促,甚至繼發呼吸衰竭。因此對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的患者,術前應謹慎評估肺功能并完善血氣分析及胸部CT檢查,圍術期呼吸道管理應更為嚴格細致,盡量降低呼吸道并發癥的發生率。與此同時,應謹慎對待并積極監測、處理術后發熱,及時鑒別吸收熱、二次感染或合并其他感染的可能。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已基本痊愈,圍術期血常規結果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研究[10-11]證實血液中淋巴細胞百分比與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和預后呈負相關,臨床工作者或可將淋巴細胞計數或百分比作為一個可靠的指標去評估患者的病情輕重及手術指征:對術前淋巴細胞即明顯下降,尚未恢復或接近正常的患者,應考慮將手術時間適當后延。本研究結果中,除手術時間及氣促發生率外,兩組患者出血量、住院時間、咳嗽、中等及以上發熱率、胸痛等指標差異雖無統計學意義,但均呈現出對照組較高的趨勢,可能與對照組患者的平均年齡更高、一般情況相對較弱、恢復時間更長有關,但尚需更大規模的研究進一步驗證。
具體手術時機的選擇目前仍然尚無定論。國外前瞻性研究[12-13]結果及相關指南建議在確診新冠病毒感染后至少推遲7周再進行擇期手術,以降低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病率及死亡風險。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和麻醉患者安全基金會發布的《新冠患者擇期手術和麻醉指南》[14]指出,如果患者無癥狀或有輕度、非呼吸系統癥狀,術前需等待4周;沒有住院,但有癥狀的新冠患者需6周;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或住院患者需8~10周;重癥監護室的患者則需12周。然而,上述指南所依據的隊列研究均于新冠疫苗全面普及之前進行,并未將疫苗接種對于術后風險的積極影響納入評估。肺癌患者的手術治療在社會面患者的就醫需求中非常突出,過度推遲手術時機不僅會導致手術積壓[15-16],還可能貽誤患者病情,甚至錯過最佳手術時機。在這項回顧性研究中,我們擬評估新冠病毒感染后早期手術的效果及安全性,進而確定手術最佳時機。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最早的手術時間為感染痊愈后5 d,最晚為感染痊愈后4周,平均時間大約為2周。統計結果證明對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的肺癌患者,早期手術的風險并未明顯增加,術后并發癥亦可管可控。因此,在做好術前評估和圍術期管理的前提下,感染痊愈后早期進行肺癌手術可行。觀察組中有2例患者在氣管插管的過程中觀察到輕度喉頭水腫的表現,增加了插管難度,經恰當處理后手術得以繼續進行,提示該類患者術前應充分評估圍術期風險,必要時請麻醉科、呼吸科等相關科室會診,以保障手術及術后康復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完成全程疫苗接種的前提下,感染新冠病毒的早、中期肺癌患者在病毒感染痊愈后早期進行肺癌手術安全可行,手術時機的選擇應綜合患者一般情況、術前影像學及血液學檢查結果及多學科會診意見進行個體化評估;同時,優化手術流程及圍術期管理策略,減少出血,重點保護肺功能,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將新冠病毒感染對手術的影響降至最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何哲、朱啟航負責分析數據,撰寫論文初稿等;李祥麟、湯德釗、吳俊翰、陳奕璋、陳啟彬、張其鵬負責收集、整理數據;唐勇、徐恩五、肖海平負責對論文設計提出意見;喬貴賓負責設計、審閱與修改論文等。
截至2022年4月,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者已逾5億人,新冠病毒在沖擊人們日常生活的同時對各類癌癥患者的診療更是產生了顯著的影響。2022年11月30日,廣州市多區宣布解除臨時管控措施并取消常規核酸檢測,這對醫療系統的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要求。肺癌在我國發病率居高不下,也是胸外科手術的主要病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全球有高達數百萬例選擇性手術被推遲[1]。然而,肺癌手術多屬于限期手術,延誤手術時機可能導致患者病情進展甚至失去手術機會[2]。因此,胸外科醫生需要在新冠疫情傳播的背景下尋求肺癌手術時機和患者圍術期安全之間的平衡,保障臨床工作的正常開展。現階段尚無關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患者接受肺癌手術的圍術期臨床數據的文獻報道。本研究擬對自廣州疫情管控政策調整后2個月間廣州地區多家三甲醫院胸外科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行肺癌手術患者的圍術期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評估新冠疫情背景下胸外科限期肺癌手術的效果及安全性,為優化該類患者的臨床診治流程提供可靠的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2年12月—2023年1月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胸外科及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胸外科接受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觀察組患者納入標準:(1)接受肺部手術且術后病理診斷為肺惡性腫瘤;(2)術前曾以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確診新冠病毒感染并已痊愈,痊愈標準:呼吸道癥狀(咽痛、咳嗽、氣促)明顯好轉或消失,連續3 d體溫正常,連續2次間隔24 h核酸檢測陰性或連續3次抗原檢測陰性,胸部CT檢查未見明確肺炎病灶。排除標準:(1)病理診斷為良性病變;(2)有胸部手術史;(3)術后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4)重型感染及危重型感染者。將同時期接受肺癌手術、既往核酸檢測或抗原檢測提示未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設為對照組,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均為初次接受胸腔手術,均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由上述醫院具有多年肺癌手術經驗的胸外科醫生進行胸腔鏡下肺部分切除術,各中心均統一遵循非小細胞肺癌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CCN)指南手術原則選擇手術方式,按患者臨床分期、病灶大小及部位,結合術前影像評估結果,涵蓋肺楔形切除術、肺段切除術及肺葉切除術。各中心圍術期抗生素的使用均嚴格依照《抗菌藥物在圍手術期的應用指南》:術前30 min予頭孢呋辛鈉1 500 mg靜脈滴注,術后按胸外科常規護理,予以低流量給氧、抗感染(頭孢呋辛鈉1 500 mg,2次/d,不超過48 h)、化痰、鎮痛等對癥治療。
1.3 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如咳嗽、氣促、中度及以上發熱(體溫>38℃)、胸痛等。胸痛程度及咳嗽嚴重程度均采用視覺模擬評分(VAS)評估。其他觀察指標包括手術時間、出血量、住院時間、術前及術后當日血常規結果(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的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由廣東省人民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并批準(倫理號:KY2023-144-01)。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共納入患者110例,其中觀察組73例,其中男28例、女45例,年齡(52.62±12.80)歲;對照組37例,其中男22例、女15例,年齡(56.84±11.14)歲。其中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88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胸外科10例,廣東藥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胸外科12例。參與研究的患者篩選流程見圖1。除性別之外,兩組患者的年齡、體重指數、腫瘤大小、合并癥、手術方式及分期、腫瘤部位、病理類型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者中以輕型感染為主。兩組患者一般資料見表1。



2.2 臨床早期結果
所有患者均順利完成肺癌手術,無中轉開胸,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均未轉入ICU,未予以機械通氣,住院期間無患者死亡。
2.2.1 患者圍術期臨床資料對比
觀察組患者的平均手術時間較對照組長,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總住院時間、入院至手術時間、手術至出院時間及出血量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2。


2.2.2 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對比
觀察組患者術后氣促發生率較對照組高,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中度及以上發熱(體溫>38℃)率、咳嗽及胸痛程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所有并發癥均予對癥處理后好轉:咳嗽劇烈無好轉者予止咳藥物治療(磷酸可待因片,30 mg,口服);疼痛劇烈者予止痛藥物治療(曲馬多緩釋片,100 mg,口服或帕瑞昔布鈉注射液,40 mg,靜脈滴注);氣促明顯者予提高吸氧流量,最高不超過6 L/min;中度以下發熱予物理降溫(冰敷),中度及以上發熱予地塞米松磷酸鈉注射液2~6 mg靜脈注射。


2.2.3 患者圍術期血常規對比
觀察組及對照組患者的術前及術后當日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及淋巴細胞計數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3 討論
目前,我國疫情防控已取得階段性勝利,全國范圍內進入“乙類乙管”常態化防控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新冠疫情的徹底結束。相反,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新冠大流行的狀態和對人類的危害依然存在,醫務工作者仍然會接診新冠感染者,這其中也包括需要限期進行手術治療的肺癌患者。如何在肺癌的總生存風險和患者的圍術期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是每一個胸外科醫生都需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針對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肺癌患者的手術指征和時機,當前已有研究文獻較為匱乏,許多意見和建議亦尚在探索之中,這也是本研究提出的初衷,希望能夠為尚有手術機會但感染新冠病毒的早、中期肺癌患者的手術時機選擇提出合理建議,確保患者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本研究著眼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進行肺癌手術患者的手術時機和安全性,對患者的圍術期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結果表明,觀察組患者手術時間較對照組顯著延長。綜合筆者術中所見,考慮與肺部感染后炎性反應導致胸腔內粘連。解剖結構不清所帶來的手術難度上升有關。盡管手術時間延長,但兩組患者出血量及住院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新冠病毒感染并未顯著增加肺癌患者的手術出血風險,該類患者無需延長術前及術后治療時間,對手術及術后康復的總體進程和效果無明顯影響。這證明在新冠疫情期間,常規肺癌手術安全可行。需要指出的是,患者的體質及疫苗接種情況對手術安全及術后恢復有重要影響。有文獻[3-7]報道,疫苗接種可降低癌癥患者術后發生不良事件的風險;全程接種疫苗并接受手術的患者中,新冠病毒感染后不久進行手術與更高的風險無關[8]。本研究中接受手術的患者絕大多數為輕型感染或無癥狀感染者,均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且大多數未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免疫性疾病等基礎疾病,術前一般情況良好,而對于重癥新冠肺炎或免疫力低下患者,基于術后肺部感染等并發癥的高風險考慮,手術仍需暫緩進行。
國外研究[9]表明:新冠病毒感染后4周內的重大擇期手術與術后并發癥風險增加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術后氣促發生率不僅較對照組明顯升高,與術前相比同樣顯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新冠病毒的主要靶器官為肺,大多數感染患者存在上呼吸道癥狀,康復期內呼吸道仍處于高敏狀態,對外界刺激較為敏感,而氣管插管及吸入性麻醉藥物對呼吸道均可造成刺激,可引起氣道分泌物增多,導致患者更容易出現氣促,甚至繼發呼吸衰竭。因此對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后的患者,術前應謹慎評估肺功能并完善血氣分析及胸部CT檢查,圍術期呼吸道管理應更為嚴格細致,盡量降低呼吸道并發癥的發生率。與此同時,應謹慎對待并積極監測、處理術后發熱,及時鑒別吸收熱、二次感染或合并其他感染的可能。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已基本痊愈,圍術期血常規結果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研究[10-11]證實血液中淋巴細胞百分比與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和預后呈負相關,臨床工作者或可將淋巴細胞計數或百分比作為一個可靠的指標去評估患者的病情輕重及手術指征:對術前淋巴細胞即明顯下降,尚未恢復或接近正常的患者,應考慮將手術時間適當后延。本研究結果中,除手術時間及氣促發生率外,兩組患者出血量、住院時間、咳嗽、中等及以上發熱率、胸痛等指標差異雖無統計學意義,但均呈現出對照組較高的趨勢,可能與對照組患者的平均年齡更高、一般情況相對較弱、恢復時間更長有關,但尚需更大規模的研究進一步驗證。
具體手術時機的選擇目前仍然尚無定論。國外前瞻性研究[12-13]結果及相關指南建議在確診新冠病毒感染后至少推遲7周再進行擇期手術,以降低患者圍術期并發癥發病率及死亡風險。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和麻醉患者安全基金會發布的《新冠患者擇期手術和麻醉指南》[14]指出,如果患者無癥狀或有輕度、非呼吸系統癥狀,術前需等待4周;沒有住院,但有癥狀的新冠患者需6周;糖尿病、免疫功能低下或住院患者需8~10周;重癥監護室的患者則需12周。然而,上述指南所依據的隊列研究均于新冠疫苗全面普及之前進行,并未將疫苗接種對于術后風險的積極影響納入評估。肺癌患者的手術治療在社會面患者的就醫需求中非常突出,過度推遲手術時機不僅會導致手術積壓[15-16],還可能貽誤患者病情,甚至錯過最佳手術時機。在這項回顧性研究中,我們擬評估新冠病毒感染后早期手術的效果及安全性,進而確定手術最佳時機。本研究中觀察組患者最早的手術時間為感染痊愈后5 d,最晚為感染痊愈后4周,平均時間大約為2周。統計結果證明對于新冠病毒感染痊愈的肺癌患者,早期手術的風險并未明顯增加,術后并發癥亦可管可控。因此,在做好術前評估和圍術期管理的前提下,感染痊愈后早期進行肺癌手術可行。觀察組中有2例患者在氣管插管的過程中觀察到輕度喉頭水腫的表現,增加了插管難度,經恰當處理后手術得以繼續進行,提示該類患者術前應充分評估圍術期風險,必要時請麻醉科、呼吸科等相關科室會診,以保障手術及術后康復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完成全程疫苗接種的前提下,感染新冠病毒的早、中期肺癌患者在病毒感染痊愈后早期進行肺癌手術安全可行,手術時機的選擇應綜合患者一般情況、術前影像學及血液學檢查結果及多學科會診意見進行個體化評估;同時,優化手術流程及圍術期管理策略,減少出血,重點保護肺功能,降低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將新冠病毒感染對手術的影響降至最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何哲、朱啟航負責分析數據,撰寫論文初稿等;李祥麟、湯德釗、吳俊翰、陳奕璋、陳啟彬、張其鵬負責收集、整理數據;唐勇、徐恩五、肖海平負責對論文設計提出意見;喬貴賓負責設計、審閱與修改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