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魏璦琳, 李依川, 顧永林, 彭素云, 嚴敏, 張雪梅, 馬清. 廣安奧密克戎的流行特征與臨床預后.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7): 970-975. doi: 10.7507/1007-4848.202302027 復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實時數據，2019年12月—2022年12月的3年間，全球已有超6.5億例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新冠）。2021年11月11日在博茨瓦納發現第1例奧密克戎（Omicron，B.1.1.529）病例后，病毒逐步傳播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幾個國家并隨后在全球上百個國家傳播，傳播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變異株[1-3]。當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隨著刺突蛋白不斷突變，奧密克戎變異株除前期的BA.1、BA.2、BA.3外，BA.4、BA.5、BF.7、BQ.1和XBB已經成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且逃逸中和抗體的能力逐漸增加，給疫苗加強劑的廣譜保護作用帶來挑戰[4-7]。2022年2月以來BA.2在香港、上海等地造成上百萬人感染[8]。
隨著“新十條”的頒布，我國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從最初強調的“檢測—密接者追蹤—隔離”（test-contact tracing-isolation）模式逐步過渡到“常態化疫情防控”的一個嶄新階段，疫情防控的政策也隨著病毒的流行特征隨時進行調整。因此，回顧3年疫情發展過程，充分了解各個階段病毒感染的患者臨床特征并分析與之對應的防控管理效果，將對未來各醫療機構在不同階段應對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控留下寶貴經驗。
在廣安“5.09”疫情中，廣安市人民醫院單中心承擔了醫院隔離病區、方艙醫院的新冠患者救治；同時設置“紅黃碼醫院”收治鄰水縣等風險區轉診的危急重癥患者；承擔疫情期間廣安市所有急危重癥患者以及醫院正常診療工作。本研究主要是就廣安本土疫情的臨床特點和影響轉歸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就疫情防控管理經驗進行了總結，為地市級醫院精準疫情防控提供臨床數據和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納入 2022 年 5 月 9 日—6 月 26 日在廣安市人民醫院隔離病區、廣安市方艙醫院接受治療和觀察的新冠感染確診患者，收集所有相關的流行病學、臨床指標。
1.2 相關定義與診斷標準
新冠感染診斷、分型和治療方案均參照《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9]。新冠確診患者納入該研究進行分析，確診的標準為：均行鼻咽拭子樣本的實時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核酸檢測，每個初步陽性結果的樣本均經2名專業技術人員用2種試劑進行核查和對比，檢測過程和靶基因Ct值結果陽性判讀完全按照說明書的要求與標準進行。在患者入院時重點收集了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高危因素和基礎疾病、疫苗接種情況等。目前已發表的Meta分析和臨床指南[9-11]均提示年齡＞60歲、心腦血管疾病（含高血壓）、肺部慢性疾病、糖尿病、慢性肝病、腎臟疾病、腫瘤和免疫功能缺陷等與新冠感染嚴重程度和死亡率增加有關。因此，為了進一步分析廣安新冠感染合并以上因素患者的臨床結局，本研究納入以上指標作為高危因素進行分析。確診患者按指南標準分為輕癥、中癥、重癥。患者的主要轉歸指標是轉陰時間和是否復陽。轉陰時間（即病毒清除時間）定義為從確診至連續2 次（間隔＞24 h）鼻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 N 基因和 ORF 基因 Ct值均達到陰性的時間。所有患者隨訪至新冠核酸檢測陰性后4周，期間出現鼻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Ct值且復核后仍符合陽性判讀，即可診斷為新冠復陽。
1.3 分組
根據患者是否合并1項及以上高危因素，將患者分為高危組和非高危組。為了分析重癥的高危因素，按是否發生重癥將所有患者分為重癥組與非重癥組。為了分析影響轉陰的因素，按轉陰時間是否＞中位轉陰時間將患者分為早期轉陰組和晚期轉陰組。為了分析影響復陽的因素，按是否發生復陽將患者分為復陽組和非復陽組。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8.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連續性變量若滿足正態性、方差齊性采用均數±標準差（
±s）描述，組間差異性比較采用t檢驗；若不滿足則采用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分類變量采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延長轉陰時間的危險因素，結果用OR值及95%CI表示，各指標間進行共線性診斷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根據《赫爾辛基宣言》進行，并已獲得廣安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倫理批準號：2022（016）號。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1 278 例患者，其中男508例、女770例，平均年齡（41.3±22.6）歲，范圍1個月18 d～90歲。其中確診病例224例（17.53%）、本土無癥狀感染者1 054例（82.47%）；360例（28.17%）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各高危因素分布見圖1。
圖1
各高危因素分布圖
分析各個年齡組別的新冠感染患者的重癥率、復陽率、中位轉陰時間、疫苗接種情況及高危因素分布情況。表1顯示，3歲以下幼兒確診比例最高，達75.86%，但無1例重癥感染者；20～29歲年齡組無癥狀感染者比例最高，達92.16%。80歲以上年齡組重癥率最高，為11.76%。3歲以下幼兒中位核酸轉陰時間為8.0（6.0，10.5）d，80歲以上老年人中位核酸轉陰時間為16.5（11.0，19.3）d，長于其他年齡組。50～59歲年齡組復陽率最高，達9.92%，其次為60～69歲年齡組和40～49歲年齡組，分別為8.33%和8.00%。
表1
各年齡階段新冠感染患者情況［例/M（P25，P75）/例（%）］
2.2 新冠重癥患者分析
1 278例患者中有11例重癥確診患者，均合并高危因素，總體重癥率為0.86%，高危組重癥率為3.06%。患者從確診轉重癥的中位時間為6.0（0，17.0）d。根據重癥患者的分級原則，將所有陽性患者分為重癥組和非重癥組，兩組間的結果比較見表2。重癥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非重癥患者（76.27歲 vs. 41.09歲，P=0.001）。更多的重癥組患者合并了1種及以上高危因素（P=0.001）。在疫苗接種情況方面，兩組患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重癥組患者轉陰的時間更長（P=0.001），復陽比例更高（P=0.013）。
表2
重癥與非重癥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例（%）］
2.3 陽性患者轉陰時間的影響因素分析
所有患者的中位轉陰時間為10.0（7.0，13.0）d。早期轉陰組和晚期轉陰組中位轉陰時間分別為7.0（5.0，9.0）d和13.0（12.0，16.0）d（P=0.001）。兩組患者性別差異無統計意義；見表3。早期轉陰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小于晚期轉陰組（37.07歲 vs. 46.52歲，P=0.001）。與早期轉陰組相比，更多晚期轉陰組患者（38.99%）合并1種及以上高危因素（P=0.001），主要為老年患者（P=0.001），有心腦血管疾病史（P=0.001）、腎臟疾病史（P=0.026）、腫瘤（P=0.044）和免疫功能缺陷病史患者（P=0.040）。更多的晚期轉陰組患者接種過3劑疫苗。
表3
早期轉陰和晚期轉陰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例（%）］
將性別、是否年齡＞60歲、是否有心腦血管疾病史（含高血壓）、是否接種第3劑疫苗等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歲的患者發生晚期轉陰的可能性是年齡≤60歲患者的2.589倍［95%CI（1.921，3.489），P＜0.001］。所有指標經共線性診斷，容差均＞0.1且方差膨脹系數（VIF）＜10，不存在共線性，logistic結果見表4。
表4
新冠陽性患者晚期轉陰的影響因素分析
2.4 新冠感染患者轉陰后4周內復陽的分析
1 278例陽性患者中轉陰后4周內復陽患者共計有94例，復陽率為7.36%。表5結果顯示，復陽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非復陽組患者（46.57歲 vs. 43.88歲，P=0.004）。復陽組的患者的平均轉陰時間顯著短于非復陽組患者（11.55 d vs. 12.55 d，P=0.001）。94例患者于出院后9.0（6.0，17.0）d再次檢測到核酸陽性，復陽后中位轉陰時間為7.0（4.0，10.0）d。Logistic回歸分析未發現能預測復陽的指標。
表5
新冠復陽和未復陽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例（%）］
3 討論
本輪疫情結合對病毒測序結果、臨床表征和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綜合推斷，廣安疫情與上海疫情同屬于第5代變異株Omicron BA.2。根據以往地區發生疫情的經驗來看，Omicron BA.2傳染性較高，約為德爾塔變異株的2.8倍[12]；南非和英國的一些數據顯示，80%的奧密克戎感染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療，在院患者中需要進入ICU治療比例（18.5% vs. 29.9%）和死亡率（2.7% vs. 28.1%）均低于德爾塔病毒感染[13-15]，1歲以下的嬰幼兒感染率顯著增加[16]，未接種疫苗和高齡更易出現重癥[17]。本輪廣安疫情的臨床特征也符合SARS-CoV-2感染的表現，主要是老年合并基礎疾病或高危因素更易出現重癥、轉陰時間更長、更容易發生復陽。
自2020年新冠流行以來，一些臨床研究[18]和Meta分析[19]著重研究了影響新冠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危險因素，年齡（OR=2.76）、男性（OR=1.47）、罹患糖尿病（RR=2.11）等合并癥與死亡有關，但一些研究者[20]認為目前的結論僅表明新冠患者的高血壓、糖尿病的患病率更高，不能作為影響疾病預后的直接證據。本研究結果也提示重癥患者、晚期轉陰患者年齡、復陽患者組年齡均顯著高于各對照組，且年齡＞60歲與轉陰時間延長有關（OR=2.589）；更多的晚期轉陰組患者合并心腦血管疾病、腎臟疾病。
一般情況下，機體在感染后1周內產生IgM抗體，半個月后產生IgG抗體用于保護機體免于二次感染，若患者由于體內抗體水平不足，患者可發生復陽，類似的病例報道并不少見。本輪廣安新冠疫情所有出院的陰性患者將在集中隔離點進行觀察隨訪，出現復陽后患者將再次被送往定點醫院進行隔離治療，但當時在集中隔離點并未出現因為患者復陽帶來的隔離點大規模傳播。一項285例韓國復陽患者的研究[21]提示，所有患者均未檢測出活病毒的證據。因此，復陽患者的病毒傳播能力很有限，且僅靠核酸檢測很難判斷病毒活性。考慮再次感染的同時也應考慮是否存在出院時RT-PCR檢測結果的假陰性或檢測過程中污染等原因造成結果的假陽性等錯誤因素的可能。Zou等[22]的研究結果提示，與連續2次核酸檢測陰性相比，連續3次以上核酸檢測陰性可將患者復陽率從20.6%降至5.4%。本輪廣安疫情陽性患者出院判斷均為連續2次（間隔＞24 h）核酸結果陰性，因此，考慮到病毒的間斷性脫落，或可增加陰性判別頻次來防止出院后復陽的發生。此外，鼻咽拭子能夠保障樣本采集質量，減少假陰性的發生[23]。
全球各個中心的研究結果發現，注射疫苗加強針可顯著降低SARS-CoV-2的感染和重癥的發生，特別是針對青少年兒童和60歲以上的老年人[24-25]。本輪廣安疫情新冠陽性患者整體疫苗接種率為95.46%。3～19歲年齡階段第1劑和第2劑接種率均為98.41%，但第3劑接種率僅為13.65%。因此，針對青少年加強第3劑疫苗的接種宣傳和組織實施或是避免感染的有效途徑。總的來說，本輪廣安新冠感染者60歲以上的老年人疫苗接種率為96.06%，完成3劑以上接種率也達83.51%，疫苗接種率比上海（60歲以上老人疫苗接種率為62%，截至2022年5月4日）、香港（60歲以上老人3劑疫苗接種率為72%，截至2022年9月）報道的疫苗接種率高出許多[8,26]，或還可從地域經濟水平、生活條件、生活環境情況、居民營養健康狀況等與影響個體免疫機能的指標來綜合分析影響感染的因素。在病情轉歸上，與上海市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N3艙收治的患者數據來看，廣安患者中位轉陰時間（10.0 d）較上海感染患者中位轉陰時間（8.0 d）更長[27]。
由于廣安市人民醫院作為廣安的新冠感染患者的定點救治醫院，該研究收集了當時全部感染患者的臨床信息，樣本量和結果可一定程度反映當地奧密克戎感染的臨床特征。但該研究同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輪廣安疫情主要以“篩查—隔離—追陽”的管理模式為主，且大多數患者為無癥狀感染者，在診治過程中更重視重癥患者的病情變化，對無癥狀感染和輕癥者以臨床觀察、全員照護為主，在隔離過程中未完成所有患者的胸部CT檢測和血清學檢測。因此，本研究缺乏肺部影像學指標和血清學反映機體免疫水平和炎癥水平的數據用于感染嚴重程度和預后的預判。
本次廣安疫情在方艙患者管理上采用醫療遠程管理，醫療系統采用與院內同樣的HIS系統，醫務人員可快速進入正常救治工作狀態。在醫療救治方面，對患者進行分級分區管理，各區域合理對口配置醫護人員。艙內所有的物資調動及后勤保障管理人員均采用醫院本部同質化的體系管理模式，物資信息直接接入醫院的物資管理信息系統，提高工作效率。本輪廣安疫情在多方努力下得到有效控制，為地市級醫院新冠疫情救治提供了寶貴經驗。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魏璦琳負責選題和臨床設計、數據分析和論文撰寫；李依川、顧永林負責選題與設計、臨床數據采集與復核；彭素云、嚴敏負責文獻篩選和數據整理分析；張雪梅負責撰寫論文和修改；馬清負責文獻篩選和數據整理分析、文章審校。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實時數據，2019年12月—2022年12月的3年間，全球已有超6.5億例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新冠）。2021年11月11日在博茨瓦納發現第1例奧密克戎（Omicron，B.1.1.529）病例后，病毒逐步傳播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幾個國家并隨后在全球上百個國家傳播，傳播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變異株[1-3]。當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隨著刺突蛋白不斷突變，奧密克戎變異株除前期的BA.1、BA.2、BA.3外，BA.4、BA.5、BF.7、BQ.1和XBB已經成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且逃逸中和抗體的能力逐漸增加，給疫苗加強劑的廣譜保護作用帶來挑戰[4-7]。2022年2月以來BA.2在香港、上海等地造成上百萬人感染[8]。
隨著“新十條”的頒布，我國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從最初強調的“檢測—密接者追蹤—隔離”（test-contact tracing-isolation）模式逐步過渡到“常態化疫情防控”的一個嶄新階段，疫情防控的政策也隨著病毒的流行特征隨時進行調整。因此，回顧3年疫情發展過程，充分了解各個階段病毒感染的患者臨床特征并分析與之對應的防控管理效果，將對未來各醫療機構在不同階段應對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控留下寶貴經驗。
在廣安“5.09”疫情中，廣安市人民醫院單中心承擔了醫院隔離病區、方艙醫院的新冠患者救治；同時設置“紅黃碼醫院”收治鄰水縣等風險區轉診的危急重癥患者；承擔疫情期間廣安市所有急危重癥患者以及醫院正常診療工作。本研究主要是就廣安本土疫情的臨床特點和影響轉歸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就疫情防控管理經驗進行了總結，為地市級醫院精準疫情防控提供臨床數據和經驗。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納入 2022 年 5 月 9 日—6 月 26 日在廣安市人民醫院隔離病區、廣安市方艙醫院接受治療和觀察的新冠感染確診患者，收集所有相關的流行病學、臨床指標。
1.2 相關定義與診斷標準
新冠感染診斷、分型和治療方案均參照《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9]。新冠確診患者納入該研究進行分析，確診的標準為：均行鼻咽拭子樣本的實時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核酸檢測，每個初步陽性結果的樣本均經2名專業技術人員用2種試劑進行核查和對比，檢測過程和靶基因Ct值結果陽性判讀完全按照說明書的要求與標準進行。在患者入院時重點收集了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高危因素和基礎疾病、疫苗接種情況等。目前已發表的Meta分析和臨床指南[9-11]均提示年齡＞60歲、心腦血管疾病（含高血壓）、肺部慢性疾病、糖尿病、慢性肝病、腎臟疾病、腫瘤和免疫功能缺陷等與新冠感染嚴重程度和死亡率增加有關。因此，為了進一步分析廣安新冠感染合并以上因素患者的臨床結局，本研究納入以上指標作為高危因素進行分析。確診患者按指南標準分為輕癥、中癥、重癥。患者的主要轉歸指標是轉陰時間和是否復陽。轉陰時間（即病毒清除時間）定義為從確診至連續2 次（間隔＞24 h）鼻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 N 基因和 ORF 基因 Ct值均達到陰性的時間。所有患者隨訪至新冠核酸檢測陰性后4周，期間出現鼻咽拭子新冠核酸檢測Ct值且復核后仍符合陽性判讀，即可診斷為新冠復陽。
1.3 分組
根據患者是否合并1項及以上高危因素，將患者分為高危組和非高危組。為了分析重癥的高危因素，按是否發生重癥將所有患者分為重癥組與非重癥組。為了分析影響轉陰的因素，按轉陰時間是否＞中位轉陰時間將患者分為早期轉陰組和晚期轉陰組。為了分析影響復陽的因素，按是否發生復陽將患者分為復陽組和非復陽組。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8.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連續性變量若滿足正態性、方差齊性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差異性比較采用t檢驗；若不滿足則采用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分類變量采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延長轉陰時間的危險因素，結果用OR值及95%CI表示，各指標間進行共線性診斷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根據《赫爾辛基宣言》進行，并已獲得廣安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倫理批準號：2022（016）號。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1 278 例患者，其中男508例、女770例，平均年齡（41.3±22.6）歲，范圍1個月18 d～90歲。其中確診病例224例（17.53%）、本土無癥狀感染者1 054例（82.47%）；360例（28.17%）患者合并高危因素，各高危因素分布見圖1。
圖1
各高危因素分布圖
分析各個年齡組別的新冠感染患者的重癥率、復陽率、中位轉陰時間、疫苗接種情況及高危因素分布情況。表1顯示，3歲以下幼兒確診比例最高，達75.86%，但無1例重癥感染者；20～29歲年齡組無癥狀感染者比例最高，達92.16%。80歲以上年齡組重癥率最高，為11.76%。3歲以下幼兒中位核酸轉陰時間為8.0（6.0，10.5）d，80歲以上老年人中位核酸轉陰時間為16.5（11.0，19.3）d，長于其他年齡組。50～59歲年齡組復陽率最高，達9.92%，其次為60～69歲年齡組和40～49歲年齡組，分別為8.33%和8.00%。
表1
各年齡階段新冠感染患者情況［例/M（P25，P75）/例（%）］
2.2 新冠重癥患者分析
1 278例患者中有11例重癥確診患者，均合并高危因素，總體重癥率為0.86%，高危組重癥率為3.06%。患者從確診轉重癥的中位時間為6.0（0，17.0）d。根據重癥患者的分級原則，將所有陽性患者分為重癥組和非重癥組，兩組間的結果比較見表2。重癥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非重癥患者（76.27歲 vs. 41.09歲，P=0.001）。更多的重癥組患者合并了1種及以上高危因素（P=0.001）。在疫苗接種情況方面，兩組患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重癥組患者轉陰的時間更長（P=0.001），復陽比例更高（P=0.013）。
表2
重癥與非重癥患者臨床資料比較［/例（%）］
2.3 陽性患者轉陰時間的影響因素分析
所有患者的中位轉陰時間為10.0（7.0，13.0）d。早期轉陰組和晚期轉陰組中位轉陰時間分別為7.0（5.0，9.0）d和13.0（12.0，16.0）d（P=0.001）。兩組患者性別差異無統計意義；見表3。早期轉陰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小于晚期轉陰組（37.07歲 vs. 46.52歲，P=0.001）。與早期轉陰組相比，更多晚期轉陰組患者（38.99%）合并1種及以上高危因素（P=0.001），主要為老年患者（P=0.001），有心腦血管疾病史（P=0.001）、腎臟疾病史（P=0.026）、腫瘤（P=0.044）和免疫功能缺陷病史患者（P=0.040）。更多的晚期轉陰組患者接種過3劑疫苗。
表3
早期轉陰和晚期轉陰患者臨床資料比較［/例（%）］
將性別、是否年齡＞60歲、是否有心腦血管疾病史（含高血壓）、是否接種第3劑疫苗等因素納入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歲的患者發生晚期轉陰的可能性是年齡≤60歲患者的2.589倍［95%CI（1.921，3.489），P＜0.001］。所有指標經共線性診斷，容差均＞0.1且方差膨脹系數（VIF）＜10，不存在共線性，logistic結果見表4。
表4
新冠陽性患者晚期轉陰的影響因素分析
2.4 新冠感染患者轉陰后4周內復陽的分析
1 278例陽性患者中轉陰后4周內復陽患者共計有94例，復陽率為7.36%。表5結果顯示，復陽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非復陽組患者（46.57歲 vs. 43.88歲，P=0.004）。復陽組的患者的平均轉陰時間顯著短于非復陽組患者（11.55 d vs. 12.55 d，P=0.001）。94例患者于出院后9.0（6.0，17.0）d再次檢測到核酸陽性，復陽后中位轉陰時間為7.0（4.0，10.0）d。Logistic回歸分析未發現能預測復陽的指標。
表5
新冠復陽和未復陽患者臨床資料比較［/例（%）］
3 討論
本輪疫情結合對病毒測序結果、臨床表征和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綜合推斷，廣安疫情與上海疫情同屬于第5代變異株Omicron BA.2。根據以往地區發生疫情的經驗來看，Omicron BA.2傳染性較高，約為德爾塔變異株的2.8倍[12]；南非和英國的一些數據顯示，80%的奧密克戎感染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療，在院患者中需要進入ICU治療比例（18.5% vs. 29.9%）和死亡率（2.7% vs. 28.1%）均低于德爾塔病毒感染[13-15]，1歲以下的嬰幼兒感染率顯著增加[16]，未接種疫苗和高齡更易出現重癥[17]。本輪廣安疫情的臨床特征也符合SARS-CoV-2感染的表現，主要是老年合并基礎疾病或高危因素更易出現重癥、轉陰時間更長、更容易發生復陽。
自2020年新冠流行以來，一些臨床研究[18]和Meta分析[19]著重研究了影響新冠患者疾病嚴重程度和預后的危險因素，年齡（OR=2.76）、男性（OR=1.47）、罹患糖尿病（RR=2.11）等合并癥與死亡有關，但一些研究者[20]認為目前的結論僅表明新冠患者的高血壓、糖尿病的患病率更高，不能作為影響疾病預后的直接證據。本研究結果也提示重癥患者、晚期轉陰患者年齡、復陽患者組年齡均顯著高于各對照組，且年齡＞60歲與轉陰時間延長有關（OR=2.589）；更多的晚期轉陰組患者合并心腦血管疾病、腎臟疾病。
一般情況下，機體在感染后1周內產生IgM抗體，半個月后產生IgG抗體用于保護機體免于二次感染，若患者由于體內抗體水平不足，患者可發生復陽，類似的病例報道并不少見。本輪廣安新冠疫情所有出院的陰性患者將在集中隔離點進行觀察隨訪，出現復陽后患者將再次被送往定點醫院進行隔離治療，但當時在集中隔離點并未出現因為患者復陽帶來的隔離點大規模傳播。一項285例韓國復陽患者的研究[21]提示，所有患者均未檢測出活病毒的證據。因此，復陽患者的病毒傳播能力很有限，且僅靠核酸檢測很難判斷病毒活性。考慮再次感染的同時也應考慮是否存在出院時RT-PCR檢測結果的假陰性或檢測過程中污染等原因造成結果的假陽性等錯誤因素的可能。Zou等[22]的研究結果提示，與連續2次核酸檢測陰性相比，連續3次以上核酸檢測陰性可將患者復陽率從20.6%降至5.4%。本輪廣安疫情陽性患者出院判斷均為連續2次（間隔＞24 h）核酸結果陰性，因此，考慮到病毒的間斷性脫落，或可增加陰性判別頻次來防止出院后復陽的發生。此外，鼻咽拭子能夠保障樣本采集質量，減少假陰性的發生[23]。
全球各個中心的研究結果發現，注射疫苗加強針可顯著降低SARS-CoV-2的感染和重癥的發生，特別是針對青少年兒童和60歲以上的老年人[24-25]。本輪廣安疫情新冠陽性患者整體疫苗接種率為95.46%。3～19歲年齡階段第1劑和第2劑接種率均為98.41%，但第3劑接種率僅為13.65%。因此，針對青少年加強第3劑疫苗的接種宣傳和組織實施或是避免感染的有效途徑。總的來說，本輪廣安新冠感染者60歲以上的老年人疫苗接種率為96.06%，完成3劑以上接種率也達83.51%，疫苗接種率比上海（60歲以上老人疫苗接種率為62%，截至2022年5月4日）、香港（60歲以上老人3劑疫苗接種率為72%，截至2022年9月）報道的疫苗接種率高出許多[8,26]，或還可從地域經濟水平、生活條件、生活環境情況、居民營養健康狀況等與影響個體免疫機能的指標來綜合分析影響感染的因素。在病情轉歸上，與上海市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N3艙收治的患者數據來看，廣安患者中位轉陰時間（10.0 d）較上海感染患者中位轉陰時間（8.0 d）更長[27]。
由于廣安市人民醫院作為廣安的新冠感染患者的定點救治醫院，該研究收集了當時全部感染患者的臨床信息，樣本量和結果可一定程度反映當地奧密克戎感染的臨床特征。但該研究同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輪廣安疫情主要以“篩查—隔離—追陽”的管理模式為主，且大多數患者為無癥狀感染者，在診治過程中更重視重癥患者的病情變化，對無癥狀感染和輕癥者以臨床觀察、全員照護為主，在隔離過程中未完成所有患者的胸部CT檢測和血清學檢測。因此，本研究缺乏肺部影像學指標和血清學反映機體免疫水平和炎癥水平的數據用于感染嚴重程度和預后的預判。
本次廣安疫情在方艙患者管理上采用醫療遠程管理，醫療系統采用與院內同樣的HIS系統，醫務人員可快速進入正常救治工作狀態。在醫療救治方面，對患者進行分級分區管理，各區域合理對口配置醫護人員。艙內所有的物資調動及后勤保障管理人員均采用醫院本部同質化的體系管理模式，物資信息直接接入醫院的物資管理信息系統，提高工作效率。本輪廣安疫情在多方努力下得到有效控制，為地市級醫院新冠疫情救治提供了寶貴經驗。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魏璦琳負責選題和臨床設計、數據分析和論文撰寫；李依川、顧永林負責選題與設計、臨床數據采集與復核；彭素云、嚴敏負責文獻篩選和數據整理分析；張雪梅負責撰寫論文和修改；馬清負責文獻篩選和數據整理分析、文章審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