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玉煒, 王猛, 張永輝, 崔新征, 孫子瑞, 張志文, 史宸碩, 張清勇. α7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在重癥肌無力胸腺細胞中的表達及其功能.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6): 897-902. doi: 10.7507/1007-4848.202212070 復制
重癥肌無力（myasthenia gravis，MG）是一種以神經-肌肉接頭為靶點，乙酰膽堿受體抗體介導、T細胞依賴、補體參與的獲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1]。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典型特征為波動性肌肉無力和包括骨骼肌和眼外肌在內的異常肌肉疲勞[2]。我國MG的發病率為0.68/10萬，女性較為常見[3]。目前，藥物治療和胸腺切除術是MG的主要治療方式，廣泛的免疫療法如糖皮質激素、硫唑嘌呤、霉酚酸酯等對控制肌無力癥狀有效，可有效改善神經遞質傳導[4-5]。胸腺切除術對MG臨床癥狀的長期改善逐步得到認可，且有助于激素減量及減少免疫抑制劑的合并使用，因此胸腺切除術也已成為MG較常見的治療方式[6-7]。
α7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α7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α7 nAChR）是nAChRs家族中的一種亞型，存在于免疫細胞和線粒體表面，可與免疫細胞內的受體結合介導抗炎因子相互作用，從而發揮抗炎作用[8]。α7 nAChR在調節抗體產生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發揮關鍵作用，且MG的發病可能與α7 nAChR相關，但仍需進一步探究兩者之間的相關性[9]。本研究旨在探討MG患者胸腺細胞中α7 nAChR的表達水平，進一步探究α7 nAChR與MG的相關性，為MG中α7 nAChR的作用機制提供理論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1年6月—2022年6月河南省人民醫院重癥肌無力綜合診療中心收治的行胸腔鏡下胸腺擴大切除術的MG（未合并胸腺瘤）患者為MG組。選取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成人心外科2021年6月—2022年9月行心臟疾病手術過程中為暴露術野行部分胸腺切除術的患者為對照組。納入標準：（1）所有MG患者診斷符合《中國重癥肌無力診斷和治療指南（2020版）》[10]，且MG患者均未合并胸腺瘤；（2）未合并其他嚴重疾病，如器官衰竭、惡性腫瘤、嚴重感染等；（3）未接受激素、免疫抑制劑及其他治療；（4）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1）大量吸煙和飲酒；（2）合并精神類疾病。
1.2 方法
1.2.1 細胞提取和培養
胸腺組織離體后立刻浸泡于Hanks液（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中，無菌操作臺上剪刀剪碎胸腺組織，將少量剪碎的胸腺組織通過80目無菌不銹鋼鋼絲網（河北海吉金屬絲網制造有限公司，中國），吸取Hanks液沖洗鋼絲網得到胸腺細胞懸液，2 000r/min離心5～10 min，紅細胞裂解液（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純化細胞，用于后續實驗。胸腺細胞置于含10%胎牛血清（BI公司，以色列）的1640培養基（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中，置于37℃、5% CO2濃度的恒溫細胞培養箱中培養。
1.2.2 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式反應
純化的胸腺細胞使用RNA-easy Isolation Reagent試劑盒（南京諾維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提取總RNA，按逆轉錄試劑盒（南京諾維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操作說明加入試劑各組分，將總RNA逆轉錄為cDNA。以cDNA為轉錄模板按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式反應試劑盒進行目的基因特異性擴增，GAPDH為內參基因，以2?△△Ct法計算胸腺細胞中α7 nAChR相對表達量。引物序列見表1。
表1
引物序列
1.2.3 Western blotting
RIPA蛋白裂解液提取胸腺細胞蛋白，BCA試劑盒（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測量蛋白濃度，將提取的蛋白加入蛋白緩沖液，置于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SDS-PAGE），電泳結束后將蛋白轉至PVDF膜上，α7 nAChR一抗（1∶1000，Abcam，英國）4℃孵育過夜，室溫孵育二抗（1∶3000，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美國）。Tubulin為內參蛋白。配置超敏發光液（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國）后顯影。采用Image J軟件對蛋白條帶行定量分析。
1.2.4 ELISA檢測
在熒光染料CFSE標記的MG組及對照組胸腺細胞中，采用CD3/CD28單抗偶聯磁珠誘導T細胞活化。分別提取兩組胸腺細胞以5×104個/孔種植于24孔板中，采用細胞因子干擾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IL-6、IL-10、IL-17、IL-21 ELISA試劑盒（Abcam，英國）檢測上述細胞因子水平。而后將MG組活化后的胸腺T細胞按是否給藥分為空白對照組、α7 nAChR拮抗劑組、α7 nAChR激動劑組。待細胞貼壁后，α7 nAChR拮抗劑組和α7 nAChR激動劑組分別加入α7 nAChR拮抗劑（MG624）和激動劑（PNU-282987，MedChemExpress，美國，設置濃度梯度篩選后，終濃度均為10 μmol/L），培養72 h后取細胞上清，采用ELISA試劑盒檢測上述細胞因子水平。
1.2.5 流式細胞術
在ELISA實驗后，用PBS清洗胸腺貼壁細胞2～3遍，加入50 μL緩沖液重懸細胞，之后加入CD4-PE、CD8-APC抗體，流式細胞儀檢測T細胞亞群增殖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
±s）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河南省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號：（2021）倫審第（176）號。所有患者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MG患者10例，其中男3例、女7例，平均年齡（19.25±6.28）歲。納入對照組患者15例，其中男6例、女9例，平均年齡（26.18±6.77）歲。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胸腺細胞α7 nAChR表達水平比較
對照組胸腺細胞中α7 nAChR mRNA相對表達量為3.38±0.42，MG組α7 nAChR mRNA相對表達量為1.35±0.27。對照組胸腺細胞中α7 nAChR蛋白相對表達量為0.99±0.05，MG組蛋白相對表達量為0.24±0.03，MG組較對照組α7 nAChR mRNA和蛋白表達水平明顯降低（P<0.001）。
2.3 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水平比較
MG組患者胸腺細胞中IFN-γ、TNF-α、IL-4、IL-6、IL-21細胞因子表達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P<0.05），IL-10、IL-17表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MG組及對照組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表達水平比較（
）
2.4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的影響
α7 nAChR拮抗劑組胸腺T細胞分泌IFN-γ、TNF-α、IL-6、IL-21水平較空白對照組水平升高（P<0.001），α7 nAChR激動劑組較空白對照組降低（P<0.001），而α7 nAChR拮抗劑組、α7 nAChR激動劑組IL-4、IL-10、IL-17分泌水平與空白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D3/CD28單抗偶聯磁珠誘導T細胞活化后，α7 nAChR激動劑組CD4+ T、CD8+ T細胞計數低于空白對照組與α7 nAChR拮抗劑組（P<0.001）；同時，α7 nAChR拮抗劑組CD4+ T、CD8+ T細胞計數高于空白對照組（P<0.001）；見表3～4。
表3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影響的比較（
）
表4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影響的兩兩組間比較
3 討論
MG的發病機制主要涉及免疫系統紊亂，其發生發展有賴于特異性AChR抗體的產生，而活化的T細胞、B細胞、漿細胞和相關細胞因子在MG致病性自身抗體的產生中起核心作用[11]。80%左右的MG患者伴有胸腺異常，其中包括胸腺增生和胸腺瘤[10]。胸腺CD4+ T和CD8+ T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失衡對MG發病的作用不容忽視，胸腺可能作為異常免疫應答的重要場所參與MG的發病[12]。因此，研究MG的發病機制對其診療具有重大意義。
通過對動物模型和人外周血巨噬細胞培養的研究[13-14]發現，刺激外周迷走神經及應用膽堿能遞質乙酰膽堿或擬膽堿藥物煙堿能抑制內毒素血癥導致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顯著減少細胞因子如TNF、IL-1、IL-6等的釋放，并將之命名為膽堿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CAP）。CAP在控制炎癥反應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全身和局部炎癥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既往研究[9]表明，α7 nAChR介導的CAP能夠影響MG外周血T細胞的炎癥反應。另有研究[15]表明，阿爾茨海默癥（Alzheimer's Dementia，AD）患者腦組織中nAChR的表達和激活會導致促炎通路的上調，CAP通過α7 nAChR導致AD患者的認知能力進行性下降。血清中細胞因子水平如IL-4、IL-8、IFN-γ等可在一定水平反映MG的嚴重程度，可作為MG患者治療效果的檢測指標。MG患者胸腺細胞線粒體上存在α7 nAChR亞基，且所有MG患者的細胞因子IL-4、IL-8、IFN-γ等濃度增加，這說明α7 nAChR可以作為MG患者治療的潛在靶點[16]。既往研究[9]著眼于MG患者外周血中α7 nAChR與炎癥因子水平的相關性，并推測MG患者的外周血中α7 nAChR的表達異常可影響炎癥因子水平及T細胞增殖，從而推斷MG的發病與α7 nAChR可能有關。在該研究中，我們進一步明確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免疫反應中的作用。既往很多研究表明，CD4+ T細胞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可影響自身免疫反應的發生發展。本實驗結果顯示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中表達降低，給予胸腺細胞α7 nAChR激動劑后，胸腺T細胞分泌IFN-γ、TNF-α、IL-6、IL-21減少，而給予α7 nAChR拮抗劑后上述細胞炎癥因子升高。
MG免疫學形式在疾病中的研究較多，T細胞在MG的發病中發揮重要作用，輔助性T細胞比例失調引起細胞因子分泌異常，促進MG的發展[17]。T細胞在維持外周免疫耐受性的過程中起關鍵作用，可通過抑制介導自身免疫反應的效應CD4+ T細胞亞群來發揮作用，MG患者的Th1和Th17細胞及其相關的細胞因子IL-1、IL-6、IL-17、IFN-γ、TNF-α水平升高[18]。在MG治療的相關研究中，CD4+ T細胞的致病作用已得到證實，通過胸腺切除術或者使用抗CD4抗體治療MG，可以使血清CD4+ T細胞水平下降，并且MG臨床癥狀得到改善[19]。Th1細胞是CD4+ T細胞中占比較大的一個群體，促炎細胞因子如IL-2、IL-12和IFN-γ可通過激活Th1細胞分離免疫球蛋白，驅動補體的產生，進而參與B細胞活化和增殖，從而促進MG的發生和發展[20]。本研究結果顯示，α7 nAChR激動劑作用于活化的T細胞后，CD4+ T、CD8+ T細胞計數明顯降低，加入α7 nAChR拮抗劑后，CD4+ T、CD8+ T細胞計數明顯升高。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中表達降低，α7 nAChR不同水平狀態下MG患者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亦有不同，使得以α7 nAChR為中心探討MG的發病機制成為可能，為MG患者的治療開辟新方向。但本研究尚存不足之處，α7 nAChR對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的具體影響機制尚待進一步探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黃玉煒負責文獻檢索，繪制圖表，初稿撰寫；黃玉煒、王猛、張永輝負責論文設計，數據分析；孫子瑞、張永輝、史宸碩、張志文負責收集資料，提出修改意見；崔新征負責內容指導；張清勇負責參與制定研究思路，全文審校。
重癥肌無力（myasthenia gravis，MG）是一種以神經-肌肉接頭為靶點，乙酰膽堿受體抗體介導、T細胞依賴、補體參與的獲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1]。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典型特征為波動性肌肉無力和包括骨骼肌和眼外肌在內的異常肌肉疲勞[2]。我國MG的發病率為0.68/10萬，女性較為常見[3]。目前，藥物治療和胸腺切除術是MG的主要治療方式，廣泛的免疫療法如糖皮質激素、硫唑嘌呤、霉酚酸酯等對控制肌無力癥狀有效，可有效改善神經遞質傳導[4-5]。胸腺切除術對MG臨床癥狀的長期改善逐步得到認可，且有助于激素減量及減少免疫抑制劑的合并使用，因此胸腺切除術也已成為MG較常見的治療方式[6-7]。
α7煙堿型乙酰膽堿受體（α7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α7 nAChR）是nAChRs家族中的一種亞型，存在于免疫細胞和線粒體表面，可與免疫細胞內的受體結合介導抗炎因子相互作用，從而發揮抗炎作用[8]。α7 nAChR在調節抗體產生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發揮關鍵作用，且MG的發病可能與α7 nAChR相關，但仍需進一步探究兩者之間的相關性[9]。本研究旨在探討MG患者胸腺細胞中α7 nAChR的表達水平，進一步探究α7 nAChR與MG的相關性，為MG中α7 nAChR的作用機制提供理論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1年6月—2022年6月河南省人民醫院重癥肌無力綜合診療中心收治的行胸腔鏡下胸腺擴大切除術的MG（未合并胸腺瘤）患者為MG組。選取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成人心外科2021年6月—2022年9月行心臟疾病手術過程中為暴露術野行部分胸腺切除術的患者為對照組。納入標準：（1）所有MG患者診斷符合《中國重癥肌無力診斷和治療指南（2020版）》[10]，且MG患者均未合并胸腺瘤；（2）未合并其他嚴重疾病，如器官衰竭、惡性腫瘤、嚴重感染等；（3）未接受激素、免疫抑制劑及其他治療；（4）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1）大量吸煙和飲酒；（2）合并精神類疾病。
1.2 方法
1.2.1 細胞提取和培養
胸腺組織離體后立刻浸泡于Hanks液（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中，無菌操作臺上剪刀剪碎胸腺組織，將少量剪碎的胸腺組織通過80目無菌不銹鋼鋼絲網（河北海吉金屬絲網制造有限公司，中國），吸取Hanks液沖洗鋼絲網得到胸腺細胞懸液，2 000r/min離心5～10 min，紅細胞裂解液（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純化細胞，用于后續實驗。胸腺細胞置于含10%胎牛血清（BI公司，以色列）的1640培養基（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中，置于37℃、5% CO2濃度的恒溫細胞培養箱中培養。
1.2.2 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式反應
純化的胸腺細胞使用RNA-easy Isolation Reagent試劑盒（南京諾維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提取總RNA，按逆轉錄試劑盒（南京諾維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操作說明加入試劑各組分，將總RNA逆轉錄為cDNA。以cDNA為轉錄模板按實時熒光聚合酶鏈式反應試劑盒進行目的基因特異性擴增，GAPDH為內參基因，以2?△△Ct法計算胸腺細胞中α7 nAChR相對表達量。引物序列見表1。
表1
引物序列
1.2.3 Western blotting
RIPA蛋白裂解液提取胸腺細胞蛋白，BCA試劑盒（北京索萊寶科技有限公司，中國）測量蛋白濃度，將提取的蛋白加入蛋白緩沖液，置于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SDS-PAGE），電泳結束后將蛋白轉至PVDF膜上，α7 nAChR一抗（1∶1000，Abcam，英國）4℃孵育過夜，室溫孵育二抗（1∶3000，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美國）。Tubulin為內參蛋白。配置超敏發光液（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國）后顯影。采用Image J軟件對蛋白條帶行定量分析。
1.2.4 ELISA檢測
在熒光染料CFSE標記的MG組及對照組胸腺細胞中，采用CD3/CD28單抗偶聯磁珠誘導T細胞活化。分別提取兩組胸腺細胞以5×104個/孔種植于24孔板中，采用細胞因子干擾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IL-6、IL-10、IL-17、IL-21 ELISA試劑盒（Abcam，英國）檢測上述細胞因子水平。而后將MG組活化后的胸腺T細胞按是否給藥分為空白對照組、α7 nAChR拮抗劑組、α7 nAChR激動劑組。待細胞貼壁后，α7 nAChR拮抗劑組和α7 nAChR激動劑組分別加入α7 nAChR拮抗劑（MG624）和激動劑（PNU-282987，MedChemExpress，美國，設置濃度梯度篩選后，終濃度均為10 μmol/L），培養72 h后取細胞上清，采用ELISA試劑盒檢測上述細胞因子水平。
1.2.5 流式細胞術
在ELISA實驗后，用PBS清洗胸腺貼壁細胞2～3遍，加入50 μL緩沖液重懸細胞，之后加入CD4-PE、CD8-APC抗體，流式細胞儀檢測T細胞亞群增殖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應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河南省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號：（2021）倫審第（176）號。所有患者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MG患者10例，其中男3例、女7例，平均年齡（19.25±6.28）歲。納入對照組患者15例，其中男6例、女9例，平均年齡（26.18±6.77）歲。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胸腺細胞α7 nAChR表達水平比較
對照組胸腺細胞中α7 nAChR mRNA相對表達量為3.38±0.42，MG組α7 nAChR mRNA相對表達量為1.35±0.27。對照組胸腺細胞中α7 nAChR蛋白相對表達量為0.99±0.05，MG組蛋白相對表達量為0.24±0.03，MG組較對照組α7 nAChR mRNA和蛋白表達水平明顯降低（P<0.001）。
2.3 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水平比較
MG組患者胸腺細胞中IFN-γ、TNF-α、IL-4、IL-6、IL-21細胞因子表達水平較對照組顯著升高（P<0.05），IL-10、IL-17表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MG組及對照組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表達水平比較（）
2.4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的影響
α7 nAChR拮抗劑組胸腺T細胞分泌IFN-γ、TNF-α、IL-6、IL-21水平較空白對照組水平升高（P<0.001），α7 nAChR激動劑組較空白對照組降低（P<0.001），而α7 nAChR拮抗劑組、α7 nAChR激動劑組IL-4、IL-10、IL-17分泌水平與空白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D3/CD28單抗偶聯磁珠誘導T細胞活化后，α7 nAChR激動劑組CD4+ T、CD8+ T細胞計數低于空白對照組與α7 nAChR拮抗劑組（P<0.001）；同時，α7 nAChR拮抗劑組CD4+ T、CD8+ T細胞計數高于空白對照組（P<0.001）；見表3～4。
表3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影響的比較（）
表4
α7 nAChR對MG患者胸腺細胞細胞因子分泌及T細胞亞群增殖影響的兩兩組間比較
3 討論
MG的發病機制主要涉及免疫系統紊亂，其發生發展有賴于特異性AChR抗體的產生，而活化的T細胞、B細胞、漿細胞和相關細胞因子在MG致病性自身抗體的產生中起核心作用[11]。80%左右的MG患者伴有胸腺異常，其中包括胸腺增生和胸腺瘤[10]。胸腺CD4+ T和CD8+ T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失衡對MG發病的作用不容忽視，胸腺可能作為異常免疫應答的重要場所參與MG的發病[12]。因此，研究MG的發病機制對其診療具有重大意義。
通過對動物模型和人外周血巨噬細胞培養的研究[13-14]發現，刺激外周迷走神經及應用膽堿能遞質乙酰膽堿或擬膽堿藥物煙堿能抑制內毒素血癥導致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顯著減少細胞因子如TNF、IL-1、IL-6等的釋放，并將之命名為膽堿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CAP）。CAP在控制炎癥反應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全身和局部炎癥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既往研究[9]表明，α7 nAChR介導的CAP能夠影響MG外周血T細胞的炎癥反應。另有研究[15]表明，阿爾茨海默癥（Alzheimer's Dementia，AD）患者腦組織中nAChR的表達和激活會導致促炎通路的上調，CAP通過α7 nAChR導致AD患者的認知能力進行性下降。血清中細胞因子水平如IL-4、IL-8、IFN-γ等可在一定水平反映MG的嚴重程度，可作為MG患者治療效果的檢測指標。MG患者胸腺細胞線粒體上存在α7 nAChR亞基，且所有MG患者的細胞因子IL-4、IL-8、IFN-γ等濃度增加，這說明α7 nAChR可以作為MG患者治療的潛在靶點[16]。既往研究[9]著眼于MG患者外周血中α7 nAChR與炎癥因子水平的相關性，并推測MG患者的外周血中α7 nAChR的表達異常可影響炎癥因子水平及T細胞增殖，從而推斷MG的發病與α7 nAChR可能有關。在該研究中，我們進一步明確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免疫反應中的作用。既往很多研究表明，CD4+ T細胞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可影響自身免疫反應的發生發展。本實驗結果顯示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中表達降低，給予胸腺細胞α7 nAChR激動劑后，胸腺T細胞分泌IFN-γ、TNF-α、IL-6、IL-21減少，而給予α7 nAChR拮抗劑后上述細胞炎癥因子升高。
MG免疫學形式在疾病中的研究較多，T細胞在MG的發病中發揮重要作用，輔助性T細胞比例失調引起細胞因子分泌異常，促進MG的發展[17]。T細胞在維持外周免疫耐受性的過程中起關鍵作用，可通過抑制介導自身免疫反應的效應CD4+ T細胞亞群來發揮作用，MG患者的Th1和Th17細胞及其相關的細胞因子IL-1、IL-6、IL-17、IFN-γ、TNF-α水平升高[18]。在MG治療的相關研究中，CD4+ T細胞的致病作用已得到證實，通過胸腺切除術或者使用抗CD4抗體治療MG，可以使血清CD4+ T細胞水平下降，并且MG臨床癥狀得到改善[19]。Th1細胞是CD4+ T細胞中占比較大的一個群體，促炎細胞因子如IL-2、IL-12和IFN-γ可通過激活Th1細胞分離免疫球蛋白，驅動補體的產生，進而參與B細胞活化和增殖，從而促進MG的發生和發展[20]。本研究結果顯示，α7 nAChR激動劑作用于活化的T細胞后，CD4+ T、CD8+ T細胞計數明顯降低，加入α7 nAChR拮抗劑后，CD4+ T、CD8+ T細胞計數明顯升高。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α7 nAChR在MG患者胸腺細胞中表達降低，α7 nAChR不同水平狀態下MG患者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亦有不同，使得以α7 nAChR為中心探討MG的發病機制成為可能，為MG患者的治療開辟新方向。但本研究尚存不足之處，α7 nAChR對胸腺細胞中細胞因子的具體影響機制尚待進一步探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黃玉煒負責文獻檢索，繪制圖表，初稿撰寫；黃玉煒、王猛、張永輝負責論文設計，數據分析；孫子瑞、張永輝、史宸碩、張志文負責收集資料，提出修改意見；崔新征負責內容指導；張清勇負責參與制定研究思路，全文審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