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介入治療在我國已有40年發展歷程，經歷了從學習改進到自主創新的滄桑變化，見證了我國介入治療體系從無到有，逐漸達到世界領先規模和水平的輝煌成就。隨著介入治療技術與器械的不斷發展，新的理念和觀點不斷被我們探討研究。本文就介入治療技術發展及介入治療器械發展兩方面進行闡述，對我國常見先心病的介入治療進行系統性回顧，以期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與經驗。
引用本文： 閆一鳴, 歐陽文斌, 張鳳文, 房芳, 潘湘斌. 中國先天性心臟病介入治療現狀與展望.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2, 29(10): 1243-1253. doi: 10.7507/1007-4848.202205081 復制
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是最常見的先天畸形，占所有主要先天畸形的近1/3[1]。我國現存先心病患者約200～400萬，發病率從1980—1984年間的0.201‰，上升至2015—2019年間的4.905‰，仍然存在著較為龐大的患者群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負擔[2-3]。自早期介入導管技術的首次應用，至完全經超聲引導經皮介入治療常見先心病的推廣[4]，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在過去40年間一步步從引進學習走向了自主創新，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傲人的成績。
1 整體概況
據國家心血管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發布的《2021年中國心血管病醫療質量報告》[5]，目前我國常規開展先心病介入治療的醫院（年手術量>100例）88家，2020年先心病介入治療患者達36 528例，治療成功率自2013年逐年上升，到2020年已達到98.74%，主要并發癥發生率<1%，封堵器移位或脫落、殘余分流、心律失常的發生率較2019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各類手術實施數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房間隔缺損（atrial septal defect，ASD）封堵術11 916例（42%），卵圓孔未閉封堵術5 483例（19%），動脈導管未閉封堵術4 938例（17%），室間隔缺損（ventrial septal defect，VSD）封堵術4 009例（14%），肺動脈瓣狹窄介入術713例（3%），其它介入治療1 410例（5%）。在心外科、兒科、放射科和超聲科等多學科的綜合參與下，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在規模和質量上均已居世界前列。但由于我國醫療水平在不同地區仍然存在較大差異，整體分布基本遵循“二八定律”，即20%的醫院承擔了國內80%的手術量，先心病介入治療的區域協調發展仍然是我們未來需要改善的方向。除此之外，在介入技術和器械研發中仍然存在許多“瓶頸”問題，醫工結合、突破創新仍然是我國先心病介入發展的核心旋律。
2 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及現狀
2.1 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
1929年，Forssmann[6]首次將1根導管由上肢靜脈插至右心房，并用X線記錄下了該過程，心導管術由此誕生。與此同時，使用右側心腔混合靜脈血標本進行血氧測定以及Fick 法計算心排血量的應用，為心導管術血流動力學測量打下了基礎。20世紀40年代，Cournand及Richards報道了1 200例右心導管檢查的經驗[7]，右心導管術開始逐漸成為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檢查方法，我國也于20世紀50年代在北京和上海相繼開展心導管術[8]。隨著經皮介入技術的推廣以及成角投照心血管造影技術、心臟超聲、計算機X線體層成像、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技術、二維超聲和多普勒等技術的出現，診斷性心導管術逐漸開始向治療性心導管術邁進。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介入治療覆蓋了大多數常見先心病，但由于治療器械不完備、手術方法不完善、并發癥較多等原因，介入治療未能大面積推廣。1997年，Amplatz發明出鎳鈦合金雙面傘封堵裝置，極大推動了先心病介入治療的推廣進程。先心病介入治療主要發展歷程及現狀見表1。
表1
常見先心病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及現狀
2.2 介入治療技術的現狀
我國先心病介入技術在引進西方技術的同時不斷進行優化改良和創新，逐漸居于世界前列。體系規范化是取得長足進步的基礎，2004—2021年，我國共發布多部先心病介入治療指南及專家共識，結合大量臨床研究進行更為細致規范的描述。2009年，原衛生部委托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成立國家先心病介入質量控制中心，先后組建了30余個省級質量控制中心和培訓基地，引領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規范化快速發展。
隨著介入技術的不斷提高，復雜性先心病的診斷和治療得以開展。內外科鑲嵌治療技術（雜交手術）更是成為先心病治療的新亮點，并不斷推動著介入治療的進程。目前，我國開展的先心病鑲嵌治療有：合并體肺側枝的法洛四聯癥根治術，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瓣）閉鎖外科術中打孔及球囊擴張術和（或）體肺分流術，VSD合并主動脈縮窄的球囊擴張后VSD修補術，先心病根治術中合并肺動脈分支狹窄時術中球囊擴張術，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分期鑲嵌治療（NorwoodⅠ期+Sano術等），小切口開胸先心病封堵術，先心病術后殘余病變的處理等[40]。除此之外，隨著胎兒先心病宮內治療在2016年成功開展[41]，胎兒先心病介入治療取得了進展性突破，標志著我國復雜先心病介入治療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影像學和引導方式是介入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介入治療在X線下進行，通過造影劑顯影可直觀顯示心臟解剖及導管器械位置，便于操作。隨著超聲技術的不斷發展，超聲心動圖可從多個切面和角度全面評估患者術前情況。2000年，阜外醫院通過ASD直徑測量技術研究，用“三切面超聲測量法”替代“球囊測量法”，制定了經胸超聲測量ASD直徑的“標準三切面法”及流程，可安全可靠地指導封堵器直徑的選擇，已在臨床得到廣泛應用[42]。
在介入手術中超聲技術同樣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輔助手術操作以及評價手術效果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傳統介入手術需要使用放射線，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劑，存在輻射損傷、造影劑過敏等風險[43]。在臨床工作中，我們也會遇到孕婦以及器官移植術后的先心病患者，他們存在介入造影禁忌證且無法耐受傳統外科手術。因此，將不需要射線和造影劑的超聲技術用于介入治療的改進成為了介入技術發展的新方向。自1990 年起，Hellenbrand 等[44]多名學者嘗試使用經食管超聲聯合放射線引導下行經皮ASD封堵術，由于術中超聲定位技術難度較大，手術失敗率高、并發癥多，而且應用食管超聲必須氣管插管，與放射線引導方式相比，反而大大增加患者負擔，未能推廣開來。2004 年，Kardon 等[45]嘗試經胸超聲心動圖聯合放射線引導下行經皮ASD封堵術，但由于該項技術難度更大，超聲難以清晰顯示導管位置，往往需要放射線輔助才能完成治療。
為了克服這一難點，2013年阜外醫院組建了由心內科、心外科、超聲科和麻醉科醫生組成的復合技術團隊，將超聲技術與介入技術創新式地結合起來，完成了單純經胸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治療ASD[46]，并將技術逐步應用于VSD[47]、動脈導管未閉[48]、卵圓孔未閉封堵術[49]及經皮肺動脈瓣球囊成形術[50]中。超聲引導的優勢有：（1）不用開刀，無需氣管插管，對患者造成的創傷更小，因此治療對患者年齡及健康狀況的要求更低；（2）無需射線和造影劑，不僅可以對特殊情況的患者起到保護作用，也可使醫生免于射線危害；（3）超聲引導可以做到術中實時監測，治療中存在的問題可被及時發現并解決；（4）無需昂貴的造影設備，一臺超聲機和門診手術室即可挽救患者的生命，同時也便于向基層醫院以及發展中國家推廣使用；（5）能實現可持續化發展，超聲引導技術可在瓣膜置換等領域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但超聲引導對操作者的要求較高，學習曲線較長，主要是由于超聲切面式工作原理完全不同于放射線的投影式工作原理，放射線強行將心臟投影到一個二維平面，雖然無法分辨心臟內部結構，但是其影像只有一個平面，所以易于確定導絲進入人體的深度；而超聲提供很多個心臟切面，需要超聲醫生和術者密切配合，并重建心臟影像才能確定導絲導管的位置。臨床工作中超聲引導技術的推廣對于初級年輕醫生來說更為困難，為此阜外醫院研發出了一系列新型超聲介入引導/輸送系統，包括可多弧度旋轉的新型輸送系統以及特殊立體結構“大腔薄邊”設計的新型導管，大大提高了輸送系統在心腔內被超聲切面探測到的概率。研發出的首款超聲引導導絲—Panna導絲，導絲頭部呈紡錘體形，通過體積變化可提高超聲探測效果，前瞻性隨機多中心臨床研究[51-52]證實該導絲能將年輕醫師的手術成功率提高1倍。此外，在技術支持及器械創新的基礎上，復合技術團隊完善了一整套方法學，將介入技術簡化為簡單易懂的步驟式教程，大大提高了技術培訓及應用推廣的效率。法國巴黎大學Ovaert教授等[53]認為，完全超聲引導下介入技術將在人口眾多的國家具有極大優勢，而這樣的培訓方法將推動無放射線術式的范式轉換。
多項臨床研究[49,54]結果證實，單純超聲引導可達到與傳統介入方法相同的效果，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報道超聲引導經皮介入治療成功率達99%，數千例的臨床實踐證明該技術安全有效[55]。2018年，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心外介入質量控制中心專家組、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醫療質量控制中心心外介入專家組共同發表《單純超聲心動圖引導經皮介入技術中國專家共識》[55]，規范了手術操作步驟、治療適應證等問題，極大地推動了超聲引導技術的推廣應用。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結構性心臟病介入質量控制中心發布了《常見先天性心臟病經皮介入治療指南（2021版）》[34]，正式將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技術與傳統介入技術一并列入指南中，這也標志著我國原創的介入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隨著醫工聯合及多領域知識的交融與碰撞，多學科聯合發展是未來先心病介入治療的主要旋律之一。2020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大會上，人工智能被認為是心血管領域發展的前沿， 將為心血管診斷和個體化治療帶來巨大的變革[56]。已有學者成功將深度學習和神經網絡算法應用于胎兒先心病的檢測，在區分正常和異常心臟方面具有無異于專家的診斷準確度[57-58]。虛擬現實在醫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也應被重視[59]。3D打印和4D打印技術的出現也為個體化醫療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術前3D打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復雜先心病患者的具體解剖結構[60]，以便更安全地實施手術；通過4D打印技術打印形狀記憶聚合物材料在醫學領域如封堵器制造中具有獨特的優勢。技術的終點應是更好地應用于臨床，未來仍需將3D、4D打印與解剖、超聲、影像等學科緊密結合，打造“3D、4D打印+”技術體系，以解決更多實際臨床問題。
3 介入治療器械的發展
自先心病介入治療技術問世以來，封堵器植入已經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高效治療方法，對其進行改良創新是提高手術成功率、降低術后不良事件發生率的有效手段。封堵器主要由支撐架和阻隔膜組成，在植入后于缺損處膨開以封堵缺損處血流，1～3個月可被自體纖維肉芽組織包裹，3～6個月內可發生內皮化徹底封堵缺損[61–63]，之后長期存留體內。因此，其安全性及生物相容性對年輕患者至關重要。封堵器的材料應該具有以下特點：（1）框架材料在鎖定裝置的幫助下，可從輸送鞘內自我膨脹或展開到缺損處直徑狀態；（2）框架材料和膜材料應該為缺損處提供足夠的機械支撐，直至內皮化；（3）框架材料和膜材料應具有生物相容性，理想的封堵裝置應該是可生物降解的，降解產物無毒且可完全吸收，最終可從體內排出；（4）膜可與框架一起變形；（5）可阻斷血流，促進內皮形成[64]。
為實現更好的安全性和組織相容性，封堵器材料的發展經歷了從鎳鈦合金封堵器、涂層封堵器、部分可降解封堵器到完全可降解封堵器，其形態也從單面傘發展為雙面傘，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增加腰高等創新設計進一步降低了并發癥發生率。
3.1 鎳鈦合金封堵器
3.1.1 早期封堵器
1967 年，Porstmann最早使用的Ivalon封堵器由聚乙烯縮甲醛發泡制成并修剪成錐柱狀或啞鈴狀，由于其操作時需建立動脈導管未閉（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靜脈的鋼絲軌道，所使用栓子大小取決于要閉合的導管的尺寸，并受動脈寬度的限制，無法對年齡較小的患者使用，后逐漸被棄用 [11]；Lock先后研制了Clamshall、CardioSEAL、STARFlex封堵器，通過改良解決了磁共振成像兼容性和定位及回收問題[65-66]。1993年，Rao等研制出的紐扣式補片裝置最早用于PDA封堵，改進后對ASD、PDA、VSD的封堵均取得成功，該裝置由正、反面補片和輸送系統組成，正面為方形聚氨基甲酸乙酯海綿片，反面補片在中央鑲嵌一帶孔橡膠片作為紐扣孔，中間連結一個彈性環形圈以紐扣方式固定正反補片，所用鞘管直徑縮短至6～9F，可適用于年齡及體重較小的患者[67]。
1997年出現的Amplatzer封堵器成為了國內外臨床應用最廣泛的封堵器。該公司（美國AGA公司）先后研制出了針對絕大多數常見先心病的封堵器，包括用于PDA封堵的ADO[68]、ADOⅡ[69]；用于 ASD封堵的Amplatzer篩狀多孔ASD封堵器[70]、用于卵圓孔未閉（patent foramen ovale，PFO）封堵的Amplatzer PFO封堵器[71]；以及用于VSD封堵的Amplatzer VSD肌部封堵器等。它們的支撐架均由鎳鈦合金絲緊密編織而成，膜材料主要為聚酯纖維，鞘管直徑為4～12F不等。除Amplatzer封堵器外，近年來還發展出多種基于鎳鈦金屬架構的封堵器如Occlutech、Helex、Gore封堵器等，對ASD、PDA和PFO封堵都具有較好的療效。
3.1.2 新型鎳鈦合金封堵器
封堵器的大小和形狀對其適用范圍及術后療效具有很大影響。最初用于 PDA封堵的ADOⅡ封堵器形狀類似于VSD封堵器，輸送鞘管直徑僅為4～5F，這種優勢允許其應用于非PDA封堵中，同時其較好的長度和柔軟度，在VSD合并膜部瘤的患者中可對周圍組織產生較小影響，因此有學者提出可使用ADOⅡ進行VSD封堵[72]。2011年北京阜外醫院首先在國內施行此方法并證實了其安全性和可行性[73]。有研究[74]顯示，ADOⅡ是關閉直徑5.5 mm以下的VSD缺損區，尤其是動脈瘤型VSD和兒童患者的最佳裝置。
Amplatzer 膜周部VSD封堵器兩側盤片呈不對稱型，左室側盤片為偏心形狀，右室側盤片為對稱圓形，既往報告提示膜周部VSD封堵術后出現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的概率高達8.2%[75-77]。對此，我國針對VSD封堵器外形做出了相應的改良和創新，設計出短緣高腰的雙盤對稱型鎳鈦合金膜部VSD封堵器[78-80]、細腰型VSD封堵器[81]和零邊偏心型封堵器[82]并廣泛應用于臨床，有效降低了傳導阻滯的發生率，在治療多出口膜部瘤型VSD和高位VSD，如嵴內型VSD及距離主動脈瓣較近（<2 mm）的膜周部 VSD時具有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83]。
但鎳鈦合金封堵器仍然存在以下問題：（1）鎳離子釋放和金屬過敏；（2）心臟的生理生長可加速封堵器對組織的磨損，出現相關并發癥（如磨蝕、穿孔、心臟壓塞）；（3）移位和栓塞；（4）延遲內皮化；（5）ASD封堵器阻礙經間隔的介入治療（如二尖瓣修復術）等[64]。因此，迫切需要開發下一代生物相容性更佳的封堵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與金屬封堵器相關的遠期并發癥。
3.2 涂層封堵器
針對鎳離子釋放問題，北京華醫圣杰科技有限公司研發出經納米氧化膜、聚對二甲苯涂層處理的新型單鉚封堵器。聚對二甲苯是一種新型熱塑性塑料，可用于制作極薄薄膜或沉積涂層，經處理后鎳離子滲出濃度下降80%以上，耐腐蝕度提高20倍；同時，該封堵器由納米芳綸包覆鎳醇絲編織而成，使封堵器平均重量降低25%，在增加腰高的同時使整個封堵器平均高度降低4 mm，顯著減輕心臟負擔和對心臟周圍組織的損傷，而且縮短封堵器內皮化時間。經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84]證實該封堵器具有較高的封堵率（96.30%～98.11%）。除此之外，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發的氮化鈦涂層生物陶瓷封堵器—Cera封堵器也被廣泛應用于臨床[85]。研究[86]發現，氮化鈦涂層也可減少鎳離子的釋放，減弱鎳離子對抗炎相關基因表達的抑制作用，并抑制鎳離子對細胞凋亡相關基因表達的促進作用。同時，氮化鈦涂層可明顯改善表面親水性和均勻性，有助于參與細胞黏附和其它生理活動的基因表達。多項臨床研究[87–89]結果顯示，Cera系列封堵器具有良好效果和低并發癥發生率。先健公司研發的另一款氮化鈦涂層封堵器—Iris FIT PFO封堵器在臨床試驗中同樣得到了良好的結果[90]。綜上，涂層封堵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鎳離子的釋放，增加了生物相容性，是普通鎳鈦合金封堵器的一種良好替代品和過渡產品。
3.3 生物可降解封堵器
可降解封堵器的研制具有以下難點：（1）可降解材料制成的框架結構塑型能力不如金屬材料，被拉伸進輸送鞘管送入體內后在缺損部位恢復成雙傘盤結構的能力較弱，植入較困難；（2）降解速度難以兼顧短期安全性及長期安全性的矛盾要求：完全內皮化前封堵器的過度降解會造成移位及缺損再通，這要求在6個月內保持一定機械穩定性，而內皮化后需要封堵器盡快完全降解以減少心臟磨蝕、新發栓塞等不良事件的發生，因此難以找到合適材料；（3）難以做到完全可降解：絕大多數可降解材料在放射線下不顯影，研制過程中需加入金屬部件標記物，封堵器的可降解部分被吸收后，其金屬部件有脫落造成栓塞或磨蝕心臟的風險。近十年來，不斷的材料學研究以及技術更新用于解決上述難點，找到了聚乳酸、聚己內酯等合適的可降解材料，最終在超聲技術的支撐下實現了封堵器的完全可降解。
3.3.1 可降解材料
為了做到完全可降解，封堵器通過框架材料和膜材料完成了從不可降解到可生物降解的演變：支架材料從不可降解的不銹鋼、鈷基合金、鎳鈦合金發展為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聚對二氧雜環己酮、聚己內酯等，膜材料從不可降解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四氟乙烯、膨體聚四氟乙烯演變為可生物降解的豬腸膠原蛋白、聚乳酸等。常用的可降解材料包括聚乳酸及其共聚物、丙二醇以及聚己內酯。
（1）聚乳酸及其共聚物是最為廣泛使用的生物可降解膜，也是最常見的可生物降解聚酯之一，由于其獨特的性質如高拉伸強度和延展度、良好的加工性和生物相容性，在生物醫學領域（如組織工程支架、縫合線和藥物輸送系統）得到了廣泛應用[91]。聚乳酸植入物需要2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完全吸收，通過與其它成分共聚制備聚乳酸共聚植入物，如與聚乙交酯共聚得到聚丙交酯-乙交酯，或合成丙交酯-乙交酯-1，3-三亞甲基碳酸酯三元共聚物可以加快降解速度[92–94]。
（2）丙二醇是一種具有多個重復醚-酯單元的半結晶聚合物，其植入物通常可在6個月左右完全吸收，降解產物主要通過尿液排出，其余通過消化或二氧化碳排出[95]。1981年丙二醇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為臨床應用的可生物降解縫合線，當應用于封堵器時，通常使用丙二醇長絲作為編織材料。
（3）聚己內酯是一種可生物降解聚酯，通常聚己內酯植入物在生物環境中2～3年后可被完全降解[96]。由于可生物降解性、可調節的力學特性以及與其它聚合物的相容性，聚己內酯常用于各種支架、長期給藥系統和封堵裝置等。
3.3.2 部分可降解封堵器
可降解封堵器包括部分可降解封堵器與完全可降解封堵器。第一款生物可降解的封堵器是BioStar封堵器（BioSTAR occluder）[97]，它由不可降解的框架和可吸收的膠原膜組成，保留了STARFlex封堵器的MP35N金屬框架，并使用可生物降解的肝素涂層豬腸Ⅰ型膠原膜取代不可降解的聚酯膜，裝置的90%～95%是可生物降解的[98-99] 。BioStar封堵器適用于小中型VSD，并已顯示出良好的早期結果[100-101]。膠原膜在植入后1個月開始向心臟組織內重塑，6個月時明顯降解，24個月時完全被自體組織所替代。BioStar封堵器邁出了從不可降解封堵器到可生物降解封堵器的關鍵一步，促進了可生物降解封堵器的發展。
類似的還有CARAG生物可吸收間隔封堵器（Carag bioresorbable septal occluder，CBSO），它由2個不可吸收的聚丙烯雙盤織物組成，通過不可吸收的縫線和PT-IR鉑銥標記固定在一個由8根可吸收的聚乙交酯單絲組成的框架上。CBSO還包括不可降解的聚醚醚酮支架和Phynox螺母（由鈷、鉻、鎳組成，不透射線），用于框架的固定和X射線顯影[102]。該封堵器的臨床試驗顯示，6個月后超過70%的患者缺損完全閉合，術后隨訪24個月未發現與手術或封堵器有關的重大不良事件，無血栓形成及ASD再通。CBSO的研制為完全可降解封堵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3.3 完全可降解封堵器
近年來，我國可吸收封堵器發展迅速，先后開發出多款帶金屬標記點的完全可吸收封堵器，使用多種方法實現安全植入：例如臺灣長庚大學研發的聚己內酯ASD封堵器，其框架采用了聚己內酯輻條，膜材料選用仿生聚乙交酯/膠原材質可明顯促進細胞增殖[103]；由長海醫院秦永文教授團隊研發出的丙二醇ASD封堵器和丙二醇VSD封堵器采用了丙二醇框架和聚乳酸薄膜，均在犬類動物實驗中取得較好結果[104-105]；先健公司生產的Absnow PLLA封堵器的框架和膜材料采用左旋聚乳酸制成，并于2019年完成首例人體植入，在 30 d、3 個月和 6 個月的隨訪中，無殘余分流的完全缺損閉合率分別為 60%（3/5）、80%（4/5）和 80%（4/5）[106]；哈爾濱理工大學通過4D打印將Fe3O4磁性納米顆粒與聚乳酸混合，成功制備出了磁響應材料ASD封堵器，使得封堵器可以在釋放前折疊成較小尺寸，植入后在交變磁場的作用下可進行自擴張，且整個過程只需要10～12 s，這種特殊材料提高了臨床封堵的成功率且加快了內皮化的速度[107]。
國際上關于可吸收封堵器的研發已進行10余年，由于可吸收封堵器在放射線下顯影差，不得不在其中添加金屬標記物，使其無法做到真正的完全可降解，標記部分留存體內也為患者帶來了潛在的風險，研發一度陷入困境。阜外醫院基于在超聲引導介入技術領域的優勢，與上海形狀記憶公司研制出無金屬標記點的SHSMA完全可降解聚乳酸ASD封堵器，可在植入12個月后完全內皮化，24個月時，左旋聚乳酸骨架相對分子質量降至原始分子質量的9%[108]。此外，該團隊研發的MemoSorb完全可降解VSD封堵器（圖1）于2018年完成首例人體植入[109]，而后進行了全國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臨床研究，并于2022年3月成功上市，成為全球首款上市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完全可吸收封堵器。該封堵器由丙二醇單絲編織成骨架結構，左旋聚乳酸無紡布制成阻流膜結構，在超聲下可清晰看到，無需金屬標記物，從而真正做到完全可降解。MemoSorb與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技術的結合使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正式邁入“不用開刀、不用放射線、不用造影劑、不用全身麻醉、不會殘留”五不手術新時代，標志著我國自主研發介入醫療器械達國際領先水平，是突破技術上“卡脖子”問題、實現“彎道超車”的典型范例。這也印證了器械和治療方式的進步必須基于創新技術的突破，技術方法的領先才能帶來治療方法的領先，以原創技術為引領、為核心的創新體系才是未來發展應有的旋律。
圖1
MemoSorb完全可降解室間隔封堵器[109]
4 展望
未來，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應在兼顧多地區協同發展的同時，加強多學科聯合發展，進一步拓展復雜先心病的介入治療，靈活運用多種影像學輔助檢查手段，以實現更安全、更有效、負擔更小的先心病介入治療，為更多患者帶來希望。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閆一鳴參與選題設計，資料分析，文章撰寫和修改，對編輯部的修改意見進行核修；歐陽文斌參與文章設計，資料分析，文章修改；張鳳文、房芳參與資料分析，文章編修；潘湘斌負責選題設計及資料分析，撰寫論文初稿及修改論文，對編輯部的修改意見進行核修。
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是最常見的先天畸形，占所有主要先天畸形的近1/3[1]。我國現存先心病患者約200～400萬，發病率從1980—1984年間的0.201‰，上升至2015—2019年間的4.905‰，仍然存在著較為龐大的患者群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負擔[2-3]。自早期介入導管技術的首次應用，至完全經超聲引導經皮介入治療常見先心病的推廣[4]，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在過去40年間一步步從引進學習走向了自主創新，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和傲人的成績。
1 整體概況
據國家心血管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發布的《2021年中國心血管病醫療質量報告》[5]，目前我國常規開展先心病介入治療的醫院（年手術量>100例）88家，2020年先心病介入治療患者達36 528例，治療成功率自2013年逐年上升，到2020年已達到98.74%，主要并發癥發生率<1%，封堵器移位或脫落、殘余分流、心律失常的發生率較2019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各類手術實施數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房間隔缺損（atrial septal defect，ASD）封堵術11 916例（42%），卵圓孔未閉封堵術5 483例（19%），動脈導管未閉封堵術4 938例（17%），室間隔缺損（ventrial septal defect，VSD）封堵術4 009例（14%），肺動脈瓣狹窄介入術713例（3%），其它介入治療1 410例（5%）。在心外科、兒科、放射科和超聲科等多學科的綜合參與下，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在規模和質量上均已居世界前列。但由于我國醫療水平在不同地區仍然存在較大差異，整體分布基本遵循“二八定律”，即20%的醫院承擔了國內80%的手術量，先心病介入治療的區域協調發展仍然是我們未來需要改善的方向。除此之外，在介入技術和器械研發中仍然存在許多“瓶頸”問題，醫工結合、突破創新仍然是我國先心病介入發展的核心旋律。
2 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及現狀
2.1 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
1929年，Forssmann[6]首次將1根導管由上肢靜脈插至右心房，并用X線記錄下了該過程，心導管術由此誕生。與此同時，使用右側心腔混合靜脈血標本進行血氧測定以及Fick 法計算心排血量的應用，為心導管術血流動力學測量打下了基礎。20世紀40年代，Cournand及Richards報道了1 200例右心導管檢查的經驗[7]，右心導管術開始逐漸成為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檢查方法，我國也于20世紀50年代在北京和上海相繼開展心導管術[8]。隨著經皮介入技術的推廣以及成角投照心血管造影技術、心臟超聲、計算機X線體層成像、數字減影血管造影技術、二維超聲和多普勒等技術的出現，診斷性心導管術逐漸開始向治療性心導管術邁進。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介入治療覆蓋了大多數常見先心病，但由于治療器械不完備、手術方法不完善、并發癥較多等原因，介入治療未能大面積推廣。1997年，Amplatz發明出鎳鈦合金雙面傘封堵裝置，極大推動了先心病介入治療的推廣進程。先心病介入治療主要發展歷程及現狀見表1。
表1
常見先心病介入治療技術的發展及現狀
2.2 介入治療技術的現狀
我國先心病介入技術在引進西方技術的同時不斷進行優化改良和創新，逐漸居于世界前列。體系規范化是取得長足進步的基礎，2004—2021年，我國共發布多部先心病介入治療指南及專家共識，結合大量臨床研究進行更為細致規范的描述。2009年，原衛生部委托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成立國家先心病介入質量控制中心，先后組建了30余個省級質量控制中心和培訓基地，引領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規范化快速發展。
隨著介入技術的不斷提高，復雜性先心病的診斷和治療得以開展。內外科鑲嵌治療技術（雜交手術）更是成為先心病治療的新亮點，并不斷推動著介入治療的進程。目前，我國開展的先心病鑲嵌治療有：合并體肺側枝的法洛四聯癥根治術，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瓣）閉鎖外科術中打孔及球囊擴張術和（或）體肺分流術，VSD合并主動脈縮窄的球囊擴張后VSD修補術，先心病根治術中合并肺動脈分支狹窄時術中球囊擴張術，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分期鑲嵌治療（NorwoodⅠ期+Sano術等），小切口開胸先心病封堵術，先心病術后殘余病變的處理等[40]。除此之外，隨著胎兒先心病宮內治療在2016年成功開展[41]，胎兒先心病介入治療取得了進展性突破，標志著我國復雜先心病介入治療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影像學和引導方式是介入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介入治療在X線下進行，通過造影劑顯影可直觀顯示心臟解剖及導管器械位置，便于操作。隨著超聲技術的不斷發展，超聲心動圖可從多個切面和角度全面評估患者術前情況。2000年，阜外醫院通過ASD直徑測量技術研究，用“三切面超聲測量法”替代“球囊測量法”，制定了經胸超聲測量ASD直徑的“標準三切面法”及流程，可安全可靠地指導封堵器直徑的選擇，已在臨床得到廣泛應用[42]。
在介入手術中超聲技術同樣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輔助手術操作以及評價手術效果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傳統介入手術需要使用放射線，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劑，存在輻射損傷、造影劑過敏等風險[43]。在臨床工作中，我們也會遇到孕婦以及器官移植術后的先心病患者，他們存在介入造影禁忌證且無法耐受傳統外科手術。因此，將不需要射線和造影劑的超聲技術用于介入治療的改進成為了介入技術發展的新方向。自1990 年起，Hellenbrand 等[44]多名學者嘗試使用經食管超聲聯合放射線引導下行經皮ASD封堵術，由于術中超聲定位技術難度較大，手術失敗率高、并發癥多，而且應用食管超聲必須氣管插管，與放射線引導方式相比，反而大大增加患者負擔，未能推廣開來。2004 年，Kardon 等[45]嘗試經胸超聲心動圖聯合放射線引導下行經皮ASD封堵術，但由于該項技術難度更大，超聲難以清晰顯示導管位置，往往需要放射線輔助才能完成治療。
為了克服這一難點，2013年阜外醫院組建了由心內科、心外科、超聲科和麻醉科醫生組成的復合技術團隊，將超聲技術與介入技術創新式地結合起來，完成了單純經胸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治療ASD[46]，并將技術逐步應用于VSD[47]、動脈導管未閉[48]、卵圓孔未閉封堵術[49]及經皮肺動脈瓣球囊成形術[50]中。超聲引導的優勢有：（1）不用開刀，無需氣管插管，對患者造成的創傷更小，因此治療對患者年齡及健康狀況的要求更低；（2）無需射線和造影劑，不僅可以對特殊情況的患者起到保護作用，也可使醫生免于射線危害；（3）超聲引導可以做到術中實時監測，治療中存在的問題可被及時發現并解決；（4）無需昂貴的造影設備，一臺超聲機和門診手術室即可挽救患者的生命，同時也便于向基層醫院以及發展中國家推廣使用；（5）能實現可持續化發展，超聲引導技術可在瓣膜置換等領域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但超聲引導對操作者的要求較高，學習曲線較長，主要是由于超聲切面式工作原理完全不同于放射線的投影式工作原理，放射線強行將心臟投影到一個二維平面，雖然無法分辨心臟內部結構，但是其影像只有一個平面，所以易于確定導絲進入人體的深度；而超聲提供很多個心臟切面，需要超聲醫生和術者密切配合，并重建心臟影像才能確定導絲導管的位置。臨床工作中超聲引導技術的推廣對于初級年輕醫生來說更為困難，為此阜外醫院研發出了一系列新型超聲介入引導/輸送系統，包括可多弧度旋轉的新型輸送系統以及特殊立體結構“大腔薄邊”設計的新型導管，大大提高了輸送系統在心腔內被超聲切面探測到的概率。研發出的首款超聲引導導絲—Panna導絲，導絲頭部呈紡錘體形，通過體積變化可提高超聲探測效果，前瞻性隨機多中心臨床研究[51-52]證實該導絲能將年輕醫師的手術成功率提高1倍。此外，在技術支持及器械創新的基礎上，復合技術團隊完善了一整套方法學，將介入技術簡化為簡單易懂的步驟式教程，大大提高了技術培訓及應用推廣的效率。法國巴黎大學Ovaert教授等[53]認為，完全超聲引導下介入技術將在人口眾多的國家具有極大優勢，而這樣的培訓方法將推動無放射線術式的范式轉換。
多項臨床研究[49,54]結果證實，單純超聲引導可達到與傳統介入方法相同的效果，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報道超聲引導經皮介入治療成功率達99%，數千例的臨床實踐證明該技術安全有效[55]。2018年，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心外介入質量控制中心專家組、國家心血管病中心醫療質量控制中心心外介入專家組共同發表《單純超聲心動圖引導經皮介入技術中國專家共識》[55]，規范了手術操作步驟、治療適應證等問題，極大地推動了超聲引導技術的推廣應用。2021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結構性心臟病介入質量控制中心發布了《常見先天性心臟病經皮介入治療指南（2021版）》[34]，正式將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技術與傳統介入技術一并列入指南中，這也標志著我國原創的介入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隨著醫工聯合及多領域知識的交融與碰撞，多學科聯合發展是未來先心病介入治療的主要旋律之一。2020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大會上，人工智能被認為是心血管領域發展的前沿， 將為心血管診斷和個體化治療帶來巨大的變革[56]。已有學者成功將深度學習和神經網絡算法應用于胎兒先心病的檢測，在區分正常和異常心臟方面具有無異于專家的診斷準確度[57-58]。虛擬現實在醫學教育中的應用價值也應被重視[59]。3D打印和4D打印技術的出現也為個體化醫療提供了一種新的途徑，術前3D打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復雜先心病患者的具體解剖結構[60]，以便更安全地實施手術；通過4D打印技術打印形狀記憶聚合物材料在醫學領域如封堵器制造中具有獨特的優勢。技術的終點應是更好地應用于臨床，未來仍需將3D、4D打印與解剖、超聲、影像等學科緊密結合，打造“3D、4D打印+”技術體系，以解決更多實際臨床問題。
3 介入治療器械的發展
自先心病介入治療技術問世以來，封堵器植入已經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高效治療方法，對其進行改良創新是提高手術成功率、降低術后不良事件發生率的有效手段。封堵器主要由支撐架和阻隔膜組成，在植入后于缺損處膨開以封堵缺損處血流，1～3個月可被自體纖維肉芽組織包裹，3～6個月內可發生內皮化徹底封堵缺損[61–63]，之后長期存留體內。因此，其安全性及生物相容性對年輕患者至關重要。封堵器的材料應該具有以下特點：（1）框架材料在鎖定裝置的幫助下，可從輸送鞘內自我膨脹或展開到缺損處直徑狀態；（2）框架材料和膜材料應該為缺損處提供足夠的機械支撐，直至內皮化；（3）框架材料和膜材料應具有生物相容性，理想的封堵裝置應該是可生物降解的，降解產物無毒且可完全吸收，最終可從體內排出；（4）膜可與框架一起變形；（5）可阻斷血流，促進內皮形成[64]。
為實現更好的安全性和組織相容性，封堵器材料的發展經歷了從鎳鈦合金封堵器、涂層封堵器、部分可降解封堵器到完全可降解封堵器，其形態也從單面傘發展為雙面傘，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增加腰高等創新設計進一步降低了并發癥發生率。
3.1 鎳鈦合金封堵器
3.1.1 早期封堵器
1967 年，Porstmann最早使用的Ivalon封堵器由聚乙烯縮甲醛發泡制成并修剪成錐柱狀或啞鈴狀，由于其操作時需建立動脈導管未閉（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靜脈的鋼絲軌道，所使用栓子大小取決于要閉合的導管的尺寸，并受動脈寬度的限制，無法對年齡較小的患者使用，后逐漸被棄用 [11]；Lock先后研制了Clamshall、CardioSEAL、STARFlex封堵器，通過改良解決了磁共振成像兼容性和定位及回收問題[65-66]。1993年，Rao等研制出的紐扣式補片裝置最早用于PDA封堵，改進后對ASD、PDA、VSD的封堵均取得成功，該裝置由正、反面補片和輸送系統組成，正面為方形聚氨基甲酸乙酯海綿片，反面補片在中央鑲嵌一帶孔橡膠片作為紐扣孔，中間連結一個彈性環形圈以紐扣方式固定正反補片，所用鞘管直徑縮短至6～9F，可適用于年齡及體重較小的患者[67]。
1997年出現的Amplatzer封堵器成為了國內外臨床應用最廣泛的封堵器。該公司（美國AGA公司）先后研制出了針對絕大多數常見先心病的封堵器，包括用于PDA封堵的ADO[68]、ADOⅡ[69]；用于 ASD封堵的Amplatzer篩狀多孔ASD封堵器[70]、用于卵圓孔未閉（patent foramen ovale，PFO）封堵的Amplatzer PFO封堵器[71]；以及用于VSD封堵的Amplatzer VSD肌部封堵器等。它們的支撐架均由鎳鈦合金絲緊密編織而成，膜材料主要為聚酯纖維，鞘管直徑為4～12F不等。除Amplatzer封堵器外，近年來還發展出多種基于鎳鈦金屬架構的封堵器如Occlutech、Helex、Gore封堵器等，對ASD、PDA和PFO封堵都具有較好的療效。
3.1.2 新型鎳鈦合金封堵器
封堵器的大小和形狀對其適用范圍及術后療效具有很大影響。最初用于 PDA封堵的ADOⅡ封堵器形狀類似于VSD封堵器，輸送鞘管直徑僅為4～5F，這種優勢允許其應用于非PDA封堵中，同時其較好的長度和柔軟度，在VSD合并膜部瘤的患者中可對周圍組織產生較小影響，因此有學者提出可使用ADOⅡ進行VSD封堵[72]。2011年北京阜外醫院首先在國內施行此方法并證實了其安全性和可行性[73]。有研究[74]顯示，ADOⅡ是關閉直徑5.5 mm以下的VSD缺損區，尤其是動脈瘤型VSD和兒童患者的最佳裝置。
Amplatzer 膜周部VSD封堵器兩側盤片呈不對稱型，左室側盤片為偏心形狀，右室側盤片為對稱圓形，既往報告提示膜周部VSD封堵術后出現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的概率高達8.2%[75-77]。對此，我國針對VSD封堵器外形做出了相應的改良和創新，設計出短緣高腰的雙盤對稱型鎳鈦合金膜部VSD封堵器[78-80]、細腰型VSD封堵器[81]和零邊偏心型封堵器[82]并廣泛應用于臨床，有效降低了傳導阻滯的發生率，在治療多出口膜部瘤型VSD和高位VSD，如嵴內型VSD及距離主動脈瓣較近（<2 mm）的膜周部 VSD時具有較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83]。
但鎳鈦合金封堵器仍然存在以下問題：（1）鎳離子釋放和金屬過敏；（2）心臟的生理生長可加速封堵器對組織的磨損，出現相關并發癥（如磨蝕、穿孔、心臟壓塞）；（3）移位和栓塞；（4）延遲內皮化；（5）ASD封堵器阻礙經間隔的介入治療（如二尖瓣修復術）等[64]。因此，迫切需要開發下一代生物相容性更佳的封堵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與金屬封堵器相關的遠期并發癥。
3.2 涂層封堵器
針對鎳離子釋放問題，北京華醫圣杰科技有限公司研發出經納米氧化膜、聚對二甲苯涂層處理的新型單鉚封堵器。聚對二甲苯是一種新型熱塑性塑料，可用于制作極薄薄膜或沉積涂層，經處理后鎳離子滲出濃度下降80%以上，耐腐蝕度提高20倍；同時，該封堵器由納米芳綸包覆鎳醇絲編織而成，使封堵器平均重量降低25%，在增加腰高的同時使整個封堵器平均高度降低4 mm，顯著減輕心臟負擔和對心臟周圍組織的損傷，而且縮短封堵器內皮化時間。經多中心隨機對照試驗[84]證實該封堵器具有較高的封堵率（96.30%～98.11%）。除此之外，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發的氮化鈦涂層生物陶瓷封堵器—Cera封堵器也被廣泛應用于臨床[85]。研究[86]發現，氮化鈦涂層也可減少鎳離子的釋放，減弱鎳離子對抗炎相關基因表達的抑制作用，并抑制鎳離子對細胞凋亡相關基因表達的促進作用。同時，氮化鈦涂層可明顯改善表面親水性和均勻性，有助于參與細胞黏附和其它生理活動的基因表達。多項臨床研究[87–89]結果顯示，Cera系列封堵器具有良好效果和低并發癥發生率。先健公司研發的另一款氮化鈦涂層封堵器—Iris FIT PFO封堵器在臨床試驗中同樣得到了良好的結果[90]。綜上，涂層封堵器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鎳離子的釋放，增加了生物相容性，是普通鎳鈦合金封堵器的一種良好替代品和過渡產品。
3.3 生物可降解封堵器
可降解封堵器的研制具有以下難點：（1）可降解材料制成的框架結構塑型能力不如金屬材料，被拉伸進輸送鞘管送入體內后在缺損部位恢復成雙傘盤結構的能力較弱，植入較困難；（2）降解速度難以兼顧短期安全性及長期安全性的矛盾要求：完全內皮化前封堵器的過度降解會造成移位及缺損再通，這要求在6個月內保持一定機械穩定性，而內皮化后需要封堵器盡快完全降解以減少心臟磨蝕、新發栓塞等不良事件的發生，因此難以找到合適材料；（3）難以做到完全可降解：絕大多數可降解材料在放射線下不顯影，研制過程中需加入金屬部件標記物，封堵器的可降解部分被吸收后，其金屬部件有脫落造成栓塞或磨蝕心臟的風險。近十年來，不斷的材料學研究以及技術更新用于解決上述難點，找到了聚乳酸、聚己內酯等合適的可降解材料，最終在超聲技術的支撐下實現了封堵器的完全可降解。
3.3.1 可降解材料
為了做到完全可降解，封堵器通過框架材料和膜材料完成了從不可降解到可生物降解的演變：支架材料從不可降解的不銹鋼、鈷基合金、鎳鈦合金發展為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聚對二氧雜環己酮、聚己內酯等，膜材料從不可降解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四氟乙烯、膨體聚四氟乙烯演變為可生物降解的豬腸膠原蛋白、聚乳酸等。常用的可降解材料包括聚乳酸及其共聚物、丙二醇以及聚己內酯。
（1）聚乳酸及其共聚物是最為廣泛使用的生物可降解膜，也是最常見的可生物降解聚酯之一，由于其獨特的性質如高拉伸強度和延展度、良好的加工性和生物相容性，在生物醫學領域（如組織工程支架、縫合線和藥物輸送系統）得到了廣泛應用[91]。聚乳酸植入物需要2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完全吸收，通過與其它成分共聚制備聚乳酸共聚植入物，如與聚乙交酯共聚得到聚丙交酯-乙交酯，或合成丙交酯-乙交酯-1，3-三亞甲基碳酸酯三元共聚物可以加快降解速度[92–94]。
（2）丙二醇是一種具有多個重復醚-酯單元的半結晶聚合物，其植入物通常可在6個月左右完全吸收，降解產物主要通過尿液排出，其余通過消化或二氧化碳排出[95]。1981年丙二醇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為臨床應用的可生物降解縫合線，當應用于封堵器時，通常使用丙二醇長絲作為編織材料。
（3）聚己內酯是一種可生物降解聚酯，通常聚己內酯植入物在生物環境中2～3年后可被完全降解[96]。由于可生物降解性、可調節的力學特性以及與其它聚合物的相容性，聚己內酯常用于各種支架、長期給藥系統和封堵裝置等。
3.3.2 部分可降解封堵器
可降解封堵器包括部分可降解封堵器與完全可降解封堵器。第一款生物可降解的封堵器是BioStar封堵器（BioSTAR occluder）[97]，它由不可降解的框架和可吸收的膠原膜組成，保留了STARFlex封堵器的MP35N金屬框架，并使用可生物降解的肝素涂層豬腸Ⅰ型膠原膜取代不可降解的聚酯膜，裝置的90%～95%是可生物降解的[98-99] 。BioStar封堵器適用于小中型VSD，并已顯示出良好的早期結果[100-101]。膠原膜在植入后1個月開始向心臟組織內重塑，6個月時明顯降解，24個月時完全被自體組織所替代。BioStar封堵器邁出了從不可降解封堵器到可生物降解封堵器的關鍵一步，促進了可生物降解封堵器的發展。
類似的還有CARAG生物可吸收間隔封堵器（Carag bioresorbable septal occluder，CBSO），它由2個不可吸收的聚丙烯雙盤織物組成，通過不可吸收的縫線和PT-IR鉑銥標記固定在一個由8根可吸收的聚乙交酯單絲組成的框架上。CBSO還包括不可降解的聚醚醚酮支架和Phynox螺母（由鈷、鉻、鎳組成，不透射線），用于框架的固定和X射線顯影[102]。該封堵器的臨床試驗顯示，6個月后超過70%的患者缺損完全閉合，術后隨訪24個月未發現與手術或封堵器有關的重大不良事件，無血栓形成及ASD再通。CBSO的研制為完全可降解封堵器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3.3.3 完全可降解封堵器
近年來，我國可吸收封堵器發展迅速，先后開發出多款帶金屬標記點的完全可吸收封堵器，使用多種方法實現安全植入：例如臺灣長庚大學研發的聚己內酯ASD封堵器，其框架采用了聚己內酯輻條，膜材料選用仿生聚乙交酯/膠原材質可明顯促進細胞增殖[103]；由長海醫院秦永文教授團隊研發出的丙二醇ASD封堵器和丙二醇VSD封堵器采用了丙二醇框架和聚乳酸薄膜，均在犬類動物實驗中取得較好結果[104-105]；先健公司生產的Absnow PLLA封堵器的框架和膜材料采用左旋聚乳酸制成，并于2019年完成首例人體植入，在 30 d、3 個月和 6 個月的隨訪中，無殘余分流的完全缺損閉合率分別為 60%（3/5）、80%（4/5）和 80%（4/5）[106]；哈爾濱理工大學通過4D打印將Fe3O4磁性納米顆粒與聚乳酸混合，成功制備出了磁響應材料ASD封堵器，使得封堵器可以在釋放前折疊成較小尺寸，植入后在交變磁場的作用下可進行自擴張，且整個過程只需要10～12 s，這種特殊材料提高了臨床封堵的成功率且加快了內皮化的速度[107]。
國際上關于可吸收封堵器的研發已進行10余年，由于可吸收封堵器在放射線下顯影差，不得不在其中添加金屬標記物，使其無法做到真正的完全可降解，標記部分留存體內也為患者帶來了潛在的風險，研發一度陷入困境。阜外醫院基于在超聲引導介入技術領域的優勢，與上海形狀記憶公司研制出無金屬標記點的SHSMA完全可降解聚乳酸ASD封堵器，可在植入12個月后完全內皮化，24個月時，左旋聚乳酸骨架相對分子質量降至原始分子質量的9%[108]。此外，該團隊研發的MemoSorb完全可降解VSD封堵器（圖1）于2018年完成首例人體植入[109]，而后進行了全國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臨床研究，并于2022年3月成功上市，成為全球首款上市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完全可吸收封堵器。該封堵器由丙二醇單絲編織成骨架結構，左旋聚乳酸無紡布制成阻流膜結構，在超聲下可清晰看到，無需金屬標記物，從而真正做到完全可降解。MemoSorb與超聲引導下經皮介入技術的結合使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正式邁入“不用開刀、不用放射線、不用造影劑、不用全身麻醉、不會殘留”五不手術新時代，標志著我國自主研發介入醫療器械達國際領先水平，是突破技術上“卡脖子”問題、實現“彎道超車”的典型范例。這也印證了器械和治療方式的進步必須基于創新技術的突破，技術方法的領先才能帶來治療方法的領先，以原創技術為引領、為核心的創新體系才是未來發展應有的旋律。
圖1
MemoSorb完全可降解室間隔封堵器[109]
4 展望
未來，我國先心病介入治療應在兼顧多地區協同發展的同時，加強多學科聯合發展，進一步拓展復雜先心病的介入治療，靈活運用多種影像學輔助檢查手段，以實現更安全、更有效、負擔更小的先心病介入治療，為更多患者帶來希望。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閆一鳴參與選題設計，資料分析，文章撰寫和修改，對編輯部的修改意見進行核修；歐陽文斌參與文章設計，資料分析，文章修改；張鳳文、房芳參與資料分析，文章編修；潘湘斌負責選題設計及資料分析，撰寫論文初稿及修改論文，對編輯部的修改意見進行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