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吳俊翰, 莊偉濤, 許海杰, 唐勇, 鄧澄, 吳漢生, 喬貴賓. 肺結節患者焦慮、抑郁情緒及其影響因素的橫斷面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3): 357-363. doi: 10.7507/1007-4848.202202040 復制
近年來，肺癌早期篩查的普及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背景下CT檢查的增多使肺結節患者出現爆發式增長[1]。由于肺結節的良惡性質無法通過即時微創的手段確診，大部分患者的肺結節診斷為動態未定性結節，以純磨玻璃結節、混合磨玻璃結節最為典型，指南[2]通常推薦其按照嚴格的隨訪計劃進行主動監測。盡管上述絕大多數結節呈惰性生長，但這種“觀察等待”的隨訪策略使患者沉浸在“疑癌”的陰霾中，增加其心理負擔[3-4]。在臨床工作中，我們發現肺結節患者遍布各個年齡層，數量龐大，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存在嚴重的焦慮與抑郁心境。已有研究[5-8]表明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和吸煙史與患者心理負擔有一定相關性，與肺結節相關的負面心理問題是一種社會心理疾病，很大程度受到個人和社會等相關因素的綜合影響，需要在大量人群中探索以確定導致不同程度心理負擔的潛在風險或保護因素。也有研究[9]表明，焦慮的肺結節患者在治療上會更加激進，這也導致了誤診率上升和良性結節過度治療[10-11]，造成了本就緊張的醫療資源的浪費。
目前對于肺結節的管理沒有統一標準，指南[12]強調參考患者治療偏好的重要性，研究[6, 13]顯示在共同決策時評估患者的心理狀態和參考患者的價值偏好可以顯著減少負面情緒，有助于患者做出客觀明智的決定。在這項橫斷面研究中，我們對門診肺結節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旨在確定心理負擔的潛在影響因素，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如何影響其治療偏好。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對2021年1月—11月期間在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門診就診的996例肺結節患者進行分析，其中男381例（38.3%）、女615例（61.7%），平均年齡（47.26±11.53）歲。納入標準：（1）已通過高分辨率CT掃描診斷為單發或多發肺結節；（2）年齡≥18歲；（3）能自主配合完成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通過活檢或手術已明確診斷；（2）既往有精神病史；（3）既往有任意部位的惡性腫瘤病史。
1.2 研究方法
1.2.1 方法
對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向其解釋本研究的目的、方法、意義，取得患者知情同意，采用問卷星調查患者一般資料和焦慮、抑郁程度，并分析其影響因素和治療偏好。患者根據其自身情況填寫，對于使用網絡問卷困難者，提供紙質問卷或對其進行訪談。
1.2.2 調查工具
1.2.2.1 基本情況和臨床特征相關問卷
研究者參照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調查問卷設計，主要包括患者年齡、性別、學歷、吸煙史、惡性腫瘤家族史、癥狀、CT檢查的原因、肺結節數量、肺結節大小和治療偏好。
1.2.2.2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是臨床實踐中常用于篩查焦慮和抑郁情緒的可靠工具[14-15]。HADS由2個子量表組成，分別用于評估焦慮和抑郁，每個子量表由7個條目組成，采取4級評分方法（0～3分），得分范圍為0～21分，分數越高表示焦慮或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7分作為界限值，HADS分量表得分>7分即認為患者可能存在焦慮或抑郁癥狀[16-17]。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采用χ2 檢驗進行比較。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描述。通過初步分析，將P≤0.1的變量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評估抑郁和焦慮狀態的相關獨立影響因素及其各自的比值比（odds ratio，OR）；采用Spearman分析探究焦慮和抑郁間相關性。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方案由廣東省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倫理號：KY-Q-2021-005-03。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特征
患者文化程度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所占比例較大（56.5%），初中及以下學歷占比較小（16.0%）。絕大多數患者從未吸煙（77.2%）或已戒煙（15.3%），僅有少部分（7.5%）患者未戒煙。54.1%患者有惡性腫瘤家族史。值得注意的是，有60.5%患者存在至少一種癥狀，主要包括咽部不適320例（32.1%）、咳嗽249例（25.0%）、咳痰149例（15.0%）、胸痛143例（14.4%）、噯氣141例（14.2%）等。 并且有一部分（19.3%）患者是因為不適而進行CT檢查。結節單發和多發比例接近（46.2% vs. 53.8%），并且絕大多數（81.1%）結節＜10 mm；見表1。
表1
996 例肺結節患者臨床資料與焦慮或抑郁情緒之間的關系［例（%）］
2.2 患者焦慮、抑郁水平
通過HADS評估，結果顯示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情況普遍，422例（42.4%）經評估存在焦慮，分數為（11.39±3.26）分；263例（26.4%）經評估存在抑郁，分數為（11.12±3.01）分。焦慮的情況較抑郁常見，有多達246例（24.7%）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Spearman分析顯示焦慮與抑郁顯著相關（ρ=0.834，P<0.05）。
2.3 焦慮、抑郁影響因素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與焦慮相關，教育水平與抑郁相關（P＜0.05）；有癥狀、CT檢查的目的、肺結節數量與焦慮和抑郁均相關（P＜0.05）。而性別、吸煙史、肺結節大小對焦慮和抑郁無明顯影響（P＞0.05）；見表1。
基于單因素分析，篩選變量進一步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提示年齡、CT檢查的目的、肺結節數量和有癥狀是焦慮的獨立影響因素，而肺結節數量和有癥狀是抑郁的獨立影響因素。具體而言，相比于≥60歲的患者，35～59歲［OR=1.82，95%CI（1.22，2.71），P=0.004］、＜35歲的患者［OR=2.15，95%CI（1.46，4.01），P=0.001］更容易出現焦慮癥狀。因身體不適而做CT檢查的患者相對于常規體檢發現肺結節的患者焦慮反應更強烈［OR=1.58，95%CI（1.11，2.24），P=0.017］；多發結節同時加重了焦慮［OR=1.60，95%CI（1.23，2.08），P＜0.001］和抑郁［OR=1.75，95%CI（1.30，2.36），P＜0.001］；有癥狀的患者相比于沒癥狀的患者更容易焦慮［OR=1.83，95%CI（1.39，2.40），P＜0.001］和抑郁［OR=1.71，95%CI（1.24，2.34），P=0.001］；見表2。
表2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狀態影響因素
2.4 驅使治療偏好的潛在因素
我們做了一個假設，對于不能排除惡性的結節在規定時間內隨訪是安全的情況下，患者對結節的治療做出選擇。結果提示，所有患者中僅有約一半的患者選擇繼續保持隨訪，而其余患者希望通過其他治療方式及時進行干預。在眾多因素中，教育水平、是否有癥狀、結節大小、患者焦慮水平在治療選擇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影響治療偏好的相關因素分析［例（%）］
3 討論
對于絕大多數的結節，國內外指南[2, 18-20]均推薦根據結節性質和風險在規定時間內進行隨訪。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結節的不確定性，不少患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負擔[21]。本研究同樣發現焦慮和抑郁在肺結節患者中非常常見，前者更甚。有研究[9, 22]發現負面情緒的患者更傾向于激進的治療方式，而我們也發現全部患者中僅約一半的患者更愿意繼續隨訪，這也是當前肺結節管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負面的情緒不僅干擾患者的治療選擇，也影響醫生的判斷和決策[3, 23]。因此，將心理因素納入肺結節的管理尤為重要，及早識別、干預患者的心理問題，掌握患者心理變化和治療偏好的“癥結”，有效幫助患者更科學合理地管理肺結節。
肺結節相關的心理問題非常普遍，本研究中肺結節患者總體的焦慮、抑郁評分同比于國內外研究[24-25]中正常人群明顯增高，焦慮和抑郁的患者所占比例分別為42.4%和26.4%，而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的患者也不在少數，結果也提示焦慮和抑郁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但焦慮比抑郁更常見，而抑郁通常伴隨著焦慮。在心理學中，焦慮是身體在遇到問題時的防御反應[26]，而抑郁意味著退縮[27]，有研究[28-29]顯示焦慮和抑郁彼此之間互為危險因素，當焦慮和抑郁同時存在時，問題將變得更為棘手。大多數肺結節是偶然檢出，由于對結節的了解不足，高估了結節的風險，恐懼患者在短時間內容易產生焦慮情緒，當恐懼和焦慮持續存在時抑郁情緒也往往伴隨。 因此，早期識別和及時的心理干預對這些患者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分析，我們評估了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的影響因素，發現年齡是焦慮的獨立影響因素。與其他研究[6, 8, 30]一致，年輕人更容易產生焦慮情緒，這部分患者正處在一個工作生活壓力較大的年齡段，值得一提的是，相關指南[2]適用的年齡段是35歲以上，＜35歲患者的肺結節為良性可能大，交流與科普尤為重要，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另外我們研究中發現有癥狀是焦慮和抑郁的重要影響因素，癥狀通常是患者感知身體不適的最敏感信號，許多患者因主觀癥狀而就診。據報道[31]，癥狀與心理狀態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癥狀引起或加重焦慮和抑郁，相應地焦慮和抑郁使癥狀感覺更強。因此，對伴隨癥狀的情緒障礙進行分類并對癥治療，不僅可以緩解患者的不適，還可以使他們獲得穩定的心理狀態 。結節數量作為最直觀的指標，也是決定結節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2]，對患者焦慮和抑郁程度的影響也頗深，而作為危險因素之一的結節大小卻對焦慮和抑郁并無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在我們的研究中結節＜10 mm患者占比過大，而掩蓋了＞10 mm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另外患者由于對結節的認知水平不足，對結節大小沒有確切的認知，自然在焦慮和抑郁上沒有顯著差異。另外許多研究反映性別是患者焦慮、抑郁的陽性預測指標，而在本研究中卻并無此發現，可能我們研究中男女比例相差較大導致差異不明顯。掌握患者心理負擔的潛在影響因素，對于肺結節的管理至關重要。
目前，關于肺結節的管理尚未有統一標準，鑒于絕大多數結節呈惰性生長，國內外指南也對這部分結節根據其性質和風險制定了不同的隨訪策略。而由于目前肺結節相關指南的證據尚較弱，指南[12]也強調了參考患者價值偏好和共同決策的重要性，但患者的治療偏好受多種因素影響。本研究發現學歷較低、有癥狀、結節越大的患者都傾向于更加激進的治療。其他研究[32-33]顯示醫患交流、癌癥風險對患者治療有顯著影響。而過度激進的治療往往帶來的是更高的誤診率和良性腫瘤切除率，國外研究[10-11]報道肺結節患者中手術切除為良性腫瘤的比例為30.8%～35%，造成不必要的醫源性傷害和醫療資源的浪費。因此，患者的治療偏好不可忽略，驅使患者不同偏好的因素和心理狀態也應高度重視，醫生需要在實際的臨床工作中，關注患者潛在焦慮、抑郁的因素，以患者為中心予患者身體和心理上的支持，在客觀分析患者的結節情況基礎上，在介于依從指南和患者偏好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我們也希望致力去完善一個更為成熟的評價體系去指導患者肺結節的管理。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主要描述肺結節患者心理狀態和相關因素的分布情況，不能確定確切的因果關系。此外，用于評估患者心理狀態主要通過量表篩查而非專業心理評估，存在一定的偏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吳俊翰、莊偉濤負責收集、分析數據，撰寫論文初稿等；許海杰負責制表，整理數據；唐勇、鄧澄、吳漢生負責對論文設計提出意見；喬貴賓負責設計、審閱與修改論文等。
近年來，肺癌早期篩查的普及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背景下CT檢查的增多使肺結節患者出現爆發式增長[1]。由于肺結節的良惡性質無法通過即時微創的手段確診，大部分患者的肺結節診斷為動態未定性結節，以純磨玻璃結節、混合磨玻璃結節最為典型，指南[2]通常推薦其按照嚴格的隨訪計劃進行主動監測。盡管上述絕大多數結節呈惰性生長，但這種“觀察等待”的隨訪策略使患者沉浸在“疑癌”的陰霾中，增加其心理負擔[3-4]。在臨床工作中，我們發現肺結節患者遍布各個年齡層，數量龐大，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存在嚴重的焦慮與抑郁心境。已有研究[5-8]表明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和吸煙史與患者心理負擔有一定相關性，與肺結節相關的負面心理問題是一種社會心理疾病，很大程度受到個人和社會等相關因素的綜合影響，需要在大量人群中探索以確定導致不同程度心理負擔的潛在風險或保護因素。也有研究[9]表明，焦慮的肺結節患者在治療上會更加激進，這也導致了誤診率上升和良性結節過度治療[10-11]，造成了本就緊張的醫療資源的浪費。
目前對于肺結節的管理沒有統一標準，指南[12]強調參考患者治療偏好的重要性，研究[6, 13]顯示在共同決策時評估患者的心理狀態和參考患者的價值偏好可以顯著減少負面情緒，有助于患者做出客觀明智的決定。在這項橫斷面研究中，我們對門診肺結節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旨在確定心理負擔的潛在影響因素，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如何影響其治療偏好。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對2021年1月—11月期間在廣東省人民醫院胸外科門診就診的996例肺結節患者進行分析，其中男381例（38.3%）、女615例（61.7%），平均年齡（47.26±11.53）歲。納入標準：（1）已通過高分辨率CT掃描診斷為單發或多發肺結節；（2）年齡≥18歲；（3）能自主配合完成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通過活檢或手術已明確診斷；（2）既往有精神病史；（3）既往有任意部位的惡性腫瘤病史。
1.2 研究方法
1.2.1 方法
對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向其解釋本研究的目的、方法、意義，取得患者知情同意，采用問卷星調查患者一般資料和焦慮、抑郁程度，并分析其影響因素和治療偏好。患者根據其自身情況填寫，對于使用網絡問卷困難者，提供紙質問卷或對其進行訪談。
1.2.2 調查工具
1.2.2.1 基本情況和臨床特征相關問卷
研究者參照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調查問卷設計，主要包括患者年齡、性別、學歷、吸煙史、惡性腫瘤家族史、癥狀、CT檢查的原因、肺結節數量、肺結節大小和治療偏好。
1.2.2.2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
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是臨床實踐中常用于篩查焦慮和抑郁情緒的可靠工具[14-15]。HADS由2個子量表組成，分別用于評估焦慮和抑郁，每個子量表由7個條目組成，采取4級評分方法（0～3分），得分范圍為0～21分，分數越高表示焦慮或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7分作為界限值，HADS分量表得分>7分即認為患者可能存在焦慮或抑郁癥狀[16-17]。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采用χ2 檢驗進行比較。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通過初步分析，將P≤0.1的變量納入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評估抑郁和焦慮狀態的相關獨立影響因素及其各自的比值比（odds ratio，OR）；采用Spearman分析探究焦慮和抑郁間相關性。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方案由廣東省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并批準，倫理號：KY-Q-2021-005-03。
2 結果
2.1 患者基本特征
患者文化程度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所占比例較大（56.5%），初中及以下學歷占比較小（16.0%）。絕大多數患者從未吸煙（77.2%）或已戒煙（15.3%），僅有少部分（7.5%）患者未戒煙。54.1%患者有惡性腫瘤家族史。值得注意的是，有60.5%患者存在至少一種癥狀，主要包括咽部不適320例（32.1%）、咳嗽249例（25.0%）、咳痰149例（15.0%）、胸痛143例（14.4%）、噯氣141例（14.2%）等。 并且有一部分（19.3%）患者是因為不適而進行CT檢查。結節單發和多發比例接近（46.2% vs. 53.8%），并且絕大多數（81.1%）結節＜10 mm；見表1。
表1
996 例肺結節患者臨床資料與焦慮或抑郁情緒之間的關系［例（%）］
2.2 患者焦慮、抑郁水平
通過HADS評估，結果顯示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情況普遍，422例（42.4%）經評估存在焦慮，分數為（11.39±3.26）分；263例（26.4%）經評估存在抑郁，分數為（11.12±3.01）分。焦慮的情況較抑郁常見，有多達246例（24.7%）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Spearman分析顯示焦慮與抑郁顯著相關（ρ=0.834，P<0.05）。
2.3 焦慮、抑郁影響因素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年齡與焦慮相關，教育水平與抑郁相關（P＜0.05）；有癥狀、CT檢查的目的、肺結節數量與焦慮和抑郁均相關（P＜0.05）。而性別、吸煙史、肺結節大小對焦慮和抑郁無明顯影響（P＞0.05）；見表1。
基于單因素分析，篩選變量進一步進行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提示年齡、CT檢查的目的、肺結節數量和有癥狀是焦慮的獨立影響因素，而肺結節數量和有癥狀是抑郁的獨立影響因素。具體而言，相比于≥60歲的患者，35～59歲［OR=1.82，95%CI（1.22，2.71），P=0.004］、＜35歲的患者［OR=2.15，95%CI（1.46，4.01），P=0.001］更容易出現焦慮癥狀。因身體不適而做CT檢查的患者相對于常規體檢發現肺結節的患者焦慮反應更強烈［OR=1.58，95%CI（1.11，2.24），P=0.017］；多發結節同時加重了焦慮［OR=1.60，95%CI（1.23，2.08），P＜0.001］和抑郁［OR=1.75，95%CI（1.30，2.36），P＜0.001］；有癥狀的患者相比于沒癥狀的患者更容易焦慮［OR=1.83，95%CI（1.39，2.40），P＜0.001］和抑郁［OR=1.71，95%CI（1.24，2.34），P=0.001］；見表2。
表2
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狀態影響因素
2.4 驅使治療偏好的潛在因素
我們做了一個假設，對于不能排除惡性的結節在規定時間內隨訪是安全的情況下，患者對結節的治療做出選擇。結果提示，所有患者中僅有約一半的患者選擇繼續保持隨訪，而其余患者希望通過其他治療方式及時進行干預。在眾多因素中，教育水平、是否有癥狀、結節大小、患者焦慮水平在治療選擇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影響治療偏好的相關因素分析［例（%）］
3 討論
對于絕大多數的結節，國內外指南[2, 18-20]均推薦根據結節性質和風險在規定時間內進行隨訪。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結節的不確定性，不少患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負擔[21]。本研究同樣發現焦慮和抑郁在肺結節患者中非常常見，前者更甚。有研究[9, 22]發現負面情緒的患者更傾向于激進的治療方式，而我們也發現全部患者中僅約一半的患者更愿意繼續隨訪，這也是當前肺結節管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負面的情緒不僅干擾患者的治療選擇，也影響醫生的判斷和決策[3, 23]。因此，將心理因素納入肺結節的管理尤為重要，及早識別、干預患者的心理問題，掌握患者心理變化和治療偏好的“癥結”，有效幫助患者更科學合理地管理肺結節。
肺結節相關的心理問題非常普遍，本研究中肺結節患者總體的焦慮、抑郁評分同比于國內外研究[24-25]中正常人群明顯增高，焦慮和抑郁的患者所占比例分別為42.4%和26.4%，而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的患者也不在少數，結果也提示焦慮和抑郁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但焦慮比抑郁更常見，而抑郁通常伴隨著焦慮。在心理學中，焦慮是身體在遇到問題時的防御反應[26]，而抑郁意味著退縮[27]，有研究[28-29]顯示焦慮和抑郁彼此之間互為危險因素，當焦慮和抑郁同時存在時，問題將變得更為棘手。大多數肺結節是偶然檢出，由于對結節的了解不足，高估了結節的風險，恐懼患者在短時間內容易產生焦慮情緒，當恐懼和焦慮持續存在時抑郁情緒也往往伴隨。 因此，早期識別和及時的心理干預對這些患者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分析，我們評估了肺結節患者焦慮和抑郁的影響因素，發現年齡是焦慮的獨立影響因素。與其他研究[6, 8, 30]一致，年輕人更容易產生焦慮情緒，這部分患者正處在一個工作生活壓力較大的年齡段，值得一提的是，相關指南[2]適用的年齡段是35歲以上，＜35歲患者的肺結節為良性可能大，交流與科普尤為重要，以避免不必要的心理負擔。另外我們研究中發現有癥狀是焦慮和抑郁的重要影響因素，癥狀通常是患者感知身體不適的最敏感信號，許多患者因主觀癥狀而就診。據報道[31]，癥狀與心理狀態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癥狀引起或加重焦慮和抑郁，相應地焦慮和抑郁使癥狀感覺更強。因此，對伴隨癥狀的情緒障礙進行分類并對癥治療，不僅可以緩解患者的不適，還可以使他們獲得穩定的心理狀態 。結節數量作為最直觀的指標，也是決定結節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2]，對患者焦慮和抑郁程度的影響也頗深，而作為危險因素之一的結節大小卻對焦慮和抑郁并無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在我們的研究中結節＜10 mm患者占比過大，而掩蓋了＞10 mm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另外患者由于對結節的認知水平不足，對結節大小沒有確切的認知，自然在焦慮和抑郁上沒有顯著差異。另外許多研究反映性別是患者焦慮、抑郁的陽性預測指標，而在本研究中卻并無此發現，可能我們研究中男女比例相差較大導致差異不明顯。掌握患者心理負擔的潛在影響因素，對于肺結節的管理至關重要。
目前，關于肺結節的管理尚未有統一標準，鑒于絕大多數結節呈惰性生長，國內外指南也對這部分結節根據其性質和風險制定了不同的隨訪策略。而由于目前肺結節相關指南的證據尚較弱，指南[12]也強調了參考患者價值偏好和共同決策的重要性，但患者的治療偏好受多種因素影響。本研究發現學歷較低、有癥狀、結節越大的患者都傾向于更加激進的治療。其他研究[32-33]顯示醫患交流、癌癥風險對患者治療有顯著影響。而過度激進的治療往往帶來的是更高的誤診率和良性腫瘤切除率，國外研究[10-11]報道肺結節患者中手術切除為良性腫瘤的比例為30.8%～35%，造成不必要的醫源性傷害和醫療資源的浪費。因此，患者的治療偏好不可忽略，驅使患者不同偏好的因素和心理狀態也應高度重視，醫生需要在實際的臨床工作中，關注患者潛在焦慮、抑郁的因素，以患者為中心予患者身體和心理上的支持，在客觀分析患者的結節情況基礎上，在介于依從指南和患者偏好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我們也希望致力去完善一個更為成熟的評價體系去指導患者肺結節的管理。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主要描述肺結節患者心理狀態和相關因素的分布情況，不能確定確切的因果關系。此外，用于評估患者心理狀態主要通過量表篩查而非專業心理評估，存在一定的偏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吳俊翰、莊偉濤負責收集、分析數據，撰寫論文初稿等；許海杰負責制表，整理數據；唐勇、鄧澄、吳漢生負責對論文設計提出意見；喬貴賓負責設計、審閱與修改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