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心血管外科最常見的急危重癥，死亡率極高。目前早期準確的診斷，及時的手術治療以及術后并發癥的防治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方法。ATAAD術后急性胃腸道損傷（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的發病率可高達50%[1]，明顯高于其它經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的心血管手術（0.5%～5.5%）[2]，常見的有腸系膜缺血、消化道出血、胃潴留、腹脹、胰腺炎、膽囊炎等，有此類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明顯增高。缺血引起的胃腸道血液灌注不足，炎癥反應，手術應激及夾層累及腸系膜動脈是ATAAD術后AGI的主要原因。患者一旦發生AGI，具有較高的手術死亡率（34.3%）、不良事件發生率（44.1%）以及較長的住院時間[3]。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癥狀和體征具有不典型性，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滯后，從而引起嚴重的后果。因此早期識別AGI，術前及術中預防，術后合理治療AGI，對于ATAAD患者快速的康復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研究將針對我院近年行體外循環手術的ATAAD患者AGI的發病率、獨立危險因素以及臨床結局進行分析，并建立AGI發生風險列線圖預測模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2016—2021年在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ATAAD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且≤70歲；（2）符合AGI指南診斷標準；（3）根據影像學資料以及術中診斷明確為ATAAD并且行體外循環主動脈修復手術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血液系統、呼吸系統及其它嚴重疾病患者；（2）術前合并急慢性胃腸道疾病（消化道出血、腹瀉、胰腺炎、膽囊炎、膽系結石、消化道潰瘍、腹部外傷手術史以及消化系統腫瘤等）患者；（3）術中死亡者；（4）術后3 d內死亡者；（5）數據缺失>15%者。患者具體篩選過程見圖1。
圖1
患者入選流程圖
納入患者的數據均從蘭州大學第一醫院電子病歷系統中獲取，其中包括患者人口學基線資料、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等。共篩選202例ATAAD患者，其中術前合并其它嚴重疾病者2例，術前合并嚴重胃腸道疾病5例，術中死亡3例，術后3 d內死亡2例，數據缺失>15%者2例，最終188例患者納入分析，其中男166例、女22例，平均年齡（49.70±9.96）歲。
1.2 方法
1.2.1 分組方法
術后根據歐洲危重病學會2012急性胃腸損傷指南對于AGI的嚴重程度分級為：0級：無任何胃腸道癥狀；1級：自限性階段，但進展為胃腸功能障礙或衰竭的風險大；2級：需要干預措施來重建胃腸功能（胃腸功能紊亂）；3級：胃腸功能經干預處理后不能恢復（胃腸功能衰竭）；4級：急劇出現并立即威脅到生命的胃腸功能。參考既往研究[16]，使用AGI分級對患者術后前3 d的胃腸功能進行評估，采取從差原則。根據AGI分級將患者分為兩組：將AGI分級≥2級的患者納入AGI組，將<2級的患者納入non-AGI組。
1.2.2 資料收集
收集的資料包括：（1）一般資料：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既往史、AD危險評分；（2）實驗室檢查：患者入院后第1次檢驗指標（白細胞、D-二聚體及血乳酸值）；（3）影像資料：患者入院后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結果；（4）術中資料（體外循環時間、停循環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5）術后臨床結局資料：術后并發癥（腎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及院內感染等）、住ICU時間及術后30 d死亡等。
1.2.3 相關定義
肝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術后1周內出現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20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200 U/L，總膽紅素（TBil）>50 mmol/L 及乳酸脫氫酶（LDH）>500 U/L，伴或不伴肝功能不全的臨床表現。腎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48 h內血肌酐上升＞26.5 mol/L或較前升高50%，尿量減少0～5 mL/（kg·h）。院內感染：患者有相應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實驗室檢查結果或影像學檢查結果表明存在院內感染。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23.0進行數據處理及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S-W法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s）描述，組間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使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比較。在進行多因素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診斷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采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使用R語言（版本4.1.0；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后批準通過（批準號：LDYYLL2021-422）。
2 結果
2.1 患者特征
納入2016—2021年就診于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并經CTA及手術證實為ATAAD的188例患者，其中non-AGI組128例，AGI組60例。AGI發病率為31.91%。患者基線資料見表1。
表1
188例患者基線資料［例（%）/（
）/M（P25，P75）］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單因素分析顯示，AGI組患者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住ICU時間更長，術中輸注紅細胞更多，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腸外營養、院內感染以及術后30 d死亡率更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2。
表2
188例患者圍術期資料［例（%）/（
）/M（P25，P75）］
2.3 兩組患者AGI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non-AGI組和AGI組患者的AD危險評分、SMA灌注不良、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些因素和AGI的發生相關，為AGI的獨立預測因素。而性別、年齡、BMI、既往手術史、心功能不全、血乳酸、腹腔干灌注不良、腎動脈灌注不良及體外循環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AGI的獨立預測因素
2.4 疾病預測模型-列線圖的建立
使用R語言開發了包含AD危險評分、腸系膜上動脈灌注不良、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因素的預測模型，并以列線圖的形式呈現；見圖2。
圖2
預測ATAAD術后AGI的列線圖模型
2.5 預測模型的驗證
預測ATAAD患者術后AGI風險的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和理想曲線相比顯示出良好的一致性；見圖3。ROC曲線AUC值為0.888；見圖4。預測列線圖的C指數為0.888，通過應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對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確認，C指數為0.848，這些驗證方法證明該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圖3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
圖4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ROC曲線
3 討論
ATAAD患者起病急，病死率高，48%～50%的患者死于發病后48 h內[4-6]。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是治療ATAAD的首選方法[7]，由于疾病自身的病理生理學特征及CPB手術的特殊性，死亡率也可高達15%～30%[8-9]，且易出現嚴重的并發癥[10]。對于存在術后并發癥的ATAAD患者術后死亡率可高達70%[11]，AGI是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之一，且與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一項納入1 200例患者的研究隨訪發現70%～80%的術后患者患有胃腸道相關并發癥，如腹瀉、腹脹、排便困難、胃腸道出血和其它消化系統并發癥[1]。近年來研究發現主動脈修復術后嚴重胃腸道并發癥（gastrointestinal injury complication，GIC）的發病率為5.9%，但因其起病隱匿，治療困難，往往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如MODS及死亡等[3]。本研究188例患者中有60例發生術后早期的AGI，發病率為31.91%，和既往研究的結果相似。且有30%的患者在術后30 d內死亡。可見，術后AGI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既往關于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的研究較少，但是，一些CPB心臟手術的研究發現，患者術前具有合并癥以及長期或復雜的手術過程最容易導致AGI[12-16]。心臟手術后AGI可能不常見，但死亡率很高。發病率0.5%～5.5%，而此類并發癥的死亡率為0.3%～87%。這些疾病包括小腸出血、腸梗阻和胰腺炎，以及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如肝衰竭和腸缺血[17]。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GIC的診斷往往較晚[18]。因此，早期識別AGI，預防更為嚴重的GIC可以減少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發生。由于ATAAD手術患者圍術期靜止不動、營養大劑量阿片類藥物、延遲或缺乏腸內營養以及手術引起的術中腸黏膜損傷[12, 18]，術后腸麻痹被認為是心臟手術的常見并發癥。故而，術中因素中CPB時間延長是主要危險因素，本研究中AGI患者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復雜心臟手術前進行評估，制定詳細的手術策略，并盡量縮短體外循環時間[19]。有研究[18, 20-25]報道，心血管術后AGI的危險因素包括術前因素（高齡、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胃腸道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術中因素（CPB時間延長、急診手術、輸血量等）及術后因素（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急性腎損傷及手術刀口感染等）。本研究發現對于ATAAD手術患者較高的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腸系膜上動脈、較高的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延長及術中輸注紅細胞量，這些危險因素和既往研究基本相同，均可以作為主動脈修復術后患者AGI的獨立預測因子。
AGI分級評分系統已在一般ICU環境下的患者中進行評估，死亡率隨著AGI分級的升高而增加[26-27]。心臟手術后預計ICU住院時間超過24 h的患者，前24 h AGI分級>1.5的可預測多器官衰竭、感染性并發癥和ICU住院時間超過4 d[28]。本研究發現術后前3 d，最高AGI≥2的患者中感染發生率及30 d死亡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另外有研究[16]發現，AGI分級≥2的患者更頻繁地接受胸主動脈手術，且CPB手術持續時間和手術時間更長。AGI分級≥2組患者30 d GIC發生率和30 d死亡率均明顯高于AGI 0和AGI 1組。本研究同樣認為AGI評分系統可以用于術后AGI的評估，且在臨床上應該對AGI≥2的患者應該予以重視。
如今，列線圖疾病預測模型在醫學界被廣泛用作預測疾病預后的工具。列線圖依賴于用戶友好的數字界面、更高的準確性和更容易理解的預后，以幫助更好的臨床決策[29]。本研究是將該列線圖基于ATAAD術前及術中簡單臨床資料應用于術后AGI的預測。本研究開發并驗證了一種新的預測工具，僅使用5個容易獲得的變量（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就可以實現ATAAD術后AGI風險的個體化預測，通過該隊列的內部驗證顯示本預測工具具有良好的辨別力和校準能力；特別是我們在區間驗證中的高C指數表明，該列線圖可以廣泛而準確地用于其大樣本量。因此，本研究可為ATAAD患者術后AGI提供相對準確的預測工具[29]。
主動脈夾層術后胃腸道并發癥可能不常見，但與術后早期胃腸功能障礙以及臨床不良結局相關。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晚。因此，有必要增加對主動脈夾層術后患者胃腸道功能障礙的關注度，AGI分級可能是結構化方法的有益補充。另外，本研究納入了5個危險因素建立疾病預測模型，指標簡單易得，模型使用方便，可以進行臨床推廣。但本研究樣本量偏小，為單中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擴大樣本量增加多中心研究數據進一步驗證，以獲得更為精準的結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小芳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投稿；胡源及黨國琴負責數據采集，周文君及李元敏負責臨床工作，提出參考意見；孟文勃負責文章審核與修改。
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心血管外科最常見的急危重癥，死亡率極高。目前早期準確的診斷，及時的手術治療以及術后并發癥的防治是挽救患者生命的有效方法。ATAAD術后急性胃腸道損傷（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的發病率可高達50%[1]，明顯高于其它經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的心血管手術（0.5%～5.5%）[2]，常見的有腸系膜缺血、消化道出血、胃潴留、腹脹、胰腺炎、膽囊炎等，有此類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明顯增高。缺血引起的胃腸道血液灌注不足，炎癥反應，手術應激及夾層累及腸系膜動脈是ATAAD術后AGI的主要原因。患者一旦發生AGI，具有較高的手術死亡率（34.3%）、不良事件發生率（44.1%）以及較長的住院時間[3]。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癥狀和體征具有不典型性，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滯后，從而引起嚴重的后果。因此早期識別AGI，術前及術中預防，術后合理治療AGI，對于ATAAD患者快速的康復具有重要的意義。本研究將針對我院近年行體外循環手術的ATAAD患者AGI的發病率、獨立危險因素以及臨床結局進行分析，并建立AGI發生風險列線圖預測模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2016—2021年在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ATAAD患者。納入標準：（1）年齡≥18歲且≤70歲；（2）符合AGI指南診斷標準；（3）根據影像學資料以及術中診斷明確為ATAAD并且行體外循環主動脈修復手術患者。排除標準：（1）合并嚴重血液系統、呼吸系統及其它嚴重疾病患者；（2）術前合并急慢性胃腸道疾病（消化道出血、腹瀉、胰腺炎、膽囊炎、膽系結石、消化道潰瘍、腹部外傷手術史以及消化系統腫瘤等）患者；（3）術中死亡者；（4）術后3 d內死亡者；（5）數據缺失>15%者。患者具體篩選過程見圖1。
圖1
患者入選流程圖
納入患者的數據均從蘭州大學第一醫院電子病歷系統中獲取，其中包括患者人口學基線資料、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等。共篩選202例ATAAD患者，其中術前合并其它嚴重疾病者2例，術前合并嚴重胃腸道疾病5例，術中死亡3例，術后3 d內死亡2例，數據缺失>15%者2例，最終188例患者納入分析，其中男166例、女22例，平均年齡（49.70±9.96）歲。
1.2 方法
1.2.1 分組方法
術后根據歐洲危重病學會2012急性胃腸損傷指南對于AGI的嚴重程度分級為：0級：無任何胃腸道癥狀；1級：自限性階段，但進展為胃腸功能障礙或衰竭的風險大；2級：需要干預措施來重建胃腸功能（胃腸功能紊亂）；3級：胃腸功能經干預處理后不能恢復（胃腸功能衰竭）；4級：急劇出現并立即威脅到生命的胃腸功能。參考既往研究[16]，使用AGI分級對患者術后前3 d的胃腸功能進行評估，采取從差原則。根據AGI分級將患者分為兩組：將AGI分級≥2級的患者納入AGI組，將<2級的患者納入non-AGI組。
1.2.2 資料收集
收集的資料包括：（1）一般資料：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既往史、AD危險評分；（2）實驗室檢查：患者入院后第1次檢驗指標（白細胞、D-二聚體及血乳酸值）；（3）影像資料：患者入院后CT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CTA）結果；（4）術中資料（體外循環時間、停循環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5）術后臨床結局資料：術后并發癥（腎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及院內感染等）、住ICU時間及術后30 d死亡等。
1.2.3 相關定義
肝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術后1周內出現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20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200 U/L，總膽紅素（TBil）>50 mmol/L 及乳酸脫氫酶（LDH）>500 U/L，伴或不伴肝功能不全的臨床表現。腎功能不全的診斷標準：48 h內血肌酐上升＞26.5 mol/L或較前升高50%，尿量減少0～5 mL/（kg·h）。院內感染：患者有相應的臨床癥狀和體征，實驗室檢查結果或影像學檢查結果表明存在院內感染。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統計學軟件SPSS 23.0進行數據處理及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S-W法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比（%）表示，使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比較。在進行多因素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診斷自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采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使用R語言（版本4.1.0；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后批準通過（批準號：LDYYLL2021-422）。
2 結果
2.1 患者特征
納入2016—2021年就診于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并經CTA及手術證實為ATAAD的188例患者，其中non-AGI組128例，AGI組60例。AGI發病率為31.91%。患者基線資料見表1。
表1
188例患者基線資料［例（%）/（）/M（P25，P75）］
2.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單因素分析顯示，AGI組患者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住ICU時間更長，術中輸注紅細胞更多，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腸外營養、院內感染以及術后30 d死亡率更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0）；見表2。
表2
188例患者圍術期資料［例（%）/（）/M（P25，P75）］
2.3 兩組患者AGI相關危險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non-AGI組和AGI組患者的AD危險評分、SMA灌注不良、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些因素和AGI的發生相關，為AGI的獨立預測因素。而性別、年齡、BMI、既往手術史、心功能不全、血乳酸、腹腔干灌注不良、腎動脈灌注不良及體外循環時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AGI的獨立預測因素
2.4 疾病預測模型-列線圖的建立
使用R語言開發了包含AD危險評分、腸系膜上動脈灌注不良、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因素的預測模型，并以列線圖的形式呈現；見圖2。
圖2
預測ATAAD術后AGI的列線圖模型
2.5 預測模型的驗證
預測ATAAD患者術后AGI風險的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和理想曲線相比顯示出良好的一致性；見圖3。ROC曲線AUC值為0.888；見圖4。預測列線圖的C指數為0.888，通過應用Bootstrap方法重復抽樣1 000次對預測模型進行內部驗證確認，C指數為0.848，這些驗證方法證明該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圖3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
圖4
預測ATAAD術后AGI風險列線圖的ROC曲線
3 討論
ATAAD患者起病急，病死率高，48%～50%的患者死于發病后48 h內[4-6]。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是治療ATAAD的首選方法[7]，由于疾病自身的病理生理學特征及CPB手術的特殊性，死亡率也可高達15%～30%[8-9]，且易出現嚴重的并發癥[10]。對于存在術后并發癥的ATAAD患者術后死亡率可高達70%[11]，AGI是CPB下開胸主動脈修復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之一，且與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一項納入1 200例患者的研究隨訪發現70%～80%的術后患者患有胃腸道相關并發癥，如腹瀉、腹脹、排便困難、胃腸道出血和其它消化系統并發癥[1]。近年來研究發現主動脈修復術后嚴重胃腸道并發癥（gastrointestinal injury complication，GIC）的發病率為5.9%，但因其起病隱匿，治療困難，往往會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如MODS及死亡等[3]。本研究188例患者中有60例發生術后早期的AGI，發病率為31.91%，和既往研究的結果相似。且有30%的患者在術后30 d內死亡。可見，術后AGI應該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既往關于主動脈修復術后AGI的研究較少，但是，一些CPB心臟手術的研究發現，患者術前具有合并癥以及長期或復雜的手術過程最容易導致AGI[12-16]。心臟手術后AGI可能不常見，但死亡率很高。發病率0.5%～5.5%，而此類并發癥的死亡率為0.3%～87%。這些疾病包括小腸出血、腸梗阻和胰腺炎，以及危及生命的并發癥，如肝衰竭和腸缺血[17]。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GIC的診斷往往較晚[18]。因此，早期識別AGI，預防更為嚴重的GIC可以減少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發生。由于ATAAD手術患者圍術期靜止不動、營養大劑量阿片類藥物、延遲或缺乏腸內營養以及手術引起的術中腸黏膜損傷[12, 18]，術后腸麻痹被認為是心臟手術的常見并發癥。故而，術中因素中CPB時間延長是主要危險因素，本研究中AGI患者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在復雜心臟手術前進行評估，制定詳細的手術策略，并盡量縮短體外循環時間[19]。有研究[18, 20-25]報道，心血管術后AGI的危險因素包括術前因素（高齡、慢性腎功能衰竭、糖尿病、胃腸道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術中因素（CPB時間延長、急診手術、輸血量等）及術后因素（機械通氣時間延長、急性腎損傷及手術刀口感染等）。本研究發現對于ATAAD手術患者較高的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腸系膜上動脈、較高的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延長及術中輸注紅細胞量，這些危險因素和既往研究基本相同，均可以作為主動脈修復術后患者AGI的獨立預測因子。
AGI分級評分系統已在一般ICU環境下的患者中進行評估，死亡率隨著AGI分級的升高而增加[26-27]。心臟手術后預計ICU住院時間超過24 h的患者，前24 h AGI分級>1.5的可預測多器官衰竭、感染性并發癥和ICU住院時間超過4 d[28]。本研究發現術后前3 d，最高AGI≥2的患者中感染發生率及30 d死亡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另外有研究[16]發現，AGI分級≥2的患者更頻繁地接受胸主動脈手術，且CPB手術持續時間和手術時間更長。AGI分級≥2組患者30 d GIC發生率和30 d死亡率均明顯高于AGI 0和AGI 1組。本研究同樣認為AGI評分系統可以用于術后AGI的評估，且在臨床上應該對AGI≥2的患者應該予以重視。
如今，列線圖疾病預測模型在醫學界被廣泛用作預測疾病預后的工具。列線圖依賴于用戶友好的數字界面、更高的準確性和更容易理解的預后，以幫助更好的臨床決策[29]。本研究是將該列線圖基于ATAAD術前及術中簡單臨床資料應用于術后AGI的預測。本研究開發并驗證了一種新的預測工具，僅使用5個容易獲得的變量（AD危險評分、夾層累及SMA、D-二聚體、主動脈阻斷時間及術中輸注紅細胞）就可以實現ATAAD術后AGI風險的個體化預測，通過該隊列的內部驗證顯示本預測工具具有良好的辨別力和校準能力；特別是我們在區間驗證中的高C指數表明，該列線圖可以廣泛而準確地用于其大樣本量。因此，本研究可為ATAAD患者術后AGI提供相對準確的預測工具[29]。
主動脈夾層術后胃腸道并發癥可能不常見，但與術后早期胃腸功能障礙以及臨床不良結局相關。由于癥狀和體征含糊不清，通常缺乏具體的癥狀和體征，胃腸道并發癥的診斷往往較晚。因此，有必要增加對主動脈夾層術后患者胃腸道功能障礙的關注度，AGI分級可能是結構化方法的有益補充。另外，本研究納入了5個危險因素建立疾病預測模型，指標簡單易得，模型使用方便，可以進行臨床推廣。但本研究樣本量偏小，為單中心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擴大樣本量增加多中心研究數據進一步驗證，以獲得更為精準的結果。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小芳負責論文設計、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投稿；胡源及黨國琴負責數據采集，周文君及李元敏負責臨床工作，提出參考意見；孟文勃負責文章審核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