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云飛, 王小文, 李林峻, 張誠, 蔣迎九, 吳慶琛. 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圍術期安全性及近期預后的臨床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8): 1158-1163. doi: 10.7507/1007-4848.202109075 復制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逐年增加，合并心律失常的肺癌患者顯著增多[1-2]。既往研究[3-4]表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會增加心臟手術及其他非心臟手術患者圍術期風險和術后不良事件發生率。術前合并各類心律失常是否會增加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圍術期風險，尤其是術中與術后心血管事件，從而影響患者預后，目前尚未明確。在實際臨床工作中，何種術前心律失常對患者的圍術期安全性影響較大，需要積極處理，暫無相關研究報道。本研究旨在分析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圍術期安全性及其對近期預后的影響，為其圍術期管理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收集2020年8月—2021年3月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胸心外科符合研究標準的NSCLC連續病例。納入標準：（1）經細胞學/術后病理學明確診斷為NSCLC患者；（2）擬行胸腔鏡下肺切除手術患者，包括肺楔形、肺段、肺葉、跨肺葉、雙肺葉切除；（3）入院至術前接受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的患者。排除標準：（1）術前接受新輔助放化療者；（2）既往行胸腔內手術患者；（3）年齡＜18歲；（4）臨床資料不完整者。根據患者術前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結果是否合并心律失常分為心律失常組和對照組。
1.2 方法
1.2.1 手術方式與圍術期處理
兩組患者均按常規行術前檢查與術前準備。根據患者術前24 h動態心電圖報告及心律失常類型，必要時邀請麻醉科、心內科醫師共同評估手術耐受、手術風險及處理策略，指導是否需予以藥物等干預措施，并評估是否術前安置臨時性心臟起搏器等。麻醉方式為雙腔氣管插管全身麻醉（全麻）。手術方式均為胸腔鏡下肺切除，包括亞肺葉切除（肺楔形切除及肺段切除）、單肺葉切除、跨肺葉切除（袖式切除、肺葉及余肺楔形/肺段切除等）及雙肺葉切除（右肺中上葉切除或右肺中下葉切除等），本研究未納入全肺切除患者。術中持續心電監護監測患者心電圖及生命體征情況。術后入胸心外科ICU予以心電監護、呼吸機輔助呼吸，麻醉復蘇滿意后拔除氣管插管。術后予以多模式聯合鎮痛（口服或靜脈滴注止痛藥、切口皮下留置鎮痛等）、預防性抗感染、加強咳嗽、氣道霧化、肺功能鍛煉等處理，必要時行床旁纖維支氣管鏡吸痰；術后觀察記錄患者胸腔引流瓶引流量；術后常規行胸部X線片檢查，根據病情拔除胸腔引流管。
1.2.2 資料收集及觀察指標
主要觀察指標：術中心律失常事件、術中心血管事件、術后心律失常事件、術后并發癥、術后住ICU時間、術后及總住院時間、住院總費用。次要觀察指標：常見肺癌術后并發癥（肺不張、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乳糜胸、血氣胸、持續漏氣、術后殘腔、血栓形成等）。術中心律失常事件定義為需麻醉醫生予以抗心律失常藥物干預及血管活性藥物處理等情況；術后心律失常事件是指患者術后因心律失常而出現明顯癥狀及需要處理等情況。
收集患者的一般資料、術前其他合并癥、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24 h引流量、腫瘤類型、腫瘤分期及住院期間二次手術與再次入ICU情況等資料。急性腎損傷：（1）48 h內血肌酐水平增加≥26.5 μmol/L；（2）確認或者推測7 d以內血肌酐水平增高值為基礎值的1.5倍；（3）尿量<0.5 mL/（kg·h），且時間持續6 h以上。其余相關并發癥診斷標準參考已發表的相關研究[5]。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4.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組間比較使用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使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使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審查批號為2021-373。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466例患者，其中男235例（50.4%）、女231例（49.6%），年齡68.0（63.0，72.0）歲。術前共338例（72.5%）患者合并心律失常。常見心律失常類型包括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室上速）236例（69.8%），室性心動過速（室速）28例（8.3%），不完全性右束支阻滯44例（13.0%），完全性右束支阻滯48例（14.2%），完全性左束支阻滯8例（2.4%），心房撲動（房撲）4例（1.2%），心房顫動（房顫）12例（3.6%），Ⅰ度房室傳導阻滯38例（11.2%），Ⅱ度一型房室傳導阻滯16例（4.7%）、Ⅱ度二型房室傳導阻滯1例（0.3%）、預激綜合征1例（0.3%）。兩組患者在年齡（P=0.052）、吸煙史（P=0.513）、飲酒史（P=0.408）、高血壓（P=0.638）、糖尿病（P=0.174）、冠心病（P=0.305）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例（%）/
/M（P25，P75）］
心律失常組共26例（7.7%）患者術前安置了臨時起搏器。上述26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中均出現多次R-R長間歇≥1.5 s，其中16例（61.5%）患者出現R-R長間歇≥2 s，6例（23.1%）患者為心動過緩。合并不同心律失常類型的患者安置臨時起搏器情況見表2。
表2
不同心律失常類型患者安置臨時起搏器情況［例（%）］
2.2 術中資料比較
心律失常組與對照組患者在手術切除范圍（P=0.134）、手術時間（P=0.341）、術中出血量（P=0.765）、術后病理分期（P=0.264）及腫瘤類型（P=0.194）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二次手術方面，心律失常組1例患者術后出現乳糜胸，保守治療失敗后行胸導管結扎術；對照組患者未出現二次手術情況。
術中血流動力學與心血管相關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與對照組患者在術中高血壓（P=0.825）、術中低血壓（P=0.133）、術中ST段改變（P=0.143）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總體術中心血管相關事件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96）。
術中心律失常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共2例患者術中出現心律失常事件。1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示頻發室性早搏（室早）、室速、室上速，術中出現頻發室早、血壓不穩定，麻醉醫師予以利多卡因復律及血管活性藥物控制血壓治療；另1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示房顫心律，術中心率持續>100次/min，并出現血流動力學不穩定，麻醉醫師予以西地蘭及血管活性藥物控制心率血壓治療。對照組患者未出現術中心律失常事件。兩組患者在術中心律失常發生率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6%）vs. 0（0.0%），P=1.000］。術前臨時起搏器置入患者在術中無顯著心律失常事件發生，均于術后第2 d拔除起搏器；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術中及術后情況比較［例（%）/
］
2.3 術后資料比較
術后心律失常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共112例（33.1%）患者出現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86例患者術后出現的心律失常類型與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的類型相似，包括房顫10例、房撲4例、陣發性室速2例、Ⅰ度房室傳導阻滯18例、Ⅱ度房室傳導阻滯11例、陣發性室上速41例；17例（5.0%）患者術后出現新發房顫；6例（1.8%）患者術后出現新發房撲；3例（0.9%）患者術后新發房撲和房顫均出現。上述26例術后新發心律失常類型患者的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均存在陣發性室上速。對照組患者中出現了11例（8.6%）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4例（3.1%）患者為術后新發房顫，1例（0.8%）患者為術后新發房撲，6例（4.7%）患者為術后新發室上速。心律失常組患者術后新發房顫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5.9%）vs. 4（3.1%），P=0.224］；心律失常組患者術后新發房撲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9（2.7%）vs. 1（0.8%），P=0.211］。兩組術后心律失常事件總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兩組患者術后心力衰竭發生率（P=0.543）、急性腎損傷發生率（P=0.579）、術后住院時間（P=0.134）、總住院時間（P=0.249）和住院總費用（P=0.0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心律失常組患者平均術后住ICU時間長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1±0.7）d vs.（1.0±0.6）d，P=0.039］。
兩組患者術后住院期間均未出現惡性心律失常與新發卒中等嚴重并發癥，亦未出現再次轉入ICU、住院期間死亡等不良預后，術后均好轉出院。兩組患者在術后高血壓、術后低血壓、術后ST段改變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 討論
在心血管系統疾病中，心律失常是最為嚴重的病癥之一。心律失常不但可加重原有心臟疾病，如導致心力衰竭的進展，而且還可引起患者突然死亡，嚴重威脅人類健康[6]。據統計，中國每年約60 萬人死于心源性猝死[7]，其中90% 以上由室速、心室顫動、房顫等惡性心律失常所致。研究[8-10]表明，術前心律失常是肺癌患者術后出現心肺并發癥的高危因素。肺癌手術本身也可因多種機制導致心律失常的發生[11]。術后心律失常增加患者圍術期不良事件發生率，如住院時間延長、卒中、死亡等[12]，其病死率高達13%[13]。
目前國內關于肺癌合并心律失常的報道以術后較多，最常見的術后心律失常類型為房顫，誘發房顫發生的因素與術后機體氧化應激、炎癥、交感神經興奮等因素相關[14-17]。但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肺癌患者的圍術期安全性及近期預后的相關研究較少。肺癌患者本身易并發各種類型心律失常。李雙萍等[18]分析肺癌患者心電圖發現，肺癌患者心電圖異常與心律失常的發生率約為55.18%。
本研究中，術前合并心律失常患者與對照組相比，術中心律失常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在充分的術前準備及良好的麻醉管理下，可以安全進行全麻手術。此外，由于心律失常組中合并室上速患者較多，而合并房顫、房撲等心律失常患者數量較少，此次研究結果仍需進一步證實。
目前關于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指征仍在不斷更新[19]。方玉強等[20]的研究結果顯示，老年患者存在嚴重竇性心動過緩或Ⅲ度房室傳導阻滯、房顫伴長間歇（>2 s）、快慢綜合征、完全性左束支阻滯、暈厥發生史則建議術前行臨時起搏器安置術，而存在Ⅱ度房室傳導阻滯、雙束支阻滯、完全左后分支阻滯并合并擴張型心肌病、傳導束硬化癥時，在進行大手術情況下，可考慮行臨時起搏器安置術以保證手術安全。本次研究中，心律失常組患者術中心律失常事件發生率僅為0.6%，其中26例（7.7%）術前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患者，術中無顯著心律失常事件發生，提示術前合并非嚴重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在未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情況下也可以相對安全地進行全麻胸腔鏡微創肺手術。由于安置臨時起搏器存在一些風險及并發癥，如感染、膈肌刺激、氣胸、出血、心肌穿孔等[21-22]，且會增加醫療費用，提示我們應思考，基于目前麻醉管理水平的優化、胸外科微創技術的發展和加速康復外科理念的推廣等整體水平的提高，術前合并非嚴重心律失常NSCLC患者不應過度檢查評估、延緩手術，更不應該視為手術相對禁忌等。術前安置臨時起搏器的具體指征及目標人群也應該進一步優化，針對具體心律失常類型患者的術前準備應該基于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
我們在對術后心律失常事件觀察中發現，心律失常組中出現術后心律失常的86例患者其心律失常類型主要為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所存在類型，并非術后新發心律失常或原有心律失常程度加重。其中26例術后新發心律失常患者的術前動態心電圖中均存在陣發性室上速，說明部分術前合并陣發性室上速的患者在經歷全麻下肺癌手術打擊后會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出現房顫/房撲，其中也可能存在患者既往曾出現陣發性房顫/房撲，而在術前進行動態心電圖檢查期間未發作的情況。在對照組患者中出現了11例（8.6%）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4例患者為術后新發房顫，1例患者為術后新發房撲，6例患者為術后新發室上速。本次研究中對照組患者術后新發心律失常的發生率小于本研究團隊前期研究結果（17.6%）[23]，考慮原因為本次研究納入患者均術前行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而前期研究中納入患者未要求動態心電圖。兩組在該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證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術后更易出現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組患者平均術后住ICU時間長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與部分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患者術后住ICU期間再次出現心律失常及相關癥狀，甚至出現心力衰竭、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等需延長住ICU時間相關。
本次研究由于樣本量有限及不可避免的研究偏倚，結果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一些心律失常類型如竇性心動過速或過緩、單純房性或室性期前收縮及一些并發癥可能被低估而未納入觀察，尚需進一步完善。由于納入分析的指標有限，在后續研究中需要納入更多的相關指標以進一步評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小文、蔣迎九負責該研究課題的設計與選題，論文修改，提出建設性審閱意見；劉云飛負責臨床資料收集、統計分析，數據匯總，論文撰寫；李林峻負責數據資料分析；張誠負責數據匯總，論文撰寫；吳慶琛負責論文修改，提出建設性審閱意見。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逐年增加，合并心律失常的肺癌患者顯著增多[1-2]。既往研究[3-4]表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會增加心臟手術及其他非心臟手術患者圍術期風險和術后不良事件發生率。術前合并各類心律失常是否會增加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圍術期風險，尤其是術中與術后心血管事件，從而影響患者預后，目前尚未明確。在實際臨床工作中，何種術前心律失常對患者的圍術期安全性影響較大，需要積極處理，暫無相關研究報道。本研究旨在分析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圍術期安全性及其對近期預后的影響，為其圍術期管理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收集2020年8月—2021年3月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胸心外科符合研究標準的NSCLC連續病例。納入標準：（1）經細胞學/術后病理學明確診斷為NSCLC患者；（2）擬行胸腔鏡下肺切除手術患者，包括肺楔形、肺段、肺葉、跨肺葉、雙肺葉切除；（3）入院至術前接受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的患者。排除標準：（1）術前接受新輔助放化療者；（2）既往行胸腔內手術患者；（3）年齡＜18歲；（4）臨床資料不完整者。根據患者術前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結果是否合并心律失常分為心律失常組和對照組。
1.2 方法
1.2.1 手術方式與圍術期處理
兩組患者均按常規行術前檢查與術前準備。根據患者術前24 h動態心電圖報告及心律失常類型，必要時邀請麻醉科、心內科醫師共同評估手術耐受、手術風險及處理策略，指導是否需予以藥物等干預措施，并評估是否術前安置臨時性心臟起搏器等。麻醉方式為雙腔氣管插管全身麻醉（全麻）。手術方式均為胸腔鏡下肺切除，包括亞肺葉切除（肺楔形切除及肺段切除）、單肺葉切除、跨肺葉切除（袖式切除、肺葉及余肺楔形/肺段切除等）及雙肺葉切除（右肺中上葉切除或右肺中下葉切除等），本研究未納入全肺切除患者。術中持續心電監護監測患者心電圖及生命體征情況。術后入胸心外科ICU予以心電監護、呼吸機輔助呼吸，麻醉復蘇滿意后拔除氣管插管。術后予以多模式聯合鎮痛（口服或靜脈滴注止痛藥、切口皮下留置鎮痛等）、預防性抗感染、加強咳嗽、氣道霧化、肺功能鍛煉等處理，必要時行床旁纖維支氣管鏡吸痰；術后觀察記錄患者胸腔引流瓶引流量；術后常規行胸部X線片檢查，根據病情拔除胸腔引流管。
1.2.2 資料收集及觀察指標
主要觀察指標：術中心律失常事件、術中心血管事件、術后心律失常事件、術后并發癥、術后住ICU時間、術后及總住院時間、住院總費用。次要觀察指標：常見肺癌術后并發癥（肺不張、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乳糜胸、血氣胸、持續漏氣、術后殘腔、血栓形成等）。術中心律失常事件定義為需麻醉醫生予以抗心律失常藥物干預及血管活性藥物處理等情況；術后心律失常事件是指患者術后因心律失常而出現明顯癥狀及需要處理等情況。
收集患者的一般資料、術前其他合并癥、手術方式、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24 h引流量、腫瘤類型、腫瘤分期及住院期間二次手術與再次入ICU情況等資料。急性腎損傷：（1）48 h內血肌酐水平增加≥26.5 μmol/L；（2）確認或者推測7 d以內血肌酐水平增高值為基礎值的1.5倍；（3）尿量<0.5 mL/（kg·h），且時間持續6 h以上。其余相關并發癥診斷標準參考已發表的相關研究[5]。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4.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使用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使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使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審查批號為2021-373。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466例患者，其中男235例（50.4%）、女231例（49.6%），年齡68.0（63.0，72.0）歲。術前共338例（72.5%）患者合并心律失常。常見心律失常類型包括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室上速）236例（69.8%），室性心動過速（室速）28例（8.3%），不完全性右束支阻滯44例（13.0%），完全性右束支阻滯48例（14.2%），完全性左束支阻滯8例（2.4%），心房撲動（房撲）4例（1.2%），心房顫動（房顫）12例（3.6%），Ⅰ度房室傳導阻滯38例（11.2%），Ⅱ度一型房室傳導阻滯16例（4.7%）、Ⅱ度二型房室傳導阻滯1例（0.3%）、預激綜合征1例（0.3%）。兩組患者在年齡（P=0.052）、吸煙史（P=0.513）、飲酒史（P=0.408）、高血壓（P=0.638）、糖尿病（P=0.174）、冠心病（P=0.305）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例（%）//M（P25，P75）］
心律失常組共26例（7.7%）患者術前安置了臨時起搏器。上述26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中均出現多次R-R長間歇≥1.5 s，其中16例（61.5%）患者出現R-R長間歇≥2 s，6例（23.1%）患者為心動過緩。合并不同心律失常類型的患者安置臨時起搏器情況見表2。
表2
不同心律失常類型患者安置臨時起搏器情況［例（%）］
2.2 術中資料比較
心律失常組與對照組患者在手術切除范圍（P=0.134）、手術時間（P=0.341）、術中出血量（P=0.765）、術后病理分期（P=0.264）及腫瘤類型（P=0.194）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二次手術方面，心律失常組1例患者術后出現乳糜胸，保守治療失敗后行胸導管結扎術；對照組患者未出現二次手術情況。
術中血流動力學與心血管相關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與對照組患者在術中高血壓（P=0.825）、術中低血壓（P=0.133）、術中ST段改變（P=0.143）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總體術中心血管相關事件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96）。
術中心律失常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共2例患者術中出現心律失常事件。1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示頻發室性早搏（室早）、室速、室上速，術中出現頻發室早、血壓不穩定，麻醉醫師予以利多卡因復律及血管活性藥物控制血壓治療；另1例患者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示房顫心律，術中心率持續>100次/min，并出現血流動力學不穩定，麻醉醫師予以西地蘭及血管活性藥物控制心率血壓治療。對照組患者未出現術中心律失常事件。兩組患者在術中心律失常發生率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6%）vs. 0（0.0%），P=1.000］。術前臨時起搏器置入患者在術中無顯著心律失常事件發生，均于術后第2 d拔除起搏器；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術中及術后情況比較［例（%）/］
2.3 術后資料比較
術后心律失常事件情況，心律失常組共112例（33.1%）患者出現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86例患者術后出現的心律失常類型與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的類型相似，包括房顫10例、房撲4例、陣發性室速2例、Ⅰ度房室傳導阻滯18例、Ⅱ度房室傳導阻滯11例、陣發性室上速41例；17例（5.0%）患者術后出現新發房顫；6例（1.8%）患者術后出現新發房撲；3例（0.9%）患者術后新發房撲和房顫均出現。上述26例術后新發心律失常類型患者的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均存在陣發性室上速。對照組患者中出現了11例（8.6%）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4例（3.1%）患者為術后新發房顫，1例（0.8%）患者為術后新發房撲，6例（4.7%）患者為術后新發室上速。心律失常組患者術后新發房顫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0（5.9%）vs. 4（3.1%），P=0.224］；心律失常組患者術后新發房撲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9（2.7%）vs. 1（0.8%），P=0.211］。兩組術后心律失常事件總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兩組患者術后心力衰竭發生率（P=0.543）、急性腎損傷發生率（P=0.579）、術后住院時間（P=0.134）、總住院時間（P=0.249）和住院總費用（P=0.06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心律失常組患者平均術后住ICU時間長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1±0.7）d vs.（1.0±0.6）d，P=0.039］。
兩組患者術后住院期間均未出現惡性心律失常與新發卒中等嚴重并發癥，亦未出現再次轉入ICU、住院期間死亡等不良預后，術后均好轉出院。兩組患者在術后高血壓、術后低血壓、術后ST段改變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 討論
在心血管系統疾病中，心律失常是最為嚴重的病癥之一。心律失常不但可加重原有心臟疾病，如導致心力衰竭的進展，而且還可引起患者突然死亡，嚴重威脅人類健康[6]。據統計，中國每年約60 萬人死于心源性猝死[7]，其中90% 以上由室速、心室顫動、房顫等惡性心律失常所致。研究[8-10]表明，術前心律失常是肺癌患者術后出現心肺并發癥的高危因素。肺癌手術本身也可因多種機制導致心律失常的發生[11]。術后心律失常增加患者圍術期不良事件發生率，如住院時間延長、卒中、死亡等[12]，其病死率高達13%[13]。
目前國內關于肺癌合并心律失常的報道以術后較多，最常見的術后心律失常類型為房顫，誘發房顫發生的因素與術后機體氧化應激、炎癥、交感神經興奮等因素相關[14-17]。但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肺癌患者的圍術期安全性及近期預后的相關研究較少。肺癌患者本身易并發各種類型心律失常。李雙萍等[18]分析肺癌患者心電圖發現，肺癌患者心電圖異常與心律失常的發生率約為55.18%。
本研究中，術前合并心律失常患者與對照組相比，術中心律失常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在充分的術前準備及良好的麻醉管理下，可以安全進行全麻手術。此外，由于心律失常組中合并室上速患者較多，而合并房顫、房撲等心律失常患者數量較少，此次研究結果仍需進一步證實。
目前關于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指征仍在不斷更新[19]。方玉強等[20]的研究結果顯示，老年患者存在嚴重竇性心動過緩或Ⅲ度房室傳導阻滯、房顫伴長間歇（>2 s）、快慢綜合征、完全性左束支阻滯、暈厥發生史則建議術前行臨時起搏器安置術，而存在Ⅱ度房室傳導阻滯、雙束支阻滯、完全左后分支阻滯并合并擴張型心肌病、傳導束硬化癥時，在進行大手術情況下，可考慮行臨時起搏器安置術以保證手術安全。本次研究中，心律失常組患者術中心律失常事件發生率僅為0.6%，其中26例（7.7%）術前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患者，術中無顯著心律失常事件發生，提示術前合并非嚴重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在未安置臨時起搏器的情況下也可以相對安全地進行全麻胸腔鏡微創肺手術。由于安置臨時起搏器存在一些風險及并發癥，如感染、膈肌刺激、氣胸、出血、心肌穿孔等[21-22]，且會增加醫療費用，提示我們應思考，基于目前麻醉管理水平的優化、胸外科微創技術的發展和加速康復外科理念的推廣等整體水平的提高，術前合并非嚴重心律失常NSCLC患者不應過度檢查評估、延緩手術，更不應該視為手術相對禁忌等。術前安置臨時起搏器的具體指征及目標人群也應該進一步優化，針對具體心律失常類型患者的術前準備應該基于更多的循證醫學證據。
我們在對術后心律失常事件觀察中發現，心律失常組中出現術后心律失常的86例患者其心律失常類型主要為術前動態心電圖報告中所存在類型，并非術后新發心律失常或原有心律失常程度加重。其中26例術后新發心律失常患者的術前動態心電圖中均存在陣發性室上速，說明部分術前合并陣發性室上速的患者在經歷全麻下肺癌手術打擊后會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出現房顫/房撲，其中也可能存在患者既往曾出現陣發性房顫/房撲，而在術前進行動態心電圖檢查期間未發作的情況。在對照組患者中出現了11例（8.6%）術后心律失常事件，其中4例患者為術后新發房顫，1例患者為術后新發房撲，6例患者為術后新發室上速。本次研究中對照組患者術后新發心律失常的發生率小于本研究團隊前期研究結果（17.6%）[23]，考慮原因為本次研究納入患者均術前行24 h動態心電圖檢查，而前期研究中納入患者未要求動態心電圖。兩組在該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證明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NSCLC患者術后更易出現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組患者平均術后住ICU時間長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與部分術前合并心律失常的患者術后住ICU期間再次出現心律失常及相關癥狀，甚至出現心力衰竭、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等需延長住ICU時間相關。
本次研究由于樣本量有限及不可避免的研究偏倚，結果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一些心律失常類型如竇性心動過速或過緩、單純房性或室性期前收縮及一些并發癥可能被低估而未納入觀察，尚需進一步完善。由于納入分析的指標有限，在后續研究中需要納入更多的相關指標以進一步評估。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小文、蔣迎九負責該研究課題的設計與選題，論文修改，提出建設性審閱意見；劉云飛負責臨床資料收集、統計分析，數據匯總，論文撰寫；李林峻負責數據資料分析；張誠負責數據匯總，論文撰寫；吳慶琛負責論文修改，提出建設性審閱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