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蘇雷, 張毅, 高艷, 魏兵, 王騰騰, 李元博, 錢坤, 王雷明, 魏秀芹. 細支氣管腺瘤的影像學特征及術后病理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1): 78-83. doi: 10.7507/1007-4848.202102054 復制
細支氣管腺瘤（bronchiolar adenoma，BA）被定義為源于細支氣管黏膜上皮的肺良性腫瘤[1-4]。Chang 等[1]在 2018 年首次描述 BA 的病理學特征。BA 不易通過術中冰凍病理診斷，在常規病理中也需要與浸潤性黏液腺癌和具有微乳頭成分的腺癌相鑒別[1-6]。文獻[1-8]中少有 BA 影像學特征的詳細描述。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納入我院胸外科于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期間收治的 11 例 BA 患者。納入標準為術后病理證實為 BA 的患者，排除術中冰凍病理擬診 BA 的患者。共納入 11 例患者，其中男 5 例、女 6 例，平均年齡（62.40±10.50）歲，年齡<50 歲患者 2 例（18.2%），50～65 歲患者 4 例（36.4%），65～80 歲患者 5 例（45.5%）。術前患者胸部影像學數據均來自我院影像科 CT 掃描數據。收集病變影像學特征，包括病變形態、邊緣征象、內部征象和動態觀察結果。患者一般特征及典型胸部 CT 掃描數據見表 1、圖 1a。部分患者在術前進行了葉酸受體陽性循環腫瘤細胞（folate receptor-positiv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FR+CTC）檢測[9]。
表1
p-GGO和h-GGO患者的臨床資料（例/
）
圖1
患者胸部CT圖像及組織學染色結果
a：胸部 CT 掃描顯示左肺上葉呈分葉狀表現的異質性磨玻璃影樣病變；b：由連續的基底細胞層和腔面細胞層構成的雙層細胞結構（HE 400×）；c：腔面細胞和基底胸部的 TTF-1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呈核陽性（400×）；d：基底細胞 p40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呈核陽性（400×）；TTF-1：甲狀腺轉錄因子 1
1.2 方法
根據術前定位標志或術前規劃路徑確定病變部位并在術中獲得病變組織。對于周圍性病變，用內鏡切割縫合器距病變 2 cm 處楔形切除病變所在部位肺組織；對于肺實質內深在的病變，通過解剖肺段切除的方法獲取病變組織[9]。根據術中冰凍病理結果及患者耐受情況確定肺葉或亞肺葉術式。術中及術后病理由宣武醫院病理科胸部腫瘤專業組醫師做常規病理診斷和分子病理分析。著重描述病灶大小、冰凍病理與常規病理對比、病變細胞構成分析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包括 p40、甲狀腺轉錄因子 1（thyrio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細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5/6、CK7、Napsin A 及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基因檢測（突變擴增阻滯系統法）包括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驅動因子（BRAF V600E）、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5.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 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臨研審【2022】057號。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全組患者既往病史中，糖尿病 3 例（27.3%），高血壓 5 例（45.5%），惡性腫瘤 1 例（9.1%）。全組術式包括肺葉切除術 1 例和亞肺葉切除術 10 例（楔形切除術 9 例，肺段切除術 1 例）。患者一般資料見表 1。
2.2 患者影像學特征
2.2.1 病變部位
11 例患者中病變位于左肺 2 例（S1+2 1 例，S10 1 例），右肺 9 例（S1 1 例，S2 1 例，S7+8 1 例，S10 2 例，S9 4 例）。
2.2.2 病變大小
11 例患者在胸部 CT 掃描中發現病變的最大徑為 5～27（10.27±6.34）mm。以純磨玻璃影（pure ground-glass opacity，p-GGO）為影像學表現的病灶最大徑為（9.33±3.51）mm，略小于以異質性磨玻璃影（heterogeneous ground-glass opacity，h-GGO）為影像學表現的病灶最大徑（10.66±7.31）mm，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31）。
2.2.3 病變形態
呈較為規則的圓形或橢圓形病變 3 例（27.3%），不規則形態病變 8 例（72.7%）。
2.2.4 邊緣征象
病變邊緣清晰 5 例（45.5%），不清晰 6 例（54.5%）；邊緣光滑 2 例（18.2%），呈分葉征 5 例（45.5%），毛刺征 2 例（18.2%），同時表現分葉征和毛刺征 2 例（18.2%），胸膜牽拉征 3 例（27.3%），均未發現衛星灶。
2.2.5 內部征象
p-GGO 3 例（27.3%），h-GGO 8 例（72.7%）。觀察到血管征 10 例（90.9%），支氣管征 1 例（9.1%），空泡征 8 例（72.7%）。未見病灶內鈣化及異常淋巴結增大表現；4 例經過強化 CT 檢查的病例均未見明顯強化；1 例經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掃描，未見病灶異常代謝顯像。
2.3 病理學特征
2.3.1 病灶大小及外觀
11 例術后標本測量，病灶最大徑為 4～20（8.18±5.06）mm，其中<10 mm 7 例（63.6%），10～20 mm 3 例（27.3%），>20 mm 1 例（9.1%）。肉眼觀察，病變部位顏色呈黑灰色 3 例（27.3%），灰白色 6 例（54.5%），白色和紅色各 1 例（9.1%）；病灶邊緣清晰 5 例（45.5%），邊緣不清晰 6 例（54.5%）。
2.3.2 術中冰凍病理與術后病理亞型
5 例（45.5%）術中冰凍病理報告為 BA，其中 4 例影像學表現為 h-GGO 病變；術中冰凍病理報告為肺泡上皮增生明顯 4 例（36.4%），報告為非典型腺瘤樣增生和腺樣結構鱗狀化生各 1 例（9.1%）。
有 8 例病灶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特征性的雙層細胞結構（圖 1b）。細胞生長呈平坦狀結構 3 例（27.3%），呈單純腺腔狀結構 5 例（45.5%），呈腺腔狀合并乳頭狀結構 3 例（27.3%）。有 10 例（90.9%）可見纖毛，其中 3 例（27.3%）呈現典型的纖毛柱狀上皮。9 例（81.8%）查見肺泡上皮細胞，其中 2 例（22.2%）呈支氣管上皮化生；僅 2 例（18.2%）查見黏液細胞；基底細胞呈結節狀增生 3 例（27.3%），呈鱗狀化生 1 例（9.1%）。
按照 Chang 等[1]的 BA 分型，近端型 BA 3 例，遠端型 BA 8 例。近端型病灶在肉眼觀察下均呈邊緣不清的灰白色，遠端型則各有 3 例剖面呈黑灰色和灰白色且邊緣較清晰。從細胞生長方式看，近端型表現為腺腔型 1 例、乳頭型 2 例，遠端型表現為平坦型 3 例、腺腔型 3 例、乳頭型 1 例。近端型 BA 影像學病灶最大徑及術后病灶最大徑略大于遠端型BA［（9.00±3.51）mm vs.（13.67±11.59）mm，P=0.006；（7.63±3.50）mm vs.（9.67±8.96）mm，P=0.013］；見表2。
表2
近端型BA和遠端型BA患者的臨床資料（例/
）
2.3.3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10 例（90.9%）病灶組織顯示 TTF-1 表達，9 例（81.8%）病灶顯示 NapsinA 腔內細胞表達，8 例（72.7%）病灶顯示 p40 和 CK7 表達，4 例（36.4%）顯示 CK5/6 表達，2 例（18.2%）顯示 p63 表達，1 例（9.1%）顯示癌胚抗原表達。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 為 1%～5%（3.22%±1.72%），以 p-GGO 和 h-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 BA 病灶 Ki-67 指數分別為 1.67%±0.58% 和 4.00%±1.5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6）；遠端型和近端型病灶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 比較接近（3.00%±1.73% vs. 3.33%±1.86%，P=0.316）；見表 1～2。
2.4 基因檢測
11 例病灶組織均未檢測到相關基因突變。
2.5 FR+CTC 檢測
在 8 例行 FR+CTC 檢測的患者中，有 2 例（25.0%）呈現陽性結果。影像學最大徑分別為 10 mm和 27 mm，腫瘤實性成分比≤0.3，為邊緣不規則且呈血管征的 h-GGO 病變；也均為呈典型雙層細胞結構、以腺腔型生長的遠端型 BA，Ki-67 值均為 5%。
2.6 術后治療及隨訪
11 例患者術后均進行隨訪，隨訪時間為 2～18（8.27±5.75）個月，未發現局部復發或遠處轉移病例。
3 討論
BA 的主體位于細支氣管外的肺實質內，與正常肺組織有較為清晰的邊界但無包膜；典型的組織學結構是由連續的基底細胞層和呈乳頭狀或腺腔狀或平坦狀生長的腔面細胞層（包括黏液細胞、纖毛細胞、Clara 細胞及肺泡細胞等）構成的雙層細胞結構。根據腔面細胞層不同細胞構成的比例，將 BA 分為與支氣管上皮細胞成分相似、富含黏液細胞和纖毛細胞的近端型 BA，以 Clara 細胞和肺泡細胞為主、細胞成分更接近于肺泡管構成的遠端型 BA[1]。文獻[2-4, 8, 10-13]報道，細支氣管的黏膜上皮細胞成分從近端至遠端是一個連續變化的譜系，這種分型只是為了便于對 BA 的理解，并不存在臨床上的實際意義。BA 典型的組織學特征還表現在免疫組織化學的特征性標記[1-8]：基底細胞層表現為肌上皮（p40）或 CK5/6 與 TTF-1 雙陽性的特點；近端型 BA 腔面細胞層 TTF-1 陰性或弱陽性，遠端型 BA 腔面細胞層 TTF-1 陽性。
本組病例中， 8 例病灶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特征性的雙層細胞結構，其中 5 例在術中冰凍病理得以診斷。從腔面細胞層細胞構成看，9 例（81.8%）查見肺泡上皮細胞，3 例（27.3%）呈現典型的纖毛柱狀上皮，僅 2 例（18.2%）查見黏液細胞。免疫組織化學標記結果顯示，TTF-1 和 NapsinA 在腔內細胞陽性分別為 10 例（90.9%）和 9 例（81.8%）。
目前有較少的文獻涉及對 BA 臨床特征的描述。回顧相關文獻[1-8, 10]，共檢索到 68 例病例報告，明確影像學表現的有 41 例，以 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病例較多（35 例，85.4%），以實性肺結節為影像學表現的有 6 例（14.6%）。影像學病變最大徑為 3～15 mm。術式包括 7 例肺葉切除和 33 例亞肺葉切除（2 例肺段切除、31 例楔形切除）。隨訪 4～120 個月，沒有發現復發或轉移病例。這一結果似乎支持 BA 是一種有樂觀預后的良性腫瘤。有研究者[11]提出 BA 或許是一種反應性病變或錯構瘤樣病變。
在本組病例中，我們通過對術后病變組織的特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可以觀察到病灶組織 Ki-67 指數為 1%～5%（3.22%±1.72%），近端型和遠端型 BA 的 Ki-67 比較接近（P=0.316），提示兩種病理學類型的 BA 或許僅表現為細胞構成及生長方式的不同。而以 p-GGO 和 h-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 BA 病灶 Ki-67 指數差異較大（P=0.026）。Ki-67 的意義是對處于增殖周期中的細胞進行標記，標記陽性率越高，表明腫瘤生長越快，組織分化越差，是判斷腫瘤細胞活性的重要指標，也作為評估化療敏感性的指標之一[9, 14]。在我們前期研究[9, 14]中，觀察到肺腺癌微浸潤期和浸潤期病變的 Ki-67 指數不同，分別為 7.85% 和 9.8%，其中影像學最大徑為 5～12 mm 的微浸潤腺癌 Ki-67 值為 3.13%±2.30%。這一數值與本組 BA 的 Ki-67 值（3.22%±1.72%）非常相近。而與影像學最大徑為 9～15 mm、同樣為肺良性腫瘤的硬化性肺泡細胞瘤的 Ki-67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22%±1.72% vs. 1.53%±0.52%，P=0.000）。
BA 作為一個新的病理診斷，其病理基礎是“溫和”生長的雙層細胞結構[1-8]，但其呈腺腔狀或乳頭狀的生長方式難以與浸潤性黏液腺癌、腺泡型腺癌或含有微乳頭成分的腺癌相鑒別[2-3, 6-8, 12-15]。本組病例中，無 EGFR、BRAF V600E、ALK 等基因突變，但文獻[2, 5, 10, 12-15]報道 BA 出現 BRAF V600E 突變、K-RAS、EGFR 19 外顯子缺失和 20 外顯子插入突變的比例分別為 38%、24% 和 10%，明確了 BA 是腫瘤性病變的前提。目前支持 BA 為良性腫瘤的臨床依據僅限于對 BA 患者的術后隨訪結果[1-8, 10-11]，但這一依據卻經不起研判。其原因在于，這些 BA 患者術前所顯示影像學病變的最大徑均<30 mm，BA 患者的術后隨訪結果與同樣大小的浸潤前期甚至浸潤期肺腺癌患者比較并沒有顯示明顯差異[9, 14]。鑒于我們收集病例數量較少，對 BA 這一少見疾病良性或惰性腫瘤的認定，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證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蘇雷負責本文撰寫和修改；張毅、李元博、王騰騰、錢坤負責外科手術及臨床資料收集；高艷、魏兵負責胸部影像學的判定和觀察隨訪；王雷明負責病理資料分析和審核；魏秀芹負責臨床數據資料整理和處理。
細支氣管腺瘤（bronchiolar adenoma，BA）被定義為源于細支氣管黏膜上皮的肺良性腫瘤[1-4]。Chang 等[1]在 2018 年首次描述 BA 的病理學特征。BA 不易通過術中冰凍病理診斷，在常規病理中也需要與浸潤性黏液腺癌和具有微乳頭成分的腺癌相鑒別[1-6]。文獻[1-8]中少有 BA 影像學特征的詳細描述。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納入我院胸外科于 2019 年 1 月—2020 年 9 月期間收治的 11 例 BA 患者。納入標準為術后病理證實為 BA 的患者，排除術中冰凍病理擬診 BA 的患者。共納入 11 例患者，其中男 5 例、女 6 例，平均年齡（62.40±10.50）歲，年齡<50 歲患者 2 例（18.2%），50～65 歲患者 4 例（36.4%），65～80 歲患者 5 例（45.5%）。術前患者胸部影像學數據均來自我院影像科 CT 掃描數據。收集病變影像學特征，包括病變形態、邊緣征象、內部征象和動態觀察結果。患者一般特征及典型胸部 CT 掃描數據見表 1、圖 1a。部分患者在術前進行了葉酸受體陽性循環腫瘤細胞（folate receptor-positive circulating tumor cells，FR+CTC）檢測[9]。
表1
p-GGO和h-GGO患者的臨床資料（例/）
圖1
患者胸部CT圖像及組織學染色結果
a：胸部 CT 掃描顯示左肺上葉呈分葉狀表現的異質性磨玻璃影樣病變；b：由連續的基底細胞層和腔面細胞層構成的雙層細胞結構（HE 400×）；c：腔面細胞和基底胸部的 TTF-1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呈核陽性（400×）；d：基底細胞 p40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呈核陽性（400×）；TTF-1：甲狀腺轉錄因子 1
1.2 方法
根據術前定位標志或術前規劃路徑確定病變部位并在術中獲得病變組織。對于周圍性病變，用內鏡切割縫合器距病變 2 cm 處楔形切除病變所在部位肺組織；對于肺實質內深在的病變，通過解剖肺段切除的方法獲取病變組織[9]。根據術中冰凍病理結果及患者耐受情況確定肺葉或亞肺葉術式。術中及術后病理由宣武醫院病理科胸部腫瘤專業組醫師做常規病理診斷和分子病理分析。著重描述病灶大小、冰凍病理與常規病理對比、病變細胞構成分析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包括 p40、甲狀腺轉錄因子 1（thyrio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細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5/6、CK7、Napsin A 及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基因檢測（突變擴增阻滯系統法）包括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驅動因子（BRAF V600E）、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5.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 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臨研審【2022】057號。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全組患者既往病史中，糖尿病 3 例（27.3%），高血壓 5 例（45.5%），惡性腫瘤 1 例（9.1%）。全組術式包括肺葉切除術 1 例和亞肺葉切除術 10 例（楔形切除術 9 例，肺段切除術 1 例）。患者一般資料見表 1。
2.2 患者影像學特征
2.2.1 病變部位
11 例患者中病變位于左肺 2 例（S1+2 1 例，S10 1 例），右肺 9 例（S1 1 例，S2 1 例，S7+8 1 例，S10 2 例，S9 4 例）。
2.2.2 病變大小
11 例患者在胸部 CT 掃描中發現病變的最大徑為 5～27（10.27±6.34）mm。以純磨玻璃影（pure ground-glass opacity，p-GGO）為影像學表現的病灶最大徑為（9.33±3.51）mm，略小于以異質性磨玻璃影（heterogeneous ground-glass opacity，h-GGO）為影像學表現的病灶最大徑（10.66±7.31）mm，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31）。
2.2.3 病變形態
呈較為規則的圓形或橢圓形病變 3 例（27.3%），不規則形態病變 8 例（72.7%）。
2.2.4 邊緣征象
病變邊緣清晰 5 例（45.5%），不清晰 6 例（54.5%）；邊緣光滑 2 例（18.2%），呈分葉征 5 例（45.5%），毛刺征 2 例（18.2%），同時表現分葉征和毛刺征 2 例（18.2%），胸膜牽拉征 3 例（27.3%），均未發現衛星灶。
2.2.5 內部征象
p-GGO 3 例（27.3%），h-GGO 8 例（72.7%）。觀察到血管征 10 例（90.9%），支氣管征 1 例（9.1%），空泡征 8 例（72.7%）。未見病灶內鈣化及異常淋巴結增大表現；4 例經過強化 CT 檢查的病例均未見明顯強化；1 例經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掃描，未見病灶異常代謝顯像。
2.3 病理學特征
2.3.1 病灶大小及外觀
11 例術后標本測量，病灶最大徑為 4～20（8.18±5.06）mm，其中<10 mm 7 例（63.6%），10～20 mm 3 例（27.3%），>20 mm 1 例（9.1%）。肉眼觀察，病變部位顏色呈黑灰色 3 例（27.3%），灰白色 6 例（54.5%），白色和紅色各 1 例（9.1%）；病灶邊緣清晰 5 例（45.5%），邊緣不清晰 6 例（54.5%）。
2.3.2 術中冰凍病理與術后病理亞型
5 例（45.5%）術中冰凍病理報告為 BA，其中 4 例影像學表現為 h-GGO 病變；術中冰凍病理報告為肺泡上皮增生明顯 4 例（36.4%），報告為非典型腺瘤樣增生和腺樣結構鱗狀化生各 1 例（9.1%）。
有 8 例病灶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特征性的雙層細胞結構（圖 1b）。細胞生長呈平坦狀結構 3 例（27.3%），呈單純腺腔狀結構 5 例（45.5%），呈腺腔狀合并乳頭狀結構 3 例（27.3%）。有 10 例（90.9%）可見纖毛，其中 3 例（27.3%）呈現典型的纖毛柱狀上皮。9 例（81.8%）查見肺泡上皮細胞，其中 2 例（22.2%）呈支氣管上皮化生；僅 2 例（18.2%）查見黏液細胞；基底細胞呈結節狀增生 3 例（27.3%），呈鱗狀化生 1 例（9.1%）。
按照 Chang 等[1]的 BA 分型，近端型 BA 3 例，遠端型 BA 8 例。近端型病灶在肉眼觀察下均呈邊緣不清的灰白色，遠端型則各有 3 例剖面呈黑灰色和灰白色且邊緣較清晰。從細胞生長方式看，近端型表現為腺腔型 1 例、乳頭型 2 例，遠端型表現為平坦型 3 例、腺腔型 3 例、乳頭型 1 例。近端型 BA 影像學病灶最大徑及術后病灶最大徑略大于遠端型BA［（9.00±3.51）mm vs.（13.67±11.59）mm，P=0.006；（7.63±3.50）mm vs.（9.67±8.96）mm，P=0.013］；見表2。
表2
近端型BA和遠端型BA患者的臨床資料（例/）
2.3.3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10 例（90.9%）病灶組織顯示 TTF-1 表達，9 例（81.8%）病灶顯示 NapsinA 腔內細胞表達，8 例（72.7%）病灶顯示 p40 和 CK7 表達，4 例（36.4%）顯示 CK5/6 表達，2 例（18.2%）顯示 p63 表達，1 例（9.1%）顯示癌胚抗原表達。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 為 1%～5%（3.22%±1.72%），以 p-GGO 和 h-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 BA 病灶 Ki-67 指數分別為 1.67%±0.58% 和 4.00%±1.5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6）；遠端型和近端型病灶細胞核增殖指數 Ki-67 比較接近（3.00%±1.73% vs. 3.33%±1.86%，P=0.316）；見表 1～2。
2.4 基因檢測
11 例病灶組織均未檢測到相關基因突變。
2.5 FR+CTC 檢測
在 8 例行 FR+CTC 檢測的患者中，有 2 例（25.0%）呈現陽性結果。影像學最大徑分別為 10 mm和 27 mm，腫瘤實性成分比≤0.3，為邊緣不規則且呈血管征的 h-GGO 病變；也均為呈典型雙層細胞結構、以腺腔型生長的遠端型 BA，Ki-67 值均為 5%。
2.6 術后治療及隨訪
11 例患者術后均進行隨訪，隨訪時間為 2～18（8.27±5.75）個月，未發現局部復發或遠處轉移病例。
3 討論
BA 的主體位于細支氣管外的肺實質內，與正常肺組織有較為清晰的邊界但無包膜；典型的組織學結構是由連續的基底細胞層和呈乳頭狀或腺腔狀或平坦狀生長的腔面細胞層（包括黏液細胞、纖毛細胞、Clara 細胞及肺泡細胞等）構成的雙層細胞結構。根據腔面細胞層不同細胞構成的比例，將 BA 分為與支氣管上皮細胞成分相似、富含黏液細胞和纖毛細胞的近端型 BA，以 Clara 細胞和肺泡細胞為主、細胞成分更接近于肺泡管構成的遠端型 BA[1]。文獻[2-4, 8, 10-13]報道，細支氣管的黏膜上皮細胞成分從近端至遠端是一個連續變化的譜系，這種分型只是為了便于對 BA 的理解，并不存在臨床上的實際意義。BA 典型的組織學特征還表現在免疫組織化學的特征性標記[1-8]：基底細胞層表現為肌上皮（p40）或 CK5/6 與 TTF-1 雙陽性的特點；近端型 BA 腔面細胞層 TTF-1 陰性或弱陽性，遠端型 BA 腔面細胞層 TTF-1 陽性。
本組病例中， 8 例病灶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特征性的雙層細胞結構，其中 5 例在術中冰凍病理得以診斷。從腔面細胞層細胞構成看，9 例（81.8%）查見肺泡上皮細胞，3 例（27.3%）呈現典型的纖毛柱狀上皮，僅 2 例（18.2%）查見黏液細胞。免疫組織化學標記結果顯示，TTF-1 和 NapsinA 在腔內細胞陽性分別為 10 例（90.9%）和 9 例（81.8%）。
目前有較少的文獻涉及對 BA 臨床特征的描述。回顧相關文獻[1-8, 10]，共檢索到 68 例病例報告，明確影像學表現的有 41 例，以 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病例較多（35 例，85.4%），以實性肺結節為影像學表現的有 6 例（14.6%）。影像學病變最大徑為 3～15 mm。術式包括 7 例肺葉切除和 33 例亞肺葉切除（2 例肺段切除、31 例楔形切除）。隨訪 4～120 個月，沒有發現復發或轉移病例。這一結果似乎支持 BA 是一種有樂觀預后的良性腫瘤。有研究者[11]提出 BA 或許是一種反應性病變或錯構瘤樣病變。
在本組病例中，我們通過對術后病變組織的特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可以觀察到病灶組織 Ki-67 指數為 1%～5%（3.22%±1.72%），近端型和遠端型 BA 的 Ki-67 比較接近（P=0.316），提示兩種病理學類型的 BA 或許僅表現為細胞構成及生長方式的不同。而以 p-GGO 和 h-GGO 為影像學表現的 BA 病灶 Ki-67 指數差異較大（P=0.026）。Ki-67 的意義是對處于增殖周期中的細胞進行標記，標記陽性率越高，表明腫瘤生長越快，組織分化越差，是判斷腫瘤細胞活性的重要指標，也作為評估化療敏感性的指標之一[9, 14]。在我們前期研究[9, 14]中，觀察到肺腺癌微浸潤期和浸潤期病變的 Ki-67 指數不同，分別為 7.85% 和 9.8%，其中影像學最大徑為 5～12 mm 的微浸潤腺癌 Ki-67 值為 3.13%±2.30%。這一數值與本組 BA 的 Ki-67 值（3.22%±1.72%）非常相近。而與影像學最大徑為 9～15 mm、同樣為肺良性腫瘤的硬化性肺泡細胞瘤的 Ki-67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22%±1.72% vs. 1.53%±0.52%，P=0.000）。
BA 作為一個新的病理診斷，其病理基礎是“溫和”生長的雙層細胞結構[1-8]，但其呈腺腔狀或乳頭狀的生長方式難以與浸潤性黏液腺癌、腺泡型腺癌或含有微乳頭成分的腺癌相鑒別[2-3, 6-8, 12-15]。本組病例中，無 EGFR、BRAF V600E、ALK 等基因突變，但文獻[2, 5, 10, 12-15]報道 BA 出現 BRAF V600E 突變、K-RAS、EGFR 19 外顯子缺失和 20 外顯子插入突變的比例分別為 38%、24% 和 10%，明確了 BA 是腫瘤性病變的前提。目前支持 BA 為良性腫瘤的臨床依據僅限于對 BA 患者的術后隨訪結果[1-8, 10-11]，但這一依據卻經不起研判。其原因在于，這些 BA 患者術前所顯示影像學病變的最大徑均<30 mm，BA 患者的術后隨訪結果與同樣大小的浸潤前期甚至浸潤期肺腺癌患者比較并沒有顯示明顯差異[9, 14]。鑒于我們收集病例數量較少，對 BA 這一少見疾病良性或惰性腫瘤的認定，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證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蘇雷負責本文撰寫和修改；張毅、李元博、王騰騰、錢坤負責外科手術及臨床資料收集；高艷、魏兵負責胸部影像學的判定和觀察隨訪；王雷明負責病理資料分析和審核；魏秀芹負責臨床數據資料整理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