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珊, 施燾, 滕曉, 于冰, 呂小東, 李守軍, 花中東. 改良 Sutureless 技術治療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2, 29(5): 619-623. doi: 10.7507/1007-4848.202010074 復制
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種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全部肺靜脈均連接到右心房或其匯入血管上，通常同時存在一個經心房間交通的右向左分流。其發病率約占先心病的 0.7%～1.5%[1]。手術治療的目的是重建肺靜脈與左心房之間的直接交通。傳統手術直接吻合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術后出現約 15% 的吻合口狹窄[2]。
Lacour-Gayet 等[3]提出對 TAPVC 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病例實施無內膜接觸縫合（Sutureless 技術），即將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旁的原位心包相縫合，通過避免與肺靜脈切緣直接縫合而解除梗阻。此后，Sutureless 技術逐漸被應用到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多家心臟中心的回顧性研究[4-6]也提示該方法可以降低術后肺靜脈梗阻率。本中心對 Sutureless 技術進行了改良，將其應用于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中，并獲得較滿意的近期結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由本病區單一術者自 2014—2019 年行手術治療的 TAPVC 患者的臨床資料，除外合并單心室、法洛四聯癥、右心室雙出口及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等復雜畸形，共納入患者 21 例。其中男 13 例、女 8 例（38.1%），中位手術年齡 1.5（0.3，27.0）個月，中位體重 4.3（3.2，6.2）kg。根據 Darling 分型，心上型 13 例（61.9%）、心下型 6 例（28.6%）、混合型 2 例（9.5%）。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 12 例（57.1%）、術前肺靜脈梗阻 6 例（28.6%）。主要合并的畸形為動脈導管未閉、三尖瓣關閉不全及室間隔缺損。根據手術技術分組，改良 Sutureless 技術組 11 例（52.4%），傳統手術組 10 例（47.6%）。兩組術前基線資料對比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基線資料比較 ［例（%）/M（P25，P75）］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兒均正中開胸后常規建立體外循環，主動脈根部灌注冷晶體停搏液。
改良 Sutureless 技術主要操作步驟包括：暫不阻斷垂直靜脈。打開右側胸膜，將心尖翻轉至右側胸腔。左心耳縫置牽引線，探查并確定吻合路線。左心耳切口一般從心耳頂端延過頸部一直到接近房間隔，在此處向下（足側）做“L”型切口，向足側延伸至相應長度。用 7/0 Prolene 線沿預設路線縫合左心耳切口與肺靜脈共干外側的壁層心包，縫合時暫不切開肺靜脈。縫合至大約 2/3 周長時，阻斷垂直靜脈，并切開肺靜脈，將部分肺靜脈內膜翻轉并縫合在壁層心包上，以擴大肺靜脈開口。肺靜脈切口范圍一般包括左下肺靜脈、右下肺靜脈及肺靜脈共干。從右心房面用自體心包片修補房間隔缺損，以擴大左心房容積。結扎垂直靜脈。
傳統手術方法為直接阻斷垂直靜脈，依次切開左心耳與肺靜脈共干，吻合左心耳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
1.3 評價指標及隨訪
所有患兒術前均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明確肺靜脈解剖、流速、引流情況以及明確診斷。分型由術中探查明確。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為超聲心動圖提示平均肺動脈壓力≥60 mm Hg（1 mm Hg=0.133 kPa）。術前及術后肺靜脈梗阻為超聲心動圖提示肺靜脈共干或單支肺靜脈流速≥1.6 m/s[7]。早期死亡為出院前死亡或術后 30 d 內死亡，其余均為晚期死亡。
末次隨訪至 2020 年 1 月，以術后第 1 d 為隨訪起始點。全組無失訪病例。中位隨訪時間為 12（1～65）個月。隨訪的結局事件包括死亡及術后肺靜脈梗阻。術后肺靜脈梗阻由本院或外院末次超聲心動圖報告確定。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進行數據分析。分類變量用例數或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采用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函數及 log-rank 檢驗。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該研究已通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2017-977。住院期間所有患兒家長均簽署病歷資料使用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改良 Sutureless 組和傳統手術組患者性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其余術前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根據既往研究[8]，性別可能并非死亡或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獨立危險因素，故未就性別進行兩組基線資料校正與匹配。
2.1 術后死亡
改良 Sutureless 組無死亡。傳統手術組死亡 3 例，其中早期死亡 1 例，該病例術后延遲關胸，死亡原因為循環衰竭；晚期死亡 2 例，1 例死亡原因未明確，1 例為術后肺靜脈梗阻相關。術后生存方面，改良 Sutureless 組顯著優于傳統手術組（log-rank，P=0.049）；見圖 1。術后無再次入院或再次手術的病例。
圖1
以死亡為終點事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
2.2 術后肺靜脈梗阻
改良 Sutureless 組無術后肺靜脈梗阻病例。傳統手術組有 2 例術后肺靜脈梗阻。其中 1 例術前即存在肺靜脈梗阻，出院時肺靜脈流速為 1.2 m/s，術后 2 個月流速為 2.4 m/s，術后 5 個月死亡。另 1 例出院時流速為 0.7 m/s，術后 1 個月流速為 1.9 m/s，術后 3 個月死亡。由于家長要求行保守治療，2 例均未行再干預。改良 Sutureless 組在免于術后肺靜脈梗阻方面優于傳統手術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og-rank，P=0.108）；見圖 2。
圖2
以術后肺靜脈梗阻為終點事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
2.3 圍術期資料
分別比較了兩組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兒科重癥監護病房時間及住院時間等指標，改良 Sutureless 組均顯示出優勢，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例（%）/
/M（P25，P75）］
傳統手術組出現 2 例術后并發癥，包括 1 例術后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動過速）、1 例機械通氣再次插管。改良 Sutureless 組 1 例，為術后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動過速）。
3 討論
傳統手術方法術后吻合口狹窄的主要病理改變是吻合口處的內膜增生與管腔狹窄。可能的原因[9]包括吻合技術相關的器質性狹窄和湍流效應，手術操作造成的直接組織損傷，如吻合過程中夾持肺靜脈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縫線使得吻合口不生長甚至收縮，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靜脈中已經存在的一些病理改變，都導致術后吻合口狹窄的發生。Sutureless 技術通過將左心房切緣吻合在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上，避免了與肺靜脈切緣直接吻合，而減少術后吻合口狹窄的發生。
盡管仍缺乏大型前瞻性研究，但近年來國內外多個心臟中心的回顧性研究[10-12]均提示，與傳統手術方法相比，Sutureless 技術能顯著降低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發生率。李曉華等[4]回顧了 71 例心上型及心下型的 TAPVC 新生兒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的術后肺靜脈梗阻率顯著低于傳統手術組（2.4% vs. 37.9%，P=0.00）。Shi 等[5]回顧了 82 例心下型 TAPVC 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免于術后肺靜脈梗阻率顯著高于傳統手術組（P=0.00）。Lo Rito 等[6]的研究納入了 195 例 TAPVC 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的術后肺靜脈梗阻率更低（2.9% vs. 11.3%，P=0.05）。因此越來越多的心臟中心開始將 Sutureless 技術應用于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
Sutureless 技術也存在一些缺陷。常規操作中通常先阻斷垂直靜脈，切開肺靜脈后再吻合左心房切緣與壁層心包。大量的肺靜脈回血會干擾手術視野。一方面可能因此而不必要地降低體外循環的溫度，另一方面高流量的吸引可能對紅細胞產生破壞[13]。Hammel 等[14]及 Alsoufi[15]提出先縫合再切開的改良操作，即先從心外將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完全吻合，再通過右心房切口-房間隔進入新左心房，再切開肺靜脈共干，從而避免上述提到的大量肺靜脈回血干擾術野的問題。但該方法需要擴大房間隔缺損，同時心內入路切開肺靜脈共干存在一定的風險。
本中心綜合國內外的方法，創新性改良了 Sutureless 技術。主要包括三個技術要點：其一，心尖翻入右側胸腔。該技術已在李曉華等[4]的報道中應用于臨床。所有病例均打開右側胸膜，將心尖翻入右側胸腔，暴露出左心耳、心包斜竇及肺靜脈共干。比起將心臟向右肩部翻起，這種方式暴露更充分，也更有利于進行心肌低溫保護[4]。其二，先部分縫合再切開。暫不結扎垂直靜脈，先縫合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縫合到預計 2/3 周長時，再按照常規操作步驟，阻斷垂直靜脈，切開肺靜脈共干及分支，再進行剩余部分的吻合。該改良使得縫合大部分時間都在無血的環境中進行，也縮短了垂直靜脈阻斷時間，又保留了心外直視下的肺靜脈切開等操作。其三，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見圖 3。切開肺靜脈共干及分支后，將肺靜脈內膜外翻并縫合在周圍的壁層心包上。比起單純切開肺靜脈或將肺靜脈壁部分切除，這種方式能更好地擴大肺靜脈開口。同時也避免了 Sutureless 技術可能導致的心包攣縮及肺靜脈壁游離緣形成的活瓣效應，降低術后肺靜脈再梗阻的風險。
圖3
改良 Sutureless 技術示意圖
a：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示意圖；b：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直視圖；LA：左心房；PV：肺靜脈
為了展示改良 Sutureless 技術治療 TAPVC 的結果，本研究回顧性地將其與傳統手術組進行了比較。選擇單一術者手術治療的病例，減少了混雜因素。除性別外，術前基線資料基本一致。整體死亡率（14.3%）及術后肺靜脈狹窄率（9.5%）基本與其它中心持平[8]。改良 Sutureless 組在圍術期指標如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兒科重癥監護病房時間、住院時間、并發癥及早期死亡等方面均體現出優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中位 1 年的隨訪時間里，改良 Sutureless 組未出現術后死亡及術后肺靜脈狹窄，術后生存優于傳統手術組（P=0.049）。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受限于回顧性研究的各種不足。樣本量較小，因此未能對 TAPVC 各亞型做進一步分析。因肺靜脈流速數據收集不完整，而將其做為分類變量納入統計，損失了部分信息。兩組數據在基線分布上仍存在一定的差異，受限于樣本量，也未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等處理以減少混雜因素。更確切的結論仍有待于前瞻性、大樣本量、更長隨訪時間的研究。
綜上所述，本中心創新性改良了 Sutureless 技術，技術要點包括先部分縫合再切開及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等，并將其應用于 TAPVC 患兒的初次手術治療中，取得了較滿意的近期結果。更確切的結論仍有待于前瞻性大樣本的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珊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施燾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滕曉、于冰負責文獻查閱及數據分析；呂小東負責文章審閱及修改；李守軍、花中東負責論文總體設計。
致謝 感謝中國醫學科學院PICU周宇子醫師作圖。
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種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全部肺靜脈均連接到右心房或其匯入血管上，通常同時存在一個經心房間交通的右向左分流。其發病率約占先心病的 0.7%～1.5%[1]。手術治療的目的是重建肺靜脈與左心房之間的直接交通。傳統手術直接吻合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術后出現約 15% 的吻合口狹窄[2]。
Lacour-Gayet 等[3]提出對 TAPVC 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病例實施無內膜接觸縫合（Sutureless 技術），即將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旁的原位心包相縫合，通過避免與肺靜脈切緣直接縫合而解除梗阻。此后，Sutureless 技術逐漸被應用到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多家心臟中心的回顧性研究[4-6]也提示該方法可以降低術后肺靜脈梗阻率。本中心對 Sutureless 技術進行了改良，將其應用于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中，并獲得較滿意的近期結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由本病區單一術者自 2014—2019 年行手術治療的 TAPVC 患者的臨床資料，除外合并單心室、法洛四聯癥、右心室雙出口及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等復雜畸形，共納入患者 21 例。其中男 13 例、女 8 例（38.1%），中位手術年齡 1.5（0.3，27.0）個月，中位體重 4.3（3.2，6.2）kg。根據 Darling 分型，心上型 13 例（61.9%）、心下型 6 例（28.6%）、混合型 2 例（9.5%）。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 12 例（57.1%）、術前肺靜脈梗阻 6 例（28.6%）。主要合并的畸形為動脈導管未閉、三尖瓣關閉不全及室間隔缺損。根據手術技術分組，改良 Sutureless 技術組 11 例（52.4%），傳統手術組 10 例（47.6%）。兩組術前基線資料對比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基線資料比較 ［例（%）/M（P25，P75）］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兒均正中開胸后常規建立體外循環，主動脈根部灌注冷晶體停搏液。
改良 Sutureless 技術主要操作步驟包括：暫不阻斷垂直靜脈。打開右側胸膜，將心尖翻轉至右側胸腔。左心耳縫置牽引線，探查并確定吻合路線。左心耳切口一般從心耳頂端延過頸部一直到接近房間隔，在此處向下（足側）做“L”型切口，向足側延伸至相應長度。用 7/0 Prolene 線沿預設路線縫合左心耳切口與肺靜脈共干外側的壁層心包，縫合時暫不切開肺靜脈。縫合至大約 2/3 周長時，阻斷垂直靜脈，并切開肺靜脈，將部分肺靜脈內膜翻轉并縫合在壁層心包上，以擴大肺靜脈開口。肺靜脈切口范圍一般包括左下肺靜脈、右下肺靜脈及肺靜脈共干。從右心房面用自體心包片修補房間隔缺損，以擴大左心房容積。結扎垂直靜脈。
傳統手術方法為直接阻斷垂直靜脈，依次切開左心耳與肺靜脈共干，吻合左心耳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
1.3 評價指標及隨訪
所有患兒術前均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明確肺靜脈解剖、流速、引流情況以及明確診斷。分型由術中探查明確。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為超聲心動圖提示平均肺動脈壓力≥60 mm Hg（1 mm Hg=0.133 kPa）。術前及術后肺靜脈梗阻為超聲心動圖提示肺靜脈共干或單支肺靜脈流速≥1.6 m/s[7]。早期死亡為出院前死亡或術后 30 d 內死亡，其余均為晚期死亡。
末次隨訪至 2020 年 1 月，以術后第 1 d 為隨訪起始點。全組無失訪病例。中位隨訪時間為 12（1～65）個月。隨訪的結局事件包括死亡及術后肺靜脈梗阻。術后肺靜脈梗阻由本院或外院末次超聲心動圖報告確定。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進行數據分析。分類變量用例數或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非正態分布的采用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函數及 log-rank 檢驗。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該研究已通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2017-977。住院期間所有患兒家長均簽署病歷資料使用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改良 Sutureless 組和傳統手術組患者性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其余術前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根據既往研究[8]，性別可能并非死亡或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獨立危險因素，故未就性別進行兩組基線資料校正與匹配。
2.1 術后死亡
改良 Sutureless 組無死亡。傳統手術組死亡 3 例，其中早期死亡 1 例，該病例術后延遲關胸，死亡原因為循環衰竭；晚期死亡 2 例，1 例死亡原因未明確，1 例為術后肺靜脈梗阻相關。術后生存方面，改良 Sutureless 組顯著優于傳統手術組（log-rank，P=0.049）；見圖 1。術后無再次入院或再次手術的病例。
圖1
以死亡為終點事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
2.2 術后肺靜脈梗阻
改良 Sutureless 組無術后肺靜脈梗阻病例。傳統手術組有 2 例術后肺靜脈梗阻。其中 1 例術前即存在肺靜脈梗阻，出院時肺靜脈流速為 1.2 m/s，術后 2 個月流速為 2.4 m/s，術后 5 個月死亡。另 1 例出院時流速為 0.7 m/s，術后 1 個月流速為 1.9 m/s，術后 3 個月死亡。由于家長要求行保守治療，2 例均未行再干預。改良 Sutureless 組在免于術后肺靜脈梗阻方面優于傳統手術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og-rank，P=0.108）；見圖 2。
圖2
以術后肺靜脈梗阻為終點事件的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
2.3 圍術期資料
分別比較了兩組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兒科重癥監護病房時間及住院時間等指標，改良 Sutureless 組均顯示出優勢，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圍術期資料比較 ［例（%）//M（P25，P75）］
傳統手術組出現 2 例術后并發癥，包括 1 例術后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動過速）、1 例機械通氣再次插管。改良 Sutureless 組 1 例，為術后心律失常（室上性心動過速）。
3 討論
傳統手術方法術后吻合口狹窄的主要病理改變是吻合口處的內膜增生與管腔狹窄。可能的原因[9]包括吻合技術相關的器質性狹窄和湍流效應，手術操作造成的直接組織損傷，如吻合過程中夾持肺靜脈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縫線使得吻合口不生長甚至收縮，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靜脈中已經存在的一些病理改變，都導致術后吻合口狹窄的發生。Sutureless 技術通過將左心房切緣吻合在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上，避免了與肺靜脈切緣直接吻合，而減少術后吻合口狹窄的發生。
盡管仍缺乏大型前瞻性研究，但近年來國內外多個心臟中心的回顧性研究[10-12]均提示，與傳統手術方法相比，Sutureless 技術能顯著降低術后肺靜脈梗阻的發生率。李曉華等[4]回顧了 71 例心上型及心下型的 TAPVC 新生兒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的術后肺靜脈梗阻率顯著低于傳統手術組（2.4% vs. 37.9%，P=0.00）。Shi 等[5]回顧了 82 例心下型 TAPVC 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免于術后肺靜脈梗阻率顯著高于傳統手術組（P=0.00）。Lo Rito 等[6]的研究納入了 195 例 TAPVC 病例，發現 Sutureless 技術組的術后肺靜脈梗阻率更低（2.9% vs. 11.3%，P=0.05）。因此越來越多的心臟中心開始將 Sutureless 技術應用于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
Sutureless 技術也存在一些缺陷。常規操作中通常先阻斷垂直靜脈，切開肺靜脈后再吻合左心房切緣與壁層心包。大量的肺靜脈回血會干擾手術視野。一方面可能因此而不必要地降低體外循環的溫度，另一方面高流量的吸引可能對紅細胞產生破壞[13]。Hammel 等[14]及 Alsoufi[15]提出先縫合再切開的改良操作，即先從心外將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完全吻合，再通過右心房切口-房間隔進入新左心房，再切開肺靜脈共干，從而避免上述提到的大量肺靜脈回血干擾術野的問題。但該方法需要擴大房間隔缺損，同時心內入路切開肺靜脈共干存在一定的風險。
本中心綜合國內外的方法，創新性改良了 Sutureless 技術。主要包括三個技術要點：其一，心尖翻入右側胸腔。該技術已在李曉華等[4]的報道中應用于臨床。所有病例均打開右側胸膜，將心尖翻入右側胸腔，暴露出左心耳、心包斜竇及肺靜脈共干。比起將心臟向右肩部翻起，這種方式暴露更充分，也更有利于進行心肌低溫保護[4]。其二，先部分縫合再切開。暫不結扎垂直靜脈，先縫合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周圍的壁層心包，縫合到預計 2/3 周長時，再按照常規操作步驟，阻斷垂直靜脈，切開肺靜脈共干及分支，再進行剩余部分的吻合。該改良使得縫合大部分時間都在無血的環境中進行，也縮短了垂直靜脈阻斷時間，又保留了心外直視下的肺靜脈切開等操作。其三，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見圖 3。切開肺靜脈共干及分支后，將肺靜脈內膜外翻并縫合在周圍的壁層心包上。比起單純切開肺靜脈或將肺靜脈壁部分切除，這種方式能更好地擴大肺靜脈開口。同時也避免了 Sutureless 技術可能導致的心包攣縮及肺靜脈壁游離緣形成的活瓣效應，降低術后肺靜脈再梗阻的風險。
圖3
改良 Sutureless 技術示意圖
a：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示意圖；b：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直視圖；LA：左心房；PV：肺靜脈
為了展示改良 Sutureless 技術治療 TAPVC 的結果，本研究回顧性地將其與傳統手術組進行了比較。選擇單一術者手術治療的病例，減少了混雜因素。除性別外，術前基線資料基本一致。整體死亡率（14.3%）及術后肺靜脈狹窄率（9.5%）基本與其它中心持平[8]。改良 Sutureless 組在圍術期指標如主動脈阻斷時間、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兒科重癥監護病房時間、住院時間、并發癥及早期死亡等方面均體現出優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中位 1 年的隨訪時間里，改良 Sutureless 組未出現術后死亡及術后肺靜脈狹窄，術后生存優于傳統手術組（P=0.049）。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受限于回顧性研究的各種不足。樣本量較小，因此未能對 TAPVC 各亞型做進一步分析。因肺靜脈流速數據收集不完整，而將其做為分類變量納入統計，損失了部分信息。兩組數據在基線分布上仍存在一定的差異，受限于樣本量，也未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等處理以減少混雜因素。更確切的結論仍有待于前瞻性、大樣本量、更長隨訪時間的研究。
綜上所述，本中心創新性改良了 Sutureless 技術，技術要點包括先部分縫合再切開及肺靜脈內膜外翻擴大開口等，并將其應用于 TAPVC 患兒的初次手術治療中，取得了較滿意的近期結果。更確切的結論仍有待于前瞻性大樣本的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珊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施燾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滕曉、于冰負責文獻查閱及數據分析；呂小東負責文章審閱及修改；李守軍、花中東負責論文總體設計。
致謝 感謝中國醫學科學院PICU周宇子醫師作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