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曉莉, 何平, 張大勇, 王漢, 張本貴. 3D打印輔助復雜胸主動脈血管病變分支支架腔內修復手術治療的臨床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0, 27(2): 223-227. doi: 10.7507/1007-4848.201907017 復制
隨著介入技術的進步，胸主動脈腔內支架修復技術（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已經逐漸成為治療胸主動脈病變，如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胸主動脈瘤、胸主動脈穿通性潰瘍等疾病的首選治療方式之一[1-2]。但目前傳統的大血管覆膜支架需要具備充足的主動脈弓近端錨定區，對于大血管病變的解剖有著比較嚴格的限制。因近端錨定區不足，采用如選擇性覆蓋左鎖骨下動脈、分支動脈“煙囪”、“潛望鏡”、“開窗”技術，乃至弓上分支轉流及去分支等技術，仍然具有技術難度大、增加內漏發生、神經系統并發癥風險等弊端[3-4]。目前諸多研究證實，對于這類患者，一體式主動脈弓分支支架，如 Castor 分支支架（上海微創醫療器械有限公司，中國）是一種理想的解決方式，其通過一體式的主體及分支支架，達到在不改變原有大血管解剖的基礎上，在確保分支血流的情況下，提供足夠的錨定區[5-6]。
主動脈弓部解剖及病變結構復雜，大血管及分支血管呈 3D 構型，對于復雜弓部病變，合理的手術策略和分支支架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近些年來，3D 打印技術憑借精確、實時模擬真實病變解剖的特點，在大血管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其通過三維 CT 血管造影（3D-CTA）圖像可以真實再現主動脈弓部解剖，顯示 3D 空間細節。本研究以此為契機，探討 3D 打印模擬輔助在復雜弓部病變分支支架腔內手術中的應用價值。
1 臨床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 2018 年 9～12 月我院急性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或主動脈弓部血管病變擬行腔內介入支架手術的 4 例患者，年齡分別為 65、55、45、39 歲。4 例患者均缺乏足夠鎖骨下近端錨定區，或病變累及弓部血管，或復雜病變無法采用常規單純支架置入術的患者，均采用微創 Castor 分支支架行腔內介入治療。
納入標準：（1）年齡 18～70 歲；（2）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或主動脈弓部病變需行介入治療；（3）患者缺乏足夠鎖骨下近端錨定區，或病變累及弓部血管，或復雜病變無法采用常規單純支架置入術的患者；（4）無介入手術禁忌，如造影劑過敏等。排除標準：（1）患者主動脈解剖情況不適合行腔內支架手術（包括弓部血管嚴重擴張等）；（2）患者拒絕行介入治療；（3）對造影劑過敏的患者。
1.2 術前分析方法及策略
所有患者診斷采用主動脈 CTA 造影，手術前根據 CTA 檢查結果進行 3D 重建及 3D 打印模型模擬后確定治療方案，主要測量評估指標包括：（1）主動脈病變性質、區域及累及位置（夾層/動脈瘤/穿通性潰瘍）；（2）左鎖骨下動脈開口前緣與左頸總動脈開口距離；（3）左鎖骨下動脈近端橫截面積；（4）支架近端、遠端鉚釘區直徑（左鎖骨下動脈/左頸總動脈區域主動脈橫截面積）；（5）術中最佳投射角度預測（主動脈弓及三分支形態顯示最完整）；（6）考慮到主動脈弓 3D 形態多樣性，包括分支血管起始部位及間距、主動脈弓 3D 形態、曲度等復雜指標，本研究采用 3D-CTA 圖像經 Mimics 20.0 軟件后處理導出 STL-3D 打印文件，運用 3D 打印技術，體外打印重建主動脈弓結構（打印血管壁厚度 2 mm），深度刻畫弓部解剖，并進行術前支架模擬置入，從而更好地制定詳細的手術流程及方案。分支支架的選擇原則為：主體支架 Oversize 為預定鉚釘區主動脈橫截面大小 10%～15%，分支支架 Oversize 為預定鉚釘區主動脈橫截面大小 10% 左右，對于左鎖骨下動脈與頸動脈距離<6 mm，選擇分支支架后移 5 mm，如果距離>6 mm，則選擇后移長度 10 mm 支架。具體的支架釋放方案及型號選擇依據患者解剖、3D-CTA 和打印模型模擬確定，同時依據 3D 打印模型，進行術前手術模擬，從而選擇合適的支架及對手術流程進行預演（圖 1）。
圖1
依托 3D 打印模型，術前在透視下進行 3D 病變模型模擬支架置入
a～c：清晰顯示帶分支支架置入過程
1.3 手術流程
手術采用 Castor 分支支架完成，主入路優先選擇未受累及側的股動脈，豬尾導管通過主動脈（真腔）送至升主動脈，并交換 Lunderquist 超硬鋼絲（Cook Medical，美國）作為輸送鋼絲。行右側肱動脈穿刺建立輔入路（具體流程依據患者情況而定，本組病例中有 1 例患者選擇在左頸總動脈釋放分支支架，采用頸總動脈切開，植入導絲建立輔入路），引入導絲，造影下將肱動脈導絲進入主動脈弓真腔內，沿降主動脈、腹主動脈以及右側髂總動脈進入鞘管內，拔出鞘管并拖出導絲，在長導絲引導下將長鞘管從肱動脈進入，再從股動脈出，并拔除長導絲，將 Castor 支架上的導絲送入鞘管內，從股動脈進，再從肱動脈出；再將支架主體在硬導絲引導下邊牽拉肱動脈方向的鞘管和導絲邊將主體支架緩慢送至左鎖骨下動脈開口附近；釋放主體支架上的分支支架進入鎖骨下動脈內（或頸動脈內），然后釋放主體支架，術后采用造影評價支架位置，是否有內漏等并發癥，最后移除輸送系統，采用縫合器或外科縫合的方式關閉各入路，確認入路血管無狹窄、無出血。患者術后返回 ICU，圍術期密切監測血壓，術后出院前復查主動脈 CTA，評價手術療效，并記錄相關并發癥，包括內漏、支架移位、腦卒中等。所有患者隨訪 1 個月。
2 結果
患者 1，男，65 歲，60 kg。CTA 診斷升主動脈瘤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夾層起始部累及左側鎖骨下動脈（圖 2），為左椎動脈優勢，測量左鎖骨下動脈橫截面積 92.24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 761.27/834.77 mm2（左鎖骨下動脈開口及左頸總動脈開口區域），左鎖骨下-左頸總動脈距離 4.94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選擇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8-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5 mm。患者支架釋放且造影提示位置滿意后，行體外循環下 Bentall 術，置換升主動脈及主動脈瓣，術后出院前 CTA 提示支架位置滿意，無內漏（圖 2）。
圖2
患者 1 圍術期圖像
a、b：術前 3D-CTA 圖像進行解剖測量，并模擬術中造影圖像選擇造影角度；c、d：3D 打印模型 STL 文件及打印真實比例模型；e：術前運用 3D 打印模型進行透視下模擬置入；f～h：支架置入流程及術后 CTA 復查提示效果滿意
患者 2，男，55 歲，55 kg。CTA 診斷弓部穿通性潰瘍，累及左鎖骨下動脈區域（圖 3），頭部血管造影提示患者右椎優勢，Willis 環完整，測量左頸總動脈橫截面積 44.57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 632.02/595.44 mm2，左頸總動脈距離頭臂干距離 7.61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選擇 Castor 32-26-200 mm 主體支架，8-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10 mm，計劃將分支支架植入左頸總動脈，并采用頸動脈切開作為輔助入路，支架釋放后，造影提示位置滿意，無內漏，病變血管區域隔離效果滿意（圖 3）。
圖3
患者 2 圍術期圖像
a～c：術前 3D-CTA 圖像進行解剖測量，建立 3D 打印模型 STL 文件及打印真實比例模型；d：術前運用 3D 打印模型進行透視下模擬置入；e～h：支架置入流程及術后 CTA 復查提示效果滿意
患者 3/4，男，48/39 歲，59/91.5 kg。CTA 均診斷為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夾層破口距離左鎖骨下動脈<2 mm，均為左椎動脈優勢，測量左鎖骨下動脈橫截面積分別為 95.42 mm2、95.09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分別為 777.79/870.21 mm2、688.29/697.21 mm2，左鎖骨下-左頸總動脈距離分別為 4.25 mm、8.15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分別選擇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12-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5 mm，及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10-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10 mm，植入后造影提示支架位置良好，夾層腔內隔離滿意。
4 例患者術后均順利出院，術后 CTA 提示效果滿意，無內漏、支架移位及卒中等嚴重并發癥出現，30 d 隨訪患者狀態良好，無不良嚴重并發癥出現。
3 討論
自 1994 年第 1 例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開展以來，該技術憑借創傷小、恢復快的特點已成為治療主動脈大血管病變的主流治療方式[1- 2]。但臨床上，仍有很大一部分復雜胸主動脈病變，由于缺乏足夠的近端錨定區，所以無法行介入治療。近年來新的腔內手術技術的進步，拓寬了腔內介入技術適應證，對于錨定區不足的復雜胸主動脈血管病變，有選擇性覆蓋左鎖骨下動脈，或應用分支動脈“煙囪”、“潛望鏡”技術或主體支架“預開窗”技術，乃至弓上分支轉流及去分支等技術[3-4]。而相比上述技術，隨著器械設計的進步，產業化生產的單分支支架具有包括內漏發生率低、對弓部血管解剖影響小、更符合生理、操作易于標準化等優勢[5-8]。目前我國自主研發的 Castor 分支支架已經完成臨床研究并已廣泛應用臨床，依據不同解剖設計了多種主體及分支支架型號及分支支架開口位置，臨床操作更加標準化，分支支架與主體支架銜接更穩固，應用至今已取得滿意的效果[5-6]。
相對于簡單的胸主動脈血管病變，復雜弓部病變血管解剖條件更為多變，給介入技術帶來較大挑戰，對于此類病變，精確的術前評價就顯得尤為重要。傳統 CTA 可對大血管進行 3D 重建分析并進行 2D 測量，但由于主動脈弓復雜的 3D 結構，包括血管腔空間曲度，病變累及的 3D 空間位置，以及預計錨定區長度及分支血管發出位置均為 3D 空間結構，單純 2D 平面圖像無法做到精確測定及模擬[9-11]。本研究創新性地采用 3D 打印模擬輔助分支支架植入技術，治療復雜的弓部大血管病變，納入患者包括累及左鎖骨下動脈的主動脈夾層。主動脈弓穿通性潰瘍等常見復雜病變，初步結果提示該方法治療效果滿意，有很好的安全性及可靠性。研究結果證實 3D 打印輔助分支支架植入技術優勢包括：（1）精確刻畫胸主動脈及弓部血管 3D 解剖參數，更精確選擇分支支架及手術流程；（2）打印的模擬人工血管可以很好地做手術前預演及手術策略規劃，術前進行模擬驗證，從而提高手術準確性，降低手術風險并減少并發癥；（3）技術可行性及可重復性好，目前 3D 醫用打印技術在成本及技術上已經成熟，技術可推廣性較高。
本研究也有諸多不足之處，納入患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較短，未來仍然需要大樣本量研究進一步證實技術的可行性。同時，本研究采用的打印模型為剛性樹脂材料模型，雖然可以精確解剖刻畫細節，但無法模擬彈性血管特性及支架可能的形變，同時對于主動脈夾層區域真腔假腔的模擬，由于運用剛性打印材料，也無法真實模擬支架植入后對于夾層病變血管重構的影響，而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會采用類似于血管彈性的新型硅膠材料，并根據 CTA 影像資料，評估血管壁厚度及內膜片厚度，進行精確的 3D 仿真打印，相信此類局限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
本研究結果初步證實，運用 3D 打印輔助復雜胸主動脈血管病變分支支架腔內修復手術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及諸多潛在優勢，未來隨著打印材料的進步，臨床樣本及經驗的累積，該項技術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利益沖突：無。
隨著介入技術的進步，胸主動脈腔內支架修復技術（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已經逐漸成為治療胸主動脈病變，如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胸主動脈瘤、胸主動脈穿通性潰瘍等疾病的首選治療方式之一[1-2]。但目前傳統的大血管覆膜支架需要具備充足的主動脈弓近端錨定區，對于大血管病變的解剖有著比較嚴格的限制。因近端錨定區不足，采用如選擇性覆蓋左鎖骨下動脈、分支動脈“煙囪”、“潛望鏡”、“開窗”技術，乃至弓上分支轉流及去分支等技術，仍然具有技術難度大、增加內漏發生、神經系統并發癥風險等弊端[3-4]。目前諸多研究證實，對于這類患者，一體式主動脈弓分支支架，如 Castor 分支支架（上海微創醫療器械有限公司，中國）是一種理想的解決方式，其通過一體式的主體及分支支架，達到在不改變原有大血管解剖的基礎上，在確保分支血流的情況下，提供足夠的錨定區[5-6]。
主動脈弓部解剖及病變結構復雜，大血管及分支血管呈 3D 構型，對于復雜弓部病變，合理的手術策略和分支支架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近些年來，3D 打印技術憑借精確、實時模擬真實病變解剖的特點，在大血管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其通過三維 CT 血管造影（3D-CTA）圖像可以真實再現主動脈弓部解剖，顯示 3D 空間細節。本研究以此為契機，探討 3D 打印模擬輔助在復雜弓部病變分支支架腔內手術中的應用價值。
1 臨床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 2018 年 9～12 月我院急性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或主動脈弓部血管病變擬行腔內介入支架手術的 4 例患者，年齡分別為 65、55、45、39 歲。4 例患者均缺乏足夠鎖骨下近端錨定區，或病變累及弓部血管，或復雜病變無法采用常規單純支架置入術的患者，均采用微創 Castor 分支支架行腔內介入治療。
納入標準：（1）年齡 18～70 歲；（2）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或主動脈弓部病變需行介入治療；（3）患者缺乏足夠鎖骨下近端錨定區，或病變累及弓部血管，或復雜病變無法采用常規單純支架置入術的患者；（4）無介入手術禁忌，如造影劑過敏等。排除標準：（1）患者主動脈解剖情況不適合行腔內支架手術（包括弓部血管嚴重擴張等）；（2）患者拒絕行介入治療；（3）對造影劑過敏的患者。
1.2 術前分析方法及策略
所有患者診斷采用主動脈 CTA 造影，手術前根據 CTA 檢查結果進行 3D 重建及 3D 打印模型模擬后確定治療方案，主要測量評估指標包括：（1）主動脈病變性質、區域及累及位置（夾層/動脈瘤/穿通性潰瘍）；（2）左鎖骨下動脈開口前緣與左頸總動脈開口距離；（3）左鎖骨下動脈近端橫截面積；（4）支架近端、遠端鉚釘區直徑（左鎖骨下動脈/左頸總動脈區域主動脈橫截面積）；（5）術中最佳投射角度預測（主動脈弓及三分支形態顯示最完整）；（6）考慮到主動脈弓 3D 形態多樣性，包括分支血管起始部位及間距、主動脈弓 3D 形態、曲度等復雜指標，本研究采用 3D-CTA 圖像經 Mimics 20.0 軟件后處理導出 STL-3D 打印文件，運用 3D 打印技術，體外打印重建主動脈弓結構（打印血管壁厚度 2 mm），深度刻畫弓部解剖，并進行術前支架模擬置入，從而更好地制定詳細的手術流程及方案。分支支架的選擇原則為：主體支架 Oversize 為預定鉚釘區主動脈橫截面大小 10%～15%，分支支架 Oversize 為預定鉚釘區主動脈橫截面大小 10% 左右，對于左鎖骨下動脈與頸動脈距離<6 mm，選擇分支支架后移 5 mm，如果距離>6 mm，則選擇后移長度 10 mm 支架。具體的支架釋放方案及型號選擇依據患者解剖、3D-CTA 和打印模型模擬確定，同時依據 3D 打印模型，進行術前手術模擬，從而選擇合適的支架及對手術流程進行預演（圖 1）。
圖1
依托 3D 打印模型，術前在透視下進行 3D 病變模型模擬支架置入
a～c：清晰顯示帶分支支架置入過程
1.3 手術流程
手術采用 Castor 分支支架完成，主入路優先選擇未受累及側的股動脈，豬尾導管通過主動脈（真腔）送至升主動脈，并交換 Lunderquist 超硬鋼絲（Cook Medical，美國）作為輸送鋼絲。行右側肱動脈穿刺建立輔入路（具體流程依據患者情況而定，本組病例中有 1 例患者選擇在左頸總動脈釋放分支支架，采用頸總動脈切開，植入導絲建立輔入路），引入導絲，造影下將肱動脈導絲進入主動脈弓真腔內，沿降主動脈、腹主動脈以及右側髂總動脈進入鞘管內，拔出鞘管并拖出導絲，在長導絲引導下將長鞘管從肱動脈進入，再從股動脈出，并拔除長導絲，將 Castor 支架上的導絲送入鞘管內，從股動脈進，再從肱動脈出；再將支架主體在硬導絲引導下邊牽拉肱動脈方向的鞘管和導絲邊將主體支架緩慢送至左鎖骨下動脈開口附近；釋放主體支架上的分支支架進入鎖骨下動脈內（或頸動脈內），然后釋放主體支架，術后采用造影評價支架位置，是否有內漏等并發癥，最后移除輸送系統，采用縫合器或外科縫合的方式關閉各入路，確認入路血管無狹窄、無出血。患者術后返回 ICU，圍術期密切監測血壓，術后出院前復查主動脈 CTA，評價手術療效，并記錄相關并發癥，包括內漏、支架移位、腦卒中等。所有患者隨訪 1 個月。
2 結果
患者 1，男，65 歲，60 kg。CTA 診斷升主動脈瘤合并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夾層起始部累及左側鎖骨下動脈（圖 2），為左椎動脈優勢，測量左鎖骨下動脈橫截面積 92.24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 761.27/834.77 mm2（左鎖骨下動脈開口及左頸總動脈開口區域），左鎖骨下-左頸總動脈距離 4.94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選擇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8-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5 mm。患者支架釋放且造影提示位置滿意后，行體外循環下 Bentall 術，置換升主動脈及主動脈瓣，術后出院前 CTA 提示支架位置滿意，無內漏（圖 2）。
圖2
患者 1 圍術期圖像
a、b：術前 3D-CTA 圖像進行解剖測量，并模擬術中造影圖像選擇造影角度；c、d：3D 打印模型 STL 文件及打印真實比例模型；e：術前運用 3D 打印模型進行透視下模擬置入；f～h：支架置入流程及術后 CTA 復查提示效果滿意
患者 2，男，55 歲，55 kg。CTA 診斷弓部穿通性潰瘍，累及左鎖骨下動脈區域（圖 3），頭部血管造影提示患者右椎優勢，Willis 環完整，測量左頸總動脈橫截面積 44.57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 632.02/595.44 mm2，左頸總動脈距離頭臂干距離 7.61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選擇 Castor 32-26-200 mm 主體支架，8-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10 mm，計劃將分支支架植入左頸總動脈，并采用頸動脈切開作為輔助入路，支架釋放后，造影提示位置滿意，無內漏，病變血管區域隔離效果滿意（圖 3）。
圖3
患者 2 圍術期圖像
a～c：術前 3D-CTA 圖像進行解剖測量，建立 3D 打印模型 STL 文件及打印真實比例模型；d：術前運用 3D 打印模型進行透視下模擬置入；e～h：支架置入流程及術后 CTA 復查提示效果滿意
患者 3/4，男，48/39 歲，59/91.5 kg。CTA 均診斷為 Stanford B 型主動脈夾層，夾層破口距離左鎖骨下動脈<2 mm，均為左椎動脈優勢，測量左鎖骨下動脈橫截面積分別為 95.42 mm2、95.09 mm2，近端錨定區橫截面積分別為 777.79/870.21 mm2、688.29/697.21 mm2，左鎖骨下-左頸總動脈距離分別為 4.25 mm、8.15 mm，結合 3D 打印血管模擬，分別選擇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12-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5 mm，及 Castor 34-28-200 mm 主體支架，10-30 mm 分支支架后移 10 mm，植入后造影提示支架位置良好，夾層腔內隔離滿意。
4 例患者術后均順利出院，術后 CTA 提示效果滿意，無內漏、支架移位及卒中等嚴重并發癥出現，30 d 隨訪患者狀態良好，無不良嚴重并發癥出現。
3 討論
自 1994 年第 1 例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開展以來，該技術憑借創傷小、恢復快的特點已成為治療主動脈大血管病變的主流治療方式[1- 2]。但臨床上，仍有很大一部分復雜胸主動脈病變，由于缺乏足夠的近端錨定區，所以無法行介入治療。近年來新的腔內手術技術的進步，拓寬了腔內介入技術適應證，對于錨定區不足的復雜胸主動脈血管病變，有選擇性覆蓋左鎖骨下動脈，或應用分支動脈“煙囪”、“潛望鏡”技術或主體支架“預開窗”技術，乃至弓上分支轉流及去分支等技術[3-4]。而相比上述技術，隨著器械設計的進步，產業化生產的單分支支架具有包括內漏發生率低、對弓部血管解剖影響小、更符合生理、操作易于標準化等優勢[5-8]。目前我國自主研發的 Castor 分支支架已經完成臨床研究并已廣泛應用臨床，依據不同解剖設計了多種主體及分支支架型號及分支支架開口位置，臨床操作更加標準化，分支支架與主體支架銜接更穩固，應用至今已取得滿意的效果[5-6]。
相對于簡單的胸主動脈血管病變，復雜弓部病變血管解剖條件更為多變，給介入技術帶來較大挑戰，對于此類病變，精確的術前評價就顯得尤為重要。傳統 CTA 可對大血管進行 3D 重建分析并進行 2D 測量，但由于主動脈弓復雜的 3D 結構，包括血管腔空間曲度，病變累及的 3D 空間位置，以及預計錨定區長度及分支血管發出位置均為 3D 空間結構，單純 2D 平面圖像無法做到精確測定及模擬[9-11]。本研究創新性地采用 3D 打印模擬輔助分支支架植入技術，治療復雜的弓部大血管病變，納入患者包括累及左鎖骨下動脈的主動脈夾層。主動脈弓穿通性潰瘍等常見復雜病變，初步結果提示該方法治療效果滿意，有很好的安全性及可靠性。研究結果證實 3D 打印輔助分支支架植入技術優勢包括：（1）精確刻畫胸主動脈及弓部血管 3D 解剖參數，更精確選擇分支支架及手術流程；（2）打印的模擬人工血管可以很好地做手術前預演及手術策略規劃，術前進行模擬驗證，從而提高手術準確性，降低手術風險并減少并發癥；（3）技術可行性及可重復性好，目前 3D 醫用打印技術在成本及技術上已經成熟，技術可推廣性較高。
本研究也有諸多不足之處，納入患者例數較少、隨訪時間較短，未來仍然需要大樣本量研究進一步證實技術的可行性。同時，本研究采用的打印模型為剛性樹脂材料模型，雖然可以精確解剖刻畫細節，但無法模擬彈性血管特性及支架可能的形變，同時對于主動脈夾層區域真腔假腔的模擬，由于運用剛性打印材料，也無法真實模擬支架植入后對于夾層病變血管重構的影響，而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會采用類似于血管彈性的新型硅膠材料，并根據 CTA 影像資料，評估血管壁厚度及內膜片厚度，進行精確的 3D 仿真打印，相信此類局限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
本研究結果初步證實，運用 3D 打印輔助復雜胸主動脈血管病變分支支架腔內修復手術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及諸多潛在優勢，未來隨著打印材料的進步，臨床樣本及經驗的累積，該項技術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利益沖突：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