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高洋, 王文君, 高峰, 石磊, 莊熙晶. 替格瑞洛與氯吡格雷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橋血管通暢率影響的隨機對照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9, 26(9): 874-878. doi: 10.7507/1007-4848.201811067 復制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surgery，CABG）目前被認為是治療缺血性心臟病可靠的治療方法。然而在 CABG 術后，患者仍然要面對缺血性事件發生風險，橋血管狹窄是其重要因素之一[1]。自抗血小板治療問世以來，諸多研究表明抗血小板治療可改善患者橋血管通暢率并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2-3]，得到國內外諸多指南推薦[1, 4-5]。我國現主要應用的抗血小板治療藥物為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而目前尚缺乏CABG后兩種抗血小板治療方法臨床效果的比較研究。本研究比較阿司匹林聯合替格瑞洛及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在 CABG 術后 1 年的臨床效果，為臨床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本試驗經倫理委員會批準，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我院經冠狀動脈造影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擬接受擇期 CABG，共 72 例患者（男 56 例、女 16 例，年齡 18～80 歲）納入此研究。排除標準包括：（1）最后未行 CABG 患者；（2）同期接受其他心臟手術患者；（3）急診行 CABG 患者；（4）術中使用自體胸廓內動脈及自體大隱靜脈以外橋血管材料的患者；（5）氯吡格雷禁忌證；（6）替格瑞洛禁忌證；（7）竇性心動過緩；（8）同期接受肝酶強效誘導劑或抑制劑治療；（9）需要腎臟替代治療。根據排除標準，5 例患者被排除，共計納入患者 67 例（男 52 例、女 15 例）。本研究為隨機雙盲對照研究，根據電腦隨機數字法，患者被隨機納入 A 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與 B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其中 A 組 34 例（男 28 例、女 6 例），B 組 33 例（男 24 例、女 9 例）。隨機試驗流程見圖 1，本試驗獲得所有患者知情同意。
圖1
研究對象試驗流程圖
1.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 CABG 均由同 1 名資深術者完成，其中動脈橋血管材料均采用左側胸廓內動脈，靜脈橋血管材料均選擇自體大隱靜脈。術中均采用內窺鏡采集大隱靜脈。
所有入組患者 CABG 術后 24 h 內啟動雙聯抗血小板治療（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A 組予硫酸氫氯吡格雷片（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國藥準字 J20080090）每次 75 mg，1 次/d 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Bayer S.p.A.，國藥準字 J20080078）每次 100 mg，1 次/d 口服。B組予替格瑞洛片（AstraZeneca AB，國藥準字 J20130020）每次 90 mg，2 次/d口服；阿司匹林（Bayer S.p.A.，國藥準字 J20080078）每次 100 mg，1 次/d 口服。兩組患者均服用雙聯抗血小板藥物至術后 1 年。術后均規律服用 CABG 術后二級預防藥物[1]。術后 1 年行冠狀動脈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血管造影（CTA）檢查，評估橋血管通暢性。
1.3 隨訪與指標評價
橋血管通暢性指標：術后 1 年行冠狀動脈 64 排冠狀動脈CTA，評估冠狀動脈橋血管通暢情況。行 CTA 檢查時，操作技師僅對患者 CABG 術后知情，對患者抗血小板藥物應用情況設盲。冠狀動脈狹窄程度，參照 FitzGibbon 分級，A 級和 B 級定義為橋血管通暢[6]。
其余觀測指標：（1）隨訪期間，是否有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MACE）發生。本研究中參照既往文獻及類似研究，MACE 定義為心源性死亡、再發心肌梗死及心源性休克[7]；（2）隨訪期間是否出現嚴重出血事件發生，參照既往研究，定義本研究中主要出血事件為顱內出血、心包積血、失血性休克、眼內出血或因出血事件治療期間輸血超過 2 U。小出血定義為存在出血情況，但不滿足主要出血事件條件的出血事件[8]。
1.4 統計學分析
將患者一般資料信息及隨訪結果納入 Excel 2010。統計學處理采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頻率及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對于期望頻數少于 5 的計數資料，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應用多變量二元 logisitic 回歸以逐步回歸分析方式分析抗血小板治療策略、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飲酒、術前既往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對于靜脈橋血管通暢性的影響。所有檢驗均為雙側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隨訪情況
隨訪期間共 4 例患者失訪（A 組 2 例、B 組 2 例），B 組 1 例女性患者在 CABG 術后 4 個月因腦膜瘤接受手術治療后死亡。A 組 1 例男性患者隨訪期間內因心血管不良事件死亡。共計 61 例患者完成冠狀動脈 CTA 檢查，A 組 31 例（男 25 例、女 6 例），B 組 30 例（男 23 例、女 7 例）。
2.2 術前特征比較
兩組臨床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1）。在 61 例完善隨訪及術后 1 年冠狀動脈 CTA 復查的患者中，合計橋血管 156 支（胸廓內動脈橋 59 支，大隱靜脈橋 97 支），其中 A 組 79 支（胸廓內動脈橋 31 支，大隱靜脈橋 48 支），B 組 77 支（胸廓內動脈橋 28 支，大隱靜脈橋 49 支），患者橋血管位置等術中橋血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2）。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例）
表2
兩組患者橋血管資料比較（例）
2.3 術后 1 年橋血管通暢率情況
在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總橋血管通暢率及動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65/79（82.3%）vs. 71/77（92.2%）；30/31（96.8%） vs. 27/28（96.4%），P>0.05］，而在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A 組通暢率顯著低于 B 組［35/48（72.9%）vs. 44/49（89.8%），P<0.05）；表 3］。
表3
術后 1 年 CTA 橋血管情況［例（%）］
2.4 靜脈橋血管通暢性影響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應用多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以逐步回歸分析方式分析靜脈橋血管通暢性預測因素。抗血小板治療策略、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BMI、是否吸煙、是否長期飲酒、術前 PCI 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被納入到回歸模型中。采用逐步回歸方式，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BMI、是否吸煙、是否長期飲酒、術前 PCI 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被逐步剔除。最終回歸模型提示替格瑞洛+阿司匹林雙聯抗血小板治療可降低橋血管狹窄風險［OR=0.282，95%CI（0.093，0.862），P=0.026］。
2.5 隨訪期間兩組間并發癥情況比較
在 MACE、術后再發心絞痛及非心源性死亡、出血事件方面，A 組出現 1 例心源性死亡，死因考慮為急性心肌梗死，1 例出現心肌梗死經治療后病情平穩，A組與B組在隨訪期間各有 1 例患者出現新發心絞痛癥狀。B1組例患者在術后 4 個月因腦膜瘤行手術治療后，圍術期內死亡。MACE、術后再發心絞痛及非心源性死亡、出血事件方面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4）。
表4
隨訪期間不良事件情況（例）
3 討論
CABG 是冠心病治療的一種重要手段[9]。在橋血管的選擇上，雖然胸廓內動脈橋血管被公認為通暢率最高的橋血管材料[10-11]，但是大隱靜脈仍然是被應用最為廣泛的血管橋材料[12-13]。早期研究發現在 CABG 術后，患者仍然有橋血管狹窄的風險，其主要為靜脈橋血管狹窄，對患者預后產生不良的影響[14]。自血小板激活與 CABG 術后橋血管狹窄相關性發現以來[15]，CABG 術后抗血小板治療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并受到諸多指南的推薦。既往研究表明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可提高 CABG 術后橋血管通暢率，同時降低MACE的發生率[16]。而隨著 P2Y12 受體拮抗劑聯合阿司匹林治療有潛在的協同抗血栓作用被發現，DAPT引起諸多學者的關注。
在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方面，高長青等學者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在 CABG 術后 3 個月，DAPT 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明顯優于單用阿司匹林組（91.6% vs. 85.7%，P=0.04），且沒有觀察到主要出血事件的發生[2]。而后續諸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此觀點，一項大型 Meta 分析涵蓋了 5 個隨機臨床試驗和 6 個觀察性試驗，共納入超過 25 000 例患者，研究發現與單獨應用阿司匹林治療相比，DAPT（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可以降低靜脈橋血管閉塞率［RR=0.59；95%CI（0.43，0.82），P=0.02］和 30 d 死亡率（P<0.000 1）[17]，而其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18-19]。而替格瑞洛的問世，給 DAPT 提供了更多的選擇。Saw 等[20]進行的一項單中心研究發現術后 3 個月，較單獨應用阿司匹林組相比，DAPT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橋血管狹窄情況明顯改善（11.5% vs. 26.7%，P=0.007）。而在出血相關風險事件方面，相關研究發現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并未顯著增加大型出血事件的風險[21]。趙強等研究者所進行的一項多中心臨床研究發現，術后 1 年，DAPT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明顯優于單用阿司匹林組（92.2% vs. 82.8%，P<0.001）[3]。
目前 CABG 術后的 DAPT 治療多數推薦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聯合治療方案。而隨著替格瑞洛的問世，為抗血小板治療提供了更多的可選擇性。基于 PLATO 等 PCI 相關臨床研究的延展分析的結論，使得近年來部分指南推薦替格瑞洛程度高于氯吡格雷[1, 4-5]。但是，對于兩種 DAPT 治療方法對 CABG 術后臨床治療效果的研究，尤其在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的研究，尚缺乏臨床試驗證據。
本研究發現，在術后 1 年時，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顯著高于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P=0.033），而 logistic 回歸分析同樣提示與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應用相比，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可以降低靜脈橋狹窄的風險。而在動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既往諸多研究也提示，DAPT 治療并未顯著改善動脈橋血管的通暢性[2-3, 18-20]，這可能與乳內動脈橋血管自身通暢性較高等因素相關。而在不同位置橋血管通暢性方面，雖然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組通暢率均高于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樣本量受限，不能很好地進行亞組分析相關。應在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后，再對此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雖然在既往的 PLATO 研究結果顯示了替格瑞洛對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的治療效果優于氯吡格雷。其試驗結果提示在 1 年的隨訪期中，替格瑞洛可以明顯降低主要心血管源性死亡、心肌梗死等嚴重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9.8% vs. 11.7%，P<0.001）[22]。在其 CABG 亞組評估中，替格瑞洛也顯著降低了心血管事件死亡率（4.1% vs. 7.9%，P<0.01）[23]。但是，本研究中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治療并未顯著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分析原因可能為 CABG 術后不良事件發病率較低，且本研究樣本量較小所致，尚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在出血事件方面本研究中，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與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相比，并未有顯著出血風險差異，與既往結果一致[23]。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1）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存在樣本量受限等情況，尚需更大樣本量研究進一步證實；（2）本研究所有患者均為不停跳下 CABG 手術，未評估對于停跳 CABG 手術的效果；（3）因研究規模所限，本研究對于橋血管材料存在限制，僅納入了胸廓內動脈及大隱靜脈作為橋血管材料，并未納入橈動脈、胃網膜右動脈等其他橋血管材料；（4）腔鏡獲取靜脈的方法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應用，本研究沒有對開放獲取大隱靜脈與內窺鏡獲取大隱靜脈進行相關比較。
在 CABG 術后 1 年內，較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應用相比，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DAPT可能更好地降低靜脈橋血管狹窄的風險。
利益沖突：無。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surgery，CABG）目前被認為是治療缺血性心臟病可靠的治療方法。然而在 CABG 術后，患者仍然要面對缺血性事件發生風險，橋血管狹窄是其重要因素之一[1]。自抗血小板治療問世以來，諸多研究表明抗血小板治療可改善患者橋血管通暢率并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2-3]，得到國內外諸多指南推薦[1, 4-5]。我國現主要應用的抗血小板治療藥物為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而目前尚缺乏CABG后兩種抗血小板治療方法臨床效果的比較研究。本研究比較阿司匹林聯合替格瑞洛及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在 CABG 術后 1 年的臨床效果，為臨床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本試驗經倫理委員會批準，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于我院經冠狀動脈造影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擬接受擇期 CABG，共 72 例患者（男 56 例、女 16 例，年齡 18～80 歲）納入此研究。排除標準包括：（1）最后未行 CABG 患者；（2）同期接受其他心臟手術患者；（3）急診行 CABG 患者；（4）術中使用自體胸廓內動脈及自體大隱靜脈以外橋血管材料的患者；（5）氯吡格雷禁忌證；（6）替格瑞洛禁忌證；（7）竇性心動過緩；（8）同期接受肝酶強效誘導劑或抑制劑治療；（9）需要腎臟替代治療。根據排除標準，5 例患者被排除，共計納入患者 67 例（男 52 例、女 15 例）。本研究為隨機雙盲對照研究，根據電腦隨機數字法，患者被隨機納入 A 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與 B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其中 A 組 34 例（男 28 例、女 6 例），B 組 33 例（男 24 例、女 9 例）。隨機試驗流程見圖 1，本試驗獲得所有患者知情同意。
圖1
研究對象試驗流程圖
1.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 CABG 均由同 1 名資深術者完成，其中動脈橋血管材料均采用左側胸廓內動脈，靜脈橋血管材料均選擇自體大隱靜脈。術中均采用內窺鏡采集大隱靜脈。
所有入組患者 CABG 術后 24 h 內啟動雙聯抗血小板治療（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A 組予硫酸氫氯吡格雷片（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國藥準字 J20080090）每次 75 mg，1 次/d 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Bayer S.p.A.，國藥準字 J20080078）每次 100 mg，1 次/d 口服。B組予替格瑞洛片（AstraZeneca AB，國藥準字 J20130020）每次 90 mg，2 次/d口服；阿司匹林（Bayer S.p.A.，國藥準字 J20080078）每次 100 mg，1 次/d 口服。兩組患者均服用雙聯抗血小板藥物至術后 1 年。術后均規律服用 CABG 術后二級預防藥物[1]。術后 1 年行冠狀動脈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血管造影（CTA）檢查，評估橋血管通暢性。
1.3 隨訪與指標評價
橋血管通暢性指標：術后 1 年行冠狀動脈 64 排冠狀動脈CTA，評估冠狀動脈橋血管通暢情況。行 CTA 檢查時，操作技師僅對患者 CABG 術后知情，對患者抗血小板藥物應用情況設盲。冠狀動脈狹窄程度，參照 FitzGibbon 分級，A 級和 B 級定義為橋血管通暢[6]。
其余觀測指標：（1）隨訪期間，是否有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MACE）發生。本研究中參照既往文獻及類似研究，MACE 定義為心源性死亡、再發心肌梗死及心源性休克[7]；（2）隨訪期間是否出現嚴重出血事件發生，參照既往研究，定義本研究中主要出血事件為顱內出血、心包積血、失血性休克、眼內出血或因出血事件治療期間輸血超過 2 U。小出血定義為存在出血情況，但不滿足主要出血事件條件的出血事件[8]。
1.4 統計學分析
將患者一般資料信息及隨訪結果納入 Excel 2010。統計學處理采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頻率及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對于期望頻數少于 5 的計數資料，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應用多變量二元 logisitic 回歸以逐步回歸分析方式分析抗血小板治療策略、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飲酒、術前既往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對于靜脈橋血管通暢性的影響。所有檢驗均為雙側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隨訪情況
隨訪期間共 4 例患者失訪（A 組 2 例、B 組 2 例），B 組 1 例女性患者在 CABG 術后 4 個月因腦膜瘤接受手術治療后死亡。A 組 1 例男性患者隨訪期間內因心血管不良事件死亡。共計 61 例患者完成冠狀動脈 CTA 檢查，A 組 31 例（男 25 例、女 6 例），B 組 30 例（男 23 例、女 7 例）。
2.2 術前特征比較
兩組臨床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1）。在 61 例完善隨訪及術后 1 年冠狀動脈 CTA 復查的患者中，合計橋血管 156 支（胸廓內動脈橋 59 支，大隱靜脈橋 97 支），其中 A 組 79 支（胸廓內動脈橋 31 支，大隱靜脈橋 48 支），B 組 77 支（胸廓內動脈橋 28 支，大隱靜脈橋 49 支），患者橋血管位置等術中橋血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2）。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例）
表2
兩組患者橋血管資料比較（例）
2.3 術后 1 年橋血管通暢率情況
在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總橋血管通暢率及動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65/79（82.3%）vs. 71/77（92.2%）；30/31（96.8%） vs. 27/28（96.4%），P>0.05］，而在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A 組通暢率顯著低于 B 組［35/48（72.9%）vs. 44/49（89.8%），P<0.05）；表 3］。
表3
術后 1 年 CTA 橋血管情況［例（%）］
2.4 靜脈橋血管通暢性影響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應用多變量二元 Logistic 回歸以逐步回歸分析方式分析靜脈橋血管通暢性預測因素。抗血小板治療策略、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BMI、是否吸煙、是否長期飲酒、術前 PCI 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被納入到回歸模型中。采用逐步回歸方式，性別、年齡、高血壓病史、糖尿病史、BMI、是否吸煙、是否長期飲酒、術前 PCI 史、入院時心功能情況被逐步剔除。最終回歸模型提示替格瑞洛+阿司匹林雙聯抗血小板治療可降低橋血管狹窄風險［OR=0.282，95%CI（0.093，0.862），P=0.026］。
2.5 隨訪期間兩組間并發癥情況比較
在 MACE、術后再發心絞痛及非心源性死亡、出血事件方面，A 組出現 1 例心源性死亡，死因考慮為急性心肌梗死，1 例出現心肌梗死經治療后病情平穩，A組與B組在隨訪期間各有 1 例患者出現新發心絞痛癥狀。B1組例患者在術后 4 個月因腦膜瘤行手術治療后，圍術期內死亡。MACE、術后再發心絞痛及非心源性死亡、出血事件方面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4）。
表4
隨訪期間不良事件情況（例）
3 討論
CABG 是冠心病治療的一種重要手段[9]。在橋血管的選擇上，雖然胸廓內動脈橋血管被公認為通暢率最高的橋血管材料[10-11]，但是大隱靜脈仍然是被應用最為廣泛的血管橋材料[12-13]。早期研究發現在 CABG 術后，患者仍然有橋血管狹窄的風險，其主要為靜脈橋血管狹窄，對患者預后產生不良的影響[14]。自血小板激活與 CABG 術后橋血管狹窄相關性發現以來[15]，CABG 術后抗血小板治療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并受到諸多指南的推薦。既往研究表明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可提高 CABG 術后橋血管通暢率，同時降低MACE的發生率[16]。而隨著 P2Y12 受體拮抗劑聯合阿司匹林治療有潛在的協同抗血栓作用被發現，DAPT引起諸多學者的關注。
在阿司匹林聯合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療方面，高長青等學者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研究發現在 CABG 術后 3 個月，DAPT 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明顯優于單用阿司匹林組（91.6% vs. 85.7%，P=0.04），且沒有觀察到主要出血事件的發生[2]。而后續諸多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此觀點，一項大型 Meta 分析涵蓋了 5 個隨機臨床試驗和 6 個觀察性試驗，共納入超過 25 000 例患者，研究發現與單獨應用阿司匹林治療相比，DAPT（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可以降低靜脈橋血管閉塞率［RR=0.59；95%CI（0.43，0.82），P=0.02］和 30 d 死亡率（P<0.000 1）[17]，而其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18-19]。而替格瑞洛的問世，給 DAPT 提供了更多的選擇。Saw 等[20]進行的一項單中心研究發現術后 3 個月，較單獨應用阿司匹林組相比，DAPT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橋血管狹窄情況明顯改善（11.5% vs. 26.7%，P=0.007）。而在出血相關風險事件方面，相關研究發現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療，并未顯著增加大型出血事件的風險[21]。趙強等研究者所進行的一項多中心臨床研究發現，術后 1 年，DAPT 組（阿司匹林+替格瑞洛）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明顯優于單用阿司匹林組（92.2% vs. 82.8%，P<0.001）[3]。
目前 CABG 術后的 DAPT 治療多數推薦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聯合治療方案。而隨著替格瑞洛的問世，為抗血小板治療提供了更多的可選擇性。基于 PLATO 等 PCI 相關臨床研究的延展分析的結論，使得近年來部分指南推薦替格瑞洛程度高于氯吡格雷[1, 4-5]。但是，對于兩種 DAPT 治療方法對 CABG 術后臨床治療效果的研究，尤其在橋血管通暢率方面的研究，尚缺乏臨床試驗證據。
本研究發現，在術后 1 年時，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組靜脈橋血管通暢率顯著高于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P=0.033），而 logistic 回歸分析同樣提示與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應用相比，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可以降低靜脈橋狹窄的風險。而在動脈橋血管通暢率方面，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既往諸多研究也提示，DAPT 治療并未顯著改善動脈橋血管的通暢性[2-3, 18-20]，這可能與乳內動脈橋血管自身通暢性較高等因素相關。而在不同位置橋血管通暢性方面，雖然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組通暢率均高于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樣本量受限，不能很好地進行亞組分析相關。應在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后，再對此問題進行分析研究。
雖然在既往的 PLATO 研究結果顯示了替格瑞洛對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的治療效果優于氯吡格雷。其試驗結果提示在 1 年的隨訪期中，替格瑞洛可以明顯降低主要心血管源性死亡、心肌梗死等嚴重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9.8% vs. 11.7%，P<0.001）[22]。在其 CABG 亞組評估中，替格瑞洛也顯著降低了心血管事件死亡率（4.1% vs. 7.9%，P<0.01）[23]。但是，本研究中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治療并未顯著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分析原因可能為 CABG 術后不良事件發病率較低，且本研究樣本量較小所致，尚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在出血事件方面本研究中，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與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組相比，并未有顯著出血風險差異，與既往結果一致[23]。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1）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存在樣本量受限等情況，尚需更大樣本量研究進一步證實；（2）本研究所有患者均為不停跳下 CABG 手術，未評估對于停跳 CABG 手術的效果；（3）因研究規模所限，本研究對于橋血管材料存在限制，僅納入了胸廓內動脈及大隱靜脈作為橋血管材料，并未納入橈動脈、胃網膜右動脈等其他橋血管材料；（4）腔鏡獲取靜脈的方法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應用，本研究沒有對開放獲取大隱靜脈與內窺鏡獲取大隱靜脈進行相關比較。
在 CABG 術后 1 年內，較氯吡格雷聯合阿司匹林應用相比，替格瑞洛聯合阿司匹林DAPT可能更好地降低靜脈橋血管狹窄的風險。
利益沖突：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