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華偉, 張臨友. 肺癌患者肺葉切除術術后住院時間延長的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9, 26(5): 425-430. doi: 10.7507/1007-4848.201807069 復制
隨著人們對醫療保健費用關注度的增加以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術后住院時間已日益受到各方關注[1-3]。科學合理縮短肺癌術后住院時間可明顯節省醫療資源，因此為術后患者制定最佳住院時間很有必要。目前住院時間已被視為肺葉切除術手術質量的評判標準[4-5]。且歐洲國家已將肺葉切除術術后住院時間作為評判手術質量的標準，但各醫院間卻存在相當大的差異[6]。甚至有學者認為住院時間延長（PLOS）超過 14 d 可視為并發癥發生的標志[4]。關于肺癌術后 PLOS 因素的研究在國外較多，而國內很少。本研究旨在通過對行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臨床資料分析從而找出可能與 PLOS 有關的危險因素，并同時分析術后并發癥。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胸外科 781 例行肺葉切除淋巴結清掃術原發性肺癌患者。將 10 例（10/781，1.3%）術后住院死亡患者排除本研究。
本研究將 PLOS 定義為≥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張雅娟等[7]報道了 Fontan 類手術患者 PLOS 的危險因素，將≥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視為 PLOS。本文亦是研究 PLOS 的危險因素，與上述研究方法類似，遂采用上述對 PLOS 的定義。本研究所有患者中位住院時間為 6.0 d，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為 8.0 d。根據上述術后 PLOS 定義，將患者分為正常恢復組（551 例，男 317 例、女 234 例，中位年齡 59 歲，術后住院時間<8.0 d）和術后住院時間延長組（PLOS 組，220 例，男 148 例、女 72 例，中位年齡 60 歲，術后住院時間≥8.0 d）。患者術前診斷根據胸部 CT 平掃+增強，部分肺部結節患者普通影像學診斷有異議時采用全身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ET/CT），所有中心型肺癌患者術前均行支氣管鏡檢查。
1.2 觀察指標
根據臨床經驗及參考有關文獻，收集可能影響患者術后住院時間的因素，包括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年齡、性別、吸煙史、體質量指數（BMI）、術前合并癥、肺功能、肺癌解剖學部位、手術年份］和手術資料（失血量、手術持續時間、麻醉持續時間、手術類型、手術方式、肺癌組織學分類、肺癌分期、術中清掃淋巴結數量、腫瘤直徑等）。同時收集患者術后恢復過程中手術并發癥，如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心律失常、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術后肺漏氣、肺不張、乳糜胸、支氣管胸膜瘺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17.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兩組比較采用 χ2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P25，P75）表示；兩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或 Wilcoxon-Mann-Whitney 檢驗，超過兩種分類的變量用 Kruskal-Wallis 檢驗。等級資料采用 Kruskal-Wallis 檢驗。單因素分析后，將 P<0.2 的因素放入 logistic 回歸模型，采用進入法，分析與 PLOS 有關的因素。比值比（OR）和 95%CI 用于表示風險度。在進行 logistic 分析前對手術持續時間、麻醉持續時間、用力肺活量占預計值百分比（FVC%）、清掃淋巴結數量和失血量做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并找出最佳截斷值。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771 例患者中位年齡為 59（53，64）歲，男 465 例、女 306 例，男女比例 1.52∶1。開胸手術者 518 例（胸腔鏡手術中轉開胸視為開胸手術）、微創手術 253 例（包括兩孔法 232 例，單孔法 21 例）。中位術后住院時間為 6.0（5.0，8.0）d；見表 1。
表1
771 例患者一般資料［中位數（P25，P75）/例（%）/
］
心腦血管疾病（105 例，13.6%）、肺結核（106 例，13.7%）、糖尿病（48 例，6.2%）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39 例，5.1%）為常見的合并癥。臨床其他值得注意的合并癥有心律失常（36 例，4.7%）、房室傳導阻滯（36 例，4.7%）和既往惡性腫瘤史（22 例，2.9%）等；見表 1。
2.2 術前及術中臨床資料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P=0.013）、心律失常（P=0.003）、FVC%（P=0.027）、術中失血量（P<0.001）、手術持續時間（P<0.001）、麻醉持續時間（P<0.001）、手術類型（P<0.001）和淋巴結清掃數量（P=0.003）是肺葉切除術術后 PLOS 的危險因素。而兩組在年齡、吸煙史、BMI、術前合并癥、手術方式、肺癌解剖學部位、肺癌組織學分類、肺癌分期、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氣量（FEV1）、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SB）、手術年份和腫瘤直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之間臨床數據比較［中位數（P25，P75）/例（%）/
］
2.3 術后兩組并發癥比較
與正常恢復組相比，術后 PLOS 組在術后肺感染率、肺膨脹不良發生率和術后持續漏氣（>7 d）發生率方面明顯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 ARDS、術后心律失常、皮下氣腫、呼吸衰竭、乳糜胸、支氣管胸膜瘺及其他并發癥的發生率亦高于正常恢復組，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比較［例（%）］
2.4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結果顯示：與 23～54 歲年齡組患者相比，年齡≥75 歲（OR=4.100，P=0.002）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是其 4 倍有余；心律失常（OR=2.944，P=0.005）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較無心律失常患者增大 3 倍；FVC%<89.05%（OR=1.500，P=0.039）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 1.5 倍；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OR=1.858，P=0.005）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近 2 倍；與單純肺葉切除術相比，一側全肺切除（OR=2.563，P=0.001）的患者 PLOS 風險是其 2.5 倍之多；淋巴結清掃個數≥13.5 個（OR=1.826，P=0.001）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近 2 倍。且以上均為 PLOS 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4。
表4
住院時間延長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風險因素分析
術中失血量［曲線下面積（AUC）=0.591，P<0.001；最佳截斷值 175 ml］、術中清掃淋巴結個數（AUC=0.571，P=0.002；最佳截斷值 13.5 個）、FVC%（AUC=0.557，P=0.013；最佳截斷值 89.05%）、手術持續時間（AUC=0.618，P<0.001；最佳截斷值 126.5 min）、麻醉持續時間（AUC=0.609，P<0.001；最佳截斷值 204 min）的閾值經 ROC 曲線分析所得。
3 討論
國內肺癌患者數量眾多，住院難的問題日益突出。所以，增加醫院床位使用率、保證患者治療質量的前提下盡早出院在減輕患者家庭經濟負擔同時亦能為其他住院患者及時騰出床位，從而得以及時治療。本研究旨在通過對患者術前和術中臨床資料的分析，找出可能與 PLOS 有關的預測因素，通過對這些因素識別，加強管理，提前預防，避免或減少不良事件發生，縮短住院時長，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長時間住院或因出院過早造成不良后果。Wright 等[4]報道了一些與 PLOS（指住院時間>14 d）有關的因素，包括年齡、男性、Zbrod 評分和各種合并癥。Giambrone 等[8]研究發現與正常恢復的患者相比，PLOS 患者術后出現不良后果較多。與此研究結果類似，Farjah 等[5]研究發現 99% PLOS 患者有術后不良后果。患者術前一般情況和術中情況是否與 PLOS 獨立相關或這些因素是否導致術后并發癥從而影響住院時間等都還不清楚。由于越來越多的醫院將住院時間視為不同中心胸外科醫生手術水平的參考標準，所以區分上述問題顯得很重要。
本研究中術后 PLOS 患者并發癥發生率為 32.7%，正常恢復組為 12.9%。可見，術后 PLOS 患者只有一小部分有術后并發癥，大部分術后住院時間正常，而且正常恢復組亦有小部分患者出現術后并發癥但并未出現術后 PLOS，說明患者術前及術中有關因素對術后住院時間有明顯影響，所以對患者術后 PLOS 因素分析是有臨床意義的。本研究中，大部分術后并發癥來源于呼吸系統，如肺部感染、ARDS、肺膨脹不良、術后持續漏氣、呼吸衰竭、支氣管胸膜瘺等。心律失常、心肌梗死、腦梗死、深靜脈血栓等并發癥也時有發生。其中， PLOS 組肺感染的發病率是正常恢復組的 6 倍；肺膨脹不良發生率是正恢復組的 11 倍有余；術后漏氣是其 4 倍之多。 PLOS 組出現了 1 例乳糜胸和 2 例支氣管胸膜瘺，而在正常恢復組并未出現此并發癥，但兩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
本研究中 PLOS 組患者中位住院時間為 9.0（8.0，11.0）d，而正常恢復組患者為 5.0（4.0，6.0）d，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本研究經對臨床數據分析后發現：接受肺葉切除術后的患者在住院時間上有很大差異。整體住院時間中位數是 6.0 d。PLOS 由多種因素所引起。其中年齡是一主要危險因素，當對高齡患者行肺葉切除術時一定要慎重，因為 75 歲以上肺癌患者術后 PLOS 風險要比 54 歲及以下患者高 4 倍多。肺功能差是肺切除術后導致 PLOS 的常見風險因素，當 FVC%<89.05% 時，其 PLOS 風險較 FVC%≥89.05% 高 1.5 倍。所以對那些伴有 COPD 的患者，其術前進行肺功能鍛煉是降低手術風險的一項很好措施[9]。肺儲備能力差是圍術期較大的一項風險因素，而 DLco 是評估肺儲備能力的一項可靠指標[10]。但是，本研究并未發現 DLco、FVE1 等肺功能指標與 PLOS 有獨立相關性。另外，作為術者需要特別關注的一項檢查就是心電圖，經分析發現術前心電圖顯示有心律失常的患者，其 PLOS 的風險明顯增加，是無心律失常患者的 3 倍。因為該類患者，術后容易再次出現心律失常，而需要針對性的治療，從而延長住院時間。
手術因素也會影響住院時間。本文分析后發現與單純肺葉切除相比，一側全肺切除患者與住院時間延長有明顯關系。這可能與一側全肺切除患者術后更容易出現呼吸困難有關，此類患者一般于呼吸困難緩解后才考慮出院。再者就是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手術時間延長會增加患者機能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患者術后的恢復速度，因此保證手術效果與安全的情況下盡量加快手術速度、縮短手術時間是很有必要和臨床意義的。而術中淋巴結清掃個數≥13.5 個的患者 PLOS 風險增加，對于淋巴結清掃個數多的患者，可能是因為肺內或縱隔腫大淋巴結多，淋巴結較硬難以清掃致創面增大甚至由此導致中轉開胸[11]，術后創面滲液較多，拔管時間延遲所致。
本研究中手術方式的選擇與術后住院時間卻無相關性。但微創手術的平均住院時間為（6.47±4.36）d，短于開胸手術住院時間（6.67±3.95）d，但兩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521）。與本研究結果類似，GoPaldas 等[12]對國家住院患者樣本數據庫（NIS）進行分析后發現胸腔鏡和開胸手術患者在住院時間方面無差異。Paul 等[13]對其出現該結果給出了解釋，他認為是由于作者將先胸腔鏡探查再開胸手術的患者視為胸腔鏡手術，再者就是早期學習曲線的存在等。而 Giambrone 等[8]和 Wright 等[4]發現開胸手術的患者其住院時間明顯長于微創手術患者術后住院時間。隨后，Paul 等[13]和 Falcoz 等[14]進行傾向值匹配研究分析后均發現，與開胸手術相比，微創手術確實縮短了患者住院時間。可見，關于兩者對住院時間的影響方面，還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出現該結果可能是由于本中心將微創手術正常恢復的患者住院時間控制在和開胸手術患者住院時間一樣的原因，因為對于正常恢復患者我們一般要求其住院時間在 6 d 左右，這樣可防止患者因出院過早而造成不必要的術后切口感染、切口裂開以及其他意外等不良后果。Giambrone 等[8]發現催促患者及早出院的可能后果就是導致高的再住院率。而肺切除術后再住院與隨后的住院死亡高風險有關[15]。可見對有 PLOS 危險因素患者應注意加強術后管理，避免或減少術后住院時間不足或住院時間延長，患者可從中獲益。
綜上所述，原發性肺癌患者肺葉切除術后住院時間存在差異。導致該種現象的原因較多，僅從患者一般情況和手術情況分析發現導致其術后 PLOS 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年齡≥75 歲、FVC%<89.05%、心電圖顯示心律失常、術中清掃淋巴結個數≥13.5 個，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 等。因此針對上述危險因素，應加強患者術后管理，注意提前預防，避免或減少術后不良事件發生，從而縮短術后住院時間。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分析且患者數量有限，可能不適用于國內其他醫院。其確切結果尚需臨床前瞻性試驗的驗證。
隨著人們對醫療保健費用關注度的增加以及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術后住院時間已日益受到各方關注[1-3]。科學合理縮短肺癌術后住院時間可明顯節省醫療資源，因此為術后患者制定最佳住院時間很有必要。目前住院時間已被視為肺葉切除術手術質量的評判標準[4-5]。且歐洲國家已將肺葉切除術術后住院時間作為評判手術質量的標準，但各醫院間卻存在相當大的差異[6]。甚至有學者認為住院時間延長（PLOS）超過 14 d 可視為并發癥發生的標志[4]。關于肺癌術后 PLOS 因素的研究在國外較多，而國內很少。本研究旨在通過對行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臨床資料分析從而找出可能與 PLOS 有關的危險因素，并同時分析術后并發癥。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胸外科 781 例行肺葉切除淋巴結清掃術原發性肺癌患者。將 10 例（10/781，1.3%）術后住院死亡患者排除本研究。
本研究將 PLOS 定義為≥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張雅娟等[7]報道了 Fontan 類手術患者 PLOS 的危險因素，將≥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視為 PLOS。本文亦是研究 PLOS 的危險因素，與上述研究方法類似，遂采用上述對 PLOS 的定義。本研究所有患者中位住院時間為 6.0 d，第 75% 分位住院時間為 8.0 d。根據上述術后 PLOS 定義，將患者分為正常恢復組（551 例，男 317 例、女 234 例，中位年齡 59 歲，術后住院時間<8.0 d）和術后住院時間延長組（PLOS 組，220 例，男 148 例、女 72 例，中位年齡 60 歲，術后住院時間≥8.0 d）。患者術前診斷根據胸部 CT 平掃+增強，部分肺部結節患者普通影像學診斷有異議時采用全身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ET/CT），所有中心型肺癌患者術前均行支氣管鏡檢查。
1.2 觀察指標
根據臨床經驗及參考有關文獻，收集可能影響患者術后住院時間的因素，包括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年齡、性別、吸煙史、體質量指數（BMI）、術前合并癥、肺功能、肺癌解剖學部位、手術年份］和手術資料（失血量、手術持續時間、麻醉持續時間、手術類型、手術方式、肺癌組織學分類、肺癌分期、術中清掃淋巴結數量、腫瘤直徑等）。同時收集患者術后恢復過程中手術并發癥，如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心律失常、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術后肺漏氣、肺不張、乳糜胸、支氣管胸膜瘺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17.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表示，兩組比較采用 χ2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P25，P75）表示；兩組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或 Wilcoxon-Mann-Whitney 檢驗，超過兩種分類的變量用 Kruskal-Wallis 檢驗。等級資料采用 Kruskal-Wallis 檢驗。單因素分析后，將 P<0.2 的因素放入 logistic 回歸模型，采用進入法，分析與 PLOS 有關的因素。比值比（OR）和 95%CI 用于表示風險度。在進行 logistic 分析前對手術持續時間、麻醉持續時間、用力肺活量占預計值百分比（FVC%）、清掃淋巴結數量和失血量做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并找出最佳截斷值。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771 例患者中位年齡為 59（53，64）歲，男 465 例、女 306 例，男女比例 1.52∶1。開胸手術者 518 例（胸腔鏡手術中轉開胸視為開胸手術）、微創手術 253 例（包括兩孔法 232 例，單孔法 21 例）。中位術后住院時間為 6.0（5.0，8.0）d；見表 1。
表1
771 例患者一般資料［中位數（P25，P75）/例（%）/］
心腦血管疾病（105 例，13.6%）、肺結核（106 例，13.7%）、糖尿病（48 例，6.2%）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39 例，5.1%）為常見的合并癥。臨床其他值得注意的合并癥有心律失常（36 例，4.7%）、房室傳導阻滯（36 例，4.7%）和既往惡性腫瘤史（22 例，2.9%）等；見表 1。
2.2 術前及術中臨床資料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P=0.013）、心律失常（P=0.003）、FVC%（P=0.027）、術中失血量（P<0.001）、手術持續時間（P<0.001）、麻醉持續時間（P<0.001）、手術類型（P<0.001）和淋巴結清掃數量（P=0.003）是肺葉切除術術后 PLOS 的危險因素。而兩組在年齡、吸煙史、BMI、術前合并癥、手術方式、肺癌解剖學部位、肺癌組織學分類、肺癌分期、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氣量（FEV1）、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SB）、手術年份和腫瘤直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之間臨床數據比較［中位數（P25，P75）/例（%）/］
2.3 術后兩組并發癥比較
與正常恢復組相比，術后 PLOS 組在術后肺感染率、肺膨脹不良發生率和術后持續漏氣（>7 d）發生率方面明顯較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 ARDS、術后心律失常、皮下氣腫、呼吸衰竭、乳糜胸、支氣管胸膜瘺及其他并發癥的發生率亦高于正常恢復組，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比較［例（%）］
2.4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結果顯示：與 23～54 歲年齡組患者相比，年齡≥75 歲（OR=4.100，P=0.002）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是其 4 倍有余；心律失常（OR=2.944，P=0.005）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較無心律失常患者增大 3 倍；FVC%<89.05%（OR=1.500，P=0.039）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 1.5 倍；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OR=1.858，P=0.005）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近 2 倍；與單純肺葉切除術相比，一側全肺切除（OR=2.563，P=0.001）的患者 PLOS 風險是其 2.5 倍之多；淋巴結清掃個數≥13.5 個（OR=1.826，P=0.001）的患者術后 PLOS 風險增大近 2 倍。且以上均為 PLOS 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4。
表4
住院時間延長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風險因素分析
術中失血量［曲線下面積（AUC）=0.591，P<0.001；最佳截斷值 175 ml］、術中清掃淋巴結個數（AUC=0.571，P=0.002；最佳截斷值 13.5 個）、FVC%（AUC=0.557，P=0.013；最佳截斷值 89.05%）、手術持續時間（AUC=0.618，P<0.001；最佳截斷值 126.5 min）、麻醉持續時間（AUC=0.609，P<0.001；最佳截斷值 204 min）的閾值經 ROC 曲線分析所得。
3 討論
國內肺癌患者數量眾多，住院難的問題日益突出。所以，增加醫院床位使用率、保證患者治療質量的前提下盡早出院在減輕患者家庭經濟負擔同時亦能為其他住院患者及時騰出床位，從而得以及時治療。本研究旨在通過對患者術前和術中臨床資料的分析，找出可能與 PLOS 有關的預測因素，通過對這些因素識別，加強管理，提前預防，避免或減少不良事件發生，縮短住院時長，從而避免不必要的長時間住院或因出院過早造成不良后果。Wright 等[4]報道了一些與 PLOS（指住院時間>14 d）有關的因素，包括年齡、男性、Zbrod 評分和各種合并癥。Giambrone 等[8]研究發現與正常恢復的患者相比，PLOS 患者術后出現不良后果較多。與此研究結果類似，Farjah 等[5]研究發現 99% PLOS 患者有術后不良后果。患者術前一般情況和術中情況是否與 PLOS 獨立相關或這些因素是否導致術后并發癥從而影響住院時間等都還不清楚。由于越來越多的醫院將住院時間視為不同中心胸外科醫生手術水平的參考標準，所以區分上述問題顯得很重要。
本研究中術后 PLOS 患者并發癥發生率為 32.7%，正常恢復組為 12.9%。可見，術后 PLOS 患者只有一小部分有術后并發癥，大部分術后住院時間正常，而且正常恢復組亦有小部分患者出現術后并發癥但并未出現術后 PLOS，說明患者術前及術中有關因素對術后住院時間有明顯影響，所以對患者術后 PLOS 因素分析是有臨床意義的。本研究中，大部分術后并發癥來源于呼吸系統，如肺部感染、ARDS、肺膨脹不良、術后持續漏氣、呼吸衰竭、支氣管胸膜瘺等。心律失常、心肌梗死、腦梗死、深靜脈血栓等并發癥也時有發生。其中， PLOS 組肺感染的發病率是正常恢復組的 6 倍；肺膨脹不良發生率是正恢復組的 11 倍有余；術后漏氣是其 4 倍之多。 PLOS 組出現了 1 例乳糜胸和 2 例支氣管胸膜瘺，而在正常恢復組并未出現此并發癥，但兩組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
本研究中 PLOS 組患者中位住院時間為 9.0（8.0，11.0）d，而正常恢復組患者為 5.0（4.0，6.0）d，且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本研究經對臨床數據分析后發現：接受肺葉切除術后的患者在住院時間上有很大差異。整體住院時間中位數是 6.0 d。PLOS 由多種因素所引起。其中年齡是一主要危險因素，當對高齡患者行肺葉切除術時一定要慎重，因為 75 歲以上肺癌患者術后 PLOS 風險要比 54 歲及以下患者高 4 倍多。肺功能差是肺切除術后導致 PLOS 的常見風險因素，當 FVC%<89.05% 時，其 PLOS 風險較 FVC%≥89.05% 高 1.5 倍。所以對那些伴有 COPD 的患者，其術前進行肺功能鍛煉是降低手術風險的一項很好措施[9]。肺儲備能力差是圍術期較大的一項風險因素，而 DLco 是評估肺儲備能力的一項可靠指標[10]。但是，本研究并未發現 DLco、FVE1 等肺功能指標與 PLOS 有獨立相關性。另外，作為術者需要特別關注的一項檢查就是心電圖，經分析發現術前心電圖顯示有心律失常的患者，其 PLOS 的風險明顯增加，是無心律失常患者的 3 倍。因為該類患者，術后容易再次出現心律失常，而需要針對性的治療，從而延長住院時間。
手術因素也會影響住院時間。本文分析后發現與單純肺葉切除相比，一側全肺切除患者與住院時間延長有明顯關系。這可能與一側全肺切除患者術后更容易出現呼吸困難有關，此類患者一般于呼吸困難緩解后才考慮出院。再者就是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手術時間延長會增加患者機能創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患者術后的恢復速度，因此保證手術效果與安全的情況下盡量加快手術速度、縮短手術時間是很有必要和臨床意義的。而術中淋巴結清掃個數≥13.5 個的患者 PLOS 風險增加，對于淋巴結清掃個數多的患者，可能是因為肺內或縱隔腫大淋巴結多，淋巴結較硬難以清掃致創面增大甚至由此導致中轉開胸[11]，術后創面滲液較多，拔管時間延遲所致。
本研究中手術方式的選擇與術后住院時間卻無相關性。但微創手術的平均住院時間為（6.47±4.36）d，短于開胸手術住院時間（6.67±3.95）d，但兩者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521）。與本研究結果類似，GoPaldas 等[12]對國家住院患者樣本數據庫（NIS）進行分析后發現胸腔鏡和開胸手術患者在住院時間方面無差異。Paul 等[13]對其出現該結果給出了解釋，他認為是由于作者將先胸腔鏡探查再開胸手術的患者視為胸腔鏡手術，再者就是早期學習曲線的存在等。而 Giambrone 等[8]和 Wright 等[4]發現開胸手術的患者其住院時間明顯長于微創手術患者術后住院時間。隨后，Paul 等[13]和 Falcoz 等[14]進行傾向值匹配研究分析后均發現，與開胸手術相比，微創手術確實縮短了患者住院時間。可見，關于兩者對住院時間的影響方面，還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出現該結果可能是由于本中心將微創手術正常恢復的患者住院時間控制在和開胸手術患者住院時間一樣的原因，因為對于正常恢復患者我們一般要求其住院時間在 6 d 左右，這樣可防止患者因出院過早而造成不必要的術后切口感染、切口裂開以及其他意外等不良后果。Giambrone 等[8]發現催促患者及早出院的可能后果就是導致高的再住院率。而肺切除術后再住院與隨后的住院死亡高風險有關[15]。可見對有 PLOS 危險因素患者應注意加強術后管理，避免或減少術后住院時間不足或住院時間延長，患者可從中獲益。
綜上所述，原發性肺癌患者肺葉切除術后住院時間存在差異。導致該種現象的原因較多，僅從患者一般情況和手術情況分析發現導致其術后 PLOS 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年齡≥75 歲、FVC%<89.05%、心電圖顯示心律失常、術中清掃淋巴結個數≥13.5 個，手術持續時間≥126.5 min 等。因此針對上述危險因素，應加強患者術后管理，注意提前預防，避免或減少術后不良事件發生，從而縮短術后住院時間。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分析且患者數量有限，可能不適用于國內其他醫院。其確切結果尚需臨床前瞻性試驗的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