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是一種非編碼蛋白的 RNA，參與轉錄后水平基因的表達調控。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是一種蛋白酪氨酸激酶受體，突變近年來已被大量研究證實存在于非小細胞肺癌中。伴有 EGFR 基因突變陽性的患者，越來越多地接受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的治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提示 miRNA 在腫瘤轉移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EGFR 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機制中的作用已經成為研究熱點。最新研究還提示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就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過程中相關性研究的新進展進行綜述。
引用本文： 沈誠, 周坤, 車國衛. 微小RNA和EGFR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機制中的研究進展.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8, 25(5): 440-444. doi: 10.7507/1007-4848.201707030 復制
根據最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統計內容提示：肺癌已經成為世界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惡性腫瘤。全球每年約 180 萬人死于肺癌，約占全世界所有癌癥死亡人數的 1/3[1]。目前認為肺癌的發生及轉移的機制與多種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方面的變化有關系，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在肺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微小 RNA（micro RNA，miRNA）的作用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變。隨著與 EGFR 突變狀態相關的特異性微小 RNA 的發現，二者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就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過程中相關性的研究和進展作一概述。
1 微小 RNA
1.1 微小 RNA 的形成和作用機制
微小 RNA 是一類大小為 19～24個核苷酸的內源性非編碼小分子 RNA[2]，主要通過與微小 RNA3'端非翻譯區的堿基配對來調控信使 RNA 的翻譯與降解。在 1993 年，Lee 等[3]首次提出微小 RNA 是參與轉錄后基因沉默級聯反應因子之一。迄今為止，miRBase 數據庫記錄的目前已知或有相關研究的 miRNA 已達到 28 645 種[4]。微小 RNA 在體內的加工成熟可分為兩個階段：（1）在細胞核內編碼微小 RNA 的基因在 RNA 聚合酶Ⅱ的作用下生成具有莖環結構的初級產物，之后在 RNA 聚合酶Ⅲ以及其輔助因子 PGCR8 的作用下，形成約 20 個核苷酸的前體；（2）微小 RNA 前體由轉運蛋白 5 輸送到細胞質中，在胞質中由雙鏈 RNA 轉移內切酶 Dicer 將微小 RNA 前體剪切成 21～25 bps 的雙鏈 RNA[5]。這種暫時的雙鏈結構非常不穩定，會被 Dicer 迅速剪切成兩條約 22 bps 的單鏈 RNA，其中一條鏈作為成熟的微小 RNA 被結核分枝桿菌純蛋白衍物（PPD）蛋白家族識別，形成 RNA 誘導的沉默復合體（RNA-induced silencing conplex，RISC），參與基因表達的調控，最終成為成熟的單鏈微小 RNA，另外一條鏈則被降解掉[6]。一種微小 RNA 可同時作用于多種靶基因，而一個基因也可同時被多種微小 RNA 調控。微小 RNA 因其各自特性可在腫瘤方面帶來不同的影響，既可為抑癌基因也可為促癌因子，其可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和轉移等多個過程。
1.2 微小 RNA 抑制肺癌轉移
肺癌的進展既包括了局部的侵犯浸潤，也可表現為遠處轉移。miRNA-126*是一種來源于表皮生長因子樣結構域 7（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domain 7，Egfl7）內含子區域的內生性微小 RNA[7]。研究發現在肺中含有大量的 miRNA-126*[8]。唐夏莉等[9]通過將 miRNA-126 轉染入肺癌 A549 細胞中，采用 real-time PCR 法檢測轉染后各組細胞中 miRNA-126 的表達情況發現，過表達 miRNA-126 能顯著抑制肺癌 A549 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Zhang 等[10]研究發現，miR-126/miR-126*會被他們的宿主基因 Egfl7 在癌細胞中的啟動子甲基化后導致下調，同時也發現這種下調與轉移癌發生有密切關系。Miko 等[11]在研究中發現，miRNA-126 與 SLC7A5 之間是靶向作用的關系，其會延遲 H69 細胞 G1 期，從而起到抑制細胞增殖的作用。在 Crawford 等[12]的研究報道中發現，Crk 是 miRNA-126 的一個靶向基因，肺癌細胞系中過表達的 miRNA-126 可能會導致 Crk 的下調。隨著 Crk 基因被踢出，肺癌細胞系的侵襲能力明顯下降。Liu 等[13]提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血管生成的正調節，并且它的表達在許多癌灶上是上調的。但在他們的研究中，miRNA-126 具有在 VEGF-A 的 3'-非翻譯區的結合位點。在 8 個肺癌細胞系中，miRNA-126 的表達被下調。miR-125b-1 是位于 11q23-24 染色體的微小區域[14]，這一區域在肺部腫瘤中存在突變或缺失，提示 miR-125b-1 發揮了抑癌基因的作用。Nakanishi 等研究發現，鱗癌組織中 miR-125b-1 表達較正常組織對照組表達較低，同時還發現 TACSTD2（也被稱為 TROP2）基因被認為是直接靶向作用于 miR-125b-1。miR-125b-1 通過調節 TACSTD2 表達而使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途徑功能發生障礙，進而在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4]。let-7 miRNA 家族是典型的具有抑癌作用的分子，該家族的 miRNA 在不同的動物物種中高度保守，無論是蠕蟲還是人類，并在細胞增殖和分化的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多種腫瘤中其表達水平顯著下調[15]。相關研究發現，在 A549 肺癌細胞系中過表達 let-7 可以明顯抑制癌細胞的生長，減少肺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能力[16-17]。
1.3 微小 RNA 促進肺癌轉移
近幾年來，miRNA-182 在腫瘤組織中的表達和功能受到廣泛關注。在多種實體瘤中表達明顯上調[18-20]。Wang 等[21]和 Ning 等[22]均在研究中發現 miRNA-182 在多株肺腺癌細胞中高表達，并通過負性調節靶基因 PDCD4（programmed cell death 4）的表達促進肺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由此推測，miRNA-182 在肺癌中也是作為一種癌基因，促進了腫瘤細胞的浸潤和轉移。
MIR-23A/24/27A 是位于 9p13.12 染色體一類 miRNA 簇，參與人類腫瘤的發生、侵襲及轉移[23]。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TGF-β）誘導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這已被證明可與各種疾病，包括肺癌的轉移有密切關系。Cao 等[24]通過研究，利用實時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方法在 10 例NSCLC細胞序列中檢測 miRNA-23a/24/27a 的表達，并進一步分析轉化生長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信號與這些 miRNA 表達水平高低的相關程度。結果發現，在出現 EMT 的肺腺癌細胞 A549 中，miRNA-23a 能夠被 TGF-β1 調控，過表達 miRNA-23a 可刺激出現 EMT。因此，在肺腺癌中 miRNA-23a 可通過靶向調節 TGF-β 誘導的 EMT，從而促進腫瘤轉移。此外，由于肺腺癌較肺鱗癌更易出現淋巴結轉移，找到與肺腺癌淋巴結轉移相關的 miRNA 可有助于預測其發生淋巴結轉移的傾向。 Meng 等[25]的研究結果提示，對肺腺癌全基因 miRNA 測序可以確定淋巴結轉移存在的標記。相比于淋巴結轉移陰性者，miRNA-31 在有淋巴結轉移的肺腺癌患者中呈現高表達的狀態，在體外功能實驗分析中發現 miRNA-31 可增加肺癌細胞侵襲和轉移。
2 EGFR 突變
EGFR 是一種蛋白酪氨酸激酶受體，其位于 7 號染色體的 p13～q22 區[26]。其作為標準致癌基因 Her/ErbB 受體家族中的一員，由 Cohen 于 1962 年首次發現[27]。EGFR 突變近年來已被大量研究證實存在于 NSCLC，其突變部位主要在外顯子 18～21，特別是外顯子 19 中 747 位亮氨酸至 749 位谷氨酸缺失突變及外顯子 21 密碼子 858 中精氨酸取代亮氨酸導致的錯義突變占 EGFR 突變率約 90%，二者之間又以外顯子 19 的缺失突變更為多見，其點突變占所有 EGFR 突變的 85%～90%[28-30]。
肺部惡性腫瘤常見的轉移部位包括頭部、骨和腎上腺。近年EGFR 突變在肺癌顱內轉移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有少部分患者在通過 EGFR 靶向藥物治療后出現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轉移或原有顱內轉移灶的進展[31-32]。綜合考慮，其主要原因包括 3 個方面。
（1）EGFR 突變本身帶來的影響。相關研究提示[33]，在其所研究的 19 例肺部 NSCLC 伴有顱內轉移的患者中，有 12 例患者結果提示出現 EGFR 突變，這個比率已經明顯超過之前僅有肺腺癌發生的患者。在 12 例患者中有 6 例是原發灶和轉移灶均出現了 EGFR 突變，并且 6 例中有 2 例患者前后 EGFR 突變的位點均是相同的。因此考慮，EGFR 突變陽性患者相較于未發生突變的患者更容易發生 CNS 的轉移，EGFR 基因突變本身可能就是 NSCLC 發生顱內轉移的危險因子之一。
（2）藥物代謝動力學的影響。化療藥物的血腦屏障通過率由多種因素決定，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脂溶性較強，但血漿蛋白結合率均大于 90%，不易以被動擴散的方式通過血腦屏障[34-35]。
（3）NSCLC 原發灶與轉移灶的異質性產生的影響[36]。
3 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之間的關系
在 Liu 等[13]研究中發現，Egfl7 基因啟動子的高甲基化導致 miRNA-126 的表達下調，過表達 miRNA-126 可下調 EGFR/AKT 信號活化，抑制食管磷癌細胞的遷移。同時，在唐夏莉等[9]通過研究也發現，miRNA-126 可以顯著降低肺癌 A549 細胞中 p-EGFR、p-AKT 和 pmTOR 蛋白水平。說明 miRNA-126 可能通過下調 EGFR/AKT/mTOR 信號通路影響肺癌 A549 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
miRNA-182 在最近的研究中還提示其與 EGFR 突變有密切相關性。在陳曉林等[37]的研究中，miRNA-182 的表達水平與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和 EGFR 基因突變明顯相關。EGFR 基因突變患者相比較未突變者 miRNA-182 表達水平明顯上調。
在其他研究中，如 Seike 等[38]發現，EGFR 通路可正性調節 miRNA-21 的表達。miRNA 的過表達可通過激活 EGFR 通路得到加強，這一情況在不吸煙的肺癌患者中尤為明顯。Hu 等[39]發現，miR-128 在 NSCLC 腫瘤侵襲和轉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抑制 miR-128 可以抑制腫瘤轉移。Webster 等[40]發現，miRNA-7 通過與人類 EGFR 基因的 3'-UTR3 個位點結合，抑制 EGFR 基因的表達，使腫瘤細胞被阻滯于 G1 期，從而阻止細胞周期正常循環，減少細胞增殖，降低細胞活力，導致細胞凋亡。將正常人肺上皮細胞系（BEAS-2B），人肺腺癌細胞系伴 EGFR 野生型（A549 和 H292）和人肺腺癌細胞系伴 EGFR 突變（H1975 和 H1650）作為研究對象探究 EGFR 與 miRNA-145 的關系，發現活化的 EGFR 可以通過在肺癌細胞中的 ERK1/2 來下調 miRNA-145 的表達[41-42]。
4 小結與展望
上述研究表明 miRNA 和 EGFR 突變在肺癌侵襲及轉移的多個環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EGFR-TKI 治療目前已成為常見的靶向治療的選擇，但近年來發現，部分初次治療有效的患者經過 1 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治療后，病情進展，即產生獲得性耐藥。王永生等[43]研究提出，miRNA 可能通過調控 T790M 突變亞群細胞中的基因參與 EGFR-TKI 耐藥機制。此外，隨著檢查設備的精細化和人們定期體檢意識的提高，同時性肺多原發癌或者患者第一癌灶切除后一段時間再次出現新癌灶的情況越來越多，準確判斷病灶是轉移灶還是二者之間無從屬關系的肺多原發癌，已成為目前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和研究熱點。已有研究結果分別提出了 miRNA 和 EGFR 突變在肺癌原發灶和轉移灶中基因表達存在不一致的觀點[44]。然而，二者是否存在相關性？相關的作用機制又是如何？隨著新的 miRNA 及其生物功能不斷被發現和闡釋，同時，miRNA 在通過調控 EGFR 等基因時，其自身也受到了這些信號通路的反作用，由此形成一個復雜的網絡，參與了腫瘤發生、發展以及轉移的過程。二者之間的聯系不僅可以逐步闡明肺癌的發生發展以及轉移的機制，甚至可能為肺癌轉移和肺多原發癌的診斷及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根據最新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統計內容提示：肺癌已經成為世界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惡性腫瘤。全球每年約 180 萬人死于肺癌，約占全世界所有癌癥死亡人數的 1/3[1]。目前認為肺癌的發生及轉移的機制與多種遺傳學和表觀遺傳學方面的變化有關系，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在肺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微小 RNA（micro RNA，miRNA）的作用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突變。隨著與 EGFR 突變狀態相關的特異性微小 RNA 的發現，二者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本文就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在非小細胞肺癌轉移過程中相關性的研究和進展作一概述。
1 微小 RNA
1.1 微小 RNA 的形成和作用機制
微小 RNA 是一類大小為 19～24個核苷酸的內源性非編碼小分子 RNA[2]，主要通過與微小 RNA3'端非翻譯區的堿基配對來調控信使 RNA 的翻譯與降解。在 1993 年，Lee 等[3]首次提出微小 RNA 是參與轉錄后基因沉默級聯反應因子之一。迄今為止，miRBase 數據庫記錄的目前已知或有相關研究的 miRNA 已達到 28 645 種[4]。微小 RNA 在體內的加工成熟可分為兩個階段：（1）在細胞核內編碼微小 RNA 的基因在 RNA 聚合酶Ⅱ的作用下生成具有莖環結構的初級產物，之后在 RNA 聚合酶Ⅲ以及其輔助因子 PGCR8 的作用下，形成約 20 個核苷酸的前體；（2）微小 RNA 前體由轉運蛋白 5 輸送到細胞質中，在胞質中由雙鏈 RNA 轉移內切酶 Dicer 將微小 RNA 前體剪切成 21～25 bps 的雙鏈 RNA[5]。這種暫時的雙鏈結構非常不穩定，會被 Dicer 迅速剪切成兩條約 22 bps 的單鏈 RNA，其中一條鏈作為成熟的微小 RNA 被結核分枝桿菌純蛋白衍物（PPD）蛋白家族識別，形成 RNA 誘導的沉默復合體（RNA-induced silencing conplex，RISC），參與基因表達的調控，最終成為成熟的單鏈微小 RNA，另外一條鏈則被降解掉[6]。一種微小 RNA 可同時作用于多種靶基因，而一個基因也可同時被多種微小 RNA 調控。微小 RNA 因其各自特性可在腫瘤方面帶來不同的影響，既可為抑癌基因也可為促癌因子，其可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和轉移等多個過程。
1.2 微小 RNA 抑制肺癌轉移
肺癌的進展既包括了局部的侵犯浸潤，也可表現為遠處轉移。miRNA-126*是一種來源于表皮生長因子樣結構域 7（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domain 7，Egfl7）內含子區域的內生性微小 RNA[7]。研究發現在肺中含有大量的 miRNA-126*[8]。唐夏莉等[9]通過將 miRNA-126 轉染入肺癌 A549 細胞中，采用 real-time PCR 法檢測轉染后各組細胞中 miRNA-126 的表達情況發現，過表達 miRNA-126 能顯著抑制肺癌 A549 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Zhang 等[10]研究發現，miR-126/miR-126*會被他們的宿主基因 Egfl7 在癌細胞中的啟動子甲基化后導致下調，同時也發現這種下調與轉移癌發生有密切關系。Miko 等[11]在研究中發現，miRNA-126 與 SLC7A5 之間是靶向作用的關系，其會延遲 H69 細胞 G1 期，從而起到抑制細胞增殖的作用。在 Crawford 等[12]的研究報道中發現，Crk 是 miRNA-126 的一個靶向基因，肺癌細胞系中過表達的 miRNA-126 可能會導致 Crk 的下調。隨著 Crk 基因被踢出，肺癌細胞系的侵襲能力明顯下降。Liu 等[13]提出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血管生成的正調節，并且它的表達在許多癌灶上是上調的。但在他們的研究中，miRNA-126 具有在 VEGF-A 的 3'-非翻譯區的結合位點。在 8 個肺癌細胞系中，miRNA-126 的表達被下調。miR-125b-1 是位于 11q23-24 染色體的微小區域[14]，這一區域在肺部腫瘤中存在突變或缺失，提示 miR-125b-1 發揮了抑癌基因的作用。Nakanishi 等研究發現，鱗癌組織中 miR-125b-1 表達較正常組織對照組表達較低，同時還發現 TACSTD2（也被稱為 TROP2）基因被認為是直接靶向作用于 miR-125b-1。miR-125b-1 通過調節 TACSTD2 表達而使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途徑功能發生障礙，進而在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4]。let-7 miRNA 家族是典型的具有抑癌作用的分子，該家族的 miRNA 在不同的動物物種中高度保守，無論是蠕蟲還是人類，并在細胞增殖和分化的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多種腫瘤中其表達水平顯著下調[15]。相關研究發現，在 A549 肺癌細胞系中過表達 let-7 可以明顯抑制癌細胞的生長，減少肺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能力[16-17]。
1.3 微小 RNA 促進肺癌轉移
近幾年來，miRNA-182 在腫瘤組織中的表達和功能受到廣泛關注。在多種實體瘤中表達明顯上調[18-20]。Wang 等[21]和 Ning 等[22]均在研究中發現 miRNA-182 在多株肺腺癌細胞中高表達，并通過負性調節靶基因 PDCD4（programmed cell death 4）的表達促進肺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由此推測，miRNA-182 在肺癌中也是作為一種癌基因，促進了腫瘤細胞的浸潤和轉移。
MIR-23A/24/27A 是位于 9p13.12 染色體一類 miRNA 簇，參與人類腫瘤的發生、侵襲及轉移[23]。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TGF-β）誘導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這已被證明可與各種疾病，包括肺癌的轉移有密切關系。Cao 等[24]通過研究，利用實時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方法在 10 例NSCLC細胞序列中檢測 miRNA-23a/24/27a 的表達，并進一步分析轉化生長因子-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信號與這些 miRNA 表達水平高低的相關程度。結果發現，在出現 EMT 的肺腺癌細胞 A549 中，miRNA-23a 能夠被 TGF-β1 調控，過表達 miRNA-23a 可刺激出現 EMT。因此，在肺腺癌中 miRNA-23a 可通過靶向調節 TGF-β 誘導的 EMT，從而促進腫瘤轉移。此外，由于肺腺癌較肺鱗癌更易出現淋巴結轉移，找到與肺腺癌淋巴結轉移相關的 miRNA 可有助于預測其發生淋巴結轉移的傾向。 Meng 等[25]的研究結果提示，對肺腺癌全基因 miRNA 測序可以確定淋巴結轉移存在的標記。相比于淋巴結轉移陰性者，miRNA-31 在有淋巴結轉移的肺腺癌患者中呈現高表達的狀態，在體外功能實驗分析中發現 miRNA-31 可增加肺癌細胞侵襲和轉移。
2 EGFR 突變
EGFR 是一種蛋白酪氨酸激酶受體，其位于 7 號染色體的 p13～q22 區[26]。其作為標準致癌基因 Her/ErbB 受體家族中的一員，由 Cohen 于 1962 年首次發現[27]。EGFR 突變近年來已被大量研究證實存在于 NSCLC，其突變部位主要在外顯子 18～21，特別是外顯子 19 中 747 位亮氨酸至 749 位谷氨酸缺失突變及外顯子 21 密碼子 858 中精氨酸取代亮氨酸導致的錯義突變占 EGFR 突變率約 90%，二者之間又以外顯子 19 的缺失突變更為多見，其點突變占所有 EGFR 突變的 85%～90%[28-30]。
肺部惡性腫瘤常見的轉移部位包括頭部、骨和腎上腺。近年EGFR 突變在肺癌顱內轉移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有少部分患者在通過 EGFR 靶向藥物治療后出現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轉移或原有顱內轉移灶的進展[31-32]。綜合考慮，其主要原因包括 3 個方面。
（1）EGFR 突變本身帶來的影響。相關研究提示[33]，在其所研究的 19 例肺部 NSCLC 伴有顱內轉移的患者中，有 12 例患者結果提示出現 EGFR 突變，這個比率已經明顯超過之前僅有肺腺癌發生的患者。在 12 例患者中有 6 例是原發灶和轉移灶均出現了 EGFR 突變，并且 6 例中有 2 例患者前后 EGFR 突變的位點均是相同的。因此考慮，EGFR 突變陽性患者相較于未發生突變的患者更容易發生 CNS 的轉移，EGFR 基因突變本身可能就是 NSCLC 發生顱內轉移的危險因子之一。
（2）藥物代謝動力學的影響。化療藥物的血腦屏障通過率由多種因素決定，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脂溶性較強，但血漿蛋白結合率均大于 90%，不易以被動擴散的方式通過血腦屏障[34-35]。
（3）NSCLC 原發灶與轉移灶的異質性產生的影響[36]。
3 微小 RNA 和 EGFR 突變之間的關系
在 Liu 等[13]研究中發現，Egfl7 基因啟動子的高甲基化導致 miRNA-126 的表達下調，過表達 miRNA-126 可下調 EGFR/AKT 信號活化，抑制食管磷癌細胞的遷移。同時，在唐夏莉等[9]通過研究也發現，miRNA-126 可以顯著降低肺癌 A549 細胞中 p-EGFR、p-AKT 和 pmTOR 蛋白水平。說明 miRNA-126 可能通過下調 EGFR/AKT/mTOR 信號通路影響肺癌 A549 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
miRNA-182 在最近的研究中還提示其與 EGFR 突變有密切相關性。在陳曉林等[37]的研究中，miRNA-182 的表達水平與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和 EGFR 基因突變明顯相關。EGFR 基因突變患者相比較未突變者 miRNA-182 表達水平明顯上調。
在其他研究中，如 Seike 等[38]發現，EGFR 通路可正性調節 miRNA-21 的表達。miRNA 的過表達可通過激活 EGFR 通路得到加強，這一情況在不吸煙的肺癌患者中尤為明顯。Hu 等[39]發現，miR-128 在 NSCLC 腫瘤侵襲和轉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抑制 miR-128 可以抑制腫瘤轉移。Webster 等[40]發現，miRNA-7 通過與人類 EGFR 基因的 3'-UTR3 個位點結合，抑制 EGFR 基因的表達，使腫瘤細胞被阻滯于 G1 期，從而阻止細胞周期正常循環，減少細胞增殖，降低細胞活力，導致細胞凋亡。將正常人肺上皮細胞系（BEAS-2B），人肺腺癌細胞系伴 EGFR 野生型（A549 和 H292）和人肺腺癌細胞系伴 EGFR 突變（H1975 和 H1650）作為研究對象探究 EGFR 與 miRNA-145 的關系，發現活化的 EGFR 可以通過在肺癌細胞中的 ERK1/2 來下調 miRNA-145 的表達[41-42]。
4 小結與展望
上述研究表明 miRNA 和 EGFR 突變在肺癌侵襲及轉移的多個環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EGFR-TKI 治療目前已成為常見的靶向治療的選擇，但近年來發現，部分初次治療有效的患者經過 1 年或者更長時間的治療后，病情進展，即產生獲得性耐藥。王永生等[43]研究提出，miRNA 可能通過調控 T790M 突變亞群細胞中的基因參與 EGFR-TKI 耐藥機制。此外，隨著檢查設備的精細化和人們定期體檢意識的提高，同時性肺多原發癌或者患者第一癌灶切除后一段時間再次出現新癌灶的情況越來越多，準確判斷病灶是轉移灶還是二者之間無從屬關系的肺多原發癌，已成為目前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和研究熱點。已有研究結果分別提出了 miRNA 和 EGFR 突變在肺癌原發灶和轉移灶中基因表達存在不一致的觀點[44]。然而，二者是否存在相關性？相關的作用機制又是如何？隨著新的 miRNA 及其生物功能不斷被發現和闡釋，同時，miRNA 在通過調控 EGFR 等基因時，其自身也受到了這些信號通路的反作用，由此形成一個復雜的網絡，參與了腫瘤發生、發展以及轉移的過程。二者之間的聯系不僅可以逐步闡明肺癌的發生發展以及轉移的機制，甚至可能為肺癌轉移和肺多原發癌的診斷及治療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