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明東, 趙學維.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基因突變與肺惡性局灶性磨玻璃病變的關系.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7, 24(9): 711-715. doi: 10.7507/1007-4848.201610051 復制
隨著影像學檢查技術不斷發展，尤其近年來，CT 檢查的普及、高分辨率 CT（HRCT）的廣泛應用、低劑量 CT 篩查以及人們體檢意識的增強，被檢查出的肺部結節數量越來越多，密度越來越淡[1]。其中有一類影像學上表現為局灶磨玻璃的病變逐漸被人們關注和重視。局灶性磨玻璃病變（focal ground glass lesion，fGGL）定義為在高分辨力 CT 上呈局限的密度增高影并且其內部密度不足以掩蓋穿行其中的肺血管或支氣管結構，如果病灶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圓形或類圓形，表現為結節狀，則稱為磨玻璃結節（ground-glass nodule，GGN）。
研究表明在肺癌中存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基因的高表達或異常表達[2]。肺癌中的 EGFR 基因突變非常重要，它是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TKIs）療效強有力的預測因素，以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為代表的 EGFR-TKIs 已作為晚期肺癌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應用于臨床治療[3]。
近年來，肺惡性 fGGL 逐漸增多，這類病變以早期肺癌為主[4]，早期手術治療后一般不需要后續治療，但是實際臨床工作中也會遇到肺惡性 fGGL 術后證實淋巴結轉移或遠處轉移的晚期病例。可能發生復發、轉移的多發性早期病例、早期病例后期以及晚期病例，如果檢測到 EGFR 基因突變，都可以應用分子靶向藥物進行治療。而目前關于肺惡性 fGGL 的 EGFR 基因表達以及其同各臨床因素關系的報道尚少。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普胸外科行手術治療影像學表現為 fGGL 的 86 例肺惡性腫瘤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6 例、女 60 例，年齡（56.14±10.55）歲。其中左肺上葉病灶 17 例，左肺下葉病灶 11 例，右肺上葉病灶 36 例，右肺中葉病灶 9 例，右肺下葉病灶 13 例。其中單發結節 54 例，多發結節 32 例（結節個數≥2 個）。吸煙者 11 例，不吸煙者 75 例。入組患者經胸腔鏡微創手術治療 76 例，開放手術治療 10 例。
入選標準：（1）術前 2 周內行 CT 檢查診斷為局灶性磨玻璃影（fGGO）或磨玻璃結節（GGN，圖 1），腫瘤直徑≤3 cm；（2）術后病理證實為浸潤前病變、微浸潤腺癌或貼壁為主的浸潤性腺癌；（3）納入研究的全部肺惡性 fGGL 術前均未接受過放化療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s）分子靶向藥物等抗腫瘤治療；（4）無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病史；（5）入組全部患者術前均完善相關檢查，行胸部 X 線片、心電圖、腹部 B 超、肺功能、氣管鏡、胸部 CT 增強+三維、頭顱 MRI 或 CT、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ET-CT）或骨掃描檢查以及腫瘤標志物等常規檢驗，已排除腫瘤遠處轉移。
統計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姓名、年齡、性別、吸煙史等）、影像學資料、手術病理報告、EGFR 基因突變檢測報告、血液腫瘤標志物指標癌胚抗原（CEA）、患者術后生存時間（隨訪起始時間：手術日；終點事件：死于肺惡性 fGGL；隨訪截止時間：2015 年 6 月 30 日）等相關資料。
圖1
CT 檢查 a. 純磨玻璃結節（pGGN），特點：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類圓形，無實性成分； b. 混雜磨玻璃結節（mGGN），特點：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類圓形，含實性成分； c. 純局灶性磨玻璃影（p-fGGO），特點：界限模糊，形狀不規則，無實性成分； d. 混雜局灶性磨玻璃影（m-fGGO），特點：界限尚清楚，形狀不規則，含實性成分
1.2 方法
1.2.1 影像學診斷檢查方法、圖像評價及診斷標準 CT 是 fGGL 的首選檢查方法，推薦采用薄層 HRCT、靶掃描或靶重建。由 2 名經驗豐富的影像科醫師綜合分析 CT 圖像病灶數量、形態、部位以及分類。根據磨玻璃病灶內部密度分為兩類，如不含實性成分稱為純磨玻璃病灶（p-fGGO/pGGN），如含實性成分則稱為混雜磨玻璃病灶（m-fGGO/mGGN）。
1.2.2 病理及 EGFR 基因突變檢測方法 檢測方法采用熒光 PCR 法，常規檢測 19 號外顯子 19-del、20 號外顯子 T790M、21 號外顯子 L858R 和 21 號外顯子 L861Q 的突變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分析采用 SPSS21.0 軟件。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計數資料比較使用卡方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EGFR 基因檢測結果
全組病例中 EGFR 基因突變 43 例，其中 19 號外顯子 19-del 突變 14 例，21 號外顯子 L858R 突變 27 例，L861Q 突變 2 例，均為點突變；見表 1。
表1
肺惡性 fGGL 患者 EGFR 基因突變檢測結果
2.2 EGFR 基因突變與各臨床因素的關系
分析年齡、性別、腫瘤直徑、病理類型、病理分期、腫瘤有無實性成分、胸膜有無侵犯、病灶個數、吸煙狀態等臨床因素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其中高齡、不吸煙者與 EGFR 基因突變顯著相關（P<0.05）；見表 2。
表2
肺惡性 fGGL 患者的各臨床因素及其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
2.3 EGFR 基因突變與 CEA 的關系
全組患者術前行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檢測，其中 CEA≥5 μg/L 為異常，異常率為 8.14%（7/86），CEA<5 μg/L 為正常，正常率為 91.86%（79/86）。分析 EGFR 基因突變與肺惡性 fGGL 患者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的關系，統計結果顯示兩者并無顯著相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4 肺惡性 fGGL 患者術后生存曲線
對入組惡性肺 fGGL 患者進行術后隨訪，隨訪起始日期為手術當天，隨訪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6 月 30 日。截至隨訪日期，入組患者全部存活，隨訪時間（440.48±186.61）d，并利用 SPSS 21.0 軟件繪制生存曲線，該課題因隨訪時間較短，到隨訪截止時，無結局事件（死于肺惡性 fGGL）發生，故生存曲線呈一條直線。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影像技術的提高，小且淡的無癥狀 fGGL 檢出率逐年增高并越來被人們關注和重視。研究表明肺 fGGL 與肺腺癌密切相關[5-6]，對持續存在的肺 fGGL 其惡性率高達 80%[7]；另有研究表明，以表現為 fGGL 的早期肺癌其 5 年生存率可為 100% 或接近 100%[8]。可見高惡性率和早期手術預后較好是這類病灶的特點。因此，提高對肺惡性 fGGL 的認識，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診斷和治療[9]。
影像學上 fGGL 分為純局灶性磨玻璃病變（p-fGGL）和混雜局灶性磨玻璃病變（m-fGGL），約有 20% 的 p-fGGL 在隨訪過程中病灶會變大，或進展為 m-fGGL；約有 40% 的 m-fGGL 在隨訪中增大，或實性區域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fGGL 病理演變過程[10-11]。大量研究表明肺惡性 fGGL 的 CT 表現和病理關系密切，磨玻璃成分為肺組織內增多的腫瘤細胞沿肺泡間隔貼壁式生長，肺泡壁明顯增厚但是肺泡腔內仍有部分氣體殘留；實性成分主要是由腫瘤細胞積聚和浸潤生長[12]。
目前國內外對肺惡性 fGGL 病例的分子靶向治療報道尚少，本研究通過分析肺惡性 fGGL 病例 CT 形態學及臨床因素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探索 EGFR 基因突變與腫瘤生物學行為的關系。本研究中肺惡性 fGGL 病例表現出較高的 EGFR 基因突變率，并且 EGFR 基因突變與性別、腫瘤直徑、病理類型、病理分期、腫瘤有無實性成分、胸膜有無侵犯、病灶個數等臨床因素均無顯著相關（P>0.05）；可以認為 EGFR 基因突變是肺惡性 fGGL 的早期事件之一，而且在肺惡性 fGGL 不同發展階段上會有不同 CT 征象和臨床特征，但是在基因分子水平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在本研究中高齡、不吸煙患者中 EGFR 基因突變率較低齡、吸煙患者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我們以往認識的 EGFR 基因在不吸煙女性腺癌病例中有較高的突變率不一致，但是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也有表明 EGFR 基因突變與患者性別無關[13]。目前關于 EGFR 基因突變的性別差異并未得到合理解釋，可能與女性好發腺癌有關，雖然有作者提出 EGFR 通路與雌激素受體間存在相互作用，進而推測與雌激素有關，但是確切機制尚未闡明[14]。因此，通過患者的性別來預測 EGFR 基因突變的觀點有待進一步探討商榷。
在本研究中雙肺多發 fGGL 與單發病灶在 EGFR 基因突變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全組病例中有 1 例患者雙肺多發 fGGL 病灶，第 1 次手術切除病灶未檢測到 EGFR 基因突變，第 2 次手術切除病灶檢測到 19 號外顯子 19-del 突變。這提示兩個病灶為雙原發病灶，這對排除多發 fGGL 病灶肺內原發惡性腫瘤轉移有一定參考價值。Chung 等[15]對 24 例多發 fGGL 患者的 56 處病灶進行了研究，發現 71% 患者的多發 fGGL 病灶的 EGFR 基因處于不同的突變狀態。這對多發肺惡性 fGGL 患者預后的評估及治療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另外也提示我們肺癌包括肺惡性 fGGL 的發生和發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研究收集了入組肺惡性 fGGL 患者術前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指標并探討了 EGFR 基因突變與 CEA 指標的關系，發現 CEA 陽性率較低（8.14%）且兩者并無顯著相關（P>0.05）。CEA 作為肺腺癌的一項腫瘤標志物，其敏感度并不高，而且針對肺惡性 fGGL 病灶，多數處于肺癌早期狀態，病灶體積小，惡性程度低，CEA 產生量極低，不易在血清中檢測出。因此我們認為血清 CEA 檢測不但在肺惡性 fGGL 的早期診斷方面價值有限[16]，而且通過 CEA 來預測 EGFR 基因突變情況意義不大。
肺惡性 fGGL 通常生長比較緩慢[17-18]，Song 等[19]研究發現不同成分的 fGGL 倍增時間為 2～3 年，Hasegawa 等[20]研究發現表現為純磨玻璃病灶、混雜性磨玻璃病灶的腫瘤中位倍增時間分別為 813 d 和 457 d。這提示對 fGGL 病灶的連續 CT 隨訪是有意義的，有助于良惡性鑒別的同時且不會因為隨訪間隔延誤病情，但是長期穩定的病灶不一定提示病灶良性，因為處于原位癌和微浸潤性腺癌階段的 fGGL 可以長期處于穩定狀態。本研究中 96.51%（83/86）病例處于Ⅰa～Ⅰb 期，這也提示我們對 fGGL 病例可以隨訪觀察，但是應當警惕發生病灶短期內進展、遠處轉移的可能，對于考慮惡性可能大的病灶，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應積極手術，爭取取得較佳預后。
EGFR 基因在肺惡性 fGGL 患者中有較高的突變率，達 50%（43/86），為后續可能用到的分子靶向藥物治療提供用藥依據。探究 EGFR 基因突變與肺惡性 fGGL 各臨床因素的關系，為將來的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積累了臨床資料，同時也是一次精準診療模式的嘗試性探索。
隨著影像學檢查技術不斷發展，尤其近年來，CT 檢查的普及、高分辨率 CT（HRCT）的廣泛應用、低劑量 CT 篩查以及人們體檢意識的增強，被檢查出的肺部結節數量越來越多，密度越來越淡[1]。其中有一類影像學上表現為局灶磨玻璃的病變逐漸被人們關注和重視。局灶性磨玻璃病變（focal ground glass lesion，fGGL）定義為在高分辨力 CT 上呈局限的密度增高影并且其內部密度不足以掩蓋穿行其中的肺血管或支氣管結構，如果病灶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圓形或類圓形，表現為結節狀，則稱為磨玻璃結節（ground-glass nodule，GGN）。
研究表明在肺癌中存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基因的高表達或異常表達[2]。肺癌中的 EGFR 基因突變非常重要，它是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EGFR-TKIs）療效強有力的預測因素，以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為代表的 EGFR-TKIs 已作為晚期肺癌的分子靶向治療藥物應用于臨床治療[3]。
近年來，肺惡性 fGGL 逐漸增多，這類病變以早期肺癌為主[4]，早期手術治療后一般不需要后續治療，但是實際臨床工作中也會遇到肺惡性 fGGL 術后證實淋巴結轉移或遠處轉移的晚期病例。可能發生復發、轉移的多發性早期病例、早期病例后期以及晚期病例，如果檢測到 EGFR 基因突變，都可以應用分子靶向藥物進行治療。而目前關于肺惡性 fGGL 的 EGFR 基因表達以及其同各臨床因素關系的報道尚少。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普胸外科行手術治療影像學表現為 fGGL 的 86 例肺惡性腫瘤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6 例、女 60 例，年齡（56.14±10.55）歲。其中左肺上葉病灶 17 例，左肺下葉病灶 11 例，右肺上葉病灶 36 例，右肺中葉病灶 9 例，右肺下葉病灶 13 例。其中單發結節 54 例，多發結節 32 例（結節個數≥2 個）。吸煙者 11 例，不吸煙者 75 例。入組患者經胸腔鏡微創手術治療 76 例，開放手術治療 10 例。
入選標準：（1）術前 2 周內行 CT 檢查診斷為局灶性磨玻璃影（fGGO）或磨玻璃結節（GGN，圖 1），腫瘤直徑≤3 cm；（2）術后病理證實為浸潤前病變、微浸潤腺癌或貼壁為主的浸潤性腺癌；（3）納入研究的全部肺惡性 fGGL 術前均未接受過放化療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s）分子靶向藥物等抗腫瘤治療；（4）無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病史；（5）入組全部患者術前均完善相關檢查，行胸部 X 線片、心電圖、腹部 B 超、肺功能、氣管鏡、胸部 CT 增強+三維、頭顱 MRI 或 CT、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ET-CT）或骨掃描檢查以及腫瘤標志物等常規檢驗，已排除腫瘤遠處轉移。
統計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姓名、年齡、性別、吸煙史等）、影像學資料、手術病理報告、EGFR 基因突變檢測報告、血液腫瘤標志物指標癌胚抗原（CEA）、患者術后生存時間（隨訪起始時間：手術日；終點事件：死于肺惡性 fGGL；隨訪截止時間：2015 年 6 月 30 日）等相關資料。
圖1
CT 檢查 a. 純磨玻璃結節（pGGN），特點：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類圓形，無實性成分； b. 混雜磨玻璃結節（mGGN），特點：界限清楚，形狀規則，呈類圓形，含實性成分； c. 純局灶性磨玻璃影（p-fGGO），特點：界限模糊，形狀不規則，無實性成分； d. 混雜局灶性磨玻璃影（m-fGGO），特點：界限尚清楚，形狀不規則，含實性成分
1.2 方法
1.2.1 影像學診斷檢查方法、圖像評價及診斷標準 CT 是 fGGL 的首選檢查方法，推薦采用薄層 HRCT、靶掃描或靶重建。由 2 名經驗豐富的影像科醫師綜合分析 CT 圖像病灶數量、形態、部位以及分類。根據磨玻璃病灶內部密度分為兩類，如不含實性成分稱為純磨玻璃病灶（p-fGGO/pGGN），如含實性成分則稱為混雜磨玻璃病灶（m-fGGO/mGGN）。
1.2.2 病理及 EGFR 基因突變檢測方法 檢測方法采用熒光 PCR 法，常規檢測 19 號外顯子 19-del、20 號外顯子 T790M、21 號外顯子 L858R 和 21 號外顯子 L861Q 的突變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分析采用 SPSS21.0 軟件。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計數資料比較使用卡方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EGFR 基因檢測結果
全組病例中 EGFR 基因突變 43 例，其中 19 號外顯子 19-del 突變 14 例，21 號外顯子 L858R 突變 27 例，L861Q 突變 2 例，均為點突變；見表 1。
表1
肺惡性 fGGL 患者 EGFR 基因突變檢測結果
2.2 EGFR 基因突變與各臨床因素的關系
分析年齡、性別、腫瘤直徑、病理類型、病理分期、腫瘤有無實性成分、胸膜有無侵犯、病灶個數、吸煙狀態等臨床因素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其中高齡、不吸煙者與 EGFR 基因突變顯著相關（P<0.05）；見表 2。
表2
肺惡性 fGGL 患者的各臨床因素及其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
2.3 EGFR 基因突變與 CEA 的關系
全組患者術前行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檢測，其中 CEA≥5 μg/L 為異常，異常率為 8.14%（7/86），CEA<5 μg/L 為正常，正常率為 91.86%（79/86）。分析 EGFR 基因突變與肺惡性 fGGL 患者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的關系，統計結果顯示兩者并無顯著相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4 肺惡性 fGGL 患者術后生存曲線
對入組惡性肺 fGGL 患者進行術后隨訪，隨訪起始日期為手術當天，隨訪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6 月 30 日。截至隨訪日期，入組患者全部存活，隨訪時間（440.48±186.61）d，并利用 SPSS 21.0 軟件繪制生存曲線，該課題因隨訪時間較短，到隨訪截止時，無結局事件（死于肺惡性 fGGL）發生，故生存曲線呈一條直線。
3 討論
近年來，隨著影像技術的提高，小且淡的無癥狀 fGGL 檢出率逐年增高并越來被人們關注和重視。研究表明肺 fGGL 與肺腺癌密切相關[5-6]，對持續存在的肺 fGGL 其惡性率高達 80%[7]；另有研究表明，以表現為 fGGL 的早期肺癌其 5 年生存率可為 100% 或接近 100%[8]。可見高惡性率和早期手術預后較好是這類病灶的特點。因此，提高對肺惡性 fGGL 的認識，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診斷和治療[9]。
影像學上 fGGL 分為純局灶性磨玻璃病變（p-fGGL）和混雜局灶性磨玻璃病變（m-fGGL），約有 20% 的 p-fGGL 在隨訪過程中病灶會變大，或進展為 m-fGGL；約有 40% 的 m-fGGL 在隨訪中增大，或實性區域增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fGGL 病理演變過程[10-11]。大量研究表明肺惡性 fGGL 的 CT 表現和病理關系密切，磨玻璃成分為肺組織內增多的腫瘤細胞沿肺泡間隔貼壁式生長，肺泡壁明顯增厚但是肺泡腔內仍有部分氣體殘留；實性成分主要是由腫瘤細胞積聚和浸潤生長[12]。
目前國內外對肺惡性 fGGL 病例的分子靶向治療報道尚少，本研究通過分析肺惡性 fGGL 病例 CT 形態學及臨床因素與 EGFR 基因突變的關系，探索 EGFR 基因突變與腫瘤生物學行為的關系。本研究中肺惡性 fGGL 病例表現出較高的 EGFR 基因突變率，并且 EGFR 基因突變與性別、腫瘤直徑、病理類型、病理分期、腫瘤有無實性成分、胸膜有無侵犯、病灶個數等臨床因素均無顯著相關（P>0.05）；可以認為 EGFR 基因突變是肺惡性 fGGL 的早期事件之一，而且在肺惡性 fGGL 不同發展階段上會有不同 CT 征象和臨床特征，但是在基因分子水平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在本研究中高齡、不吸煙患者中 EGFR 基因突變率較低齡、吸煙患者高，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我們以往認識的 EGFR 基因在不吸煙女性腺癌病例中有較高的突變率不一致，但是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也有表明 EGFR 基因突變與患者性別無關[13]。目前關于 EGFR 基因突變的性別差異并未得到合理解釋，可能與女性好發腺癌有關，雖然有作者提出 EGFR 通路與雌激素受體間存在相互作用，進而推測與雌激素有關，但是確切機制尚未闡明[14]。因此，通過患者的性別來預測 EGFR 基因突變的觀點有待進一步探討商榷。
在本研究中雙肺多發 fGGL 與單發病灶在 EGFR 基因突變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全組病例中有 1 例患者雙肺多發 fGGL 病灶，第 1 次手術切除病灶未檢測到 EGFR 基因突變，第 2 次手術切除病灶檢測到 19 號外顯子 19-del 突變。這提示兩個病灶為雙原發病灶，這對排除多發 fGGL 病灶肺內原發惡性腫瘤轉移有一定參考價值。Chung 等[15]對 24 例多發 fGGL 患者的 56 處病灶進行了研究，發現 71% 患者的多發 fGGL 病灶的 EGFR 基因處于不同的突變狀態。這對多發肺惡性 fGGL 患者預后的評估及治療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另外也提示我們肺癌包括肺惡性 fGGL 的發生和發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本研究收集了入組肺惡性 fGGL 患者術前血液腫瘤標志物 CEA 指標并探討了 EGFR 基因突變與 CEA 指標的關系，發現 CEA 陽性率較低（8.14%）且兩者并無顯著相關（P>0.05）。CEA 作為肺腺癌的一項腫瘤標志物，其敏感度并不高，而且針對肺惡性 fGGL 病灶，多數處于肺癌早期狀態，病灶體積小，惡性程度低，CEA 產生量極低，不易在血清中檢測出。因此我們認為血清 CEA 檢測不但在肺惡性 fGGL 的早期診斷方面價值有限[16]，而且通過 CEA 來預測 EGFR 基因突變情況意義不大。
肺惡性 fGGL 通常生長比較緩慢[17-18]，Song 等[19]研究發現不同成分的 fGGL 倍增時間為 2～3 年，Hasegawa 等[20]研究發現表現為純磨玻璃病灶、混雜性磨玻璃病灶的腫瘤中位倍增時間分別為 813 d 和 457 d。這提示對 fGGL 病灶的連續 CT 隨訪是有意義的，有助于良惡性鑒別的同時且不會因為隨訪間隔延誤病情，但是長期穩定的病灶不一定提示病灶良性，因為處于原位癌和微浸潤性腺癌階段的 fGGL 可以長期處于穩定狀態。本研究中 96.51%（83/86）病例處于Ⅰa～Ⅰb 期，這也提示我們對 fGGL 病例可以隨訪觀察，但是應當警惕發生病灶短期內進展、遠處轉移的可能，對于考慮惡性可能大的病灶，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應積極手術，爭取取得較佳預后。
EGFR 基因在肺惡性 fGGL 患者中有較高的突變率，達 50%（43/86），為后續可能用到的分子靶向藥物治療提供用藥依據。探究 EGFR 基因突變與肺惡性 fGGL 各臨床因素的關系，為將來的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積累了臨床資料，同時也是一次精準診療模式的嘗試性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