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的早期發現和診斷是治療的關鍵所在。外周血腫瘤標志物的檢測具有無創傷、可重復、費用低等優點是肺癌診斷和隨訪的理想手段。微衛星 DNA（microsatellite，MS）是指以少數幾個核苷酸為單位多次串聯重復的 DNA 序列。微衛星異常主要表現為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和雜合性丟失（loss of heterozygosity，LOH）。微小 RNA（microRNA，miRNA）是一種非編碼蛋白的 RNA，參與轉錄后水平基因的表達調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提示外周血微衛星改變和 miRNA 標志物的表達也表現為顯著的腫瘤相關性、組織特異性和表達穩定性。本文就外周血微衛星改變和微小 RNA 的檢測與肺癌相關性的研究新進展作一綜述。
引用本文： 沈誠, 周坤, 李雙江, 車國衛. 外周血微衛星改變和微小 RNA 檢測與肺癌的相關性研究進展.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7, 24(2): 147-151. doi: 10.7507/1007-4848.201605005 復制
近年來，根據最新的研究進展發現，肺癌已經成為世界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惡性腫瘤[1]。在發達國家，在所有死亡患者中，每 15 例中就有 1 例發生了肺癌，并且肺癌約占癌癥死亡患者的 31%[2-3]。腫瘤的早期發現有助于提高治愈率，并且較早分期的腫瘤手術切除后 5 年生存率可以達到 60%～80%。然而，肺癌患者在早期階段多是無癥狀的，這也導致在得到確定診斷時分期已較晚。事實上，約有 75% 的患者在診斷時已經處于局部晚期甚至是轉移的階段，因此 5 年生存率不足 15%[4-6]。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意識到需要開發一種微創、廉價、易于管理和可操作性強的檢測方式。目前主要集中于通過研究外周血或者非侵入性即可收集的物質如：呼出的氣體、痰液和尿液等[7]。這些樣品很容易獲得并且易于分析相關的分子標記物，包括微小 RNA、游離的 DNA、基因甲基化等。Mandel 和 Metais[8] 于 1948 年發現在患者和健康人群的循環血中存在游離的 DNA 和 RNA，隨著有效分離游離 DNA 技術的出現以及特殊熒光染料與 PCR 技術相結合的檢測方式的應用，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本文就外周血中微衛星改變和微小 RNA 的檢測與肺癌相關性的研究和進展作一概述。
1 微衛星 DNA 的改變
1.1 微衛星 DNA 的概念和特點
微衛星 DNA（microsatellite，MS）是指以少數幾個核苷酸為單位的簡單重復序列，又稱短串聯重復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STRs），屬于第二代 DNA 遺傳標記[9]。微衛星 DNA 廣泛存在人類基因組中并且是高度多態性的[10]。其功能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考慮主要參與了基因的重排與變異，在維持基因組穩定性中有重要作用。微衛星 DNA 的突變頻率為 10–7～10–5，因此其穩定性可作為衡量細胞基因組整體穩定性的良好標記，并廣泛用于腫瘤基因組不穩定性的研究。
微衛星異常是基因組不穩定的重要分子標志。主要表現為：①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②雜合性丟失（loss of heterozygosity，LOH）。
1.2 外周血 DNA 的來源
循環 DNA 是指機體內源性的，但在循環血中部分降解且游離于細胞外的 DNA。廣義的循環 DNA 包括所有細胞內的核酸，血中游離的內源性脫氧核糖核酸和外源性 DNA 與 RNA 等。健康人的血漿/血清中只含有少量的游離 DNA，但在炎癥及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游離 DNA 的含量明顯增加。盡管關于腫瘤患者外周血游離 DNA 產生的確切機制尚未完全了解，但目前以下幾個觀點是較為公認的原因：（1）循環中腫瘤細胞的裂解。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腫瘤患者血漿中的 DNA 主要來源于循環腫瘤細胞或者微轉移灶細胞的裂解[11-12]。（2）腫瘤細胞釋放 DNA 進入血液循環。腫瘤 DNA 從細胞內釋放入血的方式主要根據淋巴細胞或離體培養的器官的一種自我平衡機制優先釋放細胞內新合成的 DNA 思路進行推導的。Sidransky 等[13] 發現驅動腫瘤進展的基因變化可以產生與腫瘤相關的基于核酸水平的標記物，同時這些基于核酸水平的標記物被證明是對于無癥狀患者早期的檢測手段，為了確定或者排除可疑但又沒有臨床證據的腫瘤診斷，或者應用于癌癥患者的腫瘤復核評估以及對于高風險患者的提早預防的監測指標。他們還發現，腫瘤細胞 DNA 可以在腫瘤生長過程中被持續釋放進入血液循環[14-15]。（3）腫瘤細胞的壞死或凋亡。相關研究發現，在具有較多壞死組織的大腫瘤或伴轉移的晚期患者的血漿中發現較高水平的血漿 DNA[16-17]。一項對肝癌患者和正常組循環血游離 DNA 的對比研究中發現，肝癌患者標本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梯形條帶”。因此，凋亡可能是循環 DNA 的來源[18]。
1.3 外周血微衛星的改變與肺癌的相關性
Yoon 等[16] 通過比較定量分析 102 例肺癌患者和 105 例健康患者外周血 DNA 水平發現，102 例患者中外周血 DNA 濃度中位值是 22.6 ng/ml，而在 105 例健康患者中是 10.4 ng/ml，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001）。同時，在Ⅰ期和Ⅱ期肺癌患者中比正常情況下更為明顯的 DNA 濃度升高。他們還通過比較健康人群和肺癌患者各組吸煙與非吸煙人群外周血 DNA 水平的變化情況，提示吸煙狀態對外周血 DNA 水平無明顯改變。
程建保等[19] 以 37 例肺癌術后新鮮癌灶標本、94 例肺癌患者的全血標本作為研究對象，15 名健康人和 15 例結核患者的全血標本作為對照。通過 PCR-銀染法檢測血漿游離 DNA3p 部位 3 個微衛星位點（D2S1038、D3S1029 和 D3S1228）的微衛星改變情況，并與組織標本結果進行對比。結果發現，小細胞肺癌患者血漿游離 DNA 的濃度高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而對照組正常人群的血漿游離 DNA 水平都在微克水平以下。在全部肺癌患者中，腫瘤原發灶組織標本和其對應的血漿標本檢測 LOH 和 MSI 分別的一致性達到了 86.7% 和 81.4%。血漿標本與組織標本大致相當，這說明對肺癌的診斷有較高的敏感性；而在對照組血漿中沒有檢測到有 MSI 改變，表明血漿 MSI 的檢測具有較強的特異性[20]。他們則通過比較血漿 DNA 的 MSI 和 LOH 與肺癌轉移中的研究提示，有局限性淋巴結轉移和廣泛轉移的患者血漿游離 DNA 出現的 MSI 和 LOH 總的概率高達 88.9%，而在沒有轉移組中僅有 60%，有顯著性的差異，說明血漿游離 DNA MSI 的檢測在判斷是否存在轉移上有意義，但在判斷轉移程度上不具有意義。Sozzi 等[21] 研究了 87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腫瘤組織和血漿微衛星改變的情況發現，61% 的病例在組織和血漿中均能檢測到微衛星的改變；而在對照組中均無此改變。在頭頸部鱗癌和腎透明細胞癌等許多惡性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發現的微衛星改變（LOH 及 MSI）, 與原發腫瘤的表現也相類似，而正常人體外周血游離 DNA 中未發現微衛星改變[22]。Nie 等[11] 提出，在全血循環 DNA 和相應配對的腫瘤組織中的微衛星改變，均表現出一定的 MSI 和 LOH 重疊。而且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循環血 DNA 的微衛星改變較對照組有明顯改變。微衛星位點的選擇可能會影響到結果。因此，為了可以檢測到微衛星改變，應當選擇那些具有高度多態性的微衛星位點。大片段基因可能會較少表現等位基因失衡，因為血漿游離 DNA 是高度分散的，除非循環血中待檢測的序列小于 200 bp，微衛星的改變才能更容易被發現[23]。
2 微小 RNA
2.1 微小 RNA 的形成和作用機制
微小 RNA 是一類大小約為 22 個核苷酸的內源性非編碼小分子 RNA[24]，主要通過與微小 RNA3'端非翻譯區的堿基配對來調控信使 RNA 的翻譯與降解。在 1993 年，Lee 等首次提出微小 RNA 是參與轉錄后基因沉默級聯反應因子之一[25]。迄今為止，miRBase 數據庫記錄的目前已知或有相關研究的 miRNA 已達到 28 645 種[26]。一種微小 RNA 可同時作用于多種靶基因，而一個基因也可同時被多種微小 RNA 調控。微小 RNA 因其各自特性可在腫瘤方面帶來不同的影響，既可為抑癌基因也可為促癌因子，其可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和轉移等多個過程。
2.2 外周血微小 RNA 的來源
2008 年，Mitchell 等[27] 發現在健康人外周循環血的 RNA 片段中包含大小約 22 個核苷酸大小的小分子 RNA 信號，這是外周血中存在 miRNA 的直接證據。通過檢測外周血和血細胞中的 miRNA，發現健康人外周血中的正常 miRNA 主要來源于血細胞[28]。目前對于腫瘤相關性 miRNA 的來源主要包括外周血中的腫瘤細胞[1,29-30] 和腫瘤相關小體（exosome）[31-32]。
2.3 外周血微小 RNA 檢測與肺癌的相關性
Lawrie 等[33] 研究者通過研究 60 例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患者和 43 例正常人作為對照，強調在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患者中高水平表達的 miRNA-21、miRNA-210 和 miRNA-155 可作為與健康人群之間差異的鑒別方式。這也是循環血 miRNA 的首次研究，也說明了 miRNA 可作為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和其他癌癥的非侵入性診斷標志物的潛力。2009 年，Bartel[34] 在相關文獻中提到，通過生物芯片分析技術比較腫瘤組織 miRNA 和血漿 miRNA，對 miRNA-17-5p、miRNA-21、miRNA-106a 和 miRNA-106b 等外周血 miRNA 進行檢測，發現血漿中 miRNA 的表達水平與腫瘤組織的表達具有一致性。
在相關的研究中發現，miRNA-155、miRNA-197 和 miRNA-182 可以作為肺癌早期的檢測的分子標記物，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均達到 81.33% 和 86.76%。同時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血漿中三者的水平較健康人群有明顯升高[35]。另外一組實驗研究也發現，相比較于健康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組血漿中 miR-21、miR-126、miR-210 和 miR-486-5p 的敏感性為 86.22%，特異性為 96.55%[1,36]。還有文獻提示[37]，miR-486-5p 的低水平表達和患者預后差有相關性（P=0.01），并且血清中 miR-486-5p 的表達水平是非小細胞肺癌重要的預后因素之一（HR=0.179，P=0.019)。Wang 等[38] 通過研究對比 70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循環血中和正常對照組之間 miR-125a-5p、miR-145、miR-146a 三個標志物，發現和正常對照組相比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三個標志物較過度表達。它們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分別是 73.53% 和 55.71%，92.75% 和 61.43%，84.06% 和 58.57%。有文獻還提到，作為非小細胞肺癌特異性標記物 miR-25 和 miR-223，在一項有 152 例肺癌患者和 75 例健康志愿者研究中表現為在肺癌患者中均過度表達[39]。另外，miR-361-3p 和 miR-625-3p 的水平在非小細胞肺癌進展過程中有保護作用，并且二者在血清中的定量分析可以作為肺癌的診斷標志物，尤其是對于吸煙的患者而言[40]。
miRNA 在血清中的檢測也有相關報道[41-46]，敏感性 69%～100%，特異性 66.4%～93.4%。盡管這些研究中沒有共有的 miRNA 標記物，但無論如何，敏感性和特異性的結果總是令人欣喜的。Hennessey 等[47] 通過評估 328 個不同的 miRNA 標記物，最后選擇了 miRNA-15b 和 miRNA-27b 進行研究，獲得了 100% 的敏感性以及 84% 的特異性結果。
3 總結與展望
檢測外周血 DNA 的微衛星改變和 miRNA 的變化為人們研究腫瘤的相關發生發展機制提供了一個簡便而行之有效、經濟而又不痛苦的思路，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尤其是對于沒有典型癥狀的早期患者而言。其次，對確診的腫瘤患者，血中游離 DNA 的檢測不僅可用于個體化的治療方案的確定，還可以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預后進行評估。然而，目前對循環血中 DNA 或者 miRNA 的檢測依然存在一些問題：① 目前檢測外周血 DNA 微衛星改變或是 miRNA 的變化主要依靠 PCR 技術，易產生假陽性的結果。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證結果的準確性？② 盡管目前對 miRNA-21 的研究是最為廣泛和深入的，也是目前認為最有意義的可作為肺癌標志物的一個檢測對象，但僅用一個檢測指標來說明敏感性和特異性依然是不夠的。如何才能發現和利用更多更有特異性和敏感性的 miRNA 標記物呢？③ 目前由于微衛星位點和 miRNA 數量眾多，大部分對循環血中微衛星 DNA 和 miRNA 的研究僅僅是挑選了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是幾個標記物，如何才能全面完整地評估和采納相關的標志物，這還有待于今后大規模甚至是多中心的合作。總之，隨著研究的深入，循環血 DNA 和 miRNA 標記物檢測與臨床研究資料相結合，這必將成為受人矚目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
近年來，根據最新的研究進展發現，肺癌已經成為世界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一位的惡性腫瘤[1]。在發達國家，在所有死亡患者中，每 15 例中就有 1 例發生了肺癌，并且肺癌約占癌癥死亡患者的 31%[2-3]。腫瘤的早期發現有助于提高治愈率，并且較早分期的腫瘤手術切除后 5 年生存率可以達到 60%～80%。然而，肺癌患者在早期階段多是無癥狀的，這也導致在得到確定診斷時分期已較晚。事實上，約有 75% 的患者在診斷時已經處于局部晚期甚至是轉移的階段，因此 5 年生存率不足 15%[4-6]。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意識到需要開發一種微創、廉價、易于管理和可操作性強的檢測方式。目前主要集中于通過研究外周血或者非侵入性即可收集的物質如：呼出的氣體、痰液和尿液等[7]。這些樣品很容易獲得并且易于分析相關的分子標記物，包括微小 RNA、游離的 DNA、基因甲基化等。Mandel 和 Metais[8] 于 1948 年發現在患者和健康人群的循環血中存在游離的 DNA 和 RNA，隨著有效分離游離 DNA 技術的出現以及特殊熒光染料與 PCR 技術相結合的檢測方式的應用，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本文就外周血中微衛星改變和微小 RNA 的檢測與肺癌相關性的研究和進展作一概述。
1 微衛星 DNA 的改變
1.1 微衛星 DNA 的概念和特點
微衛星 DNA（microsatellite，MS）是指以少數幾個核苷酸為單位的簡單重復序列，又稱短串聯重復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STRs），屬于第二代 DNA 遺傳標記[9]。微衛星 DNA 廣泛存在人類基因組中并且是高度多態性的[10]。其功能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考慮主要參與了基因的重排與變異，在維持基因組穩定性中有重要作用。微衛星 DNA 的突變頻率為 10–7～10–5，因此其穩定性可作為衡量細胞基因組整體穩定性的良好標記，并廣泛用于腫瘤基因組不穩定性的研究。
微衛星異常是基因組不穩定的重要分子標志。主要表現為：①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②雜合性丟失（loss of heterozygosity，LOH）。
1.2 外周血 DNA 的來源
循環 DNA 是指機體內源性的，但在循環血中部分降解且游離于細胞外的 DNA。廣義的循環 DNA 包括所有細胞內的核酸，血中游離的內源性脫氧核糖核酸和外源性 DNA 與 RNA 等。健康人的血漿/血清中只含有少量的游離 DNA，但在炎癥及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游離 DNA 的含量明顯增加。盡管關于腫瘤患者外周血游離 DNA 產生的確切機制尚未完全了解，但目前以下幾個觀點是較為公認的原因：（1）循環中腫瘤細胞的裂解。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腫瘤患者血漿中的 DNA 主要來源于循環腫瘤細胞或者微轉移灶細胞的裂解[11-12]。（2）腫瘤細胞釋放 DNA 進入血液循環。腫瘤 DNA 從細胞內釋放入血的方式主要根據淋巴細胞或離體培養的器官的一種自我平衡機制優先釋放細胞內新合成的 DNA 思路進行推導的。Sidransky 等[13] 發現驅動腫瘤進展的基因變化可以產生與腫瘤相關的基于核酸水平的標記物，同時這些基于核酸水平的標記物被證明是對于無癥狀患者早期的檢測手段，為了確定或者排除可疑但又沒有臨床證據的腫瘤診斷，或者應用于癌癥患者的腫瘤復核評估以及對于高風險患者的提早預防的監測指標。他們還發現，腫瘤細胞 DNA 可以在腫瘤生長過程中被持續釋放進入血液循環[14-15]。（3）腫瘤細胞的壞死或凋亡。相關研究發現，在具有較多壞死組織的大腫瘤或伴轉移的晚期患者的血漿中發現較高水平的血漿 DNA[16-17]。一項對肝癌患者和正常組循環血游離 DNA 的對比研究中發現，肝癌患者標本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梯形條帶”。因此，凋亡可能是循環 DNA 的來源[18]。
1.3 外周血微衛星的改變與肺癌的相關性
Yoon 等[16] 通過比較定量分析 102 例肺癌患者和 105 例健康患者外周血 DNA 水平發現，102 例患者中外周血 DNA 濃度中位值是 22.6 ng/ml，而在 105 例健康患者中是 10.4 ng/ml，二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001）。同時，在Ⅰ期和Ⅱ期肺癌患者中比正常情況下更為明顯的 DNA 濃度升高。他們還通過比較健康人群和肺癌患者各組吸煙與非吸煙人群外周血 DNA 水平的變化情況，提示吸煙狀態對外周血 DNA 水平無明顯改變。
程建保等[19] 以 37 例肺癌術后新鮮癌灶標本、94 例肺癌患者的全血標本作為研究對象，15 名健康人和 15 例結核患者的全血標本作為對照。通過 PCR-銀染法檢測血漿游離 DNA3p 部位 3 個微衛星位點（D2S1038、D3S1029 和 D3S1228）的微衛星改變情況，并與組織標本結果進行對比。結果發現，小細胞肺癌患者血漿游離 DNA 的濃度高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而對照組正常人群的血漿游離 DNA 水平都在微克水平以下。在全部肺癌患者中，腫瘤原發灶組織標本和其對應的血漿標本檢測 LOH 和 MSI 分別的一致性達到了 86.7% 和 81.4%。血漿標本與組織標本大致相當，這說明對肺癌的診斷有較高的敏感性；而在對照組血漿中沒有檢測到有 MSI 改變，表明血漿 MSI 的檢測具有較強的特異性[20]。他們則通過比較血漿 DNA 的 MSI 和 LOH 與肺癌轉移中的研究提示，有局限性淋巴結轉移和廣泛轉移的患者血漿游離 DNA 出現的 MSI 和 LOH 總的概率高達 88.9%，而在沒有轉移組中僅有 60%，有顯著性的差異，說明血漿游離 DNA MSI 的檢測在判斷是否存在轉移上有意義，但在判斷轉移程度上不具有意義。Sozzi 等[21] 研究了 87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腫瘤組織和血漿微衛星改變的情況發現，61% 的病例在組織和血漿中均能檢測到微衛星的改變；而在對照組中均無此改變。在頭頸部鱗癌和腎透明細胞癌等許多惡性腫瘤患者的外周血中發現的微衛星改變（LOH 及 MSI）, 與原發腫瘤的表現也相類似，而正常人體外周血游離 DNA 中未發現微衛星改變[22]。Nie 等[11] 提出，在全血循環 DNA 和相應配對的腫瘤組織中的微衛星改變，均表現出一定的 MSI 和 LOH 重疊。而且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循環血 DNA 的微衛星改變較對照組有明顯改變。微衛星位點的選擇可能會影響到結果。因此，為了可以檢測到微衛星改變，應當選擇那些具有高度多態性的微衛星位點。大片段基因可能會較少表現等位基因失衡，因為血漿游離 DNA 是高度分散的，除非循環血中待檢測的序列小于 200 bp，微衛星的改變才能更容易被發現[23]。
2 微小 RNA
2.1 微小 RNA 的形成和作用機制
微小 RNA 是一類大小約為 22 個核苷酸的內源性非編碼小分子 RNA[24]，主要通過與微小 RNA3'端非翻譯區的堿基配對來調控信使 RNA 的翻譯與降解。在 1993 年，Lee 等首次提出微小 RNA 是參與轉錄后基因沉默級聯反應因子之一[25]。迄今為止，miRBase 數據庫記錄的目前已知或有相關研究的 miRNA 已達到 28 645 種[26]。一種微小 RNA 可同時作用于多種靶基因，而一個基因也可同時被多種微小 RNA 調控。微小 RNA 因其各自特性可在腫瘤方面帶來不同的影響，既可為抑癌基因也可為促癌因子，其可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和轉移等多個過程。
2.2 外周血微小 RNA 的來源
2008 年，Mitchell 等[27] 發現在健康人外周循環血的 RNA 片段中包含大小約 22 個核苷酸大小的小分子 RNA 信號，這是外周血中存在 miRNA 的直接證據。通過檢測外周血和血細胞中的 miRNA，發現健康人外周血中的正常 miRNA 主要來源于血細胞[28]。目前對于腫瘤相關性 miRNA 的來源主要包括外周血中的腫瘤細胞[1,29-30] 和腫瘤相關小體（exosome）[31-32]。
2.3 外周血微小 RNA 檢測與肺癌的相關性
Lawrie 等[33] 研究者通過研究 60 例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患者和 43 例正常人作為對照，強調在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患者中高水平表達的 miRNA-21、miRNA-210 和 miRNA-155 可作為與健康人群之間差異的鑒別方式。這也是循環血 miRNA 的首次研究，也說明了 miRNA 可作為彌漫大 B 細胞淋巴瘤和其他癌癥的非侵入性診斷標志物的潛力。2009 年，Bartel[34] 在相關文獻中提到，通過生物芯片分析技術比較腫瘤組織 miRNA 和血漿 miRNA，對 miRNA-17-5p、miRNA-21、miRNA-106a 和 miRNA-106b 等外周血 miRNA 進行檢測，發現血漿中 miRNA 的表達水平與腫瘤組織的表達具有一致性。
在相關的研究中發現，miRNA-155、miRNA-197 和 miRNA-182 可以作為肺癌早期的檢測的分子標記物，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均達到 81.33% 和 86.76%。同時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血漿中三者的水平較健康人群有明顯升高[35]。另外一組實驗研究也發現，相比較于健康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組血漿中 miR-21、miR-126、miR-210 和 miR-486-5p 的敏感性為 86.22%，特異性為 96.55%[1,36]。還有文獻提示[37]，miR-486-5p 的低水平表達和患者預后差有相關性（P=0.01），并且血清中 miR-486-5p 的表達水平是非小細胞肺癌重要的預后因素之一（HR=0.179，P=0.019)。Wang 等[38] 通過研究對比 70 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循環血中和正常對照組之間 miR-125a-5p、miR-145、miR-146a 三個標志物，發現和正常對照組相比在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三個標志物較過度表達。它們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分別是 73.53% 和 55.71%，92.75% 和 61.43%，84.06% 和 58.57%。有文獻還提到，作為非小細胞肺癌特異性標記物 miR-25 和 miR-223，在一項有 152 例肺癌患者和 75 例健康志愿者研究中表現為在肺癌患者中均過度表達[39]。另外，miR-361-3p 和 miR-625-3p 的水平在非小細胞肺癌進展過程中有保護作用，并且二者在血清中的定量分析可以作為肺癌的診斷標志物，尤其是對于吸煙的患者而言[40]。
miRNA 在血清中的檢測也有相關報道[41-46]，敏感性 69%～100%，特異性 66.4%～93.4%。盡管這些研究中沒有共有的 miRNA 標記物，但無論如何，敏感性和特異性的結果總是令人欣喜的。Hennessey 等[47] 通過評估 328 個不同的 miRNA 標記物，最后選擇了 miRNA-15b 和 miRNA-27b 進行研究，獲得了 100% 的敏感性以及 84% 的特異性結果。
3 總結與展望
檢測外周血 DNA 的微衛星改變和 miRNA 的變化為人們研究腫瘤的相關發生發展機制提供了一個簡便而行之有效、經濟而又不痛苦的思路，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尤其是對于沒有典型癥狀的早期患者而言。其次，對確診的腫瘤患者，血中游離 DNA 的檢測不僅可用于個體化的治療方案的確定，還可以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預后進行評估。然而，目前對循環血中 DNA 或者 miRNA 的檢測依然存在一些問題：① 目前檢測外周血 DNA 微衛星改變或是 miRNA 的變化主要依靠 PCR 技術，易產生假陽性的結果。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證結果的準確性？② 盡管目前對 miRNA-21 的研究是最為廣泛和深入的，也是目前認為最有意義的可作為肺癌標志物的一個檢測對象，但僅用一個檢測指標來說明敏感性和特異性依然是不夠的。如何才能發現和利用更多更有特異性和敏感性的 miRNA 標記物呢？③ 目前由于微衛星位點和 miRNA 數量眾多，大部分對循環血中微衛星 DNA 和 miRNA 的研究僅僅是挑選了其中很小一部分甚至是幾個標記物，如何才能全面完整地評估和采納相關的標志物，這還有待于今后大規模甚至是多中心的合作。總之，隨著研究的深入，循環血 DNA 和 miRNA 標記物檢測與臨床研究資料相結合，這必將成為受人矚目的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