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性漏氣（prolonged/persistent air leaks，PAL）是肺手術后常見并發癥，顯著增加術后住院時間和影響患者康復，有效預防和處理術后PAL是加速康復外科的主要組成成分，具有重要臨床意義。本文結合臨床實踐和國內外文獻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綜述：（1）PAL臨床定義及影響因素；（2）PAL臨床常見危險因素及預測模型；（3）PAL預防措施及圍手術期管理；（4）PAL術后治療措施。對其進行系統總結，為臨床工作中肺部術后PAL的防治提供借鑒和參考。
引用本文： 李華勝, 梅建東, 趙珂嘉, 劉倫旭. 肺手術后持續性漏氣的現狀及相關進展.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6, 23(8): 832-835. doi: 10.7507/1007-4848.20160198 復制
肺部手術后常出現肺漏氣，大部分漏氣在術后數小時至3 d內逐漸消失，當漏氣時間超出術后平均住院日時被稱為持續性漏氣或遷延性漏氣（prolonged/persistent air leak，PAL）[1]。PAL可延長患者胸腔閉式引流管留置時間，增加膿胸等其他術后并發癥的風險[2-4]，同時也導致術后住院時間延長和住院費用增加[5]。因此，有效預防和處理術后PAL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從PAL的定義及其影響、危險因素及預測模型、預防及圍術期管理、治療四方面對其進行系統總結，為臨床工作中術后PAL的治療提供借鑒和參考。
1 PAL的定義及影響
對于PAL的定義尚無統一標準，通常認為當肺漏氣時間超過術后平均住院日，即稱為PAL [1]。隨著快速康復外科理念的推廣及應用，肺葉切除患者術后平均住院時間已縮短為5 d [6]。目前對PAL時間的界定以術后持續漏氣時間 > 5 d[7]或≥7 d最為常用[8]。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和歐洲胸外科醫師協會（European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數據庫都以持續肺漏氣時間長于5 d為PAL的界定標準[9]。筆者所在醫院肺手術后平均住院時間也在5 d左右，因而也更傾向于將PAL定義為持續漏氣時間 > 5 d。
術后PAL對患者有諸多影響，大體可分為對術后其他并發癥的影響和對術后住院時間及住院費用的影響。Brunelli等觀察發現PAL增加了術后膿胸的風險[3]。Okereke等報道術后并發PAL的患者，出現其他呼吸系統或循環系統并發癥的風險更高[2]。
與此同時，PAL也顯著延長了患者術后住院時間（平均延長5 d），并導致住院費用的增加（平均增加1 714.67歐元）[5]。
2 PAL的危險因素及預測模型
明確肺部手術后發生PAL的相關危險因素并建立預測模型，可用于指導術前臨床評估、術中術式及預防措施的實施、術后PAL的預防及早期干預。綜合文獻報道，肺手術后PAL相關危險因素包括：男性、高齡（≥60歲）、肺部基礎病變（例如胸膜粘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影響傷口愈合的合并癥（例如糖尿病、低蛋白血癥）、激素使用史以及肺上葉切除[1, 9-14]。確定PAL相關危險因素的基礎上可進一步構建其預測模型，用于肺術后漏氣的預測，有助于提前進行預防和干預[7-8]，但目前尚無廣泛用于臨床的PAL預測模型，不同研究者建立的預測模型納入的臨床指標也不盡相同。Rodriguez等提出的PAL預測模型中臨床指標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氣量（FEV1）、體重指數，肺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年齡、胸膜粘連情況和術后24 h內的肺漏氣量（由兩名獨立研究人員在互盲狀態下應用傳統胸腔引流系統連接標有刻度的漏氣監測裝置進行記錄，然后計算平均值消除差別）[13]。Brunelli等根據患者臨床特征進行評分，即年齡 > 65歲計1分、存在胸膜粘連計1分、FEV1 < 80%計1.5分、體重指數BMI < 25.5 kg/m2計2分，將患者分為4個風險級別，級別越高，PAL發生率越高，該方法相對較簡便，且能較好預測PAL的發生[7]。此外，Rivera等采用法國Epithor數據庫中24 113例患者的資料也建立了肺手術后PAL預測的模型，再以6 813例患者進行外部檢驗，該數據庫具有多中心、樣本量大的優點，其所建立的模型包含性別、BMI、呼吸指數、胸膜粘連情況、手術方式、手術切除部位、肺活量，將此模型用于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肺部手術，亦可較好地預測患者術后PAL的發生情況[8]。
PAL預測模型可用于指導早期對高危人群進行更加積極主動的肺漏氣預防措施，但目前已有的模型多基于回顧性研究建立，未能得到廣泛應用，尚需進一步驗證和完善。
3 PAL的預防及圍術期管理
3.1 術前預防
術前可通過戒煙、改善肺功能及患者全身營養狀況等措施減少術后漏氣的發生。首先，要求患者術前至少禁煙2周，并清潔氣道、解痙，必要時可進行抗感染治療[15-17]。其次，部分文獻提示低FEV1也是術后漏氣的危險因素之一，術前可通過呼吸功能鍛煉（腹式呼吸、深呼吸、呼吸訓練儀鍛煉等）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患者FEV1，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術后漏氣的發生[18]。
3.2 術中預防
根據患者病變情況合理選擇手術方式，盡量減少對肺實質的損傷能夠減少肺漏氣的發生。近10余年，胸腔鏡得到廣泛應用，胸腔鏡與開胸手術對比的結果顯示胸腔鏡入路可減少術中出血及術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時間、降低肺漏氣等并發癥的發生率，從而縮短住院時間[19-21]。單操作孔胸腔鏡手術亦顯示出創傷小、術中出血少、術后疼痛輕、并發癥少、恢復快等優勢[21-24]。VATS術中先處理肺門，后處理肺裂（fissure-last）的手術方式也可以減少PAL的發生[24]。此外，Tacconi等施行清醒狀態下肺減容手術，與全身麻醉手術相比，其PAL發生明顯減少，住院時間明顯縮短[25]。
在術式選擇的基礎上還可采用肺漏氣預防措施，目前主要采用切割縫合器、縫合用襯墊物、胸膜帳篷[26]、人工氣腹[17, 27]。在切割縫合支氣管殘端和肺創面時使用各種組織或材料的襯墊物覆蓋，例如可吸收聚乙醇酸材料[28-29]、游離心包脂肪墊（free pericardial fat pad）[30]、可吸收醫用生物蛋白膠等[31-32]；
松解下肺韌帶也能夠有效降低術后肺漏氣，特別是PAL的發生率，縮短胸腔引流時間和術后漏氣時間，從而縮短住院時間，降低住院費用，是目前肺切除術中的常規方法[33]。胸膜帳篷（pleural tent）是術中通過改變壁層胸膜頂至臟層胸膜間的距離，以消除胸膜腔內殘腔，可有效預防上葉和雙葉切除術后肺漏氣[34]，但該方法增加了術中操作步驟，臨床應用并不多。
3.3 術后管理
術后肺漏氣的處理以密切監測為主，同時積極處理并發癥，加強胸腔引流的護理，鼓勵患者進行呼吸功能鍛煉。術后肺漏氣監測分為定性和定量監測。定性評估肺漏氣是最為常用的監測手段，觀察患者咳嗽時胸腔引流中氣泡的情況，從而判斷某時間點是否存在肺漏氣及其嚴重程度：a.無氣泡提示胸膜腔內不存在空氣或積氣較少，b.有氣泡提示胸膜腔內存在空氣，c.反復咳嗽時有相同強度的氣泡，提示存在肺漏氣，d.氣泡強度隨每次咳嗽減少或停止，提示可能存在肺漏氣，可在1 h后再次觀察，排除肺漏氣可能，以確定是否拔管[35]。
隨著數字技術及數字化設備的發展，針對肺部漏氣的數字化監控及量化評估新手段逐步得到應用，從而使針對漏氣量較為主觀的定性評估轉變為更加客觀的定量評估。目前國際上對肺部漏氣的數字化引流系統有Airfix (TEUPs Ltd，Deutschlandsberg，Austria) [36]、Digivent (Millicore，Stockholm, Sweden) [37]、Thopaz (Medela，Switzerland) [38]，這些數字化系統可根據肺漏氣類型及漏氣量來客觀評估肺漏氣的情況，對高風險患者提前進行干預，有助于醫生對PAL的預防。此外，Royer等報道對特定的持續性肺漏氣患者（即醫療評估可出院，但持續性漏氣不能在24 h內解決，24 h引流量小于400 ml），經充分的患者教育，可以在帶胸腔引流管的情況下出院，以縮短住院時間[39]。術后胸腔引流管理和呼吸功能鍛煉為常規護理措施，具體內容不贅述。
4 治療
4.1 排氣治療
多數肺漏氣可經胸腔引流排氣而自行愈合，無需特殊處理。對于有持續肺漏氣的患者，胸腔持續低負壓吸引是臨床較為常用的輔助治療方法。Lang等完成的系統評價顯示[40]，負壓吸引并未縮短術后肺漏氣的時間、引流時間及住院時間，但可減少術后氣胸的發生。Leo等完成的一項納入500例患者的隨機對照研究則發現肺切除術后胸腔負壓吸引可減少PAL的發生，但需根據肺漏氣的量和肺氣腫程度綜合考慮負壓吸引的使用，以保證其有效性[41]。持續胸腔負壓吸引，可為肺完全復張提供條件，但仍需耐心等待漏氣處自行痊愈。近來也有觀點認為肺葉切除術后不需常規使用負壓吸引，但對預計術后肺復張欠佳的患者應使用負壓吸引，一旦胸部X線片確認肺已復張，無論是否存在肺漏氣，即可停止負壓吸引，以減少患者不適及利于早期下床活動[42]。
4.2 胸膜粘連治療
當術后出現PAL時，還可積極采用促進胸膜粘連固定的方法應對肺漏氣，以縮短胸腔引流和住院時間。臨床常用的粘連劑主要有50%葡萄糖溶液[43]、甘露聚糖肽[44]、自體靜脈血[45]、2-氰基丙烯酸樹脂[46]、白介素-2[47]、鴉膽子油乳[48]等，皆可有效治療PAL，且不良反應率較低。具體操作方法以50%葡萄糖溶液為例：高滲糖（加利多卡因可減輕胸模刺激所致的不適）經胸腔引流管注入后夾閉1 h，此期間應反復變動體位，讓溶液在胸腔各處粘附，高滲液體能夠消除創面細胞及組織水腫，促進創面愈合，且價格低廉[43-44]。白介素-2是T淋巴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可促進和維持T淋巴細胞增殖和分化，誘導并增強自然殺傷細胞的活力，能夠誘導和增加相關免疫細胞的活力，兼有抗腫瘤作用，對于肺癌手術患者更有臨床應用價值[47]。鴉膽子油乳除粘附作用外還有抗癌活性，可殺死殘留在胸腔的癌細胞，減少其種植、轉移和復發，不良反應輕微，藥品價格低廉，亦可推薦用于肺癌術后PAL患者的治療[48]。
4.3 支氣管活瓣植入
Dooms等證實支氣管活瓣置入后，平均2 d即可使肺漏氣消失，平均4 d可拔除胸腔引流管[49-50]。Travaline及其同事的結果顯示PAL患者置入支氣管活瓣后，47.5%的PAL漏氣消失，45%的PAL患者漏氣量下降[51]。以上研究結果說明支氣管活瓣置入能夠有效減少PAL的發生，縮短胸腔引流管留置時間，但支氣管活瓣在國內的應用尚較少，可進一步探索。
4.4 自體靜脈血及人工氣腹
有文獻報道在術后第5 d注射一次自體靜脈血，結果顯示可有效治療肺漏氣，操作簡單且費用較低[52]。對于嬰幼兒及兒童患者肺切除術后出現的PAL，該方法也是一種安全且易于操作，費用低廉且有效的治療方法[53]。自體血不同于其他胸膜固定方法，它是從患者股靜脈抽取50 ml血液，在不用加抗凝劑的情況下即刻注入胸腔引流管，將胸腔引流管抬高至患者水平面以上而非夾閉胸腔引流管以防止血液回流，血液在胸腔內刺激胸膜發生炎性反應，凝固后依附在肺實質表面達到減少漏氣的效果[54]。人工氣腹是在臍周局部麻醉后向腹腔注射1 800～2 400 ml空氣，使橫膈抬高，消除胸腔內殘腔，可達到治療漏氣的目的，且無明顯相關并發癥[17, 55]；同時，人工氣腹還可以在術中進行，有預防肺術后持續性漏氣的作用[17, 27]。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治療肺術后漏氣，是簡單、安全、有效且價廉的治療方式[33]。
4.5 手術治療
如果以上非手術治療措施未能有效解決肺漏氣，為減少胸腔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應該分析原因，根據患者情況進行手術治療。
綜上所述，肺切除術后漏氣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問題，男性、高齡、合并肺部基礎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現該并發癥，從而延長了患者住院時間；為減少肺部術后PAL的發生，術前應進行充分的評估，對于PAL高危人群，術中應加強對肺創面的處置；術后判斷存在持續漏氣的患者，目前尚無充分證據支持負壓吸引可改善術后漏氣，通過胸膜粘連劑進行固定胸膜已被證實可縮短肺漏氣時間。
肺部手術后常出現肺漏氣，大部分漏氣在術后數小時至3 d內逐漸消失，當漏氣時間超出術后平均住院日時被稱為持續性漏氣或遷延性漏氣（prolonged/persistent air leak，PAL）[1]。PAL可延長患者胸腔閉式引流管留置時間，增加膿胸等其他術后并發癥的風險[2-4]，同時也導致術后住院時間延長和住院費用增加[5]。因此，有效預防和處理術后PAL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從PAL的定義及其影響、危險因素及預測模型、預防及圍術期管理、治療四方面對其進行系統總結，為臨床工作中術后PAL的治療提供借鑒和參考。
1 PAL的定義及影響
對于PAL的定義尚無統一標準，通常認為當肺漏氣時間超過術后平均住院日，即稱為PAL [1]。隨著快速康復外科理念的推廣及應用，肺葉切除患者術后平均住院時間已縮短為5 d [6]。目前對PAL時間的界定以術后持續漏氣時間 > 5 d[7]或≥7 d最為常用[8]。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和歐洲胸外科醫師協會（European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數據庫都以持續肺漏氣時間長于5 d為PAL的界定標準[9]。筆者所在醫院肺手術后平均住院時間也在5 d左右，因而也更傾向于將PAL定義為持續漏氣時間 > 5 d。
術后PAL對患者有諸多影響，大體可分為對術后其他并發癥的影響和對術后住院時間及住院費用的影響。Brunelli等觀察發現PAL增加了術后膿胸的風險[3]。Okereke等報道術后并發PAL的患者，出現其他呼吸系統或循環系統并發癥的風險更高[2]。
與此同時，PAL也顯著延長了患者術后住院時間（平均延長5 d），并導致住院費用的增加（平均增加1 714.67歐元）[5]。
2 PAL的危險因素及預測模型
明確肺部手術后發生PAL的相關危險因素并建立預測模型，可用于指導術前臨床評估、術中術式及預防措施的實施、術后PAL的預防及早期干預。綜合文獻報道，肺手術后PAL相關危險因素包括：男性、高齡（≥60歲）、肺部基礎病變（例如胸膜粘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影響傷口愈合的合并癥（例如糖尿病、低蛋白血癥）、激素使用史以及肺上葉切除[1, 9-14]。確定PAL相關危險因素的基礎上可進一步構建其預測模型，用于肺術后漏氣的預測，有助于提前進行預防和干預[7-8]，但目前尚無廣泛用于臨床的PAL預測模型，不同研究者建立的預測模型納入的臨床指標也不盡相同。Rodriguez等提出的PAL預測模型中臨床指標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氣量（FEV1）、體重指數，肺一氧化碳彌散量（DLCO）、年齡、胸膜粘連情況和術后24 h內的肺漏氣量（由兩名獨立研究人員在互盲狀態下應用傳統胸腔引流系統連接標有刻度的漏氣監測裝置進行記錄，然后計算平均值消除差別）[13]。Brunelli等根據患者臨床特征進行評分，即年齡 > 65歲計1分、存在胸膜粘連計1分、FEV1 < 80%計1.5分、體重指數BMI < 25.5 kg/m2計2分，將患者分為4個風險級別，級別越高，PAL發生率越高，該方法相對較簡便，且能較好預測PAL的發生[7]。此外，Rivera等采用法國Epithor數據庫中24 113例患者的資料也建立了肺手術后PAL預測的模型，再以6 813例患者進行外部檢驗，該數據庫具有多中心、樣本量大的優點，其所建立的模型包含性別、BMI、呼吸指數、胸膜粘連情況、手術方式、手術切除部位、肺活量，將此模型用于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肺部手術，亦可較好地預測患者術后PAL的發生情況[8]。
PAL預測模型可用于指導早期對高危人群進行更加積極主動的肺漏氣預防措施，但目前已有的模型多基于回顧性研究建立，未能得到廣泛應用，尚需進一步驗證和完善。
3 PAL的預防及圍術期管理
3.1 術前預防
術前可通過戒煙、改善肺功能及患者全身營養狀況等措施減少術后漏氣的發生。首先，要求患者術前至少禁煙2周，并清潔氣道、解痙，必要時可進行抗感染治療[15-17]。其次，部分文獻提示低FEV1也是術后漏氣的危險因素之一，術前可通過呼吸功能鍛煉（腹式呼吸、深呼吸、呼吸訓練儀鍛煉等）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患者FEV1，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術后漏氣的發生[18]。
3.2 術中預防
根據患者病變情況合理選擇手術方式，盡量減少對肺實質的損傷能夠減少肺漏氣的發生。近10余年，胸腔鏡得到廣泛應用，胸腔鏡與開胸手術對比的結果顯示胸腔鏡入路可減少術中出血及術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時間、降低肺漏氣等并發癥的發生率，從而縮短住院時間[19-21]。單操作孔胸腔鏡手術亦顯示出創傷小、術中出血少、術后疼痛輕、并發癥少、恢復快等優勢[21-24]。VATS術中先處理肺門，后處理肺裂（fissure-last）的手術方式也可以減少PAL的發生[24]。此外，Tacconi等施行清醒狀態下肺減容手術，與全身麻醉手術相比，其PAL發生明顯減少，住院時間明顯縮短[25]。
在術式選擇的基礎上還可采用肺漏氣預防措施，目前主要采用切割縫合器、縫合用襯墊物、胸膜帳篷[26]、人工氣腹[17, 27]。在切割縫合支氣管殘端和肺創面時使用各種組織或材料的襯墊物覆蓋，例如可吸收聚乙醇酸材料[28-29]、游離心包脂肪墊（free pericardial fat pad）[30]、可吸收醫用生物蛋白膠等[31-32]；
松解下肺韌帶也能夠有效降低術后肺漏氣，特別是PAL的發生率，縮短胸腔引流時間和術后漏氣時間，從而縮短住院時間，降低住院費用，是目前肺切除術中的常規方法[33]。胸膜帳篷（pleural tent）是術中通過改變壁層胸膜頂至臟層胸膜間的距離，以消除胸膜腔內殘腔，可有效預防上葉和雙葉切除術后肺漏氣[34]，但該方法增加了術中操作步驟，臨床應用并不多。
3.3 術后管理
術后肺漏氣的處理以密切監測為主，同時積極處理并發癥，加強胸腔引流的護理，鼓勵患者進行呼吸功能鍛煉。術后肺漏氣監測分為定性和定量監測。定性評估肺漏氣是最為常用的監測手段，觀察患者咳嗽時胸腔引流中氣泡的情況，從而判斷某時間點是否存在肺漏氣及其嚴重程度：a.無氣泡提示胸膜腔內不存在空氣或積氣較少，b.有氣泡提示胸膜腔內存在空氣，c.反復咳嗽時有相同強度的氣泡，提示存在肺漏氣，d.氣泡強度隨每次咳嗽減少或停止，提示可能存在肺漏氣，可在1 h后再次觀察，排除肺漏氣可能，以確定是否拔管[35]。
隨著數字技術及數字化設備的發展，針對肺部漏氣的數字化監控及量化評估新手段逐步得到應用，從而使針對漏氣量較為主觀的定性評估轉變為更加客觀的定量評估。目前國際上對肺部漏氣的數字化引流系統有Airfix (TEUPs Ltd，Deutschlandsberg，Austria) [36]、Digivent (Millicore，Stockholm, Sweden) [37]、Thopaz (Medela，Switzerland) [38]，這些數字化系統可根據肺漏氣類型及漏氣量來客觀評估肺漏氣的情況，對高風險患者提前進行干預，有助于醫生對PAL的預防。此外，Royer等報道對特定的持續性肺漏氣患者（即醫療評估可出院，但持續性漏氣不能在24 h內解決，24 h引流量小于400 ml），經充分的患者教育，可以在帶胸腔引流管的情況下出院，以縮短住院時間[39]。術后胸腔引流管理和呼吸功能鍛煉為常規護理措施，具體內容不贅述。
4 治療
4.1 排氣治療
多數肺漏氣可經胸腔引流排氣而自行愈合，無需特殊處理。對于有持續肺漏氣的患者，胸腔持續低負壓吸引是臨床較為常用的輔助治療方法。Lang等完成的系統評價顯示[40]，負壓吸引并未縮短術后肺漏氣的時間、引流時間及住院時間，但可減少術后氣胸的發生。Leo等完成的一項納入500例患者的隨機對照研究則發現肺切除術后胸腔負壓吸引可減少PAL的發生，但需根據肺漏氣的量和肺氣腫程度綜合考慮負壓吸引的使用，以保證其有效性[41]。持續胸腔負壓吸引，可為肺完全復張提供條件，但仍需耐心等待漏氣處自行痊愈。近來也有觀點認為肺葉切除術后不需常規使用負壓吸引，但對預計術后肺復張欠佳的患者應使用負壓吸引，一旦胸部X線片確認肺已復張，無論是否存在肺漏氣，即可停止負壓吸引，以減少患者不適及利于早期下床活動[42]。
4.2 胸膜粘連治療
當術后出現PAL時，還可積極采用促進胸膜粘連固定的方法應對肺漏氣，以縮短胸腔引流和住院時間。臨床常用的粘連劑主要有50%葡萄糖溶液[43]、甘露聚糖肽[44]、自體靜脈血[45]、2-氰基丙烯酸樹脂[46]、白介素-2[47]、鴉膽子油乳[48]等，皆可有效治療PAL，且不良反應率較低。具體操作方法以50%葡萄糖溶液為例：高滲糖（加利多卡因可減輕胸模刺激所致的不適）經胸腔引流管注入后夾閉1 h，此期間應反復變動體位，讓溶液在胸腔各處粘附，高滲液體能夠消除創面細胞及組織水腫，促進創面愈合，且價格低廉[43-44]。白介素-2是T淋巴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可促進和維持T淋巴細胞增殖和分化，誘導并增強自然殺傷細胞的活力，能夠誘導和增加相關免疫細胞的活力，兼有抗腫瘤作用，對于肺癌手術患者更有臨床應用價值[47]。鴉膽子油乳除粘附作用外還有抗癌活性，可殺死殘留在胸腔的癌細胞，減少其種植、轉移和復發，不良反應輕微，藥品價格低廉，亦可推薦用于肺癌術后PAL患者的治療[48]。
4.3 支氣管活瓣植入
Dooms等證實支氣管活瓣置入后，平均2 d即可使肺漏氣消失，平均4 d可拔除胸腔引流管[49-50]。Travaline及其同事的結果顯示PAL患者置入支氣管活瓣后，47.5%的PAL漏氣消失，45%的PAL患者漏氣量下降[51]。以上研究結果說明支氣管活瓣置入能夠有效減少PAL的發生，縮短胸腔引流管留置時間，但支氣管活瓣在國內的應用尚較少，可進一步探索。
4.4 自體靜脈血及人工氣腹
有文獻報道在術后第5 d注射一次自體靜脈血，結果顯示可有效治療肺漏氣，操作簡單且費用較低[52]。對于嬰幼兒及兒童患者肺切除術后出現的PAL，該方法也是一種安全且易于操作，費用低廉且有效的治療方法[53]。自體血不同于其他胸膜固定方法，它是從患者股靜脈抽取50 ml血液，在不用加抗凝劑的情況下即刻注入胸腔引流管，將胸腔引流管抬高至患者水平面以上而非夾閉胸腔引流管以防止血液回流，血液在胸腔內刺激胸膜發生炎性反應，凝固后依附在肺實質表面達到減少漏氣的效果[54]。人工氣腹是在臍周局部麻醉后向腹腔注射1 800～2 400 ml空氣，使橫膈抬高，消除胸腔內殘腔，可達到治療漏氣的目的，且無明顯相關并發癥[17, 55]；同時，人工氣腹還可以在術中進行，有預防肺術后持續性漏氣的作用[17, 27]。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治療肺術后漏氣，是簡單、安全、有效且價廉的治療方式[33]。
4.5 手術治療
如果以上非手術治療措施未能有效解決肺漏氣，為減少胸腔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應該分析原因，根據患者情況進行手術治療。
綜上所述，肺切除術后漏氣是臨床上較為常見的問題，男性、高齡、合并肺部基礎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現該并發癥，從而延長了患者住院時間；為減少肺部術后PAL的發生，術前應進行充分的評估，對于PAL高危人群，術中應加強對肺創面的處置；術后判斷存在持續漏氣的患者，目前尚無充分證據支持負壓吸引可改善術后漏氣，通過胸膜粘連劑進行固定胸膜已被證實可縮短肺漏氣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