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郭凱, 閆小龍, 張志培, 韓璐, 范亮波, 同李平, 張勇, 李小飛. 198例手術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應用ARMS法檢測血漿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6, 23(6): 602-607. doi: 10.7507/1007-4848.20160143 復制
肺癌（lung cancer）是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之一[1]。肺癌中80%～90%為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2]。近年來，盡管肺癌的診斷及手術、化療、放療等綜合治療手段不斷改進，但肺癌患者的預后并無明顯改善[3]。靶向藥物的應用大大延長了部分患者生存時間，代表性靶向藥物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多項臨床研究證實EGFR突變患者服用TKI藥物可有效提高無進展生存期（PFS）和總生存期（OS）[4-6]。
組織檢測EGFR突變是評估患者對TKI藥物療效的金標準，但臨床上并不是每例患者都能取得組織標本用于檢測[7]。因此，使用其他標本代替組織進行EGFR突變檢測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諸如胸腔積液[8]、血漿或血清等。血液檢測EGFR突變是一種非侵入性的，代替組織標本動態監測患者基因信息的方法，方便臨床上對患者做出診斷，同時對服用TKI藥物的患者，還可以在后續病程中對其進行EGFR耐藥監控。cfDNA中EGFR突變情況的動態變化，可以有效預測服用TKI藥物患者的臨床預后[9]。
此前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對進展期NSCLC使用血漿檢測EGFR突變是可行的。但各研究的敏感性差異較大，對于早期NSCLC的血漿EGFR突變檢測研究很少，研究方法缺乏標準性[10-13]。因而，用其結果來評估早期血漿檢測的敏感性的可靠性有限。
本文采用ARMS法檢測早期NSCLC患者血漿EGFR突變，并通過分析血漿檢測敏感性與患者特征的關系，確定可使用血漿進行基因診斷，EGFR動態監控早期NSCLC患者。同時對ⅢA期患者進行術后隨訪，探討血漿EGFR突變檢測對預測NSCLC患者術后生存預后的價值。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間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胸腔外科手術切除新鮮NSCLC腫瘤組織（術前均未行放療、化療及靶向治療）。研究實施前，所有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1.1 組織標本
所有組織均來源于唐都醫院胸腔外科手術切除標本。組織標本均經過唐都醫院病理科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部分Ⅳ期患者為單發腦轉移或腎上腺轉移，有手術切除指征，其余Ⅳ期患者手術只為獲取組織進行病理診斷。
1.1.2 血漿標本采集
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手術前1 d抽取全血5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管，并在抽取后4 h內處理血液。于3 000 r/min離心15 min，2 ml上清即血漿移到無菌離心管，凍存于-80℃。選取198例經組織檢測證實有EGFR突變的NSCLC患者血漿標本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86例、女112例，年齡36～78歲，吸煙52例，不吸煙146例（不吸煙定義為一生吸煙少于100支）。腺癌183例、鱗癌8例、腺鱗癌4例，其他類型3例，包括大細胞癌，肉瘤樣癌，細支氣管肺泡癌。分化程度為高分化45例，中分化108例，低分化38例，不確定7例；根據2014 NCCN非小細胞肺癌指南TNM分期標準，ⅠA期62例，ⅠB期38例，ⅡA期18例，ⅡB期5例，ⅢA期60例，ⅢB期3例，Ⅳ期12例。
1.2 方法
1.2.1 血漿DNA的提取
采用艾德血漿/血清DNA提取試劑盒（廈門艾德公司）按照操作說明提取血漿cfDNA，提取的cfDNA濃度和純度由Beckman Coulter DU800紫外分光光度儀測定。提取的DNA儲存于-20 ℃備用。
1.2.2 實時定量熒光PCR分析血漿EGFR突變
ARMS法具有高敏感度和檢測快速的優點，可以檢測到低至1%的突變。45 μl提取的cfDNA被用于EGFR突變檢測。按照艾德EGFR突變檢測試劑盒（廈門艾德公司）操作說明書步驟，應用實時定量PCR儀 （Agilent StrataGene Mx3000P，USA）檢測EGFR突變。PCR過程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1個循環（95 ℃，5 min），第二階段95 ℃ 25 s，64 ℃ 20 s，72 ℃ 20 s共15個循環，第三階段93 ℃ 25 s，60 ℃ 35 s，72 ℃ 20 s，共31個循環。檢測結果由兩位專業的研究人員判讀和分析。如果判讀結果不一致，再由第三位研究員分析得出最終決定。按照雙盲實驗的設計原則，實驗數據的記錄和獲得由不同的研究員獨立進行，研究員對患者組織檢測結果并不知曉直到統計分析。
1.3 隨訪
對60例ⅢA期患者通過電話隨訪、閱讀再次入院病例等方式每3個月隨訪1次，隨訪至2015年9月。生存時間按月計算，以手術日至末次隨訪所獲得的截尾為準。隨訪內容包括：（1）患者一般狀況；（2）術后復查結果及最后一次復查時間；（3）術后的治療及治療方案；（4）術后發現腫瘤復發及轉移的時間；（5）對已死亡患者了解其死亡前有無復發轉移及死亡原因。
1.4 統計學分析
利用SPSS 22.0（IBM software)統計軟件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卡方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血漿EGFR突變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法進行生存率和單因素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特征與血漿檢測敏感性
共有34例血漿EGFR突變陽性。其中男13例、女21例，年齡≥60歲 12例，<60歲22例。吸煙7例，不吸煙27例。腺癌31例，鱗癌0例，腺鱗癌1例，其他類型2例。分化程度為高分化0例，中分化17例，低分化14例，未知3例。ⅠA期1例，ⅠB期3例，ⅡA期2例，ⅡB期1例，ⅢA期20例，ⅢB期1例，Ⅳ期6例。
我們分析了患者特征與血漿檢測敏感性的相關性。發現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無關（P>0.05）。我們的研究中血漿檢測總敏感性為17.2%。但是敏感性在不同TNM分期和分化程度差異很大。ⅢA期敏感性為33.3%，顯著高于ⅠA期1.6% （P=0.000）和ⅠB期7.9% （P=0.004）。低分化癌敏感性為36.8%，顯著高于高分化癌0（P=0.000）和中分化癌15.7% （P=0.010，表 1） 。
表1
患者臨床特征與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 [例（%）/例]
198例血漿EGFR突變檢測中檢出四種突變類型，包括外顯子19缺失突變、外顯子21 L858R突變、外顯子21 L861Q突變和外顯子20插入突變。T790M，G719X等突變類型血漿中未檢出。圖 1為具有代表性的上述四種突變類型的檢測結果。
圖1
血漿EGFR突變ARMS法檢測結果
注：A～D分別為代表性的外顯子19缺失突變、外顯子21L858R突變、外顯子21L861Q突變和外顯子20插入突變的ARMS法檢測結果；橙色線為內控信號，黑色、藍色、紫色和綠色分別代表19-Del、L858R、L861Q和20-ins的突變信號
2.2 ⅢA期患者術后1年隨訪結果分析
術后至末次隨訪，時間超過1年的共有39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率為100.0%（39/39）。
2.2.1 術后1年隨訪結果
39例患者病理類型均為腺癌，且有縱隔淋巴結轉移。患者術后1年內發生死亡有5例，復發/轉移有7例。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對各組與患者轉移/復發或存活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表 2）。結果顯示，ⅢA期患者術后1年的轉移/復發或存活情況與性別、年齡、吸煙史等因素不相關（P>0.05）。但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術后死亡發生率較陰性患者高（P=0.035）。
表2
ⅢA期患者術后1年隨訪情況（例）
2.2.2 生存因素分析
采用Kaplan-Meire （log-rank）法檢驗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史、分化程度、術后治療（包括化療、靶向治療和化療+靶向治療）、血漿突變等因素對生存的影響，分別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血漿EGFR突變結果是預測患者術后1年生存的主要因素（表 3）。血漿EGFR突變檢測不同結果的ⅢA期患者的術后1年生存率曲線（圖 2），可見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1年生存率顯著低于血漿EGFR突變檢測陰性患者（P=0.014）。
表3
影響術后1年生存率的各變量的單因素Kaplan-Meire分析
圖2
ⅢA期患者血漿突變結果生存率曲線 表4 患者特征與cfDNA濃度
2.3 血漿cfDNA濃度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
cfDNA濃度中位數為17.34 μg/ml （區間 2.01～92.80 μg/ml）。我們的研究發現cfDNA濃度與患者特征諸如年齡、性別、吸煙史、病理及TNM分期無相關性。表 4為患者特征與cfDNA濃度的分析。
表4
患者特征與 cfDNA 濃度
3 討論
獲得組織標本進行EGFR突變檢測存在諸多困難，這包括進展期/轉移患者喪失手術治療的機會，或因手術并發癥、經濟因素的考慮放棄手術，從而無法獲得組織標本用于檢測。穿刺活檢過程中同樣也會增加腫瘤種植到其它部位的風險[14]。因此，研究EGFR突變檢測的組織標本替代品十分重要。體液標本可以很方便的通過微創手段獲得，并且在治療過程中可以實現基因動態監控，可指導臨床及時改變治療策略。近年來血液EGFR突變檢測成為研究熱點。但以往血液EGFR突變檢測的研究重點在于進展期/轉移患者，早期患者檢測尚缺乏實驗室數據。
本文對早期NSCLC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我們收集了198例組織EGFR突變陽性患者的血漿，其中早期（ⅠA～ⅢA期）有183例，占92.4%。血漿EGFR突變檢測總的敏感性為17.2%，介于此前研究的0%～36%之間[12-13]。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TNM分期、分化程度的相關性分析發現，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TNM分期正相關，與患者腫瘤分化程度負相關。ⅠA期為 1.6%，ⅢA期為33.3%。Ⅳ期為 50%，與此前其他發表的文獻結果基本一致；高分化癌敏感性為0%，低分化癌為36.8%，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對于ⅠA期、ⅠB期、ⅡA期及高分化癌患者，說明其血漿EGFR突變檢測不能作為常規方法使用。然而，Ⅲ期及低分化癌的敏感性明顯升高，表明這類患者血漿可用于EGFR突變檢測，突變動態監控及TKI耐藥監控，特別是對不能通過手術取到組織的患者可血漿代替組織檢測。對于鱗癌，腺鱗癌及其他類型（大細胞癌、支氣管肺泡癌、肉瘤樣癌）血漿EGFR檢測的可靠性，還有待更大的樣本量進行驗證。
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對ⅢA期NSCLC患者的存活情況有預測價值。NSCLC的生存預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特別結合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對ⅢA期患者生存預后進行隨訪分析，發現術后1年內，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死亡發生幾率較陰性患者高（P=0.035），生存分析提示血漿EGFR突變結果是預測患者術后1年生存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雖然僅僅限于短期內小樣本量隨訪研究，但依然具有前瞻性。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可能成為一項預測NSCLC患者術后預后的新指標，從而指導臨床采取更科學的治療手段和預防措施，延長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術后生存期。
早期患者血中腫瘤來源DNA極少，是血漿檢測存在假陰性和cfDNA濃度在各分期無顯著差異的主要原因。本文中164例組織突變陽性患者的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為陰性，其中大部分為早期患者。并且我們發現血漿cfDNA濃度與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病理類型、TNM分期及分化程度等沒有相關性。考慮到早期腫瘤細胞凋亡和壞死釋放進血液的DNA量極少，因此，檢測EGFR突變基因十分困難，cfDNA濃度也不可能隨著腫瘤特征的變化發生巨大的差異。
總的來說，我們的研究表明，血漿可能成為早期NSCLC患者EGFR檢測的組織標本替代品。盡管目前血漿還不能完全代替組織，但是我們推薦對ⅢA期和低分化癌患者運用血漿進行基因診斷，基因突變動態監控和TKI耐藥檢測。對于血漿檢測預測NSCLC遠期生存預后的作用，我們下一步將進行更大的樣本量，更全面細致的隨訪分析，為其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據。
肺癌（lung cancer）是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之一[1]。肺癌中80%～90%為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2]。近年來，盡管肺癌的診斷及手術、化療、放療等綜合治療手段不斷改進，但肺癌患者的預后并無明顯改善[3]。靶向藥物的應用大大延長了部分患者生存時間，代表性靶向藥物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KI）。多項臨床研究證實EGFR突變患者服用TKI藥物可有效提高無進展生存期（PFS）和總生存期（OS）[4-6]。
組織檢測EGFR突變是評估患者對TKI藥物療效的金標準，但臨床上并不是每例患者都能取得組織標本用于檢測[7]。因此，使用其他標本代替組織進行EGFR突變檢測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諸如胸腔積液[8]、血漿或血清等。血液檢測EGFR突變是一種非侵入性的，代替組織標本動態監測患者基因信息的方法，方便臨床上對患者做出診斷，同時對服用TKI藥物的患者，還可以在后續病程中對其進行EGFR耐藥監控。cfDNA中EGFR突變情況的動態變化，可以有效預測服用TKI藥物患者的臨床預后[9]。
此前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對進展期NSCLC使用血漿檢測EGFR突變是可行的。但各研究的敏感性差異較大，對于早期NSCLC的血漿EGFR突變檢測研究很少，研究方法缺乏標準性[10-13]。因而，用其結果來評估早期血漿檢測的敏感性的可靠性有限。
本文采用ARMS法檢測早期NSCLC患者血漿EGFR突變，并通過分析血漿檢測敏感性與患者特征的關系，確定可使用血漿進行基因診斷，EGFR動態監控早期NSCLC患者。同時對ⅢA期患者進行術后隨訪，探討血漿EGFR突變檢測對預測NSCLC患者術后生存預后的價值。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14年2月至2015年6月期間第四軍醫大學唐都醫院胸腔外科手術切除新鮮NSCLC腫瘤組織（術前均未行放療、化療及靶向治療）。研究實施前，所有患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
1.1.1 組織標本
所有組織均來源于唐都醫院胸腔外科手術切除標本。組織標本均經過唐都醫院病理科確診為非小細胞肺癌。部分Ⅳ期患者為單發腦轉移或腎上腺轉移，有手術切除指征，其余Ⅳ期患者手術只為獲取組織進行病理診斷。
1.1.2 血漿標本采集
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手術前1 d抽取全血5 ml，置于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管，并在抽取后4 h內處理血液。于3 000 r/min離心15 min，2 ml上清即血漿移到無菌離心管，凍存于-80℃。選取198例經組織檢測證實有EGFR突變的NSCLC患者血漿標本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86例、女112例，年齡36～78歲，吸煙52例，不吸煙146例（不吸煙定義為一生吸煙少于100支）。腺癌183例、鱗癌8例、腺鱗癌4例，其他類型3例，包括大細胞癌，肉瘤樣癌，細支氣管肺泡癌。分化程度為高分化45例，中分化108例，低分化38例，不確定7例；根據2014 NCCN非小細胞肺癌指南TNM分期標準，ⅠA期62例，ⅠB期38例，ⅡA期18例，ⅡB期5例，ⅢA期60例，ⅢB期3例，Ⅳ期12例。
1.2 方法
1.2.1 血漿DNA的提取
采用艾德血漿/血清DNA提取試劑盒（廈門艾德公司）按照操作說明提取血漿cfDNA，提取的cfDNA濃度和純度由Beckman Coulter DU800紫外分光光度儀測定。提取的DNA儲存于-20 ℃備用。
1.2.2 實時定量熒光PCR分析血漿EGFR突變
ARMS法具有高敏感度和檢測快速的優點，可以檢測到低至1%的突變。45 μl提取的cfDNA被用于EGFR突變檢測。按照艾德EGFR突變檢測試劑盒（廈門艾德公司）操作說明書步驟，應用實時定量PCR儀 （Agilent StrataGene Mx3000P，USA）檢測EGFR突變。PCR過程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1個循環（95 ℃，5 min），第二階段95 ℃ 25 s，64 ℃ 20 s，72 ℃ 20 s共15個循環，第三階段93 ℃ 25 s，60 ℃ 35 s，72 ℃ 20 s，共31個循環。檢測結果由兩位專業的研究人員判讀和分析。如果判讀結果不一致，再由第三位研究員分析得出最終決定。按照雙盲實驗的設計原則，實驗數據的記錄和獲得由不同的研究員獨立進行，研究員對患者組織檢測結果并不知曉直到統計分析。
1.3 隨訪
對60例ⅢA期患者通過電話隨訪、閱讀再次入院病例等方式每3個月隨訪1次，隨訪至2015年9月。生存時間按月計算，以手術日至末次隨訪所獲得的截尾為準。隨訪內容包括：（1）患者一般狀況；（2）術后復查結果及最后一次復查時間；（3）術后的治療及治療方案；（4）術后發現腫瘤復發及轉移的時間；（5）對已死亡患者了解其死亡前有無復發轉移及死亡原因。
1.4 統計學分析
利用SPSS 22.0（IBM software)統計軟件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卡方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檢驗血漿EGFR突變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法進行生存率和單因素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特征與血漿檢測敏感性
共有34例血漿EGFR突變陽性。其中男13例、女21例，年齡≥60歲 12例，<60歲22例。吸煙7例，不吸煙27例。腺癌31例，鱗癌0例，腺鱗癌1例，其他類型2例。分化程度為高分化0例，中分化17例，低分化14例，未知3例。ⅠA期1例，ⅠB期3例，ⅡA期2例，ⅡB期1例，ⅢA期20例，ⅢB期1例，Ⅳ期6例。
我們分析了患者特征與血漿檢測敏感性的相關性。發現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無關（P>0.05）。我們的研究中血漿檢測總敏感性為17.2%。但是敏感性在不同TNM分期和分化程度差異很大。ⅢA期敏感性為33.3%，顯著高于ⅠA期1.6% （P=0.000）和ⅠB期7.9% （P=0.004）。低分化癌敏感性為36.8%，顯著高于高分化癌0（P=0.000）和中分化癌15.7% （P=0.010，表 1） 。
表1
患者臨床特征與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 [例（%）/例]
198例血漿EGFR突變檢測中檢出四種突變類型，包括外顯子19缺失突變、外顯子21 L858R突變、外顯子21 L861Q突變和外顯子20插入突變。T790M，G719X等突變類型血漿中未檢出。圖 1為具有代表性的上述四種突變類型的檢測結果。
圖1
血漿EGFR突變ARMS法檢測結果
注：A～D分別為代表性的外顯子19缺失突變、外顯子21L858R突變、外顯子21L861Q突變和外顯子20插入突變的ARMS法檢測結果；橙色線為內控信號，黑色、藍色、紫色和綠色分別代表19-Del、L858R、L861Q和20-ins的突變信號
2.2 ⅢA期患者術后1年隨訪結果分析
術后至末次隨訪，時間超過1年的共有39例患者。均獲隨訪，隨訪率為100.0%（39/39）。
2.2.1 術后1年隨訪結果
39例患者病理類型均為腺癌，且有縱隔淋巴結轉移。患者術后1年內發生死亡有5例，復發/轉移有7例。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對各組與患者轉移/復發或存活情況進行統計分析（表 2）。結果顯示，ⅢA期患者術后1年的轉移/復發或存活情況與性別、年齡、吸煙史等因素不相關（P>0.05）。但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術后死亡發生率較陰性患者高（P=0.035）。
表2
ⅢA期患者術后1年隨訪情況（例）
2.2.2 生存因素分析
采用Kaplan-Meire （log-rank）法檢驗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史、分化程度、術后治療（包括化療、靶向治療和化療+靶向治療）、血漿突變等因素對生存的影響，分別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血漿EGFR突變結果是預測患者術后1年生存的主要因素（表 3）。血漿EGFR突變檢測不同結果的ⅢA期患者的術后1年生存率曲線（圖 2），可見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1年生存率顯著低于血漿EGFR突變檢測陰性患者（P=0.014）。
表3
影響術后1年生存率的各變量的單因素Kaplan-Meire分析
圖2
ⅢA期患者血漿突變結果生存率曲線 表4 患者特征與cfDNA濃度
2.3 血漿cfDNA濃度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
cfDNA濃度中位數為17.34 μg/ml （區間 2.01～92.80 μg/ml）。我們的研究發現cfDNA濃度與患者特征諸如年齡、性別、吸煙史、病理及TNM分期無相關性。表 4為患者特征與cfDNA濃度的分析。
表4
患者特征與 cfDNA 濃度
3 討論
獲得組織標本進行EGFR突變檢測存在諸多困難，這包括進展期/轉移患者喪失手術治療的機會，或因手術并發癥、經濟因素的考慮放棄手術，從而無法獲得組織標本用于檢測。穿刺活檢過程中同樣也會增加腫瘤種植到其它部位的風險[14]。因此，研究EGFR突變檢測的組織標本替代品十分重要。體液標本可以很方便的通過微創手段獲得，并且在治療過程中可以實現基因動態監控，可指導臨床及時改變治療策略。近年來血液EGFR突變檢測成為研究熱點。但以往血液EGFR突變檢測的研究重點在于進展期/轉移患者，早期患者檢測尚缺乏實驗室數據。
本文對早期NSCLC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特征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我們收集了198例組織EGFR突變陽性患者的血漿，其中早期（ⅠA～ⅢA期）有183例，占92.4%。血漿EGFR突變檢測總的敏感性為17.2%，介于此前研究的0%～36%之間[12-13]。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TNM分期、分化程度的相關性分析發現，血漿EGFR突變檢測敏感性與患者TNM分期正相關，與患者腫瘤分化程度負相關。ⅠA期為 1.6%，ⅢA期為33.3%。Ⅳ期為 50%，與此前其他發表的文獻結果基本一致；高分化癌敏感性為0%，低分化癌為36.8%，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對于ⅠA期、ⅠB期、ⅡA期及高分化癌患者，說明其血漿EGFR突變檢測不能作為常規方法使用。然而，Ⅲ期及低分化癌的敏感性明顯升高，表明這類患者血漿可用于EGFR突變檢測，突變動態監控及TKI耐藥監控，特別是對不能通過手術取到組織的患者可血漿代替組織檢測。對于鱗癌，腺鱗癌及其他類型（大細胞癌、支氣管肺泡癌、肉瘤樣癌）血漿EGFR檢測的可靠性，還有待更大的樣本量進行驗證。
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對ⅢA期NSCLC患者的存活情況有預測價值。NSCLC的生存預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特別結合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對ⅢA期患者生存預后進行隨訪分析，發現術后1年內，血漿EGFR突變檢測陽性患者死亡發生幾率較陰性患者高（P=0.035），生存分析提示血漿EGFR突變結果是預測患者術后1年生存的重要因素。這一結果雖然僅僅限于短期內小樣本量隨訪研究，但依然具有前瞻性。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可能成為一項預測NSCLC患者術后預后的新指標，從而指導臨床采取更科學的治療手段和預防措施，延長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術后生存期。
早期患者血中腫瘤來源DNA極少，是血漿檢測存在假陰性和cfDNA濃度在各分期無顯著差異的主要原因。本文中164例組織突變陽性患者的血漿EGFR突變檢測結果為陰性，其中大部分為早期患者。并且我們發現血漿cfDNA濃度與患者性別、年齡、吸煙史、病理類型、TNM分期及分化程度等沒有相關性。考慮到早期腫瘤細胞凋亡和壞死釋放進血液的DNA量極少，因此，檢測EGFR突變基因十分困難，cfDNA濃度也不可能隨著腫瘤特征的變化發生巨大的差異。
總的來說，我們的研究表明，血漿可能成為早期NSCLC患者EGFR檢測的組織標本替代品。盡管目前血漿還不能完全代替組織，但是我們推薦對ⅢA期和低分化癌患者運用血漿進行基因診斷，基因突變動態監控和TKI耐藥檢測。對于血漿檢測預測NSCLC遠期生存預后的作用，我們下一步將進行更大的樣本量，更全面細致的隨訪分析，為其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