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盛春, 陳欣欣, 崔虎軍, 崔彥芹, 夏園生, 馬力, 李建斌, 鄒明暉, 陳偉丹, 李偉. 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外科手術中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5, 22(9): 821-825. doi: 10.7507/1007-4848.20150206 復制
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外科治療在我國先進的先心病治療中心逐漸得以開展，但手術風險大，手術并發癥發生率和手術死亡率高，圍手術期處理有其特點[1-3]。延遲關胸有利于心臟手術中危重患兒呼吸循環穩定和處理難于糾治的出血，在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逐步得以推廣應用[4-7]。而了解這類手術中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無疑有助于我們對是否應用延遲關胸時做出更為正確的決定。雖然西方國家有延遲關胸在各種心臟外科中應用的研究報告，但由于我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與西方國家在疾病譜、治療水平上有所差別，因而研究我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對我們更有指導意義[2-3]。目前國內有研究小兒、小嬰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延遲關胸危險因素的報告，但未見新生兒病例的同類報道[5, 7-8]。我院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手術治療新生兒先心病203例，其中88例延遲關胸。現就延遲關胸發生相關因素和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3例新生兒先心病患兒在我院心臟中心診斷、手術治療。診斷的主要依據是病史、體檢、臨床檢驗和心臟B超等有關檢查，對一些復雜先心病，尤其是大血管異常的病例，一般進行心臟CT檢查。本組全部患者均有心臟B超、胸部X線片、心電圖等協助診斷，58例有心臟CT檢查。患兒術前臨床資料見表 1，顯示患兒術前RACHS-1（The Risk Adjustment in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先心病手術難度分級方法）分級、診斷、麻醉/CPB方式、手術方式、手術死亡例數、延遲關胸例數等情況。
表1
203 例患兒臨床資料（例）
RACHS-1將手術風險或難度分為6等級，分值越高，風險越大，是國際醫學界廣泛使用的對先心病手術風險的評估方法。本研究將RACHS-1評分作為潛在手術危險因素進行統計學檢驗，以檢驗其對本組患者手術風險預估的價值[9-11]。
1.2 手術和延遲關胸方法
本組患者的手術適應證為：（1）心力衰竭、喂養困難、發育障礙；（2）缺氧嚴重，紫紺明顯而生命受到威脅；（3）氣道受壓呼吸困難。其中男152例、女51例，手術年齡0～28 （17.68±8.62） d，胎齡33～42 （38.73±1.56）周，早產兒34例，手術體重1.70～5.00 （3.31±0.62） kg。APGAR （阿氏評分）評分5～10 （9.38±0.80） 分。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各年手術例數分別為42例、54例、48例、35例、24例。本組手術死亡29例，手術死亡率為14.29%。80例術后有明顯低心排，72例需腹膜透析。
88例延遲關胸，延遲關胸的病例診斷見表 1。其中較多的為TGA ASD/PFO PDA 17例、TAPVC 15例、CoA VSD （ASD PDA）14例、TGA VSD ASD/PFO PDA9例。導致延遲關胸的直接原因：呼吸循環不穩定77例、試驗關胸后呼吸功能不能維持2例、出血9例。88例延遲關胸患者住院死亡22例，死于術后1～54 （13.95±18.79） d。10例關胸前死亡，其中2例反復關胸均失敗。78例中71例術后2～5 d一次關胸成功，7例二次關胸成功。傷口感染5例，經清創、換藥及抗感染等綜合治療痊愈。
203例手術患者的麻醉、體外循環（CPB）、手術方法等見表 1。10例CoA/PDA為左側開胸非CPB下矯治術，5例PA-Sling、4例PA PDA在CPB心臟不停跳下矯治術，3例TGA ASD/PFO PDA行PA-Banding+shunt后ASO術，1例TGA VSD ASD/PFO PDA行 PA-Banding+shunt后ASO+VSD修補，1例PA/VSD PDA體外循環心臟不停跳行右心室流出道重建，3例PA TVH、2例PS RVP、1例TOF+PAH行正中開胸shunt術；1例SV CoA PDA PH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CoA矯治+PA-Banding，2例TGA VSD PFO PDA CoA、6例IAA VSD PDA、3例IAA A-P Window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矯治術，3例TBA AOTO AAH CoA PDA、2例TBA AOTO AAH CoA PDA ACA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改良D.K.S手術+CoA矯治術，其他患者例均為全身麻醉、低溫、CPB下心臟畸形矯治術。
延遲關胸的方法：35例縫合皮膚，31例用Gore-tex血管剪成片縫合皮膚切口；其中 8例用Gore-tex血管剪成片縫合皮膚切口，保持胸腔密閉，同時用10#絲線縫住兩側切口旁的胸骨，向上向外牽引以增加胸腔容積；22例直接用透明手術貼膜覆蓋傷口，其中9例根據需要將壓舌板裁剪成成長度不同，兩端中間凹陷呈“扳手樣”的支架用來支撐開胸骨。延遲關胸患者常規安裝心包、胸腔引流管，保證良好的心包、胸腔負壓吸引，特別在胸骨后置一引流管防止心臟壓塞。
1.3 統計學分析
將病歷資料中的性別、手術年份（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手術時年齡（天數）、手術時體重、是否手術時低體重（體重≤2.5 kg）、胎齡、是否早產兒、APGAR評分、RACHS-1評分、術前是否機械通氣、是否合并心外畸形、術前是否需靜脈心血管藥物維持與延遲關胸等資料輸入SPSS16.0。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術前各相關因子與延遲關胸的相關性結果見表 2。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與延遲關胸有顯著相關性的因素有：手術時年齡、早產兒、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RACHS-1、術前機械通氣、術前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CPB時間、心臟停跳時間、深低溫停循環。Logistic回歸與延遲關胸有顯著性相關的因素有：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術前機械通氣。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術前機械通氣在兩次logistic回歸時P值分別為0.044和0.118。當考慮手術時全部患者的體重而不是將患者分為低體重和非低體重時，術前需呼吸機維持通氣仍然是新生兒先心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未被列入表格的其它因子均為單因素相關性檢驗與延遲關胸相關性不顯著（P＞0.05）。
表2
單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和多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
3 討論
Riahi等[12] 1975年第一次指出術后心臟縱隔比例失調的問題，為心臟手術延遲關胸提供了理論基礎。延遲關胸80年代初開始廣泛應用于臨床，隨后在小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獲得廣泛應用[5-8, 13-16]。延遲關胸提高了圍術期呼吸循環的穩定性，為術后滲血不止的患者提供了止血治療的時間和條件，挽救了許多危重先心病患兒的生命。延遲關胸應用在低年齡、低體重小兒心外科尤其重要—年齡越小，發生概率越高[5, 7-8]：北京兒童醫院報道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小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3.6% （23/631），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報道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小于1歲小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5.6% （313/5546），而復旦大學兒科醫院報道2000年1月至2006年10月3個月內小嬰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39.5 % (47/119) 。本組203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88例延遲關胸。可見在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病例中延遲關胸應用廣泛。
一般認為心肌水腫、心肌功能降低、非外科性出血、頑固性心律失常、心外支持系統的應用（ECMO等）是延遲關胸的指征[5-6]。但對每個具體患者病情的現場判斷遠比記住這些指征重要。試關閉胸骨后心率減慢、體循環壓力下降、動脈血氧飽和度、混合靜脈血氧飽和度降低的患者，或者如果試驗性關胸后平均左心房壓和中心靜脈壓升高2 mm Hg以上應行延遲關胸[5, 14-15]。但Mcelhinney等[6]認為在心臟手術后24 h內冠狀動脈儲備會逐漸下降，心肌水腫會逐漸加重，因此即使手術中關胸試驗陰性，也不能排除術后24 h內發生心臟壓塞的可能性。因此，對有強烈延遲關胸指征的病例，上述試驗意義不大。
潘燕軍等[7]總結5 546例小于1歲正中開胸先心病外科手術病例，發生延遲關胸313例，延遲關胸危險因素為：體重≤5 kg、新生兒、復雜重癥先心病、CPB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長。復雜先心病顯然比一般先心病手術難度大，手術時間長，糾治也要更為困難，延遲關胸的可能性要更大[4-5]。本組研究顯示：單因素分析時RACHS-1與延遲關胸相關性顯著，但logistic回歸試驗未證明其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原因是本組患者多為危重病例，即使簡單先心病，在危重狀態手術也可能要延遲關胸，甚至出現死亡，見表 1。
年齡小、早產兒、手術時低體重（體重≤2.5 kg）等患兒存在組織、器官發育不成熟。術后病情不平穩的可能性更大，延遲關胸可能性大[2-4]。但體重低比年齡小與手術效果相關性更高，延遲關胸可能性更大[8, 13]。本組logistic回歸顯示：手術時年齡、早產兒等在單因素回歸分析中是延遲關胸的危險相關因素，但logistic回歸分析卻顯示其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只有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單因素和多因素回歸均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體重對這類手術預后的影響。
而術前機械通氣、術前需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循環穩定的病例是術前病情危重，呼吸、循環不穩定的表現，術前機械通氣的病例有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機械通氣也可以造成氣道損傷和肺血管阻力的升高等，因此延遲關胸的可能性較大[5, 16]。本組患者術前需機械通氣的患者也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術前需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循環穩定的病例雖然在單因素分析中與延遲關胸有顯著相關性，但卻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
一般認為，CPB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都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之一。原因是CPB與心臟缺血成缺血-再灌注損傷和大量炎性因子有關，可造成心肌水腫，心臟增大，心肌損害；同時也可引起胸壁和肺水腫，導致容納心臟的空間縮小。CPB時間越長，作用越明顯。但隨著CPB管道改進、技術提高，心肌保護液的改進，CPB和心臟停跳對患者的損害越來越小[5, 13]。本組CPB手術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在單因素分析中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卻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
隨著越來越多的復雜、重癥先心病納入外科治療范圍，深低溫停循環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深低溫停循環雖然是一種相對安全的技術，但它對心、腎、肺等功能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而腎功能的損害更加重了心肌的水腫。本組深低溫停循環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與有關文獻報道一致[5, 13]。
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有著很高的手術死亡率和并發癥發生率，延遲關胸可幫助患兒度過術后早期最危險的階段，挽救許多患兒的生命。但延遲關胸本身也會增加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不必要的延遲關胸應該盡量避免[17-20]。危險因素的把握對延遲關胸的決定是否有科學性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研究表明：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術前機械通氣是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必須指出的是：各種候選因子的產生、病例選擇的條件，甚至統計學方法等均會影響獨立危險因素的產生。而且，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技術的改善，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也必然會有所變化。同時，由于本單位開展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僅有5年時間，本組研究病例數有限。因此，將來應該有更新的、更大宗的病例研究報告。進行多單位協作研究或是解決目前研究局限性的一個好辦法。即便如此，本研究對當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的把握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外科治療在我國先進的先心病治療中心逐漸得以開展，但手術風險大，手術并發癥發生率和手術死亡率高，圍手術期處理有其特點[1-3]。延遲關胸有利于心臟手術中危重患兒呼吸循環穩定和處理難于糾治的出血，在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逐步得以推廣應用[4-7]。而了解這類手術中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無疑有助于我們對是否應用延遲關胸時做出更為正確的決定。雖然西方國家有延遲關胸在各種心臟外科中應用的研究報告，但由于我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與西方國家在疾病譜、治療水平上有所差別，因而研究我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對我們更有指導意義[2-3]。目前國內有研究小兒、小嬰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延遲關胸危險因素的報告，但未見新生兒病例的同類報道[5, 7-8]。我院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手術治療新生兒先心病203例，其中88例延遲關胸。現就延遲關胸發生相關因素和有關問題進行探討。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3例新生兒先心病患兒在我院心臟中心診斷、手術治療。診斷的主要依據是病史、體檢、臨床檢驗和心臟B超等有關檢查，對一些復雜先心病，尤其是大血管異常的病例，一般進行心臟CT檢查。本組全部患者均有心臟B超、胸部X線片、心電圖等協助診斷，58例有心臟CT檢查。患兒術前臨床資料見表 1，顯示患兒術前RACHS-1（The Risk Adjustment in Congenital Heart Surgery，先心病手術難度分級方法）分級、診斷、麻醉/CPB方式、手術方式、手術死亡例數、延遲關胸例數等情況。
表1
203 例患兒臨床資料（例）
RACHS-1將手術風險或難度分為6等級，分值越高，風險越大，是國際醫學界廣泛使用的對先心病手術風險的評估方法。本研究將RACHS-1評分作為潛在手術危險因素進行統計學檢驗，以檢驗其對本組患者手術風險預估的價值[9-11]。
1.2 手術和延遲關胸方法
本組患者的手術適應證為：（1）心力衰竭、喂養困難、發育障礙；（2）缺氧嚴重，紫紺明顯而生命受到威脅；（3）氣道受壓呼吸困難。其中男152例、女51例，手術年齡0～28 （17.68±8.62） d，胎齡33～42 （38.73±1.56）周，早產兒34例，手術體重1.70～5.00 （3.31±0.62） kg。APGAR （阿氏評分）評分5～10 （9.38±0.80） 分。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各年手術例數分別為42例、54例、48例、35例、24例。本組手術死亡29例，手術死亡率為14.29%。80例術后有明顯低心排，72例需腹膜透析。
88例延遲關胸，延遲關胸的病例診斷見表 1。其中較多的為TGA ASD/PFO PDA 17例、TAPVC 15例、CoA VSD （ASD PDA）14例、TGA VSD ASD/PFO PDA9例。導致延遲關胸的直接原因：呼吸循環不穩定77例、試驗關胸后呼吸功能不能維持2例、出血9例。88例延遲關胸患者住院死亡22例，死于術后1～54 （13.95±18.79） d。10例關胸前死亡，其中2例反復關胸均失敗。78例中71例術后2～5 d一次關胸成功，7例二次關胸成功。傷口感染5例，經清創、換藥及抗感染等綜合治療痊愈。
203例手術患者的麻醉、體外循環（CPB）、手術方法等見表 1。10例CoA/PDA為左側開胸非CPB下矯治術，5例PA-Sling、4例PA PDA在CPB心臟不停跳下矯治術，3例TGA ASD/PFO PDA行PA-Banding+shunt后ASO術，1例TGA VSD ASD/PFO PDA行 PA-Banding+shunt后ASO+VSD修補，1例PA/VSD PDA體外循環心臟不停跳行右心室流出道重建，3例PA TVH、2例PS RVP、1例TOF+PAH行正中開胸shunt術；1例SV CoA PDA PH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CoA矯治+PA-Banding，2例TGA VSD PFO PDA CoA、6例IAA VSD PDA、3例IAA A-P Window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矯治術，3例TBA AOTO AAH CoA PDA、2例TBA AOTO AAH CoA PDA ACA全身麻醉、深低溫、停循環下改良D.K.S手術+CoA矯治術，其他患者例均為全身麻醉、低溫、CPB下心臟畸形矯治術。
延遲關胸的方法：35例縫合皮膚，31例用Gore-tex血管剪成片縫合皮膚切口；其中 8例用Gore-tex血管剪成片縫合皮膚切口，保持胸腔密閉，同時用10#絲線縫住兩側切口旁的胸骨，向上向外牽引以增加胸腔容積；22例直接用透明手術貼膜覆蓋傷口，其中9例根據需要將壓舌板裁剪成成長度不同，兩端中間凹陷呈“扳手樣”的支架用來支撐開胸骨。延遲關胸患者常規安裝心包、胸腔引流管，保證良好的心包、胸腔負壓吸引，特別在胸骨后置一引流管防止心臟壓塞。
1.3 統計學分析
將病歷資料中的性別、手術年份（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手術時年齡（天數）、手術時體重、是否手術時低體重（體重≤2.5 kg）、胎齡、是否早產兒、APGAR評分、RACHS-1評分、術前是否機械通氣、是否合并心外畸形、術前是否需靜脈心血管藥物維持與延遲關胸等資料輸入SPSS16.0。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術前各相關因子與延遲關胸的相關性結果見表 2。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與延遲關胸有顯著相關性的因素有：手術時年齡、早產兒、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RACHS-1、術前機械通氣、術前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CPB時間、心臟停跳時間、深低溫停循環。Logistic回歸與延遲關胸有顯著性相關的因素有：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術前機械通氣。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術前機械通氣在兩次logistic回歸時P值分別為0.044和0.118。當考慮手術時全部患者的體重而不是將患者分為低體重和非低體重時，術前需呼吸機維持通氣仍然是新生兒先心病的獨立危險因素。未被列入表格的其它因子均為單因素相關性檢驗與延遲關胸相關性不顯著（P＞0.05）。
表2
單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和多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
3 討論
Riahi等[12] 1975年第一次指出術后心臟縱隔比例失調的問題，為心臟手術延遲關胸提供了理論基礎。延遲關胸80年代初開始廣泛應用于臨床，隨后在小兒先心病外科治療中獲得廣泛應用[5-8, 13-16]。延遲關胸提高了圍術期呼吸循環的穩定性，為術后滲血不止的患者提供了止血治療的時間和條件，挽救了許多危重先心病患兒的生命。延遲關胸應用在低年齡、低體重小兒心外科尤其重要—年齡越小，發生概率越高[5, 7-8]：北京兒童醫院報道2004年1月至2006年4月小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3.6% （23/631），上海兒童醫學中心報道2008年1月至2011年12月小于1歲小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5.6% （313/5546），而復旦大學兒科醫院報道2000年1月至2006年10月3個月內小嬰兒先心病手術延遲關胸率為39.5 % (47/119) 。本組203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88例延遲關胸。可見在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病例中延遲關胸應用廣泛。
一般認為心肌水腫、心肌功能降低、非外科性出血、頑固性心律失常、心外支持系統的應用（ECMO等）是延遲關胸的指征[5-6]。但對每個具體患者病情的現場判斷遠比記住這些指征重要。試關閉胸骨后心率減慢、體循環壓力下降、動脈血氧飽和度、混合靜脈血氧飽和度降低的患者，或者如果試驗性關胸后平均左心房壓和中心靜脈壓升高2 mm Hg以上應行延遲關胸[5, 14-15]。但Mcelhinney等[6]認為在心臟手術后24 h內冠狀動脈儲備會逐漸下降，心肌水腫會逐漸加重，因此即使手術中關胸試驗陰性，也不能排除術后24 h內發生心臟壓塞的可能性。因此，對有強烈延遲關胸指征的病例，上述試驗意義不大。
潘燕軍等[7]總結5 546例小于1歲正中開胸先心病外科手術病例，發生延遲關胸313例，延遲關胸危險因素為：體重≤5 kg、新生兒、復雜重癥先心病、CPB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長。復雜先心病顯然比一般先心病手術難度大，手術時間長，糾治也要更為困難，延遲關胸的可能性要更大[4-5]。本組研究顯示：單因素分析時RACHS-1與延遲關胸相關性顯著，但logistic回歸試驗未證明其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原因是本組患者多為危重病例，即使簡單先心病，在危重狀態手術也可能要延遲關胸，甚至出現死亡，見表 1。
年齡小、早產兒、手術時低體重（體重≤2.5 kg）等患兒存在組織、器官發育不成熟。術后病情不平穩的可能性更大，延遲關胸可能性大[2-4]。但體重低比年齡小與手術效果相關性更高，延遲關胸可能性更大[8, 13]。本組logistic回歸顯示：手術時年齡、早產兒等在單因素回歸分析中是延遲關胸的危險相關因素，但logistic回歸分析卻顯示其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只有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單因素和多因素回歸均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體重對這類手術預后的影響。
而術前機械通氣、術前需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循環穩定的病例是術前病情危重，呼吸、循環不穩定的表現，術前機械通氣的病例有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機械通氣也可以造成氣道損傷和肺血管阻力的升高等，因此延遲關胸的可能性較大[5, 16]。本組患者術前需機械通氣的患者也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術前需靜脈血管活性藥物維持循環穩定的病例雖然在單因素分析中與延遲關胸有顯著相關性，但卻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
一般認為，CPB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都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之一。原因是CPB與心臟缺血成缺血-再灌注損傷和大量炎性因子有關，可造成心肌水腫，心臟增大，心肌損害；同時也可引起胸壁和肺水腫，導致容納心臟的空間縮小。CPB時間越長，作用越明顯。但隨著CPB管道改進、技術提高，心肌保護液的改進，CPB和心臟停跳對患者的損害越來越小[5, 13]。本組CPB手術時間和主動脈阻斷時間在單因素分析中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卻不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
隨著越來越多的復雜、重癥先心病納入外科治療范圍，深低溫停循環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泛；深低溫停循環雖然是一種相對安全的技術，但它對心、腎、肺等功能的損害是不言而喻的，而腎功能的損害更加重了心肌的水腫。本組深低溫停循環是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與有關文獻報道一致[5, 13]。
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有著很高的手術死亡率和并發癥發生率，延遲關胸可幫助患兒度過術后早期最危險的階段，挽救許多患兒的生命。但延遲關胸本身也會增加感染等并發癥的發生，不必要的延遲關胸應該盡量避免[17-20]。危險因素的把握對延遲關胸的決定是否有科學性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研究表明：手術時體重/手術時低體重、深低溫停循環、術前機械通氣是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必須指出的是：各種候選因子的產生、病例選擇的條件，甚至統計學方法等均會影響獨立危險因素的產生。而且，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技術的改善，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也必然會有所變化。同時，由于本單位開展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僅有5年時間，本組研究病例數有限。因此，將來應該有更新的、更大宗的病例研究報告。進行多單位協作研究或是解決目前研究局限性的一個好辦法。即便如此，本研究對當下新生兒先心病外科治療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的把握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