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強光亮, 續蕊, 劉杰, 徐妍妍, 底錦熙, 笪冀平, 梁朝陽, 宋之乙, 田燕雛, 石彬, 郭永慶, 劉德若. Ⅰ期非小細胞肺癌18F-FDG攝取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5, 22(4): 317-322. doi: 10.7507/1007-4848.20150088 復制
早期診治是提高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lung cancer，NSCLC）生存率的關鍵，但目前常規檢查手段如腫瘤標志物和CT掃描等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臨床需求。Ⅰ期NSCLC不伴肺內或縱隔淋巴結轉移，但ⅠA、ⅠB期術后5年生存率分別僅有73%和58%[1]，個體的差異主要在于原發腫瘤的大小、位置和侵襲性不同（包括有無脈管浸潤、胸膜浸潤等）。18F-脫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計算機體層攝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實現了結構和功能兩種圖像的融合，對NSCLC的早期診斷、準確分期與預后評價有重要價值。最大標準化攝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是PET/CT檢查中常用的半定量指標，與腫瘤組織代謝的活躍程度相關，可反映肺癌細胞的生物學特性。對于Ⅰ期NSCLC，PET/CT能否提供除了良惡性以外的更多信息來反映肺癌的生物學特性，用于判斷預后和篩選復發或轉移風險較高的患者，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中日友好醫院接受手術并經病理確診為NSCLC的182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選標準：（1）術前行PET-CT檢查并記錄肺部原發腫瘤的SUVmax值，排除縱隔淋巴結或遠處轉移；（2）手術中原發腫瘤完全切除，并清掃包括隆突下淋巴結在內的至少3組縱隔淋巴結和至少3組肺門、肺內淋巴結確定分期[2]；（3）按照國際肺癌研究學會（IASLC）2009年第7版TNM分期標準[3]，術后病理為Ⅰ期（T1N0M0，T2aN0M0），組織學類型為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排除標準：（1）既往曾患其它惡性腫瘤；（2）術前接受過放療、化療等誘導治療；（3）診斷不排除轉移性肺癌者；（4）原發腫瘤未完全切除，肉眼或鏡下切緣陽性者。全組共納入患者182例，其中男121例、女61例，男女比例為1.98：1；年齡34～85歲，平均年齡（68.1±9.8）歲。按IASLC的T分期標準，T1a期67例，T1b期30例，T2a期85例；按照WHO 2004病理分型：腺癌137例，鱗狀細胞癌35例，其他10例。
1.2 PET/CT檢查方法
PET/CT檢查使用美國GE公司生產的Discovery PET/CT Elite掃描儀，受檢者檢查前禁食> 6 h，并常規測定血糖水平，血糖控制< 7.8 mmol/L。顯像劑為北京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18F-FDG，放射化學純度> 95%，靜脈注射18F-FDG并等待40～60 min后掃描。每個床位長45 cm，掃描時間40 min，先行投射掃描，后行發射掃描。圖像重建采用有序子集最大期望值迭代法（ordered subsets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OSEM），利用CT透射掃描數據對PET圖像進行衰減校正（CTAC），把校正后的PET圖像與CT圖像進行融合。分別得到橫斷面、矢狀面及冠狀面的PET圖像、CT圖像及融合圖像。由2位以上經驗豐富的核醫學專家閱片并行圖像分析，在放射性核素濃聚灶部位設置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由計算機軟件計算出ROI的SUVmax，計算公式為每毫升ROI最大放射性活度（mCi/ml）÷全身平均每克組織的放射性活度（mCi/g）。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與腫瘤SUVmax相關的臨床病理特征
全組SUVmax為0.0～36.7，平均（5.53±5.14）。在不同性別（P=0.015）、吸煙史（P=0.001）、組織學類型（P < 0.001）、TNM分期（P=0.004）、T分期（P=0.001）、腫瘤大小（P < 0.001）、血管浸潤狀態（P=0.001）的患者之間，SUVmax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表 1）。男性高于女性，分別為6.18和4.23；吸煙者高于不吸煙者，分別為6.33和3.80；腺癌、鱗癌與其它組織學類型的平均SUVmax分別為4.45、8.94、8.34，非腺癌高于腺癌（圖 1）；腫瘤直徑≤2 cm者平均SUVmax為3.99，2 cm <腫瘤直徑≤3 cm者平均SUVmax為5.70，腫瘤直徑> 3 cm者平均SUVmax為8.71，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圖 2）；血管浸潤陽性者SUVmax高于陰性者，分別為7.81和4.54（圖 3）。
表1
SUVmax與Ⅰ期NSCLC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例/（
圖1
腺癌及非腺癌患者腫瘤SUVmax比較?圖 2?不同直徑腫瘤SUVmax比較? 圖 3?血管浸潤陽性及陰性患者SUVmax比較? 圖 4?腫瘤SUVmax預測血管浸潤的ROC曲線
2.2 腫瘤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
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組織學類型（P=0.001）、腫瘤直徑（P=0.006）、有無血管浸潤（P=0.009）是腫瘤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表 2）。
表2
SUVmax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2.3 SUVmax對血管浸潤的預測價值
根據ROC曲線（圖 4），當AUC=0.719，95%可信區間為0.640～0.797時，正確診斷指數（Youden指數）最大（0.371），所對應的SUVmax為4.85，為判斷血管浸潤的最佳診斷cut-off點。敏感性為65.5%，特異性為71.7%，陽性預測值為50%，陰性預測值為82.7%（表 3）。SUVmax越高，診斷的敏感性越低、特異性越高，當SUV > 10時特異性> 90%。
表3
診斷臨界點為4.85時SUVmax預測血管浸潤評價（例）
3 討論
PET/CT對肺癌的早期診斷、精確分期有重要作用，SUVmax作為PET/CT檢查中常用的半定量指標，反映了組織代謝的活躍程度，與腫瘤細胞的分裂增殖速度有相關性，在判斷肺部腫瘤的良惡性方面有重要價值。PET/CT作為一種無創的影像學檢查技術，能否對Ⅰ期NSCLC提供更多信息以反映腫瘤的病理特征和個體差異，進而對判斷預后和指導治療有所幫助尚無報道。本研究表明Ⅰ期NSCLC的SUVmax與其組織學類型、腫瘤大小和血管浸潤的狀態有關，對于術前判斷腫瘤的生物學特性有參考價值。
Ⅰ期NSCLC沒有任何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個體的主要區別在于腫瘤本身的特征，包括組織學類型、腫瘤直徑、腫瘤位置、有無脈管或臟層胸膜的浸潤等。Ⅰ期NSCLC經過標準的肺葉切除術和淋巴結清掃術后，仍有30%～40%患者出現復發或轉移，說明TNM分期系統對T因子的定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足以區分出高危患者。腫瘤的生物學特性是決定預后的重要因素，而SUVmax從代謝活性角度反映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正是重要的生物學指標，在本研究中與病理學結果有良好的相關性。
腫瘤SUVmax與組織學類型及腫瘤大小的關系有多個研究闡述，在NSCLC中SUVmax與腫瘤直徑呈正相關，腫瘤越大，SUVmax越高[4-7]。我們在Ⅰ期NSCLC中觀察到同樣的結果，腫瘤直徑是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小病灶SUVmax低，可能與病變早期腫瘤細胞數目相對較少、增殖速度較慢、能量代謝較低有關；隨著腫瘤體積增大，細胞數目增多，增生活躍，需要通過更多的糖代謝提供足夠的能量來維持腫瘤細胞的代謝活動與不斷的增殖和分化，對FDG攝取增加，SUVmax升高。組織學類型也是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腺癌SUVmax顯著低于非腺癌。王淑俠等[8]報道鱗狀細胞癌SUVmax明顯高于腺癌，肺泡細胞癌、黏液腺癌、高分化腺癌SUV較低，不同分化程度的腺癌SUV差別顯著。Aquino等[9]研究結果顯示，SUV在不同NSCLC組織學類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腺癌組平均為3.7，鱗狀細胞癌平均為9.2，大細胞癌平均為7.5，腺癌與鱗狀細胞癌、腺癌與大細胞癌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鱗狀細胞癌與大細胞癌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本研究結果吻合。單因素分析中男性患者SUVmax高于女性患者，吸煙患者SUVmax高于不吸煙患者，這可能與男性及吸煙患者中鱗狀細胞癌所占比例較高有關。
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肺癌18 F-FDG PET顯像SUV與增殖細胞核抗原有較好的相關性，提示能量代謝狀態可反映腫瘤的增殖活躍程度[10]。葡萄糖進入細胞需要通過細胞膜表面的葡萄糖轉運蛋白（glucose transporter，GLUT）進行轉運，與NSCLC關系最密切的是GLUT-1。GLUT-1是腫瘤適應缺氧的標志，在肺癌細胞表面高表達，以轉運更多的葡萄糖進入腫瘤細胞內，滿足其高代謝的需要。FDG是葡萄糖類似物，同樣依賴GLUT-1的轉運[11]。研究表明GLUT-1的表達決定了肺癌細胞攝取FDG的水平，而腺癌的GLUT-1表達低于鱗狀細胞癌及大細胞癌，這可能是腺癌的SUVmax低于非腺癌的原因[12-14]。在腺癌中GLUT-1的表達以及18F-FDG的攝取也可反映腺癌細胞分化程度，分化較差的細胞GLUT-1表達增加，支氣管肺泡癌GLUT-1的表達和SUV攝取明顯低于非支氣管肺泡癌[15-16]。
肺癌轉移的步驟包括癌細胞脫離原發灶，通過浸潤在周圍間質中生長，侵入脈管系統并轉移到遠處形成轉移灶。血管浸潤是肺癌血行轉移的重要環節，繼而癌細胞可進入血液循環發生微轉移，最終發展為遠處轉移。因此血管浸潤是Ⅰ期NSCLC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標志著腫瘤侵襲性增強，血行轉移的可能性增加[17-19]。文獻[20-22]報道在早期NSCLC中約有25%～40%經病理檢查證實伴有血管浸潤，本研究在Ⅰ期NSCLC中觀察到血管浸潤發生率為30.2%。病理學檢查是診斷血管浸潤的金標準，但需要手術取得組織標本后才能進行。目前常規的CT或MRI等形態學影像學技術對血管浸潤、微轉移無法判定，而PET/CT通過細胞的代謝水平來判斷腫瘤性質，可以識別先于病變形態結構變化發生的代謝改變。我們發現腫瘤SUVmax與血管浸潤有相關性，血管浸潤陽性者SUVmax高于血管浸潤陰性者。ROC曲線用構圖法反映敏感性和特異性的變化關系，AUC可作為評價診斷方法準確性的指標。本研究中，AUC為0.719，與完全隨機情況下的AUC=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01），說明SUVmax對預測血管浸潤有診斷價值。此時診斷臨界值為4.85，SUVmax越高出現血管浸潤的可能性越大。
SUVmax與血管浸潤的相關性可能與腫瘤微環境缺氧上調缺氧誘導因子（HIF-1）、GLUT-1和基質金屬蛋白酶-2（MMP-2）的表達有關。Ito等[23]應用Western blot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對8種腫瘤細胞系與80個腫瘤組織進行檢測，發現GLUT-1與MMP-2在惡性腫瘤中的表達密切相關，GLUT-1對MMP-2正向調控并影響腫瘤細胞的侵襲能力；在胰腺癌的細胞培養與動物實驗也表明GLUT-1通過促進MMP-2的轉錄活性增強腫瘤的侵襲轉移能力[24]。MMP-2是一種蛋白水解酶，屬于基質金屬蛋白酶家族，參與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降解和腫瘤血管生成。在腫瘤侵襲的過程中，腫瘤必須突破ECM，特別是基底膜，ECM和基底膜的主要成分是Ⅳ型膠原，MMP-2則是降解Ⅳ型膠原最主要的酶之一，MMP-2活性的增加促進腫瘤細胞從原發灶向周圍血管浸潤。在食管癌的研究中證明SUVmax與MMP-2的表達呈正相關[25]，雖然在肺癌中目前尚無SUVmax與MMP-2的相關性研究，但我們推斷SUVmax較高的NSCLC患者MMP-2表達增加，促進肺癌向ECM和周圍組織侵犯，是導致血管浸潤的風險上升的原因。
本研究表明在Ⅰ期NSCLC中PET/CT的無創性評估結果與病理學結果有良好的相關性，腫瘤SUVmax與腫瘤大小、組織學類型、血管浸潤情況有關。了解肺癌SUVmax與病理特征的關系對臨床有指導意義，通過術前SUVmax可預測腫瘤發生血管浸潤的風險。SUVmax可能成為早期肺癌的預后因素之一，對患者的術后復發或轉移的風險可能有預測價值，但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明。
早期診治是提高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lung cancer，NSCLC）生存率的關鍵，但目前常規檢查手段如腫瘤標志物和CT掃描等仍不能很好地滿足臨床需求。Ⅰ期NSCLC不伴肺內或縱隔淋巴結轉移，但ⅠA、ⅠB期術后5年生存率分別僅有73%和58%[1]，個體的差異主要在于原發腫瘤的大小、位置和侵襲性不同（包括有無脈管浸潤、胸膜浸潤等）。18F-脫氧葡萄糖（fluorodeoxyglucose，FDG）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計算機體層攝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實現了結構和功能兩種圖像的融合，對NSCLC的早期診斷、準確分期與預后評價有重要價值。最大標準化攝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是PET/CT檢查中常用的半定量指標，與腫瘤組織代謝的活躍程度相關，可反映肺癌細胞的生物學特性。對于Ⅰ期NSCLC，PET/CT能否提供除了良惡性以外的更多信息來反映肺癌的生物學特性，用于判斷預后和篩選復發或轉移風險較高的患者，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中日友好醫院接受手術并經病理確診為NSCLC的182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選標準：（1）術前行PET-CT檢查并記錄肺部原發腫瘤的SUVmax值，排除縱隔淋巴結或遠處轉移；（2）手術中原發腫瘤完全切除，并清掃包括隆突下淋巴結在內的至少3組縱隔淋巴結和至少3組肺門、肺內淋巴結確定分期[2]；（3）按照國際肺癌研究學會（IASLC）2009年第7版TNM分期標準[3]，術后病理為Ⅰ期（T1N0M0，T2aN0M0），組織學類型為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排除標準：（1）既往曾患其它惡性腫瘤；（2）術前接受過放療、化療等誘導治療；（3）診斷不排除轉移性肺癌者；（4）原發腫瘤未完全切除，肉眼或鏡下切緣陽性者。全組共納入患者182例，其中男121例、女61例，男女比例為1.98：1；年齡34～85歲，平均年齡（68.1±9.8）歲。按IASLC的T分期標準，T1a期67例，T1b期30例，T2a期85例；按照WHO 2004病理分型：腺癌137例，鱗狀細胞癌35例，其他10例。
1.2 PET/CT檢查方法
PET/CT檢查使用美國GE公司生產的Discovery PET/CT Elite掃描儀，受檢者檢查前禁食> 6 h，并常規測定血糖水平，血糖控制< 7.8 mmol/L。顯像劑為北京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18F-FDG，放射化學純度> 95%，靜脈注射18F-FDG并等待40～60 min后掃描。每個床位長45 cm，掃描時間40 min，先行投射掃描，后行發射掃描。圖像重建采用有序子集最大期望值迭代法（ordered subsets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OSEM），利用CT透射掃描數據對PET圖像進行衰減校正（CTAC），把校正后的PET圖像與CT圖像進行融合。分別得到橫斷面、矢狀面及冠狀面的PET圖像、CT圖像及融合圖像。由2位以上經驗豐富的核醫學專家閱片并行圖像分析，在放射性核素濃聚灶部位設置感興趣區（region of interest，ROI），由計算機軟件計算出ROI的SUVmax，計算公式為每毫升ROI最大放射性活度（mCi/ml）÷全身平均每克組織的放射性活度（mCi/g）。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與腫瘤SUVmax相關的臨床病理特征
全組SUVmax為0.0～36.7，平均（5.53±5.14）。在不同性別（P=0.015）、吸煙史（P=0.001）、組織學類型（P < 0.001）、TNM分期（P=0.004）、T分期（P=0.001）、腫瘤大小（P < 0.001）、血管浸潤狀態（P=0.001）的患者之間，SUVmax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表 1）。男性高于女性，分別為6.18和4.23；吸煙者高于不吸煙者，分別為6.33和3.80；腺癌、鱗癌與其它組織學類型的平均SUVmax分別為4.45、8.94、8.34，非腺癌高于腺癌（圖 1）；腫瘤直徑≤2 cm者平均SUVmax為3.99，2 cm <腫瘤直徑≤3 cm者平均SUVmax為5.70，腫瘤直徑> 3 cm者平均SUVmax為8.71，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圖 2）；血管浸潤陽性者SUVmax高于陰性者，分別為7.81和4.54（圖 3）。
表1
SUVmax與Ⅰ期NSCLC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例/（
圖1
腺癌及非腺癌患者腫瘤SUVmax比較?圖 2?不同直徑腫瘤SUVmax比較? 圖 3?血管浸潤陽性及陰性患者SUVmax比較? 圖 4?腫瘤SUVmax預測血管浸潤的ROC曲線
2.2 腫瘤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
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組織學類型（P=0.001）、腫瘤直徑（P=0.006）、有無血管浸潤（P=0.009）是腫瘤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表 2）。
表2
SUVmax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2.3 SUVmax對血管浸潤的預測價值
根據ROC曲線（圖 4），當AUC=0.719，95%可信區間為0.640～0.797時，正確診斷指數（Youden指數）最大（0.371），所對應的SUVmax為4.85，為判斷血管浸潤的最佳診斷cut-off點。敏感性為65.5%，特異性為71.7%，陽性預測值為50%，陰性預測值為82.7%（表 3）。SUVmax越高，診斷的敏感性越低、特異性越高，當SUV > 10時特異性> 90%。
表3
診斷臨界點為4.85時SUVmax預測血管浸潤評價（例）
3 討論
PET/CT對肺癌的早期診斷、精確分期有重要作用，SUVmax作為PET/CT檢查中常用的半定量指標，反映了組織代謝的活躍程度，與腫瘤細胞的分裂增殖速度有相關性，在判斷肺部腫瘤的良惡性方面有重要價值。PET/CT作為一種無創的影像學檢查技術，能否對Ⅰ期NSCLC提供更多信息以反映腫瘤的病理特征和個體差異，進而對判斷預后和指導治療有所幫助尚無報道。本研究表明Ⅰ期NSCLC的SUVmax與其組織學類型、腫瘤大小和血管浸潤的狀態有關，對于術前判斷腫瘤的生物學特性有參考價值。
Ⅰ期NSCLC沒有任何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個體的主要區別在于腫瘤本身的特征，包括組織學類型、腫瘤直徑、腫瘤位置、有無脈管或臟層胸膜的浸潤等。Ⅰ期NSCLC經過標準的肺葉切除術和淋巴結清掃術后，仍有30%～40%患者出現復發或轉移，說明TNM分期系統對T因子的定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足以區分出高危患者。腫瘤的生物學特性是決定預后的重要因素，而SUVmax從代謝活性角度反映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正是重要的生物學指標，在本研究中與病理學結果有良好的相關性。
腫瘤SUVmax與組織學類型及腫瘤大小的關系有多個研究闡述，在NSCLC中SUVmax與腫瘤直徑呈正相關，腫瘤越大，SUVmax越高[4-7]。我們在Ⅰ期NSCLC中觀察到同樣的結果，腫瘤直徑是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小病灶SUVmax低，可能與病變早期腫瘤細胞數目相對較少、增殖速度較慢、能量代謝較低有關；隨著腫瘤體積增大，細胞數目增多，增生活躍，需要通過更多的糖代謝提供足夠的能量來維持腫瘤細胞的代謝活動與不斷的增殖和分化，對FDG攝取增加，SUVmax升高。組織學類型也是SUVmax的獨立影響因素，腺癌SUVmax顯著低于非腺癌。王淑俠等[8]報道鱗狀細胞癌SUVmax明顯高于腺癌，肺泡細胞癌、黏液腺癌、高分化腺癌SUV較低，不同分化程度的腺癌SUV差別顯著。Aquino等[9]研究結果顯示，SUV在不同NSCLC組織學類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腺癌組平均為3.7，鱗狀細胞癌平均為9.2，大細胞癌平均為7.5，腺癌與鱗狀細胞癌、腺癌與大細胞癌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鱗狀細胞癌與大細胞癌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本研究結果吻合。單因素分析中男性患者SUVmax高于女性患者，吸煙患者SUVmax高于不吸煙患者，這可能與男性及吸煙患者中鱗狀細胞癌所占比例較高有關。
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肺癌18 F-FDG PET顯像SUV與增殖細胞核抗原有較好的相關性，提示能量代謝狀態可反映腫瘤的增殖活躍程度[10]。葡萄糖進入細胞需要通過細胞膜表面的葡萄糖轉運蛋白（glucose transporter，GLUT）進行轉運，與NSCLC關系最密切的是GLUT-1。GLUT-1是腫瘤適應缺氧的標志，在肺癌細胞表面高表達，以轉運更多的葡萄糖進入腫瘤細胞內，滿足其高代謝的需要。FDG是葡萄糖類似物，同樣依賴GLUT-1的轉運[11]。研究表明GLUT-1的表達決定了肺癌細胞攝取FDG的水平，而腺癌的GLUT-1表達低于鱗狀細胞癌及大細胞癌，這可能是腺癌的SUVmax低于非腺癌的原因[12-14]。在腺癌中GLUT-1的表達以及18F-FDG的攝取也可反映腺癌細胞分化程度，分化較差的細胞GLUT-1表達增加，支氣管肺泡癌GLUT-1的表達和SUV攝取明顯低于非支氣管肺泡癌[15-16]。
肺癌轉移的步驟包括癌細胞脫離原發灶，通過浸潤在周圍間質中生長，侵入脈管系統并轉移到遠處形成轉移灶。血管浸潤是肺癌血行轉移的重要環節，繼而癌細胞可進入血液循環發生微轉移，最終發展為遠處轉移。因此血管浸潤是Ⅰ期NSCLC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標志著腫瘤侵襲性增強，血行轉移的可能性增加[17-19]。文獻[20-22]報道在早期NSCLC中約有25%～40%經病理檢查證實伴有血管浸潤，本研究在Ⅰ期NSCLC中觀察到血管浸潤發生率為30.2%。病理學檢查是診斷血管浸潤的金標準，但需要手術取得組織標本后才能進行。目前常規的CT或MRI等形態學影像學技術對血管浸潤、微轉移無法判定，而PET/CT通過細胞的代謝水平來判斷腫瘤性質，可以識別先于病變形態結構變化發生的代謝改變。我們發現腫瘤SUVmax與血管浸潤有相關性，血管浸潤陽性者SUVmax高于血管浸潤陰性者。ROC曲線用構圖法反映敏感性和特異性的變化關系，AUC可作為評價診斷方法準確性的指標。本研究中，AUC為0.719，與完全隨機情況下的AUC=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01），說明SUVmax對預測血管浸潤有診斷價值。此時診斷臨界值為4.85，SUVmax越高出現血管浸潤的可能性越大。
SUVmax與血管浸潤的相關性可能與腫瘤微環境缺氧上調缺氧誘導因子（HIF-1）、GLUT-1和基質金屬蛋白酶-2（MMP-2）的表達有關。Ito等[23]應用Western blot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對8種腫瘤細胞系與80個腫瘤組織進行檢測，發現GLUT-1與MMP-2在惡性腫瘤中的表達密切相關，GLUT-1對MMP-2正向調控并影響腫瘤細胞的侵襲能力；在胰腺癌的細胞培養與動物實驗也表明GLUT-1通過促進MMP-2的轉錄活性增強腫瘤的侵襲轉移能力[24]。MMP-2是一種蛋白水解酶，屬于基質金屬蛋白酶家族，參與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降解和腫瘤血管生成。在腫瘤侵襲的過程中，腫瘤必須突破ECM，特別是基底膜，ECM和基底膜的主要成分是Ⅳ型膠原，MMP-2則是降解Ⅳ型膠原最主要的酶之一，MMP-2活性的增加促進腫瘤細胞從原發灶向周圍血管浸潤。在食管癌的研究中證明SUVmax與MMP-2的表達呈正相關[25]，雖然在肺癌中目前尚無SUVmax與MMP-2的相關性研究，但我們推斷SUVmax較高的NSCLC患者MMP-2表達增加，促進肺癌向ECM和周圍組織侵犯，是導致血管浸潤的風險上升的原因。
本研究表明在Ⅰ期NSCLC中PET/CT的無創性評估結果與病理學結果有良好的相關性，腫瘤SUVmax與腫瘤大小、組織學類型、血管浸潤情況有關。了解肺癌SUVmax與病理特征的關系對臨床有指導意義，通過術前SUVmax可預測腫瘤發生血管浸潤的風險。SUVmax可能成為早期肺癌的預后因素之一，對患者的術后復發或轉移的風險可能有預測價值，但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