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魯中原, 李守軍, 王旭, 閆軍, 楊克明, 王強. 體-肺動脈分流與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術后早期療效的對比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4, 21(4): 468-472. doi: 10.7507/1007-4848.20140133 復制
目前，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治療在全世界范圍內仍然是先天性心臟病外科中一個最具挑戰性的領域[1-2]。對于不滿足一期根治條件的患者通常需要采取分期手術策略。隨著對其解剖和病理生理了解的不斷深入，融合手術的應用已越來越少，體-肺動脈分流術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成為目前常用的兩種姑息手術方式[3-5]。然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術后效果如何，相關報道尚少，關于兩種手術方式的對比研究也鮮見報道。我們對姑息性體-肺動脈分流與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術后早期療效作一對比分析，以探討這兩種姑息手術的早期效果及處理特點。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有89例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兒在阜外心血管病醫院行姑息性體-肺動脈分流術或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根據手術術式不同，將89例患兒分為兩組，體-肺動脈分流組：59例，男35、女24，中位年齡25個月(4個月至8歲)；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30例，男19例、女11例，中位年齡24個月(28 d至7歲2個月)。所有接受姑息手術的患兒均是第一次手術治療。兩組患兒的臨床資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1。
表1
兩組患兒術前臨床資料比較(1.2 方法
1.2.1 手術方法
姑息手術的適應證為：McGoon值 < 1.2或Nakata指數 < 150 mm2/m2。患兒采用何種姑息手術方式，由手術者決定。體-肺動脈分流術：一般在全身麻醉下胸骨正中開胸，根據患兒體重、年齡采用相應大小的膨體聚四氟乙烯(Gore-Tex)管道連接鎖骨下動脈/無名動脈/升主動脈與同側肺動脈或主肺動脈。體-肺動脈分流組中采用改良體-肺動脈分流術24例，經典體-肺動脈分流術14例，中心分流術15例，墨爾本分流術6例；采用的Gore-Tex人工血管管徑3.5 mm 2例，4.0 mm 7例，4.5 mm 19例，5.0 mm 24例，6.0 mm 7例。非體外循環下手術57例，體外循環手術2例。
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手術在全身麻醉體外循環下進行，胸骨正中開胸；如閉鎖段局限在肺動脈瓣上下2 cm內，則用自體心包補片加寬，建立右心室肺動脈連接；如固有肺動脈閉鎖段較長，則充分游離左右肺動脈后牽扯下拉通過外管道與右心室流出道切口吻合，并加寬補片。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中，采用自體心包22例，牛頸靜脈6例，聚四氟乙烯補片2例。對術前彩色超聲心動圖提示大體肺側枝形成、術中同期行血管造影+側枝封堵或結扎8例。
1.2.2 術后早期處理
術后早期均給予呼吸機輔助；小劑量正性肌力藥物維護心功能，多巴合劑2~6 μg/(kg·min)，米力農0.3~0.6 μg/(kg·min)；監測循環指標、內環境及胸部X線片的變化情況；積極處理并發癥，如氣胸、胸腔積液、腎功能衰竭等。體-肺動脈分流術后早期根據以上監測指標積極評價肺部供血是否合適，根據肺血供的多或少進行動態調控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血壓及肺血管阻力；同時給予相應適度的抗凝治療，防止分流管道血栓形成。術后4~6 h，胸腔引流量不多者，開始使用肝素2~4 mg / (kg·d)勻速泵入；患兒拔管進食后，改用口服阿司匹林3 mg / (kg·d)，每天一次，直至術后3個月。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早期，由于術中采用體外循環，給予更為積極的強心、利尿治療，補充有效循環血容量；同時也評價肺血流情況，防止肺滲出。
1.3 統計學分析
用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體-肺動脈分流組術后早期院內死亡3例，住院死亡率為5.1%。其中1例于術后7 d突發心臟驟停死亡，2例因嚴重肺部感染，發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分別于術后14 d和28 d家屬放棄進一步治療死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術后早期無死亡。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者經過姑息手術治療后經皮血氧飽和度分別較術前提高22.2%和31.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氧合改善程度明顯高于體-肺動脈分流組(P < 0.05)。術后體-肺動脈分流組平均經皮血氧飽和度維持在83%，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則維持在92%。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者術后早期總體并發癥的發生率無明顯差異[37.3%(22/59)，30.0% (9/30)，P > 0.05]。其中體-肺動脈分流組患兒出現溶血1例，發生肺滲出4例，肺部感染9例，傷口感染2例，胸腔積液2例，腹腔積液1例，嚴重低心排血量綜合征6例，心臟驟停3例；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發生肺滲出2例，胸腔積液4例，腹腔積液2例，腎前性腎功能衰竭2例，肺部感染4例；見表 2。
表2
兩組患兒術后早期臨床結果比較
我們將術后2 d內發生的需要心肺復蘇、二次開胸手術、體外膜肺(ECMO)輔助或高頻呼吸機輔助危及生命的并發癥稱為嚴重并發癥。體-肺動脈分流組術后早期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25.4% (15/59)，6.7% (2/30)，P < 0.05]；見表 2。
兩組患者姑息手術后在院二次開胸手術率分別為15.3% (9/59)和6.7% (2/3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體-肺動脈分流組1例因嚴重溶血拆除分流管，1例因胸腔引流量多行二次開胸止血，3例因分流管血栓形成導致嚴重低氧、低心排血量二次手術清除、換管或體外膜肺置入，2例肺滲出予以分流管鉗夾，2例傷口感染后清創。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2例因肺滲出予肺動脈環縮，后分別再次因腎前性腎功能衰竭行腹膜透析；見表 2。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術后平均ICU停留時間分別為3.6 d和4.2 d，平均呼吸機輔助呼吸時間為34.8 h和44.3 h；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表現為年齡小、低體重患兒呼吸機輔助呼吸時間長的共同趨勢；見表 2。
3 討論
體-肺動脈分流術是目前應用于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最廣泛的姑息手術，常用方式包括改良體-肺動脈分流術、經典體-肺動脈分流術、中心分流術、墨爾本分流術等。我們的研究發現，體-肺動脈分流術后早期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率相對較高，與克利夫蘭心臟中心所得結果相似，他們認為分流手術是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者死亡率高的一項獨立危險因素[6]。這也提示分流術后早期不穩定因素多，綜合分析其原因主要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分流作為一種增加肺血流的方式，建立了體循環和肺循環的連接，改變了患兒肺循環及體循環的血流狀態。它的血流走行屬于非生理性的。從血流動力學上來說，相對不穩定、不流暢，受影響的因素多[7-11]；其次，分流手術所采用的材料多為Gore-Tex人工血管，其質硬，接受血流直接對沖，將會產生溶血；其外源性，需要接受合適的抗凝治療，否則分流管道將會發生栓塞[8-9]；再次，分流術關胸后其管道位置可能發生改變，遠端肺血管可能發生扭曲，這也是導致血栓迅速形成管道堵塞的重要原因[12-13]；此外，部分中心分流術后，由于來自主動脈強大血流的直接沖擊，還容易引起肺過度灌注，出現肺滲出等。
鑒于體-肺動脈分流手術前后病理生理的變化，這類手術的術后早期處理尤為重要，需要ICU早期正確評價和動態調整[14]。總體來說，分流術后較術前血氧飽和度增加10%~15%提示分流滿意。術后血氧飽和度維持在75%~85%之間比較合適。如果術后血氧飽和度持續 > 85%，提示分流過多。需要適當提高二氧化碳分壓，降低吸入氧濃度，選擇稍低潮氣量和呼吸頻率，適當增加呼吸機呼氣末正壓(PEEP)，以增加肺血管阻力，減少分流量。經過上述處理滲出仍無好轉，則需要進行外科管道調整或環縮。如果術后分流管道通暢，血氧飽和度持續 < 75%，提示分流過小。需要適當提高吸入氧濃度，增加潮氣量，降低二氧化碳分壓，補充血容量，提高血壓，必要時吸入一氧化氮(NO)，以減輕肺血管痙攣，促進肺血管擴張，降低肺血管阻力。如果術后出現進行性血氧飽和度下降，則需要立即行超聲檢查，觀察分流管道有無血栓形成。如分流管道血流減少或消失，則應考慮盡早手術治療。另外，術后早期胸部X線片檢查也是重要的觀察指標，術后4 h和12 h常規胸部X線片監測。這一點在圍拔管期更為重要。
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又稱為右心室流出道重建術)最早于1977年由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的一組外科醫生應用于臨床[15]。以后逐漸在日本、法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中國等部分心臟中心試驗性開展[6, 16-19]。最近的研究發現[3-4]，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者基本都有一個自然發育的主肺動脈；自然發育的肺動脈幾乎遍布所有肺段，盡管某些肺段中發育微小。這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的廣泛開展提供了相關的解剖和病理生理基礎，越來越多的外科醫師嘗試使用此種手術術式。
我們的研究顯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的術后早期恢復過程更為平穩，其早期危重癥情況的發生率明顯低于體-肺動脈分流組；血氧飽和度改善更為明顯。分析其原因：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為自然生成的固有肺動脈提供了一個前向血流，這種來自右心室的血流更接近于生理性，其血流動力學更穩定，更流暢，更柔和。Fouilloux等[20]認為這種生理性血流可以避免分流導致的遠端肺動脈扭曲。徐志偉等認為這種生理性血流可以避免分流引起的脈壓差大、舒張壓及平均動脈壓低等問題，從而能更好地滿足冠狀動脈的灌注[21]。其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所采用的材料多為自體心包[22-23]，無須抗凝治療，幾乎不出現血栓形成及管道栓塞。再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血氧飽和度的改善更為明顯，也說明其術后對高氧的耐受性更好，相對不易出現肺滲出。我們的研究發現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經皮血氧飽和度維持在90%時，患兒血氣及胸部X線片均能維持正常；而體-肺動脈分流組經皮血氧飽和度達到90%后，患兒通常出現內環境紊亂及肺滲出等。
此外，一些學者還認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1)右心室與主肺動脈的連接提供了血流向左右肺動脈的自然分布，為兩側肺動脈的對稱生長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其來自右心室的搏動性壓力比從主動脈分流的壓力更適合肺動脈的生長。這些可能更好地促進了肺動脈的發育。(2)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評價肺動脈節段供應較體-肺動脈分流后更為容易，使再次導管干預行側枝封堵或手術結扎更為明確[16]。(3)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還可以作為根治手術的一部分，有利于根治術直接修補室間隔缺損。(4)新生兒階段即行姑息性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還可以免除根治術時人工血管的應用[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僅限于體-肺動脈分流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術后早期效果評價，兩種術式的中遠期效果如何，尚需進一步觀察[24]；兩種術式促進肺動脈發育的效果、中遠期根治率、長期生存率是否有差別尚需進一步比較。因此，目前并不能一概地認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的效果一定優于體-肺動脈分流術。此外，雖然目前的研究認為只要存在通暢的固有肺動脈，就可以行體-肺動脈分流術或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16]，而且最新的研究也認為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患者基本都存在自然發育的主肺動脈，但還是存在極個別患者無固有肺動脈僅有側枝，或有固有肺動脈但是不通暢。對于這類極個別的患者，可能還需要行融合手術[25]。
綜上所述，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能使患者更平穩地渡過圍手術期，術后氧合情況改善更明顯，死亡率較低。術后中遠期效果有待進一步評價，大樣本的病例有待進一步積累。
目前，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治療在全世界范圍內仍然是先天性心臟病外科中一個最具挑戰性的領域[1-2]。對于不滿足一期根治條件的患者通常需要采取分期手術策略。隨著對其解剖和病理生理了解的不斷深入，融合手術的應用已越來越少，體-肺動脈分流術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成為目前常用的兩種姑息手術方式[3-5]。然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術后效果如何，相關報道尚少，關于兩種手術方式的對比研究也鮮見報道。我們對姑息性體-肺動脈分流與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術后早期療效作一對比分析，以探討這兩種姑息手術的早期效果及處理特點。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共有89例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兒在阜外心血管病醫院行姑息性體-肺動脈分流術或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根據手術術式不同，將89例患兒分為兩組，體-肺動脈分流組：59例，男35、女24，中位年齡25個月(4個月至8歲)；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30例，男19例、女11例，中位年齡24個月(28 d至7歲2個月)。所有接受姑息手術的患兒均是第一次手術治療。兩組患兒的臨床資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1。
表1
兩組患兒術前臨床資料比較(1.2 方法
1.2.1 手術方法
姑息手術的適應證為：McGoon值 < 1.2或Nakata指數 < 150 mm2/m2。患兒采用何種姑息手術方式，由手術者決定。體-肺動脈分流術：一般在全身麻醉下胸骨正中開胸，根據患兒體重、年齡采用相應大小的膨體聚四氟乙烯(Gore-Tex)管道連接鎖骨下動脈/無名動脈/升主動脈與同側肺動脈或主肺動脈。體-肺動脈分流組中采用改良體-肺動脈分流術24例，經典體-肺動脈分流術14例，中心分流術15例，墨爾本分流術6例；采用的Gore-Tex人工血管管徑3.5 mm 2例，4.0 mm 7例，4.5 mm 19例，5.0 mm 24例，6.0 mm 7例。非體外循環下手術57例，體外循環手術2例。
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手術在全身麻醉體外循環下進行，胸骨正中開胸；如閉鎖段局限在肺動脈瓣上下2 cm內，則用自體心包補片加寬，建立右心室肺動脈連接；如固有肺動脈閉鎖段較長，則充分游離左右肺動脈后牽扯下拉通過外管道與右心室流出道切口吻合，并加寬補片。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中，采用自體心包22例，牛頸靜脈6例，聚四氟乙烯補片2例。對術前彩色超聲心動圖提示大體肺側枝形成、術中同期行血管造影+側枝封堵或結扎8例。
1.2.2 術后早期處理
術后早期均給予呼吸機輔助；小劑量正性肌力藥物維護心功能，多巴合劑2~6 μg/(kg·min)，米力農0.3~0.6 μg/(kg·min)；監測循環指標、內環境及胸部X線片的變化情況；積極處理并發癥，如氣胸、胸腔積液、腎功能衰竭等。體-肺動脈分流術后早期根據以上監測指標積極評價肺部供血是否合適，根據肺血供的多或少進行動態調控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血壓及肺血管阻力；同時給予相應適度的抗凝治療，防止分流管道血栓形成。術后4~6 h，胸腔引流量不多者，開始使用肝素2~4 mg / (kg·d)勻速泵入；患兒拔管進食后，改用口服阿司匹林3 mg / (kg·d)，每天一次，直至術后3個月。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早期，由于術中采用體外循環，給予更為積極的強心、利尿治療，補充有效循環血容量；同時也評價肺血流情況，防止肺滲出。
1.3 統計學分析
用SPSS 17.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體-肺動脈分流組術后早期院內死亡3例，住院死亡率為5.1%。其中1例于術后7 d突發心臟驟停死亡，2例因嚴重肺部感染，發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分別于術后14 d和28 d家屬放棄進一步治療死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術后早期無死亡。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者經過姑息手術治療后經皮血氧飽和度分別較術前提高22.2%和31.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氧合改善程度明顯高于體-肺動脈分流組(P < 0.05)。術后體-肺動脈分流組平均經皮血氧飽和度維持在83%，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則維持在92%。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者術后早期總體并發癥的發生率無明顯差異[37.3%(22/59)，30.0% (9/30)，P > 0.05]。其中體-肺動脈分流組患兒出現溶血1例，發生肺滲出4例，肺部感染9例，傷口感染2例，胸腔積液2例，腹腔積液1例，嚴重低心排血量綜合征6例，心臟驟停3例；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發生肺滲出2例，胸腔積液4例，腹腔積液2例，腎前性腎功能衰竭2例，肺部感染4例；見表 2。
表2
兩組患兒術后早期臨床結果比較
我們將術后2 d內發生的需要心肺復蘇、二次開胸手術、體外膜肺(ECMO)輔助或高頻呼吸機輔助危及生命的并發癥稱為嚴重并發癥。體-肺動脈分流組術后早期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率顯著高于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25.4% (15/59)，6.7% (2/30)，P < 0.05]；見表 2。
兩組患者姑息手術后在院二次開胸手術率分別為15.3% (9/59)和6.7% (2/3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體-肺動脈分流組1例因嚴重溶血拆除分流管，1例因胸腔引流量多行二次開胸止血，3例因分流管血栓形成導致嚴重低氧、低心排血量二次手術清除、換管或體外膜肺置入，2例肺滲出予以分流管鉗夾，2例傷口感染后清創。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2例因肺滲出予肺動脈環縮，后分別再次因腎前性腎功能衰竭行腹膜透析；見表 2。
體-肺動脈分流組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術后平均ICU停留時間分別為3.6 d和4.2 d，平均呼吸機輔助呼吸時間為34.8 h和44.3 h；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表現為年齡小、低體重患兒呼吸機輔助呼吸時間長的共同趨勢；見表 2。
3 討論
體-肺動脈分流術是目前應用于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最廣泛的姑息手術，常用方式包括改良體-肺動脈分流術、經典體-肺動脈分流術、中心分流術、墨爾本分流術等。我們的研究發現，體-肺動脈分流術后早期嚴重并發癥的發生率相對較高，與克利夫蘭心臟中心所得結果相似，他們認為分流手術是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者死亡率高的一項獨立危險因素[6]。這也提示分流術后早期不穩定因素多，綜合分析其原因主要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分流作為一種增加肺血流的方式，建立了體循環和肺循環的連接，改變了患兒肺循環及體循環的血流狀態。它的血流走行屬于非生理性的。從血流動力學上來說，相對不穩定、不流暢，受影響的因素多[7-11]；其次，分流手術所采用的材料多為Gore-Tex人工血管，其質硬，接受血流直接對沖，將會產生溶血；其外源性，需要接受合適的抗凝治療，否則分流管道將會發生栓塞[8-9]；再次，分流術關胸后其管道位置可能發生改變，遠端肺血管可能發生扭曲，這也是導致血栓迅速形成管道堵塞的重要原因[12-13]；此外，部分中心分流術后，由于來自主動脈強大血流的直接沖擊，還容易引起肺過度灌注，出現肺滲出等。
鑒于體-肺動脈分流手術前后病理生理的變化，這類手術的術后早期處理尤為重要，需要ICU早期正確評價和動態調整[14]。總體來說，分流術后較術前血氧飽和度增加10%~15%提示分流滿意。術后血氧飽和度維持在75%~85%之間比較合適。如果術后血氧飽和度持續 > 85%，提示分流過多。需要適當提高二氧化碳分壓，降低吸入氧濃度，選擇稍低潮氣量和呼吸頻率，適當增加呼吸機呼氣末正壓(PEEP)，以增加肺血管阻力，減少分流量。經過上述處理滲出仍無好轉，則需要進行外科管道調整或環縮。如果術后分流管道通暢，血氧飽和度持續 < 75%，提示分流過小。需要適當提高吸入氧濃度，增加潮氣量，降低二氧化碳分壓，補充血容量，提高血壓，必要時吸入一氧化氮(NO)，以減輕肺血管痙攣，促進肺血管擴張，降低肺血管阻力。如果術后出現進行性血氧飽和度下降，則需要立即行超聲檢查，觀察分流管道有無血栓形成。如分流管道血流減少或消失，則應考慮盡早手術治療。另外，術后早期胸部X線片檢查也是重要的觀察指標，術后4 h和12 h常規胸部X線片監測。這一點在圍拔管期更為重要。
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又稱為右心室流出道重建術)最早于1977年由美國波士頓兒童醫院的一組外科醫生應用于臨床[15]。以后逐漸在日本、法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中國等部分心臟中心試驗性開展[6, 16-19]。最近的研究發現[3-4]，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患者基本都有一個自然發育的主肺動脈；自然發育的肺動脈幾乎遍布所有肺段，盡管某些肺段中發育微小。這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的廣泛開展提供了相關的解剖和病理生理基礎，越來越多的外科醫師嘗試使用此種手術術式。
我們的研究顯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患兒的術后早期恢復過程更為平穩，其早期危重癥情況的發生率明顯低于體-肺動脈分流組；血氧飽和度改善更為明顯。分析其原因：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為自然生成的固有肺動脈提供了一個前向血流，這種來自右心室的血流更接近于生理性，其血流動力學更穩定，更流暢，更柔和。Fouilloux等[20]認為這種生理性血流可以避免分流導致的遠端肺動脈扭曲。徐志偉等認為這種生理性血流可以避免分流引起的脈壓差大、舒張壓及平均動脈壓低等問題，從而能更好地滿足冠狀動脈的灌注[21]。其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所采用的材料多為自體心包[22-23]，無須抗凝治療，幾乎不出現血栓形成及管道栓塞。再次，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血氧飽和度的改善更為明顯，也說明其術后對高氧的耐受性更好，相對不易出現肺滲出。我們的研究發現右心室肺動脈連接組經皮血氧飽和度維持在90%時，患兒血氣及胸部X線片均能維持正常；而體-肺動脈分流組經皮血氧飽和度達到90%后，患兒通常出現內環境紊亂及肺滲出等。
此外，一些學者還認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1)右心室與主肺動脈的連接提供了血流向左右肺動脈的自然分布，為兩側肺動脈的對稱生長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其來自右心室的搏動性壓力比從主動脈分流的壓力更適合肺動脈的生長。這些可能更好地促進了肺動脈的發育。(2)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后評價肺動脈節段供應較體-肺動脈分流后更為容易，使再次導管干預行側枝封堵或手術結扎更為明確[16]。(3)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還可以作為根治手術的一部分，有利于根治術直接修補室間隔缺損。(4)新生兒階段即行姑息性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還可以免除根治術時人工血管的應用[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僅限于體-肺動脈分流和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術后早期效果評價，兩種術式的中遠期效果如何，尚需進一步觀察[24]；兩種術式促進肺動脈發育的效果、中遠期根治率、長期生存率是否有差別尚需進一步比較。因此，目前并不能一概地認為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的效果一定優于體-肺動脈分流術。此外，雖然目前的研究認為只要存在通暢的固有肺動脈，就可以行體-肺動脈分流術或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16]，而且最新的研究也認為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患者基本都存在自然發育的主肺動脈，但還是存在極個別患者無固有肺動脈僅有側枝，或有固有肺動脈但是不通暢。對于這類極個別的患者，可能還需要行融合手術[25]。
綜上所述，右心室肺動脈連接術治療肺動脈閉鎖合并室間隔缺損，能使患者更平穩地渡過圍手術期，術后氧合情況改善更明顯，死亡率較低。術后中遠期效果有待進一步評價，大樣本的病例有待進一步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