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程招軍, 彭兵, 張黎龍, 崔子健, 任志帥, 張學利. 術前 MRI 中 T1 傾斜角與單開門椎管擴大成形術后生理曲度丟失的相關性分析 .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8, 32(1): 64-68. doi: 10.7507/1002-1892.201708116 復制
頸椎后路單開門椎管擴大成形術（expansive open-door laminoplasty，EOLP）主要用于治療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3 個節段）、發育性及退變性頸椎管狹窄、后縱韌帶骨化患者，能夠達到后路充分減壓的目的，保留了術后頸椎的即刻穩定性[1]。然而，EOLP 因破壞了頸部后方的肌肉韌帶復合體等組織結構，造成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后凸畸形、軸性癥狀等相應術后并發癥，進而嚴重影響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更嚴重者需要兩次手術進行矯正，給患者帶來很大痛苦[2]。而頸椎生理曲度的丟失及后凸畸形主要是源于頸椎矢狀位序列的失衡。據相關文獻報道，頸椎矢狀位參數對于維持整個生理平衡起著重要作用，并且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與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呈相關性，進而影響患者對手術療效的滿意度[3-4]。其中 T1 傾斜角（T1 slope，T1S；即 T1 上終板的延長線與水平線之間的夾角）在頸椎矢狀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5-6]；同時，最近有研究發現，EOLP 術后頸椎矢狀位參數會發生變化，且術前 T1S、C2-C7 矢狀位軸向距離（C2-C7 sagittal vertical axis，C2-C7 SVA；即 C2 椎體的幾何中心鉛垂線至 C7 上終板上后角的水平距離）與術后的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密切相關[7]。福嘉欣等[8]研究發現，術前 T1S 較大者其術后發生頸椎后凸的可能性較大，且更易發生頸椎曲度改變和軸性癥狀。而既往關于 T1S 的研究主要是通過 X 線片進行測量，但因頸胸交界處的特殊性致使雙肩關節遮擋，從而無法定位 T1 椎體及胸骨柄，甚至肥胖患者其 C7 椎體下緣在站立位 X 線片中也無法測量[9]。Qiao 等[10]通過對 124 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彎患者研究發現，僅 81 例患者在頸椎 X 線片中能良好地進行矢狀位參數測量；但所有患者的矢狀位參數均能在 MRI 中很好地進行測量，所以 MRI 在測量矢狀位參數中具有一定優勢。我們的前期研究結果發現，在脊髓型頸椎病平臥位 MRI 中，T1S 和胸廓入口角可以預測站立位頸椎 X 線片中相應的值[11]。故本研究通過測量術前頸椎 MRI 中的 T1S，來判斷是否可預測 EOLP 術后頸椎曲度的變化，從而為臨床術后功能恢復提供一個良好的術前預測，彌補頸椎 X 線片中難以測量的不足。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因脊髓型頸椎病接受 EOLP 者；② 術后隨訪時間>12 個月且隨訪資料完整者。排除標準：① 既往有頸椎手術史；② 術后傷口感染患者；③ 合并強直性脊柱炎或類風濕性關節炎者；④ 術前及術后無法測量 C2-C7 Cobb 角者。2012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共 36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男 21 例，女 15 例；年齡 37～73 歲，平均 55.8 歲。術后隨訪時間 12～24 個月，平均 14.3 個月。
1.2 頸椎矢狀位參數測量
所有參數均由 1 名脊柱外科醫生和 1 名放射科醫生（醫生對研究內容不知情），通過我院 PACS 系統（沈陽東軟股份有限公司）測量。所有患者于術前常規攝站立位頸椎動力位 X 線片、頸椎 CT 及頸椎 MRI（采用平臥位），末次隨訪時攝頸椎正側位 X 線片（攝頸椎側位 X 線片時需保持下顎角與枕骨下角保持在一條水平面上）。測量以下指標：① 在術前及末次隨訪時頸椎正側位 X 線片中測量所有患者 C2-C7 Cobb 角和 C2-C7 SVA，并進行比較。② 術前于 MRI 上測量 T1S，并根據 T1S 中位數大小分為較大 T1S 組（T1S>19°，A 組）和較小 T1S 組（T1S≤19°，B 組），分別測量兩組患者術前 T1S、C2-C7 Cobb 角、C2-C7 SVA，以及末次隨訪時 C2-C7 Cobb 角、C2-C7 SVA、軸向距離之差（手術前后 C2-C7 SVA 差值）、術后曲度丟失（手術前后 C2-C7 Cobb 角差值）、術后曲度丟失>5° 例數及后凸改變發生（術后 C2-C7 Cobb 角<0°）例數。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0.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s 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 C2-C7 Cobb 角為（10.11±8.97）°，較術前的（16.16±8.83）° 顯著減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000，P=0.000）；而末次隨訪時 C2-C7 SVA 為（13.33±9.35）mm，與術前的（10.55±8.71）mm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842，P=0.074）。
患者術前 T1S 為（19.69±3.39）°，其中 A 組 17 例，T1S 為（24.94±3.71）°，男 10 例、女 7 例，年齡（58.35±6.79）歲；B 組 19 例，T1S 為（15.00±3.07）°，男 11 例、女 8 例，年齡（53.47±9.90）歲；兩組患者性別及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B 組患者術前 C2-C7 Cobb 角顯著低于 A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150，P=0.039）；而兩組術前 C2-C7 SVA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206，P=0.838）。末次隨訪時，除術后曲度丟失 B 組顯著低于 A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723，P=0.010）外，其余各指標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各矢狀位參數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sagittal parameters at pre- and post-operation between 2 groups
3 討論
3.1 頸椎后路 EOLP 與頸椎矢狀位參數之間的關系
脊髓型頸椎病主要癥狀為頸肩部疼痛、四肢無力、胸腹部出現束帶感及皮膚感覺異常等，發病率為 12%～30%，且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頸椎后路 EOLP 廣泛運用于臨床，其主要適用于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頸椎管狹窄及頸椎后縱韌帶骨化癥等疾病。其主要是通過對后路的直接減壓，從而解決神經及脊髓受壓狀況，但并不適用于術前頸椎后凸畸形患者[12-13]；不論頸椎是否有足夠的頸椎生理前凸，EOLP 通常會減少頸椎的生理曲度[14]。因 EOLP 術式在臨床中不斷開展，其術后并發癥也逐步顯現出來，如軸性癥狀、“關門現象”及頸椎曲度丟失等。近年關于頸椎矢狀位平衡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頸椎矢狀位平衡對于全脊柱的矢狀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因保持了正常的頸椎生理前凸角度，從而保持了向前的凝視，有文獻報道頸椎生理曲度的丟失與頸部疼痛和活動功能障礙密切相關[3]。目前有許多頸椎矢狀位參數被報道，如 T1S、C2-C7 Cobb 角、C2-C7 SVA、C0-C2 Cobb 角等。Cho 等[15]通過對 66 例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進行平均 2 年隨訪研究發現，T1S 可預測頸椎術后的療效。Tanivama 等[16]通過對 61 例行 EOLP 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研究也發現，術前參數能夠預測其術后療效，進一步論證術前矢狀位參數對預測術后療效方面的重要性。有研究發現，術前較高 T1S 的患者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的發生率較高[8, 17-18]。說明術前 T1S 的大小對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和后凸畸形改變的發生率方面具有重要意義。Sakai 等[19]通過對脊髓型頸椎病患者行 EOLP 術后頸椎后凸改變的研究發現，EOLP 手術不適用于術前頸椎后凸的患者，在術前無后凸改變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行 EOLP 后，術前頸椎矢狀位失衡和年齡是術后頸椎后凸改變的危險因素，說明了術前頸椎矢狀位參數的重要性。同時，Kim 等[20]通過對 51 例行 EOLP 的患者進行平均 2 年隨訪研究發現，術前較小 T1S 的患者其術后頸椎后凸畸形發生率為 4%，而術前較大 T1S 的患者發生率為 15.4%，說明術前較大 T1S 的患者術后更容易發生頸椎后凸畸形改變。福嘉欣等[8]研究發現術前較大 T1S 組（T1S>26.07°）與術前較小 T1S 組（T1S<26.07°）相比，前者發生頸椎曲度丟失的程度更大，且后者術后 Odom 分級評分更高（83.33%vs. 57.10%），說明了頸椎矢狀位參數的重要性，術前 T1S 的大小可預測 EOLP 術后頸椎曲度丟失。有報道認為頸椎矢狀位失衡是術后功能喪失及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嚴重影響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15]。Tang 等[3]研究報道 C2-C7 SVA 與頸部功能障礙指數存在正相關，當 C2-C7 SVA>40 mm 時，行后路椎板成形術的患者頸部疼痛概率增加，因此對于頸椎手術來說，恢復頸椎的矢狀位平衡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2 術前 MRI 中 T1S 與頸椎曲度變化的關系
EOLP 雖有效地解除了脊髓及神經根受壓情況，緩解了患者癥狀，但同時患者術后出現后凸畸形及曲度丟失也時有報道。有研究指出，正常成年人的頸椎曲度維持在 20～25°，這種正常的生理前凸對于吸收震蕩、增加緩沖、維持脊髓正常的運動功能及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21]。本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的 C2-C7 Cobb 角較術前減小且具有統計學意義，而 C2-C7 SVA 較術前增大，這與 Cho 等[15]研究基本一致。說明 EOLP 對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頸椎曲度有明顯影響，有可能是因為頸椎后路手術破壞了防止頸椎后凸的項韌帶、頸后肌等結構，從而造成頸椎矢狀位失衡。通過對術前 MRI 中 T1S 的中位數進行分組后研究發現，術前較大 T1S 有更多的頸椎曲度丟失，而其他幾個參數組間比較并無統計學差異，說明術前 MRI 中的 T1S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頸椎曲度的改變，較大 T1S 需要更多頸后力量來維持更多的頸椎前凸，從而確保頭部處于平衡狀態，當同等條件下較大 T1S 在頭部及頸椎整體重力發生改變時，更易于發生頸椎曲度丟失[17]，所以術前 MRI 中的 T1S 同樣可作為術后恢復的一個重要參考值。對于其他參數的分析，術前 MRI 中的 T1S 值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的程度，也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后凸改變。Kim 等[20]在頸椎 X 線片中研究發現，術前較大的 T1S 其術前有更多的生理前凸角，但當后凸改變>5° 或 10° 時，術前較大的 T1S 術后有更多后凸畸形的改變。而本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 A、B 組 C2-C7 Cobb 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兩組術后頸椎曲度丟失>5° 例數比較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說明術前 MRI 中的 T1S 并不能預測其頸椎曲度丟失程度，雖在后凸畸形改變發生的例數中無統計學意義，但術前 MRI 中較大的 T1S 其術后發生頸椎后凸改變的發生例數較多，由此推測術前 MRI 中較大 T1S 其術后可能更易發生頸椎后凸改變。張浩等[18]通過對 68 例頸椎后縱韌帶骨化患者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的 T1S、C2-C7 Cobb 角及 C2-C7 SVA 均較術前有所增大，且均有統計學意義。這與本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性，原因可能在于頸椎后縱韌帶骨化患者通過頸椎后路手術后保留了頸部活動，但同時可能也降低了頸椎柔韌性，從而限制了頸椎整體活動。Zhang 等[7]通過對 41 例行 EOLP 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隨訪后發現，EOLP 術后頸椎矢狀位會造成變化，同時也發現術前 T1S 和 C2-C7 SVA 與術后的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密切相關，并且術前較大的 T1S、較大的 C2-C7 SVA 其術后有更多的頸椎曲度丟失，這與本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
綜上述，頸椎后路 EOLP 會造成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相較于術前較小的 T1S（T1S≤19°），術前較大的 T1S（T1S>19°）其術前有更多生理前凸角度，但其術后更易發生頸椎曲度丟失。雖然術前 T1S 并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程度和后凸畸形改變，但我們推測術前 MRI 中較大的 T1S（T1S>19°）其術后可能更易發生后凸畸形。本研究存在樣本量少、隨訪時間短等不足，促使我們對其進行大樣本研究進一步明確結論。
頸椎后路單開門椎管擴大成形術（expansive open-door laminoplasty，EOLP）主要用于治療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3 個節段）、發育性及退變性頸椎管狹窄、后縱韌帶骨化患者，能夠達到后路充分減壓的目的，保留了術后頸椎的即刻穩定性[1]。然而，EOLP 因破壞了頸部后方的肌肉韌帶復合體等組織結構，造成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后凸畸形、軸性癥狀等相應術后并發癥，進而嚴重影響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更嚴重者需要兩次手術進行矯正，給患者帶來很大痛苦[2]。而頸椎生理曲度的丟失及后凸畸形主要是源于頸椎矢狀位序列的失衡。據相關文獻報道，頸椎矢狀位參數對于維持整個生理平衡起著重要作用，并且頸椎矢狀位參數變化與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呈相關性，進而影響患者對手術療效的滿意度[3-4]。其中 T1 傾斜角（T1 slope，T1S；即 T1 上終板的延長線與水平線之間的夾角）在頸椎矢狀位平衡中具有重要作用[5-6]；同時，最近有研究發現，EOLP 術后頸椎矢狀位參數會發生變化，且術前 T1S、C2-C7 矢狀位軸向距離（C2-C7 sagittal vertical axis，C2-C7 SVA；即 C2 椎體的幾何中心鉛垂線至 C7 上終板上后角的水平距離）與術后的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密切相關[7]。福嘉欣等[8]研究發現，術前 T1S 較大者其術后發生頸椎后凸的可能性較大，且更易發生頸椎曲度改變和軸性癥狀。而既往關于 T1S 的研究主要是通過 X 線片進行測量，但因頸胸交界處的特殊性致使雙肩關節遮擋，從而無法定位 T1 椎體及胸骨柄，甚至肥胖患者其 C7 椎體下緣在站立位 X 線片中也無法測量[9]。Qiao 等[10]通過對 124 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彎患者研究發現，僅 81 例患者在頸椎 X 線片中能良好地進行矢狀位參數測量；但所有患者的矢狀位參數均能在 MRI 中很好地進行測量，所以 MRI 在測量矢狀位參數中具有一定優勢。我們的前期研究結果發現，在脊髓型頸椎病平臥位 MRI 中，T1S 和胸廓入口角可以預測站立位頸椎 X 線片中相應的值[11]。故本研究通過測量術前頸椎 MRI 中的 T1S，來判斷是否可預測 EOLP 術后頸椎曲度的變化，從而為臨床術后功能恢復提供一個良好的術前預測，彌補頸椎 X 線片中難以測量的不足。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因脊髓型頸椎病接受 EOLP 者；② 術后隨訪時間>12 個月且隨訪資料完整者。排除標準：① 既往有頸椎手術史；② 術后傷口感染患者；③ 合并強直性脊柱炎或類風濕性關節炎者；④ 術前及術后無法測量 C2-C7 Cobb 角者。2012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共 36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男 21 例，女 15 例；年齡 37～73 歲，平均 55.8 歲。術后隨訪時間 12～24 個月，平均 14.3 個月。
1.2 頸椎矢狀位參數測量
所有參數均由 1 名脊柱外科醫生和 1 名放射科醫生（醫生對研究內容不知情），通過我院 PACS 系統（沈陽東軟股份有限公司）測量。所有患者于術前常規攝站立位頸椎動力位 X 線片、頸椎 CT 及頸椎 MRI（采用平臥位），末次隨訪時攝頸椎正側位 X 線片（攝頸椎側位 X 線片時需保持下顎角與枕骨下角保持在一條水平面上）。測量以下指標：① 在術前及末次隨訪時頸椎正側位 X 線片中測量所有患者 C2-C7 Cobb 角和 C2-C7 SVA，并進行比較。② 術前于 MRI 上測量 T1S，并根據 T1S 中位數大小分為較大 T1S 組（T1S>19°，A 組）和較小 T1S 組（T1S≤19°，B 組），分別測量兩組患者術前 T1S、C2-C7 Cobb 角、C2-C7 SVA，以及末次隨訪時 C2-C7 Cobb 角、C2-C7 SVA、軸向距離之差（手術前后 C2-C7 SVA 差值）、術后曲度丟失（手術前后 C2-C7 Cobb 角差值）、術后曲度丟失>5° 例數及后凸改變發生（術后 C2-C7 Cobb 角<0°）例數。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0.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s 確切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 C2-C7 Cobb 角為（10.11±8.97）°，較術前的（16.16±8.83）° 顯著減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000，P=0.000）；而末次隨訪時 C2-C7 SVA 為（13.33±9.35）mm，與術前的（10.55±8.71）mm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1.842，P=0.074）。
患者術前 T1S 為（19.69±3.39）°，其中 A 組 17 例，T1S 為（24.94±3.71）°，男 10 例、女 7 例，年齡（58.35±6.79）歲；B 組 19 例，T1S 為（15.00±3.07）°，男 11 例、女 8 例，年齡（53.47±9.90）歲；兩組患者性別及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B 組患者術前 C2-C7 Cobb 角顯著低于 A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150，P=0.039）；而兩組術前 C2-C7 SVA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206，P=0.838）。末次隨訪時，除術后曲度丟失 B 組顯著低于 A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723，P=0.010）外，其余各指標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各矢狀位參數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the sagittal parameters at pre- and post-operation between 2 groups
3 討論
3.1 頸椎后路 EOLP 與頸椎矢狀位參數之間的關系
脊髓型頸椎病主要癥狀為頸肩部疼痛、四肢無力、胸腹部出現束帶感及皮膚感覺異常等，發病率為 12%～30%，且越來越呈年輕化趨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頸椎后路 EOLP 廣泛運用于臨床，其主要適用于多節段脊髓型頸椎病、頸椎管狹窄及頸椎后縱韌帶骨化癥等疾病。其主要是通過對后路的直接減壓，從而解決神經及脊髓受壓狀況，但并不適用于術前頸椎后凸畸形患者[12-13]；不論頸椎是否有足夠的頸椎生理前凸，EOLP 通常會減少頸椎的生理曲度[14]。因 EOLP 術式在臨床中不斷開展，其術后并發癥也逐步顯現出來，如軸性癥狀、“關門現象”及頸椎曲度丟失等。近年關于頸椎矢狀位平衡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頸椎矢狀位平衡對于全脊柱的矢狀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因保持了正常的頸椎生理前凸角度，從而保持了向前的凝視，有文獻報道頸椎生理曲度的丟失與頸部疼痛和活動功能障礙密切相關[3]。目前有許多頸椎矢狀位參數被報道，如 T1S、C2-C7 Cobb 角、C2-C7 SVA、C0-C2 Cobb 角等。Cho 等[15]通過對 66 例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進行平均 2 年隨訪研究發現，T1S 可預測頸椎術后的療效。Tanivama 等[16]通過對 61 例行 EOLP 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研究也發現，術前參數能夠預測其術后療效，進一步論證術前矢狀位參數對預測術后療效方面的重要性。有研究發現，術前較高 T1S 的患者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的發生率較高[8, 17-18]。說明術前 T1S 的大小對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和后凸畸形改變的發生率方面具有重要意義。Sakai 等[19]通過對脊髓型頸椎病患者行 EOLP 術后頸椎后凸改變的研究發現，EOLP 手術不適用于術前頸椎后凸的患者，在術前無后凸改變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行 EOLP 后，術前頸椎矢狀位失衡和年齡是術后頸椎后凸改變的危險因素，說明了術前頸椎矢狀位參數的重要性。同時，Kim 等[20]通過對 51 例行 EOLP 的患者進行平均 2 年隨訪研究發現，術前較小 T1S 的患者其術后頸椎后凸畸形發生率為 4%，而術前較大 T1S 的患者發生率為 15.4%，說明術前較大 T1S 的患者術后更容易發生頸椎后凸畸形改變。福嘉欣等[8]研究發現術前較大 T1S 組（T1S>26.07°）與術前較小 T1S 組（T1S<26.07°）相比，前者發生頸椎曲度丟失的程度更大，且后者術后 Odom 分級評分更高（83.33%vs. 57.10%），說明了頸椎矢狀位參數的重要性，術前 T1S 的大小可預測 EOLP 術后頸椎曲度丟失。有報道認為頸椎矢狀位失衡是術后功能喪失及疼痛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嚴重影響患者對手術的滿意度[15]。Tang 等[3]研究報道 C2-C7 SVA 與頸部功能障礙指數存在正相關，當 C2-C7 SVA>40 mm 時，行后路椎板成形術的患者頸部疼痛概率增加，因此對于頸椎手術來說，恢復頸椎的矢狀位平衡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2 術前 MRI 中 T1S 與頸椎曲度變化的關系
EOLP 雖有效地解除了脊髓及神經根受壓情況，緩解了患者癥狀，但同時患者術后出現后凸畸形及曲度丟失也時有報道。有研究指出，正常成年人的頸椎曲度維持在 20～25°，這種正常的生理前凸對于吸收震蕩、增加緩沖、維持脊髓正常的運動功能及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21]。本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的 C2-C7 Cobb 角較術前減小且具有統計學意義，而 C2-C7 SVA 較術前增大，這與 Cho 等[15]研究基本一致。說明 EOLP 對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頸椎曲度有明顯影響，有可能是因為頸椎后路手術破壞了防止頸椎后凸的項韌帶、頸后肌等結構，從而造成頸椎矢狀位失衡。通過對術前 MRI 中 T1S 的中位數進行分組后研究發現，術前較大 T1S 有更多的頸椎曲度丟失，而其他幾個參數組間比較并無統計學差異，說明術前 MRI 中的 T1S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頸椎曲度的改變，較大 T1S 需要更多頸后力量來維持更多的頸椎前凸，從而確保頭部處于平衡狀態，當同等條件下較大 T1S 在頭部及頸椎整體重力發生改變時，更易于發生頸椎曲度丟失[17]，所以術前 MRI 中的 T1S 同樣可作為術后恢復的一個重要參考值。對于其他參數的分析，術前 MRI 中的 T1S 值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的程度，也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后凸改變。Kim 等[20]在頸椎 X 線片中研究發現，術前較大的 T1S 其術前有更多的生理前凸角，但當后凸改變>5° 或 10° 時，術前較大的 T1S 術后有更多后凸畸形的改變。而本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 A、B 組 C2-C7 Cobb 角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兩組術后頸椎曲度丟失>5° 例數比較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說明術前 MRI 中的 T1S 并不能預測其頸椎曲度丟失程度，雖在后凸畸形改變發生的例數中無統計學意義，但術前 MRI 中較大的 T1S 其術后發生頸椎后凸改變的發生例數較多，由此推測術前 MRI 中較大 T1S 其術后可能更易發生頸椎后凸改變。張浩等[18]通過對 68 例頸椎后縱韌帶骨化患者研究發現，末次隨訪時的 T1S、C2-C7 Cobb 角及 C2-C7 SVA 均較術前有所增大，且均有統計學意義。這與本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性，原因可能在于頸椎后縱韌帶骨化患者通過頸椎后路手術后保留了頸部活動，但同時可能也降低了頸椎柔韌性，從而限制了頸椎整體活動。Zhang 等[7]通過對 41 例行 EOLP 的脊髓型頸椎病患者隨訪后發現，EOLP 術后頸椎矢狀位會造成變化，同時也發現術前 T1S 和 C2-C7 SVA 與術后的頸椎生理曲度丟失密切相關，并且術前較大的 T1S、較大的 C2-C7 SVA 其術后有更多的頸椎曲度丟失，這與本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
綜上述，頸椎后路 EOLP 會造成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相較于術前較小的 T1S（T1S≤19°），術前較大的 T1S（T1S>19°）其術前有更多生理前凸角度，但其術后更易發生頸椎曲度丟失。雖然術前 T1S 并不能預測其術后頸椎曲度丟失程度和后凸畸形改變，但我們推測術前 MRI 中較大的 T1S（T1S>19°）其術后可能更易發生后凸畸形。本研究存在樣本量少、隨訪時間短等不足，促使我們對其進行大樣本研究進一步明確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