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印飛, 孫振中, 殷渠東, 宋升, 顧三軍, 芮永軍. 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聯合重組人 BMP-2 和同種異體骨植骨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7, 31(9): 1080-1085. doi: 10.7507/1002-1892.201703065 復制
短節段椎弓根釘內固定通過韌帶整復原理間接復位傷椎高度，但擠壓破壞的骨小梁無法隨之恢復，術后形成“蛋殼”樣骨缺損[1-2]。我們既往通過對傷椎行硫酸鈣植骨，術后隨訪發現仍存在 4.76%～21.29% 的骨缺損及矯正度丟失[3]。如何衡量傷椎所需植骨量，保證傷椎愈合質量，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重組人 BMP-2（recombinant human BMP-2，rhBMP-2）具有極強的誘導成骨活性，能促進骨系細胞分化參與骨重建，但其是否能促進骨折椎體骨性愈合、預防傷椎骨缺損，目前臨床未見報道。因此，我們采用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比較單純同種異體骨植骨與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的臨床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新鮮單節段胸腰椎爆裂骨折；② 椎體壓縮>30%；③胸腰椎損傷分類及損傷程度（TLICS）評分[4]≥4 分；④ 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E 級；⑤ 選擇后路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⑥ 獲完整隨訪。排除標準：① 陳舊性及病理性骨折；② 合并嚴重心、肺、腎功能疾病等其他手術禁忌證。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我科共收治需手術治療的胸腰椎爆裂骨折 85 例，其中 48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通過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兩組，每組 24 例，對照組采用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結合傷椎內同種異體骨植骨，干預組采用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結合 rhBMP-2 聯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本研究通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入選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一般資料
干預組：男 16 例，女 8 例；年齡 27～53 歲，平均 39.1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8 例，砸傷 7 例，高處墜落傷 9 例。損傷節段：T12 6 例，L1 11 例，L2 7 例。椎體壓縮 35%～52%，平均 39.3%。TLICS 評分 4～6 分，平均 5.3 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 級 7 例，E 級 17 例。
對照組：男 11 例，女 13 例；年齡 29～57 歲，平均 36.1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12 例，砸傷 5 例，高處墜落傷 7 例。損傷節段：T12 3 例，L1 12 例，L2 9 例。椎體壓縮 31%～55%，平均 40.6%。TLICS 評分 4～6 分，平均 5.2 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 級 5 例，E 級 19 例。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致傷原因、損傷節段、椎體壓縮程度、TLICS 評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及術前 Cobb 角、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5]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各影像學指標比較（n=24，
）
Table1.
Comparison of imaging features between pre- and post-operation in 2 groups (n=24,
)
1.3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先行體位手法復位，并計算傷椎體積丟失量，即傷椎原椎體體積與傷后體積差值。其中，傷椎原椎體體積=傷椎相鄰上、下椎體體積之和/2；椎體傷后體積=（傷椎前緣高度+傷椎后緣高度）×（傷椎上緣椎體縱徑+下緣椎體縱徑）/2×（傷椎上緣椎體橫徑+下緣椎體橫徑）。
所有手術由同一組醫師完成。患者于全麻下取俯臥位，定位傷椎平面后，作腰背部后正中切口，分離皮下組織、筋膜，剝離椎旁肌肉，顯露傷椎及相鄰椎體上下關節突；C 臂 X 線機透視下確定椎弓根釘進釘方向及深度，定位準確后，植入 4 枚適當長度的椎弓根釘、上連接棒后行撐開復位；經傷椎兩側椎弓根開口，利用自制撬撥器行終板撬撥復位，插入植骨漏斗，經椎弓根行椎體內植骨。對照組采用同種異體骨（北京鑫康辰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4～8 g 行打壓植骨；干預組將同種異體骨（北京鑫康辰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4～8 g 與 2 mg rhBMP-2（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咬碎混勻后打壓植骨。打壓植骨量均以傷椎體積丟失量的 1.5 倍計算。術畢沖洗、置管引流、逐層縫合。
1.4 術后處理及觀察指標
術后引流量<20 mL/d 時拔除引流管；引流管拔除后鼓勵患者床上活動，術后 2 周戴硬質腰圍下床活動。所有患者均于術后 1 年取出內固定物。
術前、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行 X 線片及 CT 檢查，采用 NEUSOFT PACS/RIS 軟件（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測量傷椎 Cobb 角、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測量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內固定相鄰上、下位以及傷椎相鄰上、下位椎間隙高度，并計算兩時間點各部位椎間隙高度差值；末次隨訪時觀察傷椎骨缺損發生情況，并測算骨缺損程度[6]。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3.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術后患者切口均 Ⅰ 期愈合，無感染、創面不愈合等早期并發癥發生。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21～45 個月，平均 31.3 個月。骨折均愈合，干預組和對照組愈合時間分別為（7.6±0.8）、（7.5±0.8）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336，P=0.740）。末次隨訪時，兩組神經功能 Frankel 分級均達 E 級。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兩組 Cobb 角及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均較術前顯著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術后兩時間點間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1 周兩組 Cobb 角及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末次隨訪時干預組上述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末次隨訪時，兩組內固定相鄰上、下位以及傷椎相鄰上、下位椎間隙高度改變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術后兩組患者各椎間隙高度改變（n=24，
）
Table2.
Intervertebral height changes of 2 groups after operation (n=24,
)
對照組患者術后椎體骨缺損發生率為 75.0%（18/24），干預組為 20.8%（5/24），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108，P=0.000）。發生椎體骨缺損患者中，對照組骨缺損程度為7.50%±3.61%，干預組為 2.70%±0.6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026，P=0.000）。見圖 1、2。
圖1
干預組患者，男，35 歲，高處墜落傷致 L1 爆裂骨折
a. 術前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13°，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18.4%；b. 術后 1 周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0°，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2.6%；c. 術后 12 個月矢狀位 CT 示無骨缺損發生；d. 術后 33 個月 X 線片示 Cobb 角 1°，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3.1%
Figure1. A 35-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burst fracture at L1 caused by falling from height in intervention groupa. Preoperative lateral X-ray film, showing Cobb angle of 13°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18.4%; b. Lateral X-ray film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0°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2.6%; c. Sagittal CT scan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no defects in injured vertebra; d. Lateral X-ray film at 3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1°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3.1%
圖2
對照組患者，男，40 歲，高處墜落傷致 L1 爆裂骨折
a. 術前腰椎 CT 示爆裂骨折伴椎管占位；b. 術后 1 周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0°，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2.8%；c. 術后 12 個月矢狀位 CT 示存在明顯骨缺損；d. 術后 29 個月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2°，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4.5%
Figure2. A 40-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burst fracture at L1 caused by falling from height in control groupa. Preoperative CT scan, showing burst fracture with spinal canal occupied; b. Lateral X-ray film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0°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2.8%; c. Sagittal CT scan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defects in injured vertebra; d. Lateral X-ray film at 29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2°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4.5%
3 討論
短節段椎弓根釘復位內固定主要是通過前縱韌帶及后縱韌帶的整復原理[7]來矯正椎體 Cobb 角、恢復傷椎高度，但傷椎骨小梁被擠壓破壞后形態無法恢復[8]。我們通過術后隨訪發現，椎體內的骨缺損只能通過纖維組織填充，無法完成骨性愈合，形成所謂“蛋殼”樣改變[9]。劉團江等[10]研究發現單純行椎弓根釘復位固定的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術后均存在達椎體體積約 25% 的骨缺損。我們通過對未行椎體內植骨的患者進行隨訪，發現術后傷椎骨缺損主要位于椎體上 1/3 中部即前柱的中央前緣部，骨缺損體積約為椎體原體積的 14.7%[11]。存在于椎體前緣中央部分及終板薄弱區附近的骨缺損勢必影響脊柱前中柱的穩定性，使得椎體抗軸向負荷能力降低，容易發生“蛋殼”效應，導致椎體矯正度的丟失及后凸畸形的加重[12-13]。故傷椎內植骨尤為重要。
李利等[14]認為傷椎內植骨可以對椎體起到撐開復位的作用，恢復脊柱序列及維持傷椎矯正形態效果較后外側植骨好。考慮到自體骨來源有限且取骨時存在供區疼痛等不良反應，目前臨床上植骨主要以同種異體骨、人工骨為主[15]。同種異體骨與自體骨相比缺少活性細胞，成骨較慢，當植骨量少及終板未復位導致的椎間盤組織持續嵌入影響骨愈合時，椎體內植骨不能有效防止術后矯正度的丟失[16]。一方面，在椎弓根釘撐開復位的同時不能有效復位擠入傷椎的髓核及終板，髓核組織暴露于椎體完成抗原暴露，能產生大量炎性因子促進骨破壞，影響骨愈合；另一方面，椎間盤組織的機械性壓迫干擾同種異體骨愈合過程，使受累骨質發生營養障礙，不斷被吸收。如何對傷椎進行有效植骨是目前臨床研究的主要問題。
rhBMP-2 具有極強的誘導成骨活性，在成骨早期可促進間質細胞、成纖維細胞等轉化為骨系細胞，加快同種異體骨成骨速度；在骨形成后期還能刺激破骨細胞分化參與骨重建[17]，從而達到維持同種異體骨愈合與再吸收的平衡，保證椎體植骨愈合的質量。椎體骨缺損程度的降低加強了椎體強度，從而能有效維持傷椎椎體高度，避免 Cobb 角丟失及后凸畸形加重。本研究通過對 48 例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進行平均 31.3 個月的隨訪，結果表明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能有效維持傷椎高度及 Cobb 角。
本研究中，一方面通過椎體前后緣高度、椎體橫縱徑計算傷椎體積，以傷椎體積丟失量 1.5 倍的同種異體骨打壓植骨，保證植骨量；另一方面在術中利用器械對破碎終板進行撬撥復位，對傷椎行打壓植骨，避免了髓核持續突入椎體壓迫骨質，進而干擾同種異體骨愈合過程[18]。我們通過對 48 例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影像學資料分析發現，單純行同種異體骨植骨的患者術后椎體骨缺損發生率為 75.0%，骨缺損程度為7.50%±3.61%；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患者術后骨缺損發生率為 20.8%，骨缺損程度為2.70%±0.66%，兩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對于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術后仍會出現骨缺損的原因，考慮是植入骨的再吸收與骨愈合無法保持平衡所致[19]。
綜上述，我們認為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輔助同種異體骨和 rhBMP-2 傷椎內打壓植骨較單純同種異體骨植骨能有效維持椎體高度、預防后凸畸形加重、降低傷椎骨缺損程度及發生率。本研究雖為單中心調查研究，但納入患者均為我科收治的胸腰椎爆裂骨折，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對于選擇治療方法及估計預后提供一定參考。
短節段椎弓根釘內固定通過韌帶整復原理間接復位傷椎高度，但擠壓破壞的骨小梁無法隨之恢復，術后形成“蛋殼”樣骨缺損[1-2]。我們既往通過對傷椎行硫酸鈣植骨，術后隨訪發現仍存在 4.76%～21.29% 的骨缺損及矯正度丟失[3]。如何衡量傷椎所需植骨量，保證傷椎愈合質量，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重組人 BMP-2（recombinant human BMP-2，rhBMP-2）具有極強的誘導成骨活性，能促進骨系細胞分化參與骨重建，但其是否能促進骨折椎體骨性愈合、預防傷椎骨缺損，目前臨床未見報道。因此，我們采用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比較單純同種異體骨植骨與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治療胸腰椎爆裂骨折的臨床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 新鮮單節段胸腰椎爆裂骨折；② 椎體壓縮>30%；③胸腰椎損傷分類及損傷程度（TLICS）評分[4]≥4 分；④ 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E 級；⑤ 選擇后路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⑥ 獲完整隨訪。排除標準：① 陳舊性及病理性骨折；② 合并嚴重心、肺、腎功能疾病等其他手術禁忌證。
2013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我科共收治需手術治療的胸腰椎爆裂骨折 85 例，其中 48 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通過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分為兩組，每組 24 例，對照組采用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結合傷椎內同種異體骨植骨，干預組采用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結合 rhBMP-2 聯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本研究通過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入選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一般資料
干預組：男 16 例，女 8 例；年齡 27～53 歲，平均 39.1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8 例，砸傷 7 例，高處墜落傷 9 例。損傷節段：T12 6 例，L1 11 例，L2 7 例。椎體壓縮 35%～52%，平均 39.3%。TLICS 評分 4～6 分，平均 5.3 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 級 7 例，E 級 17 例。
對照組：男 11 例，女 13 例；年齡 29～57 歲，平均 36.1 歲。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12 例，砸傷 5 例，高處墜落傷 7 例。損傷節段：T12 3 例，L1 12 例，L2 9 例。椎體壓縮 31%～55%，平均 40.6%。TLICS 評分 4～6 分，平均 5.2 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 D 級 5 例，E 級 19 例。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致傷原因、損傷節段、椎體壓縮程度、TLICS 評分、神經癥狀 Frankel 分級及術前 Cobb 角、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5]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各影像學指標比較（n=24，
）
Table1.
Comparison of imaging features between pre- and post-operation in 2 groups (n=24,
)
1.3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先行體位手法復位，并計算傷椎體積丟失量，即傷椎原椎體體積與傷后體積差值。其中，傷椎原椎體體積=傷椎相鄰上、下椎體體積之和/2；椎體傷后體積=（傷椎前緣高度+傷椎后緣高度）×（傷椎上緣椎體縱徑+下緣椎體縱徑）/2×（傷椎上緣椎體橫徑+下緣椎體橫徑）。
所有手術由同一組醫師完成。患者于全麻下取俯臥位，定位傷椎平面后，作腰背部后正中切口，分離皮下組織、筋膜，剝離椎旁肌肉，顯露傷椎及相鄰椎體上下關節突；C 臂 X 線機透視下確定椎弓根釘進釘方向及深度，定位準確后，植入 4 枚適當長度的椎弓根釘、上連接棒后行撐開復位；經傷椎兩側椎弓根開口，利用自制撬撥器行終板撬撥復位，插入植骨漏斗，經椎弓根行椎體內植骨。對照組采用同種異體骨（北京鑫康辰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4～8 g 行打壓植骨；干預組將同種異體骨（北京鑫康辰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4～8 g 與 2 mg rhBMP-2（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咬碎混勻后打壓植骨。打壓植骨量均以傷椎體積丟失量的 1.5 倍計算。術畢沖洗、置管引流、逐層縫合。
1.4 術后處理及觀察指標
術后引流量<20 mL/d 時拔除引流管；引流管拔除后鼓勵患者床上活動，術后 2 周戴硬質腰圍下床活動。所有患者均于術后 1 年取出內固定物。
術前、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行 X 線片及 CT 檢查，采用 NEUSOFT PACS/RIS 軟件（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測量傷椎 Cobb 角、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測量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內固定相鄰上、下位以及傷椎相鄰上、下位椎間隙高度，并計算兩時間點各部位椎間隙高度差值；末次隨訪時觀察傷椎骨缺損發生情況，并測算骨缺損程度[6]。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3.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術后患者切口均 Ⅰ 期愈合，無感染、創面不愈合等早期并發癥發生。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21～45 個月，平均 31.3 個月。骨折均愈合，干預組和對照組愈合時間分別為（7.6±0.8）、（7.5±0.8）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336，P=0.740）。末次隨訪時，兩組神經功能 Frankel 分級均達 E 級。術后 1 周及末次隨訪時兩組 Cobb 角及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均較術前顯著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術后兩時間點間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1 周兩組 Cobb 角及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末次隨訪時干預組上述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末次隨訪時，兩組內固定相鄰上、下位以及傷椎相鄰上、下位椎間隙高度改變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術后兩組患者各椎間隙高度改變（n=24，
）
Table2.
Intervertebral height changes of 2 groups after operation (n=24,
)
對照組患者術后椎體骨缺損發生率為 75.0%（18/24），干預組為 20.8%（5/24），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108，P=0.000）。發生椎體骨缺損患者中，對照組骨缺損程度為7.50%±3.61%，干預組為 2.70%±0.66%，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026，P=0.000）。見圖 1、2。
圖1
干預組患者，男，35 歲，高處墜落傷致 L1 爆裂骨折
a. 術前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13°，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18.4%；b. 術后 1 周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0°，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2.6%；c. 術后 12 個月矢狀位 CT 示無骨缺損發生；d. 術后 33 個月 X 線片示 Cobb 角 1°，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3.1%
Figure1. A 35-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burst fracture at L1 caused by falling from height in intervention groupa. Preoperative lateral X-ray film, showing Cobb angle of 13°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18.4%; b. Lateral X-ray film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0°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2.6%; c. Sagittal CT scan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no defects in injured vertebra; d. Lateral X-ray film at 3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1°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3.1%
圖2
對照組患者，男，40 歲，高處墜落傷致 L1 爆裂骨折
a. 術前腰椎 CT 示爆裂骨折伴椎管占位；b. 術后 1 周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0°，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2.8%；c. 術后 12 個月矢狀位 CT 示存在明顯骨缺損；d. 術后 29 個月側位 X 線片示 Cobb 角 2°，傷椎前緣高度壓縮率 4.5%
Figure2. A 40-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burst fracture at L1 caused by falling from height in control groupa. Preoperative CT scan, showing burst fracture with spinal canal occupied; b. Lateral X-ray film at 1 week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0°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2.8%; c. Sagittal CT scan at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defects in injured vertebra; d. Lateral X-ray film at 29 months after operation, showing Cobb angle of 2° and compression rate of anterior vertebral height of 4.5%
3 討論
短節段椎弓根釘復位內固定主要是通過前縱韌帶及后縱韌帶的整復原理[7]來矯正椎體 Cobb 角、恢復傷椎高度，但傷椎骨小梁被擠壓破壞后形態無法恢復[8]。我們通過術后隨訪發現，椎體內的骨缺損只能通過纖維組織填充，無法完成骨性愈合，形成所謂“蛋殼”樣改變[9]。劉團江等[10]研究發現單純行椎弓根釘復位固定的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術后均存在達椎體體積約 25% 的骨缺損。我們通過對未行椎體內植骨的患者進行隨訪，發現術后傷椎骨缺損主要位于椎體上 1/3 中部即前柱的中央前緣部，骨缺損體積約為椎體原體積的 14.7%[11]。存在于椎體前緣中央部分及終板薄弱區附近的骨缺損勢必影響脊柱前中柱的穩定性，使得椎體抗軸向負荷能力降低，容易發生“蛋殼”效應，導致椎體矯正度的丟失及后凸畸形的加重[12-13]。故傷椎內植骨尤為重要。
李利等[14]認為傷椎內植骨可以對椎體起到撐開復位的作用，恢復脊柱序列及維持傷椎矯正形態效果較后外側植骨好。考慮到自體骨來源有限且取骨時存在供區疼痛等不良反應，目前臨床上植骨主要以同種異體骨、人工骨為主[15]。同種異體骨與自體骨相比缺少活性細胞，成骨較慢，當植骨量少及終板未復位導致的椎間盤組織持續嵌入影響骨愈合時，椎體內植骨不能有效防止術后矯正度的丟失[16]。一方面，在椎弓根釘撐開復位的同時不能有效復位擠入傷椎的髓核及終板，髓核組織暴露于椎體完成抗原暴露，能產生大量炎性因子促進骨破壞，影響骨愈合；另一方面，椎間盤組織的機械性壓迫干擾同種異體骨愈合過程，使受累骨質發生營養障礙，不斷被吸收。如何對傷椎進行有效植骨是目前臨床研究的主要問題。
rhBMP-2 具有極強的誘導成骨活性，在成骨早期可促進間質細胞、成纖維細胞等轉化為骨系細胞，加快同種異體骨成骨速度；在骨形成后期還能刺激破骨細胞分化參與骨重建[17]，從而達到維持同種異體骨愈合與再吸收的平衡，保證椎體植骨愈合的質量。椎體骨缺損程度的降低加強了椎體強度，從而能有效維持傷椎椎體高度，避免 Cobb 角丟失及后凸畸形加重。本研究通過對 48 例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進行平均 31.3 個月的隨訪，結果表明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能有效維持傷椎高度及 Cobb 角。
本研究中，一方面通過椎體前后緣高度、椎體橫縱徑計算傷椎體積，以傷椎體積丟失量 1.5 倍的同種異體骨打壓植骨，保證植骨量；另一方面在術中利用器械對破碎終板進行撬撥復位，對傷椎行打壓植骨，避免了髓核持續突入椎體壓迫骨質，進而干擾同種異體骨愈合過程[18]。我們通過對 48 例胸腰椎爆裂骨折患者影像學資料分析發現，單純行同種異體骨植骨的患者術后椎體骨缺損發生率為 75.0%，骨缺損程度為7.50%±3.61%；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患者術后骨缺損發生率為 20.8%，骨缺損程度為2.70%±0.66%，兩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對于 rhBMP-2 結合同種異體骨植骨術后仍會出現骨缺損的原因，考慮是植入骨的再吸收與骨愈合無法保持平衡所致[19]。
綜上述，我們認為短節段椎弓根釘固定輔助同種異體骨和 rhBMP-2 傷椎內打壓植骨較單純同種異體骨植骨能有效維持椎體高度、預防后凸畸形加重、降低傷椎骨缺損程度及發生率。本研究雖為單中心調查研究，但納入患者均為我科收治的胸腰椎爆裂骨折，樣本具有一定代表性，對于選擇治療方法及估計預后提供一定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