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珂, 李恒, 孫鳳龍, 李想, 張慶猛, 徐馳, 宋興貴, 陳繼營. 強直性脊柱炎髖關節影像學特征的初步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7, 31(3): 290-294. doi: 10.7507/1002-1892.201610088 復制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以骶髂、脊柱關節受累為主的全身炎性疾病,晚期常累及髖關節引起強直畸形及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1]。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是目前公認的治療AS髖關節終末期病變有效方式[2-4]。然而,因此類患者骨質發生了改變,髖關節解剖結構變化明顯,對手術影響較大,包括髖臼重建以及股骨假體選擇。選擇合適型號假體與股骨髓腔匹配是實現理想生物力學傳導和假體長期穩定的關鍵[5-6]。此外,AS 晚期患者脊柱后凸畸形導致力線改變,引起脊柱負重區域前移,會加速髖關節假體松動不穩,增加脫位風險[7-8]。本研究通過測量 AS 患者 THA 前后影像學參數,并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手術前后測量結果進行比較,分析變化規律及影響手術療效因素,旨在為臨床 AS 患者行 THA 時選擇手術方法及假體類型提供參考。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根據患者原發疾病,本研究分為 AS 組及對照組。AS 組患者納入標準:① 根據紐約評定標準明確診斷為 AS[9];② 單側或雙側髖關節受累,且病變處于終末期;③ 能耐受手術者;④ 髖關節無手術史;⑤ 無感染性疾病;⑥ 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
對照組患者納入標準:① 明確診斷為 Ficat Ⅲ期或Ⅳ期股骨頭缺血性壞死;② 無脊柱畸形;③ 能耐受手術者;④ 髖關節無手術史;⑤ 無感染性疾病;⑥ 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
2015 年 1 月—7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骨科共 74 例行 THA 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 AS 患者 38 例(56 髖,AS 組),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 36 例(45 髖,對照組)。
1.2 一般資料
AS 組:男 27 例,女 11 例;年齡 25~49 歲,平均 31.6 歲。病程 5~29 年,平均 15.71 年。單髖 18 例,左髖 7 例、右髖 11 例;雙髖 19 例。對照組:男 19 例,女 17 例;年齡 29~64 歲,平均 40.2 歲。病程 2~26 年,平均 13.26 年。單髖 27 例,左髖 12 例、右髖 15 例;雙髖 9 例。兩組患者病變側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14,P=0.95)。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麻醉及手術入路一致,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AS 組采用 LCU 錐形柄(Link 公司,德國)27 髖,Corail 錐形柄(邦美公司,美國)19 髖,Ribbed 解剖型柄(Link 公司,德國)10 髖;對照組 LCU 錐形柄 21 髖,Corail 錐形柄 15 髖,Ribbed 解剖型柄 9 髖。
1.3 影像學測量指標
影像學測量由 3 名醫師共同完成,重復測量4 次,取均值。
1.3.1 基于 CT 的測量 采用 Lightspeed-16 排螺旋 CT 機(GE 公司,美國),兩組患者術前均行髖關節螺旋橫軸位掃描并三維重建,層厚 1 mm,層間距1 mm,掃描條件 120 kV、100 mA,矩陣 512×512,螺距 1。
測量參數:① 中心頸干角(center collum diaphyseal,CCD):于三維重建圖像采用“兩弦法”[10]確定髖臼旋轉中心,然后沿股骨干中點作一條連線,其與股骨頸軸線連線的夾角即為 CCD。② 髖臼外展角:于冠狀面選擇髖臼與軀干縱軸相交的最大層面,髖臼上、下緣連線與雙側淚滴連線夾角即為髖臼外展角。③ 髖臼前傾角:于橫截面選擇髖臼最大面積層面,髖臼前、后緣連線與雙側髖臼后緣連線垂線的夾角即為髖臼前傾角。④ 于三維重建圖像測量偏心距、旋轉中心至小粗隆高度以及大、小粗隆間距。
1.3.2 基于 X 線片的測量 采用 DR7500 數字 X 線攝影系統(Siemens 公司,英國)攝片,像素 143 μm,焦距 90 cm。
測量參數:① 股骨髓腔開大指數(canal flare index,CFI):于術前髖關節正位片測量小粗隆上 20 mm 處的髓腔寬度及峽部髓腔寬度,兩者之比即為 CFI。根據 Noble 等[11]提出的分型標準對股骨髓腔進行分型。其中,CFI 3.0~4.7 為正常型,CFI<3.0 為煙囪型,CFI>4.7 為倒立香檳型。
② 皮質指數(cortical thickness index,CTI):于術前髖關節正位片測量,小粗隆下 10 cm 處內、外皮質直徑差值與外皮質直徑之比即為 CTI[12]。
③于 AS 組術前脊柱矢狀位全長片測量以下參數[13]: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骶骨傾斜角(sacral slope,SS)、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觀察 AS 患者骨盆矢狀位影像學特征。
④ 假體髓腔填充率:于術后髖關節正位片,選擇小轉子上 1 cm 處以及距離股骨柄遠端 1 cm、 6 cm 處(作為假體柄近、中、遠端),測量假體直徑和髓腔內徑;按照以下公式計算假體髓腔填充率,公式:假體髓腔填充率=假體直徑/髓腔內徑× 100%[14]。測量假體柄軸線與股骨干軸線夾角,夾角≤3° 為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夾角>3° 為假體柄內翻或外翻固定[15]。
⑤ 于術后髖關節正位片測量髖臼外展角及前傾角。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7.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 檢驗;AS 組不同類型假體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SNK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與外展角比較
組間比較:兩組術前髖臼前傾角以及手術前后髖臼外展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71,P=0.00)。組內比較:兩組手術前后髖臼外展角比較,以及對照組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S 組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39,P=0.00)。見表 1。

2.2 AS 患者骨盆矢狀位影像學特征
AS 組患者 PI 為 41~58°,平均 48.37°;SS 為 2~11°,平均 5.64°;PT 為 5~26°,平均 12.85°。其中 4 例髖關節完全強直,1 例處于髖關節伸直位強直,其余 3 例處于不同程度屈曲位強直,PT 分別為 24.5、6.5、7.7、11.5°。
2.3 股骨側影像學形態特征
AS 組患者 CCD、CFI、CTI 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3.63,P=0.04;t=5.12,P=0.02;t=3.91,P=0.04);而偏心距、旋轉中心至小粗隆高度以及大、小粗隆間距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1,P=0.36;t=0.33,P=0.56;t=0.59,P=0.12)。見表 2。根據 Noble 等[11]提出的分型標準,AS 組中股骨髓腔為煙囪型 32 髖、正常型 18 髖、倒立香檳型 6 髖,以煙囪型為主;對照組煙囪型 4 髖、正常型 28 髖、倒立香檳型 13 髖,以正常型為主。

2.4 術后股骨側假體評估
AS 組假體柄近、中、遠端髓腔填充率分別為 89.61%±6.36%、82.26%±5.27%、71.14%±3.16%,對照組分別為91.63%±3.22%、85.26%±6.35%、79.12%±7.28%。AS 組遠端髓腔填充率顯著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64,P=0.02);兩組近端及中段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0.29,P=0.61;t=0.55,P=0.13)。
AS 組中 LCU、Corail 假體中、遠端髓腔填充率明顯低于 Ribbed 假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近端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LCU 與 Corail 假體近、中、遠端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AS 組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 49 髖(87.5%),外翻固定 3 髖,內翻固定 4 髖;對照組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 43 髖(95.6%),外翻固定 2 髖。假體柄內、外翻固定者中,AS 組股骨髓腔呈煙囪型 6 髖、正常型 1 髖,對照組 2 髖均為煙囪型。
3 討論
研究表明 CT 檢查可以明確髖關節周圍骨贅位置,準確性高于 X 線片[16],因此本研究選擇術前行 CT 掃描及三維重建,在此基礎上測量患者髖關節外展角及前傾角。本研究結果提示,AS 患者術前髖臼外展角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相比無明顯差異。THA 術中髖臼假體外展角的選擇主要根據髖關節旋轉中心以及周圍骨量確定。部分 AS 患者髖臼雖存在內陷或者中心上移,但外展角無明顯變化,可以按原角度放置。需要注意的是,當患者存在脊柱側彎融合畸形時,術中側臥位時其骨盆未處于冠狀面中立位,在此基礎上判斷外展角可能偏大或偏小。但本研究 AS 患者術后髖臼外展角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① AS 組無脊柱側彎畸形者;② 術前體位固定時,術者根據脊柱、骨盆失衡狀態進行了初步糾正,將患者盡量固定在冠狀面中立位進行手術,這是保證術中準確判斷外展角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術前髖臼前傾角的測量選擇在 CT 圖像中髖臼最大面積層面進行,但因 AS 患者解剖結構發育與正常人群有差別,獲得的前傾角僅為解剖位前傾角,并非術中所需功能位前傾角。有研究報道,髖關節安全前傾角范圍為 5~25°[17],但該安全范圍僅適用于無脊柱疾患、脊柱融合患者。對于骶髂關節融合的 AS 患者,參考 PI=PT+SS 的矢狀位平衡公式,提示 PI 是固定角度,而鑒于 AS 融合患者的 PT 無法在改變體位時代償改變角度,此時若僅按照患者原前傾角放置髖臼假體,其脫位風險將明顯升高。
Noble 等在 1988 年提出 CFI 概念[11],本研究 AS 組股骨髓腔以煙囪型為主,對照組以正常型為主。AS 組中煙囪型明顯多于對照組,與 AS 炎性活動引起髓腔內徑改變,股骨近端皮質變薄有關,此為導致關節假體松動的原因之一。CTI 也是判斷骨質的重要指標,與皮質厚度成正比,CTI 越大,峽部皮質越厚[18]。本研究中我們發現 AS 患者股骨峽部皮質萎縮變薄,因此在術前擺放體位以及術中脫位髖關節時,應避免過度用力扭轉股骨干造成股骨劈裂;術中也應避免過度擴髓,導致股骨干骺端或股骨干劈裂。
AS 股骨近端存在嚴重骨質疏松、髓腔形態呈煙囪型,晚期肌肉常有廢用性萎縮,因此術前應關注患者髓腔形態,選擇與髓腔匹配的關節假體[19-20]。本研究 AS 組所用假體為錐形生物柄(LCU、Corail)和解剖型柄(Ribbed),術后 Ribbed 假體遠端髓腔填充率顯著高于 LCU、Corail 假體,與劉宏偉等[21]的研究結果相似。分析原因為 Ribbed 柄為解剖型股骨柄,更能實現與髓腔的緊密填充。我們也發現 AS 組髓腔填充率低于對照組,其中中、遠端髓腔填充率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同時術后兩組假體呈內、外翻固定患者中,其股骨髓腔以煙囪型改變為主。因此,我們認為股骨近端嚴重骨質疏松以及髓腔形態呈煙囪型是影響髓腔填充率,降低假體安放準確性的重要因素。
綜上述,AS 患者術前髖臼外展角、前傾角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相比無明顯差異,但是術后髖臼假體前傾角明顯偏大。AS 患者股骨髓腔多為煙囪型,宜選擇生物解剖型假體以達到滿意髓腔填充率。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以骶髂、脊柱關節受累為主的全身炎性疾病,晚期常累及髖關節引起強直畸形及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1]。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是目前公認的治療AS髖關節終末期病變有效方式[2-4]。然而,因此類患者骨質發生了改變,髖關節解剖結構變化明顯,對手術影響較大,包括髖臼重建以及股骨假體選擇。選擇合適型號假體與股骨髓腔匹配是實現理想生物力學傳導和假體長期穩定的關鍵[5-6]。此外,AS 晚期患者脊柱后凸畸形導致力線改變,引起脊柱負重區域前移,會加速髖關節假體松動不穩,增加脫位風險[7-8]。本研究通過測量 AS 患者 THA 前后影像學參數,并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手術前后測量結果進行比較,分析變化規律及影響手術療效因素,旨在為臨床 AS 患者行 THA 時選擇手術方法及假體類型提供參考。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根據患者原發疾病,本研究分為 AS 組及對照組。AS 組患者納入標準:① 根據紐約評定標準明確診斷為 AS[9];② 單側或雙側髖關節受累,且病變處于終末期;③ 能耐受手術者;④ 髖關節無手術史;⑤ 無感染性疾病;⑥ 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
對照組患者納入標準:① 明確診斷為 Ficat Ⅲ期或Ⅳ期股骨頭缺血性壞死;② 無脊柱畸形;③ 能耐受手術者;④ 髖關節無手術史;⑤ 無感染性疾病;⑥ 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
2015 年 1 月—7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骨科共 74 例行 THA 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 AS 患者 38 例(56 髖,AS 組),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 36 例(45 髖,對照組)。
1.2 一般資料
AS 組:男 27 例,女 11 例;年齡 25~49 歲,平均 31.6 歲。病程 5~29 年,平均 15.71 年。單髖 18 例,左髖 7 例、右髖 11 例;雙髖 19 例。對照組:男 19 例,女 17 例;年齡 29~64 歲,平均 40.2 歲。病程 2~26 年,平均 13.26 年。單髖 27 例,左髖 12 例、右髖 15 例;雙髖 9 例。兩組患者病變側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14,P=0.95)。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麻醉及手術入路一致,采用生物固定型假體置換。AS 組采用 LCU 錐形柄(Link 公司,德國)27 髖,Corail 錐形柄(邦美公司,美國)19 髖,Ribbed 解剖型柄(Link 公司,德國)10 髖;對照組 LCU 錐形柄 21 髖,Corail 錐形柄 15 髖,Ribbed 解剖型柄 9 髖。
1.3 影像學測量指標
影像學測量由 3 名醫師共同完成,重復測量4 次,取均值。
1.3.1 基于 CT 的測量 采用 Lightspeed-16 排螺旋 CT 機(GE 公司,美國),兩組患者術前均行髖關節螺旋橫軸位掃描并三維重建,層厚 1 mm,層間距1 mm,掃描條件 120 kV、100 mA,矩陣 512×512,螺距 1。
測量參數:① 中心頸干角(center collum diaphyseal,CCD):于三維重建圖像采用“兩弦法”[10]確定髖臼旋轉中心,然后沿股骨干中點作一條連線,其與股骨頸軸線連線的夾角即為 CCD。② 髖臼外展角:于冠狀面選擇髖臼與軀干縱軸相交的最大層面,髖臼上、下緣連線與雙側淚滴連線夾角即為髖臼外展角。③ 髖臼前傾角:于橫截面選擇髖臼最大面積層面,髖臼前、后緣連線與雙側髖臼后緣連線垂線的夾角即為髖臼前傾角。④ 于三維重建圖像測量偏心距、旋轉中心至小粗隆高度以及大、小粗隆間距。
1.3.2 基于 X 線片的測量 采用 DR7500 數字 X 線攝影系統(Siemens 公司,英國)攝片,像素 143 μm,焦距 90 cm。
測量參數:① 股骨髓腔開大指數(canal flare index,CFI):于術前髖關節正位片測量小粗隆上 20 mm 處的髓腔寬度及峽部髓腔寬度,兩者之比即為 CFI。根據 Noble 等[11]提出的分型標準對股骨髓腔進行分型。其中,CFI 3.0~4.7 為正常型,CFI<3.0 為煙囪型,CFI>4.7 為倒立香檳型。
② 皮質指數(cortical thickness index,CTI):于術前髖關節正位片測量,小粗隆下 10 cm 處內、外皮質直徑差值與外皮質直徑之比即為 CTI[12]。
③于 AS 組術前脊柱矢狀位全長片測量以下參數[13]: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骶骨傾斜角(sacral slope,SS)、骨盆傾斜角(pelvic tilt,PT),觀察 AS 患者骨盆矢狀位影像學特征。
④ 假體髓腔填充率:于術后髖關節正位片,選擇小轉子上 1 cm 處以及距離股骨柄遠端 1 cm、 6 cm 處(作為假體柄近、中、遠端),測量假體直徑和髓腔內徑;按照以下公式計算假體髓腔填充率,公式:假體髓腔填充率=假體直徑/髓腔內徑× 100%[14]。測量假體柄軸線與股骨干軸線夾角,夾角≤3° 為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夾角>3° 為假體柄內翻或外翻固定[15]。
⑤ 于術后髖關節正位片測量髖臼外展角及前傾角。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7.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t 檢驗;AS 組不同類型假體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SNK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與外展角比較
組間比較:兩組術前髖臼前傾角以及手術前后髖臼外展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71,P=0.00)。組內比較:兩組手術前后髖臼外展角比較,以及對照組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S 組手術前后髖臼前傾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39,P=0.00)。見表 1。

2.2 AS 患者骨盆矢狀位影像學特征
AS 組患者 PI 為 41~58°,平均 48.37°;SS 為 2~11°,平均 5.64°;PT 為 5~26°,平均 12.85°。其中 4 例髖關節完全強直,1 例處于髖關節伸直位強直,其余 3 例處于不同程度屈曲位強直,PT 分別為 24.5、6.5、7.7、11.5°。
2.3 股骨側影像學形態特征
AS 組患者 CCD、CFI、CTI 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3.63,P=0.04;t=5.12,P=0.02;t=3.91,P=0.04);而偏心距、旋轉中心至小粗隆高度以及大、小粗隆間距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1,P=0.36;t=0.33,P=0.56;t=0.59,P=0.12)。見表 2。根據 Noble 等[11]提出的分型標準,AS 組中股骨髓腔為煙囪型 32 髖、正常型 18 髖、倒立香檳型 6 髖,以煙囪型為主;對照組煙囪型 4 髖、正常型 28 髖、倒立香檳型 13 髖,以正常型為主。

2.4 術后股骨側假體評估
AS 組假體柄近、中、遠端髓腔填充率分別為 89.61%±6.36%、82.26%±5.27%、71.14%±3.16%,對照組分別為91.63%±3.22%、85.26%±6.35%、79.12%±7.28%。AS 組遠端髓腔填充率顯著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5.64,P=0.02);兩組近端及中段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t=0.29,P=0.61;t=0.55,P=0.13)。
AS 組中 LCU、Corail 假體中、遠端髓腔填充率明顯低于 Ribbed 假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近端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LCU 與 Corail 假體近、中、遠端髓腔填充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AS 組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 49 髖(87.5%),外翻固定 3 髖,內翻固定 4 髖;對照組假體柄呈中心性固定 43 髖(95.6%),外翻固定 2 髖。假體柄內、外翻固定者中,AS 組股骨髓腔呈煙囪型 6 髖、正常型 1 髖,對照組 2 髖均為煙囪型。
3 討論
研究表明 CT 檢查可以明確髖關節周圍骨贅位置,準確性高于 X 線片[16],因此本研究選擇術前行 CT 掃描及三維重建,在此基礎上測量患者髖關節外展角及前傾角。本研究結果提示,AS 患者術前髖臼外展角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相比無明顯差異。THA 術中髖臼假體外展角的選擇主要根據髖關節旋轉中心以及周圍骨量確定。部分 AS 患者髖臼雖存在內陷或者中心上移,但外展角無明顯變化,可以按原角度放置。需要注意的是,當患者存在脊柱側彎融合畸形時,術中側臥位時其骨盆未處于冠狀面中立位,在此基礎上判斷外展角可能偏大或偏小。但本研究 AS 患者術后髖臼外展角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① AS 組無脊柱側彎畸形者;② 術前體位固定時,術者根據脊柱、骨盆失衡狀態進行了初步糾正,將患者盡量固定在冠狀面中立位進行手術,這是保證術中準確判斷外展角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術前髖臼前傾角的測量選擇在 CT 圖像中髖臼最大面積層面進行,但因 AS 患者解剖結構發育與正常人群有差別,獲得的前傾角僅為解剖位前傾角,并非術中所需功能位前傾角。有研究報道,髖關節安全前傾角范圍為 5~25°[17],但該安全范圍僅適用于無脊柱疾患、脊柱融合患者。對于骶髂關節融合的 AS 患者,參考 PI=PT+SS 的矢狀位平衡公式,提示 PI 是固定角度,而鑒于 AS 融合患者的 PT 無法在改變體位時代償改變角度,此時若僅按照患者原前傾角放置髖臼假體,其脫位風險將明顯升高。
Noble 等在 1988 年提出 CFI 概念[11],本研究 AS 組股骨髓腔以煙囪型為主,對照組以正常型為主。AS 組中煙囪型明顯多于對照組,與 AS 炎性活動引起髓腔內徑改變,股骨近端皮質變薄有關,此為導致關節假體松動的原因之一。CTI 也是判斷骨質的重要指標,與皮質厚度成正比,CTI 越大,峽部皮質越厚[18]。本研究中我們發現 AS 患者股骨峽部皮質萎縮變薄,因此在術前擺放體位以及術中脫位髖關節時,應避免過度用力扭轉股骨干造成股骨劈裂;術中也應避免過度擴髓,導致股骨干骺端或股骨干劈裂。
AS 股骨近端存在嚴重骨質疏松、髓腔形態呈煙囪型,晚期肌肉常有廢用性萎縮,因此術前應關注患者髓腔形態,選擇與髓腔匹配的關節假體[19-20]。本研究 AS 組所用假體為錐形生物柄(LCU、Corail)和解剖型柄(Ribbed),術后 Ribbed 假體遠端髓腔填充率顯著高于 LCU、Corail 假體,與劉宏偉等[21]的研究結果相似。分析原因為 Ribbed 柄為解剖型股骨柄,更能實現與髓腔的緊密填充。我們也發現 AS 組髓腔填充率低于對照組,其中中、遠端髓腔填充率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同時術后兩組假體呈內、外翻固定患者中,其股骨髓腔以煙囪型改變為主。因此,我們認為股骨近端嚴重骨質疏松以及髓腔形態呈煙囪型是影響髓腔填充率,降低假體安放準確性的重要因素。
綜上述,AS 患者術前髖臼外展角、前傾角與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患者相比無明顯差異,但是術后髖臼假體前傾角明顯偏大。AS 患者股骨髓腔多為煙囪型,宜選擇生物解剖型假體以達到滿意髓腔填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