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江偉, 王志聰, 陳曦, 高博, 楊靈, 汪紅, 劉躍洪. 緊密型醫聯體模式下多學科協作在老年髖部骨折中的臨床應用. 華西醫學, 2022, 37(10): 1507-1511. doi: 10.7507/1002-0179.202207088 復制
髖部骨折是老年人群最常見的骨折類型之一。隨著我國老齡化加劇，髖部骨折的發病率呈逐年增加趨勢，并推測至 2050 年總髖部骨折人數將超過 130 萬人[1-2]。髖部骨折后，患者 1 年內的死亡率為 20%～25%，存活者中超過 50%的患者會留有不同程度的殘疾[3]，同時老年髖部骨折患者普遍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圍手術期管理困難[4]，加之沉重的醫療費用[2，5]，已成為當前骨科醫師面臨的重要挑戰。為改善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預后，骨科與老年科共管[6]、綠色通道[7]、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8]等模式應運而生，均取得了滿意的臨床療效。近年來，為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醫聯體建設迅速在我國全面推廣，截至目前，尚未見醫聯體模式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診療報道。本研究小組所在單位德陽市人民醫院骨科于 2017 年底整體搬遷至德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建立德陽市首個緊密型醫聯體，并于 2018 年 1 月快速啟動老年髖部骨折患者 MDT 模式，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從團隊所構建的老年髖部骨折臨床數據庫[9]，回顧性連續納入 2015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德陽市人民醫院骨科救治的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診斷為股骨頸骨折、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② 年齡≥60 歲；③ 跌倒等低能量所致骨折。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① 保守治療；② 陳舊性、病理性或髖部假體周圍骨折；③ 臨床資料不完整。本研究方案獲得德陽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查號：2022-04-040-K01）。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組
由于 2018 年 1 月啟動了老年髖部骨折患者 MDT 模式，因此根據治療模式不同分為傳統模式治療組（傳統組）與 MDT 模式治療組（MDT 組）。其中，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為傳統組，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為 MDT 組。
1.2.2 治療模式
① 傳統模式：患者入院后主要由創傷骨科醫生負責診治，若患者一般狀況良好，可待檢查結果完善后直接安排手術治療；若患者合并嚴重基礎疾病，或入院檢查結果異常，則由創傷骨科醫生請相關專科會診，其后遵會診意見調整治療方案，必要時可再次請相關專科會診，直至達到能行骨折手術治療。若患者其他疾病較嚴重，則轉入其他專科治療，待病情好轉后再轉回骨科行手術治療。
② MDT 模式：為保障緊密型醫聯體正常運營，達到同質化醫療質量的目的，我院醫聯體院區除骨科醫護人員，還駐扎心血管內科、呼吸內科、麻醉科、重癥監護室至少 1 名副主任醫師及以上的高年資專科醫生。老年髖部骨折患者收入骨科病房 24 h 內，除積極完成常規術前檢查，同時由創傷骨科醫師與上述專科醫生共同對每一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行首次 MDT 評估。若患者一般狀況良好，則由創傷骨科醫生制定手術方案并安排手術；若患者基本狀況不佳，則由創傷骨科醫生啟動再次 MDT 評估，所涉及的科室安排 1 名高年資專科醫生，統一乘坐救護車，從主院區趕往醫聯體院區，根據患者病史、體格檢查及檢查結果，共同討論并制定診療方案。創傷骨科醫生遵 MDT 討論意見調整治療方案；若患者病情加重，超出骨科救治能力，則迅速轉入醫聯體院區重癥監護室或主院區其他專科治療。
1.3 觀察指標
采集并比較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Charlson 合并癥指數（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骨折類型、手術方式、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總住院時間、總住院費用、失訪情況，以及住院期間、術后 30 d、術后 6 個月、術后 1 年的死亡率。
CCI 共涉及 17 種疾病，根據嚴重程度分別賦值 1 分（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周圍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阿爾茨海默病、慢性肺部疾病、結締組織病、消化性潰瘍、輕度肝病、糖尿病不伴并發癥），2 分（偏癱、中重度腎病、糖尿病伴并發癥、惡性腫瘤、白血病、淋巴瘤），3 分（中重度肝病），6 分（轉移性實體瘤、艾滋病）。本研究根據入院診斷計算 CCI 分值，并分組為無合并癥（0 分）、輕中度合并癥（1～2 分）、重度合并癥（≥3 分）[4]。
指標定義：① 術前等待時間為患者入院至手術開始的間隔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為手術結束至出院的間隔時間，總住院時間為患者入院至出院的間隔時間，均以天（d）表示；② 總住院費用為患者住院期間產生的所有費用，以萬元表示；③ 院內死亡為患者住院期間發生死亡，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死亡為電話隨訪患者上述時間點發生死亡，死亡率=住院或隨訪期間死亡總例數/組內患者總例數×100%；④ 于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電話隨訪。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JMP Pro 13.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行 Shapiro-Wilk 正態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偏態分布的以四分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Pearson χ2 檢驗或 Yates’ 校正 χ2 檢驗。等級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共納入 661 例患者，其中男 207 例，女 454 例；年齡 60～103 歲，平均（78.09±8.60）歲；CCI 評價患者基礎疾病情況，無合并癥 358 例，輕中度合并癥 255 例，重度合并癥 48 例；骨折類型：股骨頸骨折 331 例，股骨轉子間骨折 321 例，股骨轉子下骨折 9 例；手術方式：半髖關節置換術 179 例，全髖關節置換術 110 例，空心釘內固定術 55 例，股骨髓內釘固定術 317 例。
根據治療模式不同，分組為傳統組 275 例，MDT 組 386 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CCI、骨折類型及手術方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2.2 住院時間與費用比較
MDT 組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均短于傳統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MDT 組患者總住院費用高于傳統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28）。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住院時間與費用比較［M（QL，QU）］
2.3 死亡率比較
出院后，傳統組和 MDT 組患者電話隨訪分別失訪 27 例（9.82%）和 25 例（6.4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6）；其余患者在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時完成隨訪。MDT 組術后 6 個月、1 年死亡率低于傳統組（P<0.05）；而兩組患者院內死亡率和術后 30 d 死亡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死亡和失訪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髖部骨折患者死亡率較高，普遍認為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3-4]：① 好發于老年人群，本身生理儲備下降，同時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在創傷、手術等應激打擊下，容易死亡；② 髖部骨折后，患者長期臥床易引起墜積性肺炎、下肢靜脈血栓形成、褥瘡等并發癥，增加了患者死亡風險；③ 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患者年齡更高，基礎狀態更差，手術時間更長，術中失血量更多，由此較股骨頸骨折患者預后更差。在本研究中，患者平均年齡為（78.09±8.60）歲，49.92%（330/661）為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45.84%（303/661）合并基礎疾病，由此傳統治療 1 年隨訪時死亡率達 11.29%。
老年髖部骨折盡早手術獲益明顯，早已達成共識[10]。然而，老年患者早期手術困難重重，其中除了患者及家屬的原因以外，傳統的會診模式效率低、術前等待時間長等因素都會延遲手術，貽誤手術時機[11]。MDT 模式以患者為中心，通過整合多個相關學科優勢力量和資源，有助于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已成為現代醫學診療模式的發展趨勢[12]。因此，MDT 模式被各大醫院紛紛引入老年髖部骨折診療中，也顯露出諸多問題：投入收益不匹配、醫務人員工作量增加、培訓與監督體系缺乏、醫院救治能力有限等，均阻礙了 MDT 模式在髖部骨折患者中全面推廣應用[13]。緊密型醫聯體作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暴露出基層醫療機構學科建設薄弱、整體醫療水平偏低、難兼容等問題[14-16]，勢必無法全面照搬成熟的綜合性醫院 MDT 模式。此外，我國醫療資源分布呈“倒三角”，醫聯體院區與優質資源的主院區地理位置上分隔，若仿效現有的 MDT 模式，將增加人力、物力消耗，無法實現緊密型醫聯體的可持續化發展[14-16]。
為解決上述難題，秦悅等[15]結合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專科醫聯體建設經驗，提出引入 MDT 理念到專科醫聯體建設中，以提高基層醫療機構對腫瘤專病的診療效率與醫療技能。本文研究小組所在單位在醫聯體籌備之初，已部署心血管內科、呼吸內科、麻醉科、重癥監護室作為醫聯體成員。由此，本文研究小組所在科室在不增加人力、物力消耗的情況下，可對每一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入院 24 h 內啟動首次 MDT 評估；若無法解決患者病情，再次啟動覆蓋主院區專科的 MDT，減少其他專科醫生頻繁往返兩院區之間的成本。
實施 MDT 模式后，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均短于傳統組，與非醫聯體醫院的研究結果一致[8，17]。對于 MDT 模式是否能影響住院費用，芮云峰等[8]發現 MDT 組總住院費用、股骨頸骨折及轉子間骨折住院費用均顯著高于傳統組；然而 Shigemoto 等[17]報道了日本老年髖部骨折 MDT 模式的長期經驗，結果顯示 MDT 模式能減少約 14%的總住院費用。在本研究中，MDT 組患者總住院費用稍高于傳統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28）。雖然在 MDT 模式下更短的住院時間能明顯減少住院費用，但是 MDT 模式需要更多學科交流協作，增加了人力成本；同時兩組患者時間跨度大，物價水平的上升，可能是兩組患者總體住院費用無顯著差別的原因[8，11]。
針對 MDT 模式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預后的影響，目前還未達成一致。最近，一項系統評價納入 16 篇文章，其中 5 項研究 MDT 模式可明顯降低髖部骨折患者術后死亡率，而 11 項研究并未顯示出該作用，匯總分析顯示 MDT 模式仍能降低術后死亡率[18]。周洋洋等[11]認為 MDT 和傳統模式治療的死亡率無顯著差異可能是由于總體醫療水平和技術的提升，且傳統模式也應用了 MDT 中的部分治療理念和方法。在本研究中，兩組患者住院期間和術后 30 d 死亡率并無明顯差異，但是術后 6 個月、1 年的較長期隨訪中，MDT 組死亡率明顯低于了傳統組。考慮原因可能與短期隨訪中死亡患者樣本量過少有關：術后 30 d 內傳統組死亡 6 例，MDT 組死亡 4 例。
綜上，在緊密型醫聯體模式下，MDT 能縮短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降低術后 6 個月和 1 年死亡率。然而，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研究，且只與既往歷史數據對比分析，證據強度有限；同時未對髖關節功能進行評價比較，此后還需要更多臨床中心及前瞻性研究進一步驗證。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髖部骨折是老年人群最常見的骨折類型之一。隨著我國老齡化加劇，髖部骨折的發病率呈逐年增加趨勢，并推測至 2050 年總髖部骨折人數將超過 130 萬人[1-2]。髖部骨折后，患者 1 年內的死亡率為 20%～25%，存活者中超過 50%的患者會留有不同程度的殘疾[3]，同時老年髖部骨折患者普遍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圍手術期管理困難[4]，加之沉重的醫療費用[2，5]，已成為當前骨科醫師面臨的重要挑戰。為改善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預后，骨科與老年科共管[6]、綠色通道[7]、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8]等模式應運而生，均取得了滿意的臨床療效。近年來，為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醫聯體建設迅速在我國全面推廣，截至目前，尚未見醫聯體模式下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的診療報道。本研究小組所在單位德陽市人民醫院骨科于 2017 年底整體搬遷至德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建立德陽市首個緊密型醫聯體，并于 2018 年 1 月快速啟動老年髖部骨折患者 MDT 模式，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從團隊所構建的老年髖部骨折臨床數據庫[9]，回顧性連續納入 2015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德陽市人民醫院骨科救治的老年髖部骨折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診斷為股骨頸骨折、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② 年齡≥60 歲；③ 跌倒等低能量所致骨折。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① 保守治療；② 陳舊性、病理性或髖部假體周圍骨折；③ 臨床資料不完整。本研究方案獲得德陽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查號：2022-04-040-K01）。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組
由于 2018 年 1 月啟動了老年髖部骨折患者 MDT 模式，因此根據治療模式不同分為傳統模式治療組（傳統組）與 MDT 模式治療組（MDT 組）。其中，2015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為傳統組，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為 MDT 組。
1.2.2 治療模式
① 傳統模式：患者入院后主要由創傷骨科醫生負責診治，若患者一般狀況良好，可待檢查結果完善后直接安排手術治療；若患者合并嚴重基礎疾病，或入院檢查結果異常，則由創傷骨科醫生請相關專科會診，其后遵會診意見調整治療方案，必要時可再次請相關專科會診，直至達到能行骨折手術治療。若患者其他疾病較嚴重，則轉入其他專科治療，待病情好轉后再轉回骨科行手術治療。
② MDT 模式：為保障緊密型醫聯體正常運營，達到同質化醫療質量的目的，我院醫聯體院區除骨科醫護人員，還駐扎心血管內科、呼吸內科、麻醉科、重癥監護室至少 1 名副主任醫師及以上的高年資專科醫生。老年髖部骨折患者收入骨科病房 24 h 內，除積極完成常規術前檢查，同時由創傷骨科醫師與上述專科醫生共同對每一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行首次 MDT 評估。若患者一般狀況良好，則由創傷骨科醫生制定手術方案并安排手術；若患者基本狀況不佳，則由創傷骨科醫生啟動再次 MDT 評估，所涉及的科室安排 1 名高年資專科醫生，統一乘坐救護車，從主院區趕往醫聯體院區，根據患者病史、體格檢查及檢查結果，共同討論并制定診療方案。創傷骨科醫生遵 MDT 討論意見調整治療方案；若患者病情加重，超出骨科救治能力，則迅速轉入醫聯體院區重癥監護室或主院區其他專科治療。
1.3 觀察指標
采集并比較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Charlson 合并癥指數（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骨折類型、手術方式、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總住院時間、總住院費用、失訪情況，以及住院期間、術后 30 d、術后 6 個月、術后 1 年的死亡率。
CCI 共涉及 17 種疾病，根據嚴重程度分別賦值 1 分（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周圍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阿爾茨海默病、慢性肺部疾病、結締組織病、消化性潰瘍、輕度肝病、糖尿病不伴并發癥），2 分（偏癱、中重度腎病、糖尿病伴并發癥、惡性腫瘤、白血病、淋巴瘤），3 分（中重度肝病），6 分（轉移性實體瘤、艾滋病）。本研究根據入院診斷計算 CCI 分值，并分組為無合并癥（0 分）、輕中度合并癥（1～2 分）、重度合并癥（≥3 分）[4]。
指標定義：① 術前等待時間為患者入院至手術開始的間隔時間，術后住院時間為手術結束至出院的間隔時間，總住院時間為患者入院至出院的間隔時間，均以天（d）表示；② 總住院費用為患者住院期間產生的所有費用，以萬元表示；③ 院內死亡為患者住院期間發生死亡，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死亡為電話隨訪患者上述時間點發生死亡，死亡率=住院或隨訪期間死亡總例數/組內患者總例數×100%；④ 于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電話隨訪。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JMP Pro 13.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行 Shapiro-Wilk 正態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偏態分布的以四分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Pearson χ2 檢驗或 Yates’ 校正 χ2 檢驗。等級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Wilcoxon 秩和檢驗。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共納入 661 例患者，其中男 207 例，女 454 例；年齡 60～103 歲，平均（78.09±8.60）歲；CCI 評價患者基礎疾病情況，無合并癥 358 例，輕中度合并癥 255 例，重度合并癥 48 例；骨折類型：股骨頸骨折 331 例，股骨轉子間骨折 321 例，股骨轉子下骨折 9 例；手術方式：半髖關節置換術 179 例，全髖關節置換術 110 例，空心釘內固定術 55 例，股骨髓內釘固定術 317 例。
根據治療模式不同，分組為傳統組 275 例，MDT 組 386 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CCI、骨折類型及手術方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2.2 住院時間與費用比較
MDT 組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均短于傳統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MDT 組患者總住院費用高于傳統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28）。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住院時間與費用比較［M（QL，QU）］
2.3 死亡率比較
出院后，傳統組和 MDT 組患者電話隨訪分別失訪 27 例（9.82%）和 25 例（6.4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6）；其余患者在術后 30 d、6 個月及 1 年時完成隨訪。MDT 組術后 6 個月、1 年死亡率低于傳統組（P<0.05）；而兩組患者院內死亡率和術后 30 d 死亡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死亡和失訪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髖部骨折患者死亡率較高，普遍認為與多種因素密切相關[3-4]：① 好發于老年人群，本身生理儲備下降，同時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在創傷、手術等應激打擊下，容易死亡；② 髖部骨折后，患者長期臥床易引起墜積性肺炎、下肢靜脈血栓形成、褥瘡等并發癥，增加了患者死亡風險；③ 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患者年齡更高，基礎狀態更差，手術時間更長，術中失血量更多，由此較股骨頸骨折患者預后更差。在本研究中，患者平均年齡為（78.09±8.60）歲，49.92%（330/661）為股骨轉子間骨折或股骨轉子下骨折，45.84%（303/661）合并基礎疾病，由此傳統治療 1 年隨訪時死亡率達 11.29%。
老年髖部骨折盡早手術獲益明顯，早已達成共識[10]。然而，老年患者早期手術困難重重，其中除了患者及家屬的原因以外，傳統的會診模式效率低、術前等待時間長等因素都會延遲手術，貽誤手術時機[11]。MDT 模式以患者為中心，通過整合多個相關學科優勢力量和資源，有助于提高醫療服務質量，已成為現代醫學診療模式的發展趨勢[12]。因此，MDT 模式被各大醫院紛紛引入老年髖部骨折診療中，也顯露出諸多問題：投入收益不匹配、醫務人員工作量增加、培訓與監督體系缺乏、醫院救治能力有限等，均阻礙了 MDT 模式在髖部骨折患者中全面推廣應用[13]。緊密型醫聯體作為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暴露出基層醫療機構學科建設薄弱、整體醫療水平偏低、難兼容等問題[14-16]，勢必無法全面照搬成熟的綜合性醫院 MDT 模式。此外，我國醫療資源分布呈“倒三角”，醫聯體院區與優質資源的主院區地理位置上分隔，若仿效現有的 MDT 模式，將增加人力、物力消耗，無法實現緊密型醫聯體的可持續化發展[14-16]。
為解決上述難題，秦悅等[15]結合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專科醫聯體建設經驗，提出引入 MDT 理念到專科醫聯體建設中，以提高基層醫療機構對腫瘤專病的診療效率與醫療技能。本文研究小組所在單位在醫聯體籌備之初，已部署心血管內科、呼吸內科、麻醉科、重癥監護室作為醫聯體成員。由此，本文研究小組所在科室在不增加人力、物力消耗的情況下，可對每一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入院 24 h 內啟動首次 MDT 評估；若無法解決患者病情，再次啟動覆蓋主院區專科的 MDT，減少其他專科醫生頻繁往返兩院區之間的成本。
實施 MDT 模式后，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均短于傳統組，與非醫聯體醫院的研究結果一致[8，17]。對于 MDT 模式是否能影響住院費用，芮云峰等[8]發現 MDT 組總住院費用、股骨頸骨折及轉子間骨折住院費用均顯著高于傳統組；然而 Shigemoto 等[17]報道了日本老年髖部骨折 MDT 模式的長期經驗，結果顯示 MDT 模式能減少約 14%的總住院費用。在本研究中，MDT 組患者總住院費用稍高于傳統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28）。雖然在 MDT 模式下更短的住院時間能明顯減少住院費用，但是 MDT 模式需要更多學科交流協作，增加了人力成本；同時兩組患者時間跨度大，物價水平的上升，可能是兩組患者總體住院費用無顯著差別的原因[8，11]。
針對 MDT 模式對老年髖部骨折患者預后的影響，目前還未達成一致。最近，一項系統評價納入 16 篇文章，其中 5 項研究 MDT 模式可明顯降低髖部骨折患者術后死亡率，而 11 項研究并未顯示出該作用，匯總分析顯示 MDT 模式仍能降低術后死亡率[18]。周洋洋等[11]認為 MDT 和傳統模式治療的死亡率無顯著差異可能是由于總體醫療水平和技術的提升，且傳統模式也應用了 MDT 中的部分治療理念和方法。在本研究中，兩組患者住院期間和術后 30 d 死亡率并無明顯差異，但是術后 6 個月、1 年的較長期隨訪中，MDT 組死亡率明顯低于了傳統組。考慮原因可能與短期隨訪中死亡患者樣本量過少有關：術后 30 d 內傳統組死亡 6 例，MDT 組死亡 4 例。
綜上，在緊密型醫聯體模式下，MDT 能縮短老年髖部骨折患者術前等待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降低術后 6 個月和 1 年死亡率。然而，本研究為回顧性單中心研究，且只與既往歷史數據對比分析，證據強度有限；同時未對髖關節功能進行評價比較，此后還需要更多臨床中心及前瞻性研究進一步驗證。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